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触目惊心造句:历史百家争鸣 2011-10-22

历史百家争鸣

杨度对话日本教育家：中国人普遍缺少“公德”心  阅读原文
一百多年前，旅日中国留学生与日本著名教育家之间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教育的坦诚对话。对话的全部内容，后以《支那教育问题》为题，被收录在当时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 事情的起因是：1902年10月，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的湖南师范速成班留学生，半年学习期满，准备启程归国。为此，弘文学院校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结合不久前他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对毕业学生发表演讲，以“将为支那谋兴教育”为目的，“定教育之旨”。 嘉纳治五郎的名字，在今天的日本可谓家喻户晓，这主要是因为他是柔道运动的创立者——1882年，他设立讲道馆，将日本传统“柔术”与中国武术技法相结合，融合各派精粹，正式创立了现代柔道运动。其实，嘉纳还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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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对话日本教育家：中国人普遍缺少“公德”心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2 09:51:00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一百多年前，旅日中国留学生与日本著名教育家之间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教育的坦诚对话。对话的全部内容，后以《支那教育问题》为题，被收录在当时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

事情的起因是：1902年10月，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的湖南师范速成班留学生，半年学习期满，准备启程归国。为此，弘文学院校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结合不久前他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对毕业学生发表演讲，以“将为支那谋兴教育”为目的，“定教育之旨”。

嘉纳治五郎的名字，在今天的日本可谓家喻户晓，这主要是因为他是柔道运动的创立者——1882年，他设立讲道馆，将日本传统“柔术”与中国武术技法相结合，融合各派精粹，正式创立了现代柔道运动。其实，嘉纳还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大教育家，他曾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26年，东京高师在日本是培养全国中学教师的最高学府，他的教育思想对日本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当清政府决定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的时候，嘉纳就被确定为这一重大使命的具体承担者，专门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弘文学院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他亲手创办的。《支那教育问题》开篇即谈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日本始以代兴教育自任。其明年，文部、外部合力创设弘文学院于东京，专教支那游学人士，以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主之。”

10月21日的演讲是以嘉纳“夫子自道”的方式开始的，地点就在位于东京风景秀美的江户川之畔的弘文学院。嘉纳先生首先阐明“教育之种类不一……以贵国今日之情势论之，其最宜急者，莫如普通、实业二种”，他尤其强调“德育”之重要，认为“国民有此德育之根基，则虽无专门之学，亦必不至为公众之累、国家之害。不然，则虽学问专精，亦只知为一身谋私利，而不知为一国谋公益。”关于德育的具体实施，他认为在中国“仍宜用孔子之道”，但是必须“由浅入深，由粗入精”，以适应儿童特点，“不可徒为迂远之论”，“不可令童儿背诵，以伤脑力”。他认为解决中国当时国势衰颓的根本办法，在于普及基础教育，在此过程中，“以小学校教员为最要最急。”“因国民教育之根基，皆由其所创造……不可不精其选也。”对于当时中国“各省皆奉诏立之”的高等学府，嘉纳则不以为然，认为虽然中国将来“终不可不立大学校”，但在当时看来，“既无教员，又无学生，徒慕他国，立此虚名，诚可不必也”，宁待时机成熟再作考虑，而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则应置于优先发展地位。

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嘉纳谈到他个人对中国时局深感忧虑之处，他反对以激进的方式推翻政府，认为“贵国今日之事局，必非一二省之乱可以颠覆政府者，亦徒以生内乱召外兵之蹂躏已耳。”婉言奉劝中国年轻一代应用诚心办事，“徐图大展其才”。

讲毕，在场湖南籍留学生杨度起立质疑：“敝国之官吏……本无心为国家办实事，为国民谋公益也。如此者既无办事之心，欲以诚心感之，而无心可感，则处此将如之何？”对此，嘉纳表示“贵国情形亦实如此”，这个问题，留待下次演讲作进一步阐述。

两天之后，嘉纳如约为留学生做第二次演讲，他首先讲到实业教育，认为中国发展经济不少原料、资本，惟有人才匮乏，“若能兴教育以植其基，将来奋发振兴，不患不为地球上一大工业国也”。他说：贵国之实业不兴，由于团力之不结，其根源在于爱国心之浅薄，此教育者所最宜注意者也。教育其爱国之道，先不可使其有一种骄傲心，亦不可使其有一种卑屈心。发扬与压抑，皆不可有所过。所谓己国皆是，他国皆非，则生其骄傲心；如谓他国皆长，己国皆短，则生其卑屈心，皆于爱国心大有妨碍者也……惟各举其有无长短，以相比较，徐言其当改革者，则人人皆有自保以求胜人之意，爱国之心，油然日生，和蔼亲洽，不抗不屈，而团力自然能结，国事自然能举矣。

这实际是间接回复杨度前次的质疑，嘉纳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内部一盘散沙，其根源在于爱国心浅薄。对于自己国家，既不应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自大，而应在发扬本民族历史文化优势基础上，团结奋发，相互砥砺，未来才能进步发展，这正是教育者最应关注的问题。对此，杨度再次质疑，认为中国的问题并不如道理上所谈那么简单，权力掌握在道德败坏的人手里，如不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就没有前途。

嘉纳表示另约时间对话。10月30日、11月5日晚，嘉纳先后两次约杨度等中国留学生到自己家中，就前面提到的问题展开讨论。

这两次对话，是以双方相互答问的方式进行的，内容涉及当时中国内政、外交等方面及世界各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嘉纳谈话的主旨仍在于要通过教育提升国民素质，而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养成国民精神。他结合自己在中国考察观感，认为中国民众普遍缺少的是“公德”心，“凡教育之要旨，在养成国民之公德，故虽不可服从于强力，而不可不服从于公理。能服从公理而不服从强力者，其教育必为无弊”。“设使人人谋利己而不谋利群，必见公众之不保，而个人何有焉？故论事实，则必以公众相保因而人人获利为目的；论教育，则必以一人舍身而使一群获利为目的。此之谓公德。”他认为，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官员腐败，抑或商贾欺诈，都源于“无公德之教育，故有此不成人格之种类”。解决的办法，惟有通过精神教育“移其根性”。

杨度认同嘉纳所言，但他强调这种国民劣性，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奴隶性”使然。他说：“损人利己。为吾国今日社会之积习。先生所论公德之教育，实为对症进药。然此等根性从何而来？实亦其奴隶根性之幻象使然也。”由此，对话双方达成一致，认为公德教育应作为中国教育的“最大主义”，惟此，方可以振奋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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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皇恩的权贵们真的爱朝廷吗  阅读原文
《诗经》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述出了中国王者的霸气和臣者的神气。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江山易主犹如旋转的走马灯，统治者、管理者的角色总在不断变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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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皇恩的权贵们真的爱朝廷吗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2 09:49:52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诗经》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述出了中国王者的霸气和臣者的神气。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江山易主犹如旋转的走马灯，统治者、管理者的角色总在不断变更。而改朝换代、江山易主玩的一个大游戏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于是乎每“收拾一次旧山河”就有一批新权贵昂然涌现，一批旧权贵黯然退出。新权贵鱼跃龙门呼风唤雨，旧权贵虎落平阳一蹶不振。由此说来，权贵们的命运确实与朝廷紧密相连生死攸关。自然，要保住既得的利益权贵们最希望的就是本朝千秋万代，从而能长久甚至是永远沐浴着皇恩浩荡。从这意义上来说，权贵们应该是最拥护最支持最爱戴朝廷的。一旦朝廷有难，这些深受王朝恩泽的既得利益者，理应挺身而出在所不辞惜死心塌地肝脑涂地报效朝廷支持朝廷！可真会这样吧？我们还是让史实说话。

