2017年年算命称骨重量:棺板上画的是什么人？

程起骏　罗世平　林梅村

       2002年8月，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郭里木乡的巴音河畔，考古工作者对两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棺木三具，棺木四面均有精美的彩绘。画面惊世骇俗，内容丰富多彩。但是，棺板上究竟画的是什么人？为此，我们邀请了三位文物、美术史、考古研究领域里的著名学者就棺板上所绘内容发表各自的看法。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回答竟迥然不同。

　　 青海省政协的文物学者程起骏先生对吐谷浑文物的研究有三十多年了，他从棺板画里的人物服饰及狩猎、行商、野合、祭祀等推断：棺板上画的是吐谷浑人的生活场景。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美术史研究的罗世平先生与他的观点截然不同。他从棺板上的人物赭面、拜见礼、驰猎射牛、宴饮等来进行文献对读后认为：棺板画描绘的应是吐蕃人的社会生活。既不赞同吐谷浑说，也不认为是吐蕃说的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的教授林梅村先生，他曾于1999年率领北京大学考古队到青海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对青海考古有深入研究。他通过对棺板画中的神树及男女交合图的解读，得出这是苏毗人的风俗，而棺板画所属的墓主人是吐蕃大论禄东赞之子噶尔钦陵的结论。

　　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

　　撰文/程起骏

　　青海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出土的棺板彩画是草原王国吐谷浑的遗物。棺木的侧板(见棺板彩画临摹图)绘有大场面多人物的狩猎、行商、宴乐、迎宾、祭祀、野合等。六组画面各自独立，又相互紧密相连，内容涵盖了吐谷浑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上：这是郭里木古墓出土的三具棺木中，另一块未经临摹的棺板，棺板上已经有些模糊不清，难以辨认。程起骏先生认为棺板上描绘的当是一位吐谷浑王者死后的哀荣，从左向右展开，共有奔丧、对射、击鼓、演武、吊唁、哭祭六组图。

下：在棺板右侧中心有一副巨大的灵柩，棺盖上饰连珠宝带，棺前档板上绘有熊熊燃烧的火焰。棺后坐一中年妇女，泪如涌泉，她的身旁跪着一排贵妇，神态悲伤，像是都在哭泣逝世的王者。

　　由于受汉文化影响，吐谷浑很早即行棺葬。第二代国王吐延遇刺身亡，交待后事时说：“吾气绝，棺敛讫，速保白兰。”在郭里木棺木侧板中的狩猎图与敦煌莫高窟249窟的西藐狩猎图的布局、场面、风格极为相似，受魏晋南北朝画风的影响甚深。画面上是几位身跨“青海骢”的吐谷浑人骑射猎物的场面。吐谷浑人原本就是一个善于骑射的民族，立国之后所属疆域内野生动物资源极为丰富，成为吐谷浑生活和支持战争的重要资源。骑射狩猎也就成了吐谷浑人的必修课。

　　图中还画有一队骆驼，驼鞍上摞放着高高的货物，从外形看极可能是丝绸锦缎。此组画以象征的手法，反映了吐谷浑人商队的庞大，行旅的艰难，财富的丰盈。《宋书》上写道：吐谷浑人“事惟商道”、“徒以商译往来”。商贸收入成为吐谷浑三大经济支柱之一。吐谷浑人开拓的丝绸之路之“青海道”，成为那个时期最繁荣的国际贸易通道之一，为吐谷浑人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幅行商图十分形象而集中地反映了吐谷浑人跋涉万里，开拓丝绸青海道以及富裕多彩的上层社会生活。

