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愿意生二胎:康震品李白5

李林甫阻碍了李白的前程吗(1)

有人认为，唐玄宗后期荒淫骄奢，不理朝政，李林甫则大权独揽，嫉贤妒能，造成朝政腐败，政治黑暗，这对于李白在长安的政治命运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天宝时期的政治环境。这一时期，唐玄宗早就罢免了宰相张九龄，任用李林甫为宰相。许多学者认为，罢免张九龄，任命李林甫，是盛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

李林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擅长音律，但没有多少才学，长于机变、钻营，阴险狡诈，其政治权术登峰造极，不仅一般人为之心惊，即便老奸巨猾者也望而生畏。

根据史料上的记载，李林甫为人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口蜜腹剑，陷害忠义大臣：“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资治通鉴》卷215）第二，大权独揽，堵塞言论，不准朝臣发表言论。李林甫的这种作为，破坏了唐太宗以来大臣进谏皇帝、皇帝虚心纳谏的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君主放手信用大臣、大臣尽心辅佐君主的良好政治格局。第三，嫉贤妒能。李林甫作为宰相，不但不向唐玄宗积极推荐人才，反而还阻碍人才发展：“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资治通鉴》卷215）“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资治通鉴》卷215）制科考试，本来是面向朝野广求学有专能贤才的举措，然而由于李林甫的刻意阻碍，一个人都不曾录用，李林甫居然还上疏玄宗表示祝贺，说什么“野无遗贤”——天下人才已经全部搜罗入朝，民间已经没有被遗漏的贤能之士才了，所以录取名额为零。

就是这样一个奸臣，唐玄宗对他却大加重用，而且一用就是整整十六年，在他之前的数位贤相如姚崇、宋、张说、张九龄等，任期也不过三四年。因此许多人将矛头直接对准唐玄宗，认为他是天宝以后大唐政治腐败的总根源。归结起来，唐玄宗有这样几条荒政误国的表现：一，不理朝政，将行政权力交给李林甫，自称无为而治，其实是大权旁落，客观上导致奸臣当道，朝廷的政治风气越来越坏；二，追求长生不老，寻找方士、道士给自己炼长生不死之药。这其实是唐朝皇帝的通病，好些所谓的明君如唐太宗、唐宪宗就死于这些长生不老药；三，崇拜老子、道教，到处铸造老子真容，一时间朝廷上下、宫廷内外迷信、谶纬活动猖獗；四，骄奢淫逸，专宠杨玉环，生活腐化堕落。

其实，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玄宗的这四个特点，就不难发现，这些特点远非唐玄宗所专有，许多封建时代的皇帝在他们统治的后期都有这些特点。

那么，唐玄宗与李林甫这对君臣究竟对天宝政治造成了怎样的危害呢？这样的危害对李白在长安的政治前途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这里先稍稍宕开一笔，说说唐代皇帝与宰相的关系。

唐玄宗罢免张九龄，任用李林甫这一政治举措，是评判玄宗天宝时期政治风气、政治格局的关键所在。封建社会的政治中枢格局中有许多矛盾，其中皇帝与宰相的矛盾最为关键，也最为核心。这不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体制之间的矛盾。打个通俗的比方，皇帝好比是国家的董事长、所有者，宰相则是国家的最高执行官、经营者。随着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不断运行、完善、成熟，执行官要求在决策、行政等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而皇帝出于自身至高无上的特权利益，必须将最重大的权力最大限度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皇帝必然要求宰相成为无条件忠实于自己的执行官。

问题在于，宰相一旦成为官僚体制运行中的一个环节，就必须要遵循官僚体制自身的规律来运行。再打个比方，皇帝的舅舅犯了杀人之罪，宰相必须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惩罚甚至处死国舅。但是这样做显然不符合皇帝的根本利益，《礼记》中说，“刑不上大夫”，如果惩罚甚至处死国舅，就会有损君王九五之尊的崇高威望，也会触动皇亲外戚的政治利益。总而言之，宰相要按照官僚体制办事，而君主要求维护皇权的利益，这就必然会产生体制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在封建社会体制中，皇帝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这个绝对权力要求官僚体制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而官僚体制则要求皇帝尽可能在体制框架内行使绝对权力（其实是希望它转变为相对权利），要求宰相自身具有相对独立的意志力，这就是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矛盾。

李林甫阻碍了李白的前程吗(2)