崇祯十七年三月（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部百万进逼北京，这时的京城，兵少粮缺，守备虚弱，己到火烧眉毛之窘状。无计可施的崇祯准备放弃宁远，紧急调吴三桂部队驰援北京。可打仗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行当，要吴三桂进京，大约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费。而此时的朝廷财力己是山穷水尽，国库存储仅有区区四十万余两。因此，能否及时地筹措银款就成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是想要从老百姓身上征刮已没有充足时间也无充足地盘了。崇祯万般无奈，只得求助于文武百官捐赠。他希望自己的亲戚在危难之际起表率带头作用，于是密令皇后的老爸周奎率先纳银十二万两。可负责募捐的太监徐高到周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哭诉半天劝捐时，身为崇祯的岳父，当时最大的富豪之一的国丈爷竟然不为所动。以至徐愤然说道：“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即便广蓄多产，后来何益？”崇祯知道后，退而求他捐十万两。周奎仍哭穷，道即使勒紧裤带也只能捐一万两。崇祯认为一万两委实不够意思，至少捐两万两吧，便放出话来，说要查处岳父有无“贪鄙事宜、不法情事”。周奎急了，进宫向女儿求援，周皇后背着崇祯给了他五千两，可即便这出自于崇祯内帑的五千两，周奎也只拿出了两千两，笑纳了三千两。就是说周国丈名义上捐了一万二千两，实际上只拿出了七千两。宫里的太监以王之心最富，但也仅献万金。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首辅多年的魏藻德，知道一点钱不出说不过去，于是含泪捐了五百两银子。另外，还有少许官宦捐了些。但大多重臣官宦，尽管他们多数富得流油，却纷纷装穷喊贫，甚至在自家的大门上贴出“此房急售”的字条，表示他们家里已穷到要卖房度日了，有些人拿出一些不值几个钱的器皿什物摆在市上兜售，表示己至倾家荡产地步。崇祯无奈，干脆来了个摊派，比如浙江出六干，山东出四千等等，个人的最高限额是三万，但满朝竟然无人达标。人家有钱不出，崇祯只好又改个法子，号召出力，令众人供输粮草官军，或赡养将士们的妻子儿女，使守城军队无后顾之忧，但反应更为冷漠，只好作罢了。

与此相对照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他把一生积蓄四百两白银全部捐献给朝廷。当这位可怜的老人捐款出来走在街上时，耳闻李自成攻城的隆隆炮声，禁不住号啕大哭——他很清楚，崇祯王朝已无力回天了。崇祯潸然，特封老人为锦衣千户。然而这个忠心耿耿的老人只当了一天的锦衣千户。因为次日，历史的巨椽给大明朝划上了休止符。此外还有甚多小民百姓痛哭捐金，多者三、四百金，少则悉数铜板。

三月十九日晨，太监王相尧在宣武门，兵部尚书张缙彦在正阳门，戚国公朱纯臣在朝阳门迎降，北京城陷，崇祯披头散发自缢于媒山，身边只有一个贴身太监陪殉。

李自成攻进北京后，对达官显贵、富豪财主们的财物进行了极其残酷地抢掠搜刮，他们纷纷被打、被关、被绑、被杀、被抄。在周奎府中抄出现银五十二万，奇珍异宝，绫罗绸缎价值数十万。在王之心家里，追出十五万白银及许多上品金银器物。魏藻德几十年来搜刮的财产全成了刘宗敏的战利品，他本人也被夹棍夹破脑袋，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当然，美女也不放过，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被霸占，遂使吴三桂“冲冠一怒”，引清入关，从而改变了历史进程。

读到这些我很感叹乃有些愤怒：这些权贵们怎么了？当与他们生死攸关荣损相依的朝廷岌岌可危最需要支持帮助时；当最能表现他们对朝廷的忠心和爱心的情景来临时，权贵们却退却了，集体演出了一出使人啼笑皆非的拙劣的闹剧。他们把那些本是朝廷赋予他们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黄的白的花的什物看得比朝廷的生死存亡要重要得多！“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和爱心竟远不如那六十多岁的老汉及甚多小民百姓来得赤诚酣畅，孰优孰劣历史己给出了答案。

那个曾经给予他们无限荣华富贵的王朝在他们的冷漠目光中訇然坍塌了，而权贵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所有财富包括漂亮的女人乃至自己的性命却都被“新权贵”掠夺得一干二净。他们的自私狭隘、冷漠矫情、爱心缺失终于得到报应——不仅葬送了崇祯王朝，也彻底玩完了自己！或许到这个时候他们才“觉悟”过来，可惜一切晚了，既有现在何必当初呢！

当然，追究起责任来，崇祯也是不可推御和饶恕的，自己就是个守财奴，不肯拿出全部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真是糊涂到家，咎由自取。但这不能作为权贵们为自己所作所为开脱的依据，你们毕竟是依附在崇祯王朝这个大鸟巢里讨活并充分享受着朝廷赐予福祉的达官显贵，岂能不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当然，这也真实地折射出了权贵们的心思，倘若你是真心实意地热爱这个朝廷，还会心痛几个钱吗？你看那些包养情妇二奶三奶的官员富豪们，对喜欢的女人是何等的有求必应何等的阔绰大方！所以对有些常拍着胸脯，把“忠君爱国，大公无私”等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权贵们，我是有些怀疑了，可信成色有几份？

