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一两黄金多少钱:【孙武、蒋翊武、刘复基、熊秉坤】

【孙武、蒋翊武、刘复基、熊秉坤】

孙  武

　　孙武(1880—1939），男，汉族，湖北夏口人。

　　1896年考入武昌武备学堂，1900年参加唐才常汉口自立军，被推为岳州司令。

　　1904年9月赴日本，入成城学校习陆军。1905年11月归国。加入武昌日知会，并帮助刘静庵办江汉公学。

　　1908年夏，再往日本，入大森军事讲习所，研究野外战术及新式炸弹；8月与焦达峰等在东京组织共进会，任军务部主任，不久被推为湖北主盟。回鄂策划革命。

　　1909年编会党为五镇，旋赴梧州参加起义，事败退居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1年被武汉共进会、文学社等团体推为主席。

　　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部长，1912年3月，自行引退。

　　1915年12月，任参政院参政。

　　1922年，鄂督萧耀南委其为汉口地区清查督办。

　　1926年夏，任湖北地区清查督办。

　　北伐军抵武汉后，孙退居北平。

　　1939年11月10日，病逝于北京。

参与组织武昌起义经过

　　孙武是清朝末年革命党在华中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负责人之一。1911年10月9日，武汉的天气已经很凉了。俄租借宝善里14号 ，一群年轻人正在忙碌着：孙武靠着窗户，仔细地用洗脸盆检验着炸药；丁立中、李作栋在一个圆桌上加盖钞票印章；王伯雨则正在清理文件；邓玉麟出去了，买表没有回来。

　　引起爆炸的那个“冒失鬼”并不是革命党，而是武昌革命党人推举的总理刘公之弟刘同。在这个机关要地，刘同常来常往。那一天，刘同漫不经心，站在旁边看孙武检验炸药。结果，他吸的香烟烟灰，落在了炸药上。

　　顿时，一声巨响。孙武的头部和脸部都受了伤，王伯雨的右眼也被飞溅的炸药灼到。李作栋连忙取下长衫，蒙住孙武的头，与丁立中一起将他扶往同仁医院。

　　危急中，人们准备将文件和名册带走。但钥匙不在，无法打开柜锁。很快，俄国巡捕从四面八方赶来，刘同被抓。刘同被捕后，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各革命机关的地址。随后，湖北地区三位革命党领袖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先后被捕，英勇就义。

　　此时，同仁医院里的孙武捶胸顿足、矢志复仇。15天前，由孙武在武昌胭脂巷主持的秘密会议上，制定起义总行动计划的人正是刘复基。

　　意外爆炸使起义的准备再也无法从容进行。孙武对邓玉麟说：“宝善里失事，机密全泄，名抄去，清吏必按名搜捕。只有马上动手，还可死里求生。”

　　此后，一声枪响。武昌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清廷。

　　而孙武因为养病没有参加起义壮举。他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因为他不在，群龙无首，方推举与革命党毫无关系的黎元洪。但孙武的大名，仍是武昌起义初期响当当的人物。当时大家都知道革命党的领袖是孙文，以为孙武是孙文的兄弟，这对当时革命士气，有很大帮助。后来他任军政府的军务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都是副部长。

蒋翊武

 (1884年12月21日-1913年10月09日)汉族，湖南澧州（今澧县）人。原名保襄，亦作保湘，字伯夔。辛亥革命前夕曾任武汉文学社社长，主办《大江报》等报刊。我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辛亥武昌首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华民国开国元勋。

　　蒋翊武，字保勤，1884年12月出生于澧州（今澧县）一个城市平民家庭。澧州蒋家是一个达官贵人层出不穷的望族，然而蒋翊武所在的蒋家庙分支一直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蒋翊武正是这种家庭背景下萌生了出人头地、武装反清的叛逆思想。1902年，澧州府举行科举府试，同龄学子纷纷参加，试图通过科举飞黄腾达，蒋翊武不屑一顾地说：“奴隶功名，要它何用？”次年秋，他投考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学堂。

　　在常德，蒋翊武结识了在江湖上小有名气的武陵人刘复基，并通过刘复基认识了沅水流域的革命先驱宋教仁。1904年，黄兴领导的华兴会计划在这年秋天起事，宋教仁是五路起义大军的西路总指挥，主要依靠对象是江湖会党和府城学生，蒋翊武负责学生运动，联络站设在常德市城区的祗园寺。^[1]

　　华兴会的起义因计划泄密被官府破坏，黄兴、宋教仁等人不得不出走日本，蒋翊武、刘复基则被学校开除学籍。流落江湖的蒋翊武虽然做过一些努力，但反清斗争并没有取得较大起色。1906年秋，蒋翊武与刘复基相邀前往上海，准备东渡日本与宋教仁等革命家汇合。不料，蒋翊武则到上海就大病一场，不能与刘复基同往。病愈后，蒋翊武参加了由革命党人和留日学生发起成立的“中国公学”，并参加了该校的学生组织“兢业学会”，参与学会机关刊物《竞业旬报》的编辑工作。由于清朝政府对萍浏醴起义的残酷镇压，蒋翊武于1907年3月不得不离开上海，潜回家乡。

　　蒋翊武一生最突出的贡献是对武昌起义的准备。1909年，他投入湖北新军，加入军中秘密组织，发起组建文学社，在湖北新军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为辛亥首义在武昌爆发奠定了坚定的组织基础。1911年夏，他积极促成了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合并，并被推举为武昌起义总指挥。起义前夕，时任起义总参谋长的孙武在汉口试制炸弹失事，武汉军警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相当危急，蒋翊武下达了起义的第一道作战命令，促使起义在仓促中爆发的情况下有序地走向成功。其后，蒋翊武积极襄助莅临武汉指挥的民军总司令黄兴。汉阳失守后，蒋翊武临危受命，任护理总司令，坐镇指挥，在武昌保卫战中取得了“却强敌，守危城”的成绩，牵制了北洋的精锐兵力，有力地支持了其它地区的革命斗争。

　　中华民国成立后，蒋翊武没有以“首义功臣”自居，创办《民心报》监督政治、关注民生，并于1912年夏将亲手创建的文学社并入中国同盟会。同年秋，宋教仁受孙中山的委托，联合其他小党，改组中国同盟会为中国国民党，蒋翊武成为29个参议之一，并出任国民党汉口交通站站长。

　　1913年3月，震惊中外的“宋案”发生，直接导致了“二次革命”，蒋翊武坚定在革命激进派一边，成为湖南“二次革命”的旗手，被湖南都督府任命为“中华民国鄂豫招护使”，驻兵岳州（今岳阳），发表了著名的《讨袁檄文》等革命文献。“二次革命”失败后，蒋翊武妥善安置部下后，悄悄潜入广西，计划再举，结果在全州被捕，1913年9月9日，在袁世凯的命令下，蒋翊武被枪杀于桂林城丽泽门外，年仅29岁。

　　1921年12月，孙中山出师桂林，专程来到丽泽门外凭吊蒋翊武，下令修建纪念碑，并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据查证，“开国元勋”是革命先驱孙中山对革命同志的惟一封号，也是对蒋翊武的最高赞赏。今天，家乡的人民为了纪念他，常德津市建有“翊武中学”，澧县建有“翊武剧院”、“翊武大道”等。