　　在画面右上方有一对青年男女的野合图，紧挨二人跪坐着一位面含神秘微笑、身着长袍锦裤、裤已褪至胯下的老人是一位萨满巫师。吐谷浑人一直崇信萨满教，无论狩猎、治病、征伐、婚嫁、生殖，萨满法师都要预做法事，以专用的法器作法祈祷，诸事才能胜意。画面上的萨满巫师手执自己的男根颂咒作法，以祈求此对夫妻早生贵子，儿女成群。这也是此画为吐谷浑所有的有力证明。因为吐蕃攻取吐谷浑之后，佛教已成为吐蕃的“国教”，其教义、戒律已渗透到吐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郭里木棺板画中所反映的种种生活场景，不见佛教文化的任何痕迹，将两性关系堂而皇之地描写，这恐怕离吐蕃的文化和人文环境相去甚远。吐谷浑人的生殖崇拜习俗，至今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隆务地区的土族村中尚有遗踪可寻。在每年举行的庙会傩戏中，就有一位腰悬木雕男根的特殊角色，以夸张的表演动作形象地表达了古老的生殖崇拜。

　　画面右下方表现的是吐谷浑人祭天、祭祖的盛大礼仪。其中一女端着盘子，上置三只酒杯。另一女正在斟酒。吐谷浑人用三只酒杯敬祭天地，和今日土族的酒俗有某种相似之处。吐谷浑人杀牛祭天祭地祭祖的习俗在都兰祭祀台及一号大墓中均有遗迹可寻。祭祀坑中有牛头牛蹄，一号大墓的左墓室有整齐码放的整块牛前胛、牛肋，高达1.4米。祭祀坑中还有87匹殉葬的骏马。这幅画使我们了解了吐谷浑人祭天地祖宗仪式的更多情况。如所用牺牲，由身份高贵的人射杀而非宰杀等。而且这组画面与都兰古墓宏大的殉生祭祀场面可互为佐证。

　　另外，史书上多处对吐谷浑人服饰的记载有：“丈夫衣服略同华夏，以罗幂（披中或头巾）为冠，亦以绪为帽”、“吐谷浑男子通服长裙、帽或幂”，“着小袖袍，小口挎，头戴长裙帽” 。妇女为“衣织成裙，披锦大袍，辫发于后，首戴金花，缀以珠贝……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住的是“乙百子帐” 。这些与棺板画中人物服饰和住所非常吻合，而且更为丰富，男人的帽或幂有六种，女的有三种，腰带有四种……

　　我们认为郭里木棺板画描绘的是吐谷浑一位王者绚丽多彩的生活画卷，也是那个民族那个时代的社会图景。

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

撰文/罗世平

上：棺板的左上方，群山连绵不断，山上松柏青青。一队骑士在荒野中策马飞奔。他们的服饰各不相同，排在第二位穿白袍的是一位来自中原汉地的客人，他们是赶着去奔丧。

下左：棺板的中上方，有两位骑者，弯弓向下，射向同一目标。可能是在射牲畜或野生动物，为祭祀所用。另一可能是在射人，那就是在行鬼箭刑罚。

下右：棺板的左面中间，站立着三位气度不凡的人。左面是一位年轻的妇女，身着白色长袍，浓发披肩，饰以宝珠。右边站两位男士，头上都戴着饰有翎的白色帽子，身穿色彩鲜亮的红色长袍。三人神态庄重，像是正在接待来自中原、西域的吊唁使者。

　　青海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出土的三具彩绘木棺是重要的考古收获。棺木侧板(见棺板彩画临摹图)绘有驰猎射牛、拜谒宴饮等。画面构图饱满，画法以墨线勾勒颜色平涂为基本手段，情节具有叙事性，是中国绘画史上独具民族特色的新样式。

　　侧板画面的内容生动反映了古代吐蕃人社会生活习俗。按新、旧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吐蕃人宴请贵客，要用牦牛。按吐蕃的礼节，先要驱赶捕捉牦牛，然后让客人亲手射杀。赶杀牦牛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棺板画表现得很生动。在画面的左上部画武士张弓骑马追射两头牦牛，其中一头中箭流血负痛狂奔。棺板画的右面另画了一段射牦牛的情节，一头牦牛被拴卧在树桩前，旁边是张弓射牛的男子，周围画有捧杯敬酒的男女数人。这个杀牦牛的情节包括了从驱赶牦牛到射杀牦牛的全过程，在情节安排上由左往右通贯一气，画面的气氛也由动归于静。

