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爱新觉罗溥山:【梁士诒、周自齐、胡惟德、胡景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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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诒、周自齐、胡惟德、胡景翼】
梁士诒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汉族，广东三水人。祖籍为如今的佛山市三水白坭镇岗头村。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参与袁世凯胁迫清皇室退位的活动，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务。为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交通、财政高级官员，旧交通系首领，是清末和民国初年非常活跃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人物生平
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交通、财政高级官员，旧交通系首领。
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3年应袁世凯之聘，任北洋书局总办。1907年起任邮传部京汉、沪宁第五铁路提调、交通银行帮理、铁路总局局长。1911年11月在袁世凯内阁署理邮传部副大臣、大臣，参与袁世凯胁迫清皇室退位的活动。1912年3月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5月任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成为旧交通系首领。他大力筹措经费支持袁世凯称帝，还发起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求变更国体以邀宠。袁世凯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通缉，
梁士诒自民国5年以洪宪祸首受通缉后，一直在北京政坛上退居幕后，与他在民国初年红极一时相比，正是两个极端，自他不在台上后，北京政府的财政就一直没有办法，他也恃此重返政坛。
10年9月他从北方回到广东，寄居香港，由于他在外交和财政上都有潜势力，所以他和南北军政界人物都有往来。徐世昌目睹财政情形恶化至于极点，也把希望寄托在梁财神身上，认为梁或可起死回生，旧交通系分子当然不肯放弃这个千载良机，也力劝梁北上。
于是梁士诒乃于
梁士诒到北京的时机最好，因为靳内阁已经摇摇欲坠，徐世昌便和他接洽组阁问题。
外交总长颜惠庆
内务部长高凌霨
财政总长张弧
陆军总长鲍贵卿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黄炎培
农商总长齐耀珊
交通总长叶恭绰
梁阁中鲍贵卿、齐耀珊是属于奉系，高凌霨属于直系，颜惠庆、王宠惠属于英美派而接近直系，张弧属于亲日派的新交通系，叶恭绰属于旧交通系，李鼎新和黄炎培则无所属。这是一个直奉两系和旧交通系的混合内阁，而交通系的新旧两派则由分而合。
梁士诒的运气并不太好，因为直系的曹锟，尤其是吴佩孚是反对梁士诒组阁的。当张作霖推荐梁士诒组阁时，竭力把曹锟拉进来作为推荐人之一。可是吴佩孚则一再打电报给曹，劝他离开北京是非之地，不要碍于情面，甘受别人的利用。
吴佩孚早在梁北上时，就担心梁会上台，因此曾致电浙江督军卢永祥，略称：
“前此梁士诒赴粤与陈炯明接洽，亦与孙文有所晤谈，此次拟出组阁，将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危及国家，殊堪懔栗。第恐奉张不察，深受其愚，则梁阁实现之日，即大局翻腾之时。昨电曹使谓梁如组阁，长江各督均不赞成，并望聘老担任。如不就，则以颜久代为宜。特闻。”
梁阁成立时，梁启超也在北方，曾函他的本家致贺，这两位广东才子私交甚笃。梁士诒收到梁启超贺函后，曾亲笔复了一函，函云：
“近知台从在京，拟二三日后一领大教，奉书欣慰无量！此次自跳火坑，知者无不以为痛苦，况身受者欤？外忧内患相逼而前，事事皆时不我待，支此危局，贤智知其难，以诒之不才，更不足道矣。伏处多年，入门后颇形隔阂，昕夕尚在检卷时代，亟思得其真相，以就正于良朋，借以启导朦昧，免蹈歧趋。我兄能于新历二日或三日入京一行，畅谈三小时，当可尽所欲言。晚间九钟后当有暇晷，能预先二三日示期，俾腾出时间，不至相阻，更善。人当危难时，辄呼旧侣，卅年旧交，当不吝援手也。”
梁士诒的内阁以长于外交和财政自负，可是吴佩孚以外交（胶济路）问题攻击他，以财政（军饷）问题压迫他。当然实际的原因则由于梁阁是奉张所支持，和直系自有距离，尤其是和吴佩孚。所以吴抓到了外交为题目便大作文章。
“……自鲁案发生，展转数年，经过数阁，幸赖吾人民呼吁匡救，卒未断送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华府会议开幕经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拟订发行债票，分十二年赎回，但三年后，得一赎清之办法。外部训条，债票准华人购买，避去借款形式，免得种种约束。果能由是赎回该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迳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
梁士诒接到吴的歌电后，乃以国务院会同外交部名义于
“内阁成立，对于华府会议，一守前此方针，业经通告代转知各国。目下急待解决者，为鲁案中之胶济铁路问题，前次迭经在美磋商，我均主筹款赎回自办。至筹款办法，或发债票，或发库券，不论向国内外筹款，均以截清先后界限，申明该路收回自办性质为要义，仍拟先尽向本国商民筹借，以期稍挽利权。嗣以关于款项用人办法，双方争议，迄未解决。上月二十七日，日使到外部称，日本让步已极，若中国坚持即刻赎回之议，惟有停止交涉等语。我仍主赎路自办，未变初旨。三十日我三代表来电称：'赎胶济路付款事，现拟两种办法：（一）中国人以现款存入第三国银行，协定成立后，第三个月底交五分二，第六个月底交五分一，第九个月底交五分二，照此办法，中国不必聘用日本技师。但日本代表坚持在会同派铁路人员估价后交还该路之前，须将款项全数交存第三国银行。（二）中国按照应付款数，发行国库券，分二十四期收赎，每六个月为一期，但三年后，中国得一次赎清，惟须六个月前通知。第一期于协定发生效力，九个月后交付现款，其余款项，以本路资产及赢利作抵，并酌给利息，中国政府于中国铁路内所用日本有经验技师中，选充本路工程师。照此办法，日本坚持须用日本为副车务长，副会计长’。查该路作价约三千万日金，采用何办法归还，政府并无成见，如能设法筹足交存，照第一款办法办理，则一切葛藤均可斩断，固为上策。然金融紧迫，款钜难筹，即三代表电称：'国民代表，山东代表亦主张分年付款，用人一节，不妨让步’云云，果能现款收回，虽似直捷，而国民代表不敢应承，则筹款之难可知等语。是舍立付现款而外，无论库券债票，惟有仍抱定赎回自办宗旨，以冀取益防损。目下华府闭会在即，势难久延，除电知三代表坚持原案以保主权外，尚盼切实筹维，兼权利害，明示周行，借为后盾，大局干甚。并希立复。”
“微日通电计达台鉴，诚以胶济路案关系重大，事机迫切，有稍纵即逝之虞，用将经过实况宣告国人，冀明内容，并求良果，事属未定之局，心无成见之存，区区微忱，谅蒙鉴亮。乃吴巡阅使睽隔传闻，致滋误会，竟有歌日之通电。士诒视事以来，对于此问题，商询同僚，迭次会议，多持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前此外交部训条所谓漠然借款形势者，持论具有深意。盖自办必先赎回，赎回必先筹款，若筹诸国内而立可得三千万日金之钜款，自一切无复问题，否则无论其为债票，为库券，期无论长短，还无论整零，其为债一也，其为分年偿还一也。盖既无现金，只言赎路，将以何物为赎？则不得不出于库券与债票之一途，事理灼然，无可讳言，亦无庸再计。故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其上策固望国人之自筹，否则国内外合筹债款，亦可两害取轻，要未尝言及限于日本，亦非但尽日本也。至于交涉方式，自有常轨，小蟠公使前来贺任，原为礼节之常，并非交涉谈判。此次华府会议，既有端绪，当然仍由外部及三代表主政，亦无取特别训条。吴使歌电所指摘者，均与事实相违。在吴使爱国心殷，热忱倍炽，偶为流言所惑，遽滋投杼之疑。士诒惭诚心之未孚，惧时机之易失，诚恐流言之不息，影响所及，将致尽弃前功，则数月来，我国民奔走呼号，各代表苦心因应，概付流水，其为不幸，岂止士诒一人而已！心所谓危，敢陈悃臆，惟我爱国同胞实图利之！”
同日梁士诒发表对外宣言，声明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同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文曰：
“我国与各邦交，近幸均极敦睦。自民国肇造，国体变更，国民之学问见识，亦随国体之转移，而与时增进。故对于新文化，则欲其灌输，以增益固有之智识，对于经济，则冀其流动，以开浚未辟之富源，此实东西洋接近之阶梯，而无形中足以联络交谊于无穷者也。至于此次华府开会，其主旨在维持太平洋及远东之永久和平。我中华民国位于太平洋之上，关系尤重。其对于该会议所愿望者，在恢复独立国家固有之主权，享有国际平等公正之地位，与列强友谊协作，解除国际间之歧向，及防止将来之纷争而已。中国希望与已有关系之各重要问题，皆应在华会解决。关于山东省问题之中国地位，新内阁完全赞成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至各种悬案，凡曾有不良之影响于邦交者，以公正的办法解决之。至于中国国内情形，现仍在过渡时代，务期从速整理，以期适合于新潮流。以中国人民之天才，益以四千年之阅历，证诸往事，足以制胜一切艰钜。中国政府及人民，倘非因顾虑外侮而减少其能力，并苟脱离现在主权之限制，则中国不难建设强有力之统一国家，造福本国及世界。新内阁知现境之维艰，但非无法以制胜者也。”
梁士诒辩诬的通电发表后，
“梁士诒卖国媚外，断送胶济铁路，曾于歌日通电揭其罪状。乃梁氏作贼心虚，恐招全国声讨，竟有虞日倒填日期之微电，故作未接歌电以前发出，预为立脚地步，以冀掩人耳目，而免攻击，设计良狡。殊不知欲盖弥彰，无异自供其作为，电首既标明七日一点五十分发电，而电末则注微日，以堂堂国务院，而作此鬼蜮伎俩，思以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稍有阅电常识者，当早如见其肺肝。彼开宗明义，首曰：'内阁成立，一秉前次方针’，是欲以卖国之罪，加之前内阁也。如前内阁有借日款赎铁路，用日人之举动，何以未闻前阁磋商？何以未见今阁声明？既曰筹款办法或债票，或库券，何以又曰不论国内外筹措？既曰收回自办，何以必须用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既曰政府无成见，何以秘允日使要求？且何以不经外部而由梁氏面允？各国银行团既有不能单独借款之表示，何以独借日款？显系以华会闭幕在即，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为施其盗卖伎俩也，吾中国何以不幸而有梁士诒！梁士诒诚何心而甘为外人作伥！传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梁士诒兼而有之，全国不乏明眼之人，当必群起义愤，共讨奸慝。全国更不乏殷富之家，务祈合集钜资，保存命脉，锄奸救国，海内共鉴。”
“庚日通电，谅邀鉴察，据华府会议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电称：'政府代表对于鲁案及二十一条，坚持甚力，同时北京一方面隐瞒专使，开始直接交涉。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与努力，全归泡影。北京似此行为，吾人将来无力争主权之余地’云云。其梁士诒卖国行为，铁案确鉴。适余、蒋自华盛顿来电，更证明梁致专使之电，公然承认日款与铁路共管两事，则梁士诒倒填日期之微电，又焉有置喙之余地！观其登台甫旬日，即援引卖国有成绩之曹汝霖为劝办实业专使，陆宗舆为市政督办，拔茅连茹，载鬼一车，以辅其卖国媚外之所不及。吾中国神明华胃，锦绣河山，而容此獠，长此盗卖，宁谓有人！人心不死，即国土不亡，正义犹存，即公理尚在，存亡之机，系于一发。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这次吴佩孚倒阁，是指责梁士诒就任阁揆后，即接见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面允关于胶济路问题，直接在北京向日本商洽借款赎路，而置华盛顿会议于不顾。引起全国各界的愤怒，吴乃抓住这个大题目攻击梁。
