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宜信普惠的客户经理:【陈其美、陶成章、汪精卫、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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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陶成章、汪精卫、蔡元培】
陈其美
陈其美（1878－1916），汉族，字英士，浙江湖州人。近代民主革命志士，青帮代表人物，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弟陈其采，字蔼士。兄陈其业，字勤士（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陈其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为蒋介石拜把之兄，将蒋介石引荐于孙中山。
1891年，陈其美去石门镇一家当铺做工十二年，在典当行业中陈其美饱受磨练也历练了自家的本领。正经辛丑之乱，陈对民族危机十分苦闷，受在日本留学的弟弟陈其采的影响，放弃从商，意在寻找出路。
1903年春，陈其美辞去当铺的东作，离开石门来到上海，在同康泰丝栈做了两年佐理会计。
1906年夏，陈其美东渡日本，先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徐锡麟、秋瑾、张静江、谭人凤、褚慧僧等大批反清志士，也结交了后来的中华民国元首蒋介石。冬，陈其美加入“中国同盟会”，开始他的政治活动。
1907年，陈其美改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同年，蒋介石到东京，入振武学校研习军事，由奉化盟兄周淡游介绍，认识了陈其美。不久两人成为至交，并义结金兰。陈其美介绍黄郛、蒋介石等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8年春，陈其美奉孙中山令从东京回到上海，利用上海水陆交通、电信、租界（享有治外法权）等有利条件，以上海作活动的根据地。陈其美性情豪放，善于组织，在同仁中以“四捷”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而著称。秋陈其美等人到汉口筹办《大陆新闻》，万事具备却因清吏的破坏而中止。陈其美在上海常出出没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交班结友以为反清力量，故人说他“多有党羽”；同年加入上海青帮，并为帮会大头目。
1909年夏拟策动浙江起义，因被告密未成。后接办上海天宝客栈，作为江浙的革命机关，并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宣传革命。1911年7月参加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为庶务部部长，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10月武昌起义后，发动上海商团、青帮及部分青年与江浙革命党人立即在上海响应，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孙中山提出诉诸武力，陈其美当时是支持黄兴“法律解决”主张的。“二次革命”爆发，被举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11月失败后赴日本，坚决支持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
1914年7月被推为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2月回国在上海参加策动讨袁，主持上海党务，并任淞沪长官司令，负责主持长江下游的军事行动。12月与杨虎发动肇和兵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并分别派人进攻电报局、电话局、巡警总局、工程总局等，因袁军反扑后援无济而失败。云南蔡锷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军起，受聘为云南都督府顾问。组织东南各地的反袁军事行动。继续在江浙一带策动反袁军事行动，屡次起事均遭失败，益遭袁世凯忌恨。
说辛亥革命不能不说孙中山，说孙中山不能不说陈其美。
说民国建立不能不说袁世凯，说袁世凯也不能不说陈其美。
说国民党历史不能不说蒋介石，说蒋介石又不能不说陈其美。
说辛亥英雄不能不说秋瑾、徐锡麟，说秋瑾、徐锡麟还是不能不说陈其美。
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左右手，是袁世凯的死对头，是蒋介石的引路人，秋瑾、徐锡麟的老战友。
陈其美（1878年—1916年），字英士。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中国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当铺学徒出身。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到日本，入警监学校，并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上海，联络党人，并加入青帮成为大头目。1909年夏，拟策动浙江起义，因被告密未成。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宣传革命。1911年7月参加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为庶务部长。武昌起义后．陈其美与江浙革命党人立即响应，联络上海商团，于
这本书写热血飞扬的革命，写生死缠绵的爱情，展示了一代仁人志士的青春、理想、信仰、奉献和奋斗。
传奇人生
头角初露
陈其美，字英士，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读过七年私塾，15岁丧父，在一个小镇的当铺一共当了12年多的学徒，27岁到上海做了两年同康泰丝栈的佐理会计。1906年春他29岁那年才在弟弟等的资助下东渡日本。
在日本的两年他先后学习过警察、法律和军事学。同年冬加入同盟会，并介绍同乡黄郛、蒋介石等入会。和同时代的浙江籍革命党人相比，他出道较晚，与光复会也毫无渊源。那个时候的他并不出色，直到回国时仍是默默无闻，在孙中山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他之崭露头角是在1908年回国后在上海的活动。1907年徐锡麟、秋瑾被杀害后，上海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孙中山正面临危机，两广、云南的起义屡屡失败，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上层发生严重分裂，光复会又重新自立门户。从1907年到1910年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在这种困境下陈其美在上海重整旗鼓、打开了局面，从空言渐进于实行，“党势为之一振”，因此引起了远在海外的孙中山的注意。
他在上海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成为青帮在上海的头领：出入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多有党羽”：创办精武武术学校，以霍元甲为总教师，吸收大批江浙资本家如虞哈卿、王一亭、沈缦云等加入同盟会：通过他们结交了李平书、朱葆三等商界闻人、社会名流，推动他们赞助革命，从而掌握了商会、商团武装等，使同盟会在上海有了比较扎实的社会基础。他还先后办过《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又协助于右任创办著名的《民立报》(于右任在陈殉难后写下《哀社之友》一诗，有“霸气江东久零落，英雄事业自堂堂”的句子)。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生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因为他在上海有社会基础，熟悉情况，又是杨谱生的亲戚，就委托他为庶务，主持日常工作。
这是陈其美崛起上海之初，孙中山说他“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其间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进。”
抢任沪督
陈其美自称书生(“其美一书生耳”)，却行动果断、敏捷，以“四捷”著称，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
武昌一声枪响，不久上海也宣告独立，后来的史书往往归功于陈其美，孙中山不止一次地说当时响应最有力、对全国影响最大的是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实际上，当时李燮和起了很大的作用。李燮和早年加入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萍醴浏起义失败后亡命南洋，以教书为业，在华侨中威望很高。陶成章重组光复会，曾得到他的大力帮助，成为光复会后期主要领袖之一。辛亥革命前，回国在上海策动新军。本来，陈其美已和他约好共同起事，但陈以为上海可以唾手可得，就提前一天抢先进攻江南制造局，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
陈其美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是同盟会员外，其余多数是上海帮会的人。他们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不料，未及开战，陈其美即被擒住。李燮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全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被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起义人士一面寻出被绑的其美，护送回家，一面推燮和充临时司令，主持一切。”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占领了弹药库，上海遂告光复。应该说，在光复上海之役中，光复会的李燮和在资望和战功上都高于陈其美。当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亦有记载。
在这样的情况下，开会推举上海都督，大家几乎一致推李燮和，连李平书也表示赞成。“但陈其美利用其青帮弟兄，哄堂鼓噪，大闹会场，反对李燮和”，为了顾全大局，李“力示谦逊”，陈其美就这样被举为都督(也有说李燮和因为疲劳睡着了，等他醒来陈其美已是都督，推举都督的大会没有一个光复会成员参加)。会议一结束，街头就出现了安民布告，上面赫然盖着沪军都督的大印，原来他早在起事前就已准备好了，陈其美“四捷”之名果然不虚。
李燮和在吴淞也称军政分府都督，一时独立后的上海出现了两个军政府。有一天，李燮和在吴淞车站前往上海，陈其美曾派人前去刺杀，但没有成功，只击毙了李的卫兵。[2]李最后被迫离开上海，陈终于独享上海光复的胜利果实。
