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兰大道88号:韩国创造经济腾飞奇迹的幕后推手

(本文摘自2001年《深圳大学学报》第5期 作者系深圳大学副教授)

      韩国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江汉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兴的样板”。韩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和迅速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其大企业财阀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中发挥了堪称中流砥柱的作用。

      韩国学者林炳润曾指出:“财团就是韩国经济之全部的比喻，并非夸大其辞。由于财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如此巨大，故可以说，没有对财团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的经济。”[1]然而，同样令世界震惊的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席卷下，一批过去被称为韩国经济支柱或中坚的大企业集团纷纷倒闭、破产或陷入经营危机中，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近来发生的几件事更让世界震惊不已:“大宇帝国”的雪崩、“三星集团”的重组和“现代王国”郑氏父子的淡出，似乎都在预示着韩国的大企业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本文在此对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利弊得失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缘起

          韩国财阀及大企业发展模式，是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工商业为起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萌芽期（30年代—40年代中期）。当时韩国一批年轻人利用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所带来的“军需景气”和日本财阀向朝鲜半岛转移部分产业的有利时机，开始涉足实业界，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夹缝中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他们通过掠夺土地和从事大商业经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逐步扩大经营范围，从而建立起大的企业集团，如“三养”、“和信”和“开丰”等财阀。这批战前就形成的财阀规模较小，一般都以小型工商业为经营主体，直到50、60年代以后才发展成为垄断财阀，所以也被称为“原始型财阀”。

2．成长期（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它们主要借助于韩国经济复兴的良机，依靠“归属财产”、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政府的“特惠扶持”发展起来的。1947年，美国占领当局将没收日本殖民所有（包括2575家企业、库存物品、不动产及相当于朝鲜半岛15％的土地，相当于韩国总资产的80％）的所谓“归属财产”，经李承晚政府之手几乎无偿地“处理”给私人企业。1945－1961年，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大约21.5亿美元的物质援助。韩国政府将其出售所得占当时财政收入的40％左右，以此充当对工商业贷款和投资的来源。[2]那些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官商利用这一机会，通过购买归属财产、外国援助分配和政府在金融等方面给予特惠等途径发展，形成一批特权财阀，如“三星”、“乐喜金星”、“大韩”、“东洋”等，因此而被称为“特惠财阀”。

3.膨胀期（60年代初—70年代末）。60年代初，朴正熙上台后，曾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变财阀对国民经济垄断的局面。但韩政府很快发现，在市场体制不健全、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财阀是一支可发挥作用的经济力量。通过各种经济政策的诱导和支持，在政府一系列五年计划和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一大批新兴现代财阀形成。70年代初中期，在韩国“重化工业化”浪潮中，得益于政府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政策倾斜，大批财阀转向钢铁、石化、造船、汽车、电子等产业领域，形成一批“借款财阀”，如“现代”、“鲜京”、“大宇”、“韩国火药”、“双龙”、“韩进”、“东亚”等。新一代财团都是借韩国经济起飞，即政府实行开放政策而迅速积累资本（外资）形成财团的，因而被称为“现代财阀”。

4.扩张期（80年代—1997年）。这一时期，由于韩国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全面的经济援助，韩国财阀规模越来越大，并逐步形成对生产与资本的高度垄断。1987年，韩国列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13家，其中“三星”、“现代”还被列入世界最大的50家企业之中。1993年，韩国前30大财团的销售额达107.2万亿韩元，占当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113.1万亿韩元的94.8％。1995年，韩国政府启动“世界化战略”，又推动了大企业财阀的投资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张。[2]

5.衰退期（1997年—1999年）。1997年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席卷下，一批过去被称为韩国经济支柱或中坚的大企业集团纷纷倒闭、破产或陷入经营危机中，如“起亚”、“汉拿”、“韩宝”、“真露”、“三美”、“海天”、“高丽”、“大宇”、“NEWCORE”、“HAITAI”等，“现代”，“三星”、“LG”、“SK”等财阀依然负债累累，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大马不死”的神话也由此破灭。