可是梁士诒却否认有这件事，一再辩白，一再否认。可是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则对中国代表说，确有此事。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乃于
“此间日本代表团传出消息，山东铁道事，北京政府已与日本议有端倪，不久华府中国代表即有确切之训示云云。在美华侨得此消息，颇抱不安，究竟有无此事，乞速电示，以便更正！基、钧、惠十日。议五十二号。”
12日国务院外交部电复三代表，文曰：
“十日，议五十二号电悉，上月二十七日国务会议议决，鲁案由三代表在美京赓续办理，业电达。政府始终无在北京与日本开议之意思，更无此事实。所传议有端倪，自属毫无影响，对手方所传消息，显系一种作用，请速更正，并告华侨勿信误传为要！再来电更可证明政府以前并无训令三代表改变原议之事，除国内已切实声明外，祈一并声明！”
同日，北京国务院并通电宣布胶济路并无直接谈判与借日款事，文曰：
“关于胶济铁路事件，远近传闻异词，易生误会，特将事实简明宣布，俾国人咸知真相。（一）政府对胶济铁路案件，始终抱定赎回自办之宗旨。（二）此案始终由外交部电知我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解决，决无在北京直接谈判之事。（三）我代表来电，主张筹付现款或发行国库券赎回自办，未变初旨。（四）关于胶济路案，国务院并无迳行致电三代表之事。（五）政府并无借日款之意。（六）二十八日小幡公使来贺任时，谈及胶济路事，总理只答以我国方针，在筹集款项赎回自办，应由代表在华府会议解决，并声明此是个人闲谈，若正式答复，当经外交部。此后院部并未因此事与小幡公使有所接洽。以上六款希为传达，俾众周知。”
梁士诒有没有和日本公使小幡谈及借日款赎路事，成为这次阁潮的症结。而梁却在国务院的正式通电中否认，可见此事之微妙，不论梁有无此事，但梁阁有亲日嫌疑则是不争的事实，吴佩孚借此打击梁阁算是抓到了重点。
梁士诒在北洋时代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想不到东山再起后却如此不堪一击。
梁士诒更于
“胶济路案为吾国今日最要之问题，亦为国民所最注目之一事。士诒不敏，忝总国务，自当熟权利害，挈较重轻，期以尊重舆情，解决悬案。乃旬日以来，流言迭起，误会滋多，自愧诚信未孚，深以陨越为惧，今敢有最恳实之言，布告于群众者：（一）士诒向未主张及允许何人借日本款，以赎回胶济铁路。（二）士诒及国务院向未因胶济路事发过何项训电与三代表。（三）士诒向未主张及允许何人将鲁案移至北京交涉。（四）胶济路事始终仍系三代表照原议在华盛顿商议，并无在北京直接谈判之事。总之诒虽不才，惟事实所关，讵容诬蔑。国民如为征信计，可电询三代表曾否接到国务总理，或外交部，或梁某个人之电，嘱其借用日款及改在北京交涉。如有此事，则士诒受责何辞！否则，以感情之冲动，供他人利用，为事实之牺牲，牵动政潮，贻误大局，徒为忌我者所笑，爱我者所悲；逮真相判明，业已噬脐无及，则误国之责，必有任之者，而恐非士诒也。现距华会闭幕不过数日，已至最后奋斗之期，若非内外一心，急起直追，势必无及。迭接三代表报告，知三代表及英美两方已表明谣诼之虚诬，知我并无改变前议及移地交涉之事，英美调人已重事接洽。惟事钜期迫，非有真正后盾，三代表亦莫由奏功，今将士诒个人对于此事之希望，略陈两项于下：（一）坚持立刻赎回办法，由政府及国民速即筹集现款，以备交付。（二）依上项办法，胶济路即应完全收回，无须附带条件，其用人等项，即无庸议。此为最简单直捷之方法，果使我同胞坚持定见，万众一心，虽当捉襟见肘之时，必有集腋成裘之望，表示我四万万人群策群力，即在此日。诒虽驽庸，誓当破釜沉舟，毁家纾难，力图共济！以棉力所及，尽当担任筹措国内款项三百万元，以为倡始。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仅本外交公开之原理，借征公众意思之从违。士诒对于此案，决以民意为依归。前此各方指摘之言，不特无所容心，且当引为争论。惟冀全国一致，渡此难关，免失友邦期望之殷，用树政治刷新之础，庶国际地位，国内形势，尚有增进挽回之一日。士诒即以此电为征求全国公意之方，亦正我国民试验外交能力之日。邦人君子，幸有以教之！”
从这通电来看，似乎梁士诒确是被诬，可是政治这玩意的可怕也就在此，一跳入火坑，一受到诬指，百身莫赎，百口莫辩。
“天降丧乱，蟊窃内讧，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梁士诒以洪宪罪魁，幸逃显戮，营私结党，盗贼揆席，虺蛇为心，燕隼巢幕，奴性不泯，媚骨天成，甫入阁门，首以市政督办畀诸国贼陆宗舆，以市政所属建筑财产，抵押日本，借款一千万元，供其登台之用。以卖国成绩最优之曹汝霖为实业专使，实行其葵心向日政策，以资熟手。更用赌魁张弧之谋，以盐税作抵，发行九千万公债，以二千万还日本借与边防军之款，以五千万还国内银行，此债票系一种定时有价证券，票收期内，款取将来，彼从此可自由操纵国内银行，而制其死命。借日款赎还胶济路，各部总长均极反对，独梁、叶、张弧，不以为然。盖梁与日使交涉，欲以胶济路表面还中国，实际将债票完全押与日本银行，名为交路，实则仍在日手，华会代表来电，反对北京与日使直接交涉，而梁则扣电不发，以破坏我华会代表之势力，使英美各友邦，爱莫能助。综观其登台十日，卖国成绩已如斯卓著，设令其长此尸位，吾国尚有寸土乎？吾民尚有噍类乎？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
15日，吴佩孚电梁士诒迫其下野。电云：
“鲁案关系国家存亡，全国士民抵死挽救，鄙人本诸公意，不获已而迭次通电，迫于乡国情切，对公不免有烦激过当之语。乃公不以逆耳见责，反以闻过则喜，更许鄙人为直谅之友，休休有容，诚不愧相国风度。鄙人朴野不文，不禁有亵渎之感。公之元电，心平气和，尤不能不叹为涵养过人。赫赫总揆，民具尔瞻。鲁案经过，事实具在，华盛顿之噩耗，是否子虚？侨民之呼号，是否讹传？三代表之训令，是否捏造？余、蒋二代表之来电，是否厚诬？政府盐务九千万之借款，是否并无其事？我公既皆以流言视之，爱公者亦当以流言视之。惟鄙人亦爱公者之一，敢进最后之忠告。世界各国通例，凡内阁为人民不信任者，即自请辞职，以谢国人。公夙澹泊，尤重廉耻，疆吏既不见谅。国人又不相容，公非皇皇热中者流，何必恋栈贻羞，开罪疆吏国人！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公应迅速下野，以明心地坦白。前途正远，来日方长，去后留思，东山再起，又何惜争此一时虚权，而蒙他日之实祸耶？笑骂任他笑骂，好官自我为之。以公明哲，谅不出此。承许谅直，敢进诤言。天寒岁暮，诸希自爱！”
梁士诒究竟有没有面允日使直接谈判和允借日款，现在来追述，真是历史上的一大谜底，如果根本没有这件事，则梁士诒蒙不白之冤，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了。以梁士诒的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竟然变成政治牺牲品，可见政治这玩意太可怕了，一个人在大“势”上居于不利地位，任令你有多大本领也逃不过此劫的。
当时的政潮根本原因好像在于梁有没有面允日使和训令三位出席华盛顿会的中国代表，这本来很容易彻查。问题是这并不是政潮的根本原因，只不过是大家拿它来做文章而已。
吴佩孚抓住这个问题倒阁，形势上居于极有利地位，梁则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梁的后台张作霖虽然为梁辩护，可是有气无力，不如吴方面的声雄势大。张在此期间曾拍电给徐世昌，略云：
“……作霖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词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或亦因爱国热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局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
吴佩孚不仅针对梁士诒，而且兼及其副手叶恭绰，吴于
“读吴巡阅使佳日通电，殊深诧异！查交部所拟沪、宁、汉长途电话办法，系民国八年所定，并非恭绰任内经手。恭绰视事方及半月，诸务倥偬，未暇过问此事，更未由催促进行，特此声明，以免误会。至原电措辞，未及尊重彼此人格，殊为可惜，怒不致辩，统希鉴察！”
吴拿胶济路和国权问题作文章倒阁，使梁阁只有招架之功。
北洋时代的“电报战”是当时一大特色，文章高手都在电报中推陈出新，大显身手。吴佩孚这次倒阁就是使用的电报战，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篇仿“讨武则天檄”。与吴佩孚相呼应的，有田中玉的庚电（8日），萧耀南的文电（12日）和铣电（16日），齐燮元的覃电（13日），陈光远的元电（13日），赵倜的铣电（16日），冯玉祥的巧电（18日）。直系领袖曹锟没有讨梁的通电，也许他是碍于亲家张作霖的情面。
最妙的是山东第一混成旅旅长张克瑶发表了一篇“讨梁士诒檄”，通篇套用“讨武则天檄”，使人读完为之忍俊不禁。梁士诒却表现出相国风度，他的中国书读得很通，当然了解中国人所称的相国胸怀，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有容则大”。所以他对各式各样讨伐他的檄文都逆来顺受。他称吴佩孚为“吾国之一奇男子”，又说“自己生平好交直谅之友，争论敢不拜嘉”。吴佩孚针对他这风度，讥笑他是“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吴佩孚这时真是旭日东升，天之骄子，三年前他猛攻龚心湛内阁，龚阁因之垮台，是对皖系作战的先声。现在他猛攻梁士诒内阁，梁也摇摇欲坠，这次是他对奉系宣战的前奏。在这前奏曲中吴佩孚一直抓住上风，他的电报战有声有色，人人叫好，而张作霖却只有招架之功，拿了难题做不出好文章来，仅仅以私人名义劝梁士诒鼓起勇气来，不要灰心。
梁士诒辞职，徐世昌只批了准假，梁也想看一个时期，所以半推半就地请假到天津去。徐世昌当时想请北洋元老王士珍组阁，王自然敬谢不敏，王士珍在北洋老将姜桂题去世后，曾由北京政府派为德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他本来一直住在正定，不常到北京是非之地，由于兼理将军府事务，所以才到北京来的。
外交总长颜惠庆奉派第二次代理国务总理，因为梁士诒并未辞职，名义上仍是梁内阁，所以颜惠庆这次的“代揆”在性质上和第一次不同。他表示仍和上次一样，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所以不得不接受这个任务，同时他宣称代理阁揆之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
华盛顿会议闭幕后，倒阁问题已不重要，因为奉系正调兵遣将，吴佩孚也积极布置，双方即将兵戎相见，北京政府由谁来主持已不重要了。
梁士诒内阁
梁士诒内阁（
唐绍仪1
陆征祥1
赵秉钧
段祺瑞（临）
熊希龄
孙宝琦（临）
徐世昌1
陆征祥2
徐世昌2
段祺瑞1
段祺瑞1改
伍廷芳（临）
江朝宗（临）
李经羲
段祺瑞2
王士珍
段祺瑞3
钱能训（临）
钱能训
龚心湛（临）
靳云鹏（临）
靳云鹏1
萨镇冰（临）
靳云鹏2
靳云鹏3
梁士诒
周自齐（临）
颜惠庆1
唐绍仪2
王宠惠
汪大燮
王正廷（临）
张绍曾
高凌霨（摄）
高凌霨（临）
孙宝琦
顾维钧（临）1
颜惠庆2
黄郛（摄）
临时执政
许世英
贾德耀
胡惟德（临）
颜惠庆3
杜锡圭（临）
顾维钧（临）2
顾维钧
潘复
※ 数字指组阁次数；“（临）”指临时内阁；“（摄）”指摄政内阁；“改”指改组内阁。
梁士诒故居
梁士诒故居位于广东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原是一座豪华无比的官邸，建于1913年，建筑面积1130多平方米，原为梁士诒的“勋爵府”。但现仅存寥寥可数的睡榻、茶几、圆凳等家具于故居。
梁士诒墓
梁士诒墓位于三水区白坭冈头村，建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为圆上坟结构。以灰沙夯筑。前建有碑亭，碑前为石拜桌。有墓道、石牌坊。石牌坊阳面刻名书法家叶恭绰所书“梁氏佳城”。阴面刻段祺瑞所题“将相联辉”。整座坟墓建于小山丘之上，古木参天，宁静肃穆。占地面积约
