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永恒无极真气:中国高等教育严重问题的思维根源何在

刘道玉:中国高等教育严重问题的思维根源何在近十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2008年大学毛入学率已达23％，大学生在校人数已达2700万人，就其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但是，无可讳言的是，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如学生质量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学风浮夸、学费变相上涨、债台高筑、教学评估弄虚作假、研究生质量泡沫化、等等。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和舆论，甚至存在严重的不满情绪。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对此，论者颇多，有的认为是教育产业化，有的认为是大学体制问题，还有的人从大学理念、官本位和左倾冒进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应当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也确有某些参考的价值。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尚没有看到从思想根源上进行分析的，如果不刨根溯源，即使其他因素消除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高等教育上的问题。我所说的思想根源，就是“高、大、全”的思维模式，它已经成为国人的思维惯式，不仅根深蒂固，而且陈陈相因，几乎渗透到一切方面。因此，只有转变了国人的思维模式，不仅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教育上的问题，而且还可以消除在诸如经济、政治宣传、思想教育、科学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痼疾。（一）乍看起来，“高大全”似乎是一个人名，但它不是人，而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而且已经似乎已成了一种思维惯式。什么叫思维惯式？我在文章中用了一个“惯”字，“惯”即习惯之意。所谓惯式思维，就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日本哲学家三本清（1897—1945）在谈到习惯时说：“一般以为习惯是同样行为的反复所造成的。”⑴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受着社会形态、群体生活方式、文字、语言等因素的影响。三本清甚至认为，“可以说东方的传统文化是习惯文化。就如习惯是自然一样，东方文化的基础中存在的也是某种自然。”习惯是非纯粹的精神形式，它们是在人们思考和行事的时候表现出来。一般说来，惯式思维有以下的特点：第一是定势型，即我们常常所说的“脑子不转弯”。这种思维方法是从事发明创造最忌讳的，因为他们总是见怪不怪，把现存的一切都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从不想要去改变它们。持这种思维方法的人，当面对多种并存复杂的事物时，不注意多种纵向线索之间的互相关系，往往按照自己所需要的那一条线索进行精心处理，而忽视了其他可能性的选择。第二是趋同型，也即随大流的思维方法。总体上，我国不少人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毛病，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保守的思维习惯。为什么我国经济或教育建设中出现重复建设，为什么我国常常出现“热点”，如下海热、出国热、考研热、从政热……这些都是趋同思维导致的结果。第三是形而上学型，即只图表面而不注重实质的思维方法。持这种思维方法的人，容易走极端，只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只看形式不注重实质，只图表面不顾内容。其实，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是一种省心的懒汉思想，对事物不作具体分析，抹杀事物的个性，用简单化、程式化、固定化的思维看问题，从而抹杀了人们的创造性。东西方各民族，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如历史进程、科学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个性等，他们的思维的特点是完全不同的。据我个人的观察与归纳，中国人与欧美人在思维方法上至少有三点不同：中国人“求多不求新，求同不求异，求稳不求变”，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也有人说，中国人夸多识，而西方人夸新知，也许这正是我国知识分子缺乏创造性的原因。为什么“高、大、全”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因为自古到今，无论是官员或是老百姓，也无论是商人或是科学研究人员，他们崇尚“高、大、全”，我们只要打开媒体看一看，冠以“高、大、全”或变相的最、快、多等词句，简直是满天飞。