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建：“大跃进”时期的官员造假

作者:博客 日期:2010-01-22

字体大小: 小 中 大      毫无疑问，官员造假与官员的任命方式有关，由上级任命，并且只对上级负责的官员，很难指望其非常诚实。不过这种官员任命方式，在中国已经存在着几千年，为何官员的不诚实程度到“大跃进”时期会登峰造极，这是本文所要重点研究的地方。“大跃进”时官员大规模造假有几个特殊的原因，分别是高指标、高压和试验田。
    
     　　（一）高指标

    
    　　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导致官员造假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高指标的始作俑者是中央。中央提出搞所谓的两本账。第一本的指标是公开的，必须完成的。第二本的指标比第一本高，但不公开，要争取完成。中央有两本账，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地方的第二本账的指标比第一本要高，这样层层加码，导致不切合实际的指标高得吓人。中国民谣说：“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可以说是当年高指标的真实写照。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表1是几个主要指标，从中可见，要求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年（1962年）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年（1957年），许多指标都翻倍，甚至是几倍。除了公开的指标之外，还有一个内部掌握的更加高的期望数。
    
    　　指标高，层层加码还不够，还要伴随着浮夸的升级而自己给自己加码。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这次会议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6000～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又把预计产量夸大到8500亿斤。1958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在甘肃声称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9000亿斤（后来官方公布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表2是山东省1958年粮食计划指标变动过程。1958年初的指标已经是不切合实际了，指标比1949年后历史最高值1956年的274亿斤增长了16.79%（1958年实际产量是245亿斤），但是到同年10月就翻了几倍。
    
    　　如此夸张的高指标，其实大多数官员内心明白是完不成的，同时面临着完不成任务要受到处分的压力，造假也就成为必然的。当年完全没有造假的基层官员恐怕不多，至少在农村的基层官员是如此。有差别的只是造假的程度而已。
    
    　　（二）高压
    
    　　当年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给一级施加压力。在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对完不成指标的官员要执行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用，四留党查看，五撤职，六开除党籍。毛泽东甚至说：完不成生产或调拨计划，要按纪律办事，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毛泽东给省级官员压力，省级官员就给地级官员压力，地级官员自然而然要把压力下移。例如，广东对大炼钢铁不那么积极，中央有人打电话催问陶铸：“为什么广东大炼钢铁放不出卫星”，于是广东宣布1958年11月1日一天广东炼出生铁878吨，炼出烧结铁、海绵铁1169吨。后来验证，广东1958年动员全省一半的劳动力，实际合格钢铁产量只有4.2万吨。云南省委农村部多次打电话、电报催促昆明市，于是昆明郊区也仿效外地移苗并秧的办法，放亩产万斤的“卫星”。
    
    　　一些省级领导浮夸少了也不行，1958年11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湖南省委向中央上报全年粮食产量只增产两成。会上批评了湖南省委，并成为第一个被插白旗的省份。四川省宣汉县干部群众抵触1959年粮食生产指标和万斤亩运动，地委负责人指示宣汉，“对顽抗消极的，实行上边压，下边挤，内外夹攻，互相呼应，田头院坝开展大辩论”，“实行火线整风”。1958年7月云南蒙自县被上级送来一面白旗，因此蒙自县委提出，“用鲜血染红白旗的决心，送走白旗。”铺天盖地的浮夸宣传给基层官员的心理压力不小。据说湖北有一位县委书记，平日天不怕、地不怕，“大跃进”时期却怕看报。因为报纸上的宣传让他心慌，担心怎么赶得上。
    
    　　高压的最终承受者是基层干部。安徽亳县一位生产队会计因报不出领导要求和产量而被斗争，报出高产后，又因此无法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被认为是瞒产被斗，从而被迫自杀。死后还被宣布为畏罪自杀。1958年广东省的两阳县（今阳江与阳春）一些参观的干部发现所谓高产的谷仓下面是空的，但是因为县委和该公社负责人是北方干部，怕捅破后被戴上“地方主义”或者“反党”帽子，不敢说穿。1959年两阳县招开了包括公社干部、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共10143人，历时18天的反瞒产大会，直到一位生产队长受不了压力自杀后才停止。
    
    　　显然，不能把造假简单归因于官员的个人品质问题，在上级层层重压之下，而自己的命运又掌握在上级手中，这时要各级官员以民众利益为重，已经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剩下的问题是如何造假，造假的程度如何。
    
    　　（三）试验田问题
    
    　　当年官员造假，多出自粮食和钢铁产量。而粮食产量造假，多出于试验田。1957年10月湖北省在农村推广红安县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实行三结合种试验田的经验。湖北省委将这一经验报告中共中央，得到赏识。195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向全国推广湖北种试验田的经验。湖北省在大跃进时期放出第一颗水稻高产“卫星”，也是出自所谓的试验田。这种试验田很快遍及全国各地，如当年浙江省龙泉县全县1451名县、区、乡干部有95.2%参加体力劳动，种试验田135.6亩。
    
    　　其实试验田并不是为了试验，许多试验田事先就规定了指标任务。云南省昆明市委在1958年7月甚至下文件，要求各区委及各乡基层党支部都必须搞一块面积最少一亩的水稻高额丰产田，亩产要超万斤。要种植有包谷或薯类的高额丰产地（包谷亩产5千斤以上，甘薯亩产10万斤以上，洋芋亩产5万斤以上）。1958年信阳地委要求各级干部包种小麦试验田，亩产1～3万斤。这种试验田，其实是逼基层公开造假。
    
    　　试验田是落实到具体人头上，因此官员自己的试验田产量涉及面子问题，难免要作假。例如原信阳地委常委兼秘书长，1958年夏季在一个生产队搞小麦实验田，实际亩产30公斤，报为618.5公斤。1958年10月长子县委第一书记种的3.4亩试验田放出高产“卫星”。其中玉米亩产2427.8斤；红薯亩产8340斤，并称之为“带头田”。先后有4300多人前往参观、学习。
    
    　　要求官员参加种试验田，就是要求官员造假。最初让官员种试验田的目的，可能是让官员了解劳动者的疾苦，让官员知道农业的实际情况，可是最终演变成逼官员造假的工具。这类异化现象，在当代中国似乎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