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和珅:铁军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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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军壮歌

——忆铁五师当年参加攀枝花和成昆铁路修建的几个片断

◆顾秀         ◆罗伦         ◆王伯欣

已载入攀枝花史册的攀钢“七·一”出铁、成昆铁路“七·一”通车的纪念日过去30余年了。当我们看到的今天变化，辉煌成就，无不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三十多年来，随着党中央，毛主席、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关于三线建设和攀枝花建设一系列指示的贯彻实施，过去，曾被喻为“偏君一隅”、“不毛之地”、交通闭塞、贫穷落后的攀枝花和地震频繁，江河纵模，地势险恶，“筑路禁区”的成昆铁路，经过开发建设，早已铁水奔流、钢花飞溅，成为我国有名的钢铁基地、能源基地、钒钛基地、化工基地和南亚热带农产品试验示范基地，成为“中国西部的明珠”。成昆铁路、渡口支线，他已汇入北联首都，南到河口，西到大理，东到北海、上海的全国铁路网大动脉之中。

每当看到攀枝花市各片区铁路、渡口支线、成昆铁路繁忙的运输景象，我们就会想起当年参加铁路建设的铁道兵第五师官兵，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攀枝花建设的动人壮歌。

1965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铁军”之称的铁道兵第五师，奉命进驻攀枝花后，苦战8年，累计完成铁路221.5公里，共投入2677万工天，完成建安投资（当时价格）4.69亿元，占当时成昆线总投资（30他元）的15.63，相当于渡口工业区总投资（15亿元）的31.27%。

早在1970年“7·1”攀钢出铁，成昆铁路通车的前夕——1969年春节时，时任中共渡口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主任的徐驰同志率慰问团到米易县铁五师机关驻地看望部队时，徐书记在大会上非常激动地讲的说：“铁道兵第五师领导和全体官兵，遵照中央军委毛主席和铁道兵的命令，从贵昆铁路、襄渝铁路、中尼（泊尔）公路转入伟大领袖毛主席日夜关心的三线建设重地——渡口，修建成昆铁路，渡口支线的“三支两军”，4年来，你们驻在高山峡谷之间，安宁河、雅砻江、金沙江畔，在这荒山野岭，偏僻闭塞，人烟稀少的山区，安营扎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凭着你们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凭着你们艰苦奋斗、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凭着你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苦于加巧干的精神，渡口支线，厂区铁路建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代表市委，市革委和全市40万人民，向你们祝贺，并希望你们乘胜前进，再接再厉，在明年实现成昆铁路和渡口支线接轨通车，支援攀钢顺利出铁的宏伟部署。”“攀钢要出铁，就要密地的精矿粉，河门口的洗精煤、石灰石，相距几十公里，靠汽车是不行的。就要靠渡口支线，象串葫芦一样，把铁矿、煤炭和钢铁厂联接起来。同时，要按设计要求，开煤、采矿，炼铁炼钢，还有大量大型的构件，汽车装不下，拖不动，还得靠成昆铁路和渡口支线从外面运进来。今后，攀枝花的钢铁，矿产、水泥、木材等大量工业产品，也要靠渡口支线和成昆铁路运出去。成昆铁路、渡口支线对攀枝花的建设和今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是渡口的生存线、发展线、胜利线。渡口要建设，攀钢要出钢铁，你们的任务很重要，很关键。希望你们更加团结，顽强进取，共同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努力奋斗……”。

当成昆铁路正式通车以后，1984年12月18日10时40分，在联合国主会厅内，一位联合国官员上台，向到会的各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郑重宣布，象征人类本世纪征服大自然和进入宇宙空间的三件礼品，被评为联合国特别奖——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模型，美国的阿波罗宇宙飞船采集回的月球岩石，中国的成昆铁路象牙雕刻工艺品。刹那间，相机高举，闪光频频，掌声如潮……，然而，中国人修建成昆铁路远比制作一件工艺品更加浩大、艰辛……。

徐书记的讲话是动员令，是鼓劲歌。当向全师四万多名官兵传达以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共鸣，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力量，促使铁五师铁路承担的成昆铁路米三段和渡上支线。分别提前10天和112天交付使用。

在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要抓紧”、“成昆铁路要快修”的伟大号召下，和“成昆铁路修不好，我骑着毛驴也要去”、“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如果没有投资，可以把我的稿费拿来出来”的坚强决心鼓舞下，铁五师四万多名官兵奉中央军委命令，从云贵高原，秦巴山区、世界屋脊，林海雪原等铁路、公路工地，高唱着“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了枪，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同志们呀，哪里去呀，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铁道兵志在四方》兵歌，乘火车、汽车，昼夜兼程，赶往渡口，投入了这场气壮山河的大会战。

化天堑为坦途，变资源优势为战略物资。让成昆铁路巨龙舞起来，让渡口的钢铁钒钛之花开起来，这是深居穷山恶水之中祖祖辈辈各族人民的梦想，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是“准备打仗”，建设巩固后方的英明之举。

对于成昆铁路的修建问题，早在18世纪末，英美法等国，为掠夺中国西南的资源财富，曾探测过川滇铁路，因地质复杂，工程浩大，而望山兴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也勘测过这条铁路，他们因地势险恶，地质多变，而不得不灭绝念头，还断然称“这里是修筑铁路的禁区”。解放后，党和政府把修成昆铁路提了出来，1952年起，铁二院组织人员进行踏勘、形成了东、中、西线三个方案，一是经内江、自贡、宜宾、彝良、威宁至昆明，全长889公里（东线）；二是从成都出发，经乐山、宜宾、屏山、巧家、东川至昆明，长810公里（中线）；三是经眉山、乐山、峨边、喜德、西昌、会理、广通至昆明，长1167公里（西线）。1957年国庆前夕，审定成昆铁路的方案在北京举行。中央从发展民族经济，建设战略后方考虑，力主西线。但国外一个号称“铁路之王”的人说“中国想把它的南疆边陲修筑连通北方的成昆铁路，这真是不可思议”、“这是一个禁区，死亡这门。”他断言：“即使建成，也不能投入使用”，当时美国的《当代》杂志上曾指出“面对如此复杂的地质构造，加之比活火山还可怕的泥石流，世人对未来的成昆铁路将拭目以待”。站起来的中国人，就是不崇洋，不迷信，用科学的态度和实干的精神，向拦路虎挑战，向大自然进军。

