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宝盆盒子:分析哲学：内容、历史与走向

哈克 （江怡 译）

导  言

分析哲学始终是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运动。从一开始，它就与理性精神和科学结为联盟，并致力于推翻思辨的形而上学和消除哲学上的神秘性。在方法论上，它是与运用新的逻辑作为哲学洞见之来源相关联的，并且后来（在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之后）主要地和细致地关注语言及其用法相关联。分析哲学以各种形式盛行于20世纪最初10年到70年代。然而，在本世纪最后25年中，它已经失去了它的显著特征，而它得以保留分析哲学这一名称，更多地是由于其历史关系，以及它与先前传统共同关注的焦点和它与大陆哲学某些形式的反差对比。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尽管“分析”、“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这些术语从这场运动一开始就被广泛地用于刻画它所提倡的哲学方法，但“分析哲学”这一名称却是在相对较晚些时候才逐渐流行起来的。它最早出现于30年代，  但这似乎并没有流传开来。据冯·赖特（Von Wright）推测（1993：41，注35）  ，这一名称得以流传开来，部分地是由于阿瑟·帕普（Arthur Pap）战后的著作，即1949年出版的《分析哲学原理》，1955年出版的《分析的认识理论》和1958年出版的《语义学和必然真理：对分析哲学基础的探究》。的确，引人注目的是，战后的两部极有影响的早期分析哲学论著选辑，即美国的费格尔和塞拉斯编辑的《哲学分析读物》（1949）和英国的弗卢编辑的《逻辑与语言》（1951），无论是在题目上还是在导言中都没有使用“分析哲学”这一名称，而被看作弗卢所编选辑后继者的是出版于1962年的巴特勒（Butler）  的《分析哲学》。人们对如何刻画分析哲学几乎没有什么一致的看法，而用于确认逻辑原子主义与战争期间剑桥分析的基本原则和理论的著作与论文却汗牛充栋。各种阐释和捍卫逻辑实证主义原则和理论的出版物（包括一篇宣言）的确猛如洪水，其中也不乏来自战后牛津用于解释和捍卫斯特劳森称之为“逻辑- 语言的”或“关联的”（connective）分析之方法的论著。 但我们却很难发现对“分析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简洁有力的回答。人们对谁应当被看作分析哲学家有着广泛的共识，但却没有一种统一的意见。来自剑桥分析学派的摩尔和罗素、年轻的维特根斯坦、布劳德、莱姆塞、布雷思韦特（Braithwaite ）、早期威斯顿和斯蒂宾（Stebbing）肯定都在这个名单之列，而诸如石里克、哈恩、卡尔纳普、纽拉特、费格尔、魏斯曼等维也纳小组的核心成员和诸如柏林科学哲学学会的赖兴巴赫或亨普尔等分支也能列入其中。在狭义的“分析哲学”中人们可以划定这种界限，其原因就在于对分析、还原和逻辑建构的普遍承认。但我认为这在两点上是很愚蠢的。首先，在后面两组和战后哲学之间尽管有差别，但更重要的是有连续性。  其次，战后牛津的大部分哲学家，诸如赖尔、艾耶尔、尼尔（Kneale）、奥斯汀、格赖斯、斯特劳森、哈特（Hart）、汉普夏尔（Hampshire ）、皮尔斯、奎因顿（Quinton ）、乌姆森和渥诺克（Warnock）都自认他们是分析哲学家，并把他们的工作描述为概念的分析或语言的分析，最终是分析哲学，其他还有许多哲学家也在致力于他们所认为的相似的传统。维特根斯坦的许多学生，诸如冯·赖特、马尔康姆和布莱克，可以正确地被看作是分析哲学家，虽然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与许多牛津人物之间在不少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如果把他们包括在内的话，那么，唯一对牛津分析哲学产生影响的后期维特根斯坦也就包括在内了。  然而，对怎样最清晰地刻画分析哲学，人们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而且令人奇怪的是，与关于这场洪水般哲学运动各分支的大量出版物相反，一直很少有人把分析哲学当作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论述。 