那时的上海是南方政治活动的中心，陈其美也处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他经常“在外冶游”，“花天酒地”，风流倜傥，被称为“杨梅都督”。然而在列、中山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只有沪军都督府是全力支持他的，他成为孙中山得心应手的骨干。所以孙中山说他“于民国之功，固已伟矣”。陈的参谋部长黄郛与都督府许多中层干部后来都是民国政局中的要人，如蒋介石、何应钦、戴季陶、邵元冲、吴忠信、张群、陈果夫等，沪军都督府也可以说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滥觞。
讨袁失败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陈其美也辞去沪军都督，但他没有去北京就任工商总长。直到1912年秋天，他才与黄兴继孙中山之后进京。孙中山曾乐观地向袁世凯建议，请袁练兵十年，自己修铁路十年，黄兴开矿十年，陈其美兴工商十年，就可以富国强兵。孙被委任为全国铁路督办，黄为矿务总办。据英国外交官的报告说陈“将被派往国外调查政治制度”，袁曾经要送陈其美17万元，作为出洋游历之资，劝他勿问国事，遭到他的拒绝。
不久，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孙中山提出诉诸武力，陈其美当时是支持黄兴“法律解决”主张的。“二次革命”无可挽回地迅速归于失败，他也成为“宁沪之乱”“首魁”之一，袁世凯出五万元的赏格缉拿他。 1913年11月，陈其美被迫亡命日本。这时候他却指责黄兴——“南京是黄留守旧地，讨袁军系黄之旧部，不战而溃，弃地而走，黄兴不能辞其责!”他那封著名的长信总结教训追究责任，最后塑造出一个一贯正确、凡事正确的孙中山形象，无疑他是神化孙中山的始作俑者。也难怪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要全文附录。
参创新党
孙中山第二次流亡日本，痛感失败是党内意见不一造成的，决心组织一个高度服从领袖的革命党。陈其美极力支持孙毁党造党的主张，成为他最重要的助手，在中华革命党里任总务部长，主持组织工作，地位仅次于孙。
中华革命党所采取的帮会秘密结社的方式、方法，用来约束党员、控制组织的一整套就是陈其美向孙中山建议并且得到孙的同意的。党章规定入党要履行严格的手续，要填写誓约，其中有“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类似黑社会的语言。还要求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党员如果叛党，除本人处以极刑，介绍人要负连带责任。仅从内部组织上看，这个中华革命党更像一个帮会式的组织，而不像是革命的政党。难怪黄兴这样的革命元勋都拒绝参加，他们对陈其美以青帮头领的身份与手段操纵党务尤其不满。实际上这在孙中山的政治生涯中也是一个低潮，是他政治上的一个败笔。在接下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已不再是主角。
洪宪帝制呼之欲出时，陈其美在上海组织暗杀了袁的大将郑汝成，策动肇和兵舰起义，写下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笔。袁世凯对爱将被杀耿耿于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临死前不久，还重金收买刺客将陈其美刺死。陈虽然用帮会的极刑约束部下，但最后还是死在两个叛徒(程国瑞、李海秋)的手里，年仅40岁。在赏金面前，他们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他死后半个月，袁世凯也呜呼哀哉了。
杀害志士
1、枪杀陶骏葆
除了派人行刺曾救过其命的李燮和未遂外，陈其美的另一桩残害革命党人的暴行，是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葆。攻克南京后十天，陈其美在沪军都督府内下令枪杀了参与攻克南京的民军参谋长陶骏葆。当时陶骏葆因公抵沪访谒宋教仁和黄兴，其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请他在客厅坐候，不一会便派卫兵将他逮捕，反剪双手，并用布包其面，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上开枪将他杀害。陶骏葆遇害后，他的哥哥陶逊为此发表了一封很长的电函，质问陈其美为什么“同类相残”、“任意屠杀同志”？陶逊愤慨地谴责陈其美如此“刀弹交错、从心所欲”，使都督府沦为“绿林盗窟”。引《民国经世文编》中还有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致陈其美的三个文件，都是谴责他滥施逮捕、无法无天的行径。由此可见，在陈其美这个革命党人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权、法治的观念。
2、暗杀陶成章
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幼年之时就受过很好的旧式教育，后又接受一些新学书籍，思想渐趋激进，开始萌发推翻满清统治，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他负责光复会联络苏、浙、皖、闽、赣五省的会党工作，与下层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常用麻绳束腰，穿着草鞋，日行百里，奔走革命。陶成章对鲁迅（光复会成员）十分信赖，常到鲁迅寓所谈论革命，兴起时往往口讲手划、眉飞色舞，告诉鲁迅什么地方不久就要“动”起来，什么地方已经“动”起来。由于多年不辞劳苦奔走革命、多次或策划组织武装起义，陶成章在革命党人中享有很高的名望和影响。
由于陶成章深恶痛绝那些上赌馆、逛妓院等勾当，在看到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有这些癖好后，便多有微词，这让陈其美感到了难堪，故而与他产生芥蒂。辛亥革命老人李净通曾回忆：“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面前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同时，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攫夺革命果实，出于无奈派系纷争的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
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交椅还没坐热，便又悉心转谋浙江都督一职。其时，在革命党内许多人并不信服陈其美，大家有意让陶成章主事浙江。
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则是为了争夺浙江都督一职。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他举荐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陶成章，字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由陶成章来“代理浙事”。而成章本人力辞不受，在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簋继任。但浙江绅士沈荣卿等人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成章在浙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入主浙江的图谋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外，再加上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这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凡此种种，陈其美对陶成章已是切齿痛恨，决意要铲除此公，以绝后患。
陶成章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后因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
陶成章被害后，国内震惊，革命党人尤为愤慨。孙中山闻讯，十分气愤，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孙中山是个胸怀坦荡的革命家，陶成章生前虽然反对过他，和他有意见分歧，但是，孙中山不计前嫌，对其惨遭暗害深表痛惜，他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浙江都督悬赏3000元缉拿凶手。作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也不得不装装样子，悬赏 1000元缉拿凶手。不多日，王竹卿被缉拿归案，很快便被处死。蒋介石惶惶不安，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被刺身亡
陈其美数次起兵讨袁，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袁先派人给陈其美送去70万元，让陈出洋游历，并威胁说，否则就用这笔钱作经费，买通刺客对他下手。陈其美听说后哈哈大笑，予以拒绝。
袁世凯于是命令驻军上海的张宗昌负责刺杀陈其美。两次刺杀陈其美失败后，袁世凯派他的贴身卫士袁继良带着一个名叫李海秋的人来到上海。
当时，中华革命党经费极缺，陈其美整天为此事发愁。李海秋开设了一家“鸿丰煤矿公司”，扬言购买日本机械，需要向日本银行贷款，想请陈其美做中间介绍人，贷款100万元，可得百分之三十的回扣，陈当即答应。
蒋介石听到陈其美遇刺的消息，马上赶来抚尸痛哭。孙中山刚由日本回国，也立即赶来，流泪不止，当场手书“失我长城”四字，以志其哀。陈其美死后，海内外各团体、各界人士的唁电、祭文、挽联、挽额络绎不绝。
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
查禁假钞
民国初年陈其美在上海查禁假钞
方一戈（文）
此公告一出，原先流言纷飞、人心疑惶的上海金融市面，很快风波平息，工商百业的经营交易也日趋稳定。事实上，之前，申城坊间有关“军钞”的种种“马路传闻”，原本就不尽是空穴来风——军政府的那则公告，确乎事出有因，其背后牵涉到一宗非同小可的“假军钞”案，当时人们鲜有知悉内情的；而这宗假钞大案的破获，居然又与陈其美的故里浙江湖州，有着直接联系。
事情需要从
当时，随着黄浦江畔那一声声惊心动魄的枪吼弹鸣逐渐停歇，上海这座被孙中山称作神州“东南锁钥”的大都会，“全境扯弃清朝龙旗，宣告独立”，开启了它“呼应武昌首义、共奠民国之基”的崭新一页。起义的革命党人公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主掌上海军政府。
新生的共和政权成立伊始，即面临极度沉重的财政压力:一方面，要大力扩充民军，支援长江沿线诸省的“光复”并筹备北伐；另一方面，又要维持本埠的经济、民生，确保社会秩序安定——名目浩繁的经费需求，潮水般地压向军政府，仅军饷一项，就得“每日应付三万元(现洋)”。可是，由于外国敌对势力(驻沪领事团)的蓄意阻梗，上海海关(旧称“江海关”)的日常关税以及大清银行滞留在沪的巨额资本银，均被强行截扣于英美租界，军政府一时难以追缴征用，致使财政来源几近匮竭，开支却与日俱增，资金的窘迫愈益严峻。
所幸申城各界热切拥戴共和，市民自发的捐款助饷，源源不绝；众多工商士绅也争相慷慨解囊，不遗余力，一定程度纾缓了军政府的财政危机。资深金融家沈缦云(时任军政府财政总长)向陈其美建议:应当在积极“振兴实业、广拓财源”的同时，再设法聚合民间资金，创办一家“由军政府担保并委派监理”的股份制华商银行，以发行短期“军用钞票”的方式，来“流通泉货，周转头寸，酌济盈虚，应对当前之急需”。陈其美批准了沈的建议，这家银行就定名为“中华银行”。随即，军政府在报端披露了“筹立中华银行”的计划，全文公布该银行的《招募股本简章》。[5]
