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尸是怎么回事:马列主义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与指南

　　【内容提要】本文围绕《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列宁专题文集》两部文集，重点阐述五个问题：强调要做马克思、列宁那样的革命者和建设者，阐明两部文集是科学的认识工具，论述关于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关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和剥削，以及关于党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等重要理论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列宁主义 工人阶级政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工人阶级 消灭剥削和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的出版，是我国思想界、文化界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严重挫折，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传播遭受了空前的压力。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启动并完成了这样一件很有规模的马列著作编辑和出版工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为推动陷入低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兴，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

　　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开幕词的讲话里向中国人民，也是向全世界庄严地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这不仅指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也同样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明确这种关系，无论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我们科学地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显然，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懂得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什么，那就既不能科学地理解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不能科学地运用和发展它们。

　　马列著作是非常丰富的。为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先读他们的哪些文章和著作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辑、出版，为我国人民及其理论工作者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又增添了一种文本，是中国人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又一个成果。结合我们的前辈学习马列主义的历史和经验，不断地研读和领会马列主义，回答和解决实践中不断产生的新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往开来的一个不断探索的课题。

　　

　　一、做马克思、列宁那样的革命者和建设者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可以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2]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这番讲话，可以说，不仅是对马克思，也是对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生所追求的事业及其全部活动和思想的评述。要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就要做他们那样的人；而只有做马克思、列宁那样的人，才能学会马列主义。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的100多年里，马列主义一再被许多国家、被来自不同社会阵营的人们反复地思考与争论，被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外的一大批时髦的思想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布过时或死亡了。但是，马列主义每一次被宣布过时了、死亡了，就如同昭告它们依然还茁壮地生存和顽强地奋斗着。这种来自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阵营对马列主义的一再打击和否定，难道不正是强烈表现了它那不可遏止的蓬勃的生命力吗？难道不是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它那穿越时空的巨大影响和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吗？马列主义一再地被引起争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有人需要他，有人害怕他。这个世界共处和对立的两大阶级、两大阵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可以用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来标识和区别的。

　　苏东剧变后，西方思想界一度流行马列主义“过时论”、“破产论”。但是仅仅过去了十几年，美国就于2008年爆发了金融危机，进而引起全球经济危机，西方思想界不得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理论和科学预见对分析当前危机的实际启迪和指导意义。人们现在又戏剧性地听到那个一再发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西方世界，开始流行马克思主义“复兴论”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为什么会得以复兴呢？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巨大的认识功能和实践（改造）功能，是革命和建设的学说。马列主义关于“人类的解放”这一经常被谈论的永恒主题，也使它的复兴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学习这两部文集，不能无视马列主义诞生以来发生过的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不能无视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的新变化新进展。当前，我们尤其需要通过研读体现了马列主义精髓的这两部文集，来提高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水平和能力，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目前正在发生的这场西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世界的新走向。

　　研读马列主义，从哪里开始认识它们呢？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3]恩格斯公开申明，马克思主义没有为共产党人准备过“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4]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精髓——马克思主义，绝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坐在屋子里冥思苦想的结果，而是他们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的记录和总结，是他们所从事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这个理论的任务，是深入考察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解放人类和世界的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5]列宁主义也是这样。

　　“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6]经过战斗得来的东西，也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读懂和应用。我们应当从马克思、列宁所从事的社会活动，来了解和把握他们是怎样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脱离了他们的社会活动而作单纯的或学术的思想文字来解读，只会离马列主义越来越远。

　　中国人在学习马列主义的历史上，直到今天也时常听到一种责备某某理论准备不足而做错事情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因为它经不起这样的追问，即所谓的“理论准备”要准备什么，怎么准备，准备到什么程度就算准备足了？革命斗争史上有理论“准备足”了的案例吗？既然提出了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那么请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把今后所需要的理论准备出来，能做得到吗？显然是行不通的，是违反生活常识和历史常识的。毛泽东批评过这种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7]这样的认识，科学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从何而来的问题，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怎么“准备”出来的。理论产生于实践，理论的意义在于回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生命的源头活水和发展动力。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申明，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8]不要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9]

