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笔记汪家人:重庆中学妹谈援交经历 一缺钱就主动约嫖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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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中学妹谈援交经历 一缺钱就主动约嫖客(图)

http://cq.sina.com.cn 2011年11月21日 11:55 中国新闻网今日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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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日本自由作家中山美里在她的自传《我的十六岁援交手记》中写道:在东京的繁华商圈,我开着令人瞩目的红色跑车,住着达官显贵群聚的豪宅。打开房门,宽敞无比的柔软名床,翻滚荡漾在令人心荡神驰的亚麻床罩之上……现在却已毫无踪影,只留下一片回忆,静静浮荡在空气之中。

  这是援交女郎回忆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她希望告诉后人,援交时留在自己心里的过去,会在以后慢慢发酵,直到追悔莫及。

  她的话并没有警醒世人。

  她觉得“这种事”并不光彩,于是瞒着家里,瞒着男朋友,除了介绍她做援交的女孩,从未和任何好友提起。她形容自己是“单兵作战”,赚的钱也都不敢告诉别人,只有在妈妈不在家时,才会跑到超市,买上一大袋零食,然后往家里拎:“我妈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问我钱从哪里来的,我就死定了。”

  童小军不敢想象,仅仅因为嘴馋,面前的女孩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她问小芭:“如果还能回到过去,一切还可以重来。如果有人像今天我这样问你,早一点告诉你做这个是不好的话,是否还会继续去做?”

  小芭摇摇头,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对这样问题有点抗拒。

  “走一步算一步,下一步会怎么样没人会知道。”女孩说,她也想过高中毕业后开一家精品店,或者是学一门技术,美容、足疗都行。

  “女孩的想法出人意料地简单”,童小军说,“最后,她看着我说‘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别人就找不到我了。”

  除了物质我们还能追求什么?

  在校中学生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刺痛了社会的神经。涉案的女孩并不是天生的罪犯,也不能单纯用“寡廉鲜耻”来理解她们的行为。从某种角度看,她们一定是要以自己特定的方式追求着什么——或许是她们心目中的“幸福”,或许是比她们所付出的更有价值的某种“奋斗目标”。而在幸福被扭曲的世界里,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堕落和进步,或只在一念之间。

  青少年在追求什么

  青少年的幸福观出现危机,奋斗目标发生扭曲,并不是今天才发生在这些援交少女身上。两年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一项主题为“你正在为什么而奋斗”的在线调查,9844名参与者中,84.3%的人确认自己“正在奋斗”。而人们眼中的奋斗目标排名比较靠前的依次为“房子和车子(53.5%)”“更理想的生活(44.0%)”“成为有钱人(43.70%)”“找个好工作(23.9%)”。显然,金钱和物质在当今社会中已成为最重要的成功标志,而任何一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援交,只要能快速挣钱,都被功利地认为追求个人心目中“幸福”和“好生活”的“正当”手段。

  在伦理哲学中,好生活的“好”往往是用“幸福”这个概念来表述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或者好生活是一种进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种以德行为目的的行为。“那最为平庸的人,把幸福和快乐等同,因此,他们以生活享受为满足。”“很明显是一种奴性的生活,然而却显得蛮有道理”。在他看来,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更高的幸福是“政治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对于今天大多数追求幸福的中国青少年来说,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两种更高的幸福是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认真思考“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这句话,因为援交少女让人们看到,最低层次竟然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在这个极低的层次上,“幸福”完全受人的自然欲望支配,变得完全不受羞耻和其他道德观念的约束。 

  被扭曲的“幸福”

  在完全被金钱和自然欲望支配的世界里,人们往往对幸福不能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感觉到某种幸福,而是说他们的幸福感会被极度扭曲。这种扭曲被认为幸福是基于达到个人“需要”的某种满足程度。满足了就“快乐”,反之则“痛苦”。

  但是,社会价值和伦理的“幸福”并不仅仅是以上的感觉,而是一种意义。著名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在总结人生时说:对人来说,最要紧的“不是趋乐避苦,而是在乐或苦中看到价值意义”。“羞耻”便是一种被人类普遍认为重要的价值意义,这又恰恰与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活在一个有约束的世界里,不能百无禁忌,习俗道德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大多数成年人自觉地遵守它,而这对青少年有好的示范作用。但在一个失去了禁忌约束的社会里,习俗的道德与个人的羞耻都失去了依据,

  当下太多的成年人沉溺于物质享受和声色之乐,这种表面上的奢化甚至经常被误读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提高。

  孩子的精神世界,往往是大人世界的真实映照。当许多成年人,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中被视为“成功”的人士们——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行为严重违背习俗道德规范的时候,青少年的“堕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实上,正如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的:在这个世界中,成人已经不能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现在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在中国,长期的长官命令和填鸭式的革命道德教育,使得成年人成为缺乏独立价值选择能力的一代。面对女青年援交,他们最有可能持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对她们作居高临下的谴责,另一种是将援交视为一种与其他国家、地区可以类比的“现代青少年现象”。

  两种态度都不可取。我们有理由相信,成人世界折射之下的少女援交,会成为一个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青少年新趋势”。 

  建立好的公共生活

  人往往在对价值意义的追求中实现自己幸福生活,脱离了价值,便无“幸福”或“好”可言。由于价值的存在,人不仅能在快乐中,而且也能在痛苦中找到意义。

  对援交少女来讲,比法律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价值观教育。这种教育要放置在全社会的价值讨论之中进行。个人心目中有了好生活的想法,不等于公共社会中就有了共同认可的好生活理念。在讨论好生活时,需要区别对个人来说的“好生活”和对群体来说的“好的公共生活”,前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决定,而后一个则需要由公民群体共同确立和维持,在中国,迫切需要这样一个公共讨论的议题。

  好的公共生活,它的价值意义有政治的和普世道德两种不同性质的来源。前者往往以国家、民族、革命事业为中心,它要求牺牲个体,因而也忽视了个体。基于政治信仰之上的幸福感往往是不稳定的,时过境迁后甚至会被发现是荒谬的。

  后者往往基于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或人本价值,它包括自由、平等、尊严、真实、诚信等,这不仅是幸福的来源,也提供获得幸福的途径。同样,这些是普世道德由公民社会而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和再生的。今天,要造就一种能够持续有效的幸福观和好生活观,恐怕还要从培养公民社会,建立好的公共生活价值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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