　　古代吐蕃人的拜见礼也很特别，《吐蕃传》说：“（吐蕃）拜必两手据地，作狗吠之声，以身再揖而起”。两手据地是怎样的拜谒姿势，文献中并没有描述，这个拜见的细节在棺板画上形象地画了出来。画面安排在棺板左起毡帐宴饮图的上方，一位蓝衣人物席地而坐，他的前面画一拜谒者。拜者伏地的姿势，即是双手撑地，嘴是半张的。这个情节完全与《吐蕃传》中所述相吻合。

　　棺板画的中心是多人物的宴饮场面。宴饮宾客的酒席设在毡帐外的空地上，人物或站或立，宴会正酣。帐内夫妇对坐举杯。这样的生活环境和宴饮场面也如《吐蕃传》的描述：吐蕃“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接手饮酒，以毡为盘……实以羹酪，并而食之” 。画中宴饮者盘盏酒肉等细节已不容易看清了，不过吐蕃人的生活方式于此可见一斑。

　　明显可指为吐蕃民族习俗的是赭面。“赭面”就是用赭红的颜色涂在脸上，有的涂成满面，有的画成对称的条纹，应是由吐蕃民族自远古传下来的习俗，带有原始禁忌的遗痕。郭里木棺板画上的人物，不论男女，面部都用赭色涂画，男子涂画较满，女子多是对称画出的条纹，带有某种化妆的特点。很显然，这些用赭红色涂画的人物面部就是“赭面”，它是古代吐蕃民族长期形成的特有风俗。

　　《吐蕃传》记载吐蕃赭面的习俗曾因文成公主进藏之初，“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其国中权且罢之”。这个习俗并没有自此消除，大概在文成公主安居其地后，赭面的禁令就被解除。到松赞干布的孙子赤松德赞主政时，吐蕃旧有的本教习俗禁咒，包括赭面在内，仍是朝廷推行佛教的障碍。如赤松德赞发布的兴佛盟书（第二盟书）中批评的那样：“夫吐蕃之旧有宗教实为不善，敬奉神灵之方法与仪轨不符，故众人沉溺于不善，有人身涂红颜，有人存心有碍国政，有人癖好使人畜生病，有人醉心于招致灾荒饥馑。”（《贤者喜宴》）可见吐蕃人赭面习俗之顽强。这种赭面的习俗，在后来藏族的历史上还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

　　 郭里木棺板画上的赭面人物活动场景，除了上述可与文献对读的内容外，还有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情节，如驼运送别等等。民间的画师用写实的笔法，生动地绘出了古代吐蕃民族的一幅幅社会生活画卷。

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

　　撰文/林梅村

　　2001年下半年，郭里木古墓墓地就被盗墓贼发现。2002年8月，青海考古工作者对其中两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结果发现了彩绘棺板画。发掘者认为两墓为公元700－750年之间的吐蕃赞普墓。我们认为两墓既不是“吐蕃赞普墓”，亦非某些学者认为的“吐谷浑王墓”，它极可能是苏毗贵族墓。

　　发掘者注意到棺板画上一个细节，“吐蕃墓棺板画中有两处出现树纹，这在中国传统狩猎图中是没有的，因此，很容易令人想起西亚、中亚艺术中的'生命树’”。其实，这两处表现“生命树”的画面应该是苏毗人崇祀神树的场景。据《隋书·女国传》记载，苏毗人“俗事阿修罗，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郭里木棺板画所绘神树上有绳索，也许是苏毗人举行人牲祭祀时使用的绳索。