梁士诒：逼迫清帝退位的“共和元勋”
“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都在你三人手里。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存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啊！”
大清最高统治者隆裕太后端在宝座上，完全没有她姑姑慈禧太后的威严，一开口就带着哭腔。
梁士诒是谁？为何隆裕太后不惜降尊纡贵，求他保命？正所谓形势比人强。慈禧太后当政的时候，梁士诒才高遭妒，蒙冤受屈。如今苦尽甘来，
作为袁世凯的左右手，身价已然不同。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独立潮之下，京城又接二连三发生暗杀事件，缺乏魄力的隆裕太后终日胆战心惊。铁
杆保皇派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良弼等人，不愿意对革命党让步，引起更激烈的反弹；袁世凯的手下将领，抛开了忠君的面纱，通电发难。风
雨飘摇之际，太后担心性命也保不住，不得不求助于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
“梁头康尾”
此时此刻，我们无法知晓，梁士诒在面对隆裕太后哀求的目光时，心中是否有一丝报复的快意。事缘9年前朝廷第一次举办经济特科考试，梁
氏从一百八十多人脱颖而出，张之洞领衔阅卷，极为欣赏，把他列在一等第一名。照规定，还要进行一次复试。慈禧太后此时听到了一些流言，
说是特科里面有不少坏人，召见军机大臣时，问道：“外间传说特科品流庞杂，心术不端，听到过没有？”军机大臣心领神会，对答如流：“一
等第一名梁士诒，系广东人，为梁启超之弟，其名末字又与康祖诒（康有为原名）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可知。”（《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太后对康、梁恨之入骨，也不细究是否确有其事，立即更换阅卷大臣。梁士诒听到风声不对，连复试也不敢参加，结果取中的人大多对时务并无
认识。有真材实学的人，不仅不加重用，还蒙受不白之冤，这是一个朝代末路的标志。若说梁士诒心中没有一点怨气，这个修养功夫实在也太高了。
梁士诒（1869～1933），广东三水人，字翼夫，号燕孙，与新会梁启超并非同族，不过早年是佛山书院的同学。梁士诒的父亲梁知鉴，与康
有为同受业于朱九江先生。所以，谣言虽有点离谱，却并非完全无根。清末民初广东高官中，姓梁的最多：梁启超、梁士诒之外，还有梁鼎芬、
梁诚、梁敦彦、梁如浩等等，相互并无亲属关系，只是一种巧合。
清末京津地区的广东官员乡谊最浓，掌握实权的高官必然提携自己的同乡，而被荐拔者也都具有真才实学。这一群体相互照应，渐渐占据了
要津。梁士诒特科蒙受不白之冤，但仍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耐心等待机会。而命运之神就在此时来敲门。香山唐绍仪追随袁世凯二十多年，
此时做到了天津海关道，聘请梁士诒到天津任北洋编书局总办，为袁世凯编写军事书籍，得到老袁的赏识，为其后半生的腾达打下了基础。
1904年，唐绍仪出任西藏问题议约全权大臣赴印度与英方谈判，带着广东老乡张荫棠、梁士诒、何藻翔随行。此行虽未能签署条约，对梁氏
获得外交经验和国际眼界大有帮助。回国不久，袁世凯在与盛宣怀争夺铁路控制权中大获全胜，唐绍仪任铁路总公司督办，梁氏出任铁路总文案，
成为袁世凯掌握铁路系统的主要棋子。梁士诒接着又创办了交通银行，逐渐掌握了交通、金融联合体的庞大资源。他所重用的部下，如叶恭绰、
关赓麟、龙建章等都是广东人，此后更组成政坛有名的“交通系”。
塞翁失马
袁世凯在光绪朝最后几年权倾朝野，一靠长年培养出来的北洋武装，二靠唐绍仪、梁士诒掌控的交通、通讯、金融系统提供的财力。谁知霹
雳一声，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下世，载沣摄政，很快作出罢斥袁世凯的决定。袁煌煌不可终日，回老家怕朝廷再次加罪，不出京又更加不现实，
进退失据。据说袁曾偷偷溜到天津，袁的“头马”直隶总督杨士骧闭门不纳，只偷偷送了一笔盘费，可见袁系大员都成了惊弓之鸟。
这个时候梁士诒果断站了出来，向袁世凯献策：我在主公住处附近，准备机车、座车、行李车各一辆，24小时升火待命；我在北京刺探消息，
一旦有对您不利的朝命下来，立刻通知您上火车，开到随便哪个出海口就安全了。幕府亲信，我都用铁路系统的钱养起来，随时联系。您就安心
地回家“养病”吧。（《异辞录》）中国人最讲究“共患难”，在袁世凯最危险的时刻，梁士诒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赌注，给袁世凯做了妥帖周
到的安排，日后袁氏东山再起，焉有不重用之理？
盛宣怀被袁世凯抢走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系统的地盘，一直图谋报一箭之仇，夺回控制权。经过大力运动，1911年初盛宣怀出任邮传
部尚书，用莫须有的罪名，撤了梁士诒铁路总局局长职务。唐绍仪、梁士诒主持路政的时候，曾准备推行铁路国有，因故未能实施，当时盛宣怀
是反对的，只因他是在野之身。现在盛氏新官上任，附和亲贵载泽，又主张铁路国有。地方集资办铁路在当时来说积弊甚深，铁路国有本身没有
错，错的是推行的方式和时机。盛宣怀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不愿对地方势力让步，引起保路运动风云激荡，清廷调兵入川镇压，造成湖北兵
力空虚，武昌起义因而一击而中。事后朝野都将盛宣怀公认为“祸首”，也不是太公平。如果唐绍仪、梁士诒在位，依然要搞铁路国有，说不定
“替罪羊”就是他们两人。但事实却是，唐、梁被排挤出局，正好辅佐袁世凯上位，一个逼清帝退位，一个主持南北和谈，都成了“共和元勋”。
妙计逼宫
武昌枪响，年轻的摄政王载沣左右支绌，不得不敦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罢官三年，幕僚星散，这时在北京最信得过、用得上的，就是唐绍仪、
梁士诒这两个广东人。唐绍仪主外，派到南方跟革命党联络、谈判；梁士诒主内，着实为袁世凯干了几件大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清帝退位提上议事日程，但部分王公贵族、满洲大臣不愿面对现实，准备死撑到底。梁士诒为此下了几步棋。1月3
日，授意驻俄公使陆征祥领衔联合驻外各公使电请清帝退位；
室协商。
一招，授意段祺瑞等47名将领联名发电奏请清帝逊位；刚好在这一天，主张帝制最力的军咨使良弼被炸死，京城形成对满洲亲贵的恐怖气氛。第二
天，隆裕召见梁士诒、赵秉钧、胡惟德，知道大势已去，反过来哀求这三个臣子协助维持清室优待条件。
昧死上达。”
到清帝退位，袁本人有时请假在家，唐绍仪、杨士琦到南方去了，整个北京城最忙的，就是梁士诒。他以一身兼筹款、调兵、外交、文电起草等要
务，代表袁世凯与隆裕太后、满洲权贵交涉，还担负起与南方联络的任务，“手批口答，五官并用”，有半个月的时间彻夜未眠，直到“退位诏下，
一睡两日。”（《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盖棺论定？
梁氏不尚空谈，为政治上的实干家。民国政府成立，梁士诒担任总统府秘书长，此后历任要职，1921年底曾短期担任国务总理。无论在朝在野，
于财经领域都多所建树，被称为“财神”。袁世凯称帝，梁士诒曾不以为然，但后来又被迫附和，事败之后遭到通缉，为一生最大污点。北伐军兴，
北洋解体，人们渐渐也淡忘了这个曾经翻云覆雨的大人物。梁是政坛人物，但他着力提拔的干将番禺叶恭绰、新会陈垣，后来弃政从文，对吾国学术
贡献巨大。陈垣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长期担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养了启功等名家；叶恭绰提携了潮州饶宗颐。居于高位者因
利乘便，提携后进，为国识才，或许才是对国家真正的贡献；在任时的所谓“政绩”，后人又记得几何？
周自齐
周自齐(1871—1923) 字子廙，单城镇牌坊街人，出身达官世家。其曾祖父周鸣銮清嘉庆己巳恩科进士，后任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祖父周毓桂，清道光丙戌科进士，后任广东雷州知府。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他应京兆试，科顺天乡试副榜。历任驻美公使馆参赞、领事，外务部右丞、左丞，山东都督兼民政长、中国银行总裁、财政总长、 交通总长、陆军总长。1922年3月，署理国务总理。
周自齐，男，汉族，山东单县人，1896年赴美留学。曾任清政府驻美公使馆参赞、游美学生监督、外务部左丞左参议、学部丞参上行走，1909年7月任游美学务处总办，1911年2月兼任清华学堂监督，1911年2月至1912年1月出任清华学堂监督1923年病故于上海。周自齐在任游美学务处总办和清华学堂监督期间，主持考试选派直接留美生三批共180人；主持筹建游美肄业馆（后改名为清华学堂），择定拥有30余公顷的清华园作为校址，聘请教员，招收学生460人，清华学堂于
(以上资料录自清华大学)
任职
一生活跃于晚清民国政坛。在晚清时期出使海外，创办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民国初建历任山东都督、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农商总长、盐务署督办等要职。192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代行过民国大总统职务11天。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旧官僚，他有爱国的一面，维护国家利益，发展农工商金融业，做过大量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同时他又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当时军阀混战武夫当国的特殊年代，铸就了他矛盾而又复杂的传奇人生。出生官绅世家 入学广州和京师同文馆留学美国。
大事记
1891年报考了广州同文馆，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1894年周自齐赴京应京兆试，录光绪甲午科顺天乡试副榜。
1896年，京师侍郎张荫桓把他推荐给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历任驻美国公使馆书记官、参赞，驻纽约旧金山领事，并任出使美、日、秘鲁等国的使臣。
1898年，湘、鄂、粤三省绅商要求自建粤汉铁路，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1906年，周自齐调任美国旧金山中国总领事，同年，旧金山发生地震，一些华侨受灾严重，周自齐亲自带头募捐，重挫反华势力，帮助华侨度过了难关，受到驻美华侨广泛赞颂。
1908年，周自齐从美国返回，任职外务部。
1909年6月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周自齐出任总办；
1911年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周自齐是学堂的监督（校长）。
1910年随海军大臣载洵访美
1911年，周自齐作为载振亲王的随员，到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大典，这两次晚清历史上不多见的出访，周自齐锻炼和发挥了其外交才能。
1911年，是中国农历辛亥年，也是中国从蒙昧无知的时代苏醒的关键年代。在经过清廷和军阀的种种角力，北方军政大权落在了袁世凯手中。
1915年他被任命为主持国体决定和选举事务负责人之一，具体负责全国各省区选举所谓“国民代表大会”代表。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时他被委任为“大典筹备处”委员。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周自齐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被通缉。周自齐亡命日本。
