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足双桥经开区:南怀瑾先生侧记(上)

写书原是一件快乐的事，但这本书却给我很多麻烦。

最早是书名的问题。在我撰写的时候，书名拟定《追随南师怀瑾三十年》，岂知统一公司的林苍生总经理对我说，这个书名不好，太俗气了，有些政治圈里人说话的味道。我觉得有理，于是就开始构思另外的书名。

周梦蝶说《奇逸人中龙》是最恰当的书名，他说这是他心中的南老师，只是我恐外人会批评有吹捧之嫌，不便采用。

凌峰提议的书名是《话说南怀瑾》，他认为书名应该中性，这一点我也同意，但老师的学生门人故旧太多，有人会觉得我不够恭敬。

陈知涯是大陆版南著《原本大学微言》写出版说明的人，他说书名干脆就用《南怀瑾的三十年》好了，因为我是以三十年的个人经历的立场而写的，但他还没有看过书稿，所以不清楚内容。

王学信想了一个很文艺很古典的书名《萍踪琐忆》，后来另一个大陆朋友建议的书名为《仰望怀瑾三十年》。

这个建议引发了许多友人的文思，有人说索性借用“吾于夫子之道宫墙外望耳”的一句话，书名定为《宫墙外望》吧!有人则说不妥，因为把老师比作皇宫里面的人了，不如用《槛外人语》。“槛外人”不是《红楼梦》里的妙玉吗?也是不行。

又有人说，那就用《倚栏人语》吧，啊哟!那是“斜倚栏杆剔板牙”的人说话，是一则笑话，怎么行呢!于是不断的苦思冥想，又麻烦了许多人，最后参酌了劳政武的意见，糊里糊涂总算定下了现在这个书名，脑袋已空，好不好也管不了啦!

书名的麻烦完结了，另一个麻烦才刚刚开始。

我是一九九八年四月动手写的，今年(九九)四月完稿，为了收集资料，这一年中与许多朋友联络，所以知道这本书的人很多。于是就有人关心，或者希望书中有他们的踪影，就像人们喜欢与名人明星合照一样。

老天爷!我何德何能，可以把老师认识的人一网打尽呢!这本书只是“侧记”，记述我熟悉的部分，并不是老师的“传记”。就连我认识的一部分人，也不可能都写到啊。所以这本书印出来，注定会使有些人失望，会有人不满和抱怨，这才是我没有办法克服的事。

现在我只能在此向大家致歉，请大家原谅我的能力有限，记忆有限。要说的太多了，越想越多，这一本书只是抛砖引玉罢了。相信未来会有人继续写，希望将来一切能圆满如意。

最后，我还要感谢许许多多的朋友，他们中有人提供了照片，有人帮忙找资料，有人与我一同回忆，才能促使这本书的完成。要谢的人太多了，无法一一列出名字，而我最想说的是：多谢，多谢，多谢大家。

刘雨虹　记

一九九九年七月　台北  南怀瑾先生侧记(一)---南怀瑾先生侧记

余教授的话

天下许多事往往由一些偶发的原因而造成，这本书也是这样。

一九九八年四月七日这一天，就与这本书的诞生，颇有关系。

那天我住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的新松公寓，这是专供外国留学生住宿的公寓。

因为这里环境清静，出外办事方便，加上往来无白丁的感觉很好，故而每次来北京都住在这里。

晚饭后正在收拾行囊，因为第二天就要走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李音祚编辑打来的，问我愿不愿意与一位名叫余一彦的教授见面。

这位余教授与她的夫婿潘峰教授，都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二人又双双留学法国。他们在法国都得到了博士学位，结婚后仍然回到大陆，在他们的母校武汉大学任教。余教授现在从武汉到了北京，她的另一半潘峰教授，去了法国讲学。

这对年轻的夫妇学者，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形而上的学问，颇有兴趣。余教授最先看到南老师的著作，是在加拿大的一所图书馆里，后来又连续看了许多南著的书籍。

因为师大出版社也曾出版过南著几本书，故而与我比较熟稔。李音祚编辑在电话中说，余教授正好到北京来了，也住在师大校园内。

既然都在这个校园内，那就见面吧!所以余教授就来了。

就是这位余教授，就是那天晚上的谈话，促成了这本书的问世。

说起来真是奇怪，我和余教授谈着谈着，谈到一个问题：因为大陆出版南著的书籍已有二十余本之多，销售总计也超过了二百万册，读者着实不少。许多人看了南老师的书，不免渴望了解南老师这个人。

对于这个问题，余教授发表了她的一些高见。她认为：南老师除了传统文化各家学术的学养外，他还是禅宗大师。一个人如果没有涉入一些禅宗的知识或修养的话，恐怕是很难描述南老师的。

接着她又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离开禅宗来说南老，会变成误导!”

这句话真够严重!使我暗自吃惊。

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位青年，名叫马宏达，任职西藏驻京办事处。那天他刚好来送书给我，碰见了余教授在此，大家就一起聊了起来。

就是余教授这句严重的话，撩起我写这本书的念头。但读者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自认懂得禅宗之学。

说实在的，我对禅宗的学问和修养，只是一个旁听生而已；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爱好罢了。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却要自不量力，来撰写这本书呢?这其中有几个原因。

第一，我虽只是禅宗的旁听生，但我得识南老师已有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的岁月里，南老师推动的许多文化工作，我多少也曾参与过一些。如能把我直接或间接参与过的事情记录下来，应该算是有关南老师的部分真实记载了。这些记录虽然仅仅是我个人所经历的，并非南老师的全面，但却不是道听途说。

第二，趁着三十年来与南老师有关联的人多数健在，见证人多，正是动笔的好时机。如待来日人去楼空，往事只能回忆时，则真假莫辨，反而真的成为道听途说，死无对证了。

第三，十几年前，曾结合友好各自撰述从学南师的心得，编成《怀师》一书，为志南师七十之寿。当时我正好是个闲人，故而勉强担起了编辑工作。之后几年，每每有人倡议编写南师传记，或八十寿诞纪念文集等，以使前次向隅者得能共襄盛举，但谈谈说说，各自忙碌，又加上南师风闻后极不赞成，故而始终没有结果。这次与余教授一席谈后，回到香港及台北，把我的想法告诉众友好，公认此书一定要写，并且要快写。但到底由谁执笔，大家推来推去，最后我只好义不容辞了。

三十年的追忆

由于前述的原因，我就打定主意要写这本书了，但真要做起来，还有一段曲折。

因为在做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写《袁晓园的故事》。这位晓园女士已届九八高龄，她是时代的传奇人物，从缠小脚念私塾的幼年，不断自我努力奋斗而得以到法国留学。她曾出任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又服务于纽约联合国，最后却放弃美国国籍，回到中国大陆推展文化工作。她的一生多彩多姿，罗曼史更是一波三折奇事连连。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变迁史中，她的故事，的确具有女性奋斗的代表性。

又因她的公公是国民党叶楚伧先生(抗战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早年曾任职正中书局总编辑等)，加上她自己法国留学的背景，故与国共双方的领导人物多有渊源。近年来，颇有人想写她的传记，无奈早年的经历资料难得，而且大陆年轻的作家，对不同世界的生活实况也较不易把握，故始终未成。而我恰好与她有六十年的情谊，结果这件工作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肩上了。

我本来希望写好《袁晓园的故事》后，再来写这本书。所以回到香港，见南老师时，我就说：“我正在写袁晓园的传记……”

老师一听此话，未等我说完，立刻说：“啊!她的传记你来写很好。”

我接着说：“完工以后我准备写有关老师的书。”

“不要写我，将来我自己写!”老师立刻回答。

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我心中即刻凉了半截。我该想到老师必然会反对这种事的，他所说“自己写”，也不过是一句推托话而已。

但是，想到余教授的话，勇气又来了，我说：

“我不是写老师的传记，我也没有这个资格，更没有能力写老师的传记；我只是写我所经历的与老师有关的事，叙述真实的经过，给大家知道罢了。”

我不但决心要写，而且要提前写。于是就搁下了《袁晓园的故事》，动手先写这一本。

至于南老师，他其实不在乎别人的赞誉，也不介意别人的毁损。以我三十年来冷眼所见，他所注意的，只是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否能独善其身，是否可兼善天下。

四川才子谢无量

我初次见到南老师，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底的时候。

那天台湾师范大学有一个讲演会，主讲人是南怀瑾先生，讲题是“佛学概论”。

听到“佛学概论”这个题目，使我想到一本名为《佛学大纲》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谢无量先生，他在早年曾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因他是四川人，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回到了成都。

谢先生不但文哲方面学问高超，受人崇敬，他的字也是潇洒自如，别有韵味。

一九四0年的夏天，我正在成都考大学。有一天晓园大姐嘱我顺路到提督东街一个地方，去找一位谢无量先生，因为谢先生要送她的字已经写好了。

当我找到那个地方时，发现原来是一所庙宇，名叫三义庙。进了大门靠左边的一间，好像门房一样的屋子，里面桌子前坐着一位胖胖的、弥勒佛一样的中年人，就是谢无量先生了。只见他左手拿着一把芭蕉扇，右手在写字。

这间屋子简陋极了，木桌上有一把小泥茶壶，桌边放着两三本书，最上面的一本，映入我眼帘中，就是《佛学大纲》。

大概“佛学概论”差不多就是《佛学大纲》吧。现在听到南老师要讲佛学概论，自然就联想到《佛学大纲》，接着又想到谢无量先生了。

说了这么多有关谢无量先生的话，是有原因的，因为袁焕仙先生带领弟子南怀瑾等的“维摩精舍”，就是设在三义庙这个地方。当时袁焕仙及谢无量二位先生，都是四川文化界响[左口右当][左口右当]的人物，只不过，那时的我不知道罢了。

当我看到谢先生时，心中颇为纳闷，为什么一个书法家坐在庙里写字?为什么一个文化人衣着又那么随便呢?

回去不免好奇地问晓园大姐，她说：“是啊!他就是那样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可能四川的文人都比较潇洒吧!”

那年秋天，我前往西昌去上学，西昌就是现在发射卫星的基地。在一九四0年时，因为日本飞机常到成都轰炸，不能安心读书，所以虽然考取了成都的光华大学(因抗战从上海迁至成都)，但为了躲避轰炸，仍选择了西昌技艺专科学校。这是一所农工专科，位于西昌邛海对面的庐山，是借用半山的庙宇作为校舍的。

到了西昌入校，才发现谢无量先生的女儿谢祖琰，也在那里就读。她念的是蚕丝科，我读的是土木工程科。

学校的校长李书田，是颇有名气的，他原是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那是全国驰名的学校。一九九七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朱棣文博士，就是李书田的外孙，当时朱棣文的母亲李贞，也是我们西昌同一个学校的同学。

叶曼与袁行廉

言归正传，告诉我们南老师讲演消息的，是叶曼女士。有人称她为田夫人，因为她的先生田宝岱是位外交官，兼任驻沙乌地阿拉伯大使。

叶曼是她的笔名，她是一位作家，本名叫刘世纶，所以也有人称她刘老师或刘居士。

在我们去听南老师讲演之前，叶曼女士在讲《老子》，我和姑姐袁行廉，都是听众。

叶曼女士多年前曾随南老师学禅学。一九六五年新春，她还特地从菲律宾回台，参加新正初二南老师主持的禅七，颇有所得。禅七过后返回菲国(当时田宝岱任职驻菲律宾大使馆)，南老曾赋诗以赠：

新春禅七后送刘世纶(叶曼)道友返菲京

晴空凝碧送归人　极目云天一叶身

乍见桃花初悟道　须留松柏养精神

清虚吾堕红尘劫　浊世谁传大士薪

烟水南巡行不尽　杨枝分作万家春

这首诗中“乍见桃花”是一个典故，出自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而悟道的公案。“烟水南巡”也是一个典故，是说善财童子虽悟道，但并未圆满，故而仍有南行参访五十三位圣贤，求取智慧之旅。

叶曼女士以后常在各处讲演，也在电台讲经，最近几年多在美国宏扬中国传统文化。一九九六年秋我刚到洛杉矶不久，听说她正在文贤书院讲《老子》，我和陶蕾还匆匆赶去看她呢。

回头再说南老师讲“佛学概论”的情况。那天去听讲的人很多，一间教室坐得满满的。除了叶曼女士、田大使外，还有美国哈佛博士班的罗梅如(Lovering)小姐、孙毓芹先生、林曦、杭纪东、陆健龄等。

当我们这些听讲的人都坐好时，听到有人喊：“起立!”

原来讲演的人到了。

回头向门口望去，但见进来的是一个瘦瘦矮矮的中年先生，他身穿中国式长袍，脚步轻快，面带微笑。

但却使我大感惊异!

因为他的面色与常人不同，那是略微发亮的淡淡的金黄色，刹那间令人想到佛像的金光。

这是我对南老师的初次印象。

接着是两个钟头的讲演，等到听完以后，行廉姐与我一致认同，这位南先生就是我们认可、足以当老师的人了。

说实在的，在我听这门课以前，对佛学根本没有什么认识。我和行廉姐都已届中年，在这个世界上也是经过风浪的人了，现在忽然对于一门从不了解的学问产生好奇，说起来也是有些原因的。

原因是由一部书所引起的。

话说大约在一九六0年前后，有几位“立法委员”，为了印制《道藏》而筹募基金。行廉姐的先生冯正忠，也是“立法委员”，为了人情就捐助了一些。后来《道藏》印好了，冯委员也收到了一部。

不过，冯委员并没有翻阅过这部《道藏》，倒是他的太太行廉姐，为了好奇开始翻阅。她不但翻阅，还产生了兴趣，因为发现这部书与一般书籍不同，尤其是修仙之类，更觉奇妙。当她看到神秘有趣之处，就会向我述说，虽然我们并不太懂，但仍觉奇特引人。　　　

广钦·老虎·南老师

之后不久，记得是一九六五年，有一次，邻居汤之屏君，邀我同游土城承天寺(台北南方约二十公里)，同去的还有一位淡江文理学院(现在的淡江大学)的李杏村老师。记得这位李教授是教哲学的，对佛学有研究。在我们步行上山的时候，一边观赏风景，一边听他和汤君谈些佛学的点点滴滴，觉得甚为新鲜。

汤君与我比邻而居多年，后来他们一家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而李教授后来也去了美国。

那天我们去承天寺的目的，是要去探望一个奇特的老和尚，名叫广钦的法师。听说他早年在福建山中修行时，曾经占住了老虎的洞穴。当老虎回来，看见一个和尚在洞里盘腿打坐，老虎踌躇了一会儿，竟然不声不响的离开，把洞穴让给这个和尚了。

这个故事太奇怪了，大家很想打听个究竟，才有那次承天寺之行。

李教授在途中谈天时，告诉我及汤君，有一位南怀瑾先生，常在师大讲演，可以去听。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南老师的大名，没想到见到他时，已是四年之后了。

话说那天在承天寺，因为有法会活动，客人很多，广钦老和尚被许多人围着谈话，我们没有机会多说。但是我心中老存在着老虎的问题，终于在十年以后，我得偿宿愿，有机会亲自问他究竟。

那是一九七五年春天，陶蕾从美国回到台湾探亲，有一天我们偕同周梦蝶和徐进夫，一行四人同游承天寺，他们也是对老虎的事产生好奇的。

到了承天寺，发现游人很少，四人就很方便的进入老和尚的厅堂。这个老和尚还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不倒褡(音单)的修行人。他每天只吃香蕉和喝水，也不躺下来睡觉，只在座上打坐而已，这就叫作不倒褡。

我们向老和尚行礼如仪，分坐两边后，我就很冒失的对他说：

“师父，听说你在福建山中修行时，曾经占了老虎的洞穴，不知是不是真的?”

“对呀，对呀，是真的啊!”老和尚笑着回答。我接着又问?

“老虎回来时你怕不怕啊?”

“没有什么怕的呀!那只老虎看看我，我看看它，我就继续打我的坐。”老和尚如此回答。

“你不怕它来吃掉你吗””我又问。

“我心中想，如果上辈子欠它一条命，就让它吃掉好了，也算是还了债。如果不欠它命，它也不会吃我。所以心中很坦然，没有怕。”老和尚很轻松的说着。

我们总算亲耳听见他自己证实了。回去的路上，我们四人都赞叹，在那种状况下居然不怕，真了不起啊!

说到承天寺，一九六一年春天，南老师也曾前往参观，并与广钦老和尚见了面。

这位老和尚后来致意南老师，劝他出家为僧。为了这件事，老师作了一首诗作为回答：

游承天寺答广钦老和尚劝出家话

昨从歌舞场中过　今向林泉僧寺行

欲界禅天原不异　青山红粉总无情

时难辜负缁衣约　世变频催白发生

拄杖横挑风月去　由来出入一身轻

由这首诗看来，所谓舞榭与山林，青山与红粉，出家与在家，都只是表象的不同而已。

“拄杖横挑风月去，由来出入一身轻。”可能就是解脱自在的境界，是禅宗的超越境界。其实，孔子所谓的“从心所欲，不窬矩”(《论语;为政》)也应该算是解脱自在的境界了。虽解脱自在，但有为有守，所作皆合乎道。

广钦和尚在福建时，名叫普钦，来台后改为广钦。

日本之行

南老师那次在师大讲演后，过了几天，大约是十一月三日，就随同一个中日文化访问团，到日本去了。

团员中，除南老师外，还有师大教授陈致平、“立法委员”程沧波、随团记者黄肇珩(现任监察委员)等，皆为文化教育界人士，共有二十余人。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这个访问团在东京参加东方文化座谈会，南老师应邀讲话。由于口音及翻译工作的不尽理想，又有许多问题没有时间回答，所以回台后，他写了一篇“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当年十一月三十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这篇文章收集在《中国文化泛言》中)。

在南老师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有一天我去探望陈致平教授夫妇。由于陈夫人袁行恕女士，也是外子袁行知“行”字排行的三姐(堂房)，故而常相过往。当我问三姐夫(陈致平教授)赴日之行如何时，他意外的说：“这次到日本去，幸亏有个南怀瑾，否则我们中国人会大丢其人!”

原来日本方面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有很高的中国文化素养，其中还有唐诗专家。他们曾临场作诗，并请台湾去的客人即席唱和。一时之间台湾访问团的人都傻了眼，不要说团员中会作诗的人不多，就是会作诗的，大概也须搜索枯肠，思考几天才能成句。眼看我们中国人就要当场丢人现眼了，说时迟那时快，南老师已和了一首回应日本友人，才算解了围，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最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位日本学者名叫木下彪的，是日本老一辈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曾任天皇宫廷文官，又是汉学专家，更是一位唐诗大家。南老师在日本时，二人一唱一和，结成诗友。在游日本太庙后，南老师赋诗一首，木下彪亦即唱和：

南老师的诗：

游伊势神宫(太庙)

立国同根各有时　浪传史迹费疑辞

乔松夹道黄花丽　为拜神宫又献诗

木下彪次韵：

缅邈谁知肇国时　迂儒考古漫多辞

天潢不改三千载　我仿周人赋颂诗

木下彪的诗不但工整，而且有唐诗味，看来他对中国文化历史也是很有研究的。后来他与南老师常相诗文往还，几年后，老古公司还出版了他的诗集《日本战后史诗》。

木下彪这本诗集，描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在美军的占领管制下，人们的痛苦失望与无奈，表达极为深刻。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者，不但祸害了中国，也祸害了自己的子民。

谈到诗，不免又说到南老师的诗集。因为陈致平教授与南老师同去日本之故，就带回一本南老师的诗集，而陈夫人行恕三姐，也是深通诗词及画艺的人。有一天我到他们家去，她正在翻阅南老师的诗集。她与南老师从未谋面，即喜读南诗，我就问她：“南诗如何，好不好呀?”

她说：“由诗看来，南先生是一个奇人，因为他的诗中带有一股空灵之气，有一种超脱世俗的韵味。”

她说得对不对，我不知道，因为到那时为止，我并未看过南诗。当时虽然拿过来看了一会儿，但是并不太懂，也就算了。

这本南老师的诗集是早期印制的，收诗不多，由孙毓芹先生亲笔抄录并题签，名为《净名盦诗词拾零》。一九八四年，老古公司将这本诗集与佛门楹联二十一幅及金粟轩诗话八讲，集成一册刊印出版。

两岸文化的动荡

南老师随文化访问团去日本的时候，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火如荼的进行了三年，愈来愈多的消息，令文化界的人士胆颤心惊，忧心如焚。国家民族的灵魂是文化，中国能绵延五千年，历史光辉灿烂，关键也是文化，现在一古脑的毁掉，中国人该怎么办呢?

多年来，台湾与香港的许多学者们，为中华文化的保存和发扬，在不断的努力着，如钱穆、牟宗三、唐君毅、程兆熊、方东美等学院派的学者们，以及一脚跨出学院，走入民间的学者们，如黎东方、陈致平等。后两人在五0年代即在公开讲演中，以历史的角度，通俗的表达，宏扬文化。

陈致平教授在师大定期公开讲演“中国历史故事”，更造成轰动。那时蒋经国特邀聘陈致平教授为其讲述历史，达一年之久，当时领导阶层对文化确有相当的注重。

南老师既然自年少即研读诸子百家，且旁及医理、易经、剑道等，及长又深入禅宗堂奥，如何把文化落实于社会人群真实生活之中，是南老师念兹在兹的大事。

这时日本的铃木大拙，已以日本禅学大师之盛誉走红西方学术界。然而禅宗本是道地的中国文化产物，是由印度佛学种子，播植在中华老庄孔孟文化的土壤上而产生的果实。

二次大战后，日本什么也没有了，但这个国家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政府支持日本禅学的发扬，进军国际。

西方由于铃木而引入禅学，更急于探究禅宗宗主国的禅文化。这时大陆正在封闭中，接着是文化大革命，以致中西文化的沟通，在台湾就多了一份时代的重要性。

所以，从日本回来后，南老师就积极筹备成立“东西精华协会。”

此时的台湾社会又如何呢?一方面有良好的经济发展政策，但是政治及思想上的严密控制并未稍懈。

国民党当局二十年前来台湾时，由于日据时代的刻意抑压等因素，台湾本土人才寥寥。经过二十年的岁月，情势渐渐改变，有才能的人已经成长，菁英渐出。也正因此，许多人对于政治思想的控制，开始反思，形成反对势力。而反对势力中又分成多派，以本土势力为主的，逐渐集结汇流为台独思想之河。

本土势力中较著名的如台大教授彭明敏，因发表台独公开宣言之故，经过一段跟监，偷渡赴美了，特立独行知识分子李敖，也于一九七一年初被捕入狱，整整坐了五年多的牢。而文化人柏杨，在此之前也已系身狱中了。

台大哲学系此时也遭受打击，笼罩着不安的气氛。中研院院士历史学家许倬云，当时(一九七0年)是台大历史系教授，应聘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一年。但因哲学系的不安，恐将波及历史系，故而不再回来，就此留在美国教书了。

台大哲学系的不安持续了颇久，涉及的人也很多，当时的王晓波与陈鼓应是一九七三年才被捕的，后又被释放。事隔二十多年的现在，他们都得到了平反，再回台大任教了。

留在美国任教的许倬云教授，于二十八年后(一九九八)退休，在记者会上，他说了一段颇有深意的话：

“时下常以政治的变化为焦点。但这有如大海波涛上一闪即逝的浪花，是最短暂的，人们应着眼的，是大海最深处的呼吸—亦即文化的持续与变迁。”

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是最重要的。可见持此观点的大有人在。

成立东西精华协会

早在一九六九年的八月，美国加州已先成立了“东西精华协会国际总会”，发起这个组织的，都是对东西方文化有深切认识的人士，也包括了各阶层。负责实际事务的，主要是薛乐如(Sherrill)先生。

美国总会刚成立时，会员只有十几个人，但很快得到社会上的响应。

在美国筹组这类的组织，比较方便容易，只要有理想，有人共襄盛举，立刻就可以登记，开始活动。这类文化团体有“法人”的地位，可接受捐款(捐款可以免税)，会计独立，款项不能私用，并要接受政府会计监督。美国总会成立后，由美国国务院通知台北的相关部门，再在台北成立团体，就比较顺利了。

那时的台湾，仍为“戒严时期”，对社会组织管制很严，即使纯粹的文化活动，有关方面也总是放心不下，好像人人都会造反一样。若要成立这样一个民间文化社团，也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严格调查及审核。

现在南老师要为推展文化成立社团，开创沟通东西文化的工作，真是史无前例，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困难和障碍，不仅是来自官方，甚至有些与南老师相识颇久的人士中，也有反对的声音。我曾亲耳听见有人说：“教化或讲课，何必要什么团体组织，只要有场地不就行了吗？”又有人说：“南某人喜爱夸大，想当领袖，所以要大费周章，办这个东西精华协会”等等。

但是赞成支持的，仍是多数，这些支持的人们觉得，有一个正式的组织，更多的人才能有机会听南老师的课，同样讲一次，数百人可以听，以代替以往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听讲的情形。

我那天听了南老师的话，感觉他做事真算有魄力有勇气，不像是南方人的作风，后来才知道，南老师祖先是河南洛阳人士，南宋时才迁徙到浙江的。

老师办事基本上有三个原则：

一 不向既成势力低头—已是既成势力，投靠不上。

二 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既然反对，和他妥协也没有用。

三 不向不赞成的人士拉拢—不赞成的人拉拢了也不可靠。

话说这个东西精华协会，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忙，走过了许多曲折的道路，又迂回于法令规章之间，最后终于获准登记了。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二日，“东西精华协会”终于召开了成立大会，参加的会员有七十人之多，就我记忆所及的有：

孙毓芹、汪忠长、杭纪东、周勋男、杨政河、徐芹庭、吕坤维、李澄圳、杜莉、周关春、陈得清、周美惠、林曦、陆健龄、张庆仪、戴思博(法国)、罗梅如(美国)、韩长沂、王凤峤、卢惠龄、蔡淑美、李淑君等。

南老师在成立大会上，以主席的身分作报告说：

“本会的宗旨，是国际性的，以不营利，不牵涉任何政治活动为原则，以达成人类社会慈善福利，而以东西文化交流融合为目的……。”

关于东西精华协会的宗旨，在简介中明白的指出：

“今天的世界，普遍陷在迷惘中，是非缺乏标准，善恶没有界限。它的远因近果，实由于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反映，人们但知追求物欲而忽略了精神上的修养，于是变得没有理想，没有目标，混混噩噩，茫然而无所措、无所从。人心如此，国际如此，整个世界人类何尝不如此，危机重重，人类再不回头，终将走入没顶的深渊。

东西精华协会(East-West Essence Society)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实在说：这个协会的诞生，乃是基于现代的需要。中、美两国有心之士，发起这个组织的宗旨，正如本协会的名称所揭示的，要从东方文化中和西方文化中摘“精”取“华”，身体力行之，发扬光大之，挽救思想文化之狂澜于将倾，导引人类走向‘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和平安乐的大同境界。

也许有人以为本协会的陈义过高，可能流于口号，但以下所叙述的本会成立经过及今后的做法，可以说明我们深切了解‘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道理，愿我们脚踏实地的努力，能得到大家的共鸣和支持。”

谭贞禧先生致辞说：

“有些人认为东方文化由于忽视了西方文明的长处，因此太偏重于精神方面，而忽略了物质方面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在物质文明方面，处于落后的状态。而西方也因为缺少了我们中国这种王道的思想，所以西方的文明，在达尔文所主张的进化论上发展到了顶点，演变成为物竞天择的这种现代文明。最近逝世的罗素曾经写了好几部书，他认为世界的新希望，一定要有一种新的思想产生。所以他在几本书里面，就曾说，美国所谓物竞天择以及那种弱肉强食的思想，应该融合东方抑强扶弱的精神，这种新的伟大思想才能挽救今天的世界。

所以贵会的成立，也是实行孙中山先生当时革命之伟大抱负。孙中山先生在精神讲话里的结论中，曾有这么一段话，他认为：‘要扫除中国一切社会上旧染之污，而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又说：这样‘……可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文化保存及发扬。’”

