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拼音怎么读:试析汪精卫沦为汉奸的个性因素

试析汪精卫沦为汉奸的个性因素

摘自《民国档案》杂志1998年第03期 作者：肖书椿

　　汪精卫，生于1883年，死于1944年，终年60岁。汪精卫的一生是传奇式的一生、曲折的一生、复杂的一生。早年是革命志士；中期是国民党的派系首领和国民政府的首脑；1938年12月出奔投日，沦为汉奸。

　　汪精卫为什么自毁早年的光辉历史而自甘堕落，沦为汉奸呢？原因是很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他的个性特别是很重要的因素。本文不揣冒昧，对此做一点探讨。

　　一、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形成和发展

　　汪精卫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得先考察他的身世。汪精卫的父亲汪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时即到广东当幕僚。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见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

　　幼年失恃，本是很忧伤的事，而“长兄为父，嫂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这种忧伤。从后来汪精卫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心灵的忧伤。

　　“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注:见《汪精卫自述》，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版。）

　　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一般地说，顽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长兄长嫂的面前总觉得拘束，不那么亲密无间，兄嫂也只能容纳驯良恭顺的弟妹。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游幕粤北乐昌，是个道学先生，“望弟成龙”的思想很浓厚，对弟弟的管教极严，不稍假词色，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注:见黄美真等《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忧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再看看汪家的文化氛围。

　　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弟。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遂昌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兆＠①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坚强的因素；也有“温良恭俭让”、“宽”、“恕”等因素。而从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响。

　　再次，汪精卫的一段教馆经历对其一生影响也很大。

　　中秀才之后，二兄病死，汪精卫家庭困窘难熬，只好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当“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家里当塾师，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教馆的生涯是很为难的，真是“课少父母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这样的生活，磨练得人的性格驯顺懦弱。

　　上述诸方面条件铸就了汪精卫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天资高，自幼聪明颖悟，五岁入私塾，八岁“已养成好读书的习惯”，“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学习应制文字，先生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一开始就功名利达，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费生，1905年参加创建同盟会活动，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有机会走上社会上层。可是，幼年时家庭与经历留下的个性印记在一生中总是隐隐作痛。

　　那么如何理解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时的勇敢心理呢？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革命遭受重重困难。同时革命派内部陶成章、章炳麟也与孙中山产生了矛盾分裂。

　　孙中山是个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面对困难，指挥若定。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机召开长堤会议，孙中山做出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改为厚蓄实力。（注:见王俯民《孙中山详传》，广播电视出版社版，第470页。）对陶、章则揭穿其谬误。

　　汪精卫没有正确看待形势，而是具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留日后，接触民主思想，汪由封建知识分子转化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患得患失情绪，在革命困难时，易走向极端，企图通过暗杀来解决问题，所以就有了谋刺载沣的行动。这其实是从懦弱自卑的个性特点出发做出的走向另一极端的冒然的抉择。

　　谋刺载沣事件之后，汪精卫的懦弱自卑的性格又有所发展。

　　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

　　汪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注: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第26页。）

　　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1911年11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接着组织“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期间，汪回国主张调停双方，向袁委屈求全，放弃革命职责。“二次革命”过后，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发展，进入他自己所谓的“小休时期”，几度浮游欧美，“从事文学工作，一时诗作译作极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斗争、放情山水的诗作。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汪在法国未曾与闻，晃若隔世。其消极消沉，由此可见。直至1917年孙第一次护法，汪才回国归队，旋又赴法；1920年10月奉孙召，再回国参加孙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才打破消极局面，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

　　总之，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二、一个妥协性很严重的政治人物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这不是靠政治实力，是机遇造成的，是形势使然。其中隐含着脆弱的因素。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实力缺乏，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共产党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引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在军人专权时代，“有军必有权”，而汪是儒生，早年学孔子，“军旅之事，未之尝”。先天不足，后来弥补来不及。除了张发奎，别的军队都与他无缘，“手中无军，心中就慌”。他在政治斗争中老是搞平衡，讲妥协，躲避斗争，等待时机，缺乏主心骨和能动性。

　　三、由恐日到降日，一失足成千古恨

　　基于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汪精卫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很严重的妥协性；在外交方面，更是妥协媚外，对如狼似虎、咄咄逼人的日本帝国主义，畏畏缩缩，逆来顺受。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哗然，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听了伤感万分，流着泪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注:见《汪伪十汉奸》，第54页。）言外之意是被强适逼得如此。日本蛮横，汪君怯懦，顶不住，只好逆来顺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谈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里却暗示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页。）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求和”、“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和”的机会。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的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注:见《汪精卫传》，第146页。）

　　恐日主和，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注:见《汪伪十汉奸》，第226页。）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寇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诱向卖国求荣的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