1918年2月，冯国璋代理总统时，取消了对周自齐等人的通缉令，周结束流亡生涯，从日本回国。
传奇人生
总述
周自齐(1871年～1923年)，字子廙，山东单县人，一生混迹于晚清民国政坛。他早年出使海外，后创办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12年出任山东都督，192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还曾短期代行过民国大总统职务。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旧官僚，他有爱国的一面，做过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同时他又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反对革命力量。正是这种悖行的双重人格，铸就了他矛盾而又复杂的传奇人生。
身在海外，情系中华
周自齐出身官绅世家，天资聪颖，刻苦勤奋，兴趣广泛，自幼在父亲的教导下打下了牢固的国学基础。20岁那年，他考入广州同文馆(外语学堂)学习外语，学业出众，颇有名气。两广总督张之洞对他很器重，以翻译生名义把他送到京师同文馆就读，后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1894年，周自齐赴京应京兆试，科顺天乡试副榜。1896年，京师侍郎张荫桓把他推荐给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历任驻美国公使馆书记官、参赞；驻纽约旧金山领事，并任出使美、日、秘鲁等国的使臣。周自齐在欧美十余年间，注重维护中国利益，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1898年，湘、鄂、粤三省绅商要求自建粤汉铁路，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但清政府惧怕外国势力，同时也不相信绅商有自建铁路的能力，因此不顾民众的反对，派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国美华合兴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观，后又续订借款赎约26条。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时任驻纽约领事馆领事的周自齐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当即为广东政要梁士诒代拟赎回粤汉铁路的奏章，并大力支持湘、鄂、粤三省民众和绅商的赎权行动。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清廷被迫将粤汉铁路已筑路段所有权和未筑路段的修建权赎回。此次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1901年，周自齐到古巴哈瓦那任中国公使馆代办。那时，古巴政府以中国没有与古巴订立税则条例为借口，对到古巴做生意的中国商船暴收关税，任意扣押货物，殴打中国商人，使中方蒙受了重大损失。周自齐到任后，立即出面与古巴政府交涉，据理力争，终于拟定了中古税则，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商人在古巴的合法权益。周自齐在任旧金山中国总领事和驻美华盛顿公使馆一等秘书期间，还亲自带头募捐，救助旧金山遭受地震灾害的华侨；多次同美方交涉，严厉驳斥美国政府对华工的虐待，促使清政府与美政府签订了禁止虐待华工条约，保护了在美华工的合法权益。
创办清华，培育英才
1908年，周自齐从美国回国，任外务右参。不久，又迁升左参、右丞、左丞等职。同年，美国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中的部分款项，用于办学校和送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清政府在1909年6月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周自齐出任总办；他又主持筹建游美肄业馆（后改名为清华学堂），聘请教员，招收学生460人，在这里按美国标准对学生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择优送去美国留学。清华学堂于
周自齐在任游美学务处总办和清华学堂监督期间，亲自主持选拔工作。他选拔留美学生的原则是“宁缺勿滥”，学生的中文要通达，身体要强壮，品行要纯正，家世要清白，还不能有破相。经过考试和精心挑选，前后共选派三批、180名留美学生。这些留美学生中很多人以后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如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
理财有方，力拒卖国
身为北洋政府重臣，周自齐在理财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1914年，周自齐改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面对挥霍无度的北洋政府的巨额财政需求，他应付自如，被人们称为“理财高手”。据说他理财的妙招之一就是从英国贷款，到美国换成美元，然后再到英国转换成英镑，去购买廉价的日货高价转卖出去。这样来回倒腾，便赚回高额利润。
周自齐一生最大的亮点，表现在拒签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其时袁世凯正大搞复辟帝制活动，急需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日本政府便趁机于1915年秘密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交换条件。袁世凯称帝心切，私下满口应承，拟委派周自齐任总统特使密秘去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周自齐探知消息后如坐针毡，忐忑不安。他对袁世凯卖国求荣的行径极为不满，但作为袁世凯政府的要员又无计可施，无奈之下便称病闭门于上海外滩周公馆。当美国记者端纳去探望他时，他巧妙地通过暗示的方法，将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出去。第二天，袁政府意欲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便不胫而走，激起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同时引起全世界的重视和英美俄法等国的干涉，使得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灭亡中国的阴谋未能得逞。
逆势而动，复辟帮凶
尽管周自齐做过不少爱国利民的好事，但在历史的大变革中，他基本上站在反动保守的立场上，对新兴的革命势力持反对态度。
1912年，周自齐调任山东都督兼民政长，期间极力反对日益发展的革命势力。他曾在单县一带组织团丁500名，发放枪支，对付民众的反抗；在鲁南韩庄一带设防，抵御革命军北进。他督鲁时期，虽然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一点“民主”，但总体上是腐败的。他在山东任职不到一年半，便积蓄了万贯家财；调离济南回北京时，还私提现款12万元据为己有。
周自齐在政治上的反动还表现在他积极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上。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周自齐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被黎元洪通缉。但因消息走漏，周幸运地亡命日本。1918年2月，冯国璋代理总统时，取消了对周自齐等人的通缉令，周才结束流亡生涯，从日本回国。
周自齐获特赦后，又继续在北洋政府的几届内阁中担任要职。1922年4月，他被大总统徐世昌任命为代理内阁总理兼教育总长，因徐世昌下台还代理了10天的大总统职务。
墓地
北京市门头沟区有许多名胜古迹，仅城子村西九龙山的山坡上，原来就有两处。一处是龙泉寺；一处是周家坟。
“龙泉寺”(崇化寺)位于城子村西（偏北）二里许的“春化庄”（崇化庄）。该寺原为潭柘寺的下院。此寺具体建于何年，不详。但好像绝不会晚于元代。1958年前，这座寺院还有残破不堪的院墙（上有“潭柘寺下院”字样，字黑色、二尺见方、褚遂良体；横排）、山门、大殿和数间禅房（当时已经作了生产队的牲口圈），院中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和清流湍涑的山泉，寺院后山上，有两三座残存的小佛塔和经幢，这些小佛塔高约不足
龙泉寺东南不远处就是“周家坟”。“周家坟”不大，但建筑极为讲究。尤具民国时期建筑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登上一个30多级青石台阶的宽阔甬道，就是一个平台。平台前面两侧分立着两根巨大华表。华表中间是一座气派凌霄的青石牌坊。当时，这座牌坊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绝不比中山公园里的“保卫和平牌坊”逊色。石坊上刻有康有为、靳云鹏等名人的联、句和题额。穿过牌坊就是汉白玉的香案、香炉、石墩及用铁环相连的石护栏。这些物件上面的浮雕都雕刻的别有韵致。再往前，是一个方形柏树林带。柏树林带里是园形的墓围墙。墓围墙高约
当地百姓传说，“周家坟”的墓主人是晚清的一个大官，因被仇家所杀，所以无头。墓里葬的是一颗金头。后来，才知道，墓主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实业家周自齐。
周自齐墓坐西朝东，背靠横亘的九龙山，前望滔滔的永定河，左右山势舒缓而秀美。整个墓地东西长200余米，南北宽150多米，已被铁丝网围住。墓区内松柏成林，枝叶苍翠。墓依山势逐渐升高，最前方是一座气派的四柱三间青石牌坊，中门上额写有楷书“周氏墓道”，左为“安宅”，右为“佳城”，署名“三水梁士诒题”。坊柱上刻有对联，上联为“控山带河奠灵城”，下联为“镇燕绍鲁衍华祁”，据说是民国总统徐世昌的手笔。
整个墓丘状如堡垒，是典型的民国早期墓制。墓前还有石供桌和石香炉，墓后小山包上植有百余株白皮松。
其他史料
出生官绅世家 留学美国
周自齐于1891年报考了广州同文馆，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周自齐在校期间，学习刻苦努力，勤奋好学，很快就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因他学业出众，一表人才，为人潇洒大方，一时小有名气。
19世纪末的广州正值西学东渐，是各种西方思想教会的地方，风气远较内陆开通。周自齐在这里结交了很多具有先进思想的新人士。在广州时，张之洞已经十分欣赏他，周自齐也因此一度成为总督府的座上客，在总督府的周自齐侃侃而谈，指点洋务。后张之洞保送他入京师同文馆学习。在京师同文馆学习期间，周自齐关心国事，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为当时清政府翻译日报关于日本的动态，以供国内当政者参考。当时的执政李鸿章阅读“日本主要报纸上的主要消息，当时由同文馆学生陈贻范、长德、桂绅、周自齐等人翻译。李鸿章把东京公使馆的报告同报纸消息的译文相互对照，体察日本的事情。”周自齐在京师同文馆完成学业后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步入政界 出使外国维护华人权益
1894年周自齐赴京应京兆试，录光绪甲午科顺天乡试副榜。1896年，京师侍郎张荫桓把他推荐给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历任驻美国公使馆书记官、参赞，驻纽约旧金山领事，并任出使美、日、秘鲁等国的使臣。