投身反清

蒋翊武，湖南省澧州蒋家庙人，1885年生于一个长工家庭。父亲蒋皋南年轻时到城内丁公桥一家小油坊里学制豆油皮。老店主没有子女，去世后，蒋皋南接受了他们的微薄产业。蒋翊武是长子，父亲为培养他成长，便节衣缩食送他读私塾，四个弟弟则先后出去当学徒。

　　蒋翊武从小聪明过人，经过十多年的私塾教育，他熟读诗书，能写一手很好的古文词赋，有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但他对科举不感兴趣。1903年，他进入澧州高等小学堂，第二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学堂。这时，革命思潮已在湘西北流行，蒋翊武阅读了清政府查禁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黄帝魂》等书，接受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萌生了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志向。

　　有一次，一个清朝官员来学校训话，告诫学生不可学洪、杨（洪秀全、杨秀清），而要学曾左（曾国藩、左宗棠）。血气方刚的蒋翊武当众站起反驳说：“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罪人的？”他的话，使清朝官员张口结舌，却赢得了同学的敬重。

　　1904年秋，华兴会联合武昌的科学补习所准备发动起义，蒋翊武协助宋教仁集结革命力量，谋响应长沙起义。但起义事机不密，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人士，蒋翊武被开除学籍，只好避回老家。从此矢志革命，与刘复基等奔走于沅江一带，联络会党，组织机关于常德祗园寺，联络沅、湘一带会党，晓以民族大义。以图再举。

　　1905年冬，蒋翊武来到上海，准备去日本留学，由于日本政府歧视中国留学生，留日学生纷纷回国，他只好留在上海。第二年春天，一些归国学生在吴淞办起中国公学，他便进入这所学校。中国公学里革命党人很多，蒋翊武与他们接触频繁，革命思想更加成熟。他和同学们组织了竞业学会，并由刘复基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0月28日，与杨卓霖创办《竞业旬报》，用白话文宣传革命。1907年春《竞业旬报》被迫停刊后，返回故里。

　　1909年春与刘复基再赴上海。

参加新军

　　1909年秋，刘复基去汉口协助詹大悲接办《商务报》，蒋翊武便随刘去了汉口，任《商务报》编辑。。汉口的革命活动非常活跃，不少革命者潜伏在新军里，成立团体，积蓄力量，使许多官兵接受了革命思想。蒋翊武到汉口时，新军中有一个革命团体叫群治学社，蒋翊武、刘复基、詹大悲为加入这个组织，便以访员（记者）身份前往鄂西采访，因为学社负责人杨王鹏等所在的第四十一标正在那里驻防，三人在潜江遇上了学社成员蔡大辅，蔡写信介绍他们回武昌去找留守的负责人李六如。路过天门，为策动新军，蒋翊武决意从军，经人介绍，投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正目。

　　不久，群治学社的活动就受到了挫折，1910年9月改组为振武学社，推杨王鹏为社长。但振武学社也为清政府所不容，杨王鹏、李六如等被迫离去。随后，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文学社”，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名掩护革命活动。1911年3月15日，文学社在武昌小东门内同文学舍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蒋翊武被推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刘复基为参谋部长。

　　文学社成立后，积极扩大组织，开展活动，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不久，新军各标营都有了文学社的成员和组织。当时，武汉的新军有一镇、一混成协，兵额共计1．5万人，文学社成员竟占1/5以上。在蒋翊武的领导下，文学社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为反清武装起义聚结了一支人数可观的战斗力量。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川汉粤铁路收归国有，遭到川、鄂、湘、粤四省人民反对，保路运动迅速兴起。四川的保路运动声势最大，后来直接发展为反清武装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武昌起义

　　1911年9月14日，与共进会首领孙武在武昌楚雄楼十号召开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席会议，两团体正式合作，并派代表赴上海，与黄兴、宋教仁接洽。9月24日，文学社与湖北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的领导骨干在武昌胭脂巷举行联席会议。会上推举共进会领导人刘公任军政府总理，蒋翊武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有说是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另一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起义准备工作由这两个团体组成的指挥机关抓紧进行。

　　蒋翊武没有参加这次联席会议，当时他随所在部队去了岳州（今岳阳），直到决定于10月10日起义后，指挥机关才派人通知他回武汉主持起义工作。10月9日晨，从岳州（今岳阳）赶回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与刘复基、彭楚藩等聚议发难日期。听取了刘复基对起义准备的介绍。刘传达了同盟会军事领导人黄兴的意见，认为湖北应与其他省同时起义，但协调工作尚未完成，因而湖北方面应推迟起义。蒋翊武认为起义应慎重从事，应与各省同时举行，所以也主张推迟进行。

　　这天中午，他们刚吃过午饭，忽然有人跑来报告说：“汉口的机关部已失慎了！”原来，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制造起义用的炸弹时，不慎爆炸，孙武被炸伤。爆炸声惊动了汉口租界的俄国巡捕，他们迅速赶来捉人。孙武虽被救出，但起义用的旗帜、名册、印信和各种机密文件被抄走。这一事件暴露了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蒋翊武了解事情真相后，思索着应付办法。这时，快到下午5时了，蒋翊武眼见起义将要流产，数千革命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便毅然决定当晚举行起义。他当即起草了起义命令，并让人抄写20多份，分头送出。起义命令要求革命武装夺取武汉三镇，听到中和门外炮声后，即分头攻占各自目标，楚望台军械库和清督署是攻击重点。

　　此时，军警四出搜捕党人，晚上11时，几个人正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忽然响起敲门声，有人说：“来会你们老爷的。”蒋翊武感到事已暴露，对其他人说：“事已至此，不要慌！”抄起一颗炸弹便往楼下冲。刘复基手拿两颗炸弹抢在前面，把炸弹扔向破门而入的警察，但炸弹未爆，未能阻止大批警察的涌进。经过一阵搏斗，刘复基、彭楚藩等被捕，起义总指挥部被破获，指挥机关的人大部分被捉往警察署。蒋翊武对警官说：“我是来看热闹的，抓我做甚？”警官见他长袍短褂，拖着长辫，便放松了防范。蒋翊武待警官一走开，便越墙逃离。

　　蒋翊武认为起义不能发动，留在武汉有生命危险，便乘船离开了武汉。潜匿新沟（今监利）以待。但是，失去指挥的起义士兵当天夜里发动了起义，奋战一夜，终于在第二天占领了武昌。蒋翊武在船上听到起义的消息，便弃船上岸，赶回武汉指挥。

　　12日清晨到达武汉，他打听到革命党人已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都督，在谘议局设立了湖北军政府，立即前去共商大计，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奔走于武昌、汉口之间。协同筹划防御清军进攻和推动各地起义响应。他以鄂豫招抚使的名义去汉口策动清军反正。提议扩充军民，组建两支义勇军，保卫汉口、汉阳。汉口遭清军攻击，他组织督战队赶往前线与清军战斗。后来，汉口、汉阳守军不敌袁世凯北洋军的进攻，战时总司令黄兴辞职，蒋翊武被革命派推出来挽救危局。被推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