西线方案确定以后，铁道部第二设计院为选线，一彪人马再度闯进神秘的攀西大裂谷，冒着生命危险，攀悬崖、跨江河、过深涧、上高山，徒步勘测了11000多公里，地质测绘达14800多K/F，地质钻探有22.57万米，相当于钻穿了24座珠穆玛峰……，这突破“禁区”的万里长征，其勘测设计规模在中国铁路史上罕见的。

成昆铁路北起成都，南抵昆明，纵贯川云两省6个地市州28个县，全长1100公里。从海拔仅400米的成都平原，穿过大、小凉山的高山峡谷，横断山脉，跨越青衣江、大渡河、尼日河、金沙江、穿过海拔2320米，长达6379米的沙木拉达隧道，又下到海拔800米，登上近2000米的滇中高原——昆明。全线地势险要，地质极为复杂（号称“地质博物馆”），气候多变，全线跨过3个暴雨集中区，52个地质大断层，249条泥石流沟和400公里的地震高烈度区；全线要开挖隧道441座，长352公里，架设大中桥692座，长90公里，桥隧道长429.6公里，占线路总长的39.7%。成为当时我国铁路史上桥梁隧道最多的铁路，出现了桥连洞、洞连桥、桥上站、洞中站的“地下长廊”奇观，工程艰巨浩大。其桥隧总长相当于从北京到山海关修建一条地下铁道和空中走廊：土石方共8000多万m³，如果堆成一米见方的长块，可以绕地球两周。由于有的地段高低差距大、距离短，铁路只好盘山展线，迂徊重叠。其工程之艰巨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少见的。

成昆铁路必经的重要工业城市——渡口，是我国资源最富集的地区，被誉为“富甲天下的聚宝盆”、“未来的工业天府”。已探明矿产55种，其中钒钛磁铁矿达90亿吨，远景储量200多亿吨，占全国的3%；钒储量1952万吨，钛储量86544万吨，分别占全国储量的70%和90%，名列世界前茅；水能资源高度富集，储量为6000亿千瓦，占全川的17.5%；有色金属、煤炭、非金属矿、生物资源、森林等也很丰富，是我国最理想的战略后方之一。铁五师就承担了成昆铁路（渡口境内）的米易至三堆子和渡口支线，厂矿专用线等项目的修建任务。

1964年春天，党中央制定了加快三线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毛主席指示“成昆铁路要快修”。

1964年7月27日，一个关于成昆线命运的会议在西昌召开。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由于设计和施工单位经历了1959年的“高指标”和随后“大下马”的阵痛，对成昆线的上马感到疑惑。吕部长当即表示，必须大干快上，并电令北京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将军，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急赴西昌。8月6日会议结束后，国家计委主任程子华带有关人员乘飞机到贵阳，向正在那里视察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汇报。最后，经中央批准“成昆铁路要快修。”

根据党和国家的部署，40万筑路大军云集在千余公里的成昆线上。其中有铁道兵5个师（一、五、七、八、十师）七个专业团（机械、汽车、舟桥、修理、电力、给水、通信团）和铁二局十万职工，地方民兵团、民工等。

铁五师在1965年完成贵昆、襄渝等任务后，奉命调到成昆线和渡口支线的命令。当年5月，老红军师长李绍珠率各团团长及参谋人员从云南宣威到攀西查看五师管段的任务，从德昌到三堆子，再从倮果到格里坪。由于当时炳谷到三堆子没有公路，他们在设计同志陪同下，拿上图纸，徒步爬山涉水，攀悬崖，跨河流，过深涧，越绝壁，详细踏看了线路走向，重点桥隧，工程数量；，他们马不停蹄地冒着40℃的高温头顶烈日，从倮果走到格里坪，，实地调查民情社情、气候情况，交通条件，当地资源等，摸清了情况部署了兵力。

铁五师在渡口的8年中，先后承担和完成了“两线”、“三片”、“一厂”的铁路工程，参加了朱家包包万吨大爆破施工、完成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铁路专用线建设任务。

“两线”就是成昆线的米（易）三（堆子）段和渡口支线的全部工程，以及承担了渡口支线和成昆铁路从礼州至金江车站的辅轨架桥任务。米三段正站线长72.1KM，车站7个，主要工程有隧道31座，长28.9KM，桥梁51座，长5.4KM，涵洞129座，横长3.07KM，土石方413万m³，上道渣14万m³，全线于1970年3月10日铺轨通车。渡口支线就是从成昆线的牛坪子、三堆子两个车站分头出岔，通过“人”字型的青龙山隧道，横跨雅砻江大桥，沿金沙江和厂区蜿蜒向西穿行于群山峡谷之间，把朱家包包、兰尖火山三座矿山、弄弄坪攀钢的焦化、烧结、冶炼、轧材大型厂矿与河门口、格里坪的电力、水泥、木材、石灰石等巧妙地连系在一起，成为百里钢城吞吐物资、进出木材和经济文化建设的神经纽带和主动脉。渡口支线正站线支58.92KM（其中站线18公里），车站6个，主要工程有隧道15座、长10.9KM，桥梁45座，长360M，涵洞72座，横长2600米，土石方493万m³，永久性房屋3.5 m²，挡墙加固坊工6.1713万m³，上道渣11万m³。全段在1970年6月20日铺轨通车，为全线贯通，迎接出铁作出了贡献。