同年
然而，军钞顺利流通数个月后，翌年春末，上海市面上突然发现有伪造的“军钞”在“欺罔耳目，到处混用，滋歹渔利”。这不免引起人们的惊疑和恐慌，各种流言开始不胫而走，军钞的信用动摇，流通“顿陷阻遏”。陈其美接到报告。事关重大，他立刻指示军政府财政司会同治安机构，对“假军钞”的来历展开侦查。由于作案者十分狡猾，形迹诡秘，侦查线索迷茫。
就在这当口，一件来自湖州军政分府的紧急密函，送到了陈其美的案头。原来，上海的“假军钞”竟已扩散到了浙江地面。
这件密函于
陈其美对此的反应相当果决。他一边以沪军都督的名义，严正照会“会审公廨”(租界审判机关——作者注):强烈要求会审官“迅将陈少春传案讯明，追惩罪责”，如需陈燮三到堂对质，军政府将随时派员去湖州押来；一边，又指令财政司督促各华商银行“整顿军钞使用”，凡有零散假钞流回银行，一律加盖“伪票”的印戳给予销废，以防再次流入市面。几天后，鉴于市面上“人心扰动，纷纷兑现，而伪票仍未绝迹”，陈其美拍板:干脆将中华银行已经发行入市的所有“军钞”，全数收兑，停止流通，以“彻底断绝假钞之贻害”。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说到的那则
民国元年，陈其美在申城禁治“假军钞”，整个事件从风起青萍到基本平息，前后大约一个多月时间。由于陈的当机立断、雷厉风行，一场极可能引发金融动荡、进而祸殃民众、危及社会稳定、毁损新生共和政权公信力的“假钞”风波，得以及时、快速、有效地消弭。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这位辛亥元勋的非凡识见与才干，诚无愧孙中山对他的评誉:“任事勇锐”，“乃吾党(国民党)健者”！此事件不久，神州风云变幻，窃国大盗袁世凯上台。当年8月，陈其美被迫辞去沪军都督职务，军政府也遭袁氏裁撤；先前那两个被抓获的假钞案犯，最终如何处置了，自亦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初，那些假军钞绝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刚刚“光复”的上海。而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上的此番“禁假”史实，之后似乎鲜有人提及，本文就算是为他作一笔简略的追叙罢。
蒋介石之师
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公谊私交非同一般。1906年，陈其美经同乡兼盟兄周淡游的荐介，结识了正在东京求学的蒋志清（蒋介石）。两人一见如故，很快结为义兄弟。蒋介石经陈其美介绍于1908年加入同盟会，并结识了孙中山。蒋对这位年长十岁的良师益友的知遇之恩铭感不忘，自诩为“陈（其美）烈士的化身”，“没有陈（其美）烈士就没有国民党”。陈其美的挚友张群、黄郛、邵元冲、吴忠信等人后来均成为蒋氏政权的中坚，其侄儿果夫、立夫兄弟也深获蒋介石的重任。
青年时代的蒋介石很穷困，18岁到日本留学认识了大他9岁的陈其美。陈其美是同盟会员，回国以后，陈其美跟随孙中山，当上了上海督军，黑白黄道“路路通”。蒋介石在陈其美等上海名流的引见下认识了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和黄金荣，从而奠定了蒋介石在上海的基础。陈其美在38岁时，为孙中山筹款被暗杀，有两个侄儿子参加了革命：果夫（兄）、立夫（弟），蒋介石为师傅陈其美的死亡痛哭流涕，于是他要善待陈其美的两个侄儿子。于是陈果夫和陈立夫成为民国的重要人物，著名的“四大家族”之一，陈果夫在1951年去世，陈立夫寿命很长，103岁去世。
暗杀陈其美的杀手就是他自己的下属程国瑞，为了升官发财，程国瑞被军阀冯国璋的部下张宗昌收买了，冯国璋的“后台”就是袁世凯！张宗昌化装成富商携巨款 70万“现大洋”赴上海'捐款’给同盟会，陈其美于是带自己的部下程国瑞直接去了，结果被程国瑞在上海萨坡赛路枪杀（按：另有记载称，受袁世凯指使的张宗昌派出程国瑞，假借签约援助讨袁经费，于日本人上田纯三郞寓所中将陈其美当场枪杀）。陈其美死后，袁世凯的70万'现大洋 ’就成为冯国璋、张宗昌和程国瑞的赏金了。
1916年陈其美被刺死以后，蒋介石失去了上海靠山，在经济上也开始拮据，他需要另辟门路，由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活动投资失败，为了躲债决定去广州去投奔孙中山先生。但是债务人不让他走，而且没有路费，蒋介石只好去找上海商界'大老板’虞洽卿，虞洽卿也是陈其美的朋友。但虞是个商人，绝不肯做这种赔钱的事，就介绍蒋介石去投帖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一可以用黄金荣的牌子挡住债权人，没人敢收青帮弟子的债务。二可以向黄金荣借路费去广州。蒋介石没有办法，就和虞洽卿一起去了。蒋介石递上“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的大红帖子拜门，黄金荣因为有求于虞洽卿，于是就赠送蒋介石旅费，现大洋200元，并且鼓励他去广州革命。
蒋介石在广州受到孙中山重用，成为黄埔校长，孙中山死后，逐步掌握了国民党军事大权。结果11年以后的1927年，蒋介石领导北伐军从广州出发，一路占领到上海，成为名震中国的北伐军总司令，成为当时的第一号大人物。青帮老大黄金荣又喜又怕：喜的是自己的'弟子’蒋志清（化名）有了大出息；怕的是堂堂民国领袖不能沾上“黑社会”的污点。所以战战兢兢的将蒋介石的门生帖子亲自上门送还。蒋介石很客气的收回自己的门生帖子，并且口口声声感谢黄金荣当年的帮助，黄金荣受宠若惊，他们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上海“三大亨”，定计密谋，以“中华共进会”名义，在上海发布反共启事，随后召集大批流氓手持武器，武装袭击工人纠察队，配合蒋介石部队抓捕上海共产党员，为蒋介石巩固上海立下汗马功劳！今在黄家花园，上海现在的桂林公园（黄金荣的公馆）四教厅前面，还竖立着一块高六七尺的石碑，上刻“文行忠信”四个大字，上面记着“中华民国十九年”，下面题字为“蒋中正赠”。可见蒋介石对黄金荣这个青帮老大一直保持着师徒般的情谊。
悼挽陈其美
教子以义；杀身成仁
——章笃时挽陈其美
愿君化彗尾；为我扫幽燕
——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章太炎挽陈其美
章太炎与陈其美素来政见不和，陈其美殉难时章正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袁世凯死，章获自由后立即返沪，与孙中山、黄兴等共同发起“陈英士先生暨癸丑以后诸烈士追悼大会。”章亲撰《告癸丑以来死难诸君文》，并与会亲祭。文中除缅怀陈其美等反袁志士，还对过去与陈的冲突检讨，自称“其罪将弥甚于炳麟等也”。1917年5月，章太炎与孙中山等人又发起陈其美灵榇归葬吊唁活动，章亲往吊唁，并奉献了这副挽联。上联“彗尾”，即彗星。下联“幽燕”，指袁世凯所在的北京。此联表达了章太炎对陈英士的亲切感情和怀念，并寄托了巨大的哀思，希望所有革命者学习陈英士，发扬陈英士的革命精神，扫除帝孽，把革命进行到底。
英公其死矣；吾辈忍生乎
——小吕宋宿务埠中华革命党支部电挽陈其美求仁而得何怨；贼民之主不忠。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挽陈其美
凛存肩于后死；伤健翮之先摧。
——岑春煊、李烈钧、方声涛、林虎、张开儒、章士钊、高尔登、文群、杨永泰、程子楷、李根源、曾彦等电合挽陈其美
十年薪胆余亡命；百战河山吊国殇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挽陈其美
于右任是陈其美10年革命活动中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于右任为《民立报》社社长，陈其美为该报校刊兼外勤记者，两人以此阵地共同致力反清活动。1911年7月，于右任积极协助陈其美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两人又一起策划上海武装起义和“二次革命”。1915年夏孙中山组织讨袁的中华革命军，陈为东南军司令，于为西北军司令，成为孙中山深为信赖的骨干。在艰苦的反清、反袁斗争中两人互相支持，患难与共。陈其美殉难，于右任痛不欲生，他以泪研墨，挽联数副志哀。如悬于湖州追悼会会场的这副挽联。上联 “薪胆”，即典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此联以凝炼的字句，高度概括陈其美10年反清、讨袁、肇建民国的丰功伟绩。
可怜麟凤供炰脯；如此江山待祓除
——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挽陈其美世竟无鉏麍喻义；公终继渔父衔冤。
——菲律宾中华革命党支部电挽陈其美
功成不屑黄金印；身死长留碧浪湖。
——浔溪女校校长（同盟会会员，秋瑾挚友）徐自华挽陈其美
为国捐躯，吾公志愿；缉凶善后，侪辈仔肩。
——国民党元老周震麟挽陈其美
陶成章
陶成章(1878－1912)，汉族，字焕卿，号陶耳山人，浙江会稽陶堰(今绍兴县陶堰）人，民主革命家，光复会创立者之一。少有志向，以排满反清为已任，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未果，后只身东渡日本学习陆军。翌年回国后，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破衣敝屣奔走革命，“四至杭州而不归”，奔走于浙、闽、皖各地联络革命志士。民国创立后，他力辞接任浙督，积极准备北伐，设北伐筹饷局、光复军司令部，任总司令。
中文名：
陶成章
别名：
字焕卿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浙江绍兴
出生日期：
1878年
逝世日期：
职业：
革命志士、民主革命家
主要成就：
创立光复会、参与推翻满清王朝
清末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倡导者
代表作品：
《陶成章集》、《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浙案记略》
陶成章（1878年－1912年），生于
成章少有志向，以排满反清为已任，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未果，后只身东渡日本学习陆军。翌年回国后，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破衣敝屣奔走革命，奔走于浙、闽、皖各地联络革命志士。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苦”。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抵达杭州时已经是
民国创立后，他曾推辞接任浙督，积极准备北伐，设北伐筹饷局、光复军司令部，任总司令。由此，亦招致与之结怨、欲插手浙江的陈其美的嫉恨，决意铲除陶成章。
人物概述