我想起有人说过的的一句话：国难临头时，挺身而出的往往不是肉食者，而是那些原本与国家和政治离得极其遥远的引车卖浆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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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帝国英雄还是历史罪人  阅读原文
电视剧《大秦帝国》，扬扬洒洒近五十集的巨型篇幅，把商鞅塑造成一位因主持改革而使帝国日益强大的英雄，一位主张以法治国的先驱，一位最后以身殉国的伟人。我们非常“佩服”编剧者的用心良苦与大胆构思，把商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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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帝国英雄还是历史罪人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2 09:48:26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电视剧《大秦帝国》，扬扬洒洒近五十集的巨型篇幅，把商鞅塑造成一位因主持改革而使帝国日益强大的英雄，一位主张以法治国的先驱，一位最后以身殉国的伟人。我们非常“佩服”编剧者的用心良苦与大胆构思，把商鞅打造成一位“高、大、全”的英雄。问题是剧本在对历史记载的处理方面太过片面，如果说对于渭水之滨一天杀七百多人的案子与太子诸案的具体案情由于历史没有详细记载而给予作者一定的编造空间，那么对变法中许多祸害人民、阻碍社会进步的有具体历史记载的各项措施，剧中却大都回避，如对连坐法的专制、抑工商的反动、燔诗书与禁游学的愚昧……这一系列危害社会进步的改革措施在剧中基本看不到有多少用笔，为什么作者要如此阉割历史？以达到宣扬自己历史观的目的，这与革命样版戏的创作手法有多少差异？尤其要指出的是：商鞅那一套法家专制统治手段，能称作“以法治国”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商鞅变法的内容，约可分成五个方面：1、什伍连坐，轻罪重刑。什伍为军队基层编制，商鞅将它应用于民间村邑，即将民众置于严密的军队式组织控制之下，并开乡村邻里间告奸连坐之先河，用轻罪重刑等严酷手段，有效地加强了对全体民众的专制统治。2、奖励耕织，摧抑工商。主要是“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一举措不遗余力地摧残工商业，严重僵化了社会经济的运转机制，重农抑商遂成为此后统治者长期奉行的国策。3、奖励军功，严禁私斗。主旨在以极大的诱惑力驱使民众去为国家作战卖命，并按军功调整贵族爵秩，大大增强秦国的军事实力。同时增收军赋，保障军需。而统一度量衡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国家田租、军赋的征收，以及军功赏赐、官员俸禄的发放。由于变法基本禁止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摧抑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所谓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的客观作用实在微乎其微。4、推行县制，迁都咸阳。初步完成中央集权统治模式。并明确加强国家土地所有制，使它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统治下最可靠的经济基础。革除落后的戎狄风俗，也是要造就有利于专制集权统治的小农家庭基础。5、焚烧诗书，禁止游学。极端地将农、战需要作为衡量一切文化生活取舍的标准，用“燔诗书”诸野蛮手段竭力摧毁当时优秀的文化成果，把君主专制统治和加强军事力量建筑在牢靠的愚民政策之上。

综观上述变法的目的与各项措施，我们找不到任何要改革旧的生产方式的内容。也没有改变奴隶地位的任何动作，反而增加了一些奴隶制度。变法基本围绕秦孝公图强诏令的两个目的，在某些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创造性发挥，使秦国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模式基本定型，并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立体运转完全纳入了军事轨道，可以说商鞅变法是由极端君主派法家领导下进行的一场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又带有相当军国主义色彩的改革运动。至于说它加强了秦国的专制集权统治与军事实力，乃至为后来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这点无须否认。然而我们认为，评价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其关键问题不在于此。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随着旧的宗法社会结构的逐步解体，个体家庭成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生产力在提高中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繁荣，其中工商业市场经济尤其突出；政局在动荡中打破了僵化的等级秩序，阶级升降变动空前活泼；这样，荒野的大量开发，城市商业都会成份的增加，士人的参政议政，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各地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社会开始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那么，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氛围中，商鞅变法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经历了千余年的宗法君主制社会之后，人们在社会转型的动荡中，开始上下求索，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治政之路。其中虽然旧的文化传统仍有明显的烙印，但也不乏一些新思想新气象，比如许多士人提出了重视民众地位和藐视君主权威的思想。《左传》中师旷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还有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绝妙比喻等，都多少给当时的政治发展带来一些开明的取向。一些诸侯国统治者也采取了某些较为宽松开明的政策，从郑国子产“不毁乡校”，认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到齐国创建“稷下学宫”，汇集了当时的一些学人名士，“不治而议论”，专门为齐国出谋划策，评议时弊，讥谏朝政，进退自由。这些开明政策，应该说含有相当进步意义，给当时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然而法家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关键时刻，却竭力推销其赤裸裸的君主专制理论，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要求实行严刑酷法的恐怖统治。就连当时日益普遍的要求君主兼听、纳谏以制约专权的呼声，法家都不屑一顾。商鞅变法将这一专制理论付之实践，用连坐法、轻罪重刑诸残酷手段来治理、打击民众，用全面军事化的组织措施来对内强化控制、对外争霸战争。不允许民众有任何议政的权利，《史记·商君列传》载：“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用流放边境的刑罚来压制舆论，哪怕改变初衷，赞成变法者也不例外。并用燔诗书、禁游学等野蛮措施来消灭不同政见，以完成“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篇》）这一专制统治模式。可以说，这样的政治改革方向，在社会发展中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可言。

战国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得到相当发展的时期，城镇工商业空前繁荣，货币经济也全面铺开，新兴起一个令人刮目的工商业阶层，部分富商大贾已可与贵族王侯分庭抗礼。商品货币经济得到这样高度的发展，必然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比如说它能促进私有经济的进一步深化蔓延，促进社会秩序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进行贫富贵贱的合理调整，从而促发人性的逐步觉醒，改变人们价值观念的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发生社会格局崭新的变革。秦国在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然而就在这个起点上，商鞅变法中严厉的摧抑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将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契机，扼杀在襁褓中。在东方诸国出现众多商业都会的情况下，秦国这方面的发展却几乎等于零。加上其强化土地国有制等措施，完全堵绝了当时的私有制经济发展之路，将其社会的经济结构完全封固僵化起来，极其有效地稳固了君主专制统治体制。抑商政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为统治者所长期奉行，极大地阻碍了古代社会的正常发展，由此而形成的轻商贱商不良传统，至今还需我们要花大力气给予纠正，而商鞅正是始作俑者。可以认为，抑商政策扼杀了社会中的变革因素，它是一项极为反动的经济政策。

一般都认为，商鞅变法奖励耕织的措施，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实这论点只看到事物的表面，是十分肤浅的。变法将农业生产发展建立在摧抑私营工商业和愚民政策等项措施之上，这必然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国家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套上枷锁，而这方面恰恰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商君书·垦令篇》要求：“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禁止正当的粮食贸易流通渠道。“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用提高关税来压制农民经商，从而杜绝农业方面的商品生产。“废逆旅”，禁止农民从事开设旅店等副业以增加收入，更是减断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壹山泽”，国家垄断山泽之利，不许人们开发利用。“无得取庸”，甚至不允许富裕人家雇佣帮工。只要农民“愚则无外交”，并在“重刑而连其罪”的强控制下专一农耕。这实在是一种极其狭隘的农耕经济观，是一种强迫生产力只得单一从事农业的短期行为。这种狭隘农耕观一旦实施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在短期内或许会有些“效益”，有所谓“家给人足”之誉。但从长远来看，它必将窒息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会反过来阻碍农业生产的长足进步。这种狭隘的农耕政策传统，直至改革开放前“以粮为纲”的政策口号，已经长期严重危害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难道这一历史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商鞅变法中没有任何改变奴隶地位的举措，恰恰相反，却在某种程度上积极推行，乃至发展了一些奴隶制度。如“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按军功、家次分配“臣妾”，“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商君书·境内篇》）《商君书·垦令篇》要求：“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童者必当名。”即官府录有商家奴仆的名册，令其按顺序到官府服役。如此等等的奴隶制度，都是商鞅的新举措，并非沿袭旧制的某些做法。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也较普遍，这方面《云梦秦简》诸史料上有详尽反映，乃至秦、汉二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诚然，我们也并不由此而认为秦、汉是奴隶社会，而奴隶数量的大量增加，至少是社会奴役方式的局部倒退。这一倒退，虽还有其他社会因素，但与商鞅变法中的这些举措应有密切联系。