6.改革期（1998年—现在）。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组织（IMF）直接介入了其改革和调整方案的制定。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改革企业结构，改革主要对象是财阀。政府要求财阀撤消集团的综合计划部门，集团首脑只能担任一个公司的会长，以打破财阀家族控制；要求财阀卖掉非核心企业，资金用于补充核心企业的资本，实行专业化经营；禁止集团子公司相互提供贷款担保。韩国政府要求每个财团集中力量经营3－5个大的产业部门，并采取交换的方式放弃集团的弱势产业。“三星”只经营电子、金融和贸易服务业；“现代集团”致力于建筑、重工、化工、电子、汽车和金融服务业；“大宇”则从事重工、汽车、贸易和证券业；“LG”集中发展电子、石化、服务和金融业；“鲜京”则经营能源化工、信息通讯、金融和运输业。从最近来看，韩国推行财阀体系改革遇到较大阻力，一旦触及财阀的切身利益，还会引发新的政治或经济危机。

二、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的“反托拉斯法”把“财阀”（Chaebols）定义为总资产在4000亿韩元（按当时汇率约合5亿美元）以上的大企业集团。当时韩国有43家财阀，包含672家企业。[3]韩国的财阀是在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与欧美的财团或大企业集团有很大的区别，是韩国经济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现象。

1.政治与企业高度结合。欧美的财团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通过不断兼并和联合而逐步形成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而韩国的财阀是在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和政府强有力的扶植下形成的，是韩国政府推行扶植鼓励政策的结果，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在韩国经济发展初期，政府面临着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市场不完备，政府的财政金融经济杠杆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于是政府想通过重点扶植几个大财阀来维持经济运行秩序，即“政府调控财阀，财阀引导市场”。同时韩国企业面临国外名牌企业的竞争，只有大企业的崛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因此，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重点扶植“据点企业”，以大企业为中心推进工业化路线。从韩国财阀发展史来看，它们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政策倾斜而获得垄断地位的。70年代初以前不说，仅是7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贷款的1/3—2/3被作为“政策性融资”用于资助大财阀发展。大财阀不但可以得到低息贷款，而且可以优先使用外资，并能得到大量出口补贴和各种补助金。大财阀也认识到，自己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靠山和后台，对于政府的经济计划和行政干预，甚至是对企业投资和经营活动的干预也不反感，而且乐于按政府旨意行事。韩国财阀的核心层是产业性大公司，非金融机构，本身不具备信贷能力，因而政府提供贷款成为韩国财阀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因此，韩国财阀的私人垄断资本与政府的政治权力结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密切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正如美国哈佛大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政府实际上是大财阀的缔造者，“在韩国大企业中，政府是事实上的董事局主席，而商人只有一些董事席位”。许多外国人称韩国经济为“韩国株式会社”，韩国经济之船上划橹的不是企业家而是政府官吏。在政企结合的官商合作中，尽管韩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但也为危机埋下隐患。

2.企业规模的巨型化策略。韩国的财阀大多是混合型企业集团，属于一个个庞大的企业集群。经营规模巨型化是韩国财阀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政府产业引导和经济援助，加上本身的极力扩张，韩国财阀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步形成了对韩国生产和资本的高度垄断，不少财阀跻身于世界级大企业之列。在韩国最大30家财阀在1970年平均拥有约4个子公司，1989年增加到17个，到1995年达到20个，其中最大的5家财阀平均拥有子公司42个。[3]