陶成章(1878—1912)，字希道，号焕卿，曾用名汉思、起兵、志革、巽言、陶耳山人、会稽先生等，会稽(今绍兴县)陶堰西上塘村人。自小诚笃好学，6岁入陶氏义塾。15岁为塾师。酷爱历史，尤对历代先贤遗著诵读不倦。19岁至东湖通艺学堂教书，作《驱虎》一文，将清廷喻为“猛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直抵京师，成章欲乘乱歼那拉氏于颐和园，未遂。赴奉天、蒙古等地察看地势，以为进行之计。归途中，道经徐州，经费缺乏，步行七昼夜，几至饿毙。二十八年再次北上谋刺，亦未果。八月，得蔡元培之助，东渡日本，入清华学校，数月后转入成城学校，在陆军班中勤奋砥砺，成绩优异。留学生监督探知其有反清之志，设计削去学籍。其时，在日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成章均加入并为骨干。未几，浙学会拟在国内另立秘密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与魏兰在二十九年底回上海，与蔡元培商量进取之法。旋至杭州，往狱中会白布会首领濮振声，得濮名片数十纸、函数通，往桐庐、分水、建德、寿昌、龙游、云和，联络各地会党，其间，起草《龙华会章程》。又赴温州，经上海到嘉兴会敖嘉熊，至此，浙江各地会党皆联为一气，互相呼应声援。三十年冬，由金华入永康、东阳、天台、黄岩、海门，返上海，后又至嘉兴。经此一年三次深入内地，各地会党详情全为熟知。将《浙江潮》、《革命军》等多种书刊散发至内地，其传播革命思想之功开一代之先。是年冬，与龚宝铨议，将暗杀团扩大为光复会，举蔡元培为会长。又著《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在日本东京出版。为扩大组织，再赴日本，成立光复会东京分会。未几，回绍兴与徐锡麟创办大通学堂，由于蔡元培赴德，光复会本部主事权由上海而移绍兴。成章以为实行中央革命和袭取重镇，必须谋握军权，故是年冬，捐官去日本学军事，谋入振武学校、陆军经理学校，均未成。三十二年夏返国，联络闽、皖各省同志，成立光复军，举为五省大都督。继而偕龚宝铨、敖嘉熊赴芜湖，在安徽公学任教，联络岳王会人和南京新军中革命党人。三十二年底加入中国同盟会，为留日会员中浙江分会会长，《民报》发行人。(秋瑾牺牲后，为浙江主盟人)徐锡麟、秋瑾皖浙事败，悲愤欲绝，三日不爽，忧恨成疾，然不灰其志，击桌曰：“大丈夫岂可如此耶?”决心代友报仇，献身事业。时浙江各府、长江中下游各省纷纷出告示缉拿，于是避居日本东京。[2]
光绪三十四年出任《民报》主编。春夏间，将五省秘密会党熔铸而一，定名为“五省革命协会”。为解决《民报》和五省革命协会经费，赴南洋劝募。时《南洋总汇报》诋毁革命，鼓吹保皇，特著文数篇，刊《中兴日报》，痛言革命之由，批驳立宪谬论，使《南洋总汇报》不敢与之辩，革命派势力为之大振。其后，又任缅甸《仰光日报》主笔，将《浙案纪略》、《教会源流考》等陆续刊载。宣统二年(1910)初，重组光复会于东京，推章太炎为会长，自任副会长，在南洋设执行总部。又办《教育今语》杂志，为光复会通讯机关。三年，回上海组织锐进学社，准备起义。11月杭州光复，被委为总参谋，参与江浙联军攻宁之役。与朱瑞等商北伐之举，设北伐筹饷局，光复军司令部，为总司令。次年1月，被陈其美派蒋介石设计暗杀于上海，年仅35岁。
主要著作有《龙华会章程》、《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浙案纪略》等。另有《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一版)。
绍兴东湖建有陶社以纪念先烈，绍兴陶堰陶成章故居列为文保单位。
相关事迹
少怀壮志
陶成章幼时家境贫寒，天资聪颖，过目成诵，曾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六岁入本村陶氏义塾读书，十五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新学书籍，思想逐渐转变。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激发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与“推翻君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合拍。[1]因此，他渐萌革命思想，欲改革封建专制。父陶品三惧祸，多次告诫之，然其志不变。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陶成章忧心如焚，即定下从戎之心。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他曾两次赴京拟刺杀慈禧未果。
投身革命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陶成章只身至日本留学，后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结识该会会员龚宝栓、魏兰等人，参与商议革命活动。1904年，陶成章归国。[1]（按：另有资料称，因陶成章倡言革命，言辞激烈，为清政府驻日公使所忌。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被诳归国，取消其留日学籍，然其革命之志愈坚。）
1904年初(光绪三十年），陶成章偕魏兰深入浙江内地联络各地会党，在云和创办先志学堂，建立据点。1904年10月，陶成章与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海创立光复会，推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并担负联络苏、浙、闽、皖、赣5省会党之重任。光复会以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6字为宗旨。1904年底，陶成章前往日本，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1]
光复会成员积极地宣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是各自的思想成分很纷杂。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满州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瑾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1]
1905年8月(光绪三十一年），陶成章与徐锡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为浙江会党培训骨干。是年冬复去日本，谋入联队，振武学校学军事，均未成。
1906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留日会员浙江分会会长，兼《民报》编辑。不久回国，联络闽、皖各省，成立光复军，被推为5省大都督，与徐锡麟、秋瑾加紧皖浙起义准备。
1907年7月，安庆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相继殉难，陶成章悲痛欲绝，因遭清廷通缉，国内无法立足，再度亡命日本，1908年转赴南洋，几遍南洋群岛。主持新加坡《南洋日报》及仰光《光华日报》笔政，鼓吹民主革命，捐款资助国内革命。由于筹款受阻，决计在爪哇一带建立光复会组织，但名义仍附属同盟会总部。
1910年(宣统二年)，在日本东京建立光复会总部，举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南洋建立执行总部。宣统三年，由南洋回上海活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建立光复会秘密机关“锐俊学社”，后又重返南洋筹集经费。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回国，往来于淞沪间，号召旧部以为犄角，积极筹划光复会员光复杭州、南京。浙江光复后，被举为省临时参议会议长。
陶陈矛盾
陶成章破衣敝屣为国奔走革命不辞劳苦，从未贪图安逸享乐，几过家门而不归。他深恶痛绝那些上赌馆、逛妓院等勾当，在看到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有这些癖好后，便多有微词，这让陈其美感到难堪，故而与他产生芥蒂。辛亥革命老人李净通曾回忆：“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面前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同时，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攫夺革命果实，出于无奈派系纷争的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
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则是陈其美为了争夺浙江都督一职。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他举荐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陶成章，字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由陶成章来“代理浙事”。而成章本人力辞不受，在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簋继任。但浙江绅士沈荣卿等人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成章在浙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入主浙江的图谋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外，再加上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这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凡此种种，陈其美对陶成章已是切齿痛恨，决意要铲除此公，以绝后患。 [1]
世人皆知，蒋介石同陈其美的关系密切非常深的。陈是蒋早年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也是蒋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讨袁斗争的引路人和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 1906年间，蒋介石离开浙江乡下到了日本，在东京初次遇到陈其美。蒋介石遇到陈其美后，便长期受到了陈的影响。陈其美刚到日本时进入了警察学校学习，后来转学军事，他们二人所学相近，又意气相投。陈其美的江湖作风，及其在帮会中的地位，尤其使蒋介石折服。1908年春，蒋介石再次东渡日本，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5月，又经陈其美介绍，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因此，蒋介石视陈其美为良师益友。陈其美生于1878年，大蒋介石8岁，因此，蒋介石一直称陈其美为“大哥”。
当时的蒋介石，虽然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但实际上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在他心目中，所谓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因此，当时的他可以说毫无政治立场可言，而是满脑子江湖思想－既然崇拜帮会首领人物陈其美，又同陈“义结金兰”，那么就一切惟陈其美之马首是瞻。因此，蒋介石之杀陶成章，纯粹是一种江湖行为，与所谓政治理由完全无关。就个人关系而论，蒋介石与陶成章素无恩怨，他完全是以他的“大哥”的恩怨为恩怨的。
惨遭暗杀
当陈其美交予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秘密任务时，他慨然应诺，以为是天赐良机，既可建功立业，令革命党人刮目相看，也可报答盟兄的知遇之恩。蒋介石很快就想到他的旧友、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此人原为太湖强盗，枪法精湛，且可飞檐走壁。他虽是光复会员，却常以会内机密换取钱财，陶成章对此极为恼火。蒋介石获取这一情报后，找到王竹卿，对其恐吓讹诈，散布陶成章伺机严惩王竹卿的言论。王竹卿信以为真，铁了心要先下手为强，杀害陶成章以保全自己。
