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三人不抱树什么意思:一个家庭的百年传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4 05:51:59
一个家庭的百年传奇
□晚报记者 杜 平
一
任芝铭从小就是一个聪慧勤奋的人，但由于家境贫寒，连书都读不起，后来靠姨母的资助，得以完成学业，并考中清末的举人。
早年的任芝铭本是一心求学、不问政治的，但后来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国家的衰落，便下决心投入到改变国家命运的革命洪流中。从此，他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涯，先入同盟会，后加入国民党。在他弃文从戎的几十年当中，遭受过清政府的追杀，也曾为救战友舍命劫狱。他曾为了理想而参加国民革命，又因对国民党的彻底失望而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
1928年8月，任芝铭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开赴江西“剿共”，他愤而辞去该师秘书职务，回到家乡创办了“今是中学”，从事教育工作。同时，他还利用学校的有利条件，为当地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提供便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芝铭又一次投笔从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豫北师管区司令部参议、十三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在这期间，他多次回家乡新蔡动员有志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并亲自把自己最小的女儿送到延安。当时，得知任芝铭来到延安的消息后，毛泽东还专门为他举办了宴会，并对他说，任老先生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我们非常欢迎。任芝铭则回答：那边的空气太污浊了，我来延安透透新鲜空气。
二
任芝铭先生膝下共有6个女儿。在封建思想还非常牢固的清末，他却在家乡最先提倡妇女解放，叫他的女儿们全部放脚，并送她们到外面上学。他的大女儿任馥坤、二女儿任纬坤、三女儿任载坤都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中国最高的女子学府。
知识改变命运，当然也改变了任家女儿的命运，不然，这个家庭就不会有后来的传奇故事了。
1918年，任芝铭的三女儿任载坤在毕业前夕，在父亲的一位学生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河南老乡。二人一见倾心，经过双方老人的赞同，于当年在河南开封完婚。
任载坤找的这个如意夫君，就是后来学贯东西的哲学大师冯友兰。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生于河南唐河，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系，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他任西南联大哲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被后人誉为中国当代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作为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与夫君感情笃深、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她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身心投入到一个家庭的生计和教育儿女的责任上。文革期间，冯友兰去蹲牛棚，任载坤天天站在远处眺望，盼他回来。冯先生“解放”后，把夫人每天守候他的地方称作“望夫石”。
在昔相追随，同患难，共安乐，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汝先去。
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俱不愧，海阔天空我自飞。
字里行间，透出大师对妻子的无限留恋。
冯友兰先生和任载坤女士婚后育有4个孩子：长女冯钟琏，次女冯钟璞，长子冯钟辽，次子冯钟越。由于受家庭浓厚文化氛围的影响，个个皆有所成。其中，次女冯钟璞，笔名宗璞，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作品《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三
与任载坤不同，任芝铭的二女儿任纬坤，也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妈妈同志”的任锐，她走的是另一条人生的道路，一条革命的道路。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任锐19岁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成为一名革命党人，并且多次参加反清活动。也就是在这期间，她认识了一位同是同盟会会员的四川青年———中共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孙炳文。1913年，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在北京喜结连理，共同度过了14年革命夫妻生涯。直到1927年4月，孙炳文被叛变革命的蒋介石杀害。
孙炳文是四川南溪人，1885年生，1908年考入京师大学堂。不久，他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失败后，受到袁世凯追杀的孙炳文回到四川。1917年，经人介绍，他结识了时为滇军将领的朱德，共同的志向使两人成了莫逆之交。之后，两人携手德国考察学习。1922年，两人在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双双加入共产党。