3.高度集中的内部家族控制。财阀所有权高度集中，它主要通过家族股份和子公司互相持股实行所有权控制。由家族控制的核心企业，通过法人持股的方式占有其他企业，是韩国财阀集团化的基本模式。1994年韩国最大的30家财阀大约10％的股份掌握在家族手中，另有33％的股份是子公司相互控股，集团外部持股大约占57％，但运作起来竟如同其私家资产。[3]由于外部持股分散，财阀所有权仍牢牢控制在家族手中。财阀透过持有事业公司的股份或子公司股份来形成，将全体旗下企业结合在最高控股公司之下，并透过高级职员兼任、融资、持续性交易行为等方式来加强，使得集团内企业的行为统一在最高司令部的控股公司之下。据资料显示，财阀家族成员几乎占据了财阀公司中75％的总裁和经理董事职位。

4.经营领域的多角化策略。实行多角化经营是韩国财阀的另一个显著特点。韩国财阀所经营领域几乎涵盖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多角化的经营结构是各财阀之间竞争的结果，财阀之间不互相订购原材料、零部件，甚至建筑、运输、销售也要自己经营。财阀的扩张不仅向核心企业的上游或下游产业延伸，而且向一些不相关产业延伸。1997年30家大企业平均参与20多种行业，其中80％与主体行业无关。如1999年“三星”有子公司159家，涉及电子、化工、汽车、造船、造纸、制糖、纺织、通信、飞机、金融保险、建筑、贸易、旅游、医疗、报社等几十个行业。“现代集团”1998年有79家关联企业，横跨汽车、电子、重工业、建设、石化、金融服务、保险、炼油、铁路、航空、家具、化妆品、钢铁、百货公司及新闻传播等15个产业领域。[4]这与欧美成功的大企业绝大多数主业明确，几十年如一地在一个主要领域中发展有显著差异。

5．家族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韩国的财阀一般由其创始人的家族控制和管理。从历史上看，韩国财阀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以家族经营为中心的垄断色彩异常浓厚。在财阀内部，其创始人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依家族世袭而延续下来。虽然韩国财阀与其他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基本上采取公司制的组织形式，但其所有权与经营权仍掌握在创始人家族手中。据对300家韩国上市法人的股权分布调查表明，韩国多数财阀的主要股东是个人及其家族。由家族控制的核心企业通过法人持股方式控制其他企业，是韩国财阀集团化的基本模式。韩国财阀家族所有制模式有3种类型:一是“企业者垄断型”，即创业者以其个人或家族的名义直接拥有大量股份，如“韩进”，这类财阀规模相对较小；二是“核心企业所有型”，即创业者及其家族直接控制核心企业的股份，再由核心企业以法人持股形式控制下属企业的股份，如“大宇”、“乐喜金星”；三是“相互持股型”，即除具备第二类型所有制形式外，各企业间还相互持股，这类财阀规模最大。与家族控股所有制结构相适应，各财阀家族直接插手所属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大多数财阀中，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合一的，或者没有完全分离。尽管伴随着财阀家族第一代向第二代交替和过渡，有一些财阀起用了一些非血缘关系的经营者，所有权与经营权有一定分离，但就整体而言，家族经营的“集权型”决策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三、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症结

韩国财阀在国家经济起飞和对外扩张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财阀出了问题就彻底否定其作用。韩国财阀的作用至少可以归结为3点:第一，财阀是韩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火车头。韩国经济的起飞取决于财阀的崛起；第二，财阀是韩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在韩国经济外向型发展中，财阀由组建出口导向企业，到组建综合贸易商社，再到走向跨国公司，对亚太乃至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第三，财阀是韩国经济转型和升级的助推器。它促进了韩国经济技术的高级化和现代化。

但是，我们也看到，韩国财阀的弊端相对于其作用而言同样非常明显。在如何看待韩国的财阀上，有两种倾向是欠妥的:一是在财阀兴盛时，就大吹特吹韩国的财阀，甚至主张中国照搬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二是在财阀危机时，就彻底否定韩国财阀甚至所有大企业的作用。我们不能把韩国财阀的问题与大企业的问题简单地划上等号。实际上，韩国的财阀相对于世界上其他顶尖大公司而言，其规模其实并不大。“现代汽车公司”是韩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其规模只有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7％，“三星电子公司”也只及日本松下公司的14％。[3]但为什么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特别是美欧的大企业兴旺发达，而韩国的大企业则危机四伏？问题不是出在大企业本身，而是韩国财阀所特有的弊端所至。我们前面讲过，韩国的财阀与欧美国家的大企业集团有很大的不同，存在许多与现代企业格格不入的东西，而问题恰好就源于此。