周自齐在欧美十余年间，注重维护中国利益。1898年，湘、鄂、粤三省绅商要求自建粤汉铁路，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但清政府惧怕外国势力，同时也不相信绅商有自建铁路的能力，因此不顾民众的反对，派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国美华合兴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后又续订借款赎约26条。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时任驻纽约领事馆领事的周自齐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当即为广东政要梁士诒代拟赎回粤汉铁路的奏章，并大力支持湘、鄂、粤三省民众和绅商的赎权行动。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清廷被迫将粤汉铁路已筑路段所有权和未筑路段的修建权赎回。此次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周自齐在古巴哈瓦那充任中国使馆代办，为维护民族的利益和华人的尊严，拟定了中古税则，维护了中国商人在古巴的合法权益；担任驻美领事，为废除美国虐待华工条约积极奔走，呼吁国内和驻美华侨一致反对续签虐待华工条约；1906年，周自齐调任美国旧金山中国总领事，同年，旧金山发生地震，一些华侨受灾严重，周自齐亲自带头募捐，重挫反华势力，帮助华侨度过了难关，受到驻美华侨广泛赞颂。
回国任职外务部创办清华学堂
作《外交讲义》
1908年，周自齐从美国返回，任职外务部。
清政府在1909年6月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周自齐出任总办；他又主持筹建游美肄业馆（后改名为清华学堂），聘请教员，招收学生460人，在这里按美国标准对学生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择优送去美国留学。清华学堂于
1910年随海军大臣载洵访美，1911年，周自齐作为载振亲王的随员，到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大典，这两次晚清历史上不多见的出访，周自齐锻炼和发挥了其外交才能。
周自齐在外务部任职时作《外交讲义》，共计二十一篇。从内容来看，此一《外交讲义》是对清朝自鸦片战争以来六十八年外交史的全面检讨。清朝的外交失败，当时的中国人已有认识。但因体制上的限制，清政府内部一直未就外交失败及其原因进行全面总结，不敢直言当政者的种种因无知世界大势而铸成的大错。周自齐的《外交讲义》作为统治集团内部第一次自我检讨，恰有不小的意义（《清末帝王教科书：中国第一历史馆所藏《讲义》述论──以周自齐及其《外交讲义》为中心》，茅海建）。
任山东都督 走进袁世凯视野
支持农工商事业发展
1911年，是中国农历辛亥年，也是中国从蒙昧无知的时代苏醒的关键年代。在经过清廷和军阀的种种角力，北方军政大权落在了袁世凯手中。
那么周自齐为什么能够走进袁世凯内阁，并且成为关键部门的副大臣？
实际上，综合周自齐求学、在清政府外务部任职、陪同载振、载洵出访、在美国任外使、创办清华大学等等的经历已经使周自齐成为了当时清政府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广泛搜集人才的袁世凯自然愿意把具有外交经验和美国经历的周自齐纳入囊中。周自齐一方面具有爱国思想，一方面也有“忠君”的成分，况且能够任职度支部副大臣也是古代知识分子最求入仕的较高层面。他认为为袁世凯服务只是他报效国家的一种途径，到了后来支持袁世凯称帝，已经是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当时的混沌逆流中。
袁在
周自齐任职山东期间，正值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整个山东政局及社会情况呈现出复杂混乱的局面。他治理匪盗，弹压济南巡防营哗变，发展工商运输业和发行山东银行券，颁发剪除发辫办法，成立统一党山东支部，陪同孙中山视察山东，这些行动为清朝刚去的山东带来了政治上的新局面。
回京后，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农商总长，盐务署督办。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周自齐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被通缉。周自齐亡命日本。1918年2月，冯国璋代理总统时，取消了对周自齐等人的通缉令，周结束流亡生涯，从日本回国。
任职北洋政府要职署内阁总理摄行大总统
退出政界
因为周自齐有外交经验和游美经历，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打下的政治基础，所以逃亡回国后，受到北洋政府的继续重用。1920年曾任职靳云鹏内阁财政长，
黎元洪复职后，周当了财政整理委员会的挂名职务。此时，他对政治已心灰意冷，遂退出政界，去美国游历。其间他考察了美国的电影工业，筹办孔雀电影制片公司。他邀请中国第一部电影年鉴的主编程树仁担任译制工作，译制了第一部影片《莲花女》，这是外国影片配上中文字幕的开端，对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开创意义。
此外，1918年2月，他还参与创办了天津扶轮公学；1918年12月周自齐为南开大学创办认筹40万元公债票；1920年7月，改组北洋保商银行，任董事长；同年，创办中国经济讨论处，实为中国近代政府经济调查之滥觞；1921年，投资枣庄矿区中兴矿局；周自齐对家乡《单县志》的编修极为关心，并于1922年4月捐赠大洋一千元，亲任督修；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前最完备的善本；周自齐十分喜爱李簧的诗，亲自校点李簧《梅楼诗存》，并编印作跋。
1923年10月，周自齐在上海病故，移葬于北京西门头沟。
胡惟德
胡惟德曾多次担任驻外使节，后任民国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参与并见证许多重大外交事件，是书写晚清与民国外交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
中文名：
胡惟德
出生地：
浙江吴兴
出生日期：
1863
逝世日期：
职业：
清末驻外公使，民国外交部次长
毕业院校：
上海广方言馆
字：
馨吾
胡惟德（1863-1933）字馨吾，浙江吴兴人。少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就读。1888年戊子科以算学中举人。1890年随薛福成出国，任驻英国使馆翻译学生，继升随员，三年期满后任驻美国使馆参赞。1896年任驻俄国使馆参赞。1902年2月，任代办使事；同年7月以三品卿衔派充出使俄国钦差大臣。1907年9月，内调外务部右丞。1908年3月任使日本钦差大臣。1910年派兼任海牙国际法院中国委员；5月再度内调升外务部右侍郎；7月迁左侍郎，兼税务大臣帮办。1911年10月，任袁世凯内阁外务部大臣兼帮办税务大臣。1912年3月底，北京政府任命为税务处督办，唐绍仪内阁外交部次长；1912年11月任驻法国公使兼驻西班牙、葡萄牙全权公使。1914年起，专任驻法国公使。1920年9月，任驻日本公使。1922年6月，免职回国待命，改派为毛革改良会会长，三个月后改任外交部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理事。1926年3月，出任贾德耀内阁外交部总长，兼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4月兼署国务总理并摄行临时执政。1927年1月任顾维钧内阁内务部总长；6月代理国务总理；11月任平政院院长及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1918-1928年四次连任海牙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
人物生平
出身背景
胡惟德，字馨吾，1863年生于浙江吴兴一贫寒之家。出于谋生需要，少时被父母送入上海广方言馆就学，主修算学，兼习法文。修业十年后，胡惟德获准进入京师同文馆深造。1890年，为清政府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选中，随同赴英实习。此后，先后随驻外大臣杨儒赴美、驻俄，官至二等参赞。
清末驻外公使
胡惟德干练持重，处理外交事务稳妥得当，深得清政府赏识。他先是成功主持对俄交还天津交涉。庚子事变后，英、日、俄曾在天津成立“天津都统衙门”，驻兵占领天津。胡惟德经与俄交涉，迅速促使天津交还事宜顺利解决。其次，则是庚子事变后的还款问题。俄国趁当时银贱金贵，要求以金价为赔款基准，意图扩大在华利益。胡惟德与俄方交涉，一再拒绝俄方讹诈要求。1902年7月，清政府任命胡惟德出任驻俄公使，成为独当一面的外交重臣。他继续交涉庚子还款问题，并依据《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促使俄方履约，从东北完全撤军。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土地上进行，直接损害中国权益，无力抗拒的清政府只能宣告中立。胡惟德奉命与俄方交涉中国中立事宜，并援引海牙和会章程和红十字会条款，筹组红十字会在战区救助中国民众。然而，日俄无视清政府要求，拒绝中方要求。
此后，胡惟德先后担任外务部右丞、驻日钦差大臣、海牙国际法院中国委员、外务部左侍郎兼税务大臣帮办等职。辛亥革命爆发后，胡惟德出任袁世凯内阁外务部副大臣署理外务部大臣，位居外交决策中枢地位。
民国首任外交部次长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
在胡惟德使法期间，欧洲一战爆发。受困于战时环境，胡惟德随时与外交部、驻英公使施肇基、驻德公使颜惠庆等互通信息，交换对形势看法，但难有作为。1917年8月，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宣布对德奥宣战。中国参战目的只限于取消德奥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没收敌产、废除条约等，不派军队而是提供民役。期间，先后有约15万华工赴法参战。胡惟德为首的驻法使馆，为维护华工利益做过一些努力。
参与巴黎和会
一战胜利后，身在巴黎的驻法公使胡惟德极为忙碌，一方面为举办庆祝欧战胜利活动而忙碌，另一方面承担了中国参与巴黎和会的筹备工作。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代表团。但是，代表团在任命全权代表时，因人选和席次问题引发了内讧。一度传言胡惟德将出任全权代表，却未能成为事实。因全权委员名额有限，北京政府任命其为“欧会襄办委员”。胡惟德曾接洽安排陆征祥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会面，还亲往伦敦活动。胡惟德更联合颜惠庆等人，说服北京政府同意组成由全体公使在内的委员会，讨论和会事宜。虽然权限所限，胡惟德还是尽力参与了和会中国代表团召开的75次会议，特别是极力调和代表团内部矛盾，为中国的和会外交作出了贡献。
由于和会完全操纵在英、法、美、意、日五大国手里，
“幕后英雄”
1920年9月，巴黎和会结束约一年后，胡惟德转任驻日公使。一战时，日本借机对德宣战，强行将德国的中国胶州湾租借地据为己有，又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巴黎和会期间，更运用卑鄙手段，迫使其他列强同意，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日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维护中国山东主权。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犹如一枚炸弹，使处理中日关系如履薄冰。此后，“安福祸首引渡事件”、“福州事件”、“庙街事件”又火上添油，使中日关系更形紧张。在此种情形下，驻日公使一职如烫手山芋，总统徐世昌数度觅人接任，胡惟德在北京政府允诺“于外交各案，仍请中央负责，个人决难单独进行，并要求关于驻日使馆之公费，亦须按月拨发，以免无法筹措时发生困难”的任职条件后，同意履新。