唐玄宗天宝初年，开元盛世已经持续了三十年时间，国家空前强盛，君权空前强大，君权与君主的意志也空前膨胀。换言之，这个时期的玄宗更需要一批唯命是从的执行者，而不是皇权的监督者。开元时期的宰相如张说、张九龄等人，他们是一批具有很高文艺修养的文辞之士，又是一批具有较高政治品德、政治信念的鸿儒、大儒。张说、张九龄等大臣拥有一整套完整的儒家政治学说与政治理念，这些学说、理念足够回答、解释一个封建王朝应该拥有怎样的国君、宰臣，应该具有怎样的政治格局与政治目标。他们希望国君能够恪守封建理想政治的格局、规划，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不仅为皇家谋利益，更为天下百姓谋利益的宰相。当皇帝勤于政务、以天下民生为本的时候，宰相的意志就能较好地与帝王相统一；而当皇帝的统治意志衰退甚至开始骄奢淫逸的时候，宰相的意志就会必然与皇帝的意志发生矛盾。毫无疑问，像这样一批太过遵守、忠诚于儒家传统政治学说的宰相，与唐玄宗权力膨胀的趋势是有矛盾的。

开元盛世见证了玄宗的政治才能，这足以使他成为一代明君。尤其是张九龄任相时期，奖掖后进，选用新人，积极进谏，排除奸佞，造就了较为清明的政局。然而随着唐玄宗皇权意志的不断膨胀，对于张九龄等宰相的意见就越来越听不进去了，而李林甫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揣测玄宗的真实意图，一味迎合玄宗心意说话，深得玄宗的器重。

比如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月，唐玄宗想从东京洛阳回驾西京长安，与宰相们商议，张九龄等人认为秋收尚未结束，希望玄宗推迟到十一月再回驾长安，玄宗心中不悦。李林甫当面未表态，私下对玄宗说：“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资治通鉴》卷214）玄宗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非常高兴，即日启程回驾长安。

再比如玄宗想要提拔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宰相，张九龄公开表示反对，李林甫当面不表态，私下却对玄宗说：“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第二天上朝再次商议此事，九龄依然反对，玄宗大为不满，李林甫又私下进言玄宗：“苟有才识，何必词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资治通鉴》卷214）最终促使玄宗下决心赐爵牛仙客，食实封三百户。长此以往，导致玄宗对张九龄渐渐不满，转而重用李林甫。

对于唐玄宗而言，李林甫这个宰相最能顺遂自己的心意，也最便于自己表达皇权的意志，对他而言，加强李林甫的权力，其实也就是加强自己的权力。从玄宗内心来说，希望李林甫这个国家最高行政首长成为皇权意志的代表，从而更便于在官僚行政机构中贯彻皇权意志。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在他这个皇帝的授权与庇佑之下，李林甫的权力越来越膨胀，越来越集中，他背靠大树好乘凉，背着玄宗做了许多的坏事，给国家朝廷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但是，客观地讲，唐玄宗的皇权始终不曾旁落，反而获得了加强。李林甫这个宰相能够做十六年，不是玄宗无可奈何忍耐了十六年，而是因为玄宗自身利益的需要。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避乱成都，他曾对身边大臣裴士淹说，李林甫“妒贤嫉能，亦无敌也”（《大唐新语》卷8），说明他对李林甫的毛病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当裴士淹问玄宗为什么明知李林甫嫉贤妒能，还让他长期担任宰相时，玄宗“默然不应”（《大唐新语》卷8）。为什么默然不应？当然有后悔的成分，但也是不便明说。唐玄宗使用李林甫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方便地操持朝政大权，但物极必反，事实证明这正是他失策的地方。因为任用李林甫就意味着中断了唐太宗以来兼听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优良政治传统，就会导致不少政治决策的失误。诚然，在唐玄宗的操控下，李林甫也对政治、财经、军事、法律等诸项制度进行了改革，由于皇权与相权的充分集中，中枢机构的行政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唐玄宗放纵李林甫，导致朝政日益腐败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李林甫阻碍了李白的前程吗(3)

现在我们来看看唐玄宗、李林甫与李白的关系。

首先，就具体的人际关系而言，没有任何资料表明李林甫在政治上直接影响、危害过李白。李林甫的政治手段主要用来对付与他同等量级的政治对手，像李白这样一个小小的翰林院待诏，对李林甫还远远构不成政治上的威胁，所以李林甫根本没有必要花费巨大气力来对付李白。

其次，就天宝初期的整体政治环境而言，虽然不能与开元时期的盛世相比，但社会经济依然呈现出兴旺繁盛的态势——货币流通活跃，手工生产发达，社会财富与消费水平较高。潜在的政治危机也许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天宝初期并没有“天下大乱”，社会秩序依然正常，即便后来爆发了“安史之乱”，但长安乃至全国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百姓暴动，这就说明天宝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局势仍然是相对稳定的。