王建今先生致辞说：

“刚才听到贵会今后的作法，一切崇诚务实，正如古人所谓：‘登高自卑，行远自迩。’南怀瑾先生是最早的发起人，我们虽然认识不太久，可是从南先生个人的学识、平常的言论及对宗教方面的修养看，他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非常使人钦佩的学者。而在座的各位先生也都是抱有同样理想的人，才来参加这个协会，所以这个会与一般的会不同。我们就刚才所说的，兄弟现在站在自身的立场来说，今天社会上最大的毛病是青少年流入犯罪的问题，贵会也将对他们有所帮助，使社会人类走上一个富强康乐、安定和平的理想。这是文化发展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世界大同的理想。我想在岛内的团体里很难找到像贵会这样眼光远大的机构。有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当然我们希望一步一步的能够发展到全人类去，所谓‘大处着眼，近处着手。’而且，我发现贵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纯粹是为学术而研究，为人类的幸福而努力，是超然清高的。现在已经看到有人乐捐大量的土地，甚至有人愿意出钱出力，就这点来说，尤与一般的团体不同。”

来宾施毅轩医师致辞说：

“兄弟向来敬重南怀瑾先生，而且我跟他学的也很多，南先生让我讲话，我只好站起来讲几句。

贵会的宗旨可以说是沟通西方和东方的一个团体，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新的一个组织，在自由中国更是一个新的创举。英文名字Electic意思是一个中间人，了解分子，中国文化同西洋文化的一个调解者。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出之于拉丁、希腊，东方文化出之于印度与中国。兄弟在印度住了一年半，印度的文化我吸收的很多，中国文化我只知道一点点，西洋的文化因为我是医生出身，当然只懂得医学方面的，对于西洋的文化不太了解，不过空闲的时候也喜欢研究一点。我个人认为沟通东西文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以我们医生来说，不要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怎样子沟通，甚至连中医同西医都没有沟通，怎么可以谈到东西文化的沟通呢?比方讲，我们《易经》怎样去配合科学?这一个问题连带《易经》本身我们都没有弄清楚，《易经》里面医、卜、星相等，要如何贯通?中国的文化一向包括得很广，另外再融合西洋的文化，这是一项很伟大的工作，关于这个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能有私见，不能执着，不能有成见，对东、西双方的文化作一番汰芜取菁的工作。这样才可以使人类文明再向前迈进一步，而进入世界大同的理想。”

臧广恩教授，特地从日本赶来参加，并致辞：

“我在日本也深深感到，一个事业，一个运动的兴起，要许多国民对它有深刻的认识。否则，单凭少数人的呼叫，这是非常吃力的。譬如在日本，有一位德国人，受禅学影响，开办禅学院，一切经费均由国外天主教的人士捐助。虽然那位德国人只懂一点皮毛，但四面八方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了。如果那个大礼堂作为南老师讲演的场所，那不但是物尽其用，而且更能人尽其才。

因此，我非常感叹!如果要顺利将中国文化弘扬出去，我们要深切反省一番。”

在协会的计划中，除了推广各种社会教育外，还打算创办国际文哲学院，另有青少年辅导，出版事业，国乐及中医的研究发扬，以及禅学的研究等等。

李谦光教授的五百元

协会筹备期间的办事处，设立在青田街二巷一幢公寓的二楼。协会正式成立后，就迁到青田街五巷九号，是一所有院子的平房。

这里院子较大，除了客厅及连接的饭厅外，有四个房间，后院还有宽敞的厨房和工人房。

四个房间中，较小的一间靠前面，作为南老师的办公室，两间作为其他的办公室，另一间布置为修习禅定的地方，客厅连着饭厅的一大间，就是课室了。这所谓的课室，也只能容纳二、三十人而已。

那时的李淑君，仍是台湾大学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她选的课程中，有一门是“经济政策”，原为孙震教授讲授。一九七0年初，孙震教授因事到美国去了，改由李谦光教授代为授课。孙震教授就是后来台湾大学的校长，曾担任过“国防部长”。

大约是四月中的一天，正好要上经济政策这门课，李淑君带了些刚印好的“东西精华协会”的传播资料，来到了课堂。待李教授进了教室，她就向李教授请求借用五分钟，向同学简介“东西精华协会”的理想和组织。

当李淑君向同学们作介绍时，李教授就顺手翻阅东西精华协会的资料。李淑君介绍完毕，李教授当即从口袋掏出五百元台币，捐赠“东西精华协会”，表示支持这个文化理念。

当时的李教授，并不认识南老师，作为一个教授的李谦光，那时，却是很有人文胸怀的。三十年前的五百元，对一个受薪阶级的教授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李淑君是在一年多前(一九六九)于师范大学听南老师讲《老子》时，才初次认识南老师的。东西精华协会成立后，她虽仍在大四上课，但抽空就来帮忙，大学毕业后就全天候在东西精华协会上班了。

在李淑君全天上班之前，来义务帮忙的人有孙毓芹、陆健龄、汪忠长等人。

青田街的新地址安置妥当了，南老师立刻筹划推展工作。那时有美国及法国、德国等地来台研习中国文化的几个人，禅学正是大家所渴望的，所以南老师决定先开办禅学班。

虽说是禅学班，由于中国文化的互通性，所授课程也包括了儒家思想，道家的学术等。

在招考的时候，记得还有辅仁大学哲学博士班的赵玲玲及吴爽熹参加。因为南老师是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指导教授，吴爽熹的博士论文有关王阴明的思想，也是在南老师指导下完成而得到博士学位的。

吴爽熹后又留学法国，现在的她却是一个艺术家。

赵玲玲后来成为东吴大学哲学系主任、师大三民主义研究所所长、“国大代表”等。　　

旁听生与特别生

当时好像因私事，我未能参加考试，只好以旁听生的资格来上课。所以我常说自己只是一个“禅宗的旁听生”，的确是有根据的。其实如真要参加考试，我是一定考不及格的，能当一个旁听生也不错了。

禅学班是一九七0年七月十五日开课，为期六个月，每逢一、三、五晚上七点至九点上课。这是为了方便在学及上班的人们，因为参加的人包括各界人士，年龄也是老少不等，学历多是大专以上的程度。所开的课程重要的有：

《论语》——南老师讲授

《易经》——周关春先生讲授

禅学(《指月录》、《维摩精舍丛书》

《中庸胜唱》、《楞严经》等)——南老师讲授

《河洛里数》——胡庸老先生讲授

周关春先生服务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台大的华语教学部，他精研道家及《易经》学术，七0年代末期，他全家移民到美国去了。

胡庸老先生精于术数与堪舆之学，他是湖北黄陂人，南老师也曾请教过他，故始终尊以师长之礼。

参加禅学班的人中，有吴爽熹、周勋男、韩长沂、汪忠长、刘爽文、史济洋、李淑君、林中治、钟德华、徐进夫、罗梅如(美国人)、陆健龄、王徵士、林曦、杭纪东、朱时宜、王绍璠等人。

孙毓芹先生是助教阶层。他在此之前，自己原有一家永康出版社，也曾办了一个修习禅定的班。钟德华、林中治、陆健龄、卢惠玲(后来与王绍璠结了婚)等，原是那里的学员。东西精华协会成立后，孙老师就把他们都带过来了。

禅学班在大热天开课。那时冷气机还是奢侈品，并不普遍，何况刚开创时，经济拮据，也买不起。所以课堂内很热，有些人则坐在外面走廊听课。尽管如此，大家兴致都很高，没有人缺课。

周勋男那时已在台湾大学毕业了。杭纪东且是研究所毕业，那时他在淡江文理学院教课。林曦则仍在台大念研究所，是学化学的。他们跟随南老师已有不少年头了。林曦、杭纪东及王绍璠三人，过从甚密，大家都称他们为三剑客。密宗称活佛为“呼图克图”(蒙古语音译)，老师则常说王绍璠是“糊涂克图”，说他糊里糊涂。他与卢惠玲结婚后，一九七四年移民到美国去了，此后即少往来。

在这个禅学班中，更有一个极特别的学生，名字已经记不得了。这人大约四十岁左右，剃着光头，言谈举止不像对学术文化有任何兴趣的人。上课的时候，他也不耐心听讲，只是东看看西瞧瞧，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到了第四天，老师进课堂时，他走上前说：因为有私事要办，不能再来上课了，向老师请长假。说完之后，就当着大家，向老师跪下磕头行礼，并请老师原谅。

这一幕来得很突然，大家都颇为吃惊，南老师便急忙把他扶起。

后来才知道，他是肩负任务而来的，来打探这里到底搞些什么名堂，有没有反动思想，是不是反动组织。混了三天之后，发现并无可疑之处，当然就要告辞而去了。

至于说，要走就走，为什么还行跪拜大礼呢?是否他心有所感，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幕也说明了，三十年前台湾社会上的一些实际情况。

张学良与维摩精舍丛书

前面提到，课程中有《维摩精舍丛书》的讲授，这套书的内容中有袁焕仙先生讲解《中庸》，以及他所主持的“维摩精舍”的教化。这套书系由门人南怀瑾及其他门人所记录，更包括了南老师在袁焕仙先生门下学习的经过，并有谢无量先生题字。

这套书能在台湾印行，其中还有一番曲折有趣的过程。

那时，台湾的佛学书籍极少，更不用说《维摩精舍丛书》了。南老师并未带此书来台湾，后来意外的从刘乙光中将处得到了这套书。但刘乙光又怎么会有这套书呢，说起来倒是一段有趣的掌故。

原来，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遭到软禁，蒋介石派了一连人去专门看管张学良，这连人统由刘乙光少校指挥，因为刘是戴笠的亲信才会担任这个要职。大约是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张学良已去了台湾，那时南老师仍在四川，这时刘乙光托一位黄埔同学许建业，代购一套《指月录》，是张学良要的，因为张学良想学禅，而此书是成都出版的。许找到南老师，代购了一部《指月录》给张学良，并寄到台湾去。在同许建业交接过程中，老师又顺手送了一套《维摩精舍丛书》给许。

后来南老师也到了台湾，刘乙光渐次升到了中将。一个军人一生只靠看管一个人而高升到中将，倒真是天下少有。南老师因此还引用苏东坡一首诗来“恭维”他：

人人都说聪明好　我被聪明误一生

但愿生儿愚且鲁　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东坡的奢望，竟在刘乙光身上实现了。

那时，南老师想起《指月录》的事，就问刘乙光能不能向张学良先生借用一下那部书。刘说：张已信基督教，不学禅了，这部《指月录》放着也没有用，就还给你罢。

南老师又想起《维摩精舍丛书》，托人到处找许建业，甚至托了当时情报局长毛人凤去查，也无着落。后来听刘乙光说许在大陆未出来，并问南老师找他干什么。南老师说想找《维摩精舍丛书》，刘说许已把那部书送给他(刘)了，也带到了台湾。南老师大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说起来，如果不是张学良要学禅，也不会引出这本《维摩精舍丛书》和《指月录》的故事来。

后来老师在莲云禅苑四楼讲课时，这位刘乙光将军也经常来听课。

书是有了，想把它印出来可就麻烦了，因为财务困难，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时的周勋男，已从台湾大学毕业三、四年了，在救国团工作。他曾筹措了一笔款项，一心想印南老师的《禅海蠡测》，但是南老师说，他自己的书不忙着印，应该先印袁焕仙先生的这套《维摩精舍丛书》。周勋男遵命，就把这笔钱移用在这套书的印制上了。记得当时是由孙毓芹先生的永康出版社印行的。

这套书一共印了三种版本，精装本、平装本，还有线装连匣的套书，真够讲究了，著作者也是袁焕仙先生，充分显示出南老师对自己师长的尊敬。

刚开办的东西精华协会，因陋就简，因为经济不充裕之故，南老师常常自己出钱出力。初办的这个禅学班，虽收些管理费，也只能支付水电及部分房租，所以连老师在内，其他来授课的先生们，以及来工作的人，多是义务性质。有时大家也会像南老师一样，出力又出钱，幸亏多数人都各自另有固定工作及收入。其中财务上随时帮忙救火的，有一个李澄圳校长，他是一个常常解救燃眉之急的人。

张其昀与吴怡

说到工作及收入，不由得想起南老师接受文化大学教职的事。

“中国文化大学”的前身是“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为张其昀，字晓峰。他当时在台湾是一位影响力很大的人，对教育文化极有眼光，建树很多。他曾出任政府部门的“教育部长”，教育是他的最大兴趣。“部长”卸任后，就去创办“中国文化学院”。

但无论如何，创办一所学院必然是艰苦的，何况张其昀只是一位穷书生。他常向朋友告贷以筹经费，对有学问素养的人则殷勤拜候。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上都到南老师的住所，为的是要恳请南老师出任一个独立的礼学院院长，此事且经杨管北答应出二十万美金作经费了。但南老师认为自己与张二人，都是爱管闲事的人，将来难免意见有不协调之处，为了维护友情，最好不要共事，故坚决拒绝了，张没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要聘他为研究所教授，南教师只好答应了。为此，他曾赋诗以纪其事：

接中国文化大学敦请教授聘书有感

门外忽传走转车

聘书迟送却愁予

自从长揖山林后

又向人间填表书

虽然接了教授的聘书，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到学校上课，而由研究生前来南老师住的蓬莱新村寓所受教。当时吴怡是第一届研究生中的一位，他的论文也是南老师指导的，后来他在学术界也有了知名度，亦有著作出版。南老师还曾为他的著作题诗。

吴生怡前著人与路又著人与桥二书乞题

惆怅春残古道遥

西风吹乱短长条

谁家箫管勤殷弄

几处人归路与桥

蒋经国与“张老师”

对我来说，一九六九年认识了南老师，是我一生中的大事。

而对南老师来说，一九六九年也是重要的一年。

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多了我这么一个旁听生，而是这一年有三桩大事发生。

第一桩事就是日本之行。照今天的情况来看，要去日本买张机票就行了，台湾近年来去日本的人成千上万，毫不稀奇。但三十年前的台湾，除非公务出国，一般老百姓是不准许随便出国的，连留学生也有许多限制。尤其是许多一九四九年由大陆来台的人们，因为亲人留在大陆，自己在台不免受到些许怀疑。有些人为此不能获准出境，连探亲也不行。

记得李政道、杨振宁二人，那年得到了诺贝尔奖，有关部门的文化官员就去拜访他们，问他们需要什么协助。杨振宁只说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岳母能获准出境，到美国与他们团聚。因为这位老太太多次申请都未获准可见出国之难。女婿成了世界名人后，情况自然不同了，杨的岳母立刻获准赴美。但她到了美国，没有停留多久，就转道去了大陆，因为她的丈夫是杜聿明将军，留在大陆没有来台。

所以说，走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能了解行动自由或不自由的真正意义。

也可以说，南老师的日本之行，能走出境外，接触外面的空气，不知羡煞了多少人。

第二桩事，是“东西精华协会”的筹建。乍听起来，也不过是成立一个文化社团而已，在现在的社会里，也是千千万万，毫不稀奇。

但对南老师的教化目标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由以往个人单打独门的形态，进入一个有组织能发挥众人力量的状态。有了组织，才能有计划的推动社会工作和文化教育。

后来认同支持的人愈来愈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影响力也就从“点”扩充至“线”了。

讲到这里，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几年后有一次，南老师感觉青少年问题太多，想组织一些代办处，专门帮助苦闷的青少年们。

这时在旁有人说：“救国团”老早有“张老师”的设置了，已经有了成效，也得到青少年们的信赖。

“张老师”是一个代号，有问题不能解决的青少年们，或者没法求助于父母家人的青少年们，可以联络“救国团”的张老师。张老师也许姓王，也许姓李，他们都是可以从事心理辅导的人，许多也是义务工作性质，有些参加工作的，是心理学系或社会学系的大学生。

再说这一九六九年南老师的第三桩事，就是他的小儿子南国熙，在冬季被带到美国去了。

那时的南国熙只有十二岁，是由美国的薛乐如(Shcrrill)先生带到美国去读书的。

送小儿子赴美，南老师曾有诗为纪。

诫勉幼子国熙赴美留学

一生志业在天心

欲为人间平不平

愧我老来仍落拓

望渠年少早成名

功动富贵原馀事

济世利他重实行

怜汝稚龄任远道

强抛涕泪暗伤情

来学中华文化的外国人

说到南国熙赴美，不免要谈一谈薛乐如先生，他就是带国熙去美国的人。

这位薛乐如先生，是道地的美国人，原是美国海军少将。他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在临终时对他说：自己一生信奉基督，但心中仍有一个生命的疑问，没有答案，以后希望你能到东方去寻找，可能会有答案。

薛乐如退役后，先到华盛顿大学念了一个历史哲学的硕士学位，就到日本去了。停留了一段时间，又到台湾来参学，结识了南老师。

薛乐如对《易经》下了不少功夫，一九七一年八月，又回到台湾深入研究，后来他的一部著作《易经传承》(Heritage Of  Change)便由老古公司出版印行。

自从一九五一年韩战爆发，美国政府就派遣军事顾问团到了台湾，美军人员不少，所以也有他们的福利社，英文叫作PX。在那里工作的有一个美国人罗维特(Lovatt)本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他与杭纪东认识后就学打坐，后来身体有了反应，头顶有醍醐灌顶身体发乐的感受。于是杭纪东就带他去见南教师，也参加听讲。

有一次下课，看到南老师点了一支香烟，他竟哭了起来。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是不是生病了?哪里痛了?岂知他擦一擦眼泪，说道：“南老师是属于全世界的，吸烟损害身体怎么办呢?”

大家都笑了。有个了解情况的人就对他说：“老师抽香烟没有吸进去，只在嘴里转个圈就吐出来了。”

这时南老师也说话了，他说抽香烟有个原因，因为多年前在四川峨嵋山上闭关，在没有人烟的地方生活了几年，空气极清新干净，成了习惯。后来下山闻到一股“人”味，觉得其臭无比，实在受不了。无奈何，只好点起香烟，把“人”味赶一赶，其实并没有吸进肺里。

罗维特回到美国一段时间再到旧金山万佛城出家当了和尚，跟随度轮法师(宣化上人)。杭纪东说，他曾又来台湾一趟，后来听说又还俗了。

七0年的禅学班中，有一位美国女生罗梅如(M.Lovering)，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来台继续研究，是为了博士学位。她主修的是“比较宗教”，在台湾研究一段时间，半年或一年，再回美国一段时间。就在她获得博士学位后，仍常在暑期来台作学术研究。

据她后来告诉我，与她同时得到博士学位的，共有三个人，其他两人，因为找不到工作，一个改学会计，转业谋生，另外一个去开计程车了。只有她，因为学了中国文化，所以在大学得到教授的职位。

一九八九年我到华盛顿首府时，曾与她通过电话，那时她在南卡罗来那州立大学，已是正式的教授了。

在禅学班的时代，还有一个法国女学生，名叫戴思博(Car-hrine  Despeux)，她是研究道家学术的，对《易经》、《老子》、禅学以及密宗，都有广泛又深入的研究。

她在台湾的时候，也在淡江大学教法文。她是东西精华协会的会员，也曾给《人文世界》写过文章，描述她学习中国文化的心得和经验。

戴思博得到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巴黎大学，她仍常在暑假来台，作学术之旅。近些年来，也常到大陆研究。她对学术研究非常认真，现在她已是巴黎大学东方学系的主任了。

另外还有一个美国人，名叫白中道(Douglas  Whire)，也是哈佛毕业的。他除了在台大研究外，就是到南老师这里上课。后来娶了台湾女孩子，又回到哈佛念博士去了。

外国来向南老师求学的人很多，上述的这些人，是我认识的人中比较早期的几位。

朱文光的故事

禅学班是一九七0年七月十五日开课的，记得大约是九月的时候，朱文光回到台湾，当时他已经得到美国柏克莱大学的农业化学博士学位了。

他回来的第二天，南老师就请他到禅学班来讲演。他讲的内容是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因为不是学术性的，只是美国的中国文化热一类的普通常识。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腼腆的表情。我认识南老师的时候，他已经出国念书了，所以这是我头一次看见他。

朱文光博士是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硕士，后来再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他研究学问有独特的方法，能迅速深入，达到精要。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是南老师的得力左右手。

朱博士深研《易经》，对道家学术颇有造诣，在未出国前，与杭纪东、林曦、周勋男等，都在南老师门下学习。朱文光除了本行农业化学外，因为对道家学术有兴趣，所以大家都称他“朱老道”。

他的童年极为坎坷，他生于一九三四年，仍是日本占领台湾的时期，四、五岁的时候，又逢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台湾是日本人的作战基地，又是供应米粮的仓库，台湾盛产的稻米，都被收去供日本人食用，而台湾同胞只能用蕃薯为主食，偶尔能吃一餐米饭，就是奢侈的享受了。

朱文光的父亲朱石头，本是一个文学作家，富有民族主义思想，不为日本人所容。日据时代，与一群台籍菁英逃到广东，宣扬反日思想。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台湾，以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不料在“二二八”事件中蒙冤被害。

朱石头被害后，更是长久祸延家人子女。他育有五子一女，朱文光排行第二，全家自此被列为“二二八列管家属”，生活在阴影之中。

这时，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担，都落在母亲的肩上。当时没有工作机会，只有到市场卖菜，朱文光那时十二、三岁，下课就急忙赶往菜市，帮忙母亲卖菜，少年时的艰困，不言可知。

但是朱文光和他的兄弟们，都很努力上进，都学而有成：当他台大毕业要出国进修时，却因“二二八家属”身分而遭到阻力，是萧政之先生的力保，才能成行。

朱文光的弟弟朱时宜，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记得他要赴美留学时(一九七一)，也遭遇到不准出境的困难，又是萧政之先生全家作保，才得以成行，朱时宜后来在耶鲁大学修得博士学位，现在仍在美国大学任教。

说到萧政之先生，当时任“宪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热心好义，常为人平冤。除了朱氏兄弟之外，他常有形无形的助人解决困难，且语多幽默。

记得有一次，南老师又请他帮忙为一个倒霉的女士找份工作，解决生活问题。因为她的丈夫突然去世，使她生活陷入困境，而当时既无抚恤，也无保险制度。另外凡有“疑难杂症”，南老师都常请萧先生协助，他也都一一设法，安排妥当。

那天萧先生到南老师处回报这些事情，说完了以后，就回头对着我们这几个旁边的人，自言自语的道：

“南先生交给我的，都是烂队伍。”

大家不觉莞尔，南老师也笑了起来。

朱博士是得到博士学位后，应邀回台湾大学任教的。

回到台湾时，他已是36岁了，没有结婚，也没有固定的女朋友，可能是投入学术太深之故。但他是一个谦谦君子，对女孩子很友善，个性表里如一，且重诺言。这种特质在当今社会中并不多见。他回到台湾，对东西精华协会的工作推展，帮助很多。

杭纪东的茶匙

禅学班在次年(一九七一)元月十七日结业，再过十来天。就是农历的新年了。到了春节年初一那天，大家热热闹闹的来团拜，又商量研究下一步该做些什么。

其实南老师早已胸有成竹，下一步就要办杂志，发挥文字的力量。

又过了不久，大约是二月二十三日那一天，南老师召集了一个出版杂志的会议。那天我并未参加，后来得知消息，便到南老师的办公室去打听。

南老师坐在他的书桌前，书桌的左前方有一张椅子，是给客人坐的。

右前方就是屋门，桌前斜对面又是一个门，是通后院及厨房的。

老师坐在书桌前，我坐在那张客人的椅子上。

这时候杭纪东来了，他如果进了屋子，太挤了没有地方坐，所以他就倚着门框，站在门口。由于他已跟随南老师多年，在我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就说：“杭纪东的禅宗一定是很了不起吧!”

话没有说完，南老师就接腔了：

“哼!”南老师先哼了一声，打断了我的话，然后又说：“我的禅宗如大海水，杭纪东拿一个小茶匙来舀!”

这句话如晴天霹雳，听得我不知所措。我曾说过，我不过是一个旁听生而已，是一个世俗的人，南老师的话，听到我的耳朵中，是道道地地的骂人。当着我的面骂杭纪东，连我都感到难堪，杭纪东怎么受得了呢?尤其是，杭纪东出身外交世家，他的父亲杭立武，是“外交部”大使级的人物。况且，杭家讲究的是礼仪，现在被老师这样的对待，不知他会如何?……

岂知抬眼看看杭纪东，他仍倚着门框站在那里，却嘻嘻的笑着。

这就是禅宗吗?真教人受不了，我这个旁听生大感不解。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接受这种骂法的。

杭纪东走后，我立刻向南老师提出严重的抗议：“禅宗我是要学的。但是，老师你不能骂我，如果你骂我的话，我就不学了!”

“好!好!答应你，不骂，不骂。”老师微笑着，对于我这个近似要挟的要求，作了口头的允诺。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在香港又见到了杭纪东，他是专程从台湾来看望老师的。我特别向他提起这段往事，我记得很清楚，南老师也记得很清楚，但杭纪东却记不太清了。可能是他受惯了老师的临济喝、德山棒、赵州茶。

就在六月十二日前后几天的餐桌上，仍可见到南老师对他的棒喝，与他的机锋问答……回忆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再回到当时的情景，心中真是感慨万千。

琼瑶　平鑫涛　人文世界

“东西精华协会”会址所在地青田街，是和平东路一段北面。我住在云和街，是和平东路一段之南，相距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所以往来极为方便。

一九七一年二月底的一天，我下午到协会去，在大门口遇见周关春先生，他正好出来。周先生看见我就说：“现在东西精华协会刚刚开始，尚未站稳脚步，但老师又要办杂志了，如何是好?”

我听了却立刻说：“办杂志很好啊!我赞成。”

当时我是直觉的反应，因为在东西精华协会的计划中，本来是要办杂志的，又因为自己当过几年记者，所以就拥护办杂志这桩事了。

但周先生所考虑的，是财务问题。办杂志是要先投资，是否赚钱也不一定，至少开始是要赔钱的。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南老师的想法是赶快推展业务，文章千古事，文字的流传远较讲演为广，该做就马上做，借钱也要做。

而我当时也不太清楚这些问题，所以就单纯的表示了赞成的意见。

周先生听我说了赞成的话，也不再多说，就走了。

我走进办公室，南老师就告诉我要办杂志这件事，并希望我也能帮些忙。对我来说这是义不容辞的事。谈到发行的问题时，我就建议请《皇冠》杂志的老板平鑫涛先生帮忙。当时皇冠杂志是办得很成功的，也是一流的杂志，于是我就打电话给琼瑶，并请她转请平先生(那时他俩尚未结婚)，约好餐叙见面。

记得是在馆前路“聚丰园”这家浙江馆子。那天来参加的，除了琼瑶、平先生、南老师外，还有南师母，以及南大小姐可孟及二小姐南圣茵，她俩都还是学生。

那天本来是我作东，没想到饭后反被南师母抢先会了钞。

因为琼瑶是陈致平教授的女儿，陈教授与南老师曾一同赴日，所以她虽是初次与南老师会面，但就喊南老师为南伯伯了。她和平先生热心允诺帮忙。平先生在分手时，还再三的说，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说，不要客气。

《人文世界》的发行，就交给了《皇冠》代办了，《皇冠》的总发行是远东书报社，我们后来出刊的《人文世界》月刊，也交与《皇冠》，一并由远东发行。

平先生为了这本《人文世界》，费了不少心，还不时提出建议，帮了很多忙。

从决定要出版《人文世界》月刊开始，南老师就集中力量在这件事上。首先是忙于写文章，《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这本书就是他亲手写的，在杂志上连载。另外每期要写一篇有关儒家的，一篇道家的以及密宗的文章等等。第一期写了“儒家与孔孟思想哪里去”、“20世纪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密宗与东方神秘学”。日本的臧广恩教授也写了一篇“老庄思想在日本的影响”。

南教师的几篇文章、好比酒席桌上的主菜，其他搭配的副菜形式的文章，则由别人来写。那时朱文光、徐进夫、林曦、朱时宜、徐立功、孙毓芹、周勋男等，都是基本干部。我当然也胡乱写些文章凑数，当作小菜，调剂而已。

大家足足忙了两个月，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人文世界》第一期终于出刊了

奔波的人——李淑君

其实，最忙也最辛劳的人，就是李淑君了。那几个月里，并不只是接洽杂志的登记印刷等事，她还是东西精华协会的秘书，是固定上班的人，其他人都是业余帮忙。

虽说是固定上班的人，却没有固定的薪水，只是偶尔领一些车资而已。不但如此，还要设法周转资金，每天在下午三点半银行关门以前，要把现金存进去，以应付到期的支票。那时的票据法律规定，开出的支票到期不兑现是要坐牢的。

所以李淑君整天忙进忙出，里里外外的支撑着。

有一天，偶然问起她住在哪里，才知道她家住汐止镇，那是在台北东北约十几公里远的郊区地方。下班后，她先要搭巴士约30分钟到火车站，再转车到汐止，又需约一个小时(那时还没有直达车)，每天来回在公共汽车上，就得花三个多小时。

刚听到这个情况，真吓了一跳。相比之下我十分钟可以走来，是多么的轻松!更何况我又不是天天来。

我更觉好奇的是，在汽车上这么久，有时没有座位还必须站着，与大家挤着，我就问她，如何承受这个状况呢!