《商君书·垦令篇》还规定：“使民无得擅徙”，任何人临时外出，也得有政府开验的证明文书，否则连旅店也不能借宿，“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史记·商君列传》）以此来禁止人口的合理流动，阻隔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将人们的视野局限在极其狭小的天地中。《农战》诸篇要求人们除了积极从事农业耕耘与参军作战之外，必须舍弃杜绝其他一切社会生计与文化生活，“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之类都在禁绝之例，与焚烧诗书、禁止游学诸措施配合，把民智、民力限制在一个极其单调、简陋的世界里。这种政策使本来已日渐活跃、不断昌盛的社会再次封闭僵滞起来，要民众在相当蒙昧的状态下，听任统治者的摆布，无法萌发自己的创造力。这样的社会状况，在古代乃至近代给我们中华民族所造成的各类劫难，难道还不够惨痛吗！

《史记·商君列传》赞誉变法道：“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其实在严酷的强控制统治之下，一时取得这些“成绩”并不奇怪。在如此高压统治下所获得的社会暂时安定局面，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并不值得称道。尤其是商鞅那“天资刻薄”的个性，在秦国处境日渐孤立，每次外出都要“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史记·商君列传》）在如此严密残酷的统治之下，商鞅的神经还这样紧张，每次外出都如临大敌，害怕别人暗算已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地步，其统治逾益不得人心的境况已不言而喻。孝公一死，商鞅即遭车裂之祸也就很自然了。由于变法对君主专制统治和增强军事力量都很有作用，所以“及孝公、商鞅死，惠王即位，做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篇》）而秦奉行商鞅之法，虽后得军事统一，却很快二世而亡，便是最好的注解。

《荀子·议兵篇》、《汉书·刑法志》中的一些记载，将秦民生计穷隘，统治者专用刑罚和功赏去强迫利诱民众从战，以保持军事强国的概况，刻画得入木三分。在中国古代文化最为灿烂多彩，经济不断发展繁荣，政治步入开明竞争的时代，商鞅变法却要把社会拉向一个极其愚昧单调、统治残酷、且军事色彩很浓的专制社会结构中，难道是值得赞誉的历史事件吗？我们认为，商鞅变法的成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中的一场悲剧。战国法家所完成的这一整套专制理论及其实践活动，不但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中产生极坏后果，而且日后一直萦绕在中华文明的中枢神经中作祟，将社会的丰富性异化为最简单暴戾的统治关系，而极难产生新的因素。长期以来，理论界、文化界不惜扭曲历史以肯定商鞅变法的做法，造成许多思想理论方面的混乱，需要我们去深刻反省，重新认识。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只有准确而认真地清理这笔文化遗产，我们才能从中吸取沉痛的历史教训，大步迈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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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王朝的GDP与甲午战争赔偿  阅读原文
近代中国是如何衰落的，最官方的版本，是清朝闭关锁国，西方列强打上门来，中国在割地赔款中逐渐落后于时代。似乎作为一个佐证，这些年出现一个被大量引用的说法，即清朝曾占据世界GDP总量的1/3。这个统计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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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王朝的GDP与甲午战争赔偿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2 09:45:26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近代中国是如何衰落的，最官方的版本，是清朝闭关锁国，西方列强打上门来，中国在割地赔款中逐渐落后于时代。似乎作为一个佐证，这些年出现一个被大量引用的说法，即清朝曾占据世界GDP总量的1/3。这个统计自然来自西方。关于此，一个较完整的表述是：“在中国清朝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1750年，即清朝乾隆十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几乎是1/3;直到1830年，即清道光十年，也是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十年，中国已从康熙盛世的顶峰衰落，但GDP仍占世界总量的29%。在可以预见的21世纪里，清朝的GDP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巅峰。”

　　正经的专家学者，自然不会拿这个当回事，但一些特别聪明的笨人就会拿这个不断联想，于是诞生了一篇奇文，曰《谁弄残了大英帝国》，作者卢麒元职业不详，但看其文章，显然是个宋鸿兵式的金融专家。

　　他这篇文章有两个非常强悍的总结（以下均为其原文）：

　　一、历史跟英国人开了一个玩笑。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爆发了。有一个叫大清帝国的肥大国家，竟然接受了英国人鸦片换白银的游戏。不仅如此，这个国家愿意提供堪比大英帝国年度预算的战争赔款。聪明的英国人再聪明也搞不明白，世界竟然还有如此美妙的“商业模式”。於是，英国人开始放弃在工业领域的激烈竞争。他们收取天量的白银，向全世界放高利贷，将工业帝国变成了金融帝国。很遗憾，这种“商业模式”有历史的局限性，无法复制，不可持续。

　　二、历史这一次要跟美国人开玩笑了。又一个肥大国家出现了。这个国家竟然接受纸币换资源的游戏。这一次，比鸦片战争还离谱。美国人不用去种鸦片，也不用派舰队，人家主动就将资源送来了。聪明的美国人与聪明的英国人一样，实在搞不明白世界上竟然可以有这样美妙的“商业模式”。於是，美国人只能拼命地印钱了。他们彻底放弃了在工业领域的竞争。美国人终于成为全球资本的提供者。又一个工业帝国变成了金融帝国。

　　这篇文章传播甚广，我这种无所事事的非专家闲着也是闲着，正好借他的文章澄清几个基本常识。

　　一、大清国是当年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么？

　　原本，这个问题根本不应成为问题，因为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早就说明了一切，但现在不但有一个清朝GDP占世界1/3的说法，这位卢麒元同志还提出鸦片战争赔偿堪比英国年度财政预算的说法。这就不得不稍微较真一下了。

　　先说一下这位卢麒元同志说的鸦片战争的赔偿相当于英国的年度预算收入。

　　鸦片战争结束后，大清对英国的赔偿折英镑为600万英镑（2100万银元）。当时英国入侵中国的总花费，为100多万英镑，赔偿额为其实际支出的4倍多，但这个赔偿还包括商欠、行欠和鸦片本身的赔偿（鸦片款赔偿为600万银元），英国索取的战争赔偿，实际上只是保证其没有做赔本买卖而已，鸦片战争真正英国人赚到的一笔，是香港的割让。

　　当年英国与中国的财政实力对比如何？

　　事实是，1840年，大英帝国的年度财政收入接近9000万英镑，折成中国当时库平银，约为2.4-2.7亿两，而当时大清帝国的财政收入则为4500万两白银，英国的财政收入约为大清的6倍，其年度军费预算正好与大清的年度财政收入相当。当时英国海军规模和实力可以是世界其他列强的总和，依赖的正是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财力。

　　不难计算出，《南京条约》大清向大英分4年交纳清偿的赔偿，比英国年度军费预算的1/3略高，与其年度财政收入相比，则远不足1/10。大清的赔偿怎么可能去养活大英啊？

　　大英帝国通过这种基本不赔不赚的战争，根本不可能发财。

　　当时，英国本土人口约为2万千，大清人口约为4亿。

　　但英国当时的GDP数字是否也和财政收入一样，是大清的6倍？当然不是。大清的GDP数字极有可能处于一个与英国相差不大的水准上。简单的说，如果一个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原始部落，每年可以猎获一千头鹿若干只野猪，采集若干吨野果子，这样的部落只要足够多，其经济总量依然是非常可观的，达到一个现代中型农场相差不远的水平，不算是难事。但是，一个完全处于自然经济的前现代国家，其社会可供政府吸取的财政资源是极为有限的，因为其生产能力极为低下，全社会创造的财富用于国民维持生存所需后，基本就所剩无己。这些部落加一块儿，虽然GDP可观，但可提供的剩余物资则远不如后者。