　　11月28日，他任护理总司令官，负责指挥保卫武昌的战斗。12月6日，因清政府与革命军停战，蒋辞去总司令，仍以招抚使名义驻汉口。

反对独裁

　　1912年2月，革命派与袁世凯和谈成功，蒋改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

　　这时，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逐渐暴露了其反革命的真面目，黎元洪为对付革命党人，也私下同袁世凯拉关系。袁世凯为扶持黎元洪，清除湖北的革命派，便使用了调虎离山计，于6月间电邀蒋翊武去北京当临时大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临行前，蒋翊武召开了文学社的最后一次社员大会，决定这一革命团体的前途和出路。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增强革命力量，在蒋翊武的倡导下，会上一致决定全体加入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蒋翊武在北京整天无所事事，他对袁世凯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袁世凯授予他勋二位，又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一概婉辞不受。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孙中山在湖广会馆主持国民党成立大会，他出席并 与阎锡山、张继、李烈钧、胡瑛、沈秉堃、王传炯、陈锦涛、陈陶遗、莫永贞、褚辅成、松毓、杨增新、于右任、马君武、田桐、谭延闿、张培爵、徐谦、王善荃、姚锡光、赵炳麟、柏文蔚、孙毓筠、景耀月、虞汝钧、张琴、曾昭文、温宗尧、陈明远一起被推举为参议，兼任汉口交通部部长，负责两湖及陕西三省党务。10月回鄂，设立汉口交通部各级机构。

　　他赞成革命派宋教仁的政治主张，认为这样就可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避免出现独裁政权。12月，主办《民心报》， “扬孙黄，抑袁黎” ，与《中华民国公报》相对抗。

　　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取得优势，宋教仁南下一路宣传自己的政见，1913年2月，奉宋教仁之命，蒋翊武也前往上海、武汉一带游说，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游历长江上下游各埠，与新选议员磋商建国大计。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蒋翊武感到靠议会和政党内阁是不能阻止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从上海赶回湖北，拥护孙中山武力讨袁主张，旋回湖南。

　　7月，国民党发动了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这时蒋翊武正在澧县探视父母。他在家接到友人催他去长沙发动湖南独立的电报，便向父母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回湖南参加“二次革命”，7月25日，湖南宣布独立，他被任命为鄂豫招抚使，派往岳阳布置军队，欲取荆襄，捣武汉，进窥河南。湖南都督谭延闿虽然也加入了国民党，但并不真正反袁；虽然宣布独立，却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准备。江苏、江西等地的讨袁军遭受失败后，8月6日，遭袁世凯通缉，湖南于8月12日宣布取消独立。蒋翊武回到长沙，事情已无可挽回，只好与其他革命党人逃离湖南。别人都经汉口乘舟沿长江东下，蒋翊武觉得汉口太危险，那里认识他的人太多，于是决定改道广西去香港。

　　8月29日，南行至广西全州所属兴安县唐家冲，为驻军统领秦步衢的部下所捕，由全州押解至桂林。秦步衢查明被捕者是被袁世凯下令通缉的要犯蒋翊武后，兴奋异常，一面对蒋严加看管，一面打电报给袁世凯邀功请赏。蒋翊武的朋友听到消息，立即向桂军师长陈炳焜求情，陈说蒋是要犯，不能徇私，仅令别居一室，指派刘家正专门看管。黎元洪闻讯，即电袁世凯请予“迅诛”，袁遂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就地枪决”。陈炳焜命令刘家正拿着袁世凯的电报给蒋翊武看，并告诉他第二天执行枪决，蒋翊武毫无惧色，并向刘家正谈论必须武装讨袁，认为不除此人，必然祸害民国。蒋翊武又向刘家正索纸要笔，书写遗嘱，并为遗腹子取名。

　　1913年10月9日，天气酷热，蒋翊武对刘家正说：“治斋（刘家正字），天气太热，可否改在傍晚执行，以免暴尸当午。”刘家正表示同意。下午4时，刘家正备饭，佐以白兰地酒款待蒋，蒋丝毫不把即将到来的死亡放在心上，他痛快地吃饭喝酒，以至微有醉意。饭后，即押赴桂林丽泽门外行刑。刑场监视员是营部副官黄沛然，监斩员是营部副官陆云高，士兵环立，围观者无数。蒋翊武这时穿着丝绸衫裤，从容端坐于大红毡上，向观众讲革命真理，慷慨激昂，听众动容，有些为之失声痛哭。执刑士兵凝神静听，迟迟不肯开枪。领头的排长见状，担心事情有变，突然拿出手枪，从背后向蒋翊武开枪，蒋翊武就这样就义了。友人为蒋翊武装殓。

　　临刑前，蒋翊武写了四首绝命诗，其中两首说：“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余虏剑作寒鸣。”“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山住？只余有哀逐水流。”诗里，他对壮志未酬感到惋惜，对政权落在袁世凯手里感到痛心，他无力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全诗蒙上一层感伤色彩。

　　蒋翊武就义时，年仅28岁。死后，一直受到人民的纪念。

蒋翊武墓

蒋翊武墓，位于长沙市岳麓山半山亭上方、麓山寺正门下约20米处。1916年9月，护国战争胜利后，蒋翊武的遗骸自桂林归葬长沙岳麓山，湘人为他营建汉白玉墓塔，

　　墓区为一空旷平地，占地约400平方米。墓冢居中，花岗石砌平台四级，上方有方形顶碑塔，高约4米，花岗石琢成，中嵌汉白玉墓碑，高2米，宽0.7米，碑心朝东，楷书“蒋公翊武之墓”六字。墓前有片石山道导入。墓后青松赤枫。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高耸于岳麓山腰的汉白玉墓塔，至今仍在不断地向人们讲述英雄的革命业绩。

蒋翊武碑

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督师北伐，亲往凭吊并下令在丽泽门外为为蒋翊武立纪念碑，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十二个字镌刻于碑上，嘱胡汉民先生撰书碑文：“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縻以官爵不受。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今年冬，大总统督师桂林，念公勋烈，特为公立碑，而命汉民书公事略，以昭来者。公之死事与瞿、张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义之志则一也。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胡汉民谨记”。

　　现在，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市区翊武路南段东侧。青石砌筑。碑座为3层踏阶，每层边长2.75米，高0.8米； 碑身为四方形椎柱体，通高4米。碑北面刻孙文题字。其余3面刻胡汉民所撰纪文。

成就贡献

坚持舆论造势，积极宣扬民主革命的思想

　　蒋翊武的成长，得力于革命书报的启蒙。因此，他深切了解革命舆论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强大催化作用。从1906年开始，他先后参与或主办过《竞业旬报》、《商务报》、《大江报》、《民心报》等，反映出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借以公开鼓吹“大乱”，大掀革命狂澜。并明鲜表现出当时其它任何报纸所无法比拟的两大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强烈的党派特色。蒋翊武把报纸作为革命团体的机关报和喉舌，以革命党的宗旨为宗旨，攻刺时政，言论激昂，鼓动社会结团抵抗清政府和反动军阀。特别是蒋翊武在振武学社、文学社居于领导地位后，他所主办的报纸使革命思潮弥漫了整个江汉，弄得敌人大为恐慌，急起镇压。二是报纸面向新军，扎根基层。为了适应运动新军的总战略，他确定了以广大新军下级官兵和劳动群众为主要宣传对象；提出了“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言论，务请《大江报》尽量登载”的原则；采取了给各标营“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的方法；还在各标营设立“特约通讯员”和报纸分销处，建立通讯网；为了照顾不同水平的读者，规定了文章尽量使用浅近白话，以期通行“下等社会”、穷乡僻壤；报纸的新闻大多直指克扣军饷，官僚内幕以及不合舆论之处。这样，使得文学社与新军士兵的心声相呼应，思想迅速革命化。所以，武昌起义能在新军士兵中首先发动，是与蒋翊武大造革命舆论分不开的。1991年，马小泉先生在《辛亥革命八十年的研究》一文中也指出：“舆论宣传在武昌起义过程中起着先锋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武昌起义成功于舆论的深入宣传”。