胡惟德到任后，随时留意日本国内动向，不时向北京政府提供日方愿与中方交涉的消息，还出面与暹罗(今泰国)驻日公使洽谈中暹通使问题。恰在此时，美国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胡惟德充当了“幕后英雄”的角色。
巴黎和会虽然解决了欧洲列强间的分赃问题，但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问题，各国之间尤其是美、日之间利益划分问题却没能解决。于是，在美国操纵下，1921年11月～1922年2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派出了以施肇基为首席代表、顾维钧与王宠惠为全权代表、有130余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胡惟德虽未与会，但作为与当事国日本联系的官方代表，他及时将日本关于华盛顿会议的态度、政策电告政府，有助于形成北京政府的对日决策。而且，他还随时向政府就中日问题提供建议和咨询。中日最终就山东问题签署《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使拖延八年之久的山东问题得以解决。
1922年6月，北京政局变故，胡惟德被免职回国待命。1923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胡惟德为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
政治生涯顶峰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展开北伐，北洋政府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谢幕前的一刻，军阀、政客拼命抓住机会，争相亮相，造成北洋政府内阁更替频繁，也为胡惟德这样的外交官登上权力顶峰提供了机会。
1926年3月，新上任的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贾德耀组阁，胡惟德再次担任外交总长，并兼任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就在贾德耀组阁之时，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打响。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阀军舰进入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列强的强权与蛮横，引发了北京学生、市民等在天安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声讨列强的罪行。但是，段祺瑞执政府丧心病狂，血腥制造了“三一八”惨案。
1927年1月，胡氏复任顾维钧内阁内务总长，但到3月底便拒不到部办公，自行宣告辞职。1928年5月，胡惟德第四次连任海牙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为他外交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
胡景翼
胡景翼（1892-1925）字笠僧，陕西富平人。1910年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期在耀县组织起义失败后流亡到日本。1915年护国战争时期奉派回国。1917年护法战争期间加入于右任在陕西组织的靖国军，任第四路司令。1920年直皖战争后被直系收编为陕军第一师。直奉战争期间所部驻在彰德—顺德一线。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又暗与冯玉祥、孙岳联合倒直，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冯、孙组织国民军，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11月，任河南军务督办。1925年4月病逝于开封。
中文名：
胡景翼
别名：
字笠僧，又作励生，立生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陕西省富平县长春乡陵怀村
出生日期：
1892
逝世日期：
1925
胡景翼(1892-1925) 字笠僧，又作励生、立生。陕西省富平县长春乡陵怀村东窑人。著名的爱国将领，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一说为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人。
生平经历
早年入西安健本学堂，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时，在陕西举兵响应，任第一标统带。民国成立后赴日本留学。1914年回国，在陕西地方军陈树藩部下先后任营长、团长等职。1917年参加组织陕西靖国军，任第四路司令兼第七路总指挥。1922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他任第一师师长。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到河南援助直系，直系败后，驻河北正定、邯郸一带，归附直系曹锟、吴佩孚。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又暗与冯玉祥、孙岳联合倒直，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冯、孙组织国民军，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11月，任河南军务督办。1925年4月病逝于开封。
少年时代
胡景翼，
胡彦麟有六子一女，胡景翼为长子。胡彦麟特别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举家又从地处偏僻的侯家堡，迁到富平重镇庄里镇。让胡景翼跟一位姓杨的先生读了近六年书，将《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课本读得滚瓜烂熟。胡景翼的聪明好学，先生已教不了他了，就举荐他跟父亲到三原读书，拜关中有名的学者赵如笃为师，读“四书”、“五经”。这些古文虽有些诘屈聱牙，枯燥乏味，却为他以后参加革命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基础。胡景翼崇尚健体，在读书的同时，又拜鹞子高三的大弟子金仲为师，成为高家拳的再传弟子。当时井勿幕等人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1908年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经常来三原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这对少年的胡景翼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在他稚嫩的心灵中播下了反对封建专制，向往民主自由的种子。
当时的革命以剪辫子、放小脚为形式，反对满清政府，开展解放妇女运动。15岁的胡景翼，以“以十五龄人”为笔名，编写了劝妇女放足的传单，四处张贴。
听说西安“健本”学堂招生，胡景翼向父亲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取得父亲的支持，考入了西安“健本”学堂。
“健本”学堂，是革命党人焦子敬等人创办的。任课的老师大都是同盟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利用课堂，揭露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黑暗，宣传民主革命的道理。这些新鲜的思想，给了年轻的胡景翼以极大的激励。
面对国家危亡，民族危机，胡景翼再也坐不住了。他组织同学演讲，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列强环逼，清廷无能，堂堂中国就要被瓜分了，我们就要作亡过奴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岂能眼看着鞑虏的蹂躏，而干作亡国奴吗？”他仿效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杆为旗”，组织同学制作了20几支木枪，进行操练。
1910年3月，在井勿幕等人的介绍下，19岁的胡景翼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以一位自觉的革命者，投入了民主革命的洪流。
背景资料
1908年10月，渭北蒲城县发生反动政府迫害进步学生的“蒲案”，全省各地声援“蒲案”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1910年，学生运动进入高潮。在这次反迫害斗争中，胡景翼认识了他后来的挚友张义安。面对荷枪实弹的反动军队，手无寸铁的学生当然显得苍白无力，学生运动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学生运动的失败，教训了胡景翼，要推翻专制政府，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
一介书生，赤手空拳，要建立自己的武装，从那里着手？胡景翼认为只有从当时的“刀客”入手。
胡景翼的家乡富平以及周围各县，是“刀客”们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少年时代的胡景翼就崇拜“刀客”，崇拜他们侠肝义胆，嫉恶如仇；崇拜他们杀富济贫，英勇无畏。于是，他就向井勿幕建议联络“刀客”。井勿幕就把秘密联络渭北会党和“刀客”的任务交给了胡景翼和李仲三等人。
在富平，胡景翼先后结识了“黑瘠背”王守身、“胡老六”胡彦海、“马老二”马正德、“石冷錾”石象仪等一批有名的“刀客”和“柴伙会”（邦会）头目田玉杰、田春耕等。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井勿幕和胡景翼所率义军的骨干。富平当时有个哥老会头目叫向紫山，颇有些实力。胡景翼想做向紫山的工作，但向被县衙关在监牢。胡景翼通过做工作，里应外合，救出了向紫山。出狱后，向紫山带领1000多人的队伍投入了革命。
在做“刀客“和邦会工作的同时，胡景翼又把工作伸向清军内部。在清政府扩编的陕西新军中，有大量的哥老会成员。胡景翼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打入新军，结识了哥老会头目张云山、刀炳南等，并参加了哥老会，在大雁塔歃血为盟，使哥老会成员成为革命队伍的一支武装力量。
胡景翼联络“刀客”，打入新军，争取“哥老会”的工作，为以后的武装起义打好了基础。
投笔从戎
1911年1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黄兴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震撼全国。接着，四川的保路运动汹涌澎湃，全国各地的反清浪潮风起云涌。清王朝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
听到西安起义胜利的消息，受陕西同盟会委托，在渭北联络革命志士，组织各地武装力量，准备起义的胡景翼十分激动。他连夜率领队伍上了耀县药王山，插起了“兴汉灭满，光复中华”的大旗。胡景翼率领义军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攻克了耀县、富平、三原等渭北重镇，成立了渭北起义军总部。年方20的胡景翼被陕西军政府任命为，秦陇复汉军第一标标统（团长），开始了自己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
1914年1月赴日本，入浩然学社学习军事和数学。毕业后回陕，在陈树藩部下任职。1918年1月任陕西靖国军右翼总司令。
崭露头角
概况