分析哲学的显著标志

对分析哲学的分析描述将力图阐明一系列显著标志。很容易得到确定的是这样一些出发点：无论怎样去刻画它，分析的概念都必定出现在这种描述之中，同样必定会出现的是逻辑的和语言的分析。但可能引起争论的是，依据某种单一的解释并把它们结合起来，这样一些描述无法确定是否是以包括了20世纪哲学中一切形式的分析哲学。或许，没有任何一套特征可以刻画分析哲学的标志，因为它可能根本就无法用merkmale（标记）加以定义的。所以，最好把它看成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这样，一种分析描述也可能并不是审视分析运动的最有效的方法。

（1 ）分析：如名所示，分析哲学关心的是把复合物分解为它们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对被作为这种分析主题的复合物的看法各不相同，也就产生了分析哲学的不同形式。因为根据某些看法，被看作属于哲学分析的是实在或被认为构成实在的事实，因此，分析就被看作是揭示世界的终极成分和由此构成的事实的最一般形式（罗素）；此外，它也被视为展现不依赖心灵之概念的结构和构成客观实在的命题（摩尔）。根据另一些看法，分析的内容是人类的思想和语言，而分析的结果被看作是揭示思想的以及语言的形式必然反映实在的结构（《逻辑哲学论》）。但根据其他的看法，可以看作属于分析的只能是语言，或者是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卡尔纳普），或者是极为不同的“分析”意义上的日常语言（牛津分析哲学）。而且，形成不同种类的分析，取决于分析是否被看作终结于简单的不可分析的组成部分。因此，原子主义的本体论分析刻画了怀有还原与建构抱负（这是它与许多逻辑实证主义者共有的抱负）的逻辑原子主义特征，它可能与1945年之后的更为整体主义的“关联的”语言分析形成反差，后者避免了还原和逻辑建构。把分析哲学概念与赋予其名称的分析观念割裂开来可能是荒谬的，可单纯的分析概念却也刻画着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因为它承认把实在的对象分解为简单的属性；它同样刻画着古典的英国经验论，因为它承认把复合观念分解为派生于经验的简单观念。倘若原子主义的或还原的分析概念是捕捉分析哲学家的网，那么它肯定会捉住摩尔和罗素，但它同样会收集到那些人们显然并不希望划入分析哲学家的近代哲学英雄时代的哲学家。而且它还会把后期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以及在牛津的和其他地方的战后哲学家排除在外。同样，人们也可以把分析的概念扩展到包括用于刻画战后分析哲学的关联分析。这样做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但唯一的代价却是剥夺了20世纪早期哲学具有显著内涵的分析观念。这样，孤立的分析观念是极为灵活的，它能够成为许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各种解释的试金石。

（2 ）逻辑上的反心理主义：分析哲学有时被描绘为与反心理主义有关。分析哲学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把逻辑从心理学和认识论中分离出来。因而，肯尼追随达米特认为：弗雷格分清了逻辑与心理学，并赋予它先前一直由认识论占据的哲学前沿的位置。正是这一事实使得弗雷格（而不是其他人）被看作现代分析哲学的奠基之父。（肯尼1995：210页）