　　对一个处于自然经济为主的前现代社会，计算其GDP总量是无意义的，因为其财富积累和可供交换的剩余物资可以忽略不计。仅就从财政角度来说，在鸦片战争时期，一个英国人的贡献能力相当于120个中国人。

　　当时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几个数字或许可以增加一点直观印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每年的海外投资总额达到了2亿英镑的规模，其本土的煤炭产量已达到千万吨规模，其生铁年产量已达百万吨规模，钢产量达到十万吨规模，它的经济实力与我大清的差距确实不是一般的远。

二、战争赔偿能让一个国家因此发达，让另一国家从此落后么？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西方国家是靠对外掠夺发达起来的，但问题是，瑞典、瑞士、挪威、芬兰、奥地利、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大票国家根本没机会参与对外掠夺，它们一点不比那些疯狂对外扩张的国家更穷，甚至比起西班牙之类的老牌殖民国家更富有。而沙俄这个扩张最凶狠的国家，一直就是欧洲最落后的。

　　被中国人认为是通过战争发财的典型，毫无疑问是日本。没错，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真正捞到了一大票赔款，远远超过其年度财政收入。我们先不说这笔钱对日本的实际贡献有多少，先只讨论一个问题，战争赔偿能让一个国家因此发达，让另外一个国家从此落后么？或者换成一个几乎被公认的结论：甲午战争的巨额赔偿葬送了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了日本的现代化，果真如此么？

　　我们不妨拿一个与中日高度相似的案例做比较。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1871年，普鲁士与法国爆发战争，法国战败，被迫向普鲁士支付50亿法郎的战争赔偿，这笔款子折中国的海关银约为7.2亿两，3年内清偿完毕。普法战争前，法国的年度财政收入约20亿法郎，普法战争时期，法国人的赔款与其支付能力，即赔款总额与年度财政收入之比，与我大清甲午战争时期刚好完全一致。

　　如果一笔巨额赔偿导致战败国从此现代化发展进程被中断，那么法国就会在普法战争后就会变成一个二流国家甚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但法国并没有因此被德国“绞杀”，而是很快恢复元气，依然是欧洲一流列强，四十年后，依然有资本与德国狠狠打一仗。而德国在普法战争后的强大，不是来自赔款，而是来自民族统一，其人口、国土面积迅速翻倍，在总量上一举超过法国，但在人均上，战争前后没有什么变化，德国工业技术水平与法国工业技术水平始终处于旗鼓相当的水平。

　　回过头来看中国和日本。其实，有没有甲午战争，我大清都会迅速拉大与日本的差距，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维新的时间短于我大清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但日本在工业技术上迅速超过中国，大约可视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必然差别。中国当时洋务运动的所谓近现代企业，全部是官办企业，比我们今天的国营企业效率要低得多，因为我们今天的国企老总好歹还是内行，而当时几乎全部是不懂任何经营的官员在管企业，不但产品质量低劣，价格还比进口的更贵。

　　甲午战争，日本军费开支2亿日元，获各种赔偿3.4亿日元，除了造一家钢铁厂外，全部用于扩军，因为要应付沙俄。果然，10年后就用上了。日俄战争，日本军费开支17亿日元，很大一部分靠在英国证券市场筹集，但这次战争却是一分钱赔偿没拿到。如果按照战争赔偿致富说的逻辑，这么两场仗算下来——日俄战争几乎是甲午战争的必然延续，日本完全是做了一笔赔本买卖。中国史学家说日本拿拿笔钱干这干那，导致工业起飞云，在日本史中似乎未得相应佐证。

　　日本侵华和占领东北也差不多，我们说日本人掠夺了我们多少矿产资源，但日本留下的东西远比它能抢走要多（战争破坏除外），尤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工厂、技术人员实在要比地下的矿产更值钱。

　　至于甲午战争后，中国国门洞开，因此日本人的工业摧毁中国民族工业这种调调，只有相信完全斯大林主义经济学的人才会坚持。马关条约其中一项是双方成为贸易最惠国，中国同样可自动享受英美与日本签订的种种贸易权力，如果当时中国的体制与日本一样，即便工业技术稍微落后，也不存在被日本摧毁一说，就如今天的中日经贸，中国技术落后于日本，但并未发生日本工业彻底摧毁了中国的工业，看上去相反，是中国迅速缩小了技术差距。

　　有意思的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们普遍认为，日本的迅速崛起，不是因为中国在战争中败于日本，而是制度差距的必然，反而是在今天，日本因为甲午战争才成了暴发户，而中国则因为甲午战争而葬送了现代化，这种观点成为主流，我们今天的智识，比大清时还不如。

　　其实，甲午战争以及所获赔偿对日本的经济贡献，相当于日本实施了一次史上最凶狠的凯恩斯主义，日俄战争亦然。这种凯恩斯猛药推的效果，其实只要稍稍看一下历史数据，就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日本真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恰恰是不再有了这种凶狠的凯恩斯主义的战后。

　　相信战争掠夺可以让一个国家富裕，和相信抢钱可以发财致富一样，看上去抢钱比正经做生意来钱更快，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当今的富豪，可见过有谁是靠抢钱发达起来的？即使是窝在三不管地带的毒品大鳄，其财富也没一个能与正经做生意的相比。地下丰厚的自然资源，同样从来不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想当然的财富，倒是被地下财富葬送了机会的国家可以举出一大把，这个现象标准说法叫做“荷兰病”。受《环球时报》和CCTV影响的中国受众，会坚决地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伊拉克地下的石油。其实这个说法检验真伪很容易：1、美国的军费支出得从伊拉克白采多少年的石油才能捞回成本？2、为什么是中国的石油公司在那里疯狂投标中标开采石油？

　　顺带说一句，其实西方早期殖民帝国在海外搞殖民地的具体做法是重商主义的，与中国今天国有垄断企业海外扩张差不太多，多是特许垄断经营而妨害自由贸易的，它给殖民帝国本身带来的财富增益是非常可疑的，拉长历史时段来看，或许可以认为完全得不偿失，就像中国垄断国企在非洲扩张，并不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福利增益一样。

彼时中华民族的海洋势力十分强大，无可匹敌，足以让炎黄旗帜飘扬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且，西方此时还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并不强大。中华帝国却主动放弃广袤的蓝色疆土，甚至联合刚刚崛起的西方国家，对这“蓝色中华”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围剿，将“蓝色中华”逼下大海，成为“海盗”。

波涛之上，中国“海盗”们与西方“海盗”们争夺着蔚蓝色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同的是，当西方“海盗”得到其祖国的强大支持、成为拓殖先锋时，中国“海盗”却必须时时面对自己祖国、来自背后的攻击。