1.政企不分造成官商勾结和社会腐败。客观地讲，没有政府的扶持，韩国财阀绝对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地步。然而正是政企之间这种超乎寻常的关系，给韩国经济危机埋下了导火线。由于政府与财阀之间关系过于密切，政府陷入财阀的圈套中不能自拔。政府支持，财阀规模越来越大，财阀规模越大，影响就越大，政府不能让其破产，反而给予紧急援助和保护，这又进一步助长财阀“大马不死”的心理，诱使财阀不计成本、不讲利润、不怕亏损，盲目进行扩张，这样反过来又增加财阀的经营风险。同时，优先发展大企业的策略，抑制国内中小企业发展。更主要的是，政企不分很容易造成腐败的滋长和蔓延。由于韩国高级官员直接参与贷款活动，金融机构按照官员的“明言”和“暗示”贷款给财阀，财阀再把巨额利益返送给这些官员。韩国的腐败向来以官商勾结为特征，以行贿受贿为主要内容，全斗焕、卢泰愚及金泳三等韩国前总统无不涉及这样的利益输送案。这种“政企勾结”的现象，不仅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腐败，更是一种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它使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能得到合理配置，成为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

2.家企不分造成人治结构和封闭体系。韩国财阀是比照日本的大财团建立起来的。但韩国家族财阀与日本的“系列企业”是有区别的:日本在战后解散了家族财阀，系列企业是以银行为核心，相关企业相互持股、相互配套的企业群体。而韩国财阀很大程度上还是家族所有和家族经营，经营管理体制不透明。家企一族，家长说了算，内部董事、监事形同使虚设。财阀内子公司之间利用转移定价逃避税收，子公司相互担保掩盖债务风险。此外，财阀内部还拒绝外部优秀人才担任高级职位，近亲把持。这些财阀虽表面上是实行公司制，但与国际上通行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相距甚远，带有浓厚家族色彩。航空母舰靠家族治理结构来支撑，焉有不出事的道理？

3.盲目扩张造成效率低下和调整困难。多角化经营有时是企业分散风险和追求发展的好办法，不能一概否定，但韩国财阀的多角化经营显然走过了头。在政府扶持和竞争激烈的条件下，韩国财阀把增加市场份额看得比增加利润更重要，盲目扩张，造成各财阀结构雷同，自成体系，使投资分散重复，相互恶性竞争。如“起亚”是生产汽车的，然而它却向建筑、钢铁等领域扩张；专门生产酒类的“真露”也向自己没有竞争优势的建筑、流通、电气等盲目扩张，最终因“手伸得过长”而解体。韩国财阀在十几个、甚至在几十个互不相干的产业领域中经营，根本违背了市场经济专业化分工的原则。1997年美国《幸福》杂志统计分析，韩国进入500强的12家公司，年收入增长达16.5％，远高于全球500强0.5％的平均增长速度，但其利润则大大低于500强25.1％年平均增长水平。另据资料显示，1996年，韩国最大的49个财团净利润只有6500万美元。[2]问题更严重的是，财阀即使效率低下，但调整起来却非常困难，所谓“船大难调头”正是这个道理。