陶成章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后因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
于是，在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心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按：应是“就”之误），其谦恭尤可钦佩。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凶手逃逸
关于蒋介石行凶刺杀陶成章的经过，当时亲闻者的记载中，以马叙伦、张空溪及黄炎培等人的记述较为具体。
对于陈其美唆使蒋介石行刺陶成章的情形，在革命党人张篁溪所撰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中也有较早且详细的记述（按：详情参见边芸编著的《喋血刀锋:民国杀手的人生沉浮》，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年）。
这方面，蒋介石本人也有供述。蒋家王朝对此案的公开解释是：“陶成章踵回国，故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1]
这是案发20多年后蒋介石编造出来的理由，是严重歪曲历史、诋毁真正的革命党人的诬谤之辞！尤其是蒋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颠倒黑白，明明是陈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意反诬陶成章意欲行刺陈其美！事实上，陶成章之被凶杀确是由陈其美授意，由蒋介石执行的。蒋介石是主凶，王竹卿为帮凶，这一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蒋介石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而实际上，他枪杀陶成章后，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1]
陶成章遇刺身亡后，被蒋介石后来评为“好尚权术”的陈其美，一方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一面表示将“严饬谍报科缉凶”，谁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在陈其美的管辖之下，案发之地法租界头目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故尔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
但是，陶成章毕竟是政治领袖，是当时一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的代表。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激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沪之间的紧张空气。因为，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得陈其美、蒋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时时产生极度的恐慌感。陶公遇刺后，跟随蒋介石参与杀害陶成章的王竹卿旋即被缉拿归案，很快被处死，这使蒋介石更加惊恐万状，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
关于这段历史，蒋家王朝后来的官方说法是：“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攻击......乃避往日本”。台北正中书局出处的《蒋总统年表》则进一步淡化蒋的“避往日本”并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
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陶案影响
就在1912年（民国元年）的春天，就在人们翘首企盼一个新民国的到来时，沪军都督陈其美派他的部下与密友蒋志青（介石）暗杀了著名的革命党人陶成章，首开了民国以来发生在革命党人内部的第一件凶杀案，一时举国哗然。
陶成章案件发生在
关于蒋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严禁谈论的史实，是“国统区”史学家们的“禁区”。所以，几十年来，凡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国统区”以至今日的台湾岛皆一律横遭封锁、湮没，偶或出现，也必遭歪曲和篡改。[1]因此，本着还原史实的治史良知，有必要探究这一历史案件的始末原委。
暗杀前后
民初的暗杀
清末民初是一个暗杀的时代，尤其革命党操盘的几场政治暗杀，矛头无不指向清廷最顶层的大员，按照今天的话讲，省部级才起跳，最高的是奔着总理去。
让所有人瞠目的是，这些负责行动的革命党人，如万福华，汪精卫，徐锡麟，吴樾等人，要不是大学教授，学成归来的海龟，要不就是应该在家里享福的富二代。
如果说，这些人的身份还吓不到的话，他们的行动方式就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不是胆大的吃惊，而是那股子不专业让人大吃一惊。
就如章士钊在《书甲辰三暗杀案》中描述万福华刺杀封疆大吏王之春：“福华一怒而断，不遑筹思，急出之春前，拔枪拟之。顾机屡拨而弹不出，两造俱木然不知所为，旁观者麇集，亦俱无所措手足。”
何止万福华，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时，似乎也不大在乎那位摄政王大人的生死，只在意整件事的影响是否足够大，仿佛他们生下来就是为了闹这么一场动静似的。
今人看来，汪精卫等人的作为不是脑残就是智力欠缺，可是，就如吴樾遗著《暗杀时代》里这样说：“欲言革命者，不得不前以暗杀，后以复仇（革命）。”革命党人的暗杀，更看重的是宣传是造势也是震慑，如吴樾所言，具“杀一儆百”之效。
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可以想见，出现当街堂而皇之掏枪射击的情况简直是水到渠成，至于说暗杀前先吼一嗓子，叫出对方的名号等行为，简直就是江湖人士居家旅行必备，谁要不这么做就是丢份。至于说乔装打扮化名易行投毒下药等种种，还太过太专业，革命党这些小男生们还无法理解的。
这就是民国初年的暗杀，敢于下手是重点，杀死杀不死无所谓。真正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全凭快感走江湖。
何许人也
陈其美大名鼎鼎青帮革命党，辛亥革命后成为沪军都督，是孙文的死忠和死党，曾攻克南京，拥戴孙中山为大总统，又与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有两个侄子在蒋介石手下混的一直不错，一人叫陈果夫，一人叫陈立夫。
但是，陶成章是个什么人物，竟然敢公开与陈其美这个青皮光棍叫板，好像《建党伟业》中所演的，捆了一身的雷管炸药，当成搅散了陈其美的就职典礼？
说起来，这陶成章也不是简单人物，他虽然是浙江人，早年学过八股，游历过北方，暗杀过西太后慈禧，也曾前往日本留学，后来参加了由“暗杀团”脱胎而来的光复会。
听这名字，就知道光复会是一群猛人，果然，徐锡麟，秋瑾，这样大名鼎鼎的猛人都是陶成章的同志。
试想，老陶童鞋当年一人游历北方，就敢在京师帝都暗杀西太后，玩的这么生猛，现在终于找到组织，还不要闹翻天？
果然，徐锡麟暗杀恩铭密谋东南五省起事，谁知徐锡麟暗杀失败被碎尸，秋瑾断头，老陶也不得不亡命日本，以光复会首领身份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陈其美自任沪军都督，由于同盟会主要力量在两广，于东南五省力量有限，后来攻克南京光复江苏说服浙江等大事，其实都是光复会的功劳，这么说来，陶成章不愧是辛亥元勋。
事出其因
就在陶成章亡命日本加入同盟会后，不放弃武装起事的主张，你说你起事就起事吧，同盟会也乐意联络会党搞起事，可老陶伸手要钱。没有？可以，让我用同盟会名义在南洋筹款。
这下子孙中山为难了，要知道1907年那阵子，未来的孙大总统连续操持了六次起义，谁都知道起义最烧钱，六次起义已经很节省的，也烧了二十多万，孙大总统真的拿不出钱了。可老陶拿不到钱，不单领着原先光复会的人马另立山头，还在南洋华人中宣传，说这些人捐款的经费被孙中山吃了喝了，这下子，陶成章与孙中山对立起来。
还没完。
上文提到，辛亥革命后，江浙沪三地光复，实实在在是光复会出了大力气，可到最后，陈其美占了沪军都督不说，还要谋求浙江都督，这些老陶不干了，与陈其美几乎翻脸。
这还不算，当孙中山归国前，曾传言他携带巨款和兵舰来赞助革命，谁想到他老人家没带一分钱回来，陶成章陶大哥立即翻脸，不仅指责孙中山是“窃取”总统大位，还翻出当年南洋筹款的老账，一时间前线炮声隆隆，南京上海的报纸上也是硝烟弥漫。
可以想见，像陶成章这样既与青皮混混陈其美对立，又与受人拥戴的孙中山顶牛的人物，蒋介石作为陈其美的盟弟，出手暗杀了陶成章也就不足为奇，多年之后，他本人也在《中正自述事略》中承认：
“……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
英士就是陈其美，虽然蒋介石百般摘清陈其美的关系，可无论如何也必须承认，陶成章的死直接受益人就是陈其美和孙中山。果不其然，事后不久，蒋介石就被陈其美介绍给孙中山，开始步入同盟会（国民党）高层，看起来，陶成章算是成了蒋介石的投名状。
惨死枪下
前文所述，民国初年革命党搞暗杀，那是光荣事，干下大案后，一死千古留名，如果有机会从苦窑出来，立即能升社团大佬当大哥带小弟，所以，多少人搞暗杀时候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自己名字。
蒋介石也如此。
黄炎培则有如下记述：
“辛亥
好家伙，暗杀前不仅不收敛行迹，还大吹大擂到处宣传，更狠的是，跑到了老陶隔壁病友那里吹牛皮，真不知老蒋那时候的胆子是不是比他人都大。
至于暗杀的过程，当时资料也有记载，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其谦德尤可钦佩。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暗杀？这哪里是暗杀，土匪劫道强盗绑票也不过如此吧，就这么个干法，老蒋还需要变装化身成伪娘修女么？想起来，如果老蒋那是能搞到冲锋枪，真不排除他会学学芝加哥黑手党在大街上把老陶打成筛子。
中山唁电
成章被害后，国内震惊，革命党人尤为愤慨。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直“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中山先生是一胸怀坦荡的革命家，虽然成章生前曾反对过他，和他意见分歧，但是，他不计前嫌，肯定成章领导的光复会成员在辛亥革命中的重大贡献，称赞“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对成章惨遭暗害，中山深表痛惜，他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在巨功，碎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岂容不轨横行，戮我良士......”