本报专栏作家雪珥，将从本期开始，从“海盗”这个独特的视角，回顾明清两代中国如何错过了通过当“海盗”及打“海盗”的“普世路径”，丧失了大国崛起的机会。

敬请垂注“先锋话题”长篇系列《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帝国》。

1407年九月初二，大明国首都南京充满了节日般的欢乐。

远航归来的郑和，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献俘仪式。当着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的面，郑和将其在南洋旧港擒获的海盗首领陈祖义等三人献给朝廷。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下令即刻处斩，“诸夷闻之震慑”。

旧港，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Palembang），此前名为三佛齐（Samboja），在中国史书中又名渤林邦国，位于马六甲海峡南端，是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要地。

在官方的史册中，陈祖义伏诛被看做是大明王朝扬威异域的一大胜利。“帝大悦，爵赏有差”（《明史》）。在擒获陈祖义战役中有功的旧港侨领施进卿，被任命为宣慰使，“赐印诰冠带文绮纱罗”。宣慰使，是大明帝国为了治理边疆少数民族而设的官职，为从三品。

在一片弹冠相庆之中，包括在后世的普遍称颂声中，大多数人都不曾注意到：刽子手的鬼头刀，不仅斩下了陈祖义的脑袋，而且也斩下了海洋中华的希望。

旧港之战

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

陈祖义被擒，实在有些蹊跷。

陈祖义是广东潮州人，根据郑和的助手马欢在其回忆录《瀛涯胜览》中的记载，陈祖义全家在洪武年间“逃于此处（三佛齐）”。在只关注王侯将相的中国历史中，陈祖义作为一位小人物，并没能留下为何“逃于此处”的记载。根据推测，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违反了明太祖朱元璋所订立的海禁措施，这也是当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最容易触犯的“罪行”，也是终明一代中国“海盗”被逼上波涛的主要原因。马欢记录说，三佛齐“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

出逃到异国他乡之后，陈祖义似乎发展得不错。语焉不详的中国正史，多称他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武装团体。有一些难以考证的野史，甚至说他还不时带兵骚扰东南沿海，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而明成祖朱棣又将赏格提升到了750万两的高价，如果这一数额属实，绝对可称是倾国倾城的价码了。

三佛齐不仅地理位置好，物产也很丰富。“地土甚肥，谚云‘一季种谷，三季收稻’，正此地也”。三佛齐从公元七世纪开始向中国进贡。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后，三佛齐便正式向明帝国朝贡。后来三佛齐发生内乱，陈祖义趁机占据，自称头目，成为当地一名华人侨领。

根据正史，陈祖义的被歼完全是咎由自取。据说，海盗习气不改的陈祖义，竟然打起了郑和舰队的主意，阴谋夺取满载宝物的郑和宝船。因此，他向郑和“诈降，而潜谋邀劫”，此时，多亏另一“爱国华侨”、广东人施进卿举报。于是，郑和将计就计，设伏“大败其众”。（《明史》、《明成祖实录》等）

然而，根据郑和助手马欢的记载，陈祖义“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却并没有丧心病狂到劫掠郑和宝船的任何记录；施进卿的确举报了陈祖义，罪名却不是什么“诈降”，而只是“凶横”（《瀛涯胜览》）。如果马欢之说属实，则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马欢作为郑和的助手，绝无必要为陈祖义粉饰开脱，因此，在彼此矛盾的史料中，马欢的记载应该更为可靠。

其实，按常理推测，陈祖义能够在异国他乡成为“豪横”的枭雄，智商与情商应该至少在中人以上，审时度势是其生存的本能，绝不可能疯狂到以卵击石的地步。根据正史，郑和的舰队足有27000多人，舰船高大，装备精良，绝对堪称当时的“无敌大舰队”。陈祖义虽然是一方枭雄，无非也只是被“千余家”当地华人所认可和追随而已，面对郑和，陈祖义就仿佛小舢板面对航母舰队一般。

战斗相当残酷，结局也是完全一边倒。郑和舰队“杀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铜伪印二颗，生擒陈祖义等三人”（《明实录》）。史料没有记载郑和舰队的伤亡。

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时赫赫有名的“旧港之战”，也是七下西洋过程中仅有的三次战斗的第一场，对手则是自己的海外同胞。

帝国关门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在围剿陈祖义的“旧港之战”中，郑和体现了高度敏锐、甚至过度敏锐的“亮剑”精神，这与之前他在爪哇三宝垄的经历完全不同。

郑和舰队登陆爪哇，是在上一年（1406年）6月30日。当时爪哇岛上东、西二王刚刚结束了激烈内战，西爪哇吞灭了东爪哇。见郑和军队上岸，西爪哇以为是向与明朝友好的东爪哇请来的援兵，主动攻击，上岸的明军170多人被杀。这无疑是在“扬威异域”的郑和舰队脸上劈了一记耳光。

吊诡的是，郑和舰队似乎并没有进行反击，或者是反击失利，因为官方史书上对此没有任何记载。只是在郑和押解着陈祖义返回南京的数日后，正史才记载了西爪哇国王派使臣到明帝国负荆请罪，被明成祖朱棣训斥一顿后，仅罚款黄金6万两了事（《明成祖实录》）。而此时，陈祖义的首级还挂在南京城示众。

这笔罚款，直到郑和二下西洋时仍未缴纳，郑和再度到了爪哇后，西爪哇国王只给他缴了1万两。消息传回南京，礼部官员义愤填膺，认为这是藐视大明朝，建议将爪哇使节逮捕下狱，明成祖朱棣此时十分宽容，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于是不了了之。（《明史》卷324）

一边是面对爪哇暴行的高度忍让，一边是对陈祖义“莫须有”罪名的“不教而诛”，郑和的“亮剑”似乎是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而这背后，就是郑和下西洋背后的帝国逻辑：稳定压倒一切。

早在朱棣刚刚夺得政权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诏令：对“蕃国之人”，比较客气，要求“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资遣还”；而针对侨居海外的中国“流民”，则十分严厉：“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明太宗实录》）

这种“虽远必诛”的强硬立场，曾在汉初出现过，但那是针对匈奴外敌的，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如今，朱棣的“虽远必诛”，其矛头却是指向海外同胞，并且，对待土著招抚为主、对待侨胞镇压为主。

严厉的追杀令，只唤回了800多海外流民，更多的人依然选择了用脚投票，飘零海外。其实，安土重迁的中国百姓，飘零海外也是无奈选择，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严厉海禁政策，正式颁布于洪武四年（1371年）。此前，刚刚立国的明朝还继承了元朝的政策，维持着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后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并且严禁一切私人海外贸易。其原因，就在于朱元璋认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是破坏大明国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以农立国，不因富裕而生异心，不因迁徙而生动乱。他不仅颁布海禁，实际上也实行“陆禁”。根据大明律，任何人要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都必须先向政府申请通行证（“路引”）。路引上标明外出者的年龄籍贯，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门和归来时间。而离乡不回的“逸夫”，其刑罚就是死刑。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进一步收紧了海禁，“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政府同时鼓励检举揭发，举报者可获得“犯人家资之半”，而隐匿不报者，也要严厉处置，掀起了海禁的群众运动。

一刀切的政令，试图以牺牲沿海的民生作为稳定的代价。东南沿海往往地少人多，实际上不可能依赖单纯的农业。比如福建，“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舶为家者，十而九也。” （《天下郡国利病书》）