的确，弗雷格对逻辑受到心理学的侵蚀展开了一场成功的战役。但他绝不是德国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克鲁格（Krug）、博尔查诺（Bolzano ）和洛采（Lotze ）先前一直是这样做的。在英国，斯宾塞和杰文斯（Jevons）追循着相似的反心理主义路线，绝对唯心论者也是这样，而早期的摩尔和罗素正是由此产生了他们的反心理主义。的确，绝对唯心论者在清理逻辑方面是相当成功的，所以摩尔和罗素感到不必强调这一点；而且这些唯心论者理所当然地认为，逻辑不是心理学的分支，逻辑规则也不是对人类思维规律的描述。反心理主义的另一方面是由英国经验论者研究观念起源而推进的对发生学分析的抛弃。这一运动肇始于康德，它使哲学摆脱了关于内在观念的无用争论，这种观念刻画了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特征。的确，逻辑上的反心理主义一直是20世纪分析哲学的众多特征之一。不过，人们应当非常谨慎。值得注意的是，后期维特根斯坦评论道，“认为逻辑规则是‘思维习惯’的表达，这种意见并非看上去那么荒谬”（MS120 ，第14卷：第12页）。埃德曼（Erdmann ）错误地以为，即使我们无法理解，也可能会有人根据肯定后件的规则去进行推理，或者会有人抛弃同一律。但若是这样，弗雷格承认这一点也就同样错了（即“我们不可能抛弃这种规律，这根本没有暗示我们在假定有人真的抛弃了它”），而且他假定，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我们知道他们错了而我们对了，这也同样错了（弗雷格1964：第15页）。心理主义者和诸如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者都没能意识到，思想的规律部分地确定什么称作思维、推理和推论。人们不能用“不”、“如果……，那么……”、“相同”意指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抛弃非矛盾律或同一律，或接受肯定后件作为推论规则。人们不能抛弃关于肯定前件（modus ponens）的推论规则而依然坚持推理和思维。的确，这显然远不是人们常说的对推论规则的根本抛弃，心理主义没能适当地处理逻辑真理、推论规则（“思想规律”）和思维、推理与推论之间的内在关系，也没能处理好逻辑连接词的意义。但弗雷格和罗素的反心理主义同样没能克服这种缺陷，而且，维特根斯坦认为，心理主义并非看上去那样远离真理：逻辑规律的确是“思维习惯”的表达，但也是关于思维习惯的表达。这就是说，它们被说出来是为了表明：人类是如何思维的，以及人类称作“思维”的是什么……逻辑命题是“思想规律”，“因为它们表明了人类思维的本质”——更准确地说：因为它们表明或显示了思维的本质和技术，它们显示了什么是思维，同样显示了思维的种类。（维特根斯坦1978：第89条以下）

埃德曼认为逻辑规律是对我们如何思维的表达，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正如象棋规则可以说成是对我们如何下象棋的表达。但他没能看到，它们也部分地构成了我们称做的“思维”，正如象棋规则构成了下象棋的实际活动（即符合这些规则的下法就是我们称做的“下象棋”）。弗雷格把逻辑规律看作是对抽象的对象之间关系的描述，这种柏拉图主义的观念同样没能抓住这一点。因而，过于轻率地用早期反心理主义刻画分析哲学可能是很仓促的。这曲解了或者说是筛去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尽管他很少同情这些倡导者。的确，他从没有把逻辑规律看作仅仅是对人们如何思维和推理的描述。他认为，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和埃德曼的心理主义两者都包含着一点真理，也有许多错误和混乱。但他似乎把类似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形式（以其对埃德曼观念的柏拉图主义变种）看作是更危险的或更有欺骗性的，这大概是由于它的缺陷不太明显的缘故。如果是这样，逻辑上的反心理主义作为分析哲学的特征就过于脆弱了，也太消极了。而当我们转向本世纪提倡的对逻辑的积极看法时，我们就会发现猛增的相互冲突的观点。的确，弗雷格和（《心的分析》之前的）罗素都避免了逻辑上的心理主义，他们把逻辑命题看作是概括（generalizations ）（他们都认为“P v ～P ”形式的命题不是逻辑命题；而认为“（P ）（P v ～P ）”才是逻辑命题）。弗雷格拥护一种极端的柏拉图主义，他把逻辑规律看作是对抽象实体之间永恒关系的描述。罗素则把它们视为关于宇宙的最普遍真理，认为仅在它们独立于特殊经验事实的知识而得知的意义上是先天的，但又预设了“逻辑经验”或“对逻辑对象的熟知”. 《逻辑哲学论》认为，逻辑命题是无意义的，即有意义命题的限定情形，它们代表（显示）着世界的逻辑脚手架（1922：6.124 ）。年轻的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是超验的（1922：6.13）。维也纳小组成员认为逻辑命题是空洞的重言式，但与维特根斯坦不同，他们把逻辑命题看作是为使用逻辑算子而任意约定的结果。简言之，对逻辑命题没有任何肯定的描述能够为所有分析哲学家所普遍赞同；这并不奇怪，因为分析哲学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努力都是要解释逻辑及其规律的必然真理性质，而随之出现的长达数十年的争论则是尝试着对这个问题的众多不同解决。