1925年，孙炳文回国，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黄埔军校、广东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等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捕杀共产党人。当年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4天后，孙炳文在浙江龙华遇难。
痛失丈夫的任锐也痛失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在后来的10年当中，她颠沛流离，四处飘荡，一方面要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一方面又要抚养几个子女。同时，只要有机会，她就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迫于生计，她不得不把孩子们托付给别人抚养。直到1938年2月，她才与丈夫的挚友、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取得联系，回到延安，重新回到革命的怀抱之中。
到了延安，任锐才知道，自己的妹妹任均、大女儿孙维世此时已在延安。兴奋之余，她一边工作，一边到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因为她的年纪很大，又和女儿孙维世是同学，同学们便亲切地称她为“妈妈同志”，以至于后来毛泽东在给她写信中也称呼她“妈妈同志”。从此，“妈妈同志”名扬天下。
1945年秋天，任锐的小儿子孙名世从前线归来看望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姐姐。当时组织上打算把孙名世留在延安照顾任锐的生活，但任锐坚决拒绝，要求儿子重返抗日前线，并写下了一首著名的革命诗歌：送儿上前线，气壮情正怆。五龄父罹难，家贫缺衣粮。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伤。烽火遍华夷，音信两渺茫。昔别儿尚幼，犹着童子装。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模样。相见泪沾裳，往事实难忘。父志儿能继，辞母上前方。
任锐与孙炳文14年间生育了5个孩子：孙宁世、孙济世、孙维世、孙名世和孙新世。由于当时的残酷现实，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兄妹5人聚少离多。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才有团圆的机会。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在解放后却劫难重重。文革期间，任锐的大儿子、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宁世以及被称为“红色格格”、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双双死于非命。
四
孙炳文与任锐共生下5个孩子，老大便是孙宁世（后改名为孙泱）。当时，父亲孙炳文在上海遇难时，他才12岁。因为与当时的党组织失去联系，任锐只好带着几个孩子到处流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部长，住武汉“八办”。任锐得悉后，十分兴奋，让孙宁世带着16岁的妹妹去找周叔叔。孙宁世与妹妹孙维世从上海乘难民船来到武汉，并提出要去延安。22岁的孙宁世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到延安后，他父亲的挚友、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当即把他留在身边，成了他的秘书。解放后，孙宁世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让他无端陷入危难之中。
1967年9月底，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时，谈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问题时，两人显然是商量好了的，异口同声地放话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这一说，本来就已遭关压和批斗的孙宁世受到更加残酷的折磨。几天后，年仅52岁的孙宁世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某地下室内，随后被宣布为畏罪自杀，他的妻子石崎也遭到殴打、关押，被打掉两颗门牙。
然而，对这个著名的家庭来说，厄运并没有结束。孙宁世的妹妹，也是他们家庭中最富传奇性的人物孙维世，一年后也香消玉殒。
五
孙维世生于1921年，父亲遇难时她才6岁。在兄妹五人当中，孙维世应该是最聪明、最漂亮和最有艺术天赋的人。
1929年，孙维世随着家人从安徽桐城辗转来到上海，当时的生活已经到了无以糊口的境地。不得已，1936年，母亲任锐把刚刚15岁的孙维世送到了上海业余剧团。而这个剧团的主要领导便是地下党成员，现代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金山。当时名字还叫蓝苹的江青也在这个剧团。江青曾因与王莹（金山的第一任妻子）竞演《赛金花》中的主角赛金花失败而伤心不已。谁也不会想到，这竟然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这期间，孙维世共出演了两部电影，一部《王先生奇侠传》，一部《镀金的城》。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锐让维世和哥哥去武汉寻找八路军，哥哥带她到武汉“八办”，哥哥被留下，孙维世因年龄小而被拒收，急得孙维世站在办事处门前哇哇大哭。这时，恰巧被外出办事回来的周恩来看见，上前一问，才知道她是好友孙炳文的女儿。周恩来一把把她拉过来，泪水盈眶，说：“孩子，你受苦了。”就这样，周恩来留下了孙维世。同时，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决定认孙维世为干女儿。为此，两人还专门写信给任锐征求意见。
1937年年底，周恩来把孙维世送到了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当时，天资聪慧、性格开朗且美丽动人的孙维世不断排练话剧、担任主角，因而在延安很有名气，加之她与周恩来的关系，大家都叫她“红色格格”。