“三片”主要有：第一片是河门口、格里坪地区的6条厂矿专用线，共长9.15公里，包括为攀钢运洗精煤、石灰石、水泥外发的专用线；河门口电石运煤、格里坪储木场及丽江迪庆等物资转运线。第二片是弄弄坪地区的8条专用线，是连接攀钢各厂之间往返运输，以及为支线联接的运输动脉。如103编组站、翻车机、红旗站、北部站、西渣线、煤水站、料泥田仓库区，机车库等专用铁路，长度46KM。以上三片铁路全长90.5KM。

“一厂”是攀钢年产6.5万吨的耐火材料厂。主要工程有土石方100万m³，涵洞长500m，以及房屋、立窑、砖窑等项工程，用去80多万工天。

铁五师为迎战以上工程，率全师5个团和专业营（汽车、机械、修理、给水、发电、工通等）的4万多名官兵以及配合施工的凉山民兵团、安岳民工等总共5万多人，在长达2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摆开了战场，平场地、修席棚、支帐蓬、修公路、建电站、架线中、架管道、拉索道等，联通各隧道，桥梁工地，为施工创造条件。部队一到位，3天之内就投入了施工。在枣子林、手攀岩、橄榄坡、九道拐、新庄隧道施工的24团、23团、25团和22团的指战员，在地下水似瀑布泉涌，煤气瓦斯不断出现，时有塌方，有的洞内冰冷刺骨，有的洞内高达60℃高温等险恶环境下，他们不顾生命危险，一寸一分的开挖掘进。尤其是爆破后，浓烟滚滚，有时通风不良，毒气熏人，有的同志昏倒在地，后面的同志抬出去又继续上，饿了，啃几口馒头，渴了就喝地下水。尽管昼夜加班加点，再苦再累，衣服湿透，满身泥污，仍不愿下火线，目的只有一个——为毛主席解忧，为渡口出铁，为准备打仗。硬是以人民子弟兵的骨气，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由于部队是从寒带或温带到亚热带，对露天施工的同志，很不适应，嘴唇开裂，鼻腔流血，吃不下饭，可仍投入了紧张的施工之中。战士们乐观地说：“天是罗帐地是床，金沙边运水忙，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白天太阳烤，黄昏蚊虫咬、晚上雨水浇”。战士们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腰系绳索，手持风枪，填炸药爆破，开出了坦途，让火车巨龙飞驰而过。“你要问我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你要问我累不累，想想毛主席睡不睡……”。铁五师广大官兵，就是凭着这种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战胜了重重困难，宁愿一辈子为人民走小路、修公路、建铁路，也要为祖国多铺幸福路。

成昆铁路穿越了被某些洋人喻为的“铁路禁区”、“地质迷宫”、“活火山上”。在施工过程中，随时都会发生许多险情，面对险情，英雄筑路军民，迎难而上，奋力抢修，开辟通道。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兵头将尾，把生的机会让给别人，把困难危险和死亡留给自己。

为了尽快修通这条路，让毛主席放心，为渡口出铁服务，为发射卫星打好基础。在部队中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周总理当面交给铁道兵的任务，用邓小平、彭真、余秋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渡口时的指示；用劳动光荣、艰苦光荣、当铁道兵光荣的“三荣”思想对部队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从而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使命感、责任感、光荣感和征服自然、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产生了巨大的精神、物质动力，激发出越是艰险越向前，和时间赛跑，争分夺秒的信念。对部队来说：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为了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铁五师的官兵们无论在灯火通明的地下长廓，或在巨浪翻滚的桥梁上；无论在悬岩陡峭的绝壁上，或在200多公里的施工现场，以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无往而不胜。看当时统计的一组数字：完成铁路正线长97.7km（不含厂矿专用线，下同）、隧道39.8km，占线路总长的40.73%，完成侨梁9.06公里，占线路总长的9.27%，桥隧总长比成昆线平均密度还高出10.71%；完成土石方895m³，若垒成一米宽、两米高，这些土石方可筑成4475km的长城。

部队有高昂的士气，令行禁止的三八作风。一声令下，全师上下都会自觉地站在全局和整体利益的高度，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也要坚决执行。万众一条心一股劲、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相互支持，团结友爱，共同前进。

铁五师这支诞生在战争年代，成长在共和国的部队。原是晋缓军区独立十旅，1949年初，划归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十九师。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曾辗转征战，在晋绥等地区打击日伪敌人，先后参加了晋中战役，临汾战役，配合了兄弟部队保卫延安，解放太原，之后西下陕西、陇东，会歼胡马残余。1949年12月1日，响应毛主席“向全国进军，打好解放大西南最后一仗”的号召，将十九师从一野建制临时抽出，划给18兵团指挥，配合二野西进北上的部队，南下四川，以南北合围之势，解决成都。途中参加了著名的扶郿战役，广元战役，重华堰战役等，又冒着倾盆大雨，背负枪枝弹药，踏着泥泞，爬山涉水，围歼敌人，解放了宁梓，桐胎昭化，绵阳、绵竹，金堂等城市，于1949年12月27日解放成都，共同取得了成都战役的胜利。接着参加剿匪战斗，歼灭匪徒5286人，打死了川西平原恶贯满盈的匪首蒋炳南，才使政权得以巩固。于1950年7月奉七军北返甘肃天水，甘谷一带归建。旋即由步兵改为铁道兵，参加抗美援朝，为反击美国为首的14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的侵略和两栖登陆作战。他们冒着敌机日夜轮番轰炸扫射，在零下20度的气候和坚如岩石的冻土层、高山大河，昼夜抢修连通朝鲜东西海岸的战略铁路，四个月的任务，仅63天就完成了，受到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嘉奖；又奉命抢建了八院面至德川的新建铁路马球场，价川地区的反空降备战任务。涌现出二等功臣15人、三等功602人，集体功臣连1个，9个排，162个班，有27名战友牺牲在敌机轰炸或抢建工程中，长眠在异国他乡。当1954年3月16日起奉命回国后，先后参加了修建东北森林铁路，福建鹰厦铁路，南福铁路，云贵高原的内昆铁路（中途下马），贵昆铁路，湘黔铁路，久南公路，罗羊公路及国防专用铁路，秦巴山区的襄渝铁路，援越抗美的抢修工程，中老（挝）公路，中尼（泊尔）公路和成昆铁路，渡口支线等40余条路的修建任务，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战功卓著、英模辈出，敢打硬仗、恶仗、不怕吃苦而著称的人民铁军。