4.高额负债增加经营风险和金融风险。扩张迅速和财阀间投资重叠，造成财阀间竞争过于激烈，进而造成获利降低，迫使财阀靠高负债经营。财阀靠着政府这棵大树，大肆从金融机构贷款，盲目地扩大投资规模和势力范围，造成超乎寻常高负债率。韩国金融方面的的两个因素又使财阀高负债成为可能:一是政府对大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使银行对财阀放贷条件放款；二是财阀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循环担保。高负债不仅增加财阀本身的风险性，而且有可能把银行拉下水，把国家推到金融危机的边缘。大财阀才是韩国金融风暴的源头。

四、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启示

通过对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实践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政府作用不是无限的。在韩国财阀的背后，有一只巨大的政府“有形之手”充当保护伞，政府不仅从外部强力支持财阀的发展和扩张，而且直接渗透到财阀的具体管理和运作之中。政企的亲密合作，造成政府与企业职能错位，产生“政经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这是造成大财阀破产和韩国经济危机的总根源。我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在政企关系上与韩国的大企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过去国有企业发展靠政府，今天国有企业扭亏也靠政府，这不是一件好事情。韩国在政府主导下的大企业发展模式造成的政治经济后果，我们应该引以为鉴。国有企业的本质就是政企不分，要使国有企业政企不分造成的负作用降到最低点，唯一的出路就是尽量减少国有企业，社会和市场能做好的，政府最好不要参与，在政府的怀抱中培养不出市场的弄潮儿。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维持社会和市场秩序。所以，如何把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政治权威合理地引进经济运行，把行政秩序糅入市场秩序之中，使政府支持不超度，与政府角色不错位，是我国政治经济改革面临的新课题。

2.企业不是越大越好。韩国采取的是“高层建筑”型的产业发展战略，即重点扶持“据点企业”，以财阀为中心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这一发展模式在一定阶段或一定范围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作为一个长期和全局发展模式，其局限性却相当大。韩国就是陷入了越大越好的思维定式，在政府扶持下盲目“扩大化”。企业不是越大越好，当然也不是越小越好。企业的规模不能由政府说了算，而应该由市场和产业本身定夺。过去，我国政府提出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命题就值得商榷。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是小也不能放，非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是大又何必抓？否则政府不但会被拖累，而且会影响自己做应该做的事，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企业本身未必就有利。国有企业规模变得更大，并不一定变得更有竞争力。华盛顿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格雷格·马斯特尔说:“简单地把企业变成财阀体制这种做法不会解决这些问题。那只会把亏损的国有企业变成亏损的财阀公司。”[7]

3.企业负债不是多多益善。借钱发财本是正常事，但如何借钱、借多少钱却值得讲究。韩国大企业问题其实不是高负债率本身，而是如何出现高负债率的。韩国财阀的高债务的形成一靠子公司相互担保，二靠政府担保、授意借钱或直接借钱。这样的债务对借债企业约束力就值得怀疑，反正由别人承担责任何乐而不为，多多益善。这是诱发韩国大财阀没有风险意识，不计成本效益甚至后果盲目扩张的主要因素之一，结果是把其他企业、银行、政府拉下水。我国国有企业过去的债务形成机理与韩国财阀似乎有些相似之处。我国国有企业负债率虽然没有韩国财阀高，但债务风险不容低估。如果中国银行体系放开，拒绝向那些严重亏损的企业贷款，中国会有多少大中型国有企业倒闭呢？其实，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是某一个企业的高负债问题，实质上还造成国家有限资源的浪费。

4.家族作用不是万能的。韩国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其财阀就是一个家族共同体，以家族为中心实行联系，忠孝尊卑的思维和行为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表现非常明显。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前些年对韩国50家大财阀调查表明，除家族关系无法确认外，有23家控制在创始人手里；有25家完成由创始人与其接班人的交班过程，其中20家交班给儿子、3家交班给兄弟、1家委托给外甥。[2]应该承认，家族在稳定企业人际关系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的家族制企业模式也存在重大隐患，那就是它对外部人才和新事物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不利于企业的创新与发展。如何把发挥传统家族的积极因素与现代科学管理结合起来，实行由家族治理结构向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转变是私人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