既然“高、大、全”成了中国人思考问题和行事的出发点和追求的目标，那么事实上也就形成了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日本作家中野美代子（1933—）曾经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读后感慨颇多。⑷作为一个日本人，居然通过中国近代小说，分析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我们至少应当感到愧疚，因为至今还没有看到由我国学者写出有一定力度的这类著作。在书中，她罗列了中国人思维上的弱点，如缺少立体思维、缺少好奇心、缺少虚幻思想、缺乏游戏意思、缺乏幽默感等。她毫不隐讳地指出：“历史上所谓的中华‘思想’阻碍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认识，这种阻碍渗透到小说中，使周游异国的故事变得无聊乏味。”她进而说道：“与欧洲人常常为开拓认识世界奔向未知土地而进行的鲁莽旅行及冒险的传统不同，中国人的伦理理念是把认识的疆界限定在五官可及、手足可触摸的领域中……”。她的分析不仅说明了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没有诞生在中国的原因，而且也指出我国国民当今仍然缺少创造性思维的根源。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曾说：“但是假如个人的单独的习惯其力量是很大的，那么共有的联合的习惯，其力量就更大得多了。”⑵对此，列宁也深有感慨地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⑶因此，如果人的习惯一旦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那么它的破坏作用就是十分巨大的，我国高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是这种惯式思维模式所造成的。（二）在惯式思维模式中，“高”居于首位，它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所起的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我这里所说的“高”，是指在发展高等教育中所表现出来的高速度、高指标、高跨越等，以及在办学过程中为数不少人所追求的“高级”（级别）、“高攀”、（高攀名校）“高峰”（高峰论坛）、“高规格”（建筑和装修）、“高职称”、“高学历”、“高学位”，等等。然而，却偏偏忘记了高质量（教学）、高素质（人才）高标准（论文）、高难度（科学研究），而舍弃了这些真正意义上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只能导致进行评估弄虚作假和研究生教育的泡沫化。近10年的大学扩招，最明显不过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高速度、高指标的指导思想。自1999年开始，我国大学开始以超常的速度扩招，当年高校招生160万人，比上一年净增加52万人，增幅速度高达48％，相当于新建了52所万人大学。这是典型的冒进，是1958年教育大跃进在新形式下的翻版。问题是自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中，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平均增速为19．2％，头7年的增速为25．3％。与此同时，研究生的招生也急剧增加，自2000年到2008年，平均增速为23．06％，最高年份增速为46．2％。据国家教育部网站消息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超过俄罗斯、印度、美国，成为是世界第一。经过短短数年的努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既没有经过产业革命，又没有现代工业基础，在高等教育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用1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50到100年需要走的道路，这不是冒进又是什么呢？在师资、设备条件很差的条件下，怎样能够保证教育的质量呢？可是，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竟然说，10年扩招没有方向问题，但是政府投入不足严重的制约了教学质量。这绝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学风严重浮夸、教学评估弄虚作假，这不是方向问题，那还有什么是方向问题呢？根据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不是不可以适当扩大招生的规模，但必须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市场对人才的需要相适应。可是，我国在扩大招生问题上，既违反了经济的规律又违反教育发展的规律。在具体执行扩招时，又犯了一刀切的错误，重点大学本是肩负提高的任务，完全不应该扩招，但也下达高指标的扩招计划，以至于造成了师资、设备、图书馆、宿舍、运动场所等严重紧张的局面。为什么历时10年的扩招运动能够得以顺利地推行呢？除了跟风的同向思维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自身的利益所驱使，因为扩招会给大学带来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的学费收入。据我所知，全国只有中国科技大学例外，该校10年不扩招，每年招生的数字是1860人，它被认为是一个恒数。