在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攀枝花建设和成昆铁路建设等一系列指示的鼓舞下，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铁五师奉命从1965年5月起，到1966年初，陆续从云贵高原、中尼公路、东北林区、襄渝线上、披星戴月、昼夜兼程，向攀枝花集结，投入这场更加艰巨的三线会战的铁路修建任务之中，完成“两线”、“三片”、“一厂”和航天卫星发射基地铁路，“中国第一大爆破”等项工程。

当时米三段铁路，公路只通到丙谷，从丙谷到三堆子无公路。部队进驻两岸高山、峡谷对峙的安宁河谷，靠肩扛人抬，将机械、材料运入沿线的工地、洞口、桥头，自建干打垒简易住房，修通公路，开荒种菜，下河挑水，克服了许多困难，争分夺秒的投入铁路施工。渡口支线可依托石华路，只修到洞口桥头的引入线。

从1996年到1973年的8年中，由铁五师的4万多名官兵（相当步兵一个军的员额还多），为配合部队施工的九附三，川交九处，512林场，凉山民兵团，乐至民工等达13000人，共5万多军民，并肩战斗在渡口工业区的铁路建设工地上。仅1967年，全师完成隧道（拆合成洞），20021米，创全国最高纪录，桥梁坊工93170 m³，档土墙坊工59485 m³，土石方300万m³，均创历史最好水平。该师的24团，一年就完成隧道成洞5078米，23团完成4277米，22团连续6个月完成隧道400米，最高月达655米的优异成绩。当年铁五师完成任务和投资居铁道兵15个师之首。8年中，五师为渡口工业区和成昆线完成铁路221.5km，完成投资4.69亿元（当时造价），相当于渡口工业区（一期工程）总投资15亿元的31.27%。

据“铁五师史志”记载，在参加攀枝花和米三段建设中，就有372名官兵牺牲或病故，成为人民永远值得怀念诉革命烈士。他们年龄最小的才18岁，最大的36岁，最多的是20到25岁之间，平均每修一公里铁路牺牲1.68名同志，而多数是隧道塌方，瓦斯爆炸，河水暴涨，山洪暴发，抢险救灾，见义勇为等所致，23团11连战士刘体民，在塌方的生死关头，为让战友早一分钟脱险，自己被埋80多分钟后方被救出，尽管他腿被塌方压断，但看到战友未伤，他欣慰地笑了。他说：“我们不怕苦，是让人民不受苦，我们不怕死，是为人民得幸福”。22团后勤处材料员崔茂根，是一位年仅21年的云南宣威人，为抢救停靠在桐子林雅砻江边的木排，突因洪水暴涨，冲断强索，眼看施工用元木被冲走，不顾生死的跳入水中抓木排，正往回拉时，又被恶浪劈头盖来吞去了年轻的生命。几年征战中，在抢修塌方，战胜涌水，制服瓦斯，排除险情等紧急关头，冲在前面的往往是共产党员，上至师团长，下至战士，班排骨干，迎难而上，争取胜利。

面对危险和死亡，这支铁军，就是这样挺起一根根顶天立地的脊梁，托起了奔驰于攀西地区的钢铁巨龙，飞向远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的宗旨。立党为公、勇往直前、英勇顽强、无私奉献是革命战士固有的本色。铁五师的官兵们就是抱着这种坚定的信念去战斗、去工作的。当1965年底、1966年初，大批部队进驻米易至三堆子、倮果至格里坪“两线”铁路工地时，在交通不便、气候炎热、生活困难、环境艰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不是畏难不前，而是知难而上，考虑的是如何抓紧时间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而不是考虑个人得失。当时，部队的待遇是很低的，干部一般月工资60~70元，战士每月仅有6~7元，即使是老红军师长的月薪也不过100余元。买东西样样凭票，十分困难，他们不顾一切地投入了工作中去。以工程物资为例，5万多人施工，上百个洞口、桥梁，每天都需要大量材料供应，才能保证施工顺利进行。若稍有疏漏，就会停工待料，影响工期。可材料的采购运输又十分困难。如水泥从北京的琉璃河、甘肃的永登、贵州的贵阳、昆明的海口、山西的大同等地购运；木材是从黑龙江、湖南、广西等地采购，钢材又从鞍山、重庆、武汉、首钢等十多个厂家进货，油料则从大庆、兰州、新疆等地购买；二类物资上万种，要从全国各地进货；三类物资多数就地采购。其一类物资（国家统配），二类物资（国家下计划，单位自订）的采购，不仅运距远，周期长，运输难，数量大，而且要求每天要批量送到指定工地，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为此，铁五师在全国中心城市，大的区域设立工作组（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兰州、成都、昆明等）负责各大片区的资源、运输的落实，铁五师还在铁路的终点站设立转运站，（如：北段的成都、青龙场、九里、乌斯河、南段的昆明、禄丰、大旧庄等），由铁五师每天安排汽车转运，师物资料每天往来的电报不下30份，电话上千个，昼夜不断，保持了内外联系，上下畅通，有力地保证了施工之需。尤其是部队的吃饭、吃菜成了大问题，一方面从外面临时组织些咸菜、干菜进来，一方面号召部队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开荒种菜、养猪，同时请求地方支援，增加蔬菜地面积，调运东北大豆、贵州粮食运来，保证部队生活渡过难关。特别是克服了文化大革命中“四大”、武斗升级、阻碍交通、干扰生产以至对施工物资的生产供应和交通造成的困难。师汽车营驾驶员陶西昌，从乌斯河给工地抢运物资路过西昌时，活活地被“造反派”机枪扫射打死，其目的是想破坏渡口建设。但这并没有动摇指战员的决心，另配备驾驶员接替了小陶的车，继续奔驰在川云西线上。

