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仕顿集团有限公司:文化是一笔财富

文化是一笔财富

文化是一笔财富，中国是个泱泱大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中的文化更是博大精深。

文化可谓是浩如烟海，但是文化的魅力又让人心旷神怡。

文化不仅是一笔财富，还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我们这五千年来的文化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就应当对我们的文化有一些了解。

说到中华文化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孔子。孔子是我们民族的象征。因为他告诉了我们是人，还告诉了我们应该怎么做一个合格的人。“仁义礼智信”这是五常，“《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这是六经，“《论语》还让我们明白一个人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孟子是我们的亚圣，他教给我们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以这样的人为榜样。

墨子还教导我们要“兼爱”爱无差别，“非攻”反对一切不正义的战争，“尚贤”选贤任能。

老子，中国古代唯一的哲学家。他教导我们用辩证法去看待每一件事物，世事无绝对，“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依”用不着一点小事就想不开。

庄子，逍遥、齐物，像他一样活着就没有什么可以另我们所烦恼，所担忧，所牵挂的了，视死如归，视生如“离家出走”。

先秦是一个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以至今日还没有像这么高的思想，让我们为之向往。

佛教虽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时至今日，佛教的出生地——印度，已然没有佛教，只有印度教。佛教教导人心向善，一种极度的人文关怀，对待众生一切平等。

宋明理学可以说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存天理，灭人欲”这么高尚的思想，不知有几人才能达到。

阳明心学，王阳明对中国五千年来的伪君子都了解后，发现了做人要“知行合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和二战后的日本基本上是人人手中一本《传习录》，才使得日本在封建中、一片狼藉中崛起。

《诗经》让我们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浪漫的时代。。。《离骚》是人类开眼看世界的第一声哭泣。汉赋从刘邦、司马相如的空洞无味、凌空蹈虚，到杨雄对当代问题的深刻思考，显示出赋这种文体的生命力。。。。。。

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都让我们向往不已。

文化不仅仅在于物质，还在于精神，昆曲、京剧、越剧、豫剧、粤剧、川剧、秦腔、评剧、晋剧、汉剧、河北梆子、湘剧、黄梅戏、湖南花鼓戏等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与财富的新解

文化与财富是连体婴儿，如果没有穿衣吃饭的底线保证，怕是有多大天才也会无所作为。

“无财非贫，无学乃为贫……无子非孤，无德乃为孤。”这是清代文人王永彬在他的《围炉夜话》中留下的一首中国文化人的绝唱。能不能这么说，这番话既是他个人的声音，又是他对两千多年来儒学孤傲精神的一种概括。时至今日，笔者重新咀嚼这段文化格言时，虽然感到其文掷地有声，但也感到这位清代文化长老的论述，有在儒学宝座的巅峰上坐而论道之嫌。笔者之所以这么评说，实因他从纯儒学的角度，把财富与文化、道德与人性做出了根本对立的诠注。

笔者近读商务印书馆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商业史》，在书的序文中有一句一语中的的话：“中国自古以来，文化人大都轻商。”这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惯性思维，是很难在一朝一夕有所改观的。笔者亦为一个文化人，读了王永彬的文化箴言之后，疑问随即而来：如果没有了财富的支撑，那些古代的名人雅士，如何穿衣吃饭，是用什么来购买笔、纸、墨、砚的？又是如何将那些诗、词、歌、赋装订成册，流传于世的？

记得，在历史新时期开始之际，文化人在反思历史时，有记者问及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被贬为贱民，流放于社会底层时（指监狱），你还有没有创作欲求？”

我说：“有时有，有时无”。

他说：“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无？”

我答：“吃饱肚子的时候有，饥肠辘辘的时候无。”

道理十分简单，在上个世纪大饥饿的60年代，在劳改队我用破锅煮过菜根，用以充饥挡饿；那时连生存下去都是问题了，何以再会迸发创作欲求？因而，我联想到无论是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抑或是罗贯中、曹雪芹……他们是在填饱肚子之后，才抒发出他们的文学天赋和艺术潜能的———如果他们不具有填饱肚子起码的金钱保证、何以买得起纸、笔、砚、墨，他们的文字何以会流传千古？因而，财富二字的本身并不无耻无德，对文化人来说，没了它就没了赖以生存的根。难道不是吗？

鲁迅当年虽然遭受国民党迫害，但是千字折合六袋面粉的稿费收入，他还是不乏温饱的。我的挚友———英年早逝的刘绍棠，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为几句文化与财富的实话，而付出惨痛的代价。他说：“如果我们能有三万元，就能心安地写长篇小说了。”结果，人家说他是提倡拜金主义，在报上批来斗去，后来演绎成典型的右派言论之一。其实刘绍棠触及到的，正是文化与财富依存的本源关系，我们的文学史上“贫贱不能移志”的文人是有的，如晋代陶渊明诗翁自摘乌纱、到桃花源去喝自酿的美酒；明初放牛娃出身的画家王冕，拒朱元璋进朝为仕的圣谕。这里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他们都是有饭吃有炕睡的人———从古至今还没有那个身为乞丐，而又写出来传世佳作的文化人———文化与财富是连体婴儿，如果没有穿衣吃饭的底线保证，怕是有多大天才也会无所作为。

诚然，纵观有着几千年古老文化的中国，自从有了“财富”这个字眼以来，财富常常是与“无学”“无耻”“无术”“无德”等贬义词汇联系在一起的。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历史上的大贪、大宦、与官商勾结，留下的种种污秽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不仅污染了财富的定义，更有甚者成了财富权贵，或成了“欧也尼·葛朗台”式的人物。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许多品质高洁的富商，像近代史上的胡雪岩，就是其中的一例。因而笔者试想，王永彬之所以把财富与道德绝对对立起来，从文化血缘关系上去探寻，似乎与中国文化人在诸子百家中独尊儒术的思维定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而，王永彬的《围炉夜话》中，“无财非贫”“无子非孤”之说，有悖社会的人伦经纬。而斑驳大地的底色中，吃、喝、拉、撒、睡是人类生存的起点，没有了这个生存底线，一切都会变为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不要说著书立说，如果没有以钱买粮充饥，怕是连王永彬在内，早就成了一把骨灰，去与荒郊野草为伍了，何以会有《围炉夜话》传留下来？

据史记载，王永彬《围炉夜话》的诞生，是其围着温暖的炉火，对子女亲属进行儒学教育时，留下的生活笔记。笔者设想，他如果没有遮风挡雨的宅院，冬天没有火炕睡觉，闲坐时没有炉火取暖，身边没有子女绕炉而坐，还会有这篇笔记出炉吗？中国有句流传千百年的民间谚语，叫“躺着说话不腰疼”；也许只有从生活困境中活过来的文化人，才会对其说提出另一种认知。那就是：财富本身不是罪恶，无止境的贪欲和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才是人间恶行；有德的人，如果断了传薪香火,也要承受人生旅途的孤独。

这是我沉沦社会底层二十年和从文五十多年，从悲喜人生中得到的结论。然否？愿得到方家的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