在全国大合并、大扩招和搞大而全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中国科技大学是个另类，他们不跟风、不合并、不扩招，“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保持自己的办学特色，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有了这种独立精神，还愁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和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吗？（三）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他在《第三次浪潮》中对“好大狂”的思维模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好大狂’也受到了攻击。‘大就是好’的鼓吹者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受到‘小就是漂亮’鼓吹者的非难。只是到了七十年代，一本《小就是漂亮》为题的书，才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极有影响的畅销书。”⑸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树立了“小就是好”的生产、消费理念和审美观点，而抛弃了“好大狂”的思维方法。可是，我国虽然初步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大多数人的观念仍然停留在工业文明初期阶段，抱着“大就是好”的老观念不放。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大”情有独钟，它几乎渗透到一切领域里。例如，讲朝代要加上“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街道要命名为大街、大道；楼房要叫“大厦”、“大楼”；破旧立新要叫“大破大立”；整风远动叫“大鸣大放”；形容有智慧的人叫“大智大勇”；结婚叫“大婚”，出自传叫“大传”；有关“大开发、大跨越、大发展”的标题，在各种媒体上屡见不鲜。建设现代化的城市，也是高喊“大上海”、“大武汉”、“大西北”、“大都市”。1990年提出了国际化，于是就有47个城市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这是明显的浮夸，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也只有一两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中国怎么可能建成这么多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呢？⑹近年大兴“论坛”和“讲坛”之风，但觉得不过瘾，又纷纷推出了各种“高峰论坛”、“百家大讲坛”、“世纪大讲坛”、“和谐社会发展大讲坛”、“健康大讲坛”、“长江美联大讲坛”等。甚至连月饼、保健品包装盒越来越大，书刊的版本也越来越大，街心花园和草坪也越来越大。每思及此，我都感到心痛，国人的这种思维方法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呀！同样地，我国在发展高等教育上“好大狂”的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自1992年开始的大学改名、升格和合并浪潮，就是“好大狂”典型的表现。据统计，自1992年到2000年，历时8年进行大学的大调整、大合并，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60多个部委参与了这次合并远动，全国900多所大学受到这次浪潮的冲击。大学合并始于1992年，把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合并为南昌大学，目的是要挤进“211工程”，打造全国的名校。接着，1998年把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杭州大学与浙江大学合并，从而掀起了全国大学合并的浪潮，2000年达到了高潮。当时，似乎已经造成了一种舆论：“合并则兴，不合并则亡”，由各部委和各省政府出面，强行进行合并，甚至搞“拉郎配”式的合并。值得指出的是，这次高校大合并的指导思想是值得怀疑的。指导思想之一是所谓的实现“强强”联合，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很多被合并的大学并不是重点大学，甚至把一些专科学校和干部管理学院合并进来，这怎么是“强强”联合呢？相反地，真正的重点大学并没有实现合并，所以很显然合并的指导思想强调的是“大”，而并非是“强”。合并指导思想之二是建设一流的研究型的大学，这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学校的规模没有线性关系。大并不意味着强，这是人所共知的浅显道理，为什么国家主管教育的领导人就不明白呢？问题在于，他们追求的不是真正的强，而是“好大狂”。指导思想之三是中国大学多了，不便管理，所以需要调整、合并，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真的中国大学多了吗？结论是否定的。美国只有2．81亿人，有4000所大学，而13亿人口的中国只有1900所大学，怎么能说我国大学多了呢？到底是分散超大型大学好管理拟或是小型大学好管理，道理也是很明显的，这只不过是强词夺理而已。我们不妨看一看几个具体的例子。例如，吉林大学是由原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解放军军需大学等6所大学合并的，合并后的吉林大学分散在6个校区、9个校园，占地661万平方米，在校学生7万多人，堪为全国第一。