　　中国和世界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任务，并没有都完成，相反任重而道远。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不能像马克思、列宁那样毕生“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是脱离替代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关起门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那么马列主义就成了毫无生命的古董。不仅如此，这还可能走向它们的反面。

　　

　　二、科学的认识工具

　　

　　人类为摆脱数不尽的剥削和压迫，为摆脱各种苦难，历经千年艰辛，从未停止对“理想国”、“大同世界”的追求。即使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也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一直没有发现、没有找到通向理想社会的有效途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无产阶级最好的待遇也不过是被资产阶级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家看作一个值得同情的受苦最深的阶层，是一些社会慈善家施舍或需要扶助的贫苦人群。即使像英国欧文主义者那样坚韧的合作主义改革家，为改变在他们看来是不合理的生产制度所导致的工人的贫苦状况，建设了诸如理性社、和谐厅、罗契台儿先驱者合作社等新社会试验区，可在告终之日也没有为无产阶级找到迅速摆脱困境的出路。原因在于，他们既没有完全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没有完全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没有完全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人类思想领域里的彻底革命。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唯物主义，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他们发现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的最大成果，使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的和随意性的理论，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10]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和阐明了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而每一历史阶段的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该阶段的社会的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11]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研究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及其社会生活，发现了隐藏在商品生产中的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从而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阐明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12]

　　1872年，即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一年，在资本战胜劳动的强大资本主义世界面前，马克思再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公开声明《资本论》是代表一个阶级对资本展开无情的批判，“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13]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隐藏的一个事实里面看到这样一种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的发展趋势，那就是“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14]所以，当一批社会幻想家，甚至是一些天才人物，站在工人群众运动以外，以为只要说服统治人物和统治阶级相信现代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就很容易在世界上确立真正合乎人性的和平、和谐、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和福利等制度的时候，当他们幻想不经过斗争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是马克思、恩格斯向工人阶级指出，工人阶级本身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产物，现代经济制度在造成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必然造成并组织了无产阶级；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灾难的，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和慈善行为，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社会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及其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消灭私有制，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目标就应该对准私有制。[15]消灭私有制及其私有观念，这是《共产党宣言》强调的共产主义运动同其他社会运动的本质区别。

　　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作出的两个划时代的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世界观使无产阶级摆脱深受资产阶级欺骗的精神奴役，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为无产阶级阐明了他们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地位，[16]从而“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17]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一切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的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则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学好这个理论基础，对掌握马列主义是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一份学术资料上作了这样的批语：“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18]——把关心哲学，把提高哲学的思维和分析的能力与共产党人事业的成功与否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毛泽东作出这样的论断并昭告全党，决非小题大做，而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

　　从19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历经90年代的高潮，走到20世纪初期，遭到了破产。这一历史结果，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篡改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开始的。恩格斯逝世后，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广泛的攻击。那时以巴特尔和齐美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授公开出来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社会规律性问题、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社会意识（艺术、宗教）的各种形态的本质和相互作用、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等一系列问题上，轻视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类马克思主义的公开论敌，得到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支持。他们把这些敌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庸俗进化论和“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全盘接受了。修正主义把自己缚在了唯心主义的战车上，企图把任何一种唯心主义学说与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一批第二国际理论家，号召回到康德那里，宣称马克思主义应当与康德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调和，要求马克思主义与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相结合。

　　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他们：“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19]哲学战线，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战场之一。正是在这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斗争中，列宁写下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哲学著作，清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污染，保卫了俄国马克思主义队伍的理论基础。与此相反，“在第二国际内部，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攻击往往是没有遇到重大的阻力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威廉·李卜克内西、梅林和其他人——对修正主义思潮、尤其是对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斗争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拉法格认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理智的疲劳过度’的结果。威廉·李卜克内西说伯恩施坦主义是智力的发展过程，可以不去理会它。按梅林的意见，修正主义决不是工人运动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产生的。‘除了修正主义的情绪外，在德国从来没有存在过修正主义。’”[20]如此哲学视野和思想水平，第二国际内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焉能不在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中打败仗。第二国际的破产，就是毛泽东所说“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一个典型案例。列宁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哲学战场上进行尖锐斗争的历史实践和历史经验，是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学习马列主义时应该反复思考和汲取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继承了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战斗风格和思想遗产，一直把在中国共产党内灌输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党的建设的不可偏废的重要方面。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革命战争的开创时期，毛泽东就为阻止教条主义侵害革命根据地建设而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有针对性地提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喊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21]在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之际，毛泽东精心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为全党思想转变及制定新的战略策略，铺垫了哲学理论的基石。