师机械营的范营长是一位1946年参军的老同志，在爱人生病住院、家中孩子又小无人照管的情况下，托给邻居后，又跑回了工地，经常在长达100余公里的重点土石方工地来回检查指导工作，战士们冒着酷暑，开着机械，加之机械的温度，真是汗流满面，衣衫湿透，满身灰尘，有的还昏倒在机械上，必要时，他又去开上铲运机或推土机、挖土机作示范。更加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夜以继日地干，在1967年上半年，该营就完成土石方179万立方米，最高月产达55.21万立方米，机械完好率保持在90%以上，为迎接铺轨通车扫除了“拦路虎”，受到师首长的表彰。

23团3营在1967年3月份，全营完成隧道成洞244.7米，每个连队平均完成48.9米，其中11连就开挖隧道导坑255米，折合成洞63.25米；12连的扩大衬砌完成72.11米。该营全部平均每米成洞用工仅70个工天。均创造了优异成绩，被喻为“钻山虎”。

21团1连是铁道兵命名的“四好连队”。在师薜鱼参谋长、刘湘君团长的率领下，他们以临战的姿态，抢修速度，铺轨架梁，他们以临战的姿态，抢修速度，铺轨架梁，同3连一起，在大村大桥创造了28小时架23.8米的金合序应力梁14孔的全国架梁是新纪录。当铁六师在襄渝线创造90分钟架一孔23.8米的桥梁新纪录后，五师又组织21团三连，在兄弟连队配合下，架设牛坪子车站大桥时，科学组织，互相配合，密切协同，连续作战，架9孔23.8米的桥梁，平均每孔仅用85.5分钟，再创全国架梁新纪录。这种你追我赶、不甘落后、勇攀高峰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促使铺架任务节节飚升，使21团超额、提前、优质地完成了从西昌市的礼州到三堆子及渡口支线300多公里的铺架任务。

师工通连在连长何梓祥、指导员彭建亮的率领下，1965年5月6日执行架设成昆铁路达鲊到德昌的工程通讯任务时，征服了70多座高山，穿过20多次大小河流，沿途披荆斩棘，翻山越岭，以超过平原的架线速度架通了长达200余公里的“双担16线”通讯线路，创下了新的纪录，为沟通各师之间的通讯联络、为上级的组织指挥创造了条件。为表彰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师给该连记了集体三等功，又被铁道兵西南指挥部授予“胸怀全局，敢于吃大苦耐大劳”的标兵，号召各师向他们学习，紧接着又沿铁路线架通了从桐子林到垭口的3.5万伏的输电线路，为施工用电创造了条件。

施工物资每天有40—60个车皮从全国各地到师转运站，承担物资转运的师汽车营的驾驶员们，不顾长途运输线上坡陡路窄、山高谷深、悬岩峭壁、泥泞路滑，尤其是每到秋冬，在泥巴山、蓑衣岭，拖乌山一带公路被冰雪覆盖的困难。他们昼夜兼程地奔驰在千里山险道上，用车轮拉出了座座漂亮的隧道，座座巍峨的桥梁，为攀枝花的建设流下了辛勤的血汗，有19名驾驶员不幸牺牲在千里运输线上。这里特别值得一述的是师汽车四连副连长严道兵，在军事训练中的投弹现场上，奋不顾身地将战士投掷在自己脚下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俯身拾起扔出了危险区，保护了30多名战友的生命安全。

最艰苦最危险是在隧道内施工的部队，他们冒着地质破碎、瓦斯超标、发生泉涌、塌方不止、哑炮排除等困难，在紧急关心冲在前面的多数是共产党员是干部。他们带出了一批批英勇坚强前仆后继的勇土，培育了新时期“最可爱的人”。“斯可达”汽车连指导员胡定一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把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班排，做到每个司机的心坎上，为毛主席分忧，为渡口建设多拉快跑。

在铁路线上，官兵们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把工程技术人员称为“保护神”、“生产力”、“革新迷”。要在号称“地质博物馆”、“活火山”的泥石流、七级地震区、浓瓦斯等不利条件下修建铁路，以及保护环境、防止后患等方面，还有许多世界上的技术难题都在这里“大总汇”。为此，师团都设立了总工程师，营连均有工程师。铁五师动员全师科技人员，由“总工”或“副总”牵头，采取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三结合”的办法，依靠科技院所和广大群众“三结合”的办法，依靠科技院所和上级的科研部，开展了多项科技攻关活动，解决旗工中遇到的难题，收到了显著成效。

如在隧道施工中遇到了“一捅就塌”的烂摊子、山泉瀑涌的“水帘洞”、四五十度高温的“火焰山”、寒冷刺骨的“冰窖子”、瓦斯浓度超标2~30倍的“活火山”、高桥施工的模板移动难等许多问题。有的隧道一昼夜竟涌水达6千吨，广大指战员就依靠科技人员，用科学的态度，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对症施治，稳步推进，取得了抢塌方，治涌水、排流沙、制瓦斯的胜利。

遵照毛主席批示推广的《鞍钢宪法》，从战争学习战争，从工程学习技术。先后开办了“工地大学”，培养技术骨干队伍。指挥部还从大专院校招贤纳士，组成了浩大的新技术推广战斗队，深入高桥、长隧、烂工地推广新技术。在施工中遇到困难，象过去打仗一样，领导干部把任务、困难交给群众，研究讨论，召开现场会，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1966年，全师技术革新项目就达76项，主要有洞内台车快速接头，活动简易道岔，洞内烟雾排除和加强瓦斯监测及防治，活动爬坡道，洪秧扇土石方机械快速施工，天线索道，整体吊装、无拉盘钢横板、滑动钢模、可移动式混凝土输送塔、25米单悬臂铺轨机及汽车、机械修理等机具革新。当年节约工天129.47万工天，节约材料费50.37万元。