李淑君不慌不忙的说：“没有办法呀!”只好在车子里练习修定功夫了，假设自己是在静坐吧!”

啊!原来如此。原来她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功的!大概就是学禅定的人，行住坐卧都在定中，都不散乱的道理。所以她虽忙碌，却知道随时随地用功，年纪轻轻，真不简单。南老师在给她的诗中说道：

书赠淑君学子

同心协力是何人

辛苦艰难赖有君

一会灵山终不散

偕行悲愿济斯民

二十余年旧道场

孤僧冷庙喜清凉

相逢犹似当年境

不觉人间岁月长

徐立功和周勋男

《人文世界》杂志有两个写散文的人，一个是徐立功，另一个是周勋男。

徐立功是南老师辅仁大学哲学研究班的学生。他硕士毕业后在电视台撰写剧本，在影剧行业中逐渐崛起。记得几年之后，陈美龄希望到电视台演戏，南老师就托徐立功替她安排试镜，试镜的结果不理想。那天徐立功来向老师解说这桩事，刚好我也来了。

这件没有成功的事，当时虽云不理想，但扭转了陈美龄的前途。陈美龄长得漂亮，自幼学跳芭蕾舞，《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这本书中，示范照片中的人就是她。她不但长得美，念书也是呱呱叫，在淡江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前后，她也在协会帮忙。后来试镜不成，放弃了表演这一行，就到美国进修了。几年后她进入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任高职于金融企业界。一九九四年我在香港曾与她见过面，后来她与一个同行的美国青年结了婚。

这是因徐立功安排试镜，引出来的另外一章。

徐立功是徐立德的胞弟，但兄弟二人走的路子不同，徐立德学财经，做到“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弟弟走艺术道路，他有能力有才气，也有眼光。前些年他升任了台湾“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总经理，在他的任内，曾与国际大导演李安合作，拍了“饮食男女”、“喜宴”等影片，而进军国际影展。后来康城及柏林影展，都见到徐立功带领电影队伍前往参加的场面。

李安导演在这两部电影走红后，被好莱坞肯定，邀请他拍由英国小说改编的“理性与感性”，是中国人导演西方电影的成功案例，并奠定了他在好莱坞的导演地位。

徐立功从“中国电影制片厂”退休后，自组公司，继续为两岸三地电影事业奋斗。他早期在台湾还参与创办了一个“电影图书馆”，现改名为“电影资料馆”，对电影文化的保存很有贡献。

说到另一个写散文的周勋男，也令我吃惊不小，因为他沉默寡言，外形又是黑黝卷发粗重型，如何能写出轻俏的散文呢?可见人不可貌相。

周君是台湾西螺镇人，那里是以出产酱油闻名。

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对台湾人受教育限制很多，尤不允许攻读政治文哲。有钱人可以到日本留学，所以台湾的医药与绘画方面有成就的多，音乐舞蹈方面人才也多，他们都是在日本学习的。

还记得一九四八年我初到台湾，适逢蔡瑞月在中山堂有芭蕾舞表演，我立即买票参观，印象深刻。妙的是，周勋男后来还曾跟随蔡瑞月学过芭蕾舞呢。不久前在香港南老师处，周勋男说出这个跳芭蕾的事，曾引起了大家一阵狂笑，因为看看发福的他，居然曾习芭蕾，实觉不可思议。

蔡瑞月经历很不幸，她嫁了一个从大陆去台湾的人，在那种紧张戒严时代，丈夫被捉去，系狱后驱逐出境。蔡瑞月一生很受折磨，后来与儿子移民澳洲。数年后她曾到大陆再会夫婿一面，惟长久隔离，斯人已经再婚。这也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再说劝周勋男选镇长的事。因为当时政策，是尽快培养台湾省籍人士，尤以蒋经国推行本土化，积极培养台籍青年，当时就流传着“崔苔菁”的幽默话。

崔苔菁是七十年代的一位有名的歌星。她的姓名谐音正是“吹、台、青”，意思是只要是会吹牛、台湾籍、年纪轻，一定可以在政治上出头。

但是周勋男不喜欢“吹”，所以无法从政，他只喜欢做学问。一九七六年，他又到美国修心理硕士，因为过度疲劳生了肝病，就没有再攻博士学位，加上父亲病危，他就匆匆回台了。后来他的肝病是吃中药治好的。周勋男勤于笔耕，也有不少著作问世。

悟一游说妙然

在大家正忙于杂志出版时，又发生了一个新问题。租用一年的会址，因平房要改建大楼，所以非搬家不可了。于是南老师带领众人，天天忙着找房子。

这时的行廉姐，受邀到苗栗法云寺，去帮忙协助解决被侵占的土地问题。她知道主持妙然尼师(与善导寺另一妙然和尚同名)，在台北有一个四层楼的地方，名为“莲云禅苑”。这个地方的一楼是客室厨房，二楼是大殿，三楼是宿舍，四楼是个大厅。因为房子刚建好，四楼未派用场，也可能以三千元出租。

当南老师表达要承租的意愿时，妙然尼师却感到为难，她对行廉姐说：由于出家在家的问题，性别的问题，省籍的问题，她不便答应，除非有佛教界的领导人士能从中沟通，才可以免除外界的批评。

那时台湾佛教界的领导人物是善导寺的悟一法师，他是江苏省扬州人，刚来台湾时，善导寺尚有军队占驻，是杨管北先生帮忙，才使军队迁出。杨管北是“立法委员”，又是“复兴航业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全国航联”理事长，是台湾航运界的首脑。从在上海时开始，他就是乐善好施的人物。来台后与南老师往还密切。

杨管北知道了租房的事，即请悟一法师出面，前去拜访妙然尼师情商。

悟一及妙然二师的对话很有意思：

悟一：“南怀瑾先生希望租用你们这里的四楼，作为讲堂，请你答应好吗?”

妙然：“南先生是在家人，我们这里是出家人，又是比丘尼，恐怕惹人批评，反而不妥。”

悟一：“虽说男女有别，出家在家形式也有不同，但佛经上说，观音菩萨还有三十二相(表示以不同形式出现)，外表应该不成问题吧!”

妙燃：“既然大师这样说，我无条件把四楼借给南老师用，不收租金。”

就这样，东西精华协会搬到了莲云禅苑四楼了。

妙然尼师十四岁在苗栗法云寺出家，那时的主持觉力老和尚，是由福建请到台湾的高僧。由于法云寺的原址是日本人处决人犯的地方，听说常常闹鬼，本地人士就集资建寺，并从福建敦聘高僧主持。妙然尼师修持守戒都较出众，觉力圆寂后，就由她接棒了。

当时的妙然尼师已经六十三岁了，是三个道场的主持，除了法云寺及莲云禅苑外，还有台中佛教会馆。她轮流往来三处，领导着所有的比丘尼。

台湾女性出家的颇多。早期的女性出家的为尼，并不全都是为了学佛，而是选择一种清静的生活方式。台湾被日本长期占据，形成了日本式大男人主义作风，女人在家中没有地位，许多男人爱喝酒，酒醉打老婆是常事。所以很多女孩子不愿结婚。但台湾习俗，女人不能在娘家住一辈子，不出嫁就得出家。既然出了家，日久的薰习也会走上真修行的路。

妙然尼师的门下，也有这类的比丘尼。但她以身作则，念佛修持，随缘向人讲经说法，通俗自然，得到大家的信赖，所以信众很多。

每当她到一个道场，不管多累，先到佛殿跪拜一百零八次，她更从不向人化缘募款，虽如此，她能重修法云寺，一切都来自各方自愿的捐献。

一九七五年，妙然因胃病住进医院，医生胃镜诊断，证明书上写着“疑是肿瘤”，建议尽快开刀。但是她说：“我已经六十八岁了，我们出家人早已看破生死，不想再麻烦去开刀了。”

有人介绍一个老中医给她诊治，服用中药将近一年，再去中山北路建成医院胃镜检查时，肿瘤已经没有了。

那时的台湾，正在投入中医药的研究工作，蒋经国特别指派陈立夫先生主持其事。他的堂弟陈又夫，是“东西精华协会”的一分子，时常代表协会到偏远地区捐赠原住民衣物医药等；他自己也是慷慨解囊的人，他同时也在协助中医研究方面的工作。

他为了中医的研究，特别拜访妙然，请求她到中医研究机构所安排的医院，再做一次检查，以确定中医草药的疗效。

既然已经好了，妙然不愿再做检查。陈又夫劝说：“中医药科学化研究正在起步，你老人家的这个案例，是重要的资料，请为众生的福祉，做一次牺牲。”

妙然听到为众生的原故，就慨然答允，再受检查，她真的好了。

也有人说，三军总医院的检查，未做切片，肿瘤是否恶生未定。

但有西医说，能使肿瘤(不论是恶性或良性)消除，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西医只能开刀割除。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愿为众生再受一次苦”，并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四楼的岁月

《人文世界》创刊号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接着大家就忙着整理布置，在五月十二日这天，从青田街搬到莲云禅苑的四楼了。

那里的地址是临沂街七十五巷十六号附一号，是禅苑的后门，可以直上四楼，不必经过禅苑。这里的位置是信义路二段，从连云街进去，只有二十步远的左边巷口，出入十分方便。

妙然尼师既然慷慨把四楼借给“东西精华协会”使用，不收租金，杨管北委员也就慷慨解囊，每月捐赠莲云禅苑香油钱三千元，这样一直维持了三年。

这个四楼，除了一个大厅外，另有一间，作为南老师的办公室。在走道的地方，摆了两张办公桌，一张是李淑君使用，另一张给每天来的义工使用。如果来了的人多了，可以使用大厅。

作为讲堂的大厅，排好椅子，可容纳一百人，外边走廊很宽，也可以加坐十来个听众。

搬进来一周后，南老师就开始“唯识研究”的课程了。

七月初，又开了古筝班，是由陶筑生先生主持，每六个月一期，一直持续了三年。到陶先生赴美表演，才改由他人教授。

在这三年中，连续由南老师所开课程有：

“庄子研究”、“易经研究”、“楞严经”、“参同契”、“禅学研究”以及“道家易经与中医医理”、“设计哲学”等。

除南老师主持的课程外，还有刘大镛主持的“书法”课程，孙毓芹先生主持的“古琴”课、“琴诗书画”课，以及其他的“太极拳课”、“针灸”课等等。

由于“道家易经与中医医理”这一门课程，是应光华针灸医院之请所开，后来该医院也就在这里开班教授针灸的课程了。

南老师除了每周有三天晚上的课程外，还经常应邀到各处讲演，略可记得的有：

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应孔孟学会之邀讲“宋明理学与禅宗”。

二月七日——应“国防医学院”之邀，讲“中国文化与医学”。

三月十五日——为工业设计协会讲“工业设计”。

四月十日——应辅仁大学之邀，讲“儒释道三家思想精要比较”。

四月三十日——又在辅仁大学讲“魏晋时期代表性人物思想之影响”。

五月七日——辅大邀讲“禅与易经对现代西方文化之影响”。

五月十五日——应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之邀讲“禅道与中国文化”。

五月十四日——应辅仁大学邀讲“禅与老庄对隋唐以后中国文化的影响”。

五月十五日——应台湾大学之邀讲“禅”。

五月二十二日——应台北商专之邀讲“中国文化与佛学”。

十月十二日——应“中央大学”之邀讲“禅道与东西文化”。

十月十四日——“国防医学院”邀讲“东西文化与医学”。

十月二十一日——东吴大学邀讲“禅与学”。

十一月十日——成功大学邀讲“宗门旨趣”。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儿童少年发展委员会邀讲“儿童心理教育的哲学基础认识”。

十一月五日——国民教师研习会邀讲“中国文化的前瞻与回顾”。

六月四日——应“中华电视台”邀讲《论语》，每周二小时，共讲八周。

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开始，每周三下午三时至五时，在大陆工作会讲《论语》，共十一个月。

除掉前述的课程和讲演外，一九七一年起，应聘在辅仁大学正式开了《易经》的课。

另外东西精华协会还有经常的活动及设立了一些非经常的组织：如“开心俱乐部”，是专为青少年定期活动设立的组织。一个“心灵研究社”，是一九七二年三月成立的，由臧广恩教授领导，以社会上奇异心灵现象为研究的目标。这项研究的内容，也是当时美国日本等国流行的研究课题。

南老师一天忙到晚，从早上九点来上班，晚上十点才回家，除了上课及应邀出外讲演外，还有络绎不绝的访客，一周至少忙碌六天，有时也可能是七天。

但在百忙中，他没有忘记照顾家庭，至少在礼拜天尽量要与妻儿共度。

大学的课程

南老师在辅仁大学上课的时候，哲学系有一个二年级学生古国治，本来要转到台湾大学的，因为得知南老师应聘要在辅仁大学哲学系开课，他就不转学了。每当老师下了课，他就替老师提着皮包，送老师上车，后来索性陪老师回台北(辅仁大学在台北近郊十几公里处)，在老师家中吃晚饭。他平常没有课时，也来协会帮忙。

古国治就这样，一直到他大学毕业，按照规定去当了两年的兵，回来后，仍来帮忙。

但是提皮包往来辅仁大学的教室，并没有那么久，因为第二年南老师就因事不教了，改请孙毓芹先生代课。

老师不去教课，这其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原来辅仁大学有交通车，每日往来台北与学校之间，南老师本来是搭乘校车来回台北的。校车上乘坐的，都是教授们，大家喜欢谈话，尤其喜欢向南老师问些问题。大家的一片热情，南老师也要热情相对，刚上课说了几个钟头的话，上了交通车还要说话，不免太累人了。

后来南老师不再搭交通车，下课后改搭计程车，再带着提皮包的古国治，先去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如此一来，教授的薪水也就花光了。

再有一个原因，使得南老师决心要辞掉大学的教职。因为台湾的大学上课很自由，所以有个怪现象，学生喜欢逃课，虽选了这门课，却常常不来上。对有些不善言词的老师，会造成课堂没有学生的窘境。

当南老师在辅大开课时，我认得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南老师上课时虽也是选修课，教室却坐得满满的，窗外也有人站在那里听。但有些教授上课，事先同学还要到校园中拉几个同学来听讲，凑上五六个人，否则教授就太难堪了。

像这样的强烈对比，南老师早已知道不妙，为避免造成别人的不愉快和难过，自己应该急流勇退，以免他日遭忌，反而不妥。

听到老师辞去教职，我觉得很奇怪，于是南老师才把他的看法说出来。

说到辅大，使我又想到另一所大学。我有一个远亲张平堂，是师范大学体育系的教授，他虽是体育系的，但他自己喜欢读哲学书籍，自小也在家中读过四书五经之类。《人文世界》出版后，他看了几本，刚好师大有其他教授，也向他介绍南老师的文章。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曾向师大文哲方面的教授提起，为何师大不聘请南先生来教课呢?

那个教授说：如果请南先生来教孔孟学说，当然是一流的教授；如果讲道家的学术，南先生也很精通；如果是讲禅宗，那更是他的老本行；所以说，请了他来，我们这些老师怎么办呀?

这像是一个笑话，但是南老师恐怕早已心知肚明，所以只接受研究所的约聘，指导几个博士生比较不会有这类问题。更何况，博士生可以前来就教，更为简单。

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深感创立“东西精华协会”的必要。这样可以针对需要而开设课程，不但大学的学生可以来听，其他各阶层的社会人士，也都可以来听讲。

在协会所开课程中，如参同契、禅学、易经、中医医理等，是属于院校较少开设的课程，所以，开课后，听众永远挤得满满的，每人要缴场地费二百元，经济困难的就免缴了。

南老师停授辅大的课后，许多同学就跑到四楼来听课了。

多才多艺的人——孙毓芹

经常到东西精华协会坐镇的人中，孙毓芹先生就是一个。他比南老师年长三岁，是河北省唐山人。曾任师部的政治部主任。但他志趣不在政治，除了琴棋书画全在行不谈，还通易理、占卜，又会养马、养鸟，还会养老鹰，懂茶道，会作诗，是一个真正多才多艺的人。

尤其他待人随和，诚恳而不死板，还精于烹饪，实在难得。

曾有一次，南老师讲华严经毕，赋诗一首：

讲华严经毕有感

蓦忆平生事

秋风拂面凉

不堪尘扰扰

何况世茫茫

戚戚存悲愿

惶惶对法王

凄清终古月

寂默照炉香

孙毓芹先生不久就和了一首：

怀公夫子讲华严经毕有感　　

  独立清溪月

溪清人意凉

闲情谢攘攘

心事转茫茫

岐路思文佛

哀时叹素王

漫漫深夜静

风细动荷香

孙毓芹先生，后来大家都称他孙公，字写得十分雅气，是文人字，老古公司出版的书，有许多封面题字，都是他的手笔。他的琴艺更有极高的成就，后来得到民族艺师奖(一九八九年)。

但最不同的，是他凡事尽力而不执着，对南老师的态度虽淡淡而又绝对的支持。照我多年的观察，应是从南师处有所得的原故。

像这么好的一个人，却害过我一次。那天，恰逢南老师的生日，孙公和陆健龄等几个人，已准备好了一个蛋糕。孙公要我端着蛋糕走在前面，他们都跟在我后面，进了老师的办公室。

进去的时候，我说：“老师生日快乐!”岂知老师抬头看了我们一眼，不理不睬，使我好生难堪。

当然，大家仍然吃了蛋糕，老师也随便吃了两口，出来后我就问孙公，怎么会这样?

原来他们都知道老师向来反对过生日，他们以为如果我端进去，老师不好意思骂我。他们几个都知道老师的脾气，自己不敢拿去，却害我讨个没趣。

从那次开始，直到现在，我从不向老师贺寿，以免又讨没趣。

南老师仍是依照传统习惯，生日为母难日，那天既是母亲受苦的日子，又庆祝什么呢!更何况，当时两岸不通音信，高堂老母不知如何，更不该庆贺什么生日了。

那几年，孙公除了坐镇东西精华协会外，惟一的事就是致力于他的琴艺。因为早几年，南老师建议他去努力学琴。

孙公后来琴艺大放异彩，学生也很多，他虽得过许多奖，但他对名和利都很淡泊。他的为人好，王升先生曾透过萧政之先生与南老师，要他回部队去当政治部主任，但他拒绝了。后来他患了气喘的毛病。记得有一次，他有病被送往医院，病好后，他就来对南老师说：“下次再犯病请不要送我去医院治疗，人人都有一死，死不要紧，但到医院检查治疗，那个活罪难受!”

孙公留在家乡的，有妻子和一个儿子。他在台湾并未再婚，虽然追求他，想嫁给他的人，中国、美国小姐都有，但他始终潇洒自己度日。

两岸开放来往后，他与家乡连络上了。妻子在唐山大地震时断了腿，后来治好了，儿子是务农的人，孙子孙女都有。孙公几次预备回乡探亲，临时都因气喘病又犯，始终未能成行。

一九九0年四月十四日，他在加护病房等待儿子前来，最后仍未及见面，便逝世了。

喊口令的人——林中治

在四楼坐镇的，除了孙公外，还有林中治先生。

林先生最早是在孙公的禅修班中，与钟德华先生、陆健龄先生等同时。后来他们也都参加了青田街时的禅学班。

林先生来台湾，是阴错阳差的偶然。抗日战争结束时，他才十七岁，不久在他的故乡福建福清县，被军队拉夫，强迫进了军队。当时他的兄弟们都逃脱了，只有他倒霉，就随军队辗转到了台湾。想不到那时的倒霉却变成了幸运。

由于他自幼在家乡读过古书，笔下不错，所以被分派文书方面的工作。退役后，经由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安排就业，到电力公司工作。

他担任的工作是外勤，完成当天任务就可以下班，所以他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就工作完毕，到四楼协会来帮忙了。

林中治很用功，也不爱多问，做事负责又热心，却有些个性。他的中气很足，嗓门很大，在这个一百人的大讲堂中，每当上下课喊“起立、敬礼、坐下”的，就非他莫属了。

说到上下课敬礼的礼仪，也是南老师很重视的。这并不是要求听众对他个人的尊敬，而是认为礼仪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准则，从文化的观点上来说，这是培养相互尊重的美德，是社会祥和的基础。讲台上与讲台下相互行礼，既是礼仪，也是秩序。

林中治在四楼的这段时间，与李淑君配合，分担了许多工作。尤其是事务性的工作，多由他担当。那时他是单身一人，下课回到住处，继续用功，或看书或修禅定，极少外出消遣游玩。

因为他是下午来的，晚饭就随便吃一碗泡面。有时他会带些青菜来，在讲堂外的走廊上，用烧开水的电炉煮一下吃。

渐渐的，有人与他分食，再渐渐的，参加分食的人更多了，愈煮愈复杂，有时甚至到煎鱼炒菜的规模。他虽然乐于替大家服务，但是楼下素食的比丘尼闻到了腥味，不免有些怨言。这也是后来搬迁的原因之一，说起来，令人汗颜。

后来林中治在一九七七年，先是应妙然尼师的邀约，到苗栗法云寺佛学院讲经教课；过了一段时间，即退居离寺较远的后山，独居潜修。十年后，再邀他到老古公司帮忙，他把书库整顿得井井有条，花费不少心力。那时他已结婚，他的太太在医院药局服务，对他的生活目标全力支持。

他在老古一年光景又离开了，专门致力于宏扬佛法的活动。他曾经对我说，学了几十年的佛法，不愿将一点心得埋藏，愿与大家分享。

刘修如的梦

一九七一年五月，协会从青田街搬到莲云禅苑的四楼，光阴荏苒，转眼到了年底。听讲的人中，对禅宗有兴趣的一些人便纠合起来，请求南老师指导，给大家一个禅七训练。

我们之中，多数都没有参加过正式的禅七，这次参加的人共有三十个左右，大致记得的有：

白玉堂(White)——美国人

刘修如——社会司司长

钟德华——交通银行襄理

汪忠长——东西精华协会秘书长

刘大镛——书法家

王中平——美国记者的太太

明仪法师——韩国来的和尚

韩振声——“立法委员”，绰号老顽童

王绍璠、卢惠玲——夫妇

陆健龄、蔡淑美——夫妇

叶世强——艺术家，会为孙公做古琴

史济洋——中学老师，外号史菩萨

另有刘雨虹、袁行廉、廖小姐、吴爽熹、张东生、李淑君、林中治等，还有大学学生张选翰、许荣禹、郑景松、曹砺铁、郭秋福等。

此外还有三个禅苑的比丘尼。记得临时前来参加的，还有一个西藏来的女士，也在七日的训练中，造成一些涟漪。

在七日进程中，孙公是助教。林中治喊口令，维持程序进行。李淑君忙进忙出，操持一切杂务，南老师讲话时，也由她写黑板。

对多数人来说，这是初次经历，古禅师说：“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人们脑筋思想无一刻停止，想到达“心空”真不容易，能“空”就考取了。

记得是第五天的午饭休息时，刘修如司长对我说，他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昨天是他的六十岁生日，在梦中，有人通知他去中山堂开会。他匆匆赶到中山堂的会场，在会议室的门口，看见几个熟人坐在里面。正要走进去时，忽然想起来，里面坐着的谢冠生(司法院长)谢贯一等人，不是都已经去世了吗?心中不免犹疑起来，何必跟死去的人开会呢!于是就回头走了。这时也就从梦中醒了过来，心中还有些余悸。

许多算命的人都会对他说，他活不过六十岁。换言之，六十岁是他的一关。他说，昨天是六十岁生日，如果去和死人开会，自己一定就与他们为伍了。现在因为来到这个选佛场，与这么多心念清净向善的人在一起，再经由老师的禅定训练，虽不见得有多少成就，但定能生慧，可能开启了自己一点智慧，才能梦中作了一点主，惊觉那个会不能参加，因而逃过了一劫。他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人文世界》，题目就是“心空及第归”。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不久前，听说刘修如先生返回他的湖南故乡，落叶归根。想来他应该是快九十岁的人了吧!祝福他健康长寿。

再说这七天训练的事，确有些特别的感受，心灵受了激荡，许多人显露出异于平常的反应，就好像心中的一切不再能隐藏，内心深处的毛病也抖了出来。知道检讨的人，发现自身下意识的毛病连自己都不知道。

有一个人平日常说，自己是好人，从不做坏事，那天突然惊觉自己原来毛病很多，坏事也做过不少，不免心生惭愧。

可见修身很难，反省更不容易。

背后的人们

俗话说，一个伟大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像孟子吧!有个伟大的母亲，大家从小学就读过孟母三迁的故事。

反过来说，一个有成就女人的背后，那个男人一定也不简单。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王室中著名的有建树的人，她的夫婿阿伯特，是极被称道的标准王夫。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背后的先生也是永远协助并支持她的人。

南老师是不是伟人，或有成就的人，我无从下评语，但不可否认的，他不是一般普通的人。他奋不顾身的挑着文化传承的重担，永远以教化作为人生的目标和生活中的第一任务，这并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做的。

但是一般作妻子母亲的人，所希望的是夫妻常相厮守，以家庭为第一，能有安定的生活，及健康上进的儿女。

南老师在台湾又再结婚，就像许多在一九四九年来台湾的“大陆人”一样，因为不知何年何月才重归故里，迁就现实在台另娶(或另嫁)。

初期两岸情况一度松驰，南老师的原配夫人王翠凤女士，也曾带了两个儿子来台。只是当时南老师正好经营失败，生活困难，她们母子只得又回乐清老家去了。

台湾的南师母姓杨，是东北辽宁人，比南老师小十岁，他们育有二子二女。这四个儿女，都长得漂亮，一个比一个聪明，原因是他们的父母，除了个子不高以外，也都是聪明漂亮的人物。

在“东西精华协会”成立以前，要拜访南老师的人们，只能到家里去，所以每日访客不断，南师母整天忙着烧开水(那时还没有发明电热水器)。据说有一天，替来客泡茶就用了一斤茶叶，可见访客之多，也可知师母的辛劳了。

及至协会成立，访客可到办公室来，师母总算不必再烧那么多开水了。但是老师晚间上课，下午到处讲演，上午又要忙着会务，从早饭后出门，直到晚上十时才能回家，这个家中男主人的时间，都被外人占据了。这个家庭妻子儿女的牺牲真不算小，他们的苦痛，不是外人可以了解的。

有人问南老师是不是佛教徒，他回答说：“我不够资格，因为佛教徒应该舍己为人，这一点我还做不到。”

南老师家中信仰自由，师母是回教徒，子女中也可以自由信教。长子南一鹏曾在《人文世界》发表过一篇“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的幽默短文，颠覆了这个著名的禅宗公案。

一九七二年，师母病了颇长一段时间，南国熙已经离开她三年了，一九七三年，师母由朱文光陪同，赶美探望儿子，此去就再未回台了。

五十五岁感怀

每日忙碌不歇的南老师，一定会把周末空出来，陪着妻儿度过，或随师母的兴致，陪伴外出。老师对师母的关怀，大家都有目共睹。

多年来，虽然居家常常搬迁，但都照老师的原则，在“四大”之间。

“四大”皆空，本是佛典上的名辞，地火水风就是四大。老师找居处所说的四大，是指四个大学，就是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城中分部)、淡江大学(那时还是淡江文理学院)。

早年所住蓬莱新村，靠近台湾大学。青田街时代，则靠近师范大学。莲云禅苑时期，老师住在永康街一个巷内，皆靠近淡江大学及政大分部。

老师住家与“东西精华协会”距离甚近，步行仅十分钟的路途，节省不少时间。老师从来没有自己的房子，一方面没有经济能力；另一方面，有能力也会用在文化方面。

师母在癸丑年(一九七三)到美国去探望孩子，这年南老师是五十五岁，头发也开始花白了。理发师劝他染发，他没有接受，还作了一首玩笑的诗：

理发师劝染发戏作

世人多畏发初白　却喜头颅白似银

免去风流无罪过　何须装扮费精神

渐除烦恼三千丈　接近仙灵一性真

对镜莞尔还自笑　依然故我我非新

虽然世人都惶头发变白，有人却觉得满头白发可与风流绝缘，少些罪过。不管白发黑发，我还是我!