社会评价
1916年8月(民国五年)，孙中山亲自莅临绍兴东湖陶社祭陶，称其“奔走革命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题“气壮山河”匾额。鲁迅评其为“革命的真正实业家。”建有成章小学，“陶社”亦已辟为纪念堂，以示纪念。
光复会简介
概况
光复会为清末革命团体，又名复古会。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冬由王嘉伟、蒋尊簋、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人在东京酝酿协商。次年初又经陶、魏回上海与蔡元培商议，至同年11月，以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光复会。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总部设在上海新闸路仁和里，后迁三马路保安里。该会的政治纲领即入会暂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主张除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会员最初为四、五十人。1905年初，徐锡麟加入，其后通过发展会党成员，创办大通学堂等，使会员增至六、七百人（另有二百七十二人和五百六十余人两说），成员大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工匠，亦有少数地主士绅。主要骨干除前述诸人外，还有章太炎、秋瑾、张恭、徐顺达、赵声、柳亚子、陈去病、熊成基等人。该会在东京设有分部，而以绍兴作为本部的活动中心，1905年后，不少会员加入中国同盟会，部分会员仍然独立或以光复会名义活动。1907年，会员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失败牺牲。同年，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谋响应安庆起义，被捕就义。次年，会员熊成基在安庆发动岳王会起义失败。1910年（宣统二年），陶成章在日本重建光复会。[4]
领导人——章太炎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汉族，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领导人——秋瑾
秋瑾(1875－1907)，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原名秋闺瑾，字璇卿，号旦吾，乳名玉姑，东渡后改名瑾，字（或作别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笔名秋千、汉侠女儿，曾用笔名白萍，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福建厦门。秋瑾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性豪侠，习文练武，曾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她积极投身革命，先后参加过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1907年，她与徐锡麟等组织光复军，拟于
领导人——徐锡麟
徐锡麟(1873-1907)，汉族。字伯荪。浙江绍兴人。1873年生。1901年任绍兴府学堂教师，后升副监督。1903年应乡试，名列副榜。同年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于东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的活动。回国后先在绍兴创设书局，传播新译书报，宣传反清革命。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夏会。1905年在绍兴创立体育会，后又创立大通师范学堂，规定入校学生均为光复会会员，参加兵操训练。同年冬赴日本学军，因患眼疾未能如愿。1906年归国，赴安徽任武备学校副总办、警察处会办；1907年任巡警学堂堂长、陆军小学监督。
陶成章著作
陶成章幼时虽家境贫寒，然天资聪颖，过目成诵，曾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六岁入本村陶氏义塾读书，十五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他遇刺前即著有《浙案纪略》、《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书。
陶成章故居
陶成章故居位于陶堰镇陶堰村西上塘自然村。清末建筑 。故居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三间二进，占地
陶成章之墓
陶成章之墓位于风篁岭南天竺（原位于杭州西泠桥畔凤林寺边）。
民国元年(1912年)
1964年，陶成章之墓被迁到鸡笼山，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1981年9月，再迁至今址。安葬时另换骨坛，中置砚石一方，上刻：“陶成章墓一九八一年九月自鸡笼山迁至南天竺”字样。今陶墓在徐锡麟墓西侧，墓仍按原样修复，呈矩形，陶墓居中，杨哲商、沈由智附葬左右。墓高
汪精卫
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 因“骨髓肿”病死。其夫人为陈璧君。
中文名：
汪精卫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广东佛山（市）三水（区）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职业：
政客
毕业院校：
日本政法大学
籍贯：
江西婺源
性别：男，1883年生
家庭所在地：广东省番禺县（今广州市区）豪贤街。
出生地：三水县署（今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河口镇）
描述：原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首领
学历：省级状元、日本法政大学、 辛亥革命成功后，又留学法国
家庭状况：共有9个兄弟姐妹，13岁母病逝，14岁父病逝
人生中最大的两次决定：
第一次：刺杀满清摄政王
第二次：投靠日本筹建伪国民政府。
妻子： 陈璧君。汪精卫老婆陈璧君拒绝毛泽东特赦，坚称蒋介石是汉奸。
在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中，他的妻子陈璧君也曾起到关键的作用。中共建政初期，宋庆龄与何香凝曾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替陈璧君说情。毛泽东应允陈璧君写个认罪声明，就将她释放。但陈璧君却拒绝了宋庆龄与何香凝的好意。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汪精卫（1883年-1944年），伪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原名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由于家境所迫，汪兆铭17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1901年应番禺县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中秀才，后与朱执信、古应芬等组织益群学社，讲究实学匡世。1903年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次年9月，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政法大学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为主，汪兆铭在那里学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铭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树立起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的信念。受西方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思想的影响，“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1907年初，随孙中山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
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中山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中山的信徒面目出现。
1938年12月离开重庆，经越南河内去南京，并发表“艳电”。后汪精卫和日方代表秘密签订了“重光堂协议”公开与日本人合作。
人物经历
1883年5月4日出生于一位汪姓客商家，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
1905年～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产生了积极影响。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
1910年3月，谋杀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年～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精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3月孙病危，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也于
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精卫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精卫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介石、汪精卫再次合作。
1935年汪被刺受重伤。1936年西安事变后，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蒋介石回南京后，汪精卫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1938年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少年岁月
汪精卫的父亲汪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时即到广东当幕僚。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见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
幼年失恃，本是很忧伤的事，而“长兄为父，嫂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这种忧伤。从后来汪精卫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心灵的忧伤。
“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注：见《汪精卫自述》，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一般地说，顽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长兄长嫂的面前总觉得拘束，不那么亲密无间，兄嫂也只能容纳驯良恭顺的弟妹。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游幕粤北乐昌，是个道学先生，“望弟成龙”的思想很浓厚，对弟弟的管教极严，不稍假词色，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注：见黄美真等《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文化氛围
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弟。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遂昌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兆@①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坚强的因素；也有“温良恭俭让”、“宽”、“恕”等因素。而从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响。
教馆经历
汪精卫的一段教馆经历对其一生影响很大。
中秀才之后，二兄病死，汪精卫家庭困窘难熬，只好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当“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家里当塾师，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教馆的生涯是很为难的，真是“课少父母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这样的生活，磨练得人的性格驯顺懦弱。
上述诸方面条件铸就了汪精卫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天资高，自幼聪明颖悟，五岁入私塾，八岁“已养成好读书的习惯”，“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学习应制文字，先生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一开始就功名利达，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费生，1905年参加创建同盟会活动，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有机会走上社会上层。可是，幼年时家庭与经历留下的个性印记在一生中总是隐隐作痛。
谋刺载沣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革命遭受重重困难。同时革命派内部陶成章、章炳麟也与孙中山产生了矛盾分裂。
孙中山是个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面对困难，指挥若定。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长堤会议，孙中山做出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改为厚蓄实力。（注：见王俯民《孙中山详传》，广播电视出版社版，第470页。）对陶、章则揭穿其谬误。
汪精卫没有正确看待形势，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绪，在革命困难时，易走向极端，企图通过暗杀来解决问题，所以就有了谋刺载沣的行动。这其实是从懦弱自卑的个性特点出发做出的走向另一极端的冒然的抉择。
谋刺载沣事件之后，汪精卫的懦弱自卑的性格又有所发展。
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并未因晚节不保，此诗仍为人记诵！
出狱性格
汪精卫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注：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第26页。）
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1911年11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接着组织“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期间，汪回国主张调停双方，向袁委曲求全，放弃革命职责。“二次革命”过后，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发展，进入他自己所谓的“小休时期”，几度浮游欧美，“从事文学工作，一时诗作译作极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斗争、放情山水的诗作。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汪在法国未曾与闻，晃若隔世。其消极消沉，由此可见。直至1917年孙第一次护法，汪才回国归队，旋又赴法；1920年10月奉孙召，再回国参加孙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才打破消极局面，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
总之，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革命生涯
加入同盟会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1906年6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汪精卫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 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8月携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
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中山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中华革命党，由此孙中山和黄兴分手。这一事件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可惜汪精卫没有意识到。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三次革命”。1915年《小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卫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新评》，汪精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红楼梦》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们读《红楼梦》大抵是用一种王国维先生所谓“考据眼”去读，着重在考证小说中的人物是谁，很少有人从“家庭革命”这个角度去解读它，这篇文章的出现可说是空谷足音，从此红学中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就有了一个“家庭感化说”。
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这不是靠政治实力，是机遇造成的，是形势使然。其中隐含着脆弱的因素。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实力缺乏，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共产党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引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汉奸岁月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哗然，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听了伤感万分，流着泪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注：见《汪伪十汉奸》，第54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
到了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和”的机会。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的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注：见《汪精卫传》，第146页。）
恐日主和，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注：见《汪伪十汉奸》，第226页。）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而汪精卫之羽翼周佛海对中日之战也有“妙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卫以及身边的“急和派”们看来，“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们看到了中日之间硬力量的差距，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和坚忍韧性无从认识。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1943年起，日本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竟然还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说以前的汪精卫真是上当受骗，真是对日本心存侥幸，这时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汪精卫在沦陷区竭力推行奴化统治与宣传，以达到与主人“同生共死”之目的。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汪伪政权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任务：诸如“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
2）组织训练沦陷区青少年，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亲日卖国的思想，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汪精卫等人在沦陷区各学校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并在南京举办了“青少团训练班”，以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的理论作为“训导”的基本内容，同时还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并决定在全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进行对汪个人崇拜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在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之下，专门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与统治的人员。
3）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要员们还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汪伪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本开展了“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政治转变
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主要有几条：
（一）汪精卫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战初期，中国在日本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片沦陷国土，人民被大量屠杀，军队更是被成建制的歼灭或击溃。必须承认，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强很多。
日本自认为强大很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共识。
汪精卫出逃之前对抗战是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根本没认识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
（二）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
汪出逃河内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即艳电）。在通电中汪精卫认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
至于日本到底对中国有无野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兄弟之邦（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有了解，就不详述了。
(三)日本的诱降
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下过功夫。
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这么几家：国民党也就是当权派，领袖人物就是汪蒋等；满清的遗老遗少，立伪满的皇帝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伟大胜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遗老们，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和唐绍仪，但最后他们一个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个是在答应与日本合作后被爱国青年刺杀。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权的梁鸿志也是北洋余孽，但他们跟汪精卫比，也就是“小字辈”。最后他们还是被紧密团结在以汪主席为核心的伪民国政府里了；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张发奎，陈济棠等。工作虽做了不少，但最后他们的抗战决心和抗战贡献都很大；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战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诱降了汪精卫。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他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曲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经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国全民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乾坤……当汪精卫在南京和日本“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
正在香港进行。蒋认为要利用日本的心理，不妨跟日本工作工作，一来打击汪精卫在南京的“和平”运动，二来对日本军部的战略有个了解。了解日本军队的意图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因为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政府的内阁陆相一定由日军现役人员担任。不管是谁来组阁，只要你的政策不合军队的意，那么就不给你推荐陆相人选，内阁五相缺了一个，您还怎么组阁？所以当时日本军队对政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日本的和平运动不可能真是打算“从中国撤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日中经济互相提携”。这对于中国是天大好事，对日本反是不好的。真这么好的话，日本政府应该直接走外交途径，开个什么会然后来个公报：日本放弃一切在华特权。真这样的话，中国人民起码到现在都会对日本感恩戴德。难道为中国好要搞出个9.18事变，为中国好要搞出满洲国，南京大屠杀中被残酷杀害的30万同胞全是因为不明白日本的好心吧？日军来中国到底是干什么来了？这些小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汪精卫为什么不明白。如果真的不明白，算是先总理瞎眼了，算是汪精卫傻到与虎谋皮。但正常分析，这样政治上幼稚的傻瓜怎么能曾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又怎么能是党国高级领导人之一呢？恐怕是别有隐情吧！
汪精卫中了鬼子“圈套”后，日本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汪留。你汪主席以民国正统自居，偏要你在青天白日旗下面加个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你汪主席以先总理忠实信徒为自豪，偏偏不让你提什么“三民主义”。汪主席追求“民族的独立与自决”，偏偏日本在各级伪政府内部派一大堆“顾问”。
1939年初，汪精卫和他身边的人在河内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将汪营救至上海。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组建日本扶持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精卫政权，取消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的傀儡政权。汪任傀儡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3年汪精卫曾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年底，汪精卫的健康恶化，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今名古屋大学）医院；11月23日遵其遗愿归葬国民党总理孙文之侧，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死因墓地
汪精卫虽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说法。一说10年前汪精卫被铁血锄奸团成员刺杀受伤，子弹深陷体内，无法取出，铅毒逐渐扩散，终至药石罔效。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写的书支持病死之说。一说是其妻陈璧君相信中医，贴了中药膏药，却促使铅毒扩散全身，才造成汪精卫病死。另一说则是汪精卫遭日本军下毒谋杀，但被汪精卫长女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断然否认。何文杰表示汪精卫患的是“多发性脊骨瘤肿”。
中国战胜后，1946年
而当他身首异地，临死前曾说过：“我要回去中国......”