在渡口支线和米三段施工中，有的营连还缺少长隧大桥施工经验，通过走访，能者为师，以老带新，虚心学习，顽强钻研，很快由不会到会，并且掌握了多种复杂地质条件下打长隧道、多线隧道、桥站隧道、环形隧道、人字形隧道和高长大桥的施工管理和技术。24团在修建长达3000多米的枣子林隧道时，突然遇到洞顶上大面积山体滑坡，不仅危及到隧道和甸雅公路的安全，而且两个营近三年的施工成果将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影响通车时间。经师、团三结合小组现场踏勘，采取了“卸载减压”和“锚固山体”、“治理边坡”、“天沟排水”等治理方案，将滑塌的几十万土石方运走，在山体滑坡面打锚固桩，半山腰修一天沟加速排水，减少渗透，危及铁路。这方案果然见效。通车后已30余年了。未见异常，收到了立竿见影、一劳永逸的效果。

修建我国西昌航天卫星发射基地铁路专用线的22团，于1972年4月12日接到修建“长征专用线”的命令后，即从桐子林调防至漫水湾。面对航天铁路工程技术要求高、人烟稀少、工期紧等困难，他们认真管理，精心施工，多快好省地完成了任务。长征专用线，要从成昆线的漫水湾车站出岔，南跨安宁河，向深山老林延伸，铺至发射架和仓库内（当时还无任何建筑）。在修安宁河长达500米的铁路大桥时，主跨160多米，其桁梁全用高强度螺栓和电焊连接组成，其架设和焊接精度要求相当高，误差不能超过0.2毫米。他们虚心向技术人员学习、请来师傅带徒，地面精练苦学，达到标准才能上桥。经过艰苦努力，精心操作，高质量的完成任务，向国家航天局交出了一条质量优良的长征铁路专用线。

为加快施工进度，缩短工期，保证质量，节约水泥和汽车运输力，科技人员提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石头代替水泥，砌筑桥涵、隧道，用河卵石砌筑了漂亮的隧道洞门、挡土墙，还用隧道扩大时挖出的石渣、石粉，打混渣混凝土，达到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确保质量、缩短工期的目的。正是由于从设计到施工管理，从普通战士到师团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协同作战，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部位都严管细查，挡住了一个个质量安全隐患，使“两线”、“三片”、“一厂”等工程质量合格率为100%，优良工程率达65%以上，超过了国家的要求标准。

毛主席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当铁五师进驻渡口以后，受到了地方党政领导、各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得到了铁路沿线各族群众的积极帮助，谱写了一曲曲“军爱民，民拥军，心连心，一家人”的“人民铁路人民修”，军民并肩修铁路的动人乐章。

由于铁路建设的任务重、时间紧，所需生产生活物资又数量大、运程远、周期长，经常给施工部队带来不少困难。渡口市委、市政府在本身施工队伍大、人员多、建设任务繁重、物资消耗量大的情况下，但还尽最大努力支持部队。米易县委、县政府和西昌行署，专门成立了支援重点建设办公室，成为部队完成任务的坚强后盾。

省、市委和成都军区给部队及时传达中央指示，经常邀请部队参加地方的重要会议，共同商讨施工建设大计。每年春节、建军节，都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拥军爱民活动，还率慰问团深入工地、营房进行慰问演出，看望部队，渡口市篮球队和部队球队举行友谊赛；在施工与厂矿发生干扰时，双方都能从全局出发，留困难，让方便，处处支持部队施工；为了解决部队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困难，地方把粮店、商店、邮电、理发、照相等服务行业，设在了部队较集中的地方。有的社员无偿送菜送蛋，曾出现了“南瓜鸡蛋”（即把南瓜掏空后放入鸡蛋）“送菜不见人”等许多动人故事。渡口市还将停产闲置的小水泥厂（年产1万吨）借给部队生产水泥，由部队派人管理，扩大到3万吨水泥/年，解决了部队水泥供不应求，运距又远的矛盾，有效地促进了铁路建设。

仅以米易县为例，他们为响应毛主席“成昆铁路要快修”的伟大号召，动员全县十万人民，“一手抓农业生产，一手抓支援重点建设”。当时在米易县境内有铁五师师部和4个团与铁十师2个营、及川交9处、106地质队、铁二设计院2个队等单位6万余人，相当于全县总人口的60%，占米易县铁路经过乡村劳动力的433%。这么大的队伍突然来到一个小县境内，无疑在吃、住、用、行等方面给地方带来许多困难，且丙谷以下还无公路。部队的一些物资就用人扛、木船运、肩挑或骡马驮，运去急需的物资，解了部队之难。