　　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方面的学习，是列宁和毛泽东的一个共同特点。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22]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艰苦奋斗的年代，尤其重视中国共产党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创新和建设，亲手制定和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工作方法的决定》；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方法论著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等等，不胜枚举。毛泽东深知，方法不是个小问题，尤其在哲学中就更不是小问题了，因为方法是任何一个哲学体系的灵魂，在每一个严肃的体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3]

　　建国后，毛泽东把推动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更加重要的地位上。1955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全面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建立共同语言的问题，鲜明地指出：“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毛泽东号召全党：“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24]

　　哲学是民族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石，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能力的直接体现。人类思想史表明，哲学是人由精神被动转入主动的食粮和推手，没有先进哲学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列宁在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基础上，继续开辟了科学运用它们的领域，创造了列宁主义，造就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曾经沦落为半殖民地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和能力衰败的历史。中国本来是个不缺哲学的民族，有过骄人的灿烂和辉煌。但是到20世纪初，已经是“只手难扶唐社稷”，“鼓角灯前老泪多”。[25]国家的贫弱，民族的危亡，迫使中国思想界不得不喊出“打倒孔家店”，愤起刨自己的“祖坟”！那个时候，以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早已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对手，不但不能引领民族前进，反而与帝国主义“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26]反对新思想、新文化。世界史一再表明，在帝国主义扩张称霸的时代，哲学的兴衰与民族的兴衰可谓休戚与共。列宁主义在苏俄的经历，也是苏联的兴亡史。南斯拉夫等国家的悲惨现实，无一不是哲学荣辱史的注脚。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理论史揭示出这样一种思想现象，在理论思想的建设和创新方面，“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著作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27]只有方法的创新，才是一种哲学思想或哲学体系产生和发展的标志。马克思主义的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把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给他们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人类伟大的认识工具，是无产阶级用来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三、关于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认真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不会忘记《宣言》的最后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同盟的战友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28]16年后，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在英国伦敦成立，又亲自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这份宣言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当年他在《共产党宣言》里第一次发出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自那以后，从马克思、恩格斯始，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所有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出版自己的著作时，都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口号，庄严地印在自己著作的第1页上。这个相沿已久的举动，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个传统，一个公开申明自己身份和信念的标记。这个口号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它那毫不妥协的革命品格。

　　无产阶级要彻底改变自身被资本剥削、压迫和奴役的社会地位，他们在强大的资本面前，除了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与资本战斗，没有别的可以选择。无产阶级认识到这一点，完全归功于马克思、恩格斯，归功于马克思主义。

　　进入20世纪，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公开诉诸武力，争霸世界。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重新考察和深入分析被垄断资本主义争霸而极大分裂的世界和各个民族，由此发现了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普遍现状和发展的绝对规律，确认世界进入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冲破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设置在马克思主义上的重重藩篱，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论断。[29]

　　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划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时代的十月革命的各种意义，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说，其中最重要和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列宁在坚持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和纲领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并发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伟大的纲领性口号是列宁主义最主要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也是十月革命所开启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最重要、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对“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感到特别的亲切！正是列宁向东方发出的这个号召和动员，把十月革命的光辉照耀到备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的中华民族身上，启蒙了有思想的中国人，产生了尊严和勇气，重新规划民族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就是列宁发出的这个震撼当代世界伟大口号的直接产物。

　　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两个口号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革命年代，显示出革命的范围和革命的力量扩大了，革命的内容和革命的主题深化了。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号召的年代，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即将走向后期的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共产主义同盟发出这个号召，一方面着眼于把欧洲各国散乱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更主要的用意是把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从长期受资产阶级领导和思想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解放出来，独立出来，作为一支不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与尚能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共同把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享有他们为之浴血奋斗过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果实，并在这一革命成功之日，立刻把资产阶级革命不停顿地发展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完成和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显然，在那个无产阶级革命刚刚起步，还混淆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年代，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直接反映了19世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欧洲范围和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而制定的战略策略。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积极投身欧洲大陆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来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体系和理论纲领的研究、制定和创立，启发、教育和组织年轻的无产阶级。而后一方面，更是那个年代稚嫩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所急需的。《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深刻表明，历史决定了他们有限的生命所能完成的任务，就是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打下思想理论和组织机构两方面的基础。