积极运动新军，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蒋翊武认为“当今天下演竞争，惟武力乃能制胜，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系军队为要着。”正是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在主持振武学社和文学社时，便把运动新军作为主要工作，为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作好充分的组织准备。一是制定了严密的组织原则，规定凡是加入文学社的社员要有介绍人三人以上，经审查，确认与文学社宗旨相合的，才吸收为社员。二是规定了严格的组织制度，首先是建立了新军各标营的代表制度，由代表总管标营的联络，从而打入了新军的“队”中，把新军改造成了革命武装，保证了革命高潮到来时，一旦号召起义，标、营代表就可按原有建制进行统领，指挥战斗。当时加入文学社的新军达到了三千多人，占湖北新军的五分之一。这就把反革命的武装改造成了革命工具。其次是建立了标、营、队的代表与总队的单线联系原则，相互不发生横向联系，以保证基层组织的独立完整，避免遭受敌人大规模的破坏。三是确立了扩充组织的方针，做到“务使标中人员无一非吾党之人”。这样文学社就成了一支组织严密、机构健全、运转灵活而又能独立作战的队伍，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1年，黄花岗起义、成都保路运动风潮的兴起，使蒋翊武认为革命时机日趋成熟，便加紧了策划武昌起义，并在八月亲自制定了起义计划。因此，武昌起义尽管在起义前夜，蒋翊武发布了第一号武装起义命令之后，总指挥部遭到破坏，他被迫转移，刘复基也惨遭杀害的情况下，起义军还是执行了蒋翊武原来下达的命令，在一夜之间使革命如期成功。这不能说不是蒋翊武带领文学社，脚踏实地为起义充分准备的结果。

加强团结，寻求联合，壮大革命同盟

　　蒋翊武始终把寻求革命团体的联合作为壮大革命队伍，取得革命成功的必要途径。以蒋翊武、刘复基等湖南人为首的文学社，遥戴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纲领，为隐藏起见，其简章仅言“联合同志研究文学”，而实际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保皇政策，拥护孙文革命主张”。文学社成立后，以《大江报》为宣传阵地，在新军中大力发展社员，将校研究团、益智社、神州学社全体加入。其后又设立阳夏支部，社员以新军为主，商学两界亦有人参加。1911年上半年，发展极为迅速，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经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以孙武为主要组织者的湖北共进会，主要靠个人关系发展组织，其会员分布在商界、学界、军界等共约两千人，其中到武昌起义前夕，军队中约有一千四五百人。因此，它也是湖北革命团体中重要的革命力量之一。1911年伴随起义时机的成熟，为统一革命组织，壮大起义力量，革命团体的联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5月10日，蒋翊武在主持文学社的大会上，提出了与孙武所领导的共进会合作的议题，议题获得通过后，他立即派刘复基前往洽谈。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10号，正式举行联合会议，决定成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最高机关——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还集中讨论了起义方案，由孙武提名，一致通过推举蒋翊武为起义临时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从而使湖北地区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革命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消除门户之见，成功地实现了联合，使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统一，从而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

紧紧追随孙中山，誓死捍卫民主共和

　　蒋翊武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始终坚持文学社“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宗旨，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相号召”。为了发动武昌起义，他多次征求孙中山、黄兴的意见，并且派人赴上海，敦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到武汉“主持大计”。武昌起义后，大批立宪党人、官僚政客为谋取功名利禄纷纷自立山头，围攻孙中山，拥护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袁世凯也曾以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等高官厚禄引诱蒋翊武，而蒋翊武坚辞不受，坚定地维护共和，誓与孙中山命运与共。就在孙中山被迫下野的困难时期，蒋翊武又毅然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自己也参加了国民党，与袁世凯决绝，坚决支持宋教仁的反袁斗争。并在湖南与革命党人谭人凤策动湖南独立，组成湖南公民联合会，公开开展反袁活动，造成了强大的革命声势，迫使都督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同时，号召全国声讨袁逆，促成全国讨袁活动高潮迭起。二次革命爆发时，他在给父母的诀别信中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蒋翊武就是以他这样非常的政治眼光和坚定的行动，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提供了保障，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刘复基

刘复基（1884-1911），近代民主革命者。字尧徵，汉族，湖南常德人。1904年加入华兴会，旋发动长沙起义，未成，次年流亡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运销《民报》，1909年赴上海创《竞业旬报》，后至武汉主办《商务报》，宣传革命思想不遗余力。为加强革命党人的武装力量，遂投笔从戎，加入湖北新军。 1911年夏，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准备发动起义，他任临时总司令部参议。由于孙武试制炸药失慎爆炸，起义机关暴露，他亦被捕就义。临刑时犹呼 “同胞速起，还我河山”等口号。

　　人物：刘复基

　　字： 尧澄 .瑶臣

　　性别: 男

　　年代: 晚清

　　民族: 汉族

　　生卒年: 1883—1911

　　相关事件: 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

　　相关人物: 光绪 蒋翊武陈天华

人物简介

　　刘复基1904年（光绪三十年）考入立高等小学堂肄业，曾随宋教仁联络常德会党谋应华兴会长沙起义，未果。翌年助马福益谋再举洪江，事败走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年归国，在长沙设派报所，秘密运销革命书刊，参与筹备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旋返常德设革命机关于抵园寺，事泄，避往上海，协助杨卓林办《兢业旬报）。1908年至武汉，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与群治学社建立密切联系。1910年（宣统二年）投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当兵，参加振武学社，翌年改组文学社，被推为评议部长，请长假离营驻会办事，大力推动与共进会联合。9月，起义总指挥部成立，任常驻军事筹备员，负责拟定起义计划。10月9日获悉汉口宝善里机关败露，与蒋翊武即时部署当夜发难，仍坚守武昌总指挥部，被清军警包围，投弹拒敌，被执。翌日凌晨在湖广督署东辕门慷慨就义。

人物概述

　　刘复基，湖南武陵（今常德）人。字尧徵，亦作瑶臣，投笔从戎后易名汝夔，自号武陵器生，1885年1月20日出生于湖南武陵县（今常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他喜读黄梨洲、顾炎武、王船山诸人著作，渐渐萌发民族主义思想。

　　1901年，刘复基慕名找到宋教仁，将宋迎到自己家，畅谈时事，越谈越投机，成为莫逆之交。宋教仁比他年长3岁，每过常德必与刘复基相会。刘复基受宋教仁革命思想的影响很深。

　　1903年，刘复基考入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后来他父亲在常德府城开了一家灯笼铺，他随父迁居府城，开始与会党中人接触。他性格豪放刚毅，目光炯炯，声音洪亮，很有酒量，深受哥老会众的敬重，拥戴他担任了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

　　1904年2月15日，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正式成立华兴会，并确定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分浏阳、岳州（今岳阳）、常德、宝庆（今邵阳）、衡阳五路响应。宋教仁具体负责常德一路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刘复基从中协助。