总评
汪精卫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
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蒋中正武力清党，欲彻底铲除共产党人，汪精卫却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平路线，造成了宁汉分裂。而当共产党人开始武装反抗之际，汪精卫亦即当机立断进行扫荡。由这些作为，有一些人认为显示汪精卫有某种「尚和平，顾大局」的思想哲学；亦有人认为，这显示了汪精卫的善变性。
从辛亥革命的英雄，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变化如此之大。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宁可委屈自己，也要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见是年青时的满腔热血，不能保证以后他不会为个人权力而牺牲整个国家利益。
正面评价
汪精卫的正面评价主要来自于林思云，他的《真实的汪精卫》一书，替汪精卫做了身后的平反，但争论很大，书中认为在汪统治的日占区，人民生活能较稳定，而且认为因为汪代表国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没有再大举进攻重庆和延安，这都是他的贡献，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蒋介石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同盟国胜利还是轴心国胜利，中国都是战胜国，那就避免了战败国割地赔款的损失，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延续，起码中国还能苟延残喘。
负面评价
汪精卫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近百万），尤其是杂牌军，组织「伪军」，多次进行清乡，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在林思云先生的观点中“日占区百姓渡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日占区的民众是“安稳的”，那么其他地区的人民由于汪精卫政府对日本的物资支持恐怕就不得安生了。），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打击其统治区的地下抗日武装（主要中共游击队），使得日军可以抽身进行其他战役。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强迫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并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以供日军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卫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削弱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精卫承认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出卖中国的领土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现在看来就是分裂国家罪。
史家陈寅恪的评价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作品选载
诗
《菊》
菊以隐逸称，殆未得其似，志洁而行芳，灵均差可拟。
生也不逢时，落叶满天地。枝弱不胜花，凛凛中有恃。
繁霜作锻练，侵晓色逾美。忍寒向西风，略见平生志。
一花经九秋，未肯便憔悴；残英在枝头，抱香终王坠。
寒梅初破萼，已值坚冰志；相逢应一笑，异代有同契。
《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闻展堂死事，为诗哭之，才成三首，复闻展堂未死，遂辍作》
马革平生志，君今幸已酬。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
忽忽馀生恨，茫茫死后忧。难禁十年事，潮上寸心头。
落落初相见，无言意已移。弦韦常互佩，胶漆不曾离。
杜鑱朝携处，韩檠夜对时。岁寒乐相共，情意胜连枝。
日日中原事，伤心不忍闻。赋怀徒落落，过眼总纷纷。
蝙蝠悲名士，蜉蝣叹合群。故园记同眺，愁绝万重云。
《自嘲》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北宫丸上作》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半月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
年年颠蹶南山路，不向崎岖叹劳苦。只今困顿尘埃间，倔强依然耐刀斧。
轮兮轮兮生非徂徕新甫之良材，莫辞一旦为寒灰。君看掷向红炉中，火光如血摇熊熊。待得蒸腾荐新稻，要使苍生同一饱。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未能详也，诗以寄感》
欲将诗思乱闲愁，却惹茫茫感不收。九死形骸惭放浪，十年师友负绸缪。
残灯难续寒更梦，归雁空随欲断眸。最是月明邻笛起，伶俜吟影淡于秋。
珠江难觅一双鱼，永夜愁人惨不舒。南浦离怀虽易遣，枫林噩梦漫全虚。
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
《挫骨扬灰辞》
我今挫其骨，又复扬其灰。一生被尔误，一恨何如兹！对镜照端倪，原来皮相寄存之。眼中生万象，受思判云泥。足下世间路，骨生血肉肌。春来荣万物，秋去枯于斯。此物原来非不朽，亦随形态转轮司。春秋荣枯异，生死换他衣。是衣敝矣皆可弃，萌新敝旧实相欺。衣中着竖子，竖子被尔误成痴！衣中着道义，所欲随心子仲尼！堪笑此衣吾假耳，却不知此物本可相剥离！我来之时赤裸裸，今亦不愿挂一丝。着衣已久矣！每不能合于寒暑变相移。吾二自然矣！只缘贪恋此囊皮。此皮无甚好，我意已觉知。夺此世间器，还他清净枝。是以扬灰挫其骨，是以灭迹毁其尸。
词曲
《自笑》
生就的独木桥，容我过一遭，须不是自打嘴来自相饶。将世情儿嘲，将欢兴儿闹。这一遭，语不尽的妙。
《自叹》
兴至哉，一灯一火一楼台。醉里春秋多挂碍，少酒难开。看天地总无奈。趋不尽的名利客，一梦淡抒怀。天外来我，我来天外。
《自苦》
恰一似这鸳鸯分散那同时伴，恰一似这比目鱼捅残了一只眼，恰一似那大风卷走了同心扇，恰一似那冰雹打碎了并蒂莲。前本不着村，后本不着店，直揣就情字匆匆急路上赶。
《自嘲》
我也不闹什幺瘦与肿，我也不算什幺私与公，我也不解什幺穷与通。说懵懂处且多懵懂。梅兰竹石里寻一个痴聋，浮光波影间博一个虚庸，电闪火石里剩一个活无用。
《虞美人》
空梁曾是营巢处，零落年时侣。天南地北几经过，到眼剩山残水已无多。夜深案牍明灯火，阁笔凄然我。故人热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洗为神州！
《世情》
有花凭插，装一个少庄家。笑时人触须大，炎凉下面说闲话。有油水喜上眉头，无毛血皮都拉下，下石落井再回头耍。你哪里去怪他，你哪里去怨他，也只细数着当个虫儿骂。
《呈月》
掀翻了这名上纱，捣碎了那利下瓦，我这里风中来去由自家。相思里懒将那情字儿挂，就无心也不怕。
梦里春秋，今古闲话，究真地里都是假。你就说我拖沓，你就笑我泼洒，且借着那芒杖儿挑着月天大地大。
《金缕曲》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襟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郄头颅如旧。跋涉山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好事终》
我这里离了岸，远了尘寰；我这里抛了家园，也路过庙和庵。且就这大红锦斓随风展，托就明月送我还；且看那茫茫一片白地真共远，撒却了名利只留下俺。我这里掀翻了白玉盘，我这里扯断了红绒线，山中高士惟有薛，梦里花痕只为怜，把镜里欢情梦里功名齐抛闪，将世情一一历遍。只为着一粒清尘，踏不遍的山川这历不尽的峰巅，只为着一缕疏烟，诉不完的厚地那觅不全的高天。
蔡元培
蔡元培（
中文名：
蔡元培
别名：
蔡振、周子余
国籍：
中华民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浙江绍兴山阴县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职业：
北京大学校长、教育家、革命家
毕业院校：
古越藏书楼
信仰：
民权
主要成就：
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革新北大
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代表作品：
《蔡元培自述》;《中国伦理学史》
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1]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他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其72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人物生平
少年
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光绪十五年(1889年)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未殿试。十八年补殿试，获二甲第三十四名，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
早期
二十四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二十七年七月奔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教习。二十八年与蒋观云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事务长。夏，游历日本，同年秋回国，在上海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任总理。并以《晨报》为阵地，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三十年冬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被推为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三十年赴德意志帝国留学。
民国初年
民国元年(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五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被迫辞职后，多次赴欧洲英、法等国考察教育和讲学。民国十六年后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九·一八”事变后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
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培植家乡青年
蔡元培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绍兴城区笔飞弄有蔡元培故居，今建为纪念馆，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新建“元培小学”“元培中学”以示纪念。遗著辑有《蔡元培全集》。《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有录（中共绍兴县委宣传部供稿）。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一.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三.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大事年表
1871年，同治辛未十年4岁的蔡元培入家塾。
1878年，光绪戊寅四年，蔡元培11岁，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时，长兄元金13岁，小弟元坚9岁。
1879年，光绪五年蔡元培12岁时，寄居到姨母家读书。
1880年，光绪六年蔡元培13岁时由姨母家转到李姓塾师家读书。
1884年，光绪甲申十年蔡元培17岁时，考取秀才。
1885年，光绪十一年蔡元培18岁时，设馆教书。
1889年，光绪己丑十五年蔡元培22岁时中举人。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
1890年，光绪十六年，蔡元培23岁时，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
1892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25岁时，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非常优秀的成绩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
1894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27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受到毁灭性打击。
1898年，戊戌二十四年，蔡元培31岁，当在朝廷上无法说服统治者革新图强之后，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同年六君子被害,除京师大学堂以外的所有百日维新产物均遭慈嬉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迫害。
1900年，庚子二十六年蔡元培33岁，由于之他的妻子受封建思想约束使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处在不和状态，而当他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便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于是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之后两人关系转好，但同年夏天，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也就是在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1901年夏，辛丑二十七年，蔡元培34岁时，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
1901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蔡元培35岁时，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
1903年，癸卯二十九年，蔡元培36岁时，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3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
1904年，甲辰三十年37岁时，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
1905年，乙巳三十一年38岁时，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丁未三十三年40岁时，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教授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1年11月上旬，宣统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2月，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
1913年，民国二年蔡元培46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1917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
1917年10月，民国六年，蔡元培50岁时，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
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
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1920年5月，蔡元培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8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
1920年年底，民国九年,蔡元培53岁时，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著作目录
1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著) 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67
2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70
3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蔡元培,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 蔡元培先生全集.续编(蔡元培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民国80
5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上海书店1984
6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 著) 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56
7 蔡元培语萃(蔡元培, 著) 华夏出版社1993
8 蔡元培随想录: 人生的启示(蔡元培, 著)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4
9 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 蔡元培文选(蔡元培,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10 蔡元培文集(蔡元培, 著) 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5
11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12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东方出版社1996
13 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蔡元培,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4 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张元济, 著/蔡元培, 著)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1992
15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我和商务印书馆(蔡元培著/蒋维乔著/庄俞著) 商务印书馆 1987
16 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蔡元培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17 玄圃论学集: 熊十力生平与学术(蔡元培著) 三联书店1990
18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著) 中华书局1959
19 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蔡元培著)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20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21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蔡元培卷(刘梦溪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2 蔡元培学术论著(蔡元培,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3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01,美育代宗教说(娄子匡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3