　　同19世纪相比，列宁生活的时代，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20世纪初，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完全丧失了早期反封建的革命性，成为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经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几十年的锻炼，在各国已经形成有组织的革命政党。其思想纲领的成熟灵活和组织机构的严密有力，首先体现在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别身上。1917年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不久，列宁就立刻领导布尔什维克率先从思想上“脱掉那件‘穿惯了的’、‘可爱的’脏衬衫”，决意要把党的名称由社会民主党改为共产党，[30]另起炉灶，彻底实现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决裂。同时，紧紧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相互厮杀和彼此损伤的机会，把国际战争转变为国内革命，成功地把二月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思想和方法，建立共产国际，组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马不停蹄地在全世界开辟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场，扩大十月革命的战果，有组织地把革命推广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通过发展十月革命来保卫和扩大十月革命的直接成果——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不愧为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革命和扩大革命成果的革命大师。

　　通过十月革命，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在坚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基础上，向世界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号召和动员，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勇气和力量。这个深深地打着时代烙印的口号，雄辩而光辉地体现了集列宁主义之大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这个纲领性口号之英明，就在于它紧紧抓住了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最重要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特征：“几个特殊民族的剥削者的幸福建筑在对亚洲和一切殖民地以及小国亿万劳动人民的奴役之上”；[31]“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32]正是这个基本事实及其所体现出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了今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所应采取的与以往时代完全不同的战略和策略，并从这个具体事实出发制定具体的可行的革命政策。在列宁的领导和启发下，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迅速调整了支持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方针政策，首先在概念和名称上，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改提为民族革命运动。[33]这种对落后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的重新界定，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是列宁主义的精髓之一，包含着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尤其是农民问题理论的极其重大的发展。首先在实践上，表现为直接影响、发动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这本身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人类社会解放的一个特别重大的贡献。列宁清楚地看到“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34]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体和实质应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所以，列宁极其重视农民被剥削被压迫的一面，挖掘了、提升了农民长期被忽视、被压抑的革命潜能和无穷力量，把农民视为工人阶级革命的牢固的同盟军。这样，就把曾经长期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农民运动接纳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里，解决了无产阶级可以领导农民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问题。从此，这样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35]“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直接体现出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成为一个平等的革命主体和一支极其重要、极其巨大的革命力量，从而能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正是由于列宁真心地把农民当作无产阶级的极其重要、极其巨大的革命力量而加以依靠，这就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终于解决了在此之前恩格斯自己“只是觉得”，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整个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没有找到”的“接近农民的正确方法”。[36]

　　历史显示，列宁主义领导和影响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紧密结合又互为支撑，开辟了打击和削弱帝国主义的无限广阔的战场。这样的民族解放运动，一方面是支持社会主义的苏联，在20世纪上半叶在帝国主义的围剿中能够坚持下来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为社会主义的苏联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以纵横捭阖的纵深无比的战略空间。列宁提出了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新学说：“胜利了的革命无产阶级对落后民族进行系统的宣传，而各苏维埃政府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去帮助它们，那么，说落后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37]这一新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

　　毫无疑问，列宁主义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连接和过渡，给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一件实现自身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特别是在俄国和中国，实现了恩格斯的这样一种设想，即努力使农民“免于真正沦为无产者，在还是农民时就能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越容易”。[38]正是经过列宁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农民问题理论在中国这块农民人口广阔的土地上得到了发扬光大，由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发展成一个成熟的体系，正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得到传播和运用。

　　列宁主义关于“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号召和思想，在21世纪的当代世界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个伟大口号所反映和依托的世界经济状况和政治格局——“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没有根本改变，那么无疑，坚持和贯彻这一纲领性口号及其战略策略，就是当代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义不容辞的任务。

　　