　　这年10月31日，宋教仁自桃源乘船赴长沙，途经常德，夜宿五省客栈，与刘复基秘密会晤，委托他与楚义生两人留守常德，负责常德一路响应长沙起义的工作。

　　当宋教仁到达长沙时，起义事已经泄露，清朝官吏正在追捕革命党人，宋教仁便离开长沙赴汉口，经上海逃亡日本。刘复基藏匿于常德柳叶湖，幸免于难。

　　长沙起义失败后，马福益曾赴广西暂避，1905年初折返湖南，以洪江为根据地，与刘复基共同谋划，重新部署起义，因事机不密，马福益在萍乡护城河的一只船上被捕，于4月20日押往长沙浏阳门外被害。刘复基隐匿乡间，并于1905年底东渡日本。由宋教仁介绍于12月17日加入同盟会。

　　翌年春，刘复基奉命归国，与胡有华等筹设中外各报代派所，秘密运送《民报》等革命刊物，往来于长江中下游各省，宣传、发动革命，并在武汉加入日知会。禹之谟、宁调元发起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于长沙岳麓山，刘复基回湖南积极参与其事，他因这事被官府追究险遭逮捕，只得逃往常德暂避。风潮过后，刘复基与蒋翊武等人在祗园寺设立湘西革命机关，再图举事。

　　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全湘戒严，祗园寺机关暴露，刘复基被迫逃往上海，与蒋翊武协助傅君剑等人办《竞业旬报》。

　　1908年春，刘复基应胞兄刘星徵函召，来到汉口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他利用报馆这个阵地鼓吹革命，深入军营，结纳同志。当时军队中有群治学社组织，而《商务报》又以报道军营消息为主，新军中不少群治学社社员担任该报特约通讯员和访事（记者），《商务报》逐渐办成了群治学社的机关报。刘复基也成为群治学社的重要骨干。

　　1910年春，杨度迎合清廷需要，主张铁路国有，借外债筑路，在湖南引起公愤，只得避居汉口，住在英租界既济水电公司。刘复基闻讯，便集合群治学社同仁，借湖南会馆开会，到会者100余人，群情激愤，公推刘复基等十余人为会议代表，揪杨度出席答辩。杨度拒绝出席，刘复基扭住杨度的辫子，拽出大门，遭到英国巡捕干涉，被羁留8小时才释放。当时汉口知事冯箦袒护杨度，唆使英国领事将刘复基、詹大悲、何海鸣等人驱逐出租界。这件事对刘复基刺激很大，他对留住在汉口的母亲伤心地哭着说：“天下如此多难，儿当为苍生请命，请原谅儿不能随时来探望老人家。”母亲对此表示理解，支持他外出闹革命。

　　《商务报》亦因登载杨度被揪新闻而被迫停刊。

　　这年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刘复基等人准备于4月24日发动起义，以响应抢米风潮。因走露风声，起义未能如期举行，群治学社也被取缔，停止了活动。

　　也就在这年中秋节（9月18日），留鄂诸同志在黄土坡“开一天”酒馆举行振武学社成

　　立大会，刘复基成为振武学社的重要骨干。该组织发展的对象主要是新军士兵，各标营均设有代表。为了更好地联络新军士兵，他毅然投笔从戎，改名汝夔。他本是一文弱书生，而新军训练极为艰苦，有人担心他吃不了苦，劝他不必当兵。他回答说：“我为复兴祖国而奋斗，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还怕什么苦呢？”

　　刘复基入伍后，刻苦自励，连老兵都自叹弗如。他利用训练余暇，推进社务，使革命势力日益发展。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官潘康时，对革命组织多方掩护，渐为协统黎元洪所侦知，被革职。黎元洪委派他的亲信施化龙任队官。施化龙表面上与振武学社社长杨王鹏交好，暗中却侦探他的一言一行，然后报告黎元洪。黎元洪又将杨王鹏等开除，振武学社也遭到破坏。

　　1911年1月30日，两湖革命党人以团拜为名，在黄鹤楼召开了新军代表大会，决定将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由蒋翊武任文学社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3月15日，文学社在黄土坡招鹤酒楼召开正式代表会议，除詹大悲等少数报界人士外，几乎全是士兵。由于蒋翊武、刘复基的共同努力，他们两人所在的第四十一标成为革命的策源地。到武昌首义前夕，文学社已发展3000多人人社，是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

　　1911年4月27日发生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吏加强防范，不少革命党人也因失败而产生悲观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刘复基请长假离开部队，不顾个人安危，匿居武昌阅马厂文昌阁，每日轮流往来于各标营，了解情况，传递信息，互通情报，使新军战士革命精神更加振奋，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5月10日，文学社在黄土坡同兴酒楼再次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在小朝街85号张廷辅寓所楼上设立总机关，刘复基被推驻社办公。会后，刘复基离开军营，进驻小朝街总机关，专事文学社的组织领导工作。文学社以《大江报》为机关报。该报以“提倡人道主义，发明种族思想，鼓吹推倒清朝罪恶政府”为主旨。刘复基和蒋翊武等均为该报撰文，凡有军中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尽情揭露，不留余地。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新军士兵则爱报如珠。7月26日，《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著名时评。8月1日，鄂督瑞徵以《大江报》“扰害治安”的罪名，将其查封；经理詹大悲，主编何海鸣亦遭逮捕。外间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新军中文学社社员跃跃欲试，刘复基星夜驰赴各标营告诫士兵务必谨慎从事，不可无组织行动。他反复叮咛说：“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期之将至。对非社员之态度宜温和，使感情融洽，万勿树敌，此于本社前途关系重大，各同志其特别注意焉！”在革命形势遭受严重挫折后，两湖革命党人又很快度过了难关。

　　9月8日，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各州、县相继起义，全川震动。湖北当局将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又下令调动部分标营至邵阳、岳州、宜昌、襄阳等地驻防，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文学社社长蒋翊武、重要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将随营启程，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人们议论纷纷。刘复基召开文学社紧急代表会议，号召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这一危局。一旦武昌首义，分驻各处同志如能迅速响应，其效更大。不必因此惊慌失措。待起义计划拟定之后，“即派人往各处通告”。

　　接着，刘复基指定驻防宜昌的四十一标一营的唐牺支负责与调往四川的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联络，占领宜昌；驻防襄阳的马队八标三营章裕昆、黄维汉负责与开往郧阳的二十九标三营联络，届时响应。留驻武昌的马队八标一营和二营则由熊楚斌等三人负责。蒋翊武驻防岳阳期间，由王宪章和刘复基两人负责文学社的领导工作。刘复基的出色工作赢得了革命党人的一致好评，时人赞誉他为“文学社的诸葛亮”、“革命党中之一智囊”。

　　当文学社在军中迅速发展组织的时候，湖北革命党人的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也由发展会党转而着手运动新军，因发展对象相同，时有摩擦发生，刘复基作为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力主两团体联合一致、共同反清。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在武昌雄楚楼10号刘公住宅召开联席会议，大会由刘公主持，孙武首先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刘复基发言，他说：“我们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以前的合作是消极的合作，今后要积极的合作。现在革命形势，已如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本人建议，我们到了与清朝政府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候，应该把文学社、共进会名义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清朝政府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希望全体同志群策群力，铤险以赴，再不存门户之见，多所顾虑了。”