1939年，周恩来因坠马伤臂赴苏治疗，孙维世去机场送行。看到陈伯达、陈昌浩的儿子也要去苏联，她就想跟周恩来一起去。周恩来听到后，很严肃地拒绝道：“我去苏联治病，是党中央决定、毛主席批准的，你怎么能说去就去呢？”这时，一起送行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邓发在一旁听到后半开玩笑地说：“维世呀，想和爸爸妈妈去苏联，你现在骑我的马去找毛主席，恐怕还来得及。”
孙维世一听，二话没说，一把从邓发的警卫员手中拉过缰绳，飞身上马，径直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因为毛泽东的警卫员都认得她，所以她就直接闯了进去。等孙维世喘着粗气说明来意后，毛泽东笑着提笔写下了“同意孙维世去苏联”几个字，然后又吸了一口烟，嘴里嘀咕道：“同意你去苏联干什么呢……”心急火燎的孙维世脱口而出：“学习，去苏联学习。”毛泽东开心地笑了，提笔在“苏联”两个字后加上“学习”二字。
孙维世接过字条，连声“谢谢”都忘了说，冲出屋飞身上马，急忙返回机场。这时，飞机引擎已经发动，螺旋桨的高速飞转使黄沙飞扬。孙维世跳下马，左手扔掉缰绳，右手扬着那张字条高喊：“主席同意我去苏联啦。”就这样，孙维世登上了飞机。这时，机上的人们才发现，她还穿着草鞋。直到飞机降落兰州，住进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安排的宾馆后，才由宾馆的服务员找来一双布鞋穿上。
六
在苏联期间，孙维世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表演系和导演系。这奠定了她坚实的事业基础。1950年1月，在随毛泽东访苏联担任翻译组长后，她被分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导演兼副院长，后又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副院长。这期间，她导演了话剧《保尔·柯察金》、《万尼亚舅舅》、《西望长安》，编导童话剧《小白兔》，写了话剧剧本《初升的太阳》，并译出《一仆二主》等。可以说，这是她事业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在这期间，爱情也悄然来到她身边。而她所爱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她15岁那年进入上海业余剧团时的负责人金山。
金山，1911年生，原名赵默，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曾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在他的演艺生涯中，曾在话剧舞台和银幕上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作为演员，他在话剧舞台上出演过《屈原》中的屈原，扮演过《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可以说，事业非常成功，然而，生活当中的金山却是另外一个人。当孙维世回国后担任话剧《保尔·柯察金》的导演时，她选用了金山和金山的第二任妻子张瑞芳出演男女主角。话剧公演的同时，孙维世与金山的爱情也擦出了火花。当时，周恩来夫妇曾极力劝阻孙维世，但孙维世不为所动。金山与张瑞芳离婚。
两人结婚不久，他们的爱情就遭受到重大的考验。
1951年，金山和文化部艺术慰问团到朝鲜时，受到金日成的接见。金山表示要写一部描绘中朝抗美的电影，金日成非常高兴，让自己的女秘书亲自为金山当导游兼翻译。然而，两个人陷入情网，并公开同居。事发后，金山被押送回国，受到了开除党籍、撤职和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劳动改造的处罚。但即使这样，孙维世并没有抛弃他。后来，在孙维世导演俄国作家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时，推荐金山为男一号。金山结束了劳改生涯，重新回到孙维世的身边。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追悔莫及的金山重新振作起精神，自编、自导、自演了话剧《红色风暴》，主演剧中的施洋大律师，后改编成电影，再次轰动话剧界和电影界。
七
孙维世和金山共同度过了17年的夫妻生活。“文革”开始后，1967年12月，为了整倒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时也为报当年演出话剧《赛金花》落选的一箭之仇，江青以“特嫌”的罪名将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入监狱。又借口搜查金山“罪证”对孙维世进行抄家，将她与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来往的书信统统焚毁。接着，江青一伙儿又以孙维世曾给李立三夫妇（已被打成“苏修”特务）送过两张戏票为由，将孙维世打成“苏修特务、反革命”投入监狱，并成立专案组对其进行审讯。
1975年4月，被囚禁了8年之久的金山从秦城监狱释放回家，迎接他的是孙维世的小妹孙新世。金山此时才知道妻子在7年前已不在人世。想起两人的幸福时光，金山禁不住老泪纵横。为了照顾年迈的姐夫，孙新世全家搬到金山的住处。1976年，孙新世的丈夫去世后，50岁的孙新世和65岁的金山走在了一起，直至1982年7月，金山因患脑溢血辞世。
1962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三届政治协商会议，当时会议有个讨论会。冯友兰在会上也有发言。与会者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发言前，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冯先生这次是三代同堂共商国事。他、还有他的岳父任芝铭，还有任芝铭的外孙女孙维世。毛泽东听后欣慰地笑了。为此，冯友兰又专门写了一首诗：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一门家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一门家史传佳话。或许，冯友兰的这句诗正应对了这个家庭的百年传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