　　四、关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和剥削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干什么呢？就是消除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这个曾经是很明确的问题，在当代，因苏联亡党亡国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而被搅得模糊起来。我们所从事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别的什么思想影响下的别的什么社会主义。牢牢记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的几条最简明易懂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就能识别形形色色的冒牌社会主义。

　　——1846年，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说：“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呢？……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39]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40]

　　——1850年，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至1850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时指出：无产阶级要“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41]

　　——1875年，恩格斯批评俄国民粹派时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42]

　　——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著作里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43]

　　——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文章里说：“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44]

　　——1894年，列宁在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时说：“要知道，反对剥削劳动者的抗议和斗争，目的在于完全消灭这种剥削的斗争，才叫作社会主义。”[45]

　　——1905年，列宁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章里说：“社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46]

　　——1916年，列宁在《论“废除武装”的口号》文章里强调：“谁指望不通过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47]

　　——1919年，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中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48]

　　我们对上述言论无须作过多的解释，即使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群众理解起来也不困难。因为他们是从自身的生活来认识和学习社会主义的，如同毛泽东所揭示的那样，“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49]

　　当代中国人熟悉邓小平的一段话；“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0]我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那么这个“一脉”是什么呢？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就是邓小平说的“消灭剥削”。在市面上流行的解说邓小平理论的读本里，人们一眼就能发现，我国思想界往往只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三句话，认为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最主要、最本质的东西，而对“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两句话不作解释，避而不谈。这种认识是极其错误、极其有害的。有这种认识的人，非常有必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这种错误的认识割裂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泯灭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鲜明的党性原则即阶级性和革命性，掩盖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的社会指向和革命锋芒，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变成了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可以接受和玩弄的庸俗社会学。为什么呢？道理并不复杂，难道资产阶级就不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吗？任何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如果不把“消灭剥削”看作是最本质的东西，其错误的性质正如美国前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里一针见血地剖析苏共修正主义纲领所说的：“苏联领导人愿意抛弃这个观念（即阶级斗争的理论——笔者注），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51]显然，任何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的论述，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消灭剥削”即消灭由私有制形成剥削这一内核，就是抹杀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都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的亵渎。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基础，“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发展和公有制发展共同的目标和结果。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更深刻的内容在于，既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那么前提自然是在建立和建设的社会主义进程中还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存在私有制引发的剥削。由此，对社会主义实践的考察必然产生出一系列十分重大的问题及其思想逻辑，如什么是剥削?是谁在剥削谁?怎么才能“消灭剥削”?靠谁、靠什么来“消灭剥削”等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剥削是个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问题，它发生在阶级之间，因而剥削关系也是个阶级关系问题。

　　当代世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不是别的而是私有资本剥削劳动，是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剥削是怎么实现的？主要是通过商品交换，即通过商品经济实现的。就是说，有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就存在剥削，因为私有剩余价值就包含在商品之中，并通过商品经济，通过劳动力的买卖和其他商品交换得以实现。而“两极分化”是剥削的必然结果，“两极分化”就是阶级分化，其表现和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博弈。消灭剥削和消灭阶级是一回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正是基于此，列宁讲“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但是“要一下子消灭阶级是办不到的”。[52]因为阶级的存在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53]因而消灭剥削即消灭阶级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而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即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实行一套科学的持久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邓小平为什么说“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最终”是个时空概念，所表达的内容就是告诉人们，“达到共同富裕”是要经过一个历史的过程，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

　　无疑，在实现“达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要“消灭剥削”就不可避免地发生阶级之间的矛盾和较量，即无产阶级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斗争，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为“消灭剥削”而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因为“社会主义就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向无国家的社会的过渡”。[54]邓小平在1992年初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刚刚遭受巨大挫折的时候，毅然决然地指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就是举起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旗帜。同时也是告诫我们，苏联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就是因为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而导致了亡党亡国。

　　毋容置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宗旨，“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55]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作为达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56]因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57]“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设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的建设，包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等，包括科学发展、改革和开放，包括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等。

　　

　　五、关于党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关于他们从事党的建设的历史实践和理论思想有丰富的记述，其中既有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有对失败教训的分析。当我们学习他们呕心沥血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光辉历史和理论思想的时候，同时必须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又一个曲折的历史结果。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既有成功发展又有惨痛失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历史教科书。显然，要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思想和基本经验，就必须结合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曲折斗争的经历。