　　另外，苏毗人保留了许多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重女轻男。《新唐书·东女国传》说：“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故称“女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苏毗国实行一妻多夫制。《唐会要》记载：“其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尤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郭里木出土的棺板（见棺板彩画临摹图）上有一幅男女合欢图，对苏毗人“一妻多夫”的习俗作了生动描述，并非时下所言藏传佛教密宗的修行或吐谷浑巫师作法。《旧唐书·东女国传》记载：苏毗女王夏季“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为小鬟髻，饰之以金……”。棺板画中正在合欢的女子身穿青色长袍，正是史书描述的苏毗女王的形象。《旧唐书·东女国传》称，苏毗人“俗重妇人而轻丈夫”。《唐会要》、《通典》进一步描述说：苏毗“妇人为吏职，男子为军士。女子贵，则有多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有数夫焉。生子该从母姓”。《隋书·女国传》又载：苏毗“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据英国藏学家托玛斯（F.W. Thomas）考证，汉语“金聚”一词，来自藏语khyim-tsun，意为“家人”。我们以为，金聚当即《唐会要》所谓苏毗女王的“侍男”。郭里木棺板画上与青衣女子合欢的男子以及正准备与青衣女子合欢的男子，表现的正是苏毗女王的“侍男”或“金聚”。

　　既然出土棺板画的郭里木古墓是苏毗贵族墓，那么墓主人又是什么人呢？我们认为极可能是吐蕃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禄东赞家族中的某位权贵。

　　吐蕃权臣禄东赞就是苏毗人，藏名“噶尔东赞”。苏毗人起源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原始故乡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的襄曲河流域。公元7世纪，雅鲁藏布江中游雅隆河谷的吐蕃人迅速崛起，兼并了苏毗。而后，吐蕃军队主要由苏毗人组成。随着吐蕃帝国的扩张，苏毗人也随之不断向东迁徙。据两唐书《东女国传》记载，一部分苏毗人从西藏昌都迁入四川西北，建立了“东女国”。另一部分苏毗人则在青海东部定居，与吐谷浑为邻。这些东迁青海的苏毗人主要由禄东赞所出噶尔家族统领，而新发现的棺板画正是在噶尔家族所统苏毗人活动区域内。据《隋书·女国传》记载，苏毗“贵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内（纳）于铁器埋之”。郭里木古墓中有一座属于迁葬墓。此墓先将人骨架装在小棺内，再将小棺置于大棺内。大棺用柏木封顶，柏木上放置殉牲羊骨架。墓内有木鞍、木鸟、箭囊等随葬品。由于受到盗墓贼的破坏，无法了解这座迁葬墓的具体细节，但是二次迁葬则与苏毗人的丧葬习俗完全吻合。

　　吐蕃大论禄东赞死后，其子钦陵、赞婆、悉多于、勃论兄弟四人，继续执掌吐蕃军政大权。然而，就在棺板画墓主人下葬前夕，吐蕃统治阶层爆发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权力之争，不可一世的噶尔家族以失败告终，惨遭灭族之灾。据《新唐书·吐蕃上》记载，禄东赞死后，其子噶尔钦陵因反叛吐蕃赞普而在吐蕃东境（今青海）自杀身亡。史书还提到吐蕃本土的噶尔家族被杀者达两千余人，钦陵自然无法归葬故土，只能在青海就地掩埋。

　　郭里木吐蕃大墓的规格相当高，两墓之中必有一座是噶尔钦陵之墓。钦陵自杀时，左右殉死者百余人，因此，郭里木古墓中的合葬墓更可能是噶尔钦陵之墓，与他合葬的女性也许是为他殉死的一位苏毗王妃。

　　棺木的前后档板上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金乌玉免、花鸟。四神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一个品类，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出现。《礼记》载：“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孔颖达疏：“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属二十八宿的星名，按五行说，这四宿星各有属性，各有所司。如朱雀（左为临摹图）为南方之神，属火，色属赤，故朱雀被尊为万鸟之王，是祥瑞的象征，最初为东方部族所崇拜的图腾。羽色斑斓，生性高洁，食必择食，栖必择枝，朱雀见而天下太平。

　　金乌玉兔（右为临摹图），其历史更为久远，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形成之初。中国远古的神话中就有“日中有乌，月中有兔”的传说，合称日月为乌兔。郭里木棺板画将中原汉地的民俗文化与本民族的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所绘制的乌兔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