　　刘复基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两团体合作已成定局。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重要骨干及各标、营代表又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舜寓所召开大会，孙武主持会议。会上，刘复基报告所拟《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经过讨论，获得通过。会议还决定在汉口成立政治筹备处，设在汉口长清里98号熊晋槐寓所原共进会总机关，加紧赶制起义时所需的旗帜、印玺、文告等；在武昌成立军事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原文学社总机关。以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为军事指挥部调查部副部长，兼常驻筹备员，负责筹备起义的各项具体工作，诸如用兵方略，调查地形等都由他一手操持。这次会议确定中秋节（10月6日）起事。

　　9月24日会议刚刚结束，孙武尚未离开胭脂巷，忽然听到有人说南湖炮队发生事变。炮队同志孟发承前来报告事件发生经过：“驻扎在南湖的八标炮队第三营正目梅青福、兵士汪锡玖请长假离营，同营兄弟为他们饯行，正当饮酒猜拳时，排长刘步云斥责他们不该酗酒，表示要严惩酗酒者，引起士兵反抗，革命党人霍殿臣、赵楚屏等盛怒之下拥入军火库、拖出大炮，填入实弹，准备暴动。但因附和者甚少，霍、赵等数人见状逃匿。张彪得报，令马标统带喻化龙派队弹压，并追捕肇事炮兵。”孟发承报告经过后又补充说：“事前无准备，今天发动恐不易成功，不发动又不知后果怎样？”孙武等人亦犹豫不决，适刘复基去而复返，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复基说：“顶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于少数同志，就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

　　后来得报，炮队中的下级军官，因怕上级官长惩办，仅以“酗酒滋事”的罪名革去数人而敷衍过去。为首的人也因追捕不得而未加深究，党人仍按原计划行事，一场风波就此得以平息。

　　南湖炮队事件之后，清吏加强了侦察防范，由于长清里98号机关人员出入频繁，引起官方注意。于是由李白贞担保租借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房屋一栋，10月7日政治筹备处机关迁入其内。起义时间原定于10月6日，又因湖南焦达峰于9月28日派人报告“准备不足”，请延缓至10日，最后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一切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然而意外的事故发生了。

　　10月9日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试制炸药失慎，引起爆炸，孙武面部及右手炸伤，被送往法租界同仁医院友人徐凤梧处藏匿医治，所有旗帜、袖章、关防、文告、名册等均被俄国巡捕搜去，清吏拟按名索捕，形势十分危急。也就在9日早晨，蒋翊武向官长托词告假，已从岳州赶至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这时，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蔡大辅等人正在讨论起义计划。至下午，有人前来报告汉口宝善里失事的消息，刘复基坚决主张当晚立即起事。他说：“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

　　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经过讨论，众人一致决议于9日夜半发动起义。刘复基当即草拟起义通知，定于9日晚12点钟城内外同时举事，以城外炮声为号，起义部队左臂系白布为标志。并对各标营攻击目标进行了具体分工。这个简短的通知对武昌首义起到重要作用。蒋翊武阅后表示同意，并令人抄写若干份，派同志分头向各标营代表及机关传递。通知发出后，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牟鸿勋、陈宏诰、龚霞初等人，守候在小朝街85号机关，等待各营举义。当晚机关部人声鼎沸，往来请示举义者络绎于途，刘复基开启留声机，放送音乐，借以掩护。刘复基认为，此处为起义指挥部，自然需要有人驻守，但也是很危险的地方，不宜人数太多。他几次催促同志们离此险地，但大家都不愿离去，他诚恳地劝潘善伯说：“孙武生死未卜，品三（邓玉麟，字品三）、树三（陈磊字树三）正去送通知，十分危险，革命者虽然不怕牺牲，但可以避免的危险应当尽力避免，何必让敌人一网打尽了呢。”他一直将潘送至楼下，方才上楼。

　　到了深夜，指挥部忽然听到紧急敲门声，刘复基知有变故，斩钉截铁地对周围同志说：“你们赶快翻越楼窗逃走，我去对付。”

　　他手持炸弹，站在楼梯口守候清军从楼下破门而入，冲上楼来，刘复基向上楼的清军投掷炸弹，匆忙间未拉引线，炸弹未爆，清军蜂拥而上，刘复基被捕，同时牟鸿勋、陈宏诰、龚霞初一道被捕，蒋翊武跳窗脱逃，彭楚藩身着宪兵制服，本可冒充前来拿获党人的清方军警，但他誓与革命党人同生死，自己承认为革命党人，与刘复基同时被捕；杨宏胜在给工程营送炸弹途中被军警发现，杨回头投掷炸弹受伤被捕。他们被押到总督衙门。当晚各革命机关被捕的多达30余人。

　　清湖广总督瑞徵连夜在督署会审，以参议官铁忠为主审，汉阳知府双寿和武昌知府陈树屏为陪审，瑞徵坐在签押房幕后指挥。铁忠问刘复基：“您的党羽有几多？快快讲来我。”

　　复基回答说：“除了彼一般清奴汉奸，皆是我的同志。还有什么问头，将我快快杀了罢。”

　　铁忠报告瑞徵，瑞徵连说：“杀！杀！杀！” ^[1]

　　10月10日凌晨，刘复基连呼“同志速起，还我河山”等口号，和彭楚藩、杨宏胜英勇就义于武昌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外。时年26岁。

成就荣誉

　　●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

　　首义三烈士 刘复基 彭楚藩 杨洪胜

人物生平

　　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少时曾读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人的著作，深受感动。1903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又接受了近代民族意识的熏陶。1904年加入华兴会，协助宋教仁联络常德一路会党，筹措长沙起义经费。起义事泄失败后，避居常德柳叶湖。1905年春，参加马福益领导的洪江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继续探寻革命道路。同年底由宋教仁主盟，加入同盟会。1906年春归国，与胡有华等在长沙后街五堆子设派报所，暗中运销《民报》等革命书刊，同时负责湘鄂两省的联络工作，并积极参加禹之谟等发动的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的学潮。禹之谟被捕后，回常德在？园寺设立湘西革命机关，准备起义。萍浏醴起义爆发后，机关暴露，避走上海，协助同盟会员杨卓林办《兢业旬报》，宣传革命。1908年春应胞兄星？之邀到汉口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此间利用工作之便，与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建立密切联系，并使该报发挥了革命舆论阵地的作用。嗣因拟击杀立宪派杨度未果，被捕，旋获释。是年群治学社更名为振武学社，建立标营代表制，在新军中秘密发展组织，他遂更名汝夔，入湖北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1911年初，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被推为评议部长。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离开军队，匿居武昌阅马厂文昌阁，往来于各标营，加强联络。5月10日，文学社在小朝街85号设立总机关，被推为常驻办公。一方面努力巩固和发展文学社，另一方面竭力推动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并在磋商联合中充任文学社首席代表。9月14日，两团体在楚雄楼10号召开联席会议，会上他慷慨陈词，号召两团体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清政府。24日，两团体召开联合大会，共商首义计划，组成起义总指挥部，他被推举为常驻军事筹备员之一。10月9日，宝善里机关因炸药爆炸被查抄，清吏肆行搜捕。他闻讯后，奋然倡议“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起义总指挥蒋翊武根据他准备的地图和方略，草拟了当晚起义的命令。晚上10时，小朝街指挥部正等待起义的炮声，军警突至。他挺身而出，投弹拒敌，受伤被捕。清吏连夜在督署组织会审，他自供革命不讳，大骂清吏无耻。10月10日，在武昌湖广总督衙门外英勇就义。