尽管诗意轻松，但岁月催人也是不争的事实。

有一天，我先到三楼找到行廉姐，二人一同到四楼老师办公室去。老师说：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自己从梦中哭醒了。

老师从梦中哭醒!这真是天大的事!

原来老师在梦中又愁又急，为什么接棒的人还不来啊?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急得哭了起来。

正在此时，听见袁太老师(焕仙)喊他：“怀瑾呀!你看!那不是来了吗?”

老师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海边，回头望去，看见一个妈妈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远远的向自己走来。

天啊!还是一个孩子啊，还要等许多年啊!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老师平日一定在着急接棒的人，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

对于这桩事，我心中颇为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有接棒人呢?”

老师是临济宗的，他说：“按照临济宗的传承，是应该有人接棒才对。”

接棒人还没有下落，学生中倒有人给老师惹了不少麻烦。

这天也算巧，我正在办公室与老师说话，电话响了，听见老师的回答，感觉不妙，至少非常奇怪。

是“总统府”打来的，因为有人写信到“总统府”，说：“要国家有救，只有找南怀瑾才行。”

“总统府”于是要来查问一番。也幸亏来查问，老师才有机会说明并不知情，认为是有人开玩笑。如果不来查问的话，很可能把老师列入黑名单，认为有什么阴谋之类。

据老师说，类似的事已不止一桩了，学生们(或者听讲人)的天真想法和作法，造成不少困扰。

事实上，癸丑年的台湾，已有很显著的变化，经济起飞已有些成效，有钱的人多起来了。随着台湾本土菁英人才的崛起，民间的政治团体也多了起来，他们从暗到明的活动着，但也遭到压制和打击。一些著名的异议人士及台独人士，多已被关进牢房，而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疲弱，渐近尾声。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已去过了北京，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似乎随时会生变。总而言之，台湾从内到外都在变，经济结构在变，政治生态在变，人心更在变。

文化怎么样?财富开始冲击原本就薄弱的道德文化，人们也趋向在金钱与道德间任选其一的作法。关心人文社会的人们在忧虑了，没有文化道德的基础，财富反而会成为可怕的事。叔本华曾说过：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有财富：

夜阑人静，午夜梦回，愁上加愁，老师想起了故乡家园，已远离二十多年了……

思乡

故园西望泪潸然　海似深情愁似烟

最是梦回思往事　老来多半忆童年

想起了故乡父母家园，不觉也想起了故乡的妻子，那原本是姨表姐的人，与自己自幼青梅竹马。局势如此，想到她艰难的处境，头发也早已白了吧!再想到童年两小无猜的往事：

忆内

辛苦艰危发早华　童年犹忆住他家

庭园百卉先春艳　蜨蝶双飞争扑花

闲话胡适与铃木

自从《人文世界》出版以来，编务忙得最多的，要算是徐进夫了。不但编务多由他负责，每期的稿子他也尽力拿出长短各数篇。徐进夫从禅学班开始与大家相识，与林曦及杭纪东三人，往来甚密，极为投缘，大家也称他们为三剑客。

其实徐进夫是属于新三剑客，原来的老三剑客是杭纪东、林曦及王绍璠，因为王绍璠有了女朋友卢惠玲，旧三剑客就改组了。

三剑客的另一人林曦，也是经常写文章又常来帮忙的人。那时他在台大化学研究所，得到硕士学位后，于一九七二年到美国念博士去了。

林曦虽是学化学的，早年跟随老师热衷《参同契》的研究。

他也是一个才子，古书读得比较多，材料丰富，文章词藻华丽。后来得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工作了几年才回台湾。现在彰化师范学院任教。一九九六年当《人文世界》复刊时，我首先向他邀稿他也像从前一样的热烈支持。

可惜三剑客之一的杭纪东，始终惜墨如金，未曾写过片言只字。不过，“东西精华协会”的组织章程宗旨等，倒是由他协助起草的。

徐进夫那时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后来改为翻译工作，曾译过许多文学名著。研习禅宗后，开始翻译国外有关禅宗的书籍，后来成为此类书籍翻译的佼佼者。除了铃木大拙的著作外，他所翻译的“西藏度亡经”，至今仍为畅销书，在两岸三地广为流传着。

自从七0年禅学班开始，徐进夫也是一个经常来帮忙的人。

由于他接触英文禅宗方面文章很多，有一天，他带了两篇文章给我，一篇是胡适博士的，另一篇是日本铃木大拙的。这两篇文章发表于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的刊物上。

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是国际上颇为著名的。胡适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化学术上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

但一般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写到禅宗的问题时，似乎尚未突破。他在五0年代，发表了一篇文章“禅宗在中国”(Chan(Zen)Buddhism in China:Its History And Method)。因为他看了铃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禅与生活》(Living By  Zen)一书，有所质疑，感到失望云云。胡适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论禅宗的。

胡适这篇文章发表后，铃木不久有了回应，他的答辩文章题目为“禅：答胡适”(Zen：A Reply to Hu  Shih)。他开头就说：“胡适可能了解许多历史，但并不了解历史中的人物。”

铃木洋洋洒洒的论辩，说到后来，竟直截了当说胡适不懂(禅宗)等等。

夏威夷大学的学报(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刊载铃木的文章时，也转载了胡适的那篇文章，两篇同时刊登在一九五三年四月第三卷第一期。一问一答的两篇长文，是学术界著名的论辩，内容精彩。

此后，关注哲学问题的东西方学者们，都翘首等待胡适的答辩，但是，胡适始终未再说话。据说，因此之故，胡适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似乎就一蹶不振了。

胡适有生之年没有回应铃木，也许有两种原因：

其一是默忍铃木的话，自己不懂禅宗。其二是以禅宗的不立文字，以保持缄默做为回应。

如果是自认不懂，胡适真够大学者的风范，是孔子所谓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精神了不起，只有真正的学者才能如此。

如果是以缄默不立文字为回应，胡适应该算是彻底放下名位之争及是非之辩，在某种意义上，得到禅宗的解脱自在了。

无论是那一种原因，胡适都应该算是了不起。此是题外之话。

为了禅宗这个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不少人向南老师提出建议，希望他执笔完成中国哲学史的下半部，以确立禅宗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定位。

为什么是禅宗

说到胡适、铃木大拙与禅宗，不免要谈一谈《禅海蠡测》这本书。

眼看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早年在禅宗的门前徘徊止步，他本人又被国际著名的禅学大师铃木，批评为不懂禅宗，作为中国人，真是情何以堪!而铃木在国际禅学的声望日隆，一九四九年就被选为日本学术院的院士，且获天皇颁授文化奖章。日本人对学校的尊重，正是大和民族的一种优秀品质，所以虽是战败之国，却能奋力发展经济，迅速执东亚经济之牛耳。也有人说，日本人的这种文化精神，与他们受禅宗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人呢?当铃木接受天皇颁发文化奖章的那一年，国民党当局到了台湾，那时的台湾，在文化历史上堪称一片沙漠。

不久，李执中、萧天石二人先后来探望了南老师，同声表白：文化到了这步田地，还不赶快采取行动，不能立德立功，至少可以立言啊!

在李、萧二位的催促下，《禅海蠡测》诞生了。南老师事后说，当时他被李、萧二人骂出一身冷汗，就立刻动手写书了。有趣的是，这时刚好是在胡适与铃木论辩的文章发表之后。

《禅海蠡测》在一九五五年出版，那时的台湾处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局面。幸亏还有美国人的帮助，军事上有顾问团，急需复兴的农业，则有与美国合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该会五个委员中，有两个是美国的专家。

农复会的主任委员，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他接受这个任务的条件是，国民党的党团组织不能进入农复会。换言之，农复会是由技术及专家挂帅，不能被国民党以党来领导内行。蒋介石特许了他，所以农复会才能自由运作，达到有目共睹的成就。

当时最苦的是军人。因为台湾的经济尚未突破，军人待遇无法改善；人口多的军人家庭，甚至有三餐不继的情形。

现任东海大学教授的蒋勋，那时也生活在少年困苦的环境，他在自述中说，一日三餐只有空心菜佐饭，十分苦恼。但他的母亲，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为了提起孩子们对惟一的空心菜的兴趣，向他们说着商朝的宰相比干和空心菜的故事。蒋勋对历史文化产生兴趣，也始自饭桌上的空心菜。这也说明了早期台湾普遍的穷苦状况。

再说，当时经济生活极度困难的台湾，谁还管什么文化啊!就如后来大师级的学者牟宗三，那时也只在师大教书，所得仅可温饱而年轻一代尚在求学，文化建设根本不成气候。

那时钱穆和唐君毅二位学者，由大陆迁到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后来程兆熊、徐复观也去加入他们的行列，怀着“鹅湖”的精神，开始文化播种的工作。

《禅海蠡测》的出版，开始时没有多大的影响，但这时却有一个独具慧眼的人张君劢，据说他看了这本书后说：“我们这一代，总算对历史文化没有交白卷。”

张君劢这样说，并不一定是对禅宗情有独钟，而是作为一个读书人，深知禅宗在中国哲学文化中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如果甩掉禅宗不谈，文化等于掉了一条腿，中华文化就变成了跛脚鸭。当然，也极可能他已看过胡适与铃木论辩的文章了。

张君劢和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人，都是早年留学法国的读书人，他们关心国事，有书生报国的热忱。但他们是用批评建言的方式，后来组织了民社党(张君劢、陈启天等创立)及青年党(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创立)，宣扬政治上的理想。但理想常常是桃花源，他们就被人讥讽为国民党政府的花瓶政党。这也因为他们是书生的原故。

其实政治上的“花瓶”也没有什么不好。南老师常引用易实甫的两句诗“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名士好比花瓶，起码让人赏心悦目，比起带给人民无边痛苦的英雄帝王好多了。民、青两党今天在台湾已“无疾而终”，但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们实在并没有起过什么坏作用。

左舜生更为有趣，这位政治上有理想的书生，最喜欢看琼瑶的小说，因为琼瑶笔下创造的是爱情桃花源，人人向往。

琼瑶成名(一九六五年)后，立刻得到左舜生的欣赏，他每天工作完毕，一定要看琼瑶的小说，精神才能得到舒解。据他自己说，琼瑶的小说是他思维的重要调剂。但是，也可能是琼瑶的爱情桃花源，吻合了他的政治桃花源的原故罢!

一九七三年，另有一个欣赏《禅海蠡测》的年轻人，名叫袁保新。他当时还是辅仁大学哲学系四年级的学生。有一天，他托我向南老师转达“先知出版社”的意愿，希望由“先知”再版《禅海蠡测》这本书。先知出版社是属于天主教大学的，但他们肯定《禅海蠡测》在学术上的价值，南老师也就答应了他们。袁保新后来在文化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中央大学”，现在则为南华管理学院教务长，也陆续有著作出版。

中华传统文化，儒家道家以及各宗各派，历来或如滚滚江河，或如涓涓细流，总有学者或达者，继续传承；唯有禅宗，这个唐代以降，占文化要角的禅宗，自清末以来，却在日渐萧条中，难怪有识之士要大声疾呼了。

其实，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包括了禅宗的。但一般认为，那是学者的论述，尚未真正表达出禅宗的精神。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看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印象深刻。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初访中国大陆，即探询冯氏，希望见面。有人说，美国历届总统，只有尼克松比较了解中国人，大概因为他看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原故。

再说《禅海蠡测》刚出版时，真是可怜，每本定价新台币五元，在基隆市面出售，根本没有人买。但十年之后，少数流传出来的旧书，在香港的书摊被居为“奇货”，每本价值二十元美金。所以老师常勉励文化界的人士，凡事莫灰心，真有价值的作品，早晚会被人肯定的。

基辛格和第一本书

“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一文，连续在《人文世界》刊载两年，暂时告一段落。这其中所谈及的，只是有关“身”的部分，至于有关“心”的部分，尚未谈到。人是“身”、“心”二者的结合体，禅宗所谓的心地法门，是从“心”入手的。

尽管只涉及到“身”的修养，已是颇为罕见的著作了，许多人都希望能看到单行本，以方便阅读及存放。

那时做任何事，都是打穷算盘，李淑君就把杂志的文章，加以剪贴制版，虽云简陋，但省了重新排版的费用，这本书也就出版了。这也是由杂志而衍生的第一本书。

说到杂志及书，使我又想起相关的一些事。《人文世界》的支持者，多属客串性质，常因人手不足而产生不能按时出版的问题。平鑫涛先生曾一再提醒我们，拖期一次，要五期的时间才能挽回销售，所以一定要按时出版，一天都不能晚。有一次，他还对我说，如果无法如期出版，也许可以改为写书，这样就没有时间的压力了。

有一天，忽然想到杂志该付印了，就去找李淑君。岂知到了四楼，看到稿子仍放在她的桌上，等待最后一校，而她，却外出了。

听说她去证券行了，是办理交割手续。

我大吃一惊，原来李淑君在做股票啊!

那时的股票市场还没有电脑，买卖股票要亲自去，因为打电话很难畅通。成交后第二天去办交割，就是转让手续。

其实，那次是老师的买卖，只是差她去办理而已。由于年前尼克松已去北京会晤了毛泽东，这次基辛格又去北京了，不知是否会与中共建交，以致股票天天下跌。当基辛格离开大陆之前的那天，老师就借了一些钱，叫李淑君去买股票。果然基氏离开大陆，发表谈话，一切尚无大变化，于是股票连涨三天，老师用赚来的钱，印了这本《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

老师如果把精力投注在赚钱上的话，有人说，他也会成功的。虽然初来台湾时经营失败了，那是因战乱而造成的意外事件，不能以常理论。

但是，老师不愿把精力放在赚钱方面，只是随缘偶一戏作，文化才是他的中心。可能因为生意人人可做，但是从事文化的人，可就不那么多了。

岔出了股票这段事，杂志脱期也不能怪罪李淑君了，只是常使平鑫涛先生为我们的杂志操心，老师觉得过意不去，以后就不再麻烦他代为发行了。

再说这第一本书印出以前，南老师已经出版了四本书：《禅海蠡测》(一九五五)、《禅与道概论》(一九六八)、《楞严大义今释》(一九六0)、《楞伽大义今释》(一九六五)。

《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这本书，后来经由朱文光译成英文，交由美国缅因州一家名叫Samuel  Weiser公司，于一九八四年出版。后来又由英文译成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在各所属国正式发行。这也是南老师的第一本书被译成外国文字，在外国流通。

美国这家出版社，专门出版东方学术书籍，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当他们最初收到英文译稿时，花了不少时间，请几位专家研读，最后决定出版。

在他们给朱博士的信中说，有关此类著述在东方有很多，但南怀瑾先生的这一本，才是真实的学问，与其他的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Tao  And Longivity》。

这本英译本初出版时，在美国销路平平，但日子久了，看的人越来越多。后来版税也越来越多，并有多国文字的翻译本出版，老师常常笑说：“写书的人不但要有耐心，还要活得命长才行。”

单传长子的绝技

在讲《道家密宗与中医医理》的课堂上，曾讲到人体气脉的问题。南老师说：他听说安徽省有一个村落，有人会点“死穴”，又会点“活穴”，这是中国道家的大学问。但是祖传习俗上的不合理制度，这种绝技如果仍是只传长子，不外传他人，早晚这个绝技会灭绝的，实在可惜。

南老师在课堂上说这件事不止一次，没想到，身怀这个绝技的人，正坐在听众之中。

他就是张嘉先生(字逸仙)，他文才高，武功又强，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但他具有一个斯文俊秀的外表，那时他已快七十岁了，仍是一个白面书生的模样。后来南老师常开他的玩笑，说如果哪家千金征婚抛彩球的话，一定会抛给他。

有一天，上课前他走进南老师的办公室，我们也跟进去了。他说，再三听到南老师讲，不应该把绝技保密，应公诸于大众，他心中挣扎了好多天，觉得有理。但父亲早已过世，当时说明只传他这个长子，连亲弟弟都没有传，现在他怎么能公开呢?所以心中矛盾极了。他日思夜想，昨晚忽然梦见父亲来了，对他指一指那个穴道，又点点头。他醒来后感觉父亲已点头同意他公开这个绝技了，心中愉快，并希望南老师给他一些时间，在课堂上示范，向大家公开。

我们都无比的兴奋，要学这个绝技。据张嘉先生说，清朝时候，家乡有武功的人，常互相争斗，当与对方对打时，点了对方“死穴”，但对方不会立刻死去，要过一个月才会死，那样在法律上就没有罪了。另一种“活穴”，是当一个人忽然气绝，在活穴处下去，可起死回生，张先生自己在台湾也救过邻居的孩子。

点“死穴”大家不必要学，就学起死回生的点“活穴”吧!

张先生先表演了倒立，只用大指和食指支撑着倒立，有了这个功夫，他手指的力量才有资格点穴，才能在活穴处令人起死回生。

接着有人志愿做示范对象，那个穴道是大腿窝三角肌内，类似手上虎口的位置，张嘉先生大姆指食指夹住那个地方，用力一弹(突然一抖)就行了。

大家知道了，但是施功的程度大有不同，如果不会两个手指拿倒立的话，功效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我曾请张先生在我身上实验一下，以体会那个力道。被他弹拉一下后，我整天都觉精气神上升，非常舒畅，相信是气脉流通在起作用，一定会有起死回生的效果。

张嘉先生精通达摩“易筋经”，武术弹腿，后来就在协会开班，传授给年轻朋友。

一九七七年初，他应邀到美国教拳去了。也是与儿子一家相聚。一九七八年末，他因消化不良，身体检查，说是癌症，到纽约开刀。人到了美国这个所谓科学的国度，一旦看了医生，生命由医生作主，自己的意愿被科学践踏，完全不能自主了。开刀的前夜，他写给我与行廉姐的信中说：如果开刀未能醒过来，这封信就是告别的遗书。

当我们收到信时，他已去世了，是手术中过去的。可能这就是他的愿望吧!实在可惜。而更可惜的，是他的起死回生绝活，虽然公开了，但是究竟是否真有人学会，不得而知。

南老师得知张嘉在美病逝，十分悲痛，赋诗悼念：

闻张嘉逸仙国大秘书在美逝世讯

去国原知万事空

凡人歌哭九洲同

多才已自为身累

肠断苍溟魂梦中

再想到中国医药传统中，还有数不清的绝活，是否都能像张嘉先生一样大公无私的公开呢?南老师不断的在呼吁，要文化流传，中国人不能再私有了，应该统统公诸于世，造福人类才对。

话说《论语别裁》

一九七四年四月初，大陆工作会邀请南老师去讲《论语》。对南老师来说，讲《论语》是轻松平常的事，因为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但是这一次却不同，因为有一个会中文速记的蔡策先生，自动听讲速记，以致促成了《论语别裁》一书的问世。

蔡策与南老师，是在日本之行以前认识的，直到四年后，才有时间来听南老师的课。

南老师在大陆工作会讲了一年，把《论语》讲完了，蔡策又花了半年的时间，从速记变成文字。

有了这个基本的架构，从一九七五年九月起，开始了大规模的整理工作，参加的人不少，最重要的还是南老师的仔细修正。到了第二年五月，《论语别裁》出版了。

以后几年接续的《孟子旁通》与《老子他说》的出版，都是同一模式，先由蔡策速记，再由南老师修订出版。这几本书的书名，也都是南老师定的带有自谦意味的书名。如果没有蔡策的记录，还真不知道这几本书何时才会出版呢!

说起《论语别裁》这套书，还有许多趣事。刚出版不久，师范大学国文系二年级就读的学生杜忠诰，出于对这本书的欣赏，就自动向国文系日夜间部同学介绍。结果在短短半个多月，一共卖了三百多套。同学们还以为杜君是个推销员呢!

杜忠诰是农家子弟，南老师特赠一套西服料子给他致谢，但他坚决不收，他说是为中华文化而推介的。后来老师改送他一套藏书《渊鉴类涵》，他高兴的接受了。

杜君向学极为努力勤奋，后又留学日本，得到艺术学位。除国学外，他早已研习书法艺术。一九八五年起，在台湾及日本多次举行个展，并三度获全省美展第一名及多项文艺奖。近年不但多次为老古书籍封面题字，更帮忙审稿校正的工作。

曾有一个读者，来购买《论语别裁》时说，是一个美国学生介绍给他的，说要研究中华文化，先要读《论语》，要读《论语》就要先读《论语别裁》，才能真实了解孔子思想。如果只看一般注释的《论语》，则难免枯涩难懂。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有关《论语》的一件事。刚来台湾不久，有些读书人认为《论语》的章节次序有问题，要重作整理。这个想法引起南老师对《论语》的注意，再加研究，愈发觉得《论语》“条理井然，脉络一贯”，绝对不必要重新编定。后来，南老师写了一篇《孔学新语发凡》，就是因为这件事而引起的。《论语别裁》出版时，这篇文章也就附录于书后，作为参考了。

钟先生与钟居士

钟德华先生是交通银行的襄理，早在“东西精华协会”创办时，他就参加了。他祖籍江苏，生长在山东，个性开朗直爽。由于他早已学佛，与各方结缘很多，大家都称他为钟居士。

记得是一九七四年的春天，他先约好去看南老师，并要我及行廉姐也一同前往。

他意外的带了一个陌生人同来，介绍之下，也是姓钟的先生。

原来，这位与南老师素未谋面的钟先生，曾几次托请钟居士引介，要向南老师求教。他是学西藏密宗的。

当钟居士提到学密宗的朋友希望拜见时，南老师就拒绝了。南老师说，不愿谈密宗，如果密宗在台湾消灭了，就让它消灭吧!因为真正的密宗难看见，假密宗太多，往往使人迷信、执着，所以消灭了也好。

可是天下愈假的东西，常常流通得愈广，这也就是释迦为什么说：众生斯可怜愍者也，就是说，一般人没有智慧分辨，真是可怜啊!

钟先生心中有急迫的问题，希望得到南老师的解答，所以几次托钟居士求见南老师，却未如愿。钟居士不得已，这次就想了一个变通的法门，不事先说明，就干脆把钟先生带来，想必南老师也不会把他赶走吧!

原来如此!南老师也明白了，那个再三要求见面的，原来就是坐在面前的这位钟先生。

既然来了，那就说吧!

钟先生学密宗多年，就在前一年，一位密宗的学者大师，从美国回到了台湾，并主持了一个七日的修课。

钟先生和其他密宗行者，大约十来个人，参加了这个修持。但是到了第四天，有人吐血了，有人昏倒了，钟先生自己也病了，好像是胃不舒服。于是这个七天的修行未能完成，就匆匆提前结束了。大家的心情变得苦恼消极。

说起主持这次修行的密宗学者大师，也是颇有来历的，他就是美国宾州大学的教授，张澄基博士。

张澄基是湖北人，他的父亲张笃伦，抗战时期是西昌行辕的主任，在西昌当地来讲，是最高的政府官员。

我在西昌专科学校上学时，张笃伦正是行辕主任，他的妹妹耿太太(张澄基的姑母)是我们学校图书馆的馆长。张家的孩子与耿家的两个女儿，都在我们同一学校读书，因为这个学校是当地唯一最高学府。

一九四0年我到西昌学校时，张澄基刚离开，听说到西藏去学密宗了，而我与他见面，是后来在台湾的事。

当钟先生谈这些事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世界太小了，说来说去人与人都直接或间接的认识。就拿钟居士来说吧，抗战时期他在成都服务于交通银行，当时银行总经理金锐新，正是行廉姐的姨父。我们与钟居士在台湾认识后，才发现从前就见过了，真是有缘来相会。

再说这位张澄基博士，到西藏学密宗，听说与陈健民先生同时，后来他到美国留学，又在美国宾州大学任教，走上了学术路线。他的藏文造诣高，所翻译的《密勒日巴尊者传》(台北慧炬出版)极为轰动。另外他还有《佛学今诠》上下册的出版。但猜想他同时也走着修持的路，才会有主持那次七日修行的活动。

学密宗是富贵奢侈的事，很花钱的。常听人说，某人花了十万大头(铸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求到一个法；又有某人花了多少大头，才得到某种的灌顶，所以穷人修密宗比较麻烦。

张澄基博士，早在彰化修建了一幢房子，听说是作为闭关及修法的道场。钟先生所参加的修持，就是在这幢房子中进行的。

钟先生叙述了他们那些天修持的细节，包括饮食起居等，有些属于很秘密的情况，我们也听不懂。钟先生也特别提到，学密宗的人所遇到种种困难等等。

南老师说，西藏因为地理环境的因素，学密宗的人也是吃荤的，不像汉地学佛人吃素的规定。如果打坐起来，吃的是鸡鸭鱼肉，体力活动又少，几天下来一定消化不良，原本身体可能已有问题的人，自然就爆发病痛了。这也不能全归启于张澄基博士。

美国大学的禅风

钟先生来过不久，“东西精华协会”又搬家了。这次是临着大马路的新建四层的楼房，在信义路三段二十一号。

这个屋主原希望出售，因老师没有经济能力，最后只租用了二、三、四层。这时老师的家属多数都去美国了，只有三公子一鹏和老师，就住在二楼，三楼为办公室，四楼为讲堂。

由于课室较小，只能容下三十多人，故而课程选择了《黄帝内径》、《难经》以及“古琴”、“古筝”、“书法”、“易筋经”、“弹腿”等。听众多的课，则在外面另租场地举行。一九七四年二月所讲的“中华文化与佛学”，一共讲了十二次，就是租用中华文化大楼举办的。记得是请杨政河教授接洽租到的，大厅容纳三百人，每次都是座无虚席。

这时老师在大陆工作会所讲《论语》的课已经结束了，不久又开始讲“历史的经验”，仍由蔡策记录，曾在《人文世界》连载，一九八五年再整理出版。

在钟先生来访的同时，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所，也有一个要向南老师求教的人，她名叫陶蕾。此人与禅宗本是毫无瓜葛的。她研究的是艺术史，当研究到了东方艺术史的时候，发觉处处不离禅宗及佛教。这一下可麻烦了，生为一个炎黄子孙，竟然要向美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不免心有不平；又觉得有些羞愧，羞愧自己对祖先文化的无知。

此时的美国，也正流行着禅宗热。前面已经提到，这个热浪是日本的铃木大拙掀起的，所以美国流行的，自然就是日本式的禅宗。

最奇怪的是，美国大学有些东方哲学或艺术的教授，觉得如果没有参加过禅七训练的话，难以得到学生们的崇敬，因为缺了一项亲身体验。

陶蕾说，有一次上课的时候，那位美国教授刚去参加了一个禅七回来，是由日本禅师主持的。日本禅师有一种训练的方法，用香板在学员的背上真打，常常打出伤痕，甚至血迹斑斑的。但不是每个人都打，所以，挨了香板的人，还会很骄傲。

这个教授一面述说着参加禅七的事，一面解开衬衣，露出被香板打过的背部。一条一条的板痕，历历在目。学生们看得心惊，那教授则面露得意之色，表示他是有境界的人。

但是，被日本与西方人心仪的禅宗，正被中国人随便丢弃。为此之故，陶蕾再三托我，如果南老师主持禅七的话，一定要早通知她。

事有凑巧，十月下旬，高雄佛光山的东方佛学院，邀请南老师前往讲授中国禅宗的“丛林制度”，因为在多年前，南老师曾写过一本《禅宗丛林制度》的小册子。

南老师是十月二十六日前往的，李淑君同去，担任写黑板的工作。那时的佛光山，刚建好大悲殿，其他建设都尚在进行中。

佛光山的七日

南老师从高雄回到台北后，我听说大悲殿是个好地方，又得知星云大师是从南京栖霞山寺庙来的。我虽与他从不相识，却贸然打了一个电话给他：

我说：“师父，我们从前见过的……”

他说：“哦?在哪里啊?”