　　从19世纪40年代，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白手起家的年代始，马克思、恩格斯经过艰苦的宣传和动员，在欧洲一些国家首先开始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组织和发动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那时，马克思、恩格斯把分散的与个别资本家斗争的工人组织起来，“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把“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58]通过组建工人政党，他们给欧洲工人阶级灌输了这样两点最基本的思想理念：其一，“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59]其二，“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直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60]正是由于建立了这样的革命或彻底改革的意识，欧洲工人阶级不断革命，发展出了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巴黎公社斗争。其后，他们大力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者法”高压下，不屈不挠地进行“非法”的半公开的秘密斗争，获得了巨大发展。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担起了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担，不失时机地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核心发起和组建了第二国际，在德国打破了“反社会主义者法”，使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权利和条件。

　　比较后来列宁、毛泽东这样的能够完全掌控本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家、组织家和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在党的建设的实践方面就显露出很深的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由于马克思深受欧洲各国反动政府的通缉和迫害，不仅在自己的祖国——德国，在其他一些国家也难以安身，被迫流亡在英国。这种已经公开的革命家身份，使他难以非常具体地指导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斗争和发展，主要是从远方和外部，给某一国家的工人政党活动以影响和导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党史表明，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指导作用的理论思想、政策策略和基本经验，是经过列宁、毛泽东的发展而系统化并成熟起来的。

　　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十月革命的胜利，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上方法上的成功体现，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

　　政党是干什么的？政党是近代以来，即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来阶级发展的产物和工具。为夺取政权和领导政权而进行的政治活动，是一切政党最基本的任务。谁不了解这一点，不牢牢地把握这一点，谁就不懂得政党是干什么的，也就不懂得党的建设的宗旨、任务和方法到底该怎么确定和实施，也就谈不上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夺权能力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发展和贡献，首先体现在组织建设方面，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列宁与深受第二国际“合法”斗争影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激烈斗争的产物。其实马克思很早就看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61]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和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从而在资产阶级镇压革命的复杂形势下，把“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灵活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发展和胜利。而第二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派，实行的仍然是来自资产阶级政党的自由主义的党的建设的理念和制度，在资产阶级国家所谓三权分立政体的“合法”的议会政党斗争中，反而被所谓的“合法”和议会民主制改造得面目全非，丧失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品格，堕落成欺骗工人的机会主义政党。列宁不仅以民主集中制组建和发展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还把这个原则推广到十月革命后俄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领导和建设上，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俄共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62]其他政党必须接受和拥护俄共的领导地位，绝不允许搞什么资产阶级的议会多党制。针对国内外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攻击俄共“独裁”、“一党专政”，列宁针锋相对地回答，如果你们认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一党专政”，那么“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63]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经验之一。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列宁的这个举动是20世纪前期那个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后来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件事的影响和意义，正如当年列宁阐明的：其一，“‘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工人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了解到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概念在我国革命的发展中已经过时了；我们建立了西欧任何地方不曾有过的民主类型”；“实际情况准确说明苏维埃政权是新型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说明我们为民主制提出了不同的任务”；其二，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其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各先进国家旧的正式的社会党，都没有摆脱使欧洲正式社会主义在这次战争中彻底破产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因此直到现在，几乎所有正式的社会党都是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真正的障碍，真正的绊脚石”。[64]俄国共产党的新命名，为酝酿已久的共产国际的成立扫清了道路，推动了后来一个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发展。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第三个重要贡献是，把农民当作无产阶级的极其重要、极其巨大的革命力量来依靠，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整个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没有找到”的“接近农民的正确方法”，从而扩大了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极大地拓展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深度和广度。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第四个重要贡献是，在思想建设方面反对和摈弃“自发论”，提倡和推行科学的“灌输论”。列宁深入挖掘和论述了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是不能在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的。实践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及其经济主义；工人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入”。所以“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的是没有的”；因为“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而“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65]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人类优秀的思想、道德和作风，都需要自觉地、有意识地、长期地去提倡和培养，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并形成起来。这是因为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几千年的压迫和奴化，使剥削阶级的思想道德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强大的习惯势力。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经过长期不懈的教育。因此，必须有组织地、经常地对全体党员和各界群众进行系统地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的教育。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建设的一些发展和贡献，是在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是在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建立起来的历史平台上，接受和吸取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成功的俄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和建党理论成立起来的。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是极度衰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在一个有几亿贫穷愚昧的农民、众多小资产阶级而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很少的国家里，建立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有战斗力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提出并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我们现在要建设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66]由此，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建设及其理论学说发展成一个系统的、完备的科学体系。为什么这样说，根据在哪里呢？根据就是毛泽东发现并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条根本性的原理。