熊秉坤

熊秉坤（1885—1969），字载乾，原名祥元，又名忠炳。湖北江夏（今武汉）人，早年经商。后投鄂军第八镇第八营当兵，加入“共进会”，任该营总代表，秘密发展会员200余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率工程兵首先发难，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卓著功勋。武昌起义后，任第五协统领，参加武汉保卫战。1913年“二次革命”时，在南京参加讨袁后，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中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中文名：

熊秉坤

别名：

祥元，炎炳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湖北武汉修元乡熊家湾

出生日期：

1885年

逝世日期：

1969年5月31日

职业：

职业军人

主要成就：

参加武昌起义，北伐战争

　　熊秉坤（1885—1969），原名祥元，又名炎炳，字载乾。江夏修元乡熊家湾人，后迁石嘴袁家河楠木庙村。早年因父亲早死，家道中落，读书不成，乃入商店当学徒；曾在武昌平湖门一带码头做搬运工。后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当兵，升正目；1909年加入革命团体日知会。宣统三年(1911年)春，加入共进会，继雷振声之后担任共进会工程第八营营代表。至起义前夕，在营中发展会员200余人，任工程营革命军大队长。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文学社召开联合大会，制定起义方案，采纳其建议，决定由工程营负责占领该营防地楚望台军械库。10月10日，工程营革命同志面对孙武受伤，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起义计划暴露的严峻局面，议决率先发动起义。程正瀛首先开枪打死值班排长陶启胜，后击毙前来弹压的黄坤荣、张文涛，全营振动，枪声四起。熊立即以该营代表和革命军大队长身份首先率部发难，“下楼吹哨笛集合队伍”，随即对空连放3枪，首先率部占领楚望台军械库。进攻督署战斗开始后，熊组成敢死队40人攻破督署东辕门。督署下，武昌光复。阳夏战役爆发，任民军第五协统领，先后在汉口刘家庙、大智门、跑马场一带与清军激战。

　　次年1月湖北军政府整编各部，第五协编入第三镇，移驻云梦一带；3月，改协为旅，任第五旅旅长；10月，北京政府授熊以陆军少将衔，1913年补授勋五位。因反对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受黎通缉，乃弃职逃至赣、宁、沪等地。旋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黎元洪悬赏通缉和缺席审判，远走日本。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同年秋回鄂，被孙中山委为讨袁鄂军司令。后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中国国民党成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4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并受聘为湖北革命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委员，1930年一度兼任武昌市长。1931年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46年退役。

　　武汉解放前夕，参与维持地方治安，为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公安组负责人之一。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务委员、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参事室参事、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孙中山90诞辰全国纪念大会筹备委员。1961年，曾同温楚珩、李白贞3人代表湖北辛亥老人到北京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1969年5月31日逝世后葬于武昌九峰山。著有《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等。

辛亥首义

　　1911年（旧历辛亥年）10月10日，高大的武昌城门紧紧地关闭着，只有被风卷起的败叶在布满军警的街上无力地翻飞。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巡防营、守卫队的兵士在各条大街小巷盘查过往行人，身着宪兵制服的清军到处搜捕抓人，连清王朝湖北新军各营士兵的子弹也被上司收缴，对工程兵第八营还实行了特别戒严措施。

　　熊秉坤深感形势严竣，若不当机立断，起义就会夭折。于是熊秉坤便利用早餐机会集中各队（连）党人代表，悄声说道："我们的名册已落入敌手，被捕杀头只是早晚的事。与其坐而等死，不如起义造反。再说我营是防守军械库的，应该首先起义，为其他各营起义供应武器弹药才是。"这席话深得在场代表的一致赞成。当时大家决定晚间第一次点名后、第二次点名前，即7~9点之间起义，以三声枪响为号，先杀掉敢于抵抗的反动长官，再攻占楚望台军械库。

　　晚上7点钟以后，熊秉坤想看起义准备情况，便利用当班的机会，顺着营房前、后、左、右四处巡视。忽然，楼上二排传来吆吼之声，熊秉坤知道有事，赶紧握枪在手，朝二楼疾奔而去。与熊秉坤相遇，熊见是反动军官，这一枪点燃了辛亥首义的烈火，唤起了全营革命党人，顿时，营中人声鼎沸，枪声大作，在熊秉坤的指挥下，与前来镇压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枪战。革命党人击毙了阮荣发、黄声荣等大小反动军官，冲出营房。在操场上熊秉坤吹响了集合警笛，带着怒火满胸膛的起义队伍，直奔楚望台而去。

　　楚望台设有军械库，里面藏有从德国、日本购买和汉阳兵工厂制造的大量军火，一向由工八营派兵守卫。那里的革命人早已作好了起义准备，听到工八营营房枪响，知道起义了，于是他们赶跑了这里的反动军官，迅速占领了军械库，与赶来的熊秉坤等起义同志会合。接着许多邻近兵营的革命党人也率部奔赴楚望台，楚望台顿时成为起义部队的大本营。为了加强指挥，起义军公推工程八营队官（连长）昊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副总指挥。命令金兆龙带一队士兵打开中和门（今起义门）迎接南湖炮队，熊秉坤等兵分三路进攻湖广总署。

　　进攻湖广总署的三路起义军，战斗十分艰苦。10月10日夜晚，雨雾茫茫，一片漆黑，炮弹的命中率低，而总署衙门墙高厚垒，当时又有最先进的机关枪组成的强大火力网，同时总督瑞澄和第八填统制（师长）张彪把5000清军布防在通向湖广总署的各条要道，使三路起义军沿途受阻。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吴兆麟、熊秉坤一面组织各路义军发起猛攻，一面决定火攻助威。在进攻总署衙门时，不少附近的居民自愿参加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他们熟悉地形，又乐于献出自己的住房，同义军一起纵火。只见王府口、小都司巷、望山门附近火光冲天，照得总署衙门一片通明，连门前的旗杆都清晰可见了，这样为炮队指明了炮击目标。大炮的怒吼，击中了总署签押房，使负隅顽抗的清军胆颤心寒。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的瑞澄，知道大势已去，从后墙挖洞逃到长江中的"楚豫"舰上。

　　此时，熊秉坤率领的第三路义军在总署衙门正面遭到清军顽抗。熊秉坤挑选了40名精悍的士兵组成敢死队，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杀敌。革命勇士王世龙手提煤油、木柴冒死跃上钟鼓楼放火，不幸壮烈牺牲，然而钟鼓楼火势大作。在大炮的掩护下，起义军冲进总署东辕门（今武昌造船厂东大门）。守在总署大门前的清军，凭借武器的优势，用机枪向起义军疯狂扫射，妄图垂死挣扎。这时，只见工程营士兵纪鸿钧手提一桶煤油，冒着密集的弹雨，跃上总署耳房破桶纵火成功，自己却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熊熊的烈焰蔓延到总署大堂。起义军乘势猛攻，歼敌无数。张彪见总署一片火海，清军伤亡惨重，大势已去，只得带着残军退走汉口，成了败军之将。

　　辛亥首义经过一夜的鏖战，革命军终于攻克了清政府在湖广的最高统治机关--湖广总署，占领了武昌城。11日清晨，革命军旗帜高高飘扬在白云黄鹤的上空，一群群起义官兵兴高采烈地相互祝贺，相互拥抱。起义成功了！12日起义军又收复了汉口和汉阳，武汉三镇全在革命军的掌握之中。