胡景翼的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成为渭北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但由于组建仓促，成分复杂。这些由“刀客”、“哥老会”等邦会成员组成的队伍，作战虽勇敢，但纪律松弛，各行其是，缺乏应有的装备和军事素质，很难应对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政府军。于是，胡景翼在所率部队中开展了整顿纪律和练兵活动，改变了部队中存在的自由散漫，各行其是的江湖作风，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耀州城有个会党头目张南辉，假冒“革命军”的名义，勾结清府，烧杀虏掠，无恶不作，弄得城内鸡犬不宁，民不聊生。井勿幕令胡景翼率兵剿灭之。
以少胜多
胡景翼从所率的士兵中，精选了40名骑兵，直驱耀州城，把守城的300多名匪兵，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
耀州城以少胜多的胜利，使渭北的土匪闻风丧胆，销声匿迹，老百姓无不称快。胡景翼的威名也从此风传渭北。
在革命浪潮的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惊慌失措。在向武汉进攻的同时，又慌忙命令河南、甘肃的清军夹击围剿陕西的革命军。
为迎击清军的进攻，陕西军政府一面派军进驻潼关，一面派军抵挡西来之敌。不料甘肃来敌凶猛，西线全线崩溃，向西安告急。井勿幕立刻派胡景翼率两营兵力，西进增援。胡景翼率军直取三水城，清军望风弃城而逃。胡景翼乘胜追击，包围了张洪镇，扼守要隘，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轮番冲击，死死卡住清军的退路，打得清军狼狈不堪，抱头鼠窜。
张洪镇的胜利，扭转了西线的战局。充分显示了胡景翼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将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
逐陆讨袁
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软弱，袁世凯轻而易举地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陕西大统领改为大督都，张凤翙背叛革命，沦为袁世凯的走狗，处处打击、排挤革命党人。井勿幕、郭希仁等不得不解甲隐退。政局出人意料地急剧变化，特别是井勿幕的退隐，使胡景翼心灰意冷。
1912年秋，胡景翼伙同张义安、冯毓东东渡日本，进振武预备学堂学习军事。经于右仁、井勿幕的介绍，胡景翼有幸进入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举办的“浩然庐学社”学习，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这成了胡景翼革命生涯中又一个新的转折点。胡景翼对孙中山先生说：“来日我一定要打进北京城，请先生主持大计。”这誓言后来成为胡景翼将军终生的奋斗目标。
结束了几个月的“浩然庐学社”的学习生活，胡景翼准备回国。临别时，孙中山先生握着胡景翼的手，说：“你的家乡在陕西，陕西革命的大事就托给你了。”肩负着孙中山先生的重托，怀抱着伟大的革命理想，胡景翼踏上回国的征途。
胡景翼回国之时，正是袁世凯践踏共和，阴谋称帝之时。
为了复辟的需要，袁世凯把他的部属和前清同僚委以重任，把持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同时又遣兵调将奔赴全国各地，夺取地方政权。陆建章就是袁世凯派往陕西的军政要员。
陆建章一到陕西，大肆逮捕革命党人，迫害进步人士，残害人民群众，时人称之为“陆屠夫”。陕西革命处于低潮。
胡景翼经河北、山西回到陕西渭北，找到先期回国的张义安、冯毓东，又通过他们见到刘允丞、史可轩等人。
这时，在陕的老同盟会员、著名的革命党人郭希仁，隐居在华山脚下，以讲学为名，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得到郭希仁的行踪，胡景翼立即约冯毓东等来到华山脚下，拜见郭希仁，向他传达孙中山先生对对西北革命的关怀和指示。和他一起分析国内和陕西的形势，为了重建革命武装，胡景翼决定投靠陈树藩。胡景翼到渭北蒲城县见陈树藩。陈树藩只给了他一个差官长的闲差。经过种种努力，胡景翼终于取得了陈树藩的信任，当了备补连连长，不久又被提升为游击营营长，驻守富平。
1915年12月，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背叛共和，登上皇帝宝座，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孙中山先生立即发表了《讨袁檄文》，蔡锷将军宣布云南独立，兴师讨袁。
在陕的郭坚、曹世英、高峻等，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1916年3月在白水县城举起了讨袁的义旗。胡景翼派张义安、岳维峻等到渭北各县联络民军，招集旧部，同时利用矛盾，做陈树藩的工作，准备起义。
这年5月初，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带领3000多人的“中坚团”进驻富平。胡景翼认为这是逐陆讨袁的极好机会。当时，胡景翼的游击营只有300余人200支枪，和陆承武的力量相比，简直是以卵击石。但胆大心细的胡景翼，谙熟兵法，以拜见陆承武为名，详细掌握了“陆”军的部署情况。出其不意，突然发难，活捉了陆承武。
听到胡景翼活捉陆承武的消息，各路民军都赶到富平，群情激愤，要求杀了陆儿子，推举胡景翼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胡景翼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为保存革命实力，力排众议，推陈树藩做了护国军总司令。
陈树藩任护国军总司令后，兵分两路向西安进发。陆建章极为恐慌，只好答应陈树藩的要求，立即离陕，让出陕西督都的位置。
陈树藩就任陕西督都后，就背叛了护国军,成为袁世凯的帮凶。袁世凯倒台后，他又投靠段祺瑞，和陆建章一样，继续排挤、打击革命党人。陈树藩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胡景翼的部队，企图牵制、监视胡景翼的行动。并把胡景翼的驻防从渭北调到陕南龙驹寨，以限制其发展，割断胡景翼与曹世英、郭坚等人的联系。企图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分化瓦解护国军。
对陈树藩的阴谋诡计，胡景翼早有觉察，他将计就计，以守为攻。驻军龙驹寨后，胡景翼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开展练兵活动。出陈树藩的意料，胡景翼在龙驹寨，不但没有受到限制，部队反而由10个连扩大为15个连，而且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倒陈伐段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发动了讨伐段祺瑞的护法战争。渭北的曹世英、高峻，西安的耿直，响应孙中山纷纷起义，举起了倒陈伐段的旗帜。
1918年元月，驻军三原的张义安，对陈树藩派来旨在对付护国军的驻军，发起突然攻击。张义安以一营的兵力，歼灭了陈树藩的一个旅和一个整团，取得了三原起义的胜利。之后，胡景翼、曹世英也赶到三原，两军会师，成立了陕西靖国军。
靖国军的成立，使陈树藩惊慌失措，坐卧不安。陈树藩软硬兼施，挑拨离间的阴谋败露之后，恼羞成怒，公然派兵攻打三原靖国军总部。胡景翼和曹世英出其不意，主动出击，一举粉碎了陈树藩的进攻。靖国军乘胜追击，除用一部分兵力留守三原，其余部队兵分东西两路，合围西安。张义安率西路军，进驻西安附近的甘家寨，以一个营的兵力粉碎了陈军三个营的进攻。在泾阳、三原战役结束后，胡景翼派冯毓东、李虎臣、康指定、邓宝珊，挥师南下，支援张义安。靖国军以凌厉的攻势摧毁了陈军在西安西郊的防线，从西、南两面包围了西安。
曹世英、郭坚、高峻率领的东路军连克新筑、十里铺、光台庙，直逼韩森寨，从东、北两面对西安形成了包围。
在靖国军东西两路大军的夹攻下，陈树藩惊慌失措，一面向北洋政府告急，要求增援；另一方面以省长相许，向豫西的刘镇华求救。
刘镇华本来就是个鼠首两端的野心家，对自己盘踞于豫西一隅早就不满。陈树藩的求援，是肉饱子打狗，正好合了刘镇华的野心。于是，刘镇华亲率5000人马，开进潼关。刘镇华的入关，对靖国军十分不利。胡景翼审时度势，下令靖国军从西安撤军。西路军退回三原、泾阳、富平，以泾河为防线。东路军回到渭北原先驻地休整。
靖国军作战虽勇敢，但缺乏统一的指挥，这是军家的大忌。胡景翼、曹世英、刘允丞等商议，决定请在上海的于右任先生回陕主军。
1918年8月，于右仁从上海回到渭北，担任了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从北京回来的张钫担任了副总司令，全军实行了统一的编制。四分五裂的靖国军，从此有了统一的指挥。
靖国军虽然有了统一的指挥，与陈树藩的战争也暂时停了下来。但靖国军仍处在陈树藩的包围之中，处境仍然十分危险。胡景翼决定向陈军包围薄弱的东部发展。胡景翼去渭南固市找故友姜宏模。姜宏模建议胡景翼和陈树藩和谈。胡景翼接受了姜宏模的建议。但出人意料的是，陈树藩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借和谈之机，将胡景翼劫持回西安，拘禁起来。
1920年，是军阀混战，风云变幻的一年。直系势力伸进陕西，要赶陈树藩下台。陈树藩走投无路，决定以释放胡景翼为条件，和靖国军讲和。就这样，胡景翼结束了近三年的囚禁生活，回到了渭北，担任了陕西靖国军总指挥。
1921年5月，曹锟北京政府下令撤去陈树藩陕西督军的职务，由直系师长阎相文接任。7月，阎相文、吴新田、冯玉祥率部进陕。陈树藩准备武力抵抗。冯玉祥与胡景翼暗中联系。在冯玉祥和胡景翼的夹击下，陈军土崩瓦解，陈树藩逃进南山。
曲折发展
阎相文进陕，以直系取代了皖系。对靖国军来说，无异于前门驱狼，后门进虎。阎相文进陕，首先把敌对的矛头指向靖国军。到陕不久，阎相文就指使冯玉祥，诱杀了靖国军第一路军司令郭坚。这急功近利的鲁莽做法，激起了靖国军将士的愤怒和不满，受到上司吴佩孚的训斥。阎相文气急相加，服毒自尽。由冯玉祥接任了陕西督军。
冯玉祥上台后，和阎相文一样，并没有放弃消灭靖国军的企图。不过他汲取了阎相文的教训，采取了委婉的做法。他派人斡旋，试图收编靖国军，但没有结果。
吴佩孚坐镇洛阳，虎视眈眈。冯玉祥控制了西安、关中、陕南大部。坚守渭北的曹世英、高峻、胡景翼等只有两万人马，而且装备落后，粮饷不足。形势对靖国军十分不利，胡景翼等为靖国军的前途日夜焦虑。
刘允丞、续桐溪向胡景翼提出，接受改编，暂且换旗，保存势力，东出潼关的建议，得到胡景翼的赞同。
为了稳定局势，缓和冯、胡之间的矛盾，北洋政府派何遂来陕调解，决定将胡部改变为一个师，由胡任师长，直受吴佩孚节制。
1922年4月,直奉第一次战争爆发。吴佩孚命令冯玉祥移军河南。为东出潼关，谋求发展，胡景翼也决定率部进军中原。
冯玉祥一到郑州，就遭到河南督军赵倜的两面夹攻，向胡景翼告急，要求增援。胡景翼不计前嫌，立即出击，解了郑州之围。郑州一战，改变了冯玉祥对胡景翼的敌对情绪。为以后的冯、胡联盟奠定了基础。
冯、胡虽然取得了郑州反击战的胜利，但没有得到吴佩孚的赏识，反而成了打击、排挤的对象。冯玉祥到河南任督军不到半年，就被吴佩孚调到北京南苑坐了冷板凳。胡景翼被任命为京汉铁路线的护路使，驻军顺德（河北邢台），负责正定到彰德（河南安阳）一段的护路任务。
1923年2月，京汉铁路爆发了“二七”大罢工。吴佩孚下令镇压工人，胡景翼拒绝执行吴佩孚的命令。对胡景翼的作法，吴佩孚大为不满，下令胡景翼南下，攻打北伐军。胡进翼以军备不齐，粮饷不足为借口，又一次拒绝了吴佩孚的命令。
曹锟贿选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激化了内外部的各种矛盾。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胡景翼、孙岳、冯玉祥结为反直联盟。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目标。会后，孙中山派人向胡景翼传达了会议精神，指示他联合北方进步势力，发动反直系军阀的斗争。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揭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胡景翼盼望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他立即和刘允丞、续桐溪，商定了一个倒曹灭吴的计划。