（3 ）逻辑分析：由（2 ）推出的一个结论是，分析哲学是由于用逻辑取代认识论作为哲学的基础而得到刻画的。因此，分析哲学得以著称是由于它摈弃了笛卡尔式的把认识论置于其他一切哲学分支之上的哲学模式。这种描述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按照笛卡尔的模式，哲学的基础因而也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并不是认识论而是形而上学。笛卡尔的方法赋予认识论思考以优先性，因为笛卡尔的客观之物是在排除双重怀疑的可靠基础上对一切知识的重建。但这种动因同样是罗素哲学生涯所有阶段的哲学思想背后的动力，他也类似地求助于笛卡尔的怀疑方法。而且，我们不能说，维也纳小组成员认为逻辑在某种合理的狭义上是哲学的基础并独立于一切知识（因为他们特别否定了哲学会产生知识）。这也不是战后牛津哲学家们的信条，他们对逻辑的兴趣很有限，而且像后期维特根斯坦一样否认哲学是一门认知学科，否认哲学有等级结构。

不过，与17世纪的古典哲学不同，20世纪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的确在避免心理分析和以逻辑分析取而代之时有所克制。弗雷格发明了新的逻辑，而罗素和怀特海两人则在本世纪头十年中为分析哲学设定了一项议程，提供了一种方法。这项议程就是澄清逻辑命题和逻辑规律的性质与状态，阐明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或罗素《数学原理》中的逻辑语言与自然语言之间的关系，显现自然语言与逻辑演算两者对思想和实在的关系。这一任务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得到了推进，并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些问题支配着分析运动的许多（但不是全部）哲学家。但他们的回答却是五花八门，甚至相互冲突的。这种方法（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为例）就在于求助于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手段去尽力分析手头的问题。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问题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从事实和形式、思想、科学语言变为自然语言。而且，如此看来的逻辑分析在大多数牛津分析哲学家或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中的确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数理逻辑’完全扭曲了数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它把对我们日常语言形式的肤浅解释作为对事实结构的分析”（1978：第300 节）。另一方面，它在奎因的工作中继续起着支配的作用。奎因认为现代逻辑的符号系统将会清晰地揭示我们本体论承诺的规范记法。但我在后面将会表明，奎因是分析哲学的最初颠覆者。

（4 ）通过对语言的哲学描述而对思想的哲学描述：德国哲学家通常用分析哲学指“语言分析哲学”（sprachanalytische philosophie ），这的确不是什么巧合。显然，分析哲学一直是与强烈地意识到哲学对语言及其用法的密切关注联系在一起的。这都是些陈词滥调了，并没有使分析哲学区别于苏格拉底的语词之道（Way of Words）或亚里士多德对“说出何物”的方法论关注。但试图前进一步却是很危险的。达米特就做了这样一个尝试，他认为有三个信条“对整个分析学派都是共同的”（达米特1978：第458 页）：其一，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结构的分析；其二，对思想的研究必须严格区别于对思维的研究；其三，分析思想的惟一专门方法就在于分析语言。宣称哲学的目标是对思想结构的分析这种说法是很不清楚的。它可能是想说，哲学的目的是研究思想的内在结构和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假定“思想”是指当我们思考P 时我们所思之物，那么，说我们的所思之物（用在转喻的意义上）具有结构是很含混的，这不同于当我们害怕、期待或假设P 有一种结构时我们所害怕、期待或假设之物。可以说，具有一种结构的东西是对思想（害怕、期待、怀疑或假定）的表达。即使我们不去考虑这些疑虑，依然存在着进一步的担心。价值论（axiology）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善的本性”，“善的不同种类或多样性是什么以及它们是怎样关联的？”或者，“用什么识别伦理的善以及怎样把它与行为的道德理由相关联”. 数学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数？”“我们关于数学真理的必然性的性质是什么？”或“数学真理与证明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可以在价值论或数学哲学之内不断提出，同样也可以为其他哲学分支作出例证，但绝不能不分轻重地（仅仅由分析哲学家们）归在“思想的哲学”名下，或被说成是分析哲学以对思想的分析做出的惟一解答。分析思想结构的惟一专门方法是分析语言，这一论点并没有得到摩尔或早期罗素的一致赞同。  而且，后期维特根斯坦肯定也会在所有意义上否定思想具有一个结构的观念。的确，用于表达思想的句子具有一个结构。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把句子的形式或结构（包括谓词演算的形式和结构）当作误导而抛弃。词的形式被误导，这并非因为表层结构遮蔽着由（进一步改进了的）谓词演算提供的所谓“深层结构”，正如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论证的那样；而是因为表层形式并没有揭示用法，因为具有完全不同用法的句子可以具有完全相同的形式或结构。 所谓词演算形式和自然语言形式一样会使人误入歧途。