我说：“来台湾之前，你在南京栖霞山，我在南京鼓楼金陵大学上学，周末我常去栖霞山游玩……”

他说：“是啊!我也常到鼓楼去……”

我们俩人就这样彼此说着半真半假的话，作了开场白，他心中有数，接着就问我：“居士，请问有何指教啊?”

我立刻开诚布公的说明，有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想参加禅七，是否可借用大悲殿，作为禅七的场地?

星云大师听到是南老师主七，立刻满口答应，并且热情的说，一切食宿及费用，全部由佛光山负责。

大师慈悲的胸怀，令人感动。费用方面，当然不能真的麻烦他了，此是后话。

糟糕的是，当我打电话给星云大师之前，并未先得到南老师的首肯。换言之，南老师尚不知道要请他去主持禅七的事。现在佛光山已经表示欢迎了，我怎么去向南老师说呢?心中不免嘀咕起来。

于是我先与李淑君通了电话，计议了一番，然后就赶到了老师办公室去。那时大约下午五点钟的光景，我知道老师也爱吃牛肉面，桃源街有一家牛肉面馆很有名，许多人常常专程去吃。我说要请李淑君及其他这里的人去桃源街吃牛肉面，并请老师作陪。

南老师不疑有他，也就答应了。那时办公室只有另外一位小姐，于是我们四人就乘了一辆计程车，到桃源街那家牛肉面馆。

大家坐定，叫了要吃的面后，我就对李淑君说：“今年我们能不能找个什么地方打禅七……”话还没有说完，老师就立刻说：

  “不来，不来，我是不干的!”没等老师说完，我也马上接了一句：

“请别人来主持总可以吧!”

听了这句话，老师无法反对了，只得说：“那可以，那可以!”

我和李淑君心中暗喜，老师既不能反对，也还得加入我们研究何处是较合适的地方，结论当然是佛光山大悲殿较好了。

只不过，如何去向星云大师商量借用呢?我于是自告奋勇担任商洽借用的工作，其实早就同星云大师说好了。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原因是老师并不愿意打禅七，而不愿意打禅七则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很少遇到青出于蓝的后学，以激发老师的教育火花，试想对着一群智慧平平，只会点头称是的学生，当老师的才能学养怎么施展呢?尤其是禅宗的老师，教化天机活泼的禅宗，更加如此。南老师喜欢别人向他挑战，才有迸出大智慧火花的机会。

其二是老师常说的，彻悟并不是非经禅七锻炼不可；抱本参禅一样有人悟道。现在的社会大众，多数连做人做事的基本还没有达到，何能期待他们超凡入圣?不如脚踏实地的先从修身齐家、培养人格道德开始磨练。

因为老师不愿意打禅七，所以希望参加禅七训练的人，不免千方百计想些法门，以便把老师拖进来。虽然我们都是些智慧平平的普通禅宗向往者，但经过了禅七训练，都自觉智慧提升，定力略强，故而每逢年底到来，大家都在期期盼望着能有机会参加。

后来事情发展下去，仍然要请求老师拿起香板。所以说，这次是用了些小计谋，与李淑君一吹一打，外加利用了老师的慈悲心，才促成了佛光山的禅七。

打嘴巴公案

这次禅七的行动真够庞大的，台北参加的人们坐了八小时的火车才到高雄，再乘汽车半小时到佛光山。陆续前往共有五十多人。另外是佛光山的出家人约五十人，合起来一共一百人。

佛光山的弟子学生们，展现了十二万分的热忱，协助来办这件事。

陶蕾特地从美国赶来参加。这次的经验，使她回到美国的大学扬眉吐气了。只不过，她并没有挨着香板，她知道了香板真用来打人，只是日本禅师的花样。

学密宗的钟先生也来参加了。猜想为了他的原故，老师在七天之中谈到了许多密宗的学理、修持法门及密宗的特点。许多对藏密有兴趣的，那次也收获颇丰。可惜的是，后来在整理出版《习禅录影》时，后半部的录音带毁损了，无法记录下来。

在这七天之中，负责禅堂秩序并喊口令的，仍是林中治，写黑板的仍是李淑君。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参加禅七，其中有个年轻的男生。特别要提一下。

这个人坐在右边第一排，右半边全部坐的是男性，左半边全部是女性，我坐在左边，也是第一排。

老师则坐在对面中间的座位上。

第三天的时候，那一堂老师正在讲话，看见林中治走到老师面前，轻声的说，那个第一排坐着的男生，全身紧绷，两眼发直，好像出了问题。因为我也坐在第一排，所以听见了这些话。

老师听了，就向那人看了一眼，仍继续说下去。这时大家都注意到了，纷纷望眼过去。老师又说了一两分钟的话，才告一段落，就起身走到那人旁边。

大家都以为老师会摇摇他，与他说话，或叫他放松等等。

岂知老师走过去，二话不说，就左右开弓，打了他两个嘴巴，然后说：“起来活动活动!”

林中治把他拉起来，他好像已被打醒了。

老师若无其事的又回到座位上，继续对大家讲话。可是那惊心动魄的一刹那，却在大家心中震荡不已……这也许就是禅宗棒喝法门的一种吧!

怪不得古人说“大唐国内无禅师”，唐代禅宗大德辈出，是禅宗最盛的时代，可是却说没有禅师，可见一个够格的禅师多么难找。那不是只通学理就行的，是要能应对各种情况才算。故而不是真正彻悟的人，如何能担当禅宗的大师呢?

新书出版

这时期的东西精华协会在忙什么呢?

自从搬到这个地方以来，经常来帮忙的年轻人增多了，古国治大学毕业后，服了两年的兵役，七五年下半年就回来了。另有陆健龄、赖芳如及陈美龄，李蔚亮等，也经常在办公室帮忙。

赖芳如毕业于文化大学，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下班回来，住在三楼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小房子中。记得还有一位冯道元先生，从左营来台北，也帮忙了一段时间。经常坐镇的仍是李淑君。

《论语别裁》在前一年(七五)四月一日，于“青年战士报”连载，那时还是以“论语新义”的标题刊登的。《论语》讲了几千年，但这次是用时代的角度，白话的表达，加以经史合参的空前方式，所以受到很大的欢迎，报纸的订户因而大增。许多人剪贴成册，并转告亲友，闫修篆至今还保留着完整的剪报。

当时所刊载的，是蔡策先生记录的初稿。由于受到广泛欢迎，造成了非出版不可的形势，也是料所未及的。

到了九月，南老师所讲“历史的经验”暂告一段落，即开始整理编辑“论语新义”，经过了八个月的时间，才以《论语别裁》的书名出版。

与此同时，也开始整理《习禅录影》，这本书中两篇“古记”的记录，是古国治根据录音带整理的。“芳记”是巫文芳的记录，“长记”则是韩长沂所整理，其余“谈记”“遨记”及“集记”，因时间较早，当时系以油印手抄所记录，已不能确知是何人手笔了。

这两本书都在一九七六年春季出版。同年再版的书籍尚有《禅宗丛林制度》、《楞伽大义今释》及第三版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

在这个期间，南老师仍经常应邀到各处讲演或教学。记得一九七五年秋季，曾到台中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多次讲授“隋唐五代文化思想史”。又在国民党中央大陆工作会讲“革命哲学”。一九七六年七月，开始在“青年战士报”讲《孟子》，一直讲到十二月，才把孟子见梁惠王讲完。《孟子旁通》一书就是根据那次所讲，由蔡策先生记录，后来再整理出版的。

另外要特别一提的有两件事，其一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中国广播公司邀请老师讲《易经》；其二是四月开始，假“青年战士报”大厅，开了一门“唯识研究”的课。

不见面的吐丝人

先说“中国广播公司”邀请南老师前往，每周一次，为他们的员工讲授《易经》的事。

到了六月二十四日，已经讲了十几次，尚未讲完。那天南老师到了中广，听到一个刚发布的消息，“中广”董事长换人了。新任董事长是蒋孝武，也就是蒋经国先生的次子。

这个消息对别人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但南老师心中却有了特别的反应。在讲演结束时，老师立刻对听众宣布，因有事要出远门，暂时请假，待回来再来继续讲课。

那段时间，因为我自己工作很忙，未能经常到南老师办公室去，对“中广”《易经》课叫停，并不知悉。直到有一天，一位在“中广”工作的亲戚，打电话来提到这件事，说发现南老师仍在台湾，不知何时能再来“中广”继续给他们讲《易经》。

岂知南老师说：“这事不便明讲，暂时不会再去讲课了。内幕就是因为新董事长换了蒋经国的儿子。”老师后来告诉我其中的道理。他说：

“假如有一天，这位新来的蒋董事长，也来听《易经》的课，下了课又客气的打招呼。再有那么一天，说是经国先生邀请茶叙，请问能拒绝吗?如果拒绝了，使人家难堪，还说我们不识抬举；如果接受了邀请，见了面，人家拜托你为他或为政府说些什么话，写一篇什么文章，你能拒绝吗?真拒绝了，人家有办法对付你，不拒绝的话，从此变成“御用”文人，学术自由没有了，不如躲着他们比较好。”

说到这里，连带要提一件类似的事。有一个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常受邀来台指导科学计划的推动。那个年代，台湾科技很落后，这些科学家们只能短期前来协助，如果长期在台，就与国外先进科技脱节了，所以大都不肯长期留在台湾工作。

但是蒋经国先生对科技发展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急需一位在台领导科技发展的专家，在台推动这项工作。

那一次，这位科学家又应邀暑假来台，说明是短期协助。但当他步出飞机时，忽然看到蒋经国先生在下面恭候。这位科学家心中一惊，知道自己走不成了。他真的留下来了，他对科技发展实有贡献，只是牺牲了个人的选择。

其实，对科学家来说，除了牺牲个人的选择外，不会牺牲科学，所以没有太大的区别。

甚至，对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工作的对象多半是曲籍、文章。就以钱穆先生来说吧，他走着学术的路线，蒋介石及蒋经国先生对他始终甚为恭敬，并没有要求他说什么，做什么。

但是南老师却不同，他自己曾说并非学者，他只是读了各式各样的书，又学了不少杂家的学术，希望把自己的所知所学，在社会上使人们落实于生活，达到知行合一。每个人如都能修养自己。社会的个体分子优秀了，才可能使品格提升。人的品格高了，才会有较理想的社会，人们才能有比较美满的生活。

这种想法与教化，是不能因人而丧失其客观性的，所以，在“东西精华协会”的宗旨中，早已说明不涉入任何政治；换言之，也不可被政治所左右。

南老师常开玩笑似的说，自己办了一个“东西精华协会”，是好玩的，不与任何人合作，以免因意见不合或方式不同而造成不愉快。人与人合作是很困难的，如果是做生意，合作不成顶多是赔钱了事。但文化却完全不同，决不能轻率马虎，更不能成为工具，丧失原则。

南老师不但自认不是学者，许多学者也觉得如此。虽然许多学者承认南老师读过的书比他们还多。说南老师不是学者的原因，是他不太计较学术上的微末细节。

举例来说吧，他常引用错误，在讲演的时候，引用《红楼梦》里的一首诗，他会说成《西厢记》，还不止一次的错引。这对学院派的人来说，是颇为严重的，但南老师注重的是诗本身的意义，至于究竟出在《红楼梦》或《西厢记》，并不是重点。

有人说，以蚕吐丝比喻南老师最为恰当。蚕吃了桑叶，却吐出丝来，可以织成料子，做衣保暖。如果没有蚕的贡献，桑叶永远是桑叶，顶多是中药里的一味。

南老师把他读过的书，学来的各种学术，融化而变成一种教化，使它实用于社会人群，岂不就像蚕吃桑叶而吐丝吗?至于说哪一段丝是哪一片桑叶所变，也就用不着研究了。

说这个比喻的一些人，实际上是别有用心的，他们借这个比喻，骂那些半瓶醋的老师们，说他们好为人师，急于去说法度人，实际上桑叶还没有变成丝，所以虽当了老师，吐出来的不是丝，而是绿水。其实能吐绿水也算不错了，有的还是吃了桑叶吐桑渣呢!

这也是一些人的笑谈而已，录此供大家一笑。

唯识　熊十力　牟宗三

其次再说“唯识研究”这桩事。

南老师讲《论语》，讲《孟子》，讲《易经》，讲《金刚经》，讲《楞严经》等等，都是“讲解”或“讲述”，但是每当讲到唯识，他必定用“研究”二字，而不是“讲解”。

后来我觉察到这个不同，曾向南老师请教，可能是我程度太差的原故，他没有细说。但我以后却特别留意有关唯识的问题。

中国的唯识学，是唐代玄奘法师和他的学生窥基法师贡献一生心力的译作。《成唯识论》本是佛学中极重要的论著，对人类意识有深入的根本探究，但却深奥难懂。

以往这门学问只存在于佛学界，以及寺院的学者中。一方面因为这是玄奘留学印度带回的佛学论著，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前的佛教制度严格，寺院中的出家人，许多都是通达儒、道的学者，他们本身学术水平就很高。

唯识学受到寺院外学者的重视，是始自于熊十力先生。他研究了唯识，并曾在北京大学讲授唯识学。他也著了一部《新唯识论》，对唯识论有所批评。如果不是重视唯识，当然也就不会去研究批评了。

熊十力先生是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按照牟宗三先生所说：自从明朝结束，乾嘉学问(派)形成后，中国的学统就断了。清朝以来，全部的学问都没有了，只剩下“说文”“尔雅”。“说文”“尔雅”能代表什么呢?能代表科学、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吗?都不能。那中华民族的生命凭借什么来应付环境，应付挑战呢?所以恢复这生命的学问，恢复这中国老传统、大汉声光、汉家威仪的，是熊先生；把从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汉家传统重建起来，是熊先生的功劳。

牟宗三先生是熊氏入室弟子，在台港的几十年中，对文化思想的贡献，有目共睹，为大师级的人物。他个性爽朗直捷，作风坦率而有原则。抗战时期，梁漱溟先生提供他每月30元，资助他研究，而被他拒绝了，因为梁氏有附带条件之故。可见他不为金钱或权势牺牲学术原则的风格。

尤为难得的是，他深解老师熊氏的特点与不同凡响处，但并不否认熊氏在学术上也有可争议之处。不像有些门人弟子的人，把自己老师捧得比圣人还圣人，有些人还搞些造神运动，把自己的老师比做神佛之类，而使他们的老师蒙羞。这是题外闲话。

牟先生在师大任教的时期，我家住在师大对面的丽水街。因为每天下班懒于举炊，就参加了师大教职员的伙食团，与牟先生同桌用餐颇久(记得是一九五四年)。

那时牟先生与张平堂，都住在师大第六宿舍楼上的单身宿舍(现在的师大美术系的地方)。师大美术系教授朱德群、马白水、赵春翔三人，则有家眷，都住在一楼，各有一大间。赵春翔是我的姐夫，张平堂又是远亲，那时我又常在师大打网球，所以经常到第六宿舍去。

牟宗三、赵春翔及张平堂三人，都爱下象棋，还时常连下通宵，黎明棋局结束，输家请客吃豆浆油条。

我常在访张平堂时，碰见他与牟先生对弈。可能因为牟先生的影响，张平堂虽是体育系教育，对哲学书籍也产生了兴趣，涉猎颇多。

牟先生后来赴香港大学任教，多年后退休再回台湾任讲座，每逢他有公开讲演时，我一定不会错过。

言归正传，牟先生的老师熊十力先生所写的《新唯识论》，分成两部分，已出版的一部是“境论”，另有一部是“量论”熊氏始终没有写出来。牟宗三先生曾说自己“或可以写出来”，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写出来。

熊、牟二位都没有写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他们治学的态度严谨，不肯轻率下笔。

以熊氏学养之深厚，曾说：“当今之世，讲先秦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胡说八道。”他自信如此，自负如此，但他的重要著作《新唯识论》，却受到不少负面批评。也许为此之故，促使他更有所深入思考，故而始终未写“量论”。

学养了不起如熊氏，对唯识尚且如此慎重，不肯轻易从事，这更说明了唯识学之不易。所以南老师对唯识只用“研究”二字，其慎重也就不难想象了。

不过，牟宗三虽未写“量论”，但在他后来的著作《认识心之批判》及《现象与物自身》中，一般认为，有所论述。

近几十年来，西方心理学家发现，一般认为意识层次的深处有一个“自我”(Ego)，并不一定是意识的底层，似乎还有更深的意识层面，所以有些学者的研究的方向，也伸入唯识论。

依照唯识法相宗的说法，意识不是纯用思想逻辑所能解说的，要自身修证功夫到了，才能真正了解，否则只是名辞的依文解义而已。

无论如何，这些都说明了“唯识”这门学问的深奥，轻率讲述，恐有蚕吃桑叶而吐绿水之嫌，甚至有误导他人之流弊。

老古出版社成立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南老师开始闭关了，预计是两年。

这次的闭关，找不到三十多年前四川峨嵋山上那样的环境；那样的环境遍寻台湾也是找不到的。记得刚来台湾时，假日出外游山玩水，发现台湾山高庙小的特点。走了许多山路气喘如牛，到了山顶大失所望，原来只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台北木栅的仙公庙(供奉吕纯阳的道场)，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社会富裕，捐钱的人多了，才渐渐修建得颇具规模。

所以南老师想闭关，找不到清静的地方，只能采取“隐于市”的方式，就在自己住的二楼闭个方便关罢。

在南老师闭关之前，就准备由古国治接下这个摊子。以前的书，并不是自己出版，因为那时法令规定，杂志社不可以出版书籍，所以势必要成立一个出版社才行。

古国治在银行抵押了他仅有的一间小房子(养母遗留给他的)。用这笔款项，接收了整批的书籍和应付帐款，担起了这个担子。后来老师出关，古国治结婚离去，老师才归还给他。

因为古国治承担了一切业务，当他登记出版社时，老师说：“就用你的姓，登记为“老古”出版社吧!”五月得到批准后，古国治就正式成为老古出版社的负责人了。而东西精华协会的事务，也是由他及李淑君二人联络推动。

这时《人文世界》杂志曾停刊半年，到了九月才重新复刊。

老古出版社在这一年中，出版了《新旧的一代》及再版《禅话》。这两本书都曾在《人文世界》连载。《维摩精舍丛书》也在这年再版，另外还印行了一些赠送的书，如《菜根谭》等。

十月十六日，按照政府的规定，“东西精华协会”召开了第三次会员大会，改选理监事，由协会秘书长杨德祥主持。大会的来宾除了刘修如先生及吴景康先生外，还有“救国团”台北区总干事史济锽，他是史济洋的弟弟。

说到史家姐弟，又牵扯到一些文化上的问题，顺便一提。

因为在莲云禅苑时，史济洋借住在三楼。在学校教书，下课回来也在会里帮忙，她对人和蔼热心，大家都称她为“史菩萨”。

有一次，南老师听说她的父亲是史久光先生，就鼓励她姐弟，整理老先生的著述和遗墨出版。因为史老与蒋百里与杨杰都是日本士官四期毕业，三人都是民国初年的兵学家。

史氏早年曾习儒学，中华文化底子深厚，军事学业之后，又曾赴德国研究哲学，故为文武全才的军事哲学家。

因史氏遗墨多为行划，后由孙毓芹帮忙辨认，完成初步工作。印制出版时尚有以往袍泽张国英将军(曾任“国防部副部长”)、郝伯村将军(曾任“参谋总长”、“行政院长”)等捐资促成。这虽是题外的一章，也表明了南老师对文化的关注，有时真是无微不至。

东西精华协会自成立以来，对于社会公益方面的工作，也是经常参与。其中包括送救济衣物到偏远地区的小学，像乌来、石门、大湖以及各地民众服务处等。也参加赈灾捐款给紧急受难的人们或社会团体，以及育幼院等，并捐赠医药给受刑人等等。

另有一项长期在做的，是资助贫困学生助学金。既是贫困学生，他们忙于兼职解决经济问题，功课是不易优异的，所以并不限制功课是否名列前茅。

在这众多的公益项目中，出钱又出力的，是陈又夫先生。

另有一位焦金堂先生，大陆工作会的副主任，他是听讲《论语》时与老师结的缘。他从一九七七年二月开始，在协会设立了焦氏报恩奖学金，每年春秋两季，定期发放，最初是每年两万元，资助三四个学生，以后又逐渐增加。当时这个数目很够学生用了。焦氏助学金也资助了几个来学中华文化的外国学生。

除了经常性的助学金以外，也还有人提供不定期助学金，视情况而定。慷慨解囊的也有程沧波、汤宜庄、闫修篆、林苍生等先生。

颇为感人的是，有两个学生，接受助学金完成学业后，投入了工作，领到薪水后，也来提供助学金，帮助其他的学生。

举凡这些公益活动，在南老师的领导下，都是默默的在进行。有些设立奖助学金的人，隐去姓名，做了就算了，记事册上只有“张氏助学金”等字样。而张氏是谁已无法查考了。

另有老师早期的学生沈翰初，英年早逝，却遗交五十万元作为社会福利基金，由陈行夫先生转来。二十多年前的五十万元，还真是笔大数目呢。

阴阳五行

南老师闭关后，这年的九月，我前往美国去了。从洛杉矶开始，一路行去，在East Lansing陶蕾家住了一周。

这时陶蕾仍在伊利诺州大学博士班进修，住在她家的时候，看到了一本书，是哥伦比亚大学编印的东方文化教科书。信手翻去，看到一章是介绍阴阳五行的。因为我曾在阴阳五行这门杂学上花过一些时间，不免就要看看美国人是如何解释的。

岂知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因为连最基本的东西都错了。举例来说，十天干的五行属性，排错了，以致庚辛本来是金，在这本书上变成了木，诸如此类。再看编这本书的人，名字有许多是中国人。如果是美国人编的，错了也难怪，既然有中国人在编辑群中，为什么会错呢?陶蕾说得妙，她说在美国的中国学者，都是儒家、哲学、历史这一类的，对于道家这一套，他们可能也不懂。我好奇地问她，当初你选这门课时，教授讲到这里时，如何讲解呀?

陶蕾说：“教授不讲，叫我们回家自己研究。”

中华文化实在浩翰渊博，连中国人自己都弄不清楚，也就难怪外人了。

后来陶蕾建议我，写封信去哥大纠正，他们一定很感激你的。我原本也想这样做，后来想，多数中国人都不懂，何必苛求他人呢，也就懒得管闲事了。

冬天的几个月我住在纽约，那时吴爽熹已经从法国到了纽约，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巧的是，周勋男也在一年前到美国攻读心理学硕士。他是在印地安那州的博尔大学，因是寒假期间，也到纽约来了。

另有一位钟绍桢先生，是朱文光的朋友。他在纽约工作多年，熟悉环境，就约了我和吴爽熹、周勋男四个人一同，由他开车，前往纽约市北边的一个大乘寺游玩，顺路又去日本禅师所主持的一个禅院参观。

这位日本禅师的太太是美国人，当初也是他的弟子。我们到的时候，禅师下山去了还没有回来，有人带领我们各处参观。这个禅院在山上，没有中国寺庙的热闹气氛，而有一种修道院的感觉。日式木造房屋，座垫是黑色，当然到处是日本的设计，却很恬静淡雅。

日本这个民族，很会吸取他人的文化精华。有人认为日本的茶道、剑道，甚至禅道，都将一些禅宗的高尚韵味渗入了生活中，也算是发扬得好的一面。不像中国的，越来越俗气。至于说禅的最高处，则就不必深究了。

我们去的那天，雪深半尺，虽已放晴，路滑难走。下山时碰见禅师上山，两车交会时，还纠缠了一阵子。

美国的禅宗

看到了美国的日本禅院，顺便也说一些那年我所看到的美国禅宗大致状况。

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卡普乐(Philip Kapleau)和他的著作《禅门三柱》(The Three Pillars Of Zen)。

卡普乐本是“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二次大战后审判纳粹战犯的盛事—纽伦堡大审，他是被派往采访的记者。

残酷的战争和史无前例的战犯大审，常会激发人类对生命的另类思考。卡普乐后来放弃了记者生涯，前往日本追求禅宗对生命的悟境。他在日本的十二年中，追随过三位大禅师，后来编写成这本《禅门三柱》，“三柱”就是三个禅师的意思。

这本书是一九六七年在美国出版的，造成不少的轰动，认为在西方哲学领域中，是一种突破。许多大学哲学及心理学系。多指定《禅门三柱》为参考书。后来我的一个晚辈在美国大学修心理学，特别多买了一本书寄给我。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由于铃木所著有关禅宗的英文书籍掀起的旋风，就有不少禅宗爱好者，陆续在美国英国出版了一些英文书籍。其中有些是翻译中国禅宗祖师语录，如John  Blofeld把黄檗禅师及大珠慧海的语录译成英文；陆宽昱(Charles Luk)则翻译了虚云老和尚的禅七开示和《楞严经》。

陆宽昱是中国人，生于一八九八，他是虚云的弟子，六十岁才开始翻译工作的。他虽是中国人，但他的英文译本甚受肯定。

其他有关禅宗的著作也很多，或把公案机锋翻译成英文，或自我心得等，都仍限于学术研究的范畴。

惟有卡普乐，是第一个在日本修学十二年的美国人，真正实际磨练而将大师们的经验与心得编成了《禅门三柱》。

这本书的价值如何，在此不作评论。但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这与一个西方人十二年修学的感觉和见解有关。他的这本书激荡了西方的哲学思想界，开启了另一扇生命科学的探究之门。

正在这个时候，美国社会兴起了“嬉皮”运动。嬉皮们由不愿从军打仗而反越战。接着由反越战发展为反传统，要求言论自由(Free Speech  Movement)简称为FSM。后来言论(Speech)的S又解释成性(Sex)，变成争取性行为的自由了。

这些嬉皮们，自由的放荡，自由的服用迷幻药、大麻等，他们漫无标准的追求自由。听说参禅打坐是自由解放，但见山坡边，草坪上，一群年轻人，低眉闭眼的盘腿散乱的坐着，一时蔚为风尚。这些年轻人否定了传统，但又不知道前途，于是就寻找一些以往不知道的东西，有些人则来到台湾。

记得在莲云禅苑四楼的时候，常有些美国年轻人来找。有一次，刚好我在那里，临时充当翻译。那个来访的美国青年说要学禅宗，南老师回答他的问题，却直截了当的问他：“你是不是服用迷幻药?”

他说以前曾有，南老师又说：“你如果不立刻戒掉，会死得很快!”