24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21,妖怪学讲义(娄子匡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5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141,中国伦理学史(娄子匡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6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 专号.(2),民族篇(娄子匡主编/蔡元培,著) 东方文化书局 1976
27 蔡元培张元济往来书札(蔡元培,著/张元济,著)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民国79
28 蔡元培美育论集(蔡元培/高平叔) 湖南教育 1987
29 蔡元培哲学论著(蔡元培/高平叔) 河北人民 1985
30 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31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著/高平叔编) 中华书局 1984
32 蔡元培政治论著(蔡元培/高平叔) 河北人民 1985
33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著/胡适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34 孑民自述(蔡元培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35 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著) 淑馨出版社 1989
36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商务印书馆 1998
37 未能忘却的忆念: 《宇宙风·自传之一章》《人间世·名人志》合集(蔡元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8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商务印书馆 1999
39 蔡元培民族学论著(蔡元培, 著) 台湾中华书局5/12
40 蔡元培教育论集(蔡元培,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41 简易哲学纲要(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民国13
42 哲学要领(科培尔讲) 商务印书馆民国8[
43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民国10
44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6
45 美术的起源: 学术讲演录(蔡元培著) 4414
46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民国16
47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民国23
48 伦理学原理(蔡元培编译) 商务印书馆 民国8年
49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胡适编辑/蔡元培/王云五编辑) 商务印书馆 民国26
50 蔡元培书信集(蔡元培,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51 文明的呼唤: 蔡元培文选(蔡元培,著/聂振斌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52 大学精神: 五四前后知识分子论大学精神之经典文献(蔡元培,著/胡适,著) 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90
53 哲学大纲(蔡元培编纂) 商务印书馆民国15
54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编) 商务印书馆民国17
55 现代教育思潮(吴敬恒主编/蔡元培主编/王云五主编) 商务印书馆民国20
56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57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蔡元培著) 良友图书公司民国34
58 蔡元培讲演集(蔡元培,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4
59 王国维 蔡元培 鲁迅点评红楼梦(王国维,著/蔡元培,著/鲁迅,著) 团结出版社 2004
60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著) 商务印书馆 2004
61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62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蔡元培,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3 蔡元培自述(蔡元培(Cai Yuan Pei ,)著) 传记文学出版社 民国67
传世名言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蔡元培
⊙中国人是富于美感的民族。——蔡元培[3]
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故居(一)
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萧山街笔飞弄13号。故居建筑始建于明代晚期，为蔡氏祖父以下几代聚居地。蔡元培在此出生，并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笔飞弄由来：晋代王羲之当年在绍兴一石桥上遇到一卖扇的老妇人，见妇人卖扇辛苦，便为她在扇子上题字，于是，人们相竞来买扇，老妇人尝到甜头，多次找他为自己题字，王羲之十分恼怒，将笔抛进笔飞弄，躲进躲婆桥，这个石桥后改名为“题扇桥”）
蔡元培故居占地1，
2001年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蔡元培故居(二)
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故居原门牌33号，为东、西各三进的院落，原大门在中间。现分为75、77号两个院落，蔡元培寓此时，将5间倒座作为客厅。二进院北房3间，前有走廊，左右各带1间耳房，东西厢房各3间，南房4间，第三进北房5间，带走廊。此宅为东城区重点保护文物。
这是一幢欧式小洋房。蔡元培先生1937年寓居于此。
蔡元培故居（三）
1937年10月，蔡元培先生由上海愚园路寓所迁至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303弄16号）居住。
三次婚姻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一生清廉正直，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这3次婚姻正好印证了蔡元培一生思想的变革，也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第一次婚姻
父母之命 性格不合 婚礼之前从未见面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此时的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第二次婚姻
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就在这期间，黄仲玉去世了。
第三次婚姻
相差22岁的师生恋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这时一个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22岁。
突出贡献
蔡元培先生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1920.10)
我国自古不区别科学与文学，一些宝贵的科学思想都淹没在杂记体著作中，且缺乏一套便于演算的记载方式，致使先民很多创造与发明不得传世。五四时期随着西方科学观念，科学知识的输入，特别重视科学记载方式的研究，将应用文特立为一科，放置恰当的地位，其眼光当然是远大的，而蔡元培先生是最得力的倡导者和实施的组织者。（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7年第3期《蔡元培：建设应用文体学的先驱》）
改革北京大学
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进行过初步的民主改革，到1916年，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学生数量增加到1500人。但由于继承了“老爷”式学堂的传统，加上受袁世凯搞帝制复古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校内民主思想受到压抑，改革成效不显著，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
在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并未能改变北大的局面，许多人劝他不要就任，以免因改造不好而于声名有碍。蔡元培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毅然赴任，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
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这是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强调过的。蔡元培认为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1．改变学生的观念
2．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
教师群体的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标志，也是把大学建成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保证。蔡元培认为要打破北大的旧习惯，不仅在改变学生的观念，还应“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他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认为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则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根据这一原则对北京大学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究元决疑论》，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这可以作为北大聘人不拘资历的典型例子。经过整顿，北大教师明显表现出平均年龄轻，富于学术活力的特点。根据1918年统计，217个教员中，90个教授，教授平均年龄30来岁，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像胡适、刘半农等被聘为教授时仅二十六七岁。
3，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
蔡元培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的进步。为了从机构设置上有利于学术研究，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至1919年底，北大已先后成立文科、理科、法科和地质学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国学研究所，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国学研究人才，其研究成果也斐然可观。蔡元培还十分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针对北大图书馆新书偏少，他任校长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就强调将来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供学生之参考”。以后李大钊执掌北大图书馆，各类图书特别是介绍新思想、新学术的图书得到了充实。
4．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在将北大导向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蔡元培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他上任伊始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针对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动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学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对于那些即使富有学术声誉，但私生活糜烂，甚至诱引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也坚决解聘。
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如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但在北大没有得到很好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仍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蔡元培任校长后，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接着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门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
管理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新的管理体制的建立，改变了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
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
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蔡元培认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的发展决不会有后劲，鉴于当时存在“重术而轻学”的现象，蔡元培认为大学要偏重于纯粹学理研究的文、理两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将北京大学工科停办，商科改为商业学，并入法科，同时扩充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加强两科的建设。北大遂由原来的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也是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观点的延伸。
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蔡元培认为传统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文科里面包含着理科，理科里面包含着文科，不能截然分开。如教育学、心理学、美学原属文科范畴，现已采用实验等理科的研究方法，地理学中有人文、地质、地文，分别偏于文科和理科，很难辨其学科性质，“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专己守残”，“局守一门”，蔡元培采取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就是清除人为的科际障碍，废科设系。北大于1919年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
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
1917年10月，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1919年暑假后，选科制在北大各系陆续施行。
选科制是当时美国大学中通行的方法，蔡元培极力主张仿效，他认为同在一年级或一专业的学生，其能力和兴趣不可能没有差别，年级制“使锐者无可见长”，而选科制“比现行年级制、划一制可以发展个性”。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为文、理科学生相互选修课程提供了方便。1922年以后，全国其他高校中也纷纷采用选科制。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全方位的，除上述之外，还有不少开风气之先的改革。如1920年2月，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北大实行旁听生制度，让教学和学术活动向社会公开。北大还开办了不少平民学校和夜校等，努力服务于社会。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大学的开放性和平民化程度。
北京大学的改革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场改革的灵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兼容并包”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不同的人物和主张，也在男生之外包容女生，在正式生之外包容旁听生。“兼容并包”也并非不偏不倚，而是有所抑扬，封建专制思想文化本已根深蒂固，所包容的主要是资产阶级乃至于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北大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
五育并举的思想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提出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军国民教育
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
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
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
大学教育思想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
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
学科设置：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教学制度：选科制
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连系 ，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偏见”，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对于实行选科制，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择权。同时，他还指出，选科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科精神，而不能行选科制。
行政管理：教授治校
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
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
不肯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本文系蔡元培校长1919年6月手写的辞职声明。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哪里用呈，哪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 "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