（5 ）语言的转向：肯尼和达米特也对分析哲学给出了一种不同的描述。肯尼认为，如果分析哲学的诞生之日就是‘语言的转向’发生之时，那么这个诞生之日就必定是1884年《算术的基础》的出版，当时弗雷格确认，研究数的性质就是要分析出现了所有数的句子。（肯尼1995：第211 页）  这种看法似乎也没有什么帮助。如果语境原则标志着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那么，这一转向是由边沁在1816年开始的。他在《论文集》（Chrestomathy ）中写道：少了整个命题，即整个命题的介入，交流就不可能发生。因而，在语言中寻求的整数就是一个完整命题，即逻辑学家所指的逻辑命题，对于这个整数而言，每部分言谈（即使极为重要）都不过是一个片断；在这方面，许多名称用语的言谈中，“部分”一词是引导性的，可以把它看作是转达着对寻求整数的提示，它只是这个整数的一部分。（边沁1983：第400 页）

这就清楚地表达了通常认为是由弗雷格的格言首先表达的内容“词只有在句子的语境中才有意义”，而且更为明白地表达了维特根斯坦后来的阐释，即句子是语言游戏中的最小一步（参见维特根斯坦1958：第49节）。在这种意义上，边沁对小说的分析，特别是对法律小说的分析，就是分析哲学的例证。因为边沁确定，研究义务、责任和权利的方式也就是分析或（更明白地说）发现出现了“义务”、“责任”或“权利”这些词的意义相同的句子。最终，他发明了“短语至上”“意译”和“原型化”（archetypation ）的方法。但把《论文集》的出版定为分析哲学的诞生却是很奇怪的。毫无疑问，语境原则在分析哲学史上极为重要，正如罗素的不完全符号理论极为重要一样（边沁的小说理论同样预见到这种理论）。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它只是指明了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分析方法。而且，没有恰当的理由把语境原则和所谓的哲学上“语言的转向”联系在一起。我在后面将表明，语言的转向早于分析哲学的兴起，它应当与《逻辑哲学论》及在其影响之下的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6 ）语言哲学的首要性：一旦完全相信大多20世纪分析哲学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其对语言和语言意义的偏好，而且（我希望）一旦确信分析哲学无法用（4 ）或（5）有效地加以限定，那么，人们就会去寻找另一种出路。就像斯鲁格所提出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分析哲学最显著的信条是“语言哲学是其它一切哲学的基础”（斯鲁格1980：第2 页）。  但这更是无法接受了。一方面，毛特纳恐怕很难被看作分析哲学家，但他认为所有的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另一方面，摩尔和罗素都明确地否认他们的分析形式关心的是语言分析，更不用说所谓的“语言哲学”了。我们已经注意到，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是“单调乏味的”，而且否认哲学的任何部分对其他部分具有首要性。简要地回顾一下战后牛津哲学家就会发现，他们对语言哲学的首要性没有任何承诺。如果把赖尔看作心理学的分析哲学家，把哈特看作法律的分析哲学家，把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研究看作语言的分析哲学，把他的知觉研究或他人心灵研究看作分析的认识论，那么，我们就很难认为，一般的分析哲学坚持语言哲学是这一学科其他部分的基础。