南老师开门见山，不假辞色的说法，使我感觉很难堪，但也只好照实翻译。那美国青年听了以后，表情木然，我心中反而很觉沉痛。

他走后，老师说：“看他的眼神，已经一半精神错乱了，是时代的人渣，真够可怜。”

嬉皮争取的性行为自由，直接被色情行业发展了起来。色情媒体泛滥成灾，影响所及，不仅是美国自己，世界上许多国家社会，均蒙受影响，而且愈演愈烈。

卡普乐及另外许多日本禅师们，在美国各有自己的基地，定期举行禅七修持。参加禅七的人不算太多，因为美国人忙着赚钱，能够抽空参加一次就不错了。

如何修证佛法

冬去春来，一九七八年三月初，接到台北古国治的消息，说南老师闭关已满一年，在三月二十一日，要抽时间开课了。

我立刻电话陶蕾，她听说这个课，也决定要来参加，就到学校向指导教授请假三个月，并要学校承认这门南老师课程的学分。

她的教授说，南某人是有名气的，他们已经听说过，只是南某人的著作，既未附有参考资料，又无注解，不能算是学术著作，所以他开的课，我们也不便承认学分。

陶蕾听了不服气，就对教授说，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大学问家，他们的著作都是没有参考资料或注释的，只有后来研究他们学问的，才会把他们的著作当作参考资料。南老师已融汇贯通一切。成为他自己的发明，何需附上参考别人的资料呢?

那个教授也算开明，接受了陶蕾的说法，答应她去台北上南老师的课，并且承认算作三个学分。

这桩事证明了美国学院的教授们，仍是开明的，不是墨守陈规，他们也有自己的判断。

但这件事却在我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在南老师的著作中添上参考资料和注解，并不是一桩困难的事啊!也就是这个想法，促成了几年后翻译《习禅录影》中的一篇，此是后话。

三月中旬，我从纽约飞往旧金山。陶蕾已先我一日到达。我俩结伴同行，一起回到了台湾，赶上南老师开的课。

南老师这次的课程，题目是“融会显密圆通修证次第”，每周二及周五的晚上八时至十时，上课各两小时，地点是台北佛光别院，一共讲了三个月。不过尚未讲完，因为南老师临时有其他想法，所以暂停了。

顾名思义，这是佛法显教密教的修行方法及程序，对学佛及修证的人，关系相当重要。因为讲课大厅很大，参加听讲的人很多，用了两个黑板，分置两边，由李淑君及古国治各写一个。

每当南老师为学生讲课时，总要同学们记笔记。这次的听众中，有不少出家人，也有几个外国学生。记笔记是人人在记，但许多记不完整，不好意思交给南老师审阅。有些人怕给老师增加麻烦，也不交出来。至于像我这一类的旁听生，人数也不少，笔记只有记给自己看了。

在众多认真的听众中，赖芳如的记录比较详细，后来不少同学借她的笔记去抄。她也是少数交笔记给老师的人。十年以后，要整理这次讲课的记录时，赖芳如的笔记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后来整理好出版，就是《如何修证佛法》这本书。

赖芳如学佛认真，第二年的春天，她就剃度出家了，法名“禅定”，目前她在加拿大有个小道场。

这一年，有好几个外国学生来求学。其中一位比利时的李文(Levens)，除在政治大学研究所上课外，特别在南老师的指导下，研究“心性之学”。后来他将《马祖语录》译成荷兰文出版(比利时用法语及荷兰语两种语文)，获硕士学位。

台北的监狱

这时的蔡策先生，却因被人连累而去坐牢了。

蔡老是个文化人，与人合伙做生意没有防人之心，结果被人用他的图章开出支票不能兑现。台湾那时的票据法律，开空头支票是刑事，要坐牢的，而且一票一罪，连续累加，十分严重。他就这样冤枉的进了牢房。

其实也是南老师劝说他去服刑的，一方面了结了这桩事，另一方面就借此在牢里读书好了。

蔡老坐了一年牢出来后，反倒气色明亮，原本瘦瘦干干的一个人，变得丰润了。那个样子不但不像从牢里出来，反而像是度了一个快乐的长假，精神饱满的回来了，大家都啧啧称奇。

据蔡老说，他内心平静无怨，每日念诵《金刚经》，无烦恼，读书为乐，这也证明了“万法唯心”的力量。

因为父亲病重，周勋男在夏天从美国回到了台湾，他并未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自己又得了肝病，幸亏吃了一年中药才告痊愈。

那时蔡老仍在牢里，因为周勋男在美国学心理学，南老师就嘱咐他到台北监狱，给受刑人上课，作心理辅导，也就是贡献社会。他每周日前往义务讲课，一连讲了一年，听讲的有三千多人。

有些年轻人问南老师，监牢中的犯人，犯了法，作了坏事，坐牢是罪有应得，不值得同情怜恤，为什么还要去帮助他们呢?

南老师说，做坏事犯了法的人，是最愚蠢的人，蠢到不知道犯法要坐牢，他们可怜之处是他们的愚蠢。他们也许是生来愚蠢，也许是环境造成而堕落，不像正常人那么幸运，岂不是很令人同情吗?这并不是说他做坏事是对的。

如果能够影响他们改过向善，社会上就多了一个好人，少了一个坏人，所以要帮助他们脱离罪恶，好好做人。更何况，牢里也有很多冤枉的人啊!蔡老不就是一个吗?当然也要怪他自己粗心大意，太相信人，才招致这无妄之灾。

到监牢去讲课的，还有叶曼女士，连讲三个月。另有其他几个，属于一次性的。台湾这类的心理辅导公益团体很多，宗教团体也多有从事这种活动的。只是社会开放了，人们的自由也多了，许多人对自由的定义不清楚，所以犯罪的比率愈来愈高。虽然辅导及教化的团体也在增加，但似乎永远也赶不上犯罪人口的增加速度，监狱也人满为患了。

于是人们又都回头再讨论教育问题，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又似乎到处千疮百孔。

古人说“百年树人”，按照目前科技发达，人文道德落后的状况看来，百年也怕树不了人!

般舟三昧　唐伯虎与白骨禅

在南老师闭关的两年中，除了曾讲“融会显密圆通修证次第”之外，还有两件事，也要述说一番。

先是首愚(原名从智)法师在高雄闭关的事。他也曾参加那次佛光山南老师主持的禅七，是一个热心修行的出家人。

由于十分努力，他就在佛光山闭关修行。他在关中修的法门是“般舟三昧”，听说这是佛法修行中的一副重药，当然也是快速悟道的法门。

据说修这个法门的行者，在关房中既不能打坐也不能睡觉，只以用手臂挽着吊在大梁上的一条绳子上，无休无止的顺着圆圈行走。累极了就停下来站一会儿，吃饭喝水也是站着，直到把身体累到将死未死的时候，一切念头都没有了，然后可能豁然而悟。

首愚法师闭关修这个般舟三昧，产生了问题，就托护关的人(大约是送饭来的人)代他请教星云大师。大师知道从智师是认真修行的，也就很认真慈悲的说，自己没有修过这个法门，建议他向南老师请教。

南老师得到消息后，立刻南下高雄，到闭关的地方，告诉从智，不能再修这个法门了，再修下去可能出大问题。因为修这个法门的人，要比较年轻，身体又要十分健硕，才经得起这种锻炼。而从智师那时已没有那么年轻了，身体是受不了的。

过了一些时候，从智师与其他几个专门致力修证的出家人，表达来台北的意愿。南老师说，修行在哪里都一样，不一定要来台北，再三劝阻。他们觉得能靠近南老师，有问题方便请教，于是组成了“大乘学舍”，设在距离东西精华协会不远的地方。

由于这几个出家人的关系，又引出了另一件事，就是南老师在关房中给他们讲《禅秘要法》的事。

这几个出家人既在台北，有一天就问南老师。什么是修行容易证果的法门。南老师写了一句唐伯虎的诗：“公案三生白骨禅”。

唐寅这首诗如下：

怅怅莫怪少时年　百丈游丝易惹牵

何岁逢春不惆怅　何处逢情不可怜

杜曲梨花杯上雪　灞陵芳草梦中烟

前程两袖黄金泪　公案三生白骨禅

老后思量应不悔　衲衣持钵院门前

唐伯虎有没有修过白骨观，不得而知。但他知道有一个白骨观的法门，也不简单了，证明这是一个有名的法门。南老师借着这句话，就讲了这个白骨观的法门，也就是《禅秘要法》。不过据老师后来说，白骨观有三十多观，这次只讲了十多观。

这是专门对修法的人所讲的，当时听众也只有十来个人，我并未参加，只是后来听了录音带。八、九年后，才整理了这次的讲记出版，书名为《禅观正脉研究》。

说到白骨观，使人想起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那时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握一切实际大权，国府主席则是一个高权不重的职务。

林森主席一生未婚，听说出差时，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手提箱，不管走到何处都自己提着。等到夜深人静，打开小箱子，拿出人骷骼拼装起来，原来他是修白骨观的。

这只是传说，可能因为林森主席一生未婚，个性作风都很恬淡，不计较名利，又很洁身自爱之故，再加上人们看见他自己常常提着一个小手提箱，便使人联想成为白骨观的修持者了。

被法国人难倒了

记得在南老师闭关之前，吴爽熹还没有到法国去的时候，有一天，接到通知，要我们到协会办公室去，因为有一个外国学者要来拜访。

我和阿熹都按时到达，原来是一个法国的文化官员来访，陪同前来的是曾任南非大使的汪公纪先生。

因年代久远，我们都记不得这位访客的名字了。他是中华文化的爱好者，据说还会中国的书法呢。

他的来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而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谈话，使人哭笑不得，不知如何应对。

这位法国文化官，对中国的书法、绘画、哲学，都颇热衷，是有学养有文化的知名人物。

他说：曾到日本参观不少禅院，留有印象，深知禅宗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又找机会到大陆去参访。现在又来到了台湾，心想总能找到一些禅宗的消息吧!但是走遍了台湾各地，倒是看到许多“禅寺”、“禅苑”等，只是进去才发现，不过是普通的庙宇罢了，根本不是禅院，里面也没有禅师。不得已，他只好来找南老师了。

这位法国客人，叙述了他的访禅经过后就问道：

“南先生，台湾到底有没有禅院?有没有禅宗?在什么地方?”

这一个问题，真把南老师给难倒了，怎么回答啊!那时是二十多年前的台湾，事实确实如此，但要怎么说才顾到中国人的文化脸面呢?

我们在旁边的这些听众，也极有兴趣的等着听南老师的回答。眼看着南老师的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正在寻思如何回答时，这位法国客人忽然又岔出另一个问题，他说：“日本禅宗颇盛，有出名的禅院，也有禅师，既然台湾会被日本统治五十年，想必台湾一定会有些禅宗的痕迹吧?”

幸亏他又问了这第二个问题，南老师就顺势针对这第二问，作了回应，大意是说，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是殖民地政策，推行的是皇民化教育，并不是培养文化，尤其不会鼓励精致文化如禅宗者，故而普遍只有民俗宗教及寺庙而已。

这位法国客人又说道：“台湾光复已经三十年了，大陆过来的文化和文化人也很多呀!为什么竟然看不到任何禅的踪迹呢?”

又回到这个问题上了。南老师也只能“是啊!对啊!”的将就应付着。最后，这法国客人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令人哭笑不得，不知如何回应的答案。他说：“大概你们中国人受了一千多年禅宗的陶冶，自身己与禅宗成为一体，每天的生活都是禅，所以再也用不着另有禅院或禅师禅宗了。”

这句话令人意外又吃惊，不知道是否是他真正的想法。只不过，听到我们这些中国人的耳朵里，似乎有些讽刺的意味。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期，另有几个美国学生来台湾，找到东西精华协会想要研习中国文化。他们各有专注的题目，但大都对道家较有兴趣。由于他们的中文都在学习阶段，南老师就嘱我协助他们。我只好当起翻译兼助教的工作，帮忙他们研究《禅与道概论》中“道”的部分，实际上是陪洋人读书而已。

这几个人中，有一位，在台湾停留了三年之久，她是华裔周秀颜小姐。

这位周小姐还学了不少其他科目，颇认真的一项是“鹰爪功”。几年后回到美国，在旧金山的公园每晨练功；有一天，正在练功的时候，突然倒地脑死，情况颇似李小龙之死。有人说，硬功没有练好，会使脑部忽然产生压力问题，导致意外。消息传来，大家震惊不已。

告诉我这个噩耗的，是美国加州大学海外分部的研究生文洁苓(Janis Walker)。她也在差不多时候来台，向校方表达学习禅宗的意愿。学校把她介绍到南老师处去上课，并承认学分。

文洁苓有艺文底子，心理系毕业，会写诗、画画，在旧金山上大学时，也学过一些日本禅学的课。

惊变的社会

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台湾要举办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十二月五日，黄信介、许信良、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吕秀莲等人为首的参选者，组成“党外人士”实质政团，而且在台北市中山堂召开“中外记者会”，宣布其反对国民党的政纲政见。这在一九四九年蒋氏政权迁到台二十九年来，是空前的；在“戒严”时期，这是公然向权威挑战。当日，就发生了“中山堂事件”，翌日报纸登出，颇为轰动。

竞选活动才进行一周，到了十五日的深夜，忽然消息来了，宋楚瑜把睡梦中的蒋经国叫醒。凌晨二时，美国驻台使节，由“外交部”钱复次长陪同，前往面见蒋经国，告知美国即将宣布与中共建交的消息。

天亮就是十六日，消息传开了，这个美国与台湾断交的爆炸性消息，震撼了股市，造成股市全面下挫，几乎全部跌停。

随后蒋经国下达紧急处分令，宣布选举延期，竞选活动停止。台湾随即掀起了移民潮，人心惶惶不安。

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美国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了。

台湾何去何从?本土政治运动变化加速，从言论到行动，接近了暴力边缘，终至引发了这年(一九七九)十二月十日的“高雄事件”。

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因为是《美丽岛》杂志领导的冲突，人称是二二八以后台湾最大的政治暴动冲突。

这个事件造成异议人士(又称党外)多人入狱，有黄信介、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吕秀莲等。高雄事件有八君子之说，其中林义雄(现在的民进党主席)，遭遇灭门惨案。当时为黄信介等作辩护律师的，是陈水扁，就是后来一九九三年当选的台湾市长。

在这不安的社会气氛中，方外人士更努力于自身修养。

先是，一九七九年元月十日，美国与台湾断交不久，由从智法师带领了几个修行同好的出家人，组成了“大乘学舍”。他们为了要方便得到南老师的指导，就安排在离协会不远的地方落脚。

南老师本来是极不赞成他们离开自己本来的寺院，因为既要修行，三千大千世界，何处不是道场!况且南老师从事的是文化工作，虽然宗教也是文化，到底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像宗教人士及出家人那样，是专门在宗教上下功夫的。宗教并不是南老师的唯一关注。

现在看到这几个想认真修证的出家人，既已自行安置，也只有帮助他们了。于是就订定每日课程，要他们遵守努力。

这一年，由于“大乘学舍”的成立，社会环境的不安和动荡，外加香港洗尘大和尚多次来台坚邀南老师，造成老师的教化重点开始倾向佛法。

也因为这些出家人的原故，南老师在东西精华协会所安排的课程，这一年中，就有不少与佛法有关。

首先讲的课是“佛教佛法与中国历史文化”，连讲多次，是要出家为僧的学子们，除了佛教佛法外，还要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离不开历史文化，它不是独立存在的。

到了一月底，正是农历新年假期，就借用了辛亥路救国团的活动中心，举办了一次禅七。大乘学舍的出家人是当然要参加的，另外还有几个美国回来的出家人参加，比利时的李文及美国的文洁苓也参加了。另外参加的有徐进夫和他新婚的妻子陈玲玲(现任教于国立艺术学院)。闫修篆先生甫自军中退役，并刚出版了他的易学著作《易经的圆与卦》，他虽与老师相处多年，因工作忙碌，这次才有时间参加。

真善美出版社的宋今人先生及自由出版社的萧天石先生也来了。他们两位在台湾早期，出版了许多道家学术的典籍，很有名气。

另外还有不少辅仁大学上过老师课的年轻人，如曹砺铁等。这次禅七总共有百人之众。因年龄及背景差异性大，故每晚讨论时间，意见表达呈多元化，尤以外籍人士为甚。东西文化思想交流，很耐人寻味。

二月下旬，南老师传授了密宗的“准提法”。密宗传法本是很严格的，没有被认可为合格密宗上师的人，不可以传法。因为南老师曾在西藏学法，并得到唝噶上师的认可，具有传法上师的资格，也有正式的文件。

除了前面所谈到的课程外，另外所开的课尚有《宗镜录》、《大乘要道密集》(密宗)、《大圆满禅定休息车解》(密宗)、《楞严经》以及《大比丘三千威仪》、“诗学”等。

洗尘法师与十方

自从新春之后，香港能仁书院的洗尘法师，就连续多次来台湾拜访南老师。一方面想请老师出面担任香港能仁书院的院长，另方面希望同老师合作，在台湾设立一所佛教中心。

有一次，洗尘法师突然带了一位瘦瘦高高的法师来看老师，原来他是台湾的圣严法师

  。可能是因为圣严法师具备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的学位，所以为了能仁书院的创立，洗尘法师也找他同来。他们二位原来是请求南老师出任香港能仁书院(大学及研究所)的院长。因为能仁书院想取得台北“教育部”的认可与帮助，故要在台北立案。而熟悉台北教育界的人告诉洗尘法师，如果能由南老师出面任院长，立案的事就很容易了。结果，南老师答应出个名；事实上也从未去过香港能仁书院，当时实际的院务都有教唯识论的罗时宪教授负责。

到了五月，洗尘法师第三次前来，协商的结果是，筹办一个“十方书院”，请南老师作教授师，并主导一切。

洗尘法师(一九二0年—一九九三)是东北辽宁人，天台宗倓虚大师的门人。他曾是香港佛教界传奇性人物。一九四九年初到香港，据说穷得夜睡街头。但他既能刻苦，又有眼光，更具气魄；后来竟成为香港屯门“妙法寺”的创办人。以寺为基础，又陆续创办了“妙法精舍”、“刘云龙中学”、“内明中学”及幼稚园等事业。

南老师愿意致力于文化工作，佛教虽也是文化的一环，但他不希望局限于宗教方面。所以，在与洗尘法师合作计划中的“十方书院”，并不是纯粹的佛教书院，而是半为佛法半为人文的书院。

唯一的第一

既然要办“十方书院”，在什么地方办呢?这时离协会不远的地方(大约百余米的距离)，正有一座每层一百坪，共十二层的大楼快要完工了。南老师看了，觉得建筑工程实在，地点又适中。洗尘法师先订购了第十层，作为书院基本场所。南老师也决定买第九层。

虽说决定要买房子了，但是钱从那里来呢?平常上课收入的钱，偶尔有人捐献的钱，都应付开支，以及捐书捐助学金及其他社会福利等，钱只会不够的，不会多余的。

这层房子总价是六百万左右，银行抵押可借贷四百万，自己至少要拿出二百万元。好在二百万不是一口气拿出来，是分期在半年内缴清的。房东洪律师，是台北很有名气的律师，后来也与南老师结成朋友，给予很多方便。

当南老师要向私人借款时，利息出得很高。我还记得，美国银行有抵押的贷款，利息都是百分之十五(年息)左右，私人利息当然较高，没有抵押的信用私人贷款当然更高。所以南老师能借到的款项，利息也各有不同，视其与南老师的交情而定。有的是熟人，利息稍低，辗转不认识的人，利息有高达百分之三十的，也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八的。那时帮忙借款的有行廉姐、张平堂，以及其他人所经手的，很忙了一阵子。到了十一月底，房子已盖好了，缴足钱才完成过户手续。

这是南老师在台湾三十多年的第一所房子，也是最后的一所，也就是唯一的一幢。

这层房屋，在搬进去后，是作为办公室用的，“东西精华协会”、“老古出版社”都集中在这里。南老师居住在八楼，是另租用的一层，他与一鹏住在那里，客厅也时常作为临时小班课室。

南老师在一九八五年赴美时，将这九楼的房子仍然交付做会址用，托李传洪处理，债务也由李先生一手清偿。

洗尘法师虽然买了十楼作为筹备学院的地方，但仍希望能找到较大的有院子的地方，作为书院的所在。记得我们还陪他到杨梅去看过一处地方，也到淡水去过，但都不合适，最后先用变通办法，租用了这座复青大厦的十一及十二楼，外加楼顶平台加盖屋顶，权且先开始招生了。

朋友是什么

有位“立法委员”叫覃勤，湖南人，爱留长胡子，所以外号“覃胡子”，在当时很有一点名气。他创办台中中医学院，但风评并不好，却是南老师的朋友。南老师就是这样，来往的人三教九流，他都不拘。

覃胡子不知犯了什么法，已被判决确定要坐牢。有一天他来找南老师，说自己明天要去坐牢了，特来拜别，并请求帮个忙。南老师大吃一惊，了解详情之后，表示同意他去坐牢，问他需帮什么忙。他说，自己什么也不在乎，就是爱惜胡子，所以请老师找法院的人说说情，进牢时不要剃去他的漂亮胡子。

这是胡闹的要求，也是很难办到的事。因为监狱法令规定，每个犯人入狱时必须剃净发、须，哪有在牢里还留胡子之理呢!南老师被他纠缠得没办法，只好立即亲自出马，找台北院的院长。到了那里，包括最高检察长王建今，一班大小法官主管统统在那里。他们见南老师来了，都很客气，欢迎之至。老师说明来意，王建今就表示为难，并有责怪老师管这种闲事之意，因为覃某为人不佳。

南老师一听此话，勃然变色，把眼睛一瞪，对那班法院大员说：

“朋友是什么?有急难相助才是朋友之道。他既是我的朋友，现在遭难，我当然要帮助他。至于人品如何，是另一回事；犯了什么法，自有法律制裁!”大家听得目瞪口呆。

南老师一吼，也有些影响力，覃胡子坐牢期间，不但可保留胡子，也没剃光头，并住单人房，还有其他优待。

因为南老师这样古道热肠的行事作风，就有许多人背后批评，说他帮忙坏人，善恶不分，或说他不洁身自爱等等，也有人认为他莫名其妙的。

对于一切的指责和批评，南老师不予理会，更不辩驳，仍然照自己的原则行事。有时也会说：“注意啊!我是大魔头!”听到这些话的，也弄不清楚这是不是玩笑，抑或是有其他的含义。

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我在北京听到一些传言：有台湾的某位略有名气的人，到北京时，在某高层人士面前说了一些南老师的闲言闲语。后来我看到南老师时，就提到这件事，岂料南老师却说：“人家要吃饭嘛!我们也要吃饭嘛!”

他一点都不在意什么毁谤呀，谣言呀，闲话呀。他也常说，明白的人自会分辨，不明白的人辩解也不明白，徒费口舌而已。

其实，南老师帮人当然自有分寸，不过分寸何在，当时不易为人所知罢了。例如覃胡子这个人，老师又何尝不知?只是他能创办个中医学院，还是第一个把中医科学化的人，也不简单。在当时能办成学院(大学)的只有三个人，一是于斌枢机主教办的“辅仁大学”，二是张其昀的“中国文化学院”，第三个就是覃胡子了。老师应该是看重他这一大贡献，所以才不惜亲自出马去帮他忙的。

一流人才何处去

南老师从不鼓励任何人学佛学禅，当然更反对迷信。

听起来有些奇怪，南老师不是常常在讲佛经吗?不是常常都在主持禅七修证吗?为什么说他不鼓励呢?

经过多年的观察，及南老师讲课所透露的讯息，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奧秘。

南老师常说，唐宋时代，一流人才都去学佛学禅宗了；现在的时代呢，他半开玩笑地说：

第一流的人才做生意。

第二流的人才研究科学。

第三流的人才搞政治。

第四流的人才从事文化。

第五流的人才去学中华文化。

学中华文化也不成，才学佛。

当然，这是很痛心的话。他也常说，只有两种人可能学佛成功，一种是大智慧的人，另一种是下愚而诚敬的人。

有智慧的人能了解掌握佛法的最高意境，以及在宇宙人生中的关键点。而下愚诚敬的人不会三心二意，且能信解受持，坚定不移，而终至成功。

至于一般的人们，说他们没大智慧吧，也聪明伶俐，得失利益计算得很精，三天没有进步没有所获，就觉上当，又要改弦易辙，就这样摇摆不定的浮沉着，度过了一生。

一九七六年春末，有一个从美国来访的天文博士，指名要跟南老师学禅宗。南老师初次见面，听他叙述了一些经历，已在美西日本禅堂学了一些时间了，说完之后，南老师毫不客气的对他说：“你学禅宗只是找一个栖身之所，大概找不到工作，心中苦闷，就躲到禅门里头了……”

刚说到这里，只见他眼泪流下来了。南老师的话虽然太尖锐一些，可能是禅宗的棒喝法门，把他的起心动念，内心深处的弱点打出来，认清事实，不必自欺欺人。

博士到底是有些学养的人，很坦白的承认了这个事实。南老师劝他努力奋斗，工作可以退而求其次，不必坚持博士的标准待遇。因为美国的工作待遇是以学位分等级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公司情愿雇用学位较低的人。朱文光博士，在不景气的年头，不出示博士学位，只拿出学士头衔，照样找到工作。

这位天文博士后来也就重回社会去工作了。

这位博士曾在闲谈中，告诉我一些物理界的状况。因为他本来是念物理的，到了博士学位的研究阶段，总有一点不能突破，只好转系。而与物理最接近的就是天文，后来得到了天文博士学位。

他说，社会上敬仰的是得到诺贝尔奖的人士，当然他们研究得到证实是了不起，但物理界的业内人士，更佩服的是吴健雄女士。吴氏在五十年代已被科学家公认是最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六十年代她的“向量流守恒”定律，更开启了二十年间物理研究的先河。这又是题外的话了。

回头再说南老师不鼓励人学佛这件事。台湾许多大学都有佛学社，爱好学佛的同学们，自己结社共同研究。有些社团也邀请南老师前去讲演。

南老师平时就常说，最看不惯有些佛学社的学生，见人就双手合十，平时动辄垂眉闭目，满口佛话，一脸佛相，全身佛气，没有一个天机活泼的青年样子。学佛首先要学做人，不可装出个惹人讨厌的模样。

如果有人说要学佛，学禅宗，南老师必定说：“你学这个干什么呢?这是拿一生做实验的事，划不来，还是做个平常的人吧!”