民众们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突然“被”政策性下岗，原来的渔业、商业都被紧急“关停并转”，政府却又难以解决再就业的安置问题，这就逼迫沿海民众面临陈胜、吴广般的“进亦死、退亦死”的囚徒选择。

“良民”转型

政府的高压，几乎使“海盗”成为沿海民众再就业的唯一出路，中国的“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是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

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从来都比天还大，政府如果无法解决，民众就会自行解决，这背后“看不见的手”，不光来自市场，更来自人类求生存的天赋本能。

海禁并没有能断绝海上贸易，只是将它们逼入了地下而已。

中国的对外贸易，原先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如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人为地减少了对国际市场的供给。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一下子全球紧缺，但是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强劲需求却依然存在，因此使中国商品的“经销”——确切地说是“走私”——成为一个暴利行业，牛市奔腾。

当然，市场风险也大大增加，尤其是中国国内的供应商们，必须冒着可能掉脑袋的危险，迫使这条已经进入地下状态的产业链进行与时俱进的自我调整。最为显著的，就是商人们拿起了枪杆子，结成武装商团。海禁政策引发的走私牛市，也加剧了传统的海盗活动。一些海盗集团，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也开始大力进入这一地下外贸网络，向“武装海商”方向发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明帝国称为海盗或海贼。波涛之上，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社会，枪杆子里面不光出政权，也出财富。

明代200多年，海患不断、海盗不止（包括实际上以华人为主的所谓“倭寇”），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吊诡的是，明清两代中国“海盗”，所常用的旗帜，都是绘着神灵的色彩艳丽的旗帜，并非西方那种骷髅头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帜。中国的所谓“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如此而已。

尽管只是混口饭吃，但流落异国他乡，谋生本就艰难，加上背靠着一个敌对的祖国，东南亚的华人早在朱元璋时代就发展出了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明史》记载道，在1373年（洪武六年），占城（今越南中部）国王就攻击了“自称元帅”的中国“海寇”张汝厚、林福，“贼魁溺死，获其舟二十艘，苏木七万斤”，可见其实力相当庞大。这种在本土之外发展出来的武装力量，本来是可以作为一个民族对外拓展生存空间的先锋乃至主力。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

明成祖朱棣在血雨腥风中夺得皇位之后，实际上继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只是手法上翻新，不是单纯的“关门”，而是开门出击，打击海外的侨胞势力，对一切可能危及帝国及其本人地位的力量，“虽远必诛”。

这种从国际大视角进行“维稳”的思路，的确表明了朱棣的“英明天纵”，但对于整个民族而言，却未必是好事。

“王化”出海

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王化”，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但是，郑和下西洋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早已是海洋大国。从技术能力的角度来看，完全具备了建立“日不落帝国”的基础。

早在北宋时期的《萍洲可谈》中，就记载了指南针在中国航海中的广泛运用：“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宋代还出现了“针路”图，即航线图。此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也雄视世界，大型海船载重量高达500吨~600吨，甚至出现了载重约1000吨的“神舟”。元代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记载，从印度洋去中国多乘中国船，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种，大船居然有四层，设备齐全，可载上千人。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之后，海洋贸易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南宋成为实际上的海洋大国。根据元初记载，仅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就有143个（《大德南海志》）。

宋、元两代政府，都积极推行海上贸易，鼓励华商向大洋进军，仅泉州一地，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泉州巨商蒲寿庚之婿“佛莲”，“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他去世后，遗产中仅珍珠就有130石。另一位泉州商人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泉州纲首（商船领队）朱纺，远航三佛齐，“曾不期年，获利百倍”。福建“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在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仅泉州一地“市舶司”的年收入就达到80万缗以上，约占南宋朝廷年财政收入的1/50，泉州与广州两地“市舶司”的年收入达到了200万缗。

与海外贸易同步发展的，还有华人的第一波移民浪潮。中国人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广泛定居，华商的势力主宰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且形成了部分“准政权”性质的小王国，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王化”，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

但是，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断了这一进程。而郑和下西洋，则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根据《明史》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二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惠帝就是建文帝朱允炆，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之孙，朱棣之侄。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即位，大力削藩，藩王中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经过多年血战，攻占首都南京。惠帝的下落成了一个千古之谜，有的说是被烧死，有的说是外逃。《明史》所采用的，就是“外逃”说，追寻惠帝的下落，就成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但是，一个早已失去了地位和追随者的下岗皇帝，究竟是否值得如此大动干戈，还是个疑问。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目的，相对比较靠谱。明成祖朱棣本人是朱元璋诸子中武功最佳者，在长期驻守北平的过程中，他成为对抗蒙古人的中流砥柱，而他之所以能夺位成功，也是依靠其强大的武装力量，真正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实践者。登基前后，“耀兵”一直是他内政外交的基石，而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不仅能以“万邦来朝”的盛况增强他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和间接地打击任何敢于挑战其权威的反对势力。

郑和下西洋、“耀兵异域”，与朱元璋倡导的海禁政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本质上完全相同：那就是将一切可能的反对势力彻底扼杀在萌芽状态，确保政权的安宁。下西洋这一表面上看十分开放的行为，其幕后其实是同样的保守动机，因此，在派遣郑和的同时，朱棣颁布了对于“执迷不悛”的海外华侨“命将发兵，悉行剿戮”的全球追杀令，并将倒霉的陈祖义押上了断头台。

商业末路

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市舶司则从“海关”，变成了“救济处”，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

常见的说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贸易交流。而实际上，郑和下西洋恰恰摧毁了宋元两代数百年来积累的中国商业文明和它的贸易体系。

郑和自己曾说，下西洋就是“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天妃灵应之记碑》）。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根据《永乐实录》记载，当时苏门达腊与柯枝（今印度科钦）等地胡椒每百斤价格约1两白银，明政府在《给赐番夷通例》中却规定，每百斤胡椒的采购价为20两，这种慷慨令世界瞠目。即便是“出了朱皇帝”的龙兴之地凤阳，农户们也从未有机会享受这种超常规的“政府保护价”。

“厚往薄来”的政策，在郑和下西洋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每到一地，郑和便“昭示恩威”、“普赉天下”，大把撒钱，同时要求各国“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国”、“勉图勿怠”。这等于是用金钱买到了一群“小弟”、买到了当“老大”的面子。东南亚最需要的中国产品，比如茶叶、丝绸、瓷器，郑和无偿或低价地到处送，当然主要是送给当地的贵族和头人，大搞政府公关；而中国所需要的东南亚产品，比如香料，郑和就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当然，郑和还大量采集奇珍异宝，将航行变成一次奢侈品购物游，提升了其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无论“买”还是“卖”，在郑和的强大“国资”介入后，市场秩序完全被扰乱乃至丧失。已经形成并运行了数百年的中外商贸体系，被郑和切断了命根子，遍布东南亚的华商因此遭受致命的打击。