　　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科学体系只有在它的理论形态里含有若干自然的或社会的基本原理的时候才能树立起来，才有了在科学史上独立存在的人类价值。原理不是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中，被人们发现出来的自然的或社会的不可违背的规律。

　　毛泽东发现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呢？194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总结整风运动，总结中国共产党24年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67]这个原理揭示出，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首先是一个专门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机关。政治思想工作是共产党各级组织和领导首要的工作和任务。党的历史表明，共产党的领导和威信，从而共产党的权力，首先和根本的是通过对广大群众进行持久而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影响他们，把他们团结和争取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的旗帜下。共产党的领导首先和根本的是体现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上。[68]“思想领导”是必须通过党的政治思想的教育才能实现。毛泽东把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当作“中心环节”，当作“生命线”，足见其多么的重要！如果共产党把“中心环节”和“生命线”这样的工作，这样的事情淡化或忘记了，那将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共产党或党的一级组织放弃了，失去了对它所依靠的群众的影响，也就是放弃从根本上领导群众，这无异于一种自杀的行为。党的政治思想教育一旦被忽视或破坏，其结局就是群众和干部如同离群的野马，四散而去，相应的制度就会随之坍塌。制度固然重要，但思想会指导制度的制定和落实。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修改党章报告时指出：“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指出这一点，在今天党已经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时候，特别重要。”[69]无疑，党“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70]如果不是从无产阶级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特别是从反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方面，自觉思考和从事党的建设及其政治思想工作，那么连党的建设的“门”也进不去。只有明确了、解决了党的建设及其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及其问题，党的其他建设才能有的放矢，党的组织才能成为教育人、改造人的学校，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成为实现党的各项任务的强有力的工具。

　　思想理论教育是党的建设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总结出的一条根本经验，为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实践所证明。针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事件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71]问题主要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72]正是因为“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导致了腐败蔓延，激起了严重的政治动乱，为此邓小平向全党大声疾呼，“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73]东欧、苏联共产党的垮台，都可以从他们放弃这一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理得到科学的解释。

　　总之，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辑和出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勤勉学习、准确传承和科学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写照。为了推进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发展，我们首先就要研读马列主义本身，并弄懂马列主义与中国化马列主义之间的关系。在怎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上，邓小平从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实践中作出的这样一个总结性论断，应当成为一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学习的指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在这里所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74]我们要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继续促进中国和世界的不断进步与和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列宁专题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5] 程恩富、何干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载《海派经济学》2008卷第24辑。

　　[6] 程恩富、胡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1期。

　　[7]《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注释：

　　[1]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60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7页。

　　[6]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8页。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7页。

　　[10]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14]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15]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16]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页。

　　[17]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48页。

　　[19]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

　　[20]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5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109页。

　　[22]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23]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420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6页。

　　[25] 严遂成（清）：《三垂冈》。转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25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5页。

　　[27]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29]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30]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31]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7页。

　　[32]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

　　[33]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

　　[34]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8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3页。

　　[37]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9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8页。

　　[45] 《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7页。

　　[46]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7页。

　　[47]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5页。

　　[48]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49]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

　　[50]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3页。

　　[51] 《苏联解体亲历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69页。

　　[52]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54] 《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6页。

　　[55]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

　　[57]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8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2、385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62] 《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4页。

　　[63]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6页。

　　[64]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6、467、457页。

　　[65]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6、85页。

　　[66]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3、613页。

　　[67]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

　　[68]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页。

　　[69]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70]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7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7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5、306页。

　　[73]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74]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9页。

　　作者简介：程恩富（1950－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顾问、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北京 100732）；李伟（1949－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　责任编辑：李秀伟
《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