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秦桧跪岳飞雕像:青年毛泽东曾是梁启超的“粉丝”

青年毛泽东曾是梁启超的“粉丝”

 近年来，在热播全国的红色经典青春励志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有这样振奋人心的一幕：青年毛泽东大声背诵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然后不断有他的同学加入到背诵的行列，最后一群热血沸腾的青年大声齐诵《少年中国说》。这感人的场面，折射了梁启超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那一代青少年的巨大影响。

青年毛泽东说：“梁固早慧”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新会，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同学湘生的信中，评价梁启超说：“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

 梁启超确实“早慧”，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少年天才：四、五岁就读完了《四书》、《诗经》；6岁在父亲教导下，五经卒业；除经学外，还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9岁，能做千言的文章；12岁，便中秀才。

 中秀才后，梁家更是对他寄予厚望，送他到广州深造。15岁时，梁启超进入当时广东省最高学府学海堂学习。

 17岁时，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家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尽舍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1895年春，梁启超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了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运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　　

 1897年，梁启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的主要见解皆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用他那充满感情的笔触，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从而使“君主立宪”深入人心。

青年毛泽东对梁启超的崇拜和效仿

  　 1910年秋，毛泽东走出闭塞的韶山冲，到五十华里之外去上学。那学堂就是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起过当年的情形说：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按照今天时髦的说法，17岁的毛泽东成了梁启超的“粉丝”！对梁启超的崇拜甚至影响到毛泽东的一生。

      风靡一时的《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

1898年的戊戌政变，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遇难，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痛定思痛，梁启超认为，中国当时的贫弱落后、受列强欺凌，不只是因为有“最腐败之政府”，更因为有“最散弱之国民”，而后者为更重要、更深层次上的原因。于是他决心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以提高国民的素质。

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清议报》，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为宗旨。这个报刊1901年末停刊后不久，梁氏又于1902年2月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当时都遭清廷禁止在国内发行的这两种报刊，在政治上，鼓吹保救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主张君主立宪；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以此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介绍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在长期囿于封建文化观念的中国知识界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新民丛报》于1907年冬季停刊。毛泽东在1910年下半年读到的，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少年来说，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自然更启发毛泽东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思考人生。正如他自己说的，对这些文章，他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从这里受到的影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现在韶山纪念馆里，保存了一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四号）。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文中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梁启超说：

“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在梁启超这段文字的旁边，毛泽东批了一段话：“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现在见到的毛泽东对政治、对历史见解的最早文字记录。于此可见毛泽东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读书态度。后来他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斗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1911年春，辛亥革命前夕，毛泽东于来到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长沙是当时革命党活动的一个基地，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革命派的著名报刊《民立报》，这才知道有个同盟会。由湖南人黄兴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传来后，毛泽东非常激动，以致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在以后进入省立高等中学的半年，以及在第一师范的五年半的学习中，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忘记梁启超。在现在保存下来求学时期的毛泽东的读书批语、笔记和书信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看到梁启超的影子。如1915年至1916年的反袁斗争中，对“筹安会”的鼓噪，梁启超曾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安”诸君子，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后来参加蔡锷讨袁世凯起义后，梁氏又连著《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笔力雄浑、锐利酣畅，社会影响很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先生对时局之主张》，广为散发。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中，常有“参见梁启超”的某种评论，或将书中文意与梁文相比附，借助梁文加深对该书的理解。在致黎锦熙信中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就是直接援引梁启超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关于“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将人分为“圣贤”与“愚人”两类；以“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为特征的佛家平等观念；尤其是以“变化民质”、“启迪民智”为救国图存的根本要义，等等，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所反映的这些观点，也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出自梁启超的影响。

 直到五四前夕，毛泽东在1917 年8 月23 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仍然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因此，根本的解决还在于从改变“人心道德”、“变化民质”入手。这种观点与梁启超《新民说》基本一致。1918 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创立学会，确定以“新民”为学会之名。在为新民学会起草会章时，毛泽东提出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也正是梁启超《新民说》中之观点的具体化。      

    梁启超写文章不屑于恪遵古文“义法”，不满足于雕章琢句，而注重落笔自然，辞以达意，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一时学者竞效之，号曰新文体，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毛泽东当时就是被这种“魔力”所感染并起而仿效的。

 1913 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第四师范学习。国文教师袁仲谦先生是前清举人，最重古文教学，很欣赏毛泽东的才气纵横，笔力雄健，但又嫌他的文章太像梁启超的“野狐笔”，劝他多读古文。为此，毛泽东曾经下功夫熟读《昭明文选》和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他还从旧书店买回一套二十多册的《韩昌黎全集》，反复研读，揣摩其笔法，终于能写出一手入格的古文来。袁仲谦在评语中，甚至称赞得意弟子毛泽东的文章“深得孔融笔意”。

  1912年，梁启超由日本回国。1918至1920年旅欧期间，梁启超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于是他决意退出政坛，潜心研究学问，以西学的方法研究国学，回归到书斋，回归到国学，立志通过国学的研究和传播，“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非中非西之新学派”。

  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梁启超是从“整理国故”开始的。他就与胡适等人一起积极参与了整理国故的运动，并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国学最重要部分。”所以他的国学研究，也以史学为第一重头戏。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煌煌专著。

 梁启超

 1925年，梁启超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墨子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中国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

  1927年，梁启超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晚年毛泽东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

 多年后，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在语言文字上对自己的著作和党内文件的要求非常严格。

 1942年，毛泽东在为整顿党的文风而做的报告中列举“党八股”的罪状有“空话连篇”、“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语言无味”和“不负责任”等，这与梁启超早年所举报章之“五弊”颇见神似。毛泽东认为文章和文件是“给群众看”，“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既要“分清条理，去掉空话”，又要“合文法”，要“以通俗的语言解释许多道理”给人民群众听。这些思想与梁启超所称舆论应具备的“常识”、“真诚”、“直道”三本和“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六德如出一辙。梁启超“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的夫子自道，完全可以移植给毛泽东。毫不夸张地说，比起梁启超的“纵笔所至不检束”来，毛泽东的文风要更胜一筹。

　　 据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1958年3月30日对梁启超有过一番评论：

　　 “毛主席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毛主席又说到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