据资料记载，仅1965年到1966年，米易县共投入劳动力110.15万个，全县平均每个劳动力投工26个。在深山老林生产供应各种三类物资4519万件（主要是“五把一杆”和土箕），约重29630吨，可装4吨解放牌货车7410台次，供房建用毛草238.4万公斤，压木杆30.82万根，打隧道所需的背顶柴（又名填塞木）1763.05万公斤，房建用砖500余万块，石灰为2872吨，捶道渣4万立方米，运送各类物资6071吨，从安宁河扎木排放伐5490立方米木材。此外，为建设大军每年生活用的肉食50多万公斤，各种副食25.94万公斤，蔬菜450万公斤等等。为了搞好建设大军的服务工作，米易县在工地内设了51个商业、邮电、银行等网点，点上职工453人。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地方急建设大军之所急，想建设大军之所想，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为重点建设出大力、流大汗的热潮。一个不到3000人的麻陇彝族自治乡，在突击支建物资中，乡干部带领全乡人民突击了三天三夜，砍箭竹10万公斤，背顶柴8.3万公斤，为施工队伍抢救塌方、减少伤亡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6年国庆节前夕，部队伤员急需禽蛋等生活必需品的补充，，县委、县政府在全县人民群众中开展了献蛋、献鸡和献菜的“三献”活动。不到一个月时间，群众就献出鸡912只，鸡蛋1614公斤，猪1195头，羊899只，各种蔬菜41万公斤，用于支援军工队伍。有一次，县机关听说施工部队因隧道塌方不止而伤亡了一些战士的消息，急需背顶柴支护堵塌。县机关紧急动员，立好将伙食团用的引火柴1.05万公斤献出，迅速送往工地，解了燃眉之争。莲华乡典苴村民兵排长杨兴汉，在天中午收工后，听说附近施工连队缺菜，用盐巴、咸菜下饭，他立即将家里种的菜送去，并动员附近其他社员也送菜，他在返回途中遇到车祸，不幸身亡。县百货公司经理江寿弟同志，在捶道渣时，被落石打坏了眼睛，后因后遗症引起其他病并发，不幸牺牲。还有一位放木材的船工，也不幸在雅砻江牺牲。还有不少同志在突击背顶柴或运送途中受伤，甚至残废。但他们无任何怨言，始终牢记：人民铁路人民修，牺牲、负伤都是光荣的、崇高的。当年，全县就评出了3个公社、16个大队、70个生产队为支援重点建设先进单位，有640名同志被评为支建积极份子。

渡口各大指挥部在建设中任务很重，物资也很紧缺。但当部队遇到困难向他们提出救援时，也能急人所急，慷慨支援。有的派出技术人员，有的派出车辆拉大型件，有的支援物资。如部队打隧道时，遇到硬度达7级以上的花岗岩，急需合金钻花，当时十九冶材料处、矿务局供应处分别支援了4000个和3000个，为部队提供了“啃骨头”的合金钻花，促进了施工进度。

1967年的春天，正当火红的攀枝花绽满枝头的时候，渡口市42万军民正在按照毛主席关于渡口建设的一系列指示，夜以继日，挥汗如雨，你追我赶，热火朝天地进行大会战。无论是会战的中心——弄弄坪，或是西面的宝顶山或是东面的兰尖矿，或是纵横交错的公路上，白天人山人海，夜间灯光闪烁，进行着紧张地会战，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渡口“七一”出铁，成昆铁路“七一”通车，让毛主席老人家放心。

但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特别是四川是全国闹“夺权”搞“武斗”最厉害的地区。可处在四川西南角的攀枝花基地，直到1966年冬季还没有受到影响，生产和建设照常进行。在这一年的10月以前，彭真、贺龙、彭德怀、郭沫若、姚依林等领导同志先后来工地视察，一致肯定了这里的生产建设形势。当时，之所以能保住“四川已乱，攀枝花未乱”的安定局面，主要是由于这里的职工都是从各大工厂、成建制调来的，老工人占很大比例，素质本来是好的。进基地后，又不断进行革命责任感教育（学习毛主席对攀枝花建设的指示）和艰苦创业教育（开展学大庆活动），使他们思想政治水平进一步提高，一般的歪门邪道影响不了他们。

可好景不长，到了1967年初，受“上海夺权”的影响，北京和成都的“红卫兵”大批开进了建设中的基地，扬言要“坚决粉碎这个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堡垒”，“先打倒领导层”、“走资派”，才能发动群众。不久，基地内所谓“革命群众组织”纷纷出现。抓“走资派”，戴高帽游行，大会批斗，非刑折磨，拷打……，把一切斗“走资派”的恶劣手段都搬来“推广应用”，很快把这里的“文革”动乱引向高潮。从当时总指挥部的指挥长、书记、副指挥长、参谋长到各分指挥部的领导干部，无一幸免，均被夺了权，罢了官。好端端的基地，很快被搅得一片混乱。原有的生产指挥系统被打破，几乎陷于瘫痪；一些职工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企图拉走队伍；一些职工在“造反”头目的胁迫下，成立了所谓“战斗队”，不断挑起武斗。冲击市委、市人委、总指挥部及公检法机关后，揪斗了徐驰、白认、任汉卿、蔡步云、刘鹏飞等主要领导，抢去机密、绝密文件及邓小平、贺龙、彭真、李井泉、李富春等领导的讲话录音，强占办公室，拆除电话、封存印章、宣布“夺权”，这一切已严重影响了基地建设，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战略部署的落实。

在这“非常时期”，于1967年1月30日，正在紧张修建成昆铁路、渡口支线的铁五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和铁道兵、成都军区的指示，派出了和德高望重的老红军师副政委肖戈率领干部进渡口参加“三支两军”，市武装部也派出政委江玉春，组成“渡口驻军联合指挥部”，肖戈任主任，江玉春任副主任，李海清、张达富、杨滦华、韩国祯、毕家富、黄学良等为指挥部成员。3月6日，根据中央军委要求和周总理指示，按照成都军区统一部署，组织“三结合班子”，以维持基地生产指挥；进行军管或“抓革命、促生产”，并由驻军联合指挥部批准，成立了“渡口市生产委员会”，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代表三结合组成，负责全市工业、农业、财贸等项工作，使基地建设得以恢复，向好的方面转化。驻军便将情况报告了成都军区、铁道兵，经毛主席批示、中共中央批转铁五师在渡口市关于“首先从政治上支持左派”的经验，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刊在显著位置发表，引起了较大反响。

可工作不到四个月，就被“造反派”指责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直纠住不放。肖戈、江玉春等被抓走，日夜批斗，并给戴上高帽，押送到各系统的工厂、企业、矿山游行示众，拳打脚踢。成立不久的生产委竟被诬为“黑抓委”而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使本已好转的形势发生逆转，又陷于混乱。1967年7月，为了加强支左力量，搞好基地建设，根据上级指示，铁五师又决定派师长顾秀到渡口负责“三支两军”工作，双肩挑起了两付重担——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成昆铁路建设，同时增加了200多名支左干部和一个营的支左部队。