或者会说：“真正想要学佛，第一步先把人做好，人格好了，才能谈学佛……”

由此可见，南老师讲经说法只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那个时代，社会上宗教文化正确见解的不多，他不能不起而树立正确知见。决不是喜欢宣传任何宗教。

南老师也时常说，他很同情出家人，出家人为了要学佛，要了生死才舍弃了父母家庭，剃度出家。但由于种种原因，受环境的限制，出家后反而无法学习，只是过着出家的生活而已。所以说很同情他们的处境。现在形势使然，为这些努力的出家人上课，也是一桩好因缘。

这使我想到一件事，与此类似，从前常开车外出郊游，有一个美国朋友，只要他参加，必定抢着开车。我以为他喜欢驾驶，岂知他说：“最不喜欢开车，抢着开车是因为不放心别人的驾驶罢了。”

许多人的作法，不是喜不喜欢，而是出于自己的责任感问题。

另一个老师讲经说法的原因是：如果座中有个大智慧的人，在认真修学，希望不辜负了他。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促使南老师常讲禅宗的是：禅宗这一门，一般学者涉入较少，为使其不断层故，不能不加重视。

其实，南老师最鼓励并推崇的，是学习儒家积极入世的脚踏实地作风，先做好一个人，把社会建立好，才是第一重要。如果一个社会多数人去学仙学道，就是亡国崩溃的开始，史有明鉴，不可不慎。这也是他苦口婆心多年来一贯的教化路线。

近年来，台湾的宗教以及似是而非的宗教，充斥着各地。假借宗教之名行骗的，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规矩的仍占少数。

复青大厦遇老乡——王启宗

一九八0年一月十五日黄道吉日，协会浩浩荡荡的搬迁到新址，信义路二段二七一号“复青大厦”九楼。这幢十二层的大楼，距离原来的地方只有二百公尺。原来的地方并未停租，仍继续使用，作为缓冲。也幸亏继续租着，老师赴美后就成为“老古文化公司”的办公处了。直到现在，老古公司仍在这个老地方。

复青大厦这幢大楼的所有人，是洪福增律师，这幢大楼之中，除了几层转售给南老师和洗尘法师外，其余是出租的。南老师搬进来以后，租了八楼，洪律师一度又提供十一楼作为借给老师讲课之用。

这时“十方书院”展开了筹备工作，三月开始，老师开了三班课程，周一晚讲“老庄”，周三晚讲“大学中庸”，周五晚讲《金刚经》。

除此之外，又办了禅学中心，所以还有菩萨戒的课程。总之，南老师白天上班忙各种筹备工作，晚上要讲课，整天没有空闲。在我的印象中，他永远在忙，永远很勤劳，自从搬到这个大厦以后，他每晚就寝前，还常常亲自巡视全楼一遍。

台湾的大楼建筑，前面是电梯及楼梯，后面另有安全楼梯，自最上层直通地下室。这些地方常常成为治安及火灾的死角，有的住户也可能加盖成一间房屋，阻碍了通路，日久会产生很多问题。

巡视大楼当然不是老师的职责，但他看到的事就会去做，从不会斤斤计较，实际上，可能是他不放心的关系。另一个原因是，给学生们作一个负责认真示范的表率。

有一天下课后，大家纷纷乘坐电梯，眼看等电梯的人太多了，我们索性就走楼梯下去。走到一半的时候，听到后面的人里，有一个说着道地河南口音的话，并且还是标准的开封调。

我立刻驻足等候，等着认一个同乡。

原来他是王启宗主任，两人谈起来，不但是小同乡，还都是在开封师范附属小学的同学，只是他在枫级，我比他小四班，在虹级。

王启宗那时在育达商职任教务主任，故而大家都称他王主任，他虽然是老师课堂的常听众，但因听讲的人多，只是面熟，并不认识。自从这次相认同乡同学后，来往就多了。

王主任在重庆时代就敬仰南老师了。自从在台湾得知老师的下落，就不分刮风下雨，只要有南老师的课，他一定风雨无阻前来。

王主任爱惜物资的习惯至今依然故我，十几年前他为《怀师》一书撰文时，还是用撕下的日历背面作草稿呢。

初来台湾时，王主任是“接收人员”，权力很大，日本人留下的产业，他只要点收就算完成手续，想入私囊轻而易举。但他什么都没有要，一贯清廉的本色。

台湾有名的育达商职是商业职业学校，当初是由王主任襄助王广亚校长创建的，后来王主任设计联合招生，对教育界是一大创举和贡献。但因此辛劳成疾，变得又黄又瘦，一九八0年初在老师影响下才毅然退休。

退休后老师嘱他先修养身心，于是他与钟居士，章克范先生三人，终日都在十一楼禅堂打坐，过了几个月，才恢复体重，气色也变好了。

盗印官司

搬到复青大厦不久，老师一状告到法院，要与人打官司了。

起因是《论语别裁》。这本书出版已经三年了，很受欢迎。听说有一个文化政要，仔细看了三遍，想挑些毛病出来，因为他心中不服气之故。但是似乎没有挑出可以大作文章的地方。

受欢迎的书不免引起盗印。二十年前的台湾，盗印风气颇盛，有“盗印王国”之称，为国际所诟病。既然找到了盗印的公司，老师就毫不客气的提出告诉。

许多人都认为老师慈悲心肠，不会计较被人占便宜的窃盗之事，那是他们不了解老师金刚怒目的一面。老师是遵守法律的人，人既注重教育，就不能鼓励人犯法，不能纵容人窃盗，他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另有一个原因，老师是深信因果律的。愚昧(或者自以为聪明)的人干出窃盗的事来，将来会有果报的。所以要提醒这些人，及时回头，使他免于一犯再犯。故而一定要采取法律行动。教育的目的不正是希望人人有守法的精神吗?

法院为了这件案子开庭时，老师是派蔡策代表他去的。在法庭发现被告是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被人利用，自己都不知道是犯法的行为。教育不够，许多人没有法治观念，说起来真不知道应该由谁负责。

这个案子后来达成和解。盗印的书交给老古，这个倒霉的女孩子也就用不着坐牢了，那真正的黑手当然也就不敢再盗印了。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桩，类似的事以往也发生过，只是盗印者是大学的学生。老师也加以处理，并未姑息。

中国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偷书者为“雅贼”，虽说是雅，到底仍归入贼类。因为在古代，有些书是拿钱买不到的，只好用偷了。或者是爱读书又没有钱买，所以去偷。其中总还有些令人同情之处，故而在贼类之中归类入雅流。

现在的盗印却纯粹是牟利行为，是存心偷窃他人的智慧财产，装入自己的私囊。至于盗印者的本身，可能连书的内容都没有看过，只知道这本书销路好，可以赚钱。

最严重的一个现象是，一个人如果偷了别人的钱，或衣物首饰等，被公认为贼，是不道德；但是盗印他人的书或假冒商品赚钱，似乎不会被认成是贼!甚至还会觉得原版太贵，大家买不起，言下之意似乎还有感谢这些盗版者的不法行为似的。

名牌服饰及光碟唱片等，或许有价格差别问题，早年的美国书籍也有这个问题。那时台湾理工科要读的英文原版书都很贵，学生买不起。其实未必是书贵，而是台湾经济落后，国民年收入太低之故。当时台大附近书店，充斥着盗版的英文教科书，这些书还回流卖到美国。后来台湾与美国达成协议，赴美留学的台湾学生可以带自己用的盗版书，但不可多带。这也算是美国人的博爱精神，同情学生。后来台湾渐渐富起来，也签了国际版权公约，政府整顿盗印就很努力了。既然家中有几颗米，就不可再当叫化子，以维持国家在国际上的品格。

宵小盗贼干盗印的事，倒也罢了，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干这种事，证明了社会道德的沦丧，国家教育的失败，这可是社会国家的大事。

比起大陆来说，台湾书价太贵，所以南老师才要授权大陆的出版社用简体字出版，目的在方便大陆读者们。如果纯粹为了窃取原著那一点点版税而去盗印，违法乱纪，实在太不值得。如果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这种人，国家的尊严何在?知识分子的脸面又何在?

超然洒脱的人——周梦蝶

记得是一九八0年前后，老师迁移到复青大厦没有多久，从南美玻利维亚来了一个学者。

这位先生研究易经多年，也在自己国家教“易学”颇久了。他此次前来台湾，是请南老师给他测试一下，证明他的资格。

他的中文名字叫“达易理”，就是通达《易经》之理的意思。

达易理也是一个自由派画家，在台湾的一段时间，还开了一个画展。因为庞祎也是一个画家，曾多次在台湾及加拿大开画展。这时她也从加拿大侨居地回台，刚好与达易理同时，彼此不免相互文化交流一番。她与画家萧勤(杭州艺专出身)一同来看老师时，巧遇达易理，还一同摄影留念。

庞祎认识老师是周梦蝶引介的，说来也很有趣，那是一九七一年的时候。

周梦蝶那时在新诗界已是很受肯定的诗人，庞祎也认识许多诗人，到了台湾，她就去拜访周梦蝶。

两人谈了一会，周梦蝶就说：“你与其跟我谈，不如去请教南老师!”

于是庞祎就来拜访南老师了。

周梦蝶开始跟随老师学佛听讲，是四十年前的事情。那时他刚从军中退役不久。三十年前我看到的他，在老师的课堂中，十分特殊。不论春夏秋冬，他永远穿着一样的衣服，头上戴着绒线帽，听课时双脚一盘，好像老僧入定。他的模样更是特别，瘦骨嶙峋，脑袋特大，两眼有神，两手有力。

有一次我的小女儿保云放学回家说，路上碰见周梦蝶伯伯与她握手：

“周伯伯的手好有力啊!握得我的手好痛!”

这就是周梦蝶!无论与谁握手都热诚有力，毫不虚假。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摆了一个小书摊在台北市武昌街明星咖啡店的门口，晚上收摊就在旁边茶叶店里打地铺过夜。他自在逍遥，能耐得各种苦。或者，他根本不以为苦。

每周三的晚饭时光，他就在明星咖啡店的二楼与文友会面；那些仰慕者也按时来找，大家相互交谈，形成一种文艺风。

那时台北的明星咖啡店是从上海迁来的，主持人是一位白俄太太。这些白俄都是沙皇时代的贵族。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推翻沙皇，贵族们纷纷流亡国外，很多人经由东北，来到中国各地。

因为白俄生活贵族化，懂吃懂穿，到了国外，很多开起餐馆咖啡店。就像中国人到了外国，连博士也有开餐馆的，因为中国菜做得好的缘故。

话说这个明星咖啡店，早年在台北颇负盛名。里面的布置、灯光、颜色等，虽然简单，却有浓郁的欧洲风味，有艺文格调。可惜自从这家店结束后，台湾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记得白先勇还写过一篇回忆的文章呢!)

现在台湾漂亮的咖啡店虽然很多，但富丽新潮有余，却少有那种简单、优雅、从容的高尚气氛。

简单优雅从容而高尚，谈何容易!从前有人说，英国的皇妹玛格丽特公主，就是穿上牛仔裤，照样贵气十足。

相反的，有人穿着都是名牌，却照样是个土包子。这其中是颇耐人寻味的。这又是题外的闲话。

庞祎告诉老师说，这个周梦蝶，每晚是打地铺睡觉的，连个床都没有。教师立刻派人送了一张行军床给他。没想到，才过几天，就转送了别人，他仍然打地铺。

记得二十多年前，台湾有一个名画家席德进(也是杭州艺专出身)，曾为陶蕾、庞祎都画过像。但他特别看中了周梦蝶的头陀形状，也请他当模特儿，画一张油画，十分有名。我曾在席氏的画室见到过这幅作品，画中周梦蝶光头围了一条红围巾，极为生动。

席氏十几年前去世，全部作品被收藏在台中省立美术馆了。这张画像大概也在其中。

几年前，周氏新诗造诣声誉日隆，有研究生以研究周诗为论文题目，得到硕士学位，论文也曾给周梦蝶一份，可是周诗人并没有看。

我问他为什么不看?人家研究你的作品，有所评鉴，你不想知道吗?

周诗人说：“不必看，因为谁也没有我了解我自己!”

多么潇洒超脱的一句话!不理会他人的毁与誉，这一点，他或许已得到了老师的真传。

类似的事还有不少。去年(九八年)有一位林先生要访问十个诗人，并各画一张速写，他第一个访问的就是周梦蝶。在访问结束后，林君说速写将制成版画，他会送周梦蝶一张。

周听了只淡淡的说：“你可以不必送我那幅画。”

出乎意外的回答，使林君一时手足无措。

此事我是看到八月二十七日联合报副刊知道的。立刻打电话给周诗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回答人家?这样使人难堪?

他说：“要不要那张画都是一样，不要画就不麻烦人家了。”

到了十月十九日，《联合报》载，瑞典皇家学院院士，精通汉学的马悦然到了台湾，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评审委员中的一位。

马氏认为，台湾现代诗的水准并不逊于世界高水准的诗作，只因为缺乏译介，国际上不知道罢了。他更认为，台湾诗人绝对有得诺贝尔奖的实力。

马氏此行为出版《台湾现代诗选》收集诗作，有五十个诗人入选，周梦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这本诗选，预定两千年春季，在美国、台湾及大陆同步出版，有英译本及繁、简体中文版本。

看来，从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未来有希望了。

两年前，周梦蝶的诗作获得了台湾首届“国家文艺奖”，那是很高的荣誉。今年的年初，周梦蝶的诗，又入选了台湾文学经典作品。

二月十一日《联合报》副刊的一篇特写，充分道出了他的作风：

面对佳誉　不动如山

“周梦蝶极不喜欢成为聚光焦点。九0年代尾声，首届‘国家文艺奖’的桂冠落下，时年七十七的‘诗僧’，又无可奈何的成为公众人物。

周梦蝶的诗集不多，《孤独国》、《还魂草》两本却令人难忘。而今，前者又入选为‘台湾文学经典’的作品之一。素来对佳誉‘不动如山’的他，面对这项评选结果，自道：区区幼而孤苦伶丁，长而颠沛流离，今且耄而耋矣，而空怀未竟之志，已成不舞之鹤。‘经典’二字教人哭笑不得!

去年，周梦蝶从居住多年的淡水迁居新居，除了持续近几年来，每周三固定到长沙街的‘百福奶品’与文友相聚，日常读经、练字、写诗，‘俯地仰天，卧游坐驰’，在流光飞逝，滚滚尘世，他自在修行。”

其实，不理会别人的毁损，还算不难办到，但对他人的赞誉能不动如山者，恐怕是少之又少了。

许多人说周梦蝶是罗汉的化身，因为他的外形颇似五百罗汉中的一个。他好像常在定中，对人世间的苦乐和毁赞淡然处之，毫不执着。

但是，维摩居士室中天女散下的花朵，却粘在他的身上。

那些粘在他身上的花朵，就是这个罗汉的诗。

也因为他对诗的执着，才有今日的成就。

八行　周梦蝶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

——江淹

谁画的秋池

谁画的?这秋池上的荒烟

荒烟上的枯荷

枯荷上的冷雨

绝似谁的一弦一柱

在坐立都不知如何是好的今夜

自无量劫前，一挥手

已惊痛到白发

十方书院时代

回头再说一九八0年，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备及招生，到了九月一日，学院正式开课了。这时只有普通班及高级班，招收的是初中毕业及高中毕业的学生。后来再成立研究班，招收大学毕业的学生。

书院的办公室设在五楼，主持教务的是章克范先生，训导的负责人是王启宗先生，研究班主任为张尚德先生，男学员生活指导为钟德华居士。

罗梅如、文洁苓和我，都担任了教英文的课程。我们采用的教材，不是一般学校的英文课本，而是实用生活化的英文训练，使他们学习一些能应用的英文。

书院的学生中，有一半是出家人。这也是洗尘法师的意愿，给想进修的出家人一个学习的机会。

开学以后，复青大厦总共十二层的大楼中，十方书院及东西精华协会占用了一多半。十一楼是大讲堂，不上课时作为禅堂之用。十楼一半是课室，一半为宿舍。十二楼办公室兼教室，另外还有顶楼，是活动室兼饭堂。

南老师的课程多半安排在晚饭后，因为也是对外公开的。上课时听众竟达两百人之多，复青大厦里里外外，熙来攘往，热闹非凡。

“十方书院”总计办了两年，后来洗尘法师身体欠安，所以第三年即停止招生了。在这两年之中，南老师所讲的课程重要的有：

《庄子》——七个月

《列子》——一年

《成唯识论》——六个月

《维摩诘经》——一年半

《药师经》——两个月

《参同契》——九个月

另外几科佛典的课程，是由显明法师担任。

除了讲课之外，南老师排定书院学员的日常自修、劳动、修定等，十分紧凑严格，更为了健身原故，都要上太极拳的课。老师听说住在养老院的一个老先生，是陈氏太极的传人，还特别派人把他请来教授大家。

后来，南老师也在顶楼亲自教太极拳，对象是年纪较大的一些军政大员们，如马纪壮先生、刘安祺将军等。因为他们整日忙于公务，没有时间运动，身体都有些毛病。南老师是通中医的，会开药方，常针对各人身体状况，施以汤药，再鼓励太极运动，这些人后来身体都强健起来了。

在参加太极拳活动的人中，最认真的是刘安祺将军，一直持续了许多年。刘是山东籍一级上将，比老师年长十多岁，却一直待南老师以师礼。

书院除了一般文化、历史、哲学及佛学的课程外，还经常邀请特别人士前来讲演，以增广学识及见闻。有一位早年参加东北义勇军的刘建华将军，曾应邀来讲“东北义勇军与抗战”，内容精彩动人，后来还整理出版。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所的李慈雄博士，回台时也应邀来十方讲演“世界经济之趋势”。

记得统一企业的总经理林苍生先生(那时还是副经理)，也曾来讲述“企业经营”等。

特别班和博士班

说到南老师教太极拳的事，就要谈一谈那个文化研究特别班的事。

十方书院开学之前的三个月光景，记得是六月上旬，有些军方的将领、政要，以及一些企业界的领导人等，组成了一个文化专题研究班，每周四晚上九至十二时，请南老师讲解文化有关的科目。

这桩事的起因是有几个人，自觉忙于工作，疏于进修，希望能充实自己的学养，故而有些提议。既经开始，便有不少人纷纷加入，大多数是负有重任的人士，也有些是退休的人士。

这个班在五楼举办，每周三小时，持续了三年多，到一九八三年九月中才停止。研究的内容包括：《左传》、《战国策》、《史记》、《长短经》、《汉书》、《管子》、《庄子》等的部分内容。老师针对这些听众，挑选适合的篇目，另外也有笔记选文、《易经系传》等的摘录。

在这个班中，部分年纪较大，他们平时又缺乏养生的修养，有人甚至有慢疾缠身的现象，故而南老师鼓励他们打太极拳，并亲自教授，因为年纪大的人学拳，与年轻人不太一样之故。

南老师的拳术造诣颇高，除了太极拳外，还精通几种密宗的拳术和气功等。当时虽是六十多岁的年纪，但身体轻盈柔和，今年已是八十出头的高龄了，体态依然富于弹性有如青年一般。

再说一九八二年的九月，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博士班，邀请南老师主持系列讲座，题目为“中国文化大系”。由于时间的关系，课程就安排在周二的下午，在复青大厦二楼上课，共持续了两个学期。

南老师虽担任十方书院的教授师，但是东西精华协会的工作照旧进行，老古出版工作没有间断，颁发奖学金，举办义诊(丁进医师)，为受刑人讲演等等。这些讲演，张尚德及章克范二位先生，也都曾多次参与其事，担任主讲。

在信义路老古公司对面的国际学舍，是专为来台留学的外籍学生而设，收费低廉。那里也有餐厅、网球场及大礼堂。三十多年前，台湾选拔中国小姐，就是在这个礼堂举行的。现在，国际学舍已经拆除，改建为大安森林公园了。

一九八三年春季四月，几个住在国际学舍的外籍学子，对中国道家学术有兴趣。南老师派我担任介绍的工作，举办了一个短期班，下午三至五时，在五楼举行。由于他们多数不谙中文，故而仍以《禅与道概论》一书中有关道学的部分，给大家介绍。其实也就是把南老师的著作，口头加以翻译而已。

记得当时写黑板的是一位加拿大法语系来台的文颢儒，他说的中文比中国人还好，他温文儒雅，比中国古代的文人还儒雅。他写信必用毛笔，一切举止也多合中国古礼，很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味道，老师常笑说，他的格调堪称西方的理学家。

文颢儒后来回到加拿大，在“文化部”工作，又娶了一位中国来的小姐。前几年他陪同加国企业界的人士前往大陆，经过香港时，恰好我也在香港，十年不见，他儒雅依旧，已为人父了。

草山

说到与外国学子打交道，不免要说起与这个有关的人和事。

前面曾提到两位美国小姐在十方书院教英文的事，那时罗梅如在写她的博士论文，而文洁苓仍在加州大学在台的海外分部上课，并每周两次有禅学研究。

因为我和她们两个，都住在师大附近，所以她俩就直接到我家来，不必去复青大厦了。

记得有一段时间，是以老师所著《禅海蠡测》为课本的，不过是口头翻译，等于陪太子读书罢了。偶尔她们提些问题，反使我受益多多呢。

过了一段时间，罗梅如要回美国了，剩下文洁苓一个人。这时我忽然记起一件事，就是几年前美国的大学教授对陶蕾所说的话，认为南老师的著作没有列举参考书目及其他资料等等。于是我突发奇想，觉得不如找一本适合译成英文的南老师的著作，一方面与文洁苓研究，顺便也就做了翻译的工作。

当我向文洁苓提出这个想法时，她很兴奋的赞成，于是我选择了《习禅录影》中的一章，是南老师在北投所主持的禅七记录，因为这一章的长度，较适合译成英文。

于是我先英文口述，文洁苓记录，她回家后，再打字整理，下次会面交给我修订更正，合作得倒也顺畅。只是找资料比较麻烦，记得《楞严经》的英文译本，还是由陶蕾在密西根大学图书馆借出来复印寄给我的。费时最多的，是那些禅宗特别名辞，英文翻译得也很乱，日本式的，中国式的，要综合参考再加取舍。

南老师讲课最喜欢引用诗词，要译成英文真难倒了我，幸亏文洁苓曾写英文诗，所以我只能逐字逐句讲解给她，由她编成诗句，总算七拼八凑的完工了。也费了两年多的时间。

这时朱文光翻译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一书，已经被美国缅因州一家出版社Samuel Weiser接受，要出版了。

这家出版社那时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传到了第二代，是一个注重出版东方文化书籍的公司。他们看了南老师的著作，认为是确有学养，确有真正实践功力，不是只谈不宣，故而乐于出版。

我和文洁苓译出的这本书，书名叫《Grass  Mountain》(草山)，因为是北投举办的禅七记录。北投是属于阳明山区，从前的名字就叫草山，因蒋介石醉心王阳明之学，所以他住在草山后，就把草山改名为阳明山了。

其实美国人最喜欢草山这个名称，许多美国人都住在那里，她们始终说是草山，大约是容易发音之故。

文洁苓也不例外，她认为草山有诗意，所以就要用草山为书名。

一九八四年，美国Samuel Weiser出版公司与我们签约后，建议另加小标题，以免书商订购时，误以为是文学作品。后来加的副标题是〈禅的七日训练〉(A Seven Day  Intensive In Chan Tsaining)。

美国的出版公司，工作非常认真，编辑部仔细审校，再用快递寄我审校，前后共有七次之多。另外还有几次是他们不懂的地方，如二十四节气代表的意义等等，书信往来，折腾了一年，到了一九八六年，总算出版问世了。

王修女的圣母玛利亚

记得是一九八二年元月中旬，也是农历的新年假期，南老师主持了春节特别的修定训练，长达一个月之久，主要的是针对书院的学员们，加强他们修养训练。有部分人士只参加七天，也有参加十四天的不等。

在开始的第一天，从美国来了一位王女士。因为参加的人有百位之多，也没有人注意谁是谁。

南老师坐在讲台上，教大家首先练习如何集中心念、专一精神时，说出了许多的方法：

例如喜欢观音菩萨的人，可以观想观音，把思想专一在观音上；喜欢耶稣基督的人，可以观想耶酥，把思想意念定在耶稣身上；如果这些不能习惯，则可以观想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什么都不喜欢，只喜欢钱，那就索性观想钱，犹如八仙中的刘海蟾以钱戏蟾。总之，这是先要训练意念专一，不要散乱，日久自可自己作主，达到想专一即可专一的境界。

南老师说到这里，就转头向左边，对着坐在第一排的王女士说：

“王修女，你可以观想圣母玛利亚。”

这时大众才知道她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女。

南老师接着又对她说：

“因为你长期在修道院从事灵修，对圣母印象深刻，观想起来比较容易成功。”

王女士不但是修女，而且还是隐修会修院专修的一员，那时已有二十多年了，因为母亲年高患病，特地从美国的修院请假回台探视。

她的父亲王抚洲先生，曾任“经济部长”，已经谢世。母亲王化民是“国大代表”也是画家，与行廉姐是同一个画会的朋友。

王修女在美国过的是灵修生活，回到台湾家中，世俗的熙熙攘攘颇不习惯。听说南老师训练修定，就来报名参加，因为修定是共法，并没有宗教的分别，儒家、道家、天主教，都有修定。南老师在谈到宗教的时候说，二十一世纪的宗教，都必须脱去宗教的外衣，开放门户，不能再偏狭自守。世界上只有一个基本的宗教，只因为人类文化不同，习性不同，所以呈现出不同的宗教，就像不同地区生长不同的动植物一样。

王修女籍贯河南，又加上行廉姐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成了好朋友。她在台湾停留将近一年，也经常来听南老师的课，后来她母亲过世后又回来处理后事。

特别要一提的是，她的母亲逝世前，曾表示想将遗产捐赠社会公益。兄弟姊妹处分过遗产后，她和另一个也是修女的妹妹，就将二人所分得的遗产，用母亲的名义捐给社会公益了。王修女说，自己修女的身份是由教会负担生活的，而她的修女妹妹是在教会中从事教育工作。

天主教的规矩早已随时代有所修改。从前的修女要穿特别的服装，现在却可以穿与一般人一样的衣服，只要不太花俏就行了。相比之下，佛教和尚尼姑的服装，千百年都未更改，有人认为早应该检讨了。

最近看到电视上报道，南美有个国家的天主教神父，在传道时，将圣乐用摇滚乐腔调又唱又跳，吸引络绎不绝的人前来教堂。可见时代真的在变了。

禅定功夫测验

说到心念专一和禅定的修养，回忆起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而是有关对老师的一次测验。

那是协会迁到莲云禅苑前不久，因为陈行夫听说老师有禅定功夫，他就想用科学仪器加以测试。而这件事引起他的好奇，想加以测试，却是由陆健龄所引起的。

因为有一次陆健龄陪同老师去南部讲演，当晚与老师同住一间宿舍。那夜，老师睡得很深，陆健龄睡在旁边另一张床上，但因他睡在老师近处，却整夜在入定的境界，像是受了老师气场的影响。次晨醒来，他全身已被蚊子叮了许多包，而不自觉。他把这个经历告诉了陈行夫(我也听到过)，所以才引起行夫好奇，决定安排测试一下老师的禅定功夫。

他联络了铁路医院骨科主任周孝儒医师，及中兴医院麻醉科主任张庆灼，一同带了测试的仪器，由陆健龄带领，一行四人来到了老师的家中。

那时天气尚冷，老师仍住在泰顺街日式房屋中。按照医生们的嘱咐，老师脱了上衣，头上胸前都贴上了测试用的东西，然后他们对老师说：

“现在正常思想。”

过了一会儿，医生们又说：

“现在请老师停止思想。”

脑波反应如何，外人不太明了，但见心电图上，忽然成为一条直线，不再有上下波动。周医生吓了一跳，大家都看到了，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禅定境界有“气住脉停”之说，究竟如何住?如何停?近代的科学仪器已可测试，证明不是迷信之说，而是生命科学的范围。

在回想到这件事时，因忘记了周医生的名字，我还特别在香港打了长途电话，到美国德州，找到陈行夫先生。那天是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七，香港时间下午一时半，陈行夫从睡梦中起来，接听电话，因为德州时间是午夜十二时一刻，陈行夫在长途电话中，又叙述一遍这件事的经过，告诉我周医生的名字。可惜的是，周医生几年前已经过世了。

谁放得下

前面说到王修女，不禁又想到同学老乡的王启宗了。他也在那次的修定训练时，作了一个人生重要的决定。

王启宗主任，在育达商职开办时就任教务长之职。他是个极负责任的人，全部精力都贡献给那间学校了，几十年下来，自己累得又黄又瘦。南老师多次劝他退休，他都因为仍有重要的事未完，放心不下。

那次南老师在禅七时，坐在讲堂上说：“许多人放不下，到老都放不下，总觉得事情没办完，年轻时忙儿女，儿女长大了忙孙儿女；殊不知，我们走了，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没有你这个人，人家照样过下去……古人说，几人能向死前休。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休是罢休的休，不是修行的修，人要到两眼一闭、两腿一伸才罢休，因为不罢休也不行了……”

王主任听到这里，悄悄从座上起身，走到外面去了。因为他也坐在第一排，也在老师左边的地方。我坐在后面，看到他走了出去。休息的时候他对我说：“刚才我出去打电话给我内人，嘱她到学校立刻代我办退休，因为听了老师的话，忽然觉悟了。我退休自有人继任，说不定比我还尽职尽责，我何必老而不休呢!”

王主任退休后，在禅定上下功夫，努力用功了半年，身体才好起来。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他身体好得很，人也丰润了。

说到放下放不下，又想到南老师另外一个老朋友，就是“慧炬出版社”的创始人周宣德老先生。

记得大约是一九八一年前后，有一天，他到办公室来看南老师，那时周老大约九十岁了，听到他们二人的对话真有意思：

老师：“你不是要退休吗?‘慧炬’找到人接手了吧?”