胡景翼分析了曹、吴的内部情况，选择其中实力最大，和吴佩孚矛盾最深的冯玉祥，作为联合的重点。胡景翼先请孙岳面见冯玉祥，然后又派李仲三再见冯玉祥。冯玉祥同意和胡景翼合作，确定了推翻曹锟，解决曹吴，赶溥仪出紫禁城的计划。大政方针已定，冯玉祥令胡景翼火速率部进京。胡、孙、冯反直三角联盟正式形成。
北京政变
背景资料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率25万大军北上迎击张作霖。吴佩孚命令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出兵古北口，胡景翼作援军，策应前方。
让自己出兵古北口，冯玉祥认为吴佩孚是排除异己，有意刁难，十分不满。胡景翼要求后勤补给，也遭到吴佩孚的拒绝。这成为冯玉祥、胡景翼决心回师倒戈的导火索。
冯玉祥受命后，迟迟不发，秘密地进行着回师倒戈的准备工作。他以京城空虚为借口，向曹锟推荐孙岳任北京卫戍副司令，作为内应。又派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留守北京，监视曹、吴的行动。待一切部署就绪后，冯玉祥才率部开拔。
讨伐叛贼
胡景翼担任第二路援军司令。在临行前，胡景翼把刘允丞、续桐溪、李仲三找来，部署了周密的回师计划。他托李仲三联系冯玉祥，令李虎臣留驻通州作策应，派续桐溪去承德争取米振标，托刘允丞向孙中山汇报。请孙中山出师北伐，共讨曹、吴。
冯玉祥到古北口后，以筹措军饷为由，驻足不前，设法与奉军联系。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派人到古北口见冯玉祥，要求冯玉祥与奉军统一行动，共伐曹、吴。心有灵犀，双方一拍即合。但刚愎自用的吴佩孚却蒙在鼓里，对冯、胡、孙的三角联盟，及冯军与奉军、皖军的结盟，毫无觉察。
在冯玉祥的默许下，奉军不费吹灰之力，攻占了天险九门口等三道关，打开了通往山海关的道路。在喜峰口，奉军也击败了直军王怀庆部。败讯传来，在北京的吴佩孚坐不住了，亲率精锐急忙赶赴山海关。吴佩孚一走，京城空虚，为胡景翼、冯玉祥回师北京，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时机。
邓宝珊按胡景翼的安排，到古北口见冯玉祥，通报了情况。冯玉祥决定立即班师回京。
胡景翼立即下令全军撤离战场，南下接应冯玉祥。胡景翼密令岳维峻袭击王怀庆部，割断王怀庆和吴佩孚间的联系。然后兵发榆关，堵住吴佩孚陆路回师的通道。又命邓宝珊、李纪才直奔京津，在丰台、玉田、滦州一线布防。令留守通州的李虎臣，策应冯玉祥进京。配合邓宝珊、郑成思，形成对唐山和天津的包围，堵死吴佩孚从海上回师京城的通道。胡景翼的这些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冯玉祥回师北京的军事行动。
25日，在北京北苑召开了政变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各部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冯与胡、孙商议，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北京政变的消息不翼而飞，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吴佩孚这时才如梦初醒。得到北京政变的消息，吴佩孚急忙挥师天津，以曹锟的名义，电令江苏、湖北各军火速北上增援，讨伐冯玉祥。
政变结果
李虎臣、李纪才、张之江、刘郁芬等兵陈杨村以西，准备向吴佩孚发动进攻。岳维峻、邓宝珊已占领了唐山。兵临城下的吴佩孚，困兽犹斗，拒不投降。胡景翼下令总攻击，取得了杨村战役的胜利。吴佩孚看大势已去，只好从塘沽下海，向南逃窜。胡景翼进驻天津，讨吴战争宣告正式结束。
北京政变，消灭了吴佩孚，迫使曹锟下台，把溥仪赶出了皇宫，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接到冯玉祥、胡景翼的邀请电报，孙中山决定即日北上。这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张作霖，违背当初的承诺，率师进山海关，直逼京、津。并公然拥戴段祺瑞任反直军统帅。国民党内对孙中山北上一事，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使孙中山的北上，迟迟不能成行。
合作决裂
为了早日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使人民免遭战乱的涂炭，孙中山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决定北上，并发表了《北上宣言》。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到上海，因交通受阻，改道日本到达天津。胡景翼在北京心急如焚，度日如年。
这时的冯玉祥私心膨胀，置大局于不顾，把心思用在争夺地盘上。任命胡景翼为河南军务督办，孙岳为河南省长，企图把胡、孙赶出京津，以利自己的发展。
与此同时，冯玉祥在天津举行了包括奉系张作霖、皖系卢永祥在内的三方会议。会议其间，屈于段祺瑞、张作霖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压力，冯玉祥采取了“高揖群公，激流勇退”的态度，拱手把北京政变的胜利成果，让给了段、张这两位军阀，以新的军阀独裁代替了旧的军阀独裁。
天津会议使胡景翼大失所望。摆在他面前地唯一出路，就是南下中原，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跟军阀多年打交道的教训，教育了胡景翼，军阀们是靠不住的。于是，他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屈武的引见下，胡景翼在苏联大使馆，见到了李大钊，并要求他南下指导工作。李大钊的接见，使胡景翼又一次柳暗花明，获得了“激流勇进”的信心。
荟萃中州
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在击败了吴佩孚残部和憨玉琨的抵抗之后，经郑州，进驻开封。他遵照孙中山先生“除恶务尽”的指示，出兵豫西，追剿吴佩孚，围困鸡公山。吴佩孚走投无路，只好带领残部窜进湖北，溜进湖南，投靠了军阀赵恒惕。
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各地纷纷来电祝贺，为其歌功颂德，称其为“临时执政”、“执政”。唯独胡景翼在来电中，称他“段大元帅”，并在电文中控诉、训诫军阀的罪恶，招来段祺瑞的极端不满。
河南地处中原，是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汇处。南下可控制长江中下游，北上可图京、津，控制华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因为孙岳不愿来河南，胡景翼又兼任了河南省长。这一切为胡景翼实现自己大伟大抱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胡景翼在组建新政府时，采取了“豫人治豫”的方针，受到河南人民和各界人士的拥护和爱戴，迅速稳定了中原局势。新政权成立后，清乡剿匪，惩治腐败，发展交通，兴办教育，对河南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当然，胡景翼也并没有忘记国民二军所处的险恶形势。他下令整顿队伍，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时刻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大战。
胡景翼认为，对付反动军阀，必须贯彻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他邀请李大钊到河南，共商革命大计。为国共在河南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应胡景翼的邀请访问开封。
不久，苏联又派遣西纳尼、魏金斯基等30多人到郑州担任国民二军的军事教练。同时，胡景翼又派党必刚、师哲等30多人到苏联基辅军事学院学习。苏联又无偿援助国民二军大批枪炮、弹药和新式武器，大大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
李大钊、王若飞先后派刘天章、潘自立、史可轩、邹钧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进步青年来国民二军工作，开展革命活动。
在胡景翼的要求下，广州黄埔军校输送杜聿明、张耀明、马志超、王太玄等一大批优秀军事人才，到国民二军担任职务。徐向前、阎揆要也从黄埔军校来参加国民二军的工作。
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也相继到达开封，如于右仁、李根源、刘允丞、张季鸾等直接参加国民二军的军务、政务、外务工作。
日本友人、朝鲜革命志士也来开封访问。一时间，海纳百川，宾朋如云，河南开封成了革命者的云集的地方，出现了“八方风雨会中州”的空前盛况。
豫西大战
背景简介
早就对胡景翼怀恨在心的段祺瑞，对中原出现这块“赤色”地区惶恐不安，决心以武力消灭之。
1925年1月，段祺瑞任命憨玉琨为豫陕甘“剿匪”副司令，接着又唆使张作霖、阎锡山、刘镇华配合憨玉琨围攻胡景翼的国民二军。
在段祺瑞的支持下，盘踞在豫西的憨玉琨，很快发展到10万人马，对国民二军造成很大威胁。为避免战乱再起，胡景翼电致刘镇华，调国民二军留陕部队来河南，让憨玉琨部返回陕西，遭到刘、憨的拒绝。并指使其部属王老五、张德胜不断挑衅，一手制造了“禹州事件”。
为顾全大局，稳定局势，胡景翼在处理这件事上作让步。但刘、憨以为胡景翼软弱可欺，得寸进尺，极力扩大事态，连续攻占了国民二军控制的登封、密县、并向郑州前进。大战一触即发。
大战一触即发
2月中旬，胡景翼的到驻京代表张季鸾密报：张作霖、阎锡山、刘镇华在太原聚会，准备联合行动，消灭国民二军和三军。
胡景翼看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于是主动出击，决定亲任总指挥，给憨玉琨、刘镇华以沉重打击。
右路军利用陇海铁路之便，迅速逼近，势如破竹，使憨玉琨不得不放弃荥阳、汜水、巩县，退守黑石关。憨玉琨惊慌万状，一面向刘镇华紧急求援，一面组织残余势力负隅顽抗。在黑石关前，憨玉琨命令部队多次冲锋，均告失败，不得不下令西撤，炸断伊水铁路大桥。
刘镇华接到憨玉琨的告急，亲率柴云开、马瑞旺等赶赴洛阳。
赶到洛阳，刘镇华一看情况不妙，急令憨玉琨集中兵力到伊水西岸的偃师，固守伊水桥头，又令袖手旁观的张治公立即投入战斗，拖延时间，以待奉军和晋军的支援。
这时的的张宗昌从徐州来点电，以“援胡讨憨”之名，行“援憨讨胡”之实，要求西进，企图造成国民军腹背受敌之势。胡景翼接受了李根源急中生智，提前报捷的建议，使张宗昌失去了借口，只打消了西进的念头。
修复伊水铁路大桥，成为国民军西进，剿灭憨玉琨、刘镇华的首要。按工程要求得25天，胡景翼组织铁路工人，只用了4天就完成了修桥任务。岳维峻率师攻占了偃师，兵临洛阳城下。两路大军会师，一举攻下了洛阳城。憨玉琨如丧家之犬，逃回嵩山老家，服毒自尽。
刘镇华带领残兵败将，狼狈西窜，途中遭到邓宝珊、田玉洁、冯毓东的突然袭击，全军覆没。刘镇华侥幸逃生，渡过黄河，向太原去了。
豫西大战的影响
豫西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段祺瑞的嚣张气焰，充分显示了胡景翼将军杰出的军事才能，是他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杰作，为他“以豫为基，推行主义于全国”的宏图大略奠定了基础，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就在国民二军攻克洛阳，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胡景翼将军逝世全国震惊，北京、西安、开封、郑州都举行了隆重地悼念活动。5月，胡景翼将军的灵柩由豫归陕，安葬于华山北麓的王猛台下。1936年10月，冯玉祥等胡景翼将军的生前友好，在河南郑州修建了一座气势宏伟的“胡公祠”，作为胡景翼将军的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