顾师长深知：作为铁五师和攀枝花的主要负责人，责任重大。当时地方干部又被“造反派”夺了权，多数还关在煤井、茅草棚或干打垒房子里“软禁”。白天给他们戴上高帽，胸前挂上“走资派”大牌子，游街示众，“造反派”在两边喊口号“打倒走资派”，对于干部的折磨、拷打、侮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的干部被打成终身残废，有的被折磨致死。原市委总指挥部第一书记徐驰，由于被无止境的摧残与折磨，左眼被打得完全失明，右眼视力降至0.3。当时渡口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非平同志，在被批斗时，突然心脏病发作，昏倒在主席台上。各指挥部和厂矿负责人、市属各委办局的领导也均遭到批斗，受尽折磨、使整个基地建设、生产指挥系统又陷于瘫痪，当年的生产建设仅完成计划的30%，形势极为严峻。

1967年7月19日，铁五师接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来电，要五师把渡口第一书记徐驰同志送去北京治病，并批示一定要保护他的安全。五师党委将富春来电作了研究，提出具体方案，并将北京来电交给徐驰同志，他非常感动。为了摆脱“造反派”的追堵，再遭不幸，由五师派出一位作战科副科长在晚上8时出发，次日早上8时前赶到昆明机场，并安全护送到北京。后来“造反派”知道徐驰同志已离攀去北京的消息，驻军对他们说：“徐驰同志有病，眼睛又看不见，应当给他到外地治病嘛”，事已至此，“造反派”也无可奈何。在中央首长关心下，转到上海华东医院治疗眼疾半年，逐步好转后，当渡口形势好转将成立革委会时，请徐回攀主持工作。这时，徐驰同志才顺利返攀。

1967年至1969年，从成都到渡口沿途有的“造反派”，为达到破坏三线建设的目的，采取了阻断通往渡口的唯一交通命脉——川云西线，挖断公路、私设障碍、武斗升级、打砸抢沿途食宿站，甚至抢劫给渡口运物资的车队，打伤打死驾驶员，以达到渡口断粮、断油、断炊、断物的罪恶野心，赶走正在基地建设的人员。在最紧张时，渡口的石油储量不到一周用量，粮食也仅够十天供应，施工物资也因武斗供不应求。在这关键时刻，市生产组的军代表罗伦和运调处长吴维汉同志，从渡口出发往德昌、西昌、石棉、雅安、荥经、邛崃各食宿站进行交涉，企求恢复，以便给驾驶员提供食宿方便。但多数食宿站被“造反派”打垮了，人也不在，或只留一人留守。西昌食宿站的工作人员被“造反派”打死一人后，被迫关了门。但3000多名驾驶员为了给毛主席分忧和与帝修反争时间，他们带上干粮，背上水壶，派部队护送，完成运输任务。为了多运物资，采取接力办法，人停车不停，昼夜跑车，甚至冒着“造反派”的枪弹行车。但由于一些驾驶员被打死打伤，北线逼迫中断，驻军党委立即给周总理汇报情况，请求将供应渡口的物资由火车发往昆明。总理立即批示，运调组立即在南线的永仁、大姚、南华、楚雄、勤丰营等地重新设立了食宿站，使司机随到随吃，从而保证了渡口20多万建设大军的物资供应。

铁五师派往攀枝花和各大企业的师级干部（蒋占鹏、李海清、张达富、范东生等）、团级干部（蒋华祥、刘苏让、孙旭生、贾志德、陈汝章、张书兴、顾金盛、王荣舟、贺聚跃、于桂、梁进康、刘宝珠、田根同、赵发庆、王建、王柱、唐仲伯、高尚武、罗伦、陈苗河、单守风、汤福生、董宝梓等）和营级（张长生、贾磊、唐朝喜、李华成等）及连排干部300多名，与参加三支两军的部队，抱着不负重托、不辱使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哪里困难哪里去，越是艰难越向前。他们多次出面制止武斗，协调矛盾，下井挖煤，站岗放哨，夺煤保电，参加建设，带着汽车火线开路，昼夜为渡口抢运物资等等。胸怀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心系渡口几十万军民，为渡口钢铁基地建设，呕心沥血，认真工作，组织联合，终于在1968年3月，成立了渡口市革命委员会。

当1970年“七·一”攀钢出铁、成昆铁路通车后，7月2日，全市五万军民在弄弄坪举行了庆祝出铁和通车的庆典。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到会祝贺，铁道兵司令员刘贤权、政委宋维拭，成都军区政委、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张国华，冶金部军代表朱互宁，省革委副主任徐驰，云南省革委副主任刘明辉等出席。上午10时，攀钢第一炉铁水奔腾而出，成昆铁路第一列客车徐徐开过金江、弄弄坪，向党中央、向全国、向全市军民祝贺，这标志着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在渡口胜利实现，也标志着在“非常时期”全市军民排队干扰、破坏而谱写的动天地、惊鬼神的一曲颂歌。

《攀枝花市开发建设大事记》中写到：“1974年5月26日，铁道兵第五师奉命调防离攀。该师从1965年12月进驻本市，参加成昆铁路和攀枝花市大会战，担任支左支工支农，对稳定本市局势，为本市的开发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

铁五师在完成成昆铁路攀枝花承担的“两线”“三片”“一厂”等项任务后，于1974年5月奉命到新疆修建南疆铁路（从吐鲁番到库尔勒）的任务。他们告别了曾战斗过的攀枝花这片热土，惜别了曾朝夕相处、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渡口市人民，远行3800多公里，去天山南北，茫茫戈壁，奋战在终年积雪、海拔4000米的奎先达坂和南疆线上，继续执行新的任务，完成新的创业。

 顾秀，原铁五师师长 铁道兵南疆指挥部副司令、中共渡口市第一书记，

罗伦，原铁五师物资科科长，市革委生产组军代表；

王伯欣，原铁五师作战科长，24团团长

【www.cntdb.com铁道兵网－激情岁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