（7 ）抛弃形而上学：人们可能认为，分析哲学的显著特征是摈弃形而上学。它反对先天综合真理的可理解性，否认纯粹理智能够单独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的确，摈弃思辨的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的某些时期起到了作用，这肯定适用于两次大战期间的剑桥分析家、维也纳小组以及大多数（当然不是所有的）牛津分析哲学家。但这并没有把分析哲学与其他形式区分开来。首先，正如维特根斯坦就维也纳小组的宣言而告诫石里克那样，“消除形而上学”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休谟就曾有力地挥动着这面旗帜；康德（就超验形而上学而言）和孔德也曾挥动过它。其次，早期的分析哲学，即早期摩尔和罗素的多元论柏拉图主义、中期罗素和《逻辑哲学论》的逻辑原子论以及战争期间的剑桥分析，都的确承认有关实在的终极性质和世界的逻辑结构的形而上学论题。他们反对的是绝对唯心论的思辨形而上学，唯一替代它的是各种形式的关于事实及其组成要素的所谓分析的形而上学。《逻辑哲学论》否认可能存在形而上学命题，坚持认为任何竭力陈述形而上学真理的企图最终都必然是无意义的。这并不是因为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存在形而上学真理；相反，《逻辑哲学论》的大多数命题都是在有意识地试图陈述只能显示的内容。正如康德划定知识的界限是为信仰留下地盘，年轻的维特根斯坦也为语言划定了界限，而为无法表达的形而上学留下地盘。对形而上学的摈弃（的确是激烈地摈弃）是维也纳小组的最显著特征。战前年轻的牛津和战后成熟的牛津并不比维也纳小组对形而上学抱有更多的同情，  但却没有它那种讨伐的热忱。正像赖尔指出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显然毫不怜惜地毁灭着形而上学。我们从未遇到过有谁承认形而上学；我们的藏书《表象与实在》落满了尘土；而我们大多数人从未读过《存在与时间》”（赖尔1970：第10页）。后期维特根斯坦反对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渴望，虽然这不是由于没有先天综合命题或者说所有的必然真理都是分析的。

如果上述开列的属于分析运动的哲学家名单是合理的，那么显然，以上的七种特征没有一项可以涵盖所有这些哲学家而又不至于被歪曲。而把这些特征结合为一套对个别是必然而对整体又是充分的条件，也不会达到这种目的。或许可以认为，分析哲学概念应当被看作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  把分析学派哲学家们联合在一起的东西因此可能是一系列重叠相似的方法和主张，而其中没有一种方法和主张对作为个人的分析哲学家来说是必然的。这或许是可以得到辩护的。但首先，人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从亚里士多德到休谟和边沁的全部哲学家都补充到20世纪分析运动的参加者中。这可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代价。帕普就的确这样认为，他指出：分析哲学的历史（如果应当写的话）并非必须开始于20世纪。它可以一直回溯到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恰恰就是澄清意义的方法，它被首先用于道德术语。而且，亚里士多德的大多数著作也是由逻辑分析构成的……。特别是所谓的英国的经验论者，如洛克、休谟、贝克莱和他们的后继者，他们所做的哲学首先是一种分析方法。的确，他们所写的大量著作属于心理学，但如果排除这些，对意义问题的认真关注仍然充满了对分析哲学的持久贡献……。（帕普1949：第vii-viii页）

其次，家族相似的概念可以象征性地不断引申出拧成绳索的新纤维，以对应新的发现或约定，引申出变化中的概念模式和概念关系，引申出已被感知的新现象与原有现象之间的相同和相似，引申出观察事物的新方式和人类的需求。“分析哲学”是一个全新的术语，它是哲学家的艺术用语。试图追随维特根斯坦关于家族相似概念的建议并不重要，即“不要想而要看！”（1958：第66节），亦即考察相关的表达式事实上是如何被使用的。因为这个术语（指“分析哲学”- 译注）并没有要求普遍共识地得到充分确立的用法。这样，我们可以自由地随意塑造这个概念；的确，也可以认为不是自由地，但却是需要这样做。争论未决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分析哲学这一概念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如果它主要是用于刻画20世纪的哲学运动和方法，那么把它构造成一种家族相似的概念就会被认为是剥夺了它作为历史范畴的主要用法，因为这样的话，它就会在其网上收集到比我们这个世纪的分析运动更多的东西。而且，如果我们随意地把它塑造成家族相似的概念形式，这就会使我们义不容辞地去确定，为什么是这样一些特征而不是其他特征解释了这个家族的理由。这可不是轻松的任务，不是那种人们有希望获得某种可靠共识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