在“厚往薄来”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赍赐经济”刺激下，东南亚的“朝贡者”们，免费搭乘郑和的伟大舰队，到中国大做其朝贡“生意”，只要向大明政府献上几句好话和几个媚眼，就可以得到大把实惠。在利益驱动下，这种“赍赐经济”成为“藩属们”捞钱的工具。比如，暹罗（泰国）的“碗石”，正统二年（ 1437年）的“赍赐价”是每斤250贯，暹罗人就使劲“上贡”，七年后（1444年）居然输入8000斤，礼部无奈，只好降价为每斤50贯。之后，继续打对折，但暹罗人还是继续“上贡”，礼部最后只能明令禁止。同样，一把在日本只值800—1000文的军刀，大明帝国的“赍赐价”高达5000文，日本人立即将这作为好生意，前两次每次“上贡”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30000多把，第五次7000多把，第六次竟高达37000多把。大明朝民间禁止持有武器，政府只好照单全收。

随着这种“二百五”的“生意”，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吃大户”。明成祖在位期间（1402年—1424年），总共接待了193个使团。宋元以来就一直活跃的“市舶司”，自此实现了行政职能的转变：本是为国家征收税赋的“海关”，结果成了“救济处”，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

从海洋帝国、商业帝国，转型为内陆帝国、农业帝国后，“赍赐经济”成为大明帝国的沉重负担。朱元璋时代（1375年）就已经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官价规定每钞一贯折银一两。到了郑和下西洋最红火的年代，政府为了控制宝钞的急剧贬值，只好拿“上贡”而来的进口香料代替工资。明成祖死前三年（1422年—1424年），官员们的工资除了春夏两季能领到钞票外，秋冬都只能领取胡椒、苏木。胡椒、苏木成为另类“代价工资券”，一直使用了40多年，直到成化七年（1471年），因库存耗净才停止。这期间，穷疯了的官员们充分调动聪明才智，将中国官场的腐败推向了更深、更高和更强。

成化年间，有太监鼓动明宪宗朱见深效仿永乐故事，再下西洋。车驾郎中刘大夏烧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文件，愤怒地说：“三宝（郑和）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殊域周咨录》）刘大夏在日后被指责为毁灭郑和航海资料的罪魁。其实，他无非只是说了句良心话、做了件良心事而已。

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人经过数百年的拓殖，已经将东南亚变成了中华大陆刺向大洋深处的一柄尖刀，横跨太平洋，直达马六甲，伸入印度洋。而彼时，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始。郑和下西洋，只凸显了航海技术层面的伟大，却凿沉了本可遨游全球的“海洋中华”的巨轮，断送了锐气勃勃的海外华人社区，从此海内外华商被抽去了脊梁骨，不依附于权力就无法雄起；虽然是政治压倒经济的伟大，却令数百年来和平、富庶、充满朝气的中国海疆成为海上墓地。

当“海盗”陈祖义在帝国的伟大首都被砍下头颅时，官方史书照例瞎说“海道从此清宁”。实际上，即使在羸弱的宋代也十分“清宁”的中华海疆，从此多事，“海盗”、“倭寇”、“外夷”纷纷踏浪而来，中华帝国罕见的“海盗”时代开始了……

作者：雪 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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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投降的德军：为何在二战结束4个月后才投降  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书报文摘》2006年第5期，作者：佚名，原题：《最后一批投降的德军》 众所周知，1945年5月8日，随着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代表着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在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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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投降的德军：为何在二战结束4个月后才投降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2 09:38:14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本文摘自：《书报文摘》2006年第5期，作者：佚名，原题：《最后一批投降的德军》

众所周知，1945年5月8日，随着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代表着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在远离柏林2000英里外的北极地带的一个第三帝国前哨，还留有11名被遗忘的纳粹士兵，他们靠吃罐头食品为生，直到1945年9月4日才向一组发愣的挪威海军正式投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二战应该是到1945年9月4日才算“真正结束”！直到近60年后的今天，这一匪夷所思的故事终于被两名仍然活在世上的德国老兵披露了出来。

11名士兵前往北极小岛

据现年81岁的德国老兵亨兹·斯奇奈德称，二战中，他原是德国海军中的一名下士，同时也是一名山区和冬季军事行动专家，曾经受过操作气象设备的训练。1944年夏季，德国海军气象站登出招募信息，要求招募一些士兵到冰天雪地的寒冷地带从事气象勘测工作，滑雪爱好者斯奇奈德立即报了名。另一名现年80岁的德国老兵克扎普卡说：“我们唯一所知道的是，我们将去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那可能意味着北极，我当时很年轻，喜欢冒险，所以我就参加了。”于是1944年9月，11名德国官兵组成的小组乘坐一艘U艇从被德军占领的挪威特罗姆瑟港起航，前往位于北极地带格陵兰以东的挪威斯匹次卑尔根岛，他们的任务是搜集当地对纳粹战争机器至关重要的气象信息。这一任务是如此机密，以致这个小组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或军方编号，他们此行只有一个任务代号：“腰刀行动”。

“天气预报者”令盟军头疼

德国历史学家和二战研究专家弗朗兹·塞林格解释道：“在二战中，事先获得北极地区的气象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流过冰岛的空气对北大西洋上空的气候模式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你在斯匹次卑尔根岛有气象基地，那么你就会事先知道北大西洋未来几天的天气。”11名纳粹士兵收集的气象信息是如此重要，他们的气象信息全都是经过加密后传送出去的。这些气象信息除了帮助德国U艇袭击盟军船只外，还在德军的西线反击战——阿登高地反攻中起过作用。事实上，盟军为了擒住这些至关紧要的纳粹“天气预报者”，曾派出驱逐舰前往斯匹次卑尔根岛地区进行搜索，但并没有成功找到这11名德军士兵。

纳粹士兵被遗忘孤岛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日这一天，这些纳粹士兵收到了从挪威特罗姆瑟港他们上司那里传来的消息，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上司要求他们处理掉炸药、摧毁所有秘密文件，以后播报气象信息再也不用加密了——他们仍留在北极服役。

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斯匹次卑尔根岛的这个纳粹小组困在这个冰天雪地中，只有一艘划艇可用，尽管他们还有两年的粮食。一开始，他们等待有人联系他们，相信有人会通过电台收听他们的气象报告，但几个月来，根本没人联系他们——他们成了一群被遗忘的纳粹士兵。最后，他们开始向盟军电波频道发送信息，挪威军方最后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于是派了一艘海豹捕猎船抵达斯匹次卑尔根岛，接受这最后一批纳粹士兵迟到的投降。

最后投降的德国兵

船只在1945年9月4日抵达该岛，此时距欧洲战场结束二战已经4个月了。克扎普卡回忆道：“他们及时找到了我们，如果再过几周，厚冰将使他们无法抵达我们的滞留之处。我们必须再准备度过另一个冬天。”

这最后一批纳粹士兵的投降一幕显得有些滑稽。斯奇奈德道：“挪威人登上岛后，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接着我们的司令官站起来说：‘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投降了。’可当时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腰刀行动”的德军指挥官威廉·迪格博士的儿子埃克哈德·迪格博士回忆道：“我的父亲跟我说起过他的投降，他摘下他的手枪放到挪威指挥官面前的桌上，挪威人有点发愣，瞪着手枪问：‘我能保留它吗？’我父亲说可以，因为他们已经投降了——因此，他们是欧洲最后一批投降的德国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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