周老：“一时还交不下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接。”　　老师：“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看见年轻人总觉得能力还不够，不能放心交给他。其实我们年轻时也和他们一样。我们因为累积了七八十年的经验，才会自觉有能力，等到年轻人活到我们这个年纪，自然有我们现在的能力了。你念佛一辈子，快点放下交给年轻人，自己专心念佛吧。”

周老听了立刻接受，就把“慧炬”出版社交下去(记得是杨政河教授接手)，自己和夫人移居美国洛杉矶，每日安心念佛，清静度日。

我猜想他所以移居美国，就是切断这边的事务，既交下去就决不再管了，彻底放下。一九八四年，我在洛杉矶还见到过他，身体精神都好，他是一九八七年过世的，那时已是九十六岁高龄了。

周老是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学问道德都是一等。他笃信佛法，一生又热心公益，修持不缀。慧炬社址的那栋房屋，原来是他私人的财产，特地捐出来作办杂志之用。

另一个放下

说到放下，也要谈一谈钟居士。

前面曾说到钟德华居士。他原在交通银行任襄理，共有八个儿女，一生清廉，是个一芥不取的人。全台湾的人都有冰箱了，他才有能力购置一台冰箱。他的儿女都很争气，个个努力上进。一九七三那一年，他刚刚六十岁，有一天他打电话对我说，要办理退休。我当时颇为奇怪，我说你还未到六十五岁退休年龄啊，为什么要退休呢?

他说，自己吃素多年，念佛多年，现在孩子多数都自立了，提早退休，专心念佛，也给年轻后生多一些晋升机会。

钟居士是自己放下的，倒不是老师的劝讲。钟居士在社会上，始终坚持做人的正直正派，为人处世都很诚恳。

后来他一度曾在“十方书院”帮忙。那时南老师及协会的人是在九楼吃饭，不是素食；十二楼书院有出家人，故而是素食。南老师时常劝他注意身体，不一定要吃素，可是他认为既然发了吃素的愿，一定要守这个信，故而始终坚持如一。

当他离开书院工作时，来向南老师告辞，听见老师对他说：

“你回去专心念佛吧!既然放下了，就什么都不要管。就算我再叫你来，你也不要来，如果我向你借钱，你也不要借给我，一切放下不理，专心念佛!”

我们在办公室另一端的人，听到了老师的话，个个心中暗笑，笑老师真够迂的!既然要他拒绝你，应该根本就不开口找他，更不向他借钱不就行了吗?

后来我想，大概老师是加重语气，嘱咐钟居士丢掉情面这个包袱吧!

钟居士真的专心念佛了。二十六年过去，他始终如一。当我写此文时，他已经八十六岁了，依然耳不聋，眼不花，声若洪钟，与大众一块念佛时，他的声音感动着周围的人。

不久前，行廉姐的复旦大学同学焦翠英会计师，从美国回来，我和她一同去看望行廉姐和钟居士，那时他们都住在寺庙中。焦会计师请教钟居士每日修持的情况，以作为她在美国退休生活的参考。

在钟居士叙述的过程中，说到了一件奇怪的经历：有一天的夜晚，他睡觉时晕死过去了。虽说晕过去了，两脚却乱蹬，发出很大响声，被邻屋的人(寺庙工作人员)听到了，连忙禀告住持大和尚，岂知那住持竟说：

“不要理他!”

这人不懂住持为何如此，自觉不能不理，就打电话给钟家的孩子们，连忙送钟居士到医院去了。

钟居士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打点滴，颇为奇怪，就问道：“怎么回事?”

儿女们说：“醒来就好!醒来就好!”

医生也始终没有说出个道理，只说可能血压太低了，血糖太低了。

第二天在老古办公室，我向闫修篆乡长提到这件事，他立刻说：

“南老师不是讲过吗?当气机到达后脑不能通过时，与两腿关系很大，所以脚才会乱蹬。”

这句话提醒了我，的确是听老师上课时讲过，好像书中也记载了，可见自己平时不用心，记不清楚(仍是一个旁听生)。但想到此事与钟居士关系很大，他平日知道南老师太忙，故而不愿去打扰老师。此刻我也为了求证心切，找个机会在电话中请教老师。当我说到钟居士两腿乱蹬时，老师就说：

“那是气脉通到后脑时通不过去啊!”

当我又说到住持大和尚说：“不要理他”时，老师就说：

“可能那位住持是懂得的!”

气不通过是暂时现象，如果真死了脚也不会蹬了。当时如能不理它，待气机通过去就行了，修行功夫也更上一层楼了，南老师又说：

“钟居士一生做人做事诚恳规矩，老实修行，此生必有成就，来世再来人间，也必不退转。”

南老师的这几句话很重要，我立刻记下来，寄给钟居士。他后来对我说，南老师的话解除了他心中的疑虑，并向老师致谢。

最有趣的是，此后不久我到北京去了，一次，偶尔谈到这件事，并拿出那天钟居士与我们的合照，有个年轻的朋友说，想要那张照片。

我很奇怪，就问他：“你又不认得他，要他的照片干什么呀?”

他说：“给朋友看看，增加信心!”

洛杉矶之旅

到了一九八三年的九月，老师已经讲了三年的那个特别班结束了。

历史学术的研讨，本来是没有什么讲完不讲完的，当时的停讲，据我的猜测，也是有些环境的因素所造成。

那些高级将领及政要们，外加企业界的领导人，定期相聚本是听讲演，或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或为兴趣而研究；或为充实自己而进修，纯粹是业余爱好。但是日久传扬开来，总有人加油添醋，吹到有心人的耳朵中，产生疑虑在所难免。

当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关人士，再三邀请老师与蒋经国先生见面，老师始终不肯，可能由此造成不快。但南老师既无政治企图，为避免无谓的节外生枝，就停止了这个课，也避免一些风风雨雨的传言。

这时美国有一位华侨，当律师的夏先生，来台拜访南老师，希望与老师合作，在美国推行文化活动，初步构想先办一个杂志。

关于文化推广活动，不是老师基本的愿力，尤其念及海外侨界，远离故乡，看看书报都没有在台湾这么方便，所以立刻同意了夏先生的提议。

记得为此还开过好几次会，讨论如何进行。协会秘书长蔡策先生，是资深新闻记者，就决定派他前去。后来可能老师觉得两个人更好，就希望我能一起去，一方面配合蔡老语言上的不便(蔡老不谙英语)。

当时先母已届九七高龄，虽说身心尚称健康，到底是年高之人，我先把老人家送到苗栗的姐姐处奉养，并向老师说明，如有任何突发状况，我必须赶回台湾。关于我要去美国的事，先瞒着先母，她还以为我仍在台北呢。

我们到了洛杉矶，后来办了《人文天地》月刊。但是只过了三个月，我就收到紧急电话要马上回台，原因是姐姐留在大陆几十年的儿子，忽然到了香港，姐姐要去与他相会。那时两岸还不能相互往来，亲人只能到香港相聚。

我回到台湾后，短期无法再去美国，杂志才出了两期，夏先生不得已，就结束了这个计划。过了没多久，蔡老也回来了。这个劳师动众的计划，因各种因素未能继续，也算是一个无奈。

那年的冬天，先母夜眠竟然未醒，撒手离开了这个人世。

天台传人——显明法师

当我们要去洛杉矶的时候，朱文光正在替显明法师办理赴美手续。那时许多出家人都得到美国的签证，到了美国又很容易得到长期居留权。因为美国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对宗教工作人士优待，并且不论任何宗教，一律平等。因此也有人利用这个法令，先剃头当了和尚，到美国拿到居留权后，就再还俗。

在我们临行前，老师特别交代说，显明法师在美国不熟，要我们先照应他一下。老师又说：“他在美国有法缘，不久自有人邀聘，你们只要短期给他方便就行了。”

显明法师与老师相识，是在抗战末期的重庆。那年(一九四二)冬天，“国府主席”林森及“司法院长”戴传贤，把虚云老和尚从广东接到重庆，主持救国息灾大法会。林主席及戴院长为法会主要发起人。南老师是陪同他的老师袁焕仙先生，从成都前往拜会虚老的。显明法师那时还年轻，为虚老的首座，他当时跟随虚老，住在慈云寺法会所在地，故而与老师相识了。

那时抗日战争在极艰苦阶段，“政府”正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所以法会结束，显明法师就响应号召，脱下僧衣，参加抗日行列从军去了。他在青年军当到政治部主任，多年后退休，再穿上僧衣，恢复出家面貌。

记得是一九七四年，老师已迁离莲云禅苑的四楼，有一天居士会邀请一位雷老师讲佛经，那天我和住在三楼的行廉姐，一同到四楼听讲。这位雷老师讲得十分精彩引人，令我印象深刻。不久听说雷老师披上僧衣，原来就是显明法师。

十方书院成立后，特聘显老担任经典教授，当他第一次来时，南老师怪他说：“既然你知道我在这里，为什么不来相见?”

显老回答得很有趣，他说：“听说你喜欢骂人，所以不敢来!”

老师只好笑了。

显老是十三岁出家的，在重庆与南老师碰面时，已经正式深入经藏很多年了。他是天台宗第四十五代传人，所以讲起经来有根有据，有板有眼，又很吸引听众。

显老到洛杉矶那天，我们好几个人去机场接他，记得李素美小姐也是同班飞机来的。接到显老后，有人提议去吃海鲜，我觉得有点尴尬，就对蔡老(策)说：“我们陪显老吃素菜吧!”

岂知显老连忙说：“不要不要，去什么地方吃都可以，我只要叫一杯牛奶两片面包就行了。来的时候南老师特别嘱咐我，不要给别人制造麻烦，一切随缘就好了。”

我们到海鲜餐厅吃饭，特别为显老叫了一盘罗汉斋，岂知大家都爱吃这道素菜，显老反而吃得不多。

当天显老就在我和蔡老所租房屋下榻，在客厅搭了临时床铺，只是他只住了几天就被人请走了。

朱博士两三天后也来了，他带着南老师交代的事项，他的美国朋友艾伦(Karen Allen)博士，也应邀来与我们一同会面聚餐。

艾伦小姐是哲学博士，因醉心《易经》而与朱博士成了好友。那时朱博士翻译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Tao And  Lon-gevity》)刚在美国出版，艾伦博士也是这本书的校编。

当艾伦博士知道显老是天台的传人时，就邀请他到她任教的加州大学去讲演，并坚持要我去当传译。

美国的大学生也是喜欢逃课的，艾伦所教的这班是选修课，有五十多个学生，正常总有十几个缺课的。那天听说中国天台宗第四十五代传人法师前来讲演，一时间全部到齐不说，还另有来旁听的。

显老讲完之后，同学们听得极为兴奋，提出不少问题，当场对答；有的美国学生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佛教的僧侣呢。

艾伦教授不久还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叙说同学们的热切反应，还希望能再有机会请显老去讲演。只是不久显老就被沈家桢居士聘请到纽约去主持大觉寺及庄严寺了。

显老是个十分谦恭的人，加以军中及社会上的历练，他是深谙教化的方便法门的。有一桩事特别要提一下。

几年前显老在纽约路上出了车祸，他所坐的汽车翻倒路边，四轮朝天，他则被困在车里，后来当然被救，幸无大碍。

当显老述说这个意外时，有人就问：“师父，你翻车后，有没有赶紧念佛号啊?”

显老回答说：“当时一心急着从车里爬出来，也就忘了念佛。”

大家听到他的回答，都赞叹显老诚实，但是依照显老的方便教化，他这是借此提醒大家，一心不乱是多么的困难!不要以为平常无事时能有一心不乱就是本事；等到大事临头，生死到来，有几个人能一心不乱?所以口头禅是没有用的。

至于他说自己忘了念佛，也只是说辞罢了。

卡普乐与李约瑟

当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台北老师那里却来了一位美国的禅宗大师卡普乐。我和蔡老是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搭华航班机到洛杉矶去的，九天后的三月十五日，卡普乐带领两位大弟子来到了台北。

那时王启宗代替蔡老，担任协会秘书长，一切由他安排。关于这件事的经过，他在《怀师》一书中写道：

他知道禅宗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于是他曾亲自率领二十多个学生，去中国大陆礼拜禅宗圣地，并参访中国禅者，遍历少林寺等名刹古寺。结果使他失望了，他感觉到大陆上有关禅宗的一切，都没有生命，只是残留的寺庙、佛像以及遗迹。因此他发心带领两个男女弟子——贝克先生和般森女士，专诚东来，到尚保存有中国固有文化的台湾，寻见禅宗的根，参访禅宗大师南怀瑾教授。他这个愿望，由田宝岱夫人叶曼居士从中介绍；起初怀师并不愿接受，婉转谢辞。后来有人提出为了中、美文化交流和国民外交的需要，由“文工会”与“救国团”主办，怀师方才勉强首肯。遂即吩咐我策划卡普乐访华寻根十天内的活动行程，加强与有关方面的联系，以及准备安排他们一行三人的食、宿和交通等接待问题。一切准备妥当，作业完成，卡普乐按预定时间，于七十三年三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许，率领他的男女两位弟子，一行三人到达本会。卡氏一见怀师，便拥抱在一起，并赞扬怀师风度的清华幽美，对怀师极为亲热友善。翌日即依照预定之行程表开始活动，有座谈会、访问、购置宗教用的钟鼓等乐器，和在中山堂中正庙公开发表演讲三次等。或许因为卡氏久为师位自视甚高，但怀师始终待之以礼，总不愿与他讨论禅宗。后来经他再三诚恳的向怀师请益，才在这十天逗留中，总算有两度深夜单独恳切地与怀师相谈，终于使他心诚悦服地承认受益良多，至于他俩之间如何传心法印，那么只有从中担任通译的朱文光博士知道了。

在卡普乐和他男女弟子一行三人临别前，在本会禅学中心举行之饯别素宴席上，以及由双方僧俗联欢表演节目中，均可以看出卡氏及其男女弟子，衷心感谢，诚恳的感激。卡氏更一再紧抱着怀师，几次连番的说：“我不能不再来!”由这些谈话中，充分表达出他拳拳服膺的钦敬和喜悦。

我是六月从洛杉矶回到台北的，赶上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来访南老师的这桩事。

李约瑟是英国著名的学者，他特别推崇道家之学，他的著作《中国科技文明史》对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他认为中国道家“对大自然的思考与探究，奠定早年中国一切科学的基础，比亚里斯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决不逊色。而且当中国科学思想及技术已经辉煌的年月，今日西方科技发达的国家，那时还正在洪荒时代。”

李约瑟对中国道家评价极高的说法，使中国人大大兴奋，对自己的文化长时期失去信心的中国人，又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其实李约瑟的这本书中，有关中国文化科学方面，尚未深入内层，但已够使中国人反省自己的宝藏了。

李约瑟在写他的巨著时，曾求教过我国许多学者专家，如郭本道、冯友兰、王亚南、王星拱、黄方刚等。但有关道家学术思想方面，尚未完成，所以特别到台湾来搜集资料。

李约瑟博士偕同他的学生鲁桂珍博士，是九月二十二日来拜访南老师的，那天是陈立夫先生陪同前来。预先约定两小时谈话，结果谈得太投契了，不觉三小时已过，仍欲罢不能。南老师只得告诉他说，晚上还要讲课，才算结束。

那天的学术会谈，闻讯前来参加的人不少，有程沧波(“立法委员”)高信委员长(“侨委会”)、邓文仪将军、熊先举馆长(“国立编译馆”)、张柽总干事(道教总会)、洪文亮医师、朱文光博士，另有德国学人Bojdnov博士，Auhajann博士，以及法国柯友耕博士等。

除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位西德的学者，是卡普乐介绍，前来拜访南老师。他遇上这个特殊机缘，也参加了这个历史性座谈。

离台赴美

这一年发生的事情真不少，先是写《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在美国被暗杀了，媒体及各种小道消息，震撼了社会，造成不安。

台湾地方太小了，资讯又太发达了，任何突然的事件都会在这小岛上造成不安。

有人说，为了转移注意，官方开辟了第二战场，就是揭露了酝酿多年的十信案，而十信的蔡辰洲老板，正是时来看望老师的人。

商界的动荡也牵动了党政界，蒋经国先生究竟准备把网撒多远，无人知道。于是另一种不安弥漫着，只是范围缩小了。而这一回合，民众则是扮演着看戏的角色。

整个一九八五年上半年，这个戏码都在不紧不慢的上演着，压得许多人喘不过气来，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被波及的池鱼。

六月中旬，在这诡异的气氛中，突然来了一个美国文化基金会的访问团。他们除了访问台湾，作文化交流外，也来邀请南老师赴美，合作推行文化活动。

老师了解他们的组织及性质后，就答应了，立刻办理赴美手续，安排各项事宜。老师一切动作迅速，从决定到启程，不足两周。

七月四日，老师挥别了居住三十六年的台湾，搭机赴美了。在飞机起飞前，老师心中似乎还有一个结，生怕有人赶到机场，请老师务必留下，客客气气的限制出境。因为那时有谣言说，老师是“新政学系”的领袖，更有杂志评列老师为台湾十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飞机起飞了，这一切也就成了过去。

陪护老师到美国去的，一共有五个人：李素美、李传洪姐弟、润泰公司董事长尹衍梁、洪文亮医师夫妇。他们不久就先后回台了。

洪文亮是高雄洪外科院长，也是法医，他是八年前(一九七七)认识老师的。他从一个绝对唯物的人体物质科学，踏入形而上的领域后，努力又努力，并在他的医院中，融合唯心的意识训练，进入唯物的医疗中，颇有成效。

洪医师也是美国的合格针灸医师，更通达阴阳五行及堪与之学，好像不论什么事，他只要去学，没有学不会的。除此之外，又是出名的孝子，说起来他似乎很完美。

但是，不然!因为颇有人说他“很傲慢”，幸亏我还没有感觉出来，只是有一次，他从高雄来到台北，在与大家打过招呼后，他自己就坐下来，谁也不理了。那时老师还没有进来，看他那个样子，也许是在入定也说不定，这种形象可能使人感觉傲慢，也有可能。

李素美、李传洪姐弟，那时也认识老师两三年了，有一段时间，李素美还负责《知见》杂志的工作。

远在认识老师之前，李素美就已学佛多年了，她的女儿出世时，因为头圆圆的没有头发，好像寺庙里的小沙弥，她的外婆故而就帮她起了小名叫“沙弥”。

李传洪是个入世做事的人，这几年在台北北投办的“薇阁”中小学，他花了许多心力，使之成为顶尖的名校，成群结队的人，想把子女送到那个学校。因为他交游广，朋友多，来托情的人自然就很多，招生之前的日子，他都不敢回家睡觉，因为打电话说情要进他的学校的太多，实在无法应付。

当然，连我也是说情之中的一个。

有一次，他拿了一篇开学致辞的短文，要我发表一点意见。我问他是何人代笔，写得那么好?他说是他自己写的。当时我大吃一惊，不知道他文才那么高，实大出我所料。

尹衍梁与李传洪，年龄差不多，他的父亲尹书田，听说从前是台湾商业圈中“山东帮”的知名人物，作生意殷实规矩，风评颇佳。尹衍梁主持的润泰建设，多年前在一次大地震后一夕成名，因为他所建造的大楼，屹立无损，不像许多其他的建筑，在地震时多少遭到些损坏。润泰那栋原本滞销的大楼，地震后立刻销售一空，被人肯定了。近些年来，润泰经营走向多元化。

在老师赴美的时候，我因个人的私事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连机场送行都没有去。

老师赴美，心情如何呢?他有一首诗如下：

首途赴美

不是乘风归去也　只缘避迹出乡邦

江山故国情无限　始信尼山输楚狂

出境是无可奈何的走避罢了，故国江山难忘啊!楚国的狂人陆接舆(《论语、微子第十八》)曾笑孔丘，东奔西走想教化民族国家，都是白费气力而已。看来孔子是输给楚国这个狂人了，楚国这个隐士狂人说得不错，一切都是白费气力啊!

一脚踢的人——陈世志

当老师宣布要去美国的时候，协会工作的同仁们，突然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史济洋随同她的先生陈行夫，也移民到美国去了。陈行夫原在东吴大学任教，因会在军中工作，对兵法有研究，著有《孙子兵法白话解》(幼狮出版)后又学习针灸，现在是美国德州的针灸医师。

另一位担任会计的林秀龄，接着也和先生黄胜雄及三个儿女移民到加拿大去了。不久的功夫，协会也就只留下一个办事处，一切事务仍由王启宗带领谢锦扬去处理。

至于老古文化公司的业务，老师交由陈世志负全责，并且立即搬离复青大厦九楼，回到原来的信义路三段二十一号，也就是现在“老古”的地址。

说起这个“老古”的地方，应该赞叹老师的远见。当协会几年前迁到新买的复青大厦时，老师仍继续保留租用的这个老地方，那时真觉得是浪费。当时陈行夫夫妇及陈世志夫妇等都迁住在这里。也幸亏保留了这个地方，“老古”终于又搬回来了。

陈世志毕业于台大心理系，在大学就读时就常与同窗李慈雄到南老师这里来听课了。他毕业后服兵役两年，回来不久就正式到“老古”公司来工作，大约是一九八三年的时候。

那时的“老古”公司，由老师亲自主导一切，除了出版书籍外，还有一个《知见》杂志。

说起《知见》，本来是从智法师所创办，由于稿件多由老师这边提供，后来索性老师接手，一方面老师也希望从智师专注于佛法的修持。《知见》由老师接手后，蔡策和陈世志都是基本干部。

陈世志来到“老古”后，一切亲自动手，从抄写《孟子旁通》的稿子，到去门市看店、印刷、装订、广告、发行及编务等，都磨练过了，成为俗语所说“广东顺德老妈子一脚踢”的人。

陈世志是个有才华的人，文笔也不错，他更具有创意，所以在接手“老古”后的三年中，就有些创举和突破。

他首先收集南老师散见名处已发表的讲演记录及文章，分类整理成册，编印出版，计有：

《中国道教发展史》　一九八七年

《中国佛教发展史》　一九八七年

《序集》(现名《中国文化泛言》)　一九八六年

《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　一九八六年

《习禅散记》　一九八六年

《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　一九八五年

《金粟轩纪年诗初集》　一九八七年

另出版老师从未发表的讲记有：

《禅观正脉研究》　一九八六年

《老子他说》　一九八七年

《易经杂说》　一九八八年

除此之外，他还从《人文世界》及《知见》杂志中选集人文文库，印行了几本他人著作。又出版了《净名文摘》等。

他又积极参加书展，推广发行。那时协助他共同奋斗的，是他的另一半林妙玲，以及十方书院从学过南老师的陈加进。他们每日忙进忙出，一共只有六个人在奋力支撑着。

另外，老师的两本书《历史的经验》和《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虽然出版在老师赴美之前，但那也是陈世志所完成的；而《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一书，正是他收集整编老师讲记及文章的开创工作。

为了庆祝南老师七十寿诞，一本集体著作《怀师》，也是在陈世志时代出版的。

一九八八年，陈世志开创了自己的“晨曦”出版社。他虽离开了“老古”，但他对“老古”所尽的心力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接任主持“老古”的，是古国治。

真正的行者

在这个时期，就在台湾这个小岛上，也有些政治经济以外的事在发生。这类的事情，影响着人心，影响着社会。

一个三十几岁的比丘尼，要在东部花莲，建造一家医院，因为那边的医疗设施落后不足，人们常须还赴台北看病。

当她这样呼吁的时候，许多人笑她，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妄想，因为建造医院需要庞大的资金。

这个比丘尼就是证严上人，她二十六岁出家，从师印顺老和尚三年，秉孙师父“为众生”的教诲，前往偏远的花莲，开始了她对苦难者的关怀和奉献。

起初，她只是带领着几个与她有同样慈悲胸怀的家庭主妇，出钱出力走遍偏僻的山区，救助贫苦的家庭，替无助的老人洗澡、更衣、喂饭。

她自奉甚俭，决不经手捐来的善款，她和她的追随者无私的奉献，渐渐获得人们的认同和支持。参加这个以救苦救难为宗旨的慈济功德会的人，越来越多，以每月志愿捐款为原则，一元也不算少，十万也不嫌多。

到了一九八六年，她呼吁建造的慈济医院，跌破大家的眼镜，终于落成，在花莲开幕了。

这家医院，秉持“爱的医疗”信念，不管有钱没钱，以救人第一为原则。并且尊重生命，造福社会，打破了世俗不缴钱不看病的陋规。

早在十方书院成立之前，证严的清净自律作风已时有所闻了。南老师时常告诫出家的同学们，时代不同了，寺庙里不像百丈时代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自耕作风。如要靠施主布施为生，也是不合潮流的作法。况且佛教传统有句话：“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此生不了道，披毛带角还。”

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寺庙里的饭是那么多人的供食，如果修行未成，下辈子要变牛变马偿还的。

所以老师常鼓励出家同学们，去学一技之长，赖以维生。施主的钱只能做利益众生的事，不能为自己私用，因为将来的是有果报的。

听说早期的证严上人，还做些手工出卖，赚取自己的生活费。老师鼓励大家要学证严上人的自律作风，才是修行人的本色。

后来许多出家同学，到厦门大学中医特别科学习，也就是这个道理。

在老师开课的时候，也偶有年轻出家人，对于出钱买书有些怨言，因为出家人到处都受优待，不必付费之故。

对于这种想法，老师在上课时公开告诫他们说：

“出家未久，有没有一点成就还不知道，却认为别人都应该供养自己，修行上首先要戒除这种贪念。”

许多从学老师的出家人，在取舍之间，颇能遵循老师的教导，并在戒除私欲方面，策励自己。

说到这里，使我回想起洗尘老和尚曾说过的话。那年他从香港来台湾几趟，是为了聘请老师担任能仁书院院长的事，在晤谈中，他忽然说：

“南老!你信不信?出家人中间还有不信因果的。”

南老师回答说：

“我绝对相信，是有这个情况。”

对于这个一问一答，在旁边听到的我，心中有些奇怪，也不明白其中的真意。后来就问老师，洗尘老和尚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道理。

老师说：“洗老是叹息，平常人不信因果不足为奇，但是佛法是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为基本的，即出了家，而不信佛法的因果，岂不荒唐?”

我更奇怪了，又问道： “怎么知道他们不信因果呢?难道他们会自己说不信因果吗?”

“看他们的行为呀!他们所做的事，所说的话，都是以为没有果报的。事实上，连每人心中所想的，也都是有果报的。如果真相信了因果，自然不会也不敢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了。所以说，从他们的行为来看，知道他们是不信因果的。”老师这样回答着。

他又引述一个笑话。台北市善导寺的演培法师曾说：“现在的情形是，居士怕因果，因果怕和尚，和尚怕居士。”

有一回，行廉姐在苗栗云寺附近的山坡上，买了一处农家的房子，她对老师说，想把这个房子整修一下，给修行的人提供一个地方。老师听了，立刻反问她：

“谁修行呀?要修行随处都是地方，先把自己的念头管好，把自己的行为管好，先做一个像样的人，减少恶念恶行，行住坐卧只有善念，才算是真修行的初步。”

行廉姐听了，傻傻的看着老师，无言以对。

再看证严法师的行径，激发了太多人的善心，慈济的力量更加壮大，紧急救助遍及全世界。她领导着“慈济功德会”不涉入任何政治，但以救助众生的苦难为目标。她的言行感动了国际，许多奖项都肯定了她的作为，菲律宾“麦克塞塞奖”、世界国民外交协会的“艾森豪威尔奖”，台湾所颁给她的奖章更不计其数；香港中文大学在一九九三年还颁给她“荣誉博士学位”呢。

其实，这些年来的台湾佛教界，也有些是很正派的在运作着，不论在学术上、教育上或传法上，也都能严守原则。在多数假借宗教之名胡作非为的台湾今日社会，可喜的是，仍有少数清流，在教化着愚昧的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