认证档案

　　早年投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当兵，后升正目。后加入共进会，任营代表。武昌起义爆发时，率工程八营打响第一枪，占领军械库，攻破总督署。湖北军政府成立，任民军第五协统领。武汉保卫战时，率部转战汉口、汉阳，失败后退守武昌，反对南北议和。1913年在鄂参与组织改进团，反黎倒袁，遭通缉，东渡日本。次年入中华革命党。同年回鄂组织讨袁军。继而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1927年参加参加北伐。后任职国民党政府。解放后历任中南军事委员会参事、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革命功臣

　　熊秉坤，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功臣，湖北省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1884年生，字戴乾，曾名祥元，又名忠炳。黄埔军校开创期间，他结识了周恩来。北伐成功，国共却分家了，从此天各一方。周恩来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熊秉坤则一度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兼任武昌市市长。1931年后，熊秉坤长期挂名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46年退役。解放战争期间，熊秉坤通电反对独裁，推进和平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受到各级党组织无微不至的照顾，尤其是周恩来总理体贴入微的关怀。

迁新居

　　早在50年代，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于百忙之中，来到熊秉坤家，转告了周总理关怀之情，并让搬到水果湖张家湾居住。熊秉坤当即诚挚地感谢周总理及张省长的美意，并说：我已古稀，垂暮之年，一切都不讲究，不必再迁新居，后人也自有后人福，无须考虑他们；何况国家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处都在搞基本建设，需把钱用在基建上，国家富了，民族兴旺了，儿孙们自然也受惠其中。张体学笑道：熊老，看来你真是一个廉洁自律者，一生两袖清风，安于清贫淡泊，给你房子不要，舍不得这既破又老的房子，你时刻记得国家和人民；我们共产党人讲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你也有这民族传统美德，我们真是好朋友，真是同心连根的一家人!走时，张省长再次劝迁移新居，熊秉坤婉谢。张省长见此情景，只好派人将其住屋予以修缮。在修缮中，熊秉坤也只同意将屋面漏雨之处重点修缮，任何装饰一律辞谢。

会皇帝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熊秉坤作为全国纪念会的筹委和湖北推选出的辛亥革命志士代表，参加了北京盛典。国庆宴会上，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得知熊秉坤也出席这次宴会，便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表露想见熊秉坤一面，张立即禀报周总理，总理欣然同意。“末代皇帝”来到熊秉坤面前，高举酒杯说：“辛亥革命，你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统治，打倒了我这个当年还是小孩子的皇帝，让我能顺应历史潮流，改造为新人。为表达谢意，容我敬你一杯。”熊秉坤则谦逊地回答道：“承当不起，我们过去是夙敌，你是皇帝，我是乱民；今天是共产党领导，冤家路宽，大家择善而从，成了朋友，都做了新人。新人做新事，让我们为国家昌盛，民族兴旺共同干杯。”此后，周恩来又精心安排组织了溥仪等人与熊秉坤等革命党人的正式会见。这一会见成为旷古未闻的历史性会见，是一次奇人奇事奇会的“三奇”会，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爱国楷模

　　1964年，全国政协开会上，湖北省的委员都住在民族饭店。有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广才，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建国前国民党最后一任湖北省主席朱鼎卿，建国后任武汉市副市长的民建武汉市委副主委孙耀华，还有著名汉剧艺术大师、须生泰斗吴天保……他们一起应邀出席了周总理主持的国宴。熊秉坤因饮酒过量，回到饭店，显现出一副醉态。孙耀华等几位说，熊秉坤今晚太高兴了，多喝了几杯，吃醉了。张副司令员哼着楚剧《蔡鸣凤》走过来说：“嘿，熊秉坤今天风头出足啦!”孙耀华说：“周总理到湖北这边打招呼，与熊秉坤握了手，又一同坐下来谈天，我们这些人都只能在一旁静听。”吴天保说：“像跑龙套的站立两厢。”朱鼎卿说：“大家列队行注目礼。周总理走后，大家他亲高兴，他为湖北添光增彩，还都知道他是海量，你一杯，我一盅，喝多了。”

　　熊秉坤通宵睡得很香。第二天大早一醒来，就和人说：“周恩来总理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宴会上那么多人，那么忙，他各处都事无巨细地照顾到了，到了湖北这边与大家干杯后，拉我坐下来，肩并肩地谈家常，让人感到他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挚诚。身为一国总理，一点儿官气也没有，毫无架子可言。过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了得?怎么会与我促膝而谈?我在过去，家里应该是高朋满座，可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而今居然能和当朝'宰相’坐在一起……”　“周总理说了些什么?”　“那真是体贴人微，问我血压，问我心跳，问我住得怎样，吃得怎样，过得怎样，到北京习不习惯，问你们在哪里工作，问有几个孙儿孙女……”

　　俗话说，好男有泪不轻弹，可熊秉坤这时哽咽起来，他说：“我活了80岁，哪有什么泪水不泪水；可昨天，两个眼睛都湿了，心要跳出来了，血像烧开了的水，人如同在梦里一样；周总理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这时哪里又说得出一句话来，只是摇头连说不不不，连谢一声都没说。我太糊涂，太对不起周总理，太抱歉了。后来周总理对我说：我前几年的许诺，会放在心上，你在湖北，有事还是找找张体学，方便一些。我赶紧说，张省长是个好省长，很关心我的。周总理听了，满意地点点头，并让我有什么要求大胆地讲，包括个人及儿孙的。我连忙回答道，个人及家庭的绝对没有，要有就是希望早日建成辛亥革命纪念馆。周总理连连点头说：提得好，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继承者。我们肯定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歌颂辛亥革命，要把这一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让全国人民了解和知道。辛亥革命不仅是改朝换代，推翻了封建，废除了专制，打倒了皇帝，更主要的是人们在精神上、思想上获得空前大解放，共和深入人心，反对皇帝，反对独裁，为以后的革命发展，开辟了道路。没有一百多年来诸如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梦寐以求地追求真理，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周总理还说，辛亥革命是国共两党的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促进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都需要有这么一个辛亥革命纪念馆，应当积极筹备。”

晚年人生

　　1969年，熊秉坤病危。他道出了一个秘密：“1959年春，全国政协开会，周总理邀约了部分年岁较大的委员开座谈会，鼓励大家把自己亲身经历，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记下来留给后人。他说，这是一笔财富，了不起的财富，可以让后人借鉴、学习，从中吸取经验，接受教训，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服务。总理祝愿大家健康长寿。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自然规律，人人有份，十分公平，谁也有这白的喜事到来的一天。大家已是高龄，时不待人，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挽回损失，因此希望老先生们在有生之年，写些东西留给后人。在座的百年之后，我尽量提供服务……散会时，周总理又特意对我说，你老在外地，找张体学就行。”

　　熊秉坤逝世是在1969年5月31日下午5时左右。张体学指示：熊老生前，周总理十分尊重和关心，丧事要报周总理。第二天一大早，果由以后曾担任参事室主任的安平等几位同志来到家中，代表张体学及组织慰问家属，并传达了周总理四点指示：①安葬在武昌九峰烈士陵园；②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操办丧事，赠送花圈；③开追悼会，报纸电台发布讣告和消息；④慰问家属，听取意见。在临开追悼会时，突然改为告别仪式。张体学带口信来：“很想亲自主持参加，但不太方便，以后有机会到家中看望，务望节哀。”告别仪式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湖北军区司令员、老红军韩宁夫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