白求恩医科大学是一所既有特色又有纪念意义的大学，为什么把她取消？当地群众讽刺地说，要找长春市就到美丽的吉林大学校园里去找。更为荒唐的是在遥远的珠海，建立一个分校，占地居然达到330万平方米，这到底是办教育还是搞创收？合并后的吉林大学，水平和效益到底是提高呢抑或是降低了呢？事实事实胜于雄辩，除了规模居全国第一以外，剩下的恐怕就是30亿的高额债务了。另一个例子是贵州大学，她是经过几次合并，最后由6所大专学校合并的，其中专科和干部管理培训机构就占了4所。合并后的贵州大学，有24个学院、101个专业，在校本科生为45000多人，研究生3030人，一下子进入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之列。据说，合并后顺利地进入了“211工程”，如果不合并就进不了。这是典型的拉郎配，是纯粹“好大狂”的表现，明显的是以功利主义推动大学的合并。对于这场大学改名与合并，舆论纷纷，反对者亦众。但是，当政者置群众的舆论于不顾，完全由上而下，由长官意志拍板决定。为了指导大学的改名与合并，国家教育部制定了大学改名的7个必备条件，规定学生在8000人以上，正教授在100人以上，硕士点需要10个以上，必须具备3大门类学科，等等。正是在这种“求大”的指导原则下，掀起了大学改名的浪潮，并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各大学追求大、求多的风气。目前，专科学校都改成学院，而学院统统改成大学了，而大学的名称是一改再改。纵观这场改名与合并的浪潮，反映出了“求大”的普遍规律：一是地名越改越大，如由城市、省名、大区（如华东、中南、西南等）直到冠以“中国”才罢休；二是学科内容涵盖越广越好，如原来的工学院改为理工大学，后又改为科技大学；三是原来的化工、煤矿、石油等学院，也都改成“工程大学”了。随着大学的改名，大学中的系也水涨船高，统统地升格为学院了，如数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物理—物理与技术学院，化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生物系——生命科学学院、环境科学系——环境资源学院、中文系——文学院，历史系——历史学院（也有改为旅游学院）、经济系—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信息情报学院、政治学系——行政公共关系学院、哲学系——哲学学院、新闻系——新闻与传播学院……不一而足。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学改名与合并远动，是世界从没有的先例，完全是违背科学和教育规律的。如果按照中国教育官员的逻辑，那么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威廉·玛丽学院和法国的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巴黎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巴黎行政管理学校等，早就应该改名了，但他们却坚持不改名。可是，这些学校，有的是拥有“媒体实验室”的发明创造的摇篮，有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户，有的却囊括了世界最多的菲尔兹奖（7人），有的培养了多名总统。然而，即使中国拥有再多的“航母型”的大学，与包括上述那些大学在内的世界著名大学相比，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从与国外大学办学思想的对比看出，中国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多么的严重，“好大狂”的思想又是何等的狂热啊！与大学合并的同时，国内又掀起了一股“人为造城”的运动。自1999年北京外企投资建设廊坊东方大学城奠基开始，又拉开了大建大学城远动的序幕。⑺据不完全的统计，到2003年12月，全国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大学城共有54座，占用耕地1646万亩，占我国耕地面积减少的65．6％。这股人为的“造城运动”有以下上个特点：第一，相互攀比，规模越来越大。最初，上海松江大学城只有几平方公里，可是后来大学城的规模越来越大，如广州大学城一期工程是17平方公里，二期工程又扩大到43平方公里；岳麓山大学城是44平方公里，湖北黄家湖大学城占地50平方公里，陕西西部大学城占地400公顷，辽宁大学城占地543公顷，而重庆和江南大学城占地居然达到5万平方公里。据说，南京市的大学城的规模相当于26个北京大学，严重的供大于需。第二，追求时髦，越来越洋气。一些大学城中建设了度假村、娱乐设施，东方大学城中居然建了占地6640平方米的高尔夫球场。第三，上行下效，中等城市也建大学城。例如人口不到200万人的郑州，仅有20多所大学，规划要建4座大学城。其他的还有：甘肃渝中大学城占地18——24平方公里，无锡大学城占地10平方公里，常州、泰州、大庆等也都争先恐后地建设大学城。值得指出的是，“大学城”这个名称是从国外舶的，但我国对大学城的理解的片面的，建设大学城的方向是错误的。国外的大学城是历史逐渐形成的，是围绕着大学自然形成的为学校服务的社区。我国大学城是人为建造的，是政府与开发商联手促成的，开发商是为了赚钱，而政府是为了炫耀政绩。所以，群众讽刺说，大学城中没有大学，大学城不是为学生服务的，像这样的大学城恐怕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作者为武汉大学前校长、教授，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