总之，天宝初期的大唐王朝及其统治阶层虽然潜藏着动乱的因素，但是在李白逗留长安期间，这些因素尚未完全成熟，社会政治的整体环境并未糟糕到“万马齐喑”，士人毫无出头之日的黑暗境地，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依然延续着开元以来繁荣鼎盛的局面。换言之，身处长安宫中的李白，如果真的拥有并希望施展政治才能，要获得玄宗的赏识不是没有可能。

对于唐玄宗而言，重用大臣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是否符合皇权的利益，如果符合自身利益，即便他人诽谤、阻拦，也很难改变他的决心。前文提到的牛仙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更典型的例子还有安禄山。据《资治通鉴》记载，安禄山为将，违反军令当斩，张九龄在玄宗面前力陈当斩的理由，玄宗“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并告诫九龄不可“枉害忠良”。

玄宗为什么器重安禄山？就是因为安禄山的确能够为己所用：“胡人则勇决习战，……陛下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资治通鉴》卷216）然而宰相杨国忠、太子李亨都曾上言玄宗，陈说禄山必反无疑：“国忠屡言禄山有反状，上不听。”（《资治通鉴》卷216）“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于上，上不听。”（《资治通鉴》卷217）后来凡有告密禄山谋反者，玄宗就将告密者缚送给安禄山。

玄宗为什么拒而不听杨国忠等人的意见呢？就是因为他需要安禄山这个边疆大将，他自信依靠自己多年的笼络，安禄山不至于谋反。所以对玄宗而言，如果是他真正器重的人才（安禄山当然属于养虎为患，但首先他也是出色的边将，否则玄宗不可能长期信任他），他是会力排众议予以重用的。换句话说，如果李白的确如他自己所说那样，具有经天纬地的才华，是一位如姜太公一样不可多得的安邦定国之士，那么，天宝初年，五十七岁的玄宗还是有足够的眼光重用他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的李白，没有也不可能让身份显赫的高力士为自己脱靴；更没有写诗讥讽杨玉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纵然一无是处，但也没有任何必要诋毁陷害李白；而天宝初年的唐玄宗虽然意志衰退，荒废朝政，但也远远不至于昏聩至极，皇权旁落，他依然牢牢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政策，掌控着社会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对于真正的经纬之才依然具有敏锐的眼光。总之，从客观上来说，天宝初年的李白虽然只是一个翰林院诗文待诏，但是他依然具有不少出仕为官的机会。那么，李白为什么在一年多之后就匆匆离开长安呢？这其中到底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悲剧根源到底在哪里(1)

我们来看看李白自身存在的问题。

对李白来讲，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其诗歌创作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承认。但是他到长安来，不是让大家承认其文学家的成就，而是要获得政治家身份的认同，要得到政治家的重用，这对李白来说是最重要的。

以李白的雄心壮志与傲然不谐的个性，无论如何也不会安于翰林待诏这个位置，安于侍从文人这样一个角色，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宰辅之臣，要对玄宗发生政治影响，要真正发挥政治作用，从而对唐帝国的政治产生影响。而这，却是他这个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的职位永远无法实现的，这是李白深层的矛盾与痛苦。李白在进入长安之前有矛盾与痛苦，那就是想获得政治机遇，但是不得其门而入，是所谓的怀才不遇；现在的李白也有矛盾与痛苦，那就是貌似获得了空前的政治机遇，但是尘埃落定之后才发现，虽然已经与玄宗有了亲近的接触，但是他所获得的并不是重大的政治机遇，玄宗皇帝只是将他看做一个舞文弄墨的诗文供奉而已。

李白的悲剧命运也正在于此。

如果他就是个一般的文人，没有那么高的政治理想，即便在长安做不成政治家，但是至少可以在翰林院中做个诗文供奉，也足够光宗耀祖了！可偏偏李白不是一个向现实轻易妥协的人，他非但不向现实妥协，也不向自己妥协。对于李白来讲，他毕生的最高追求就是要在政治上获得极大的成功，获得高度的认同，就是要做辅佐君王的宰辅之臣，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即便是见到了皇帝，这依然是失败的人生。也许，对一个纯粹的文人来讲，能够拥有被皇帝亲自接见的殊荣，能够充当侍奉皇帝的御用文人，这已经算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了，但这样的文人也就不值得我们追思千年了。

但李白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心胸？什么样的自信？他不是一般的小文人，他不可能轻而易举就向现实妥协，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诗坛巨匠。在李白的内心世界里，整个大唐就是为他施展鸿图大志预备的，就像孟子所说的：“夫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这种纵横天下当仁不让的王霸气度，是盛唐时代锻造出来的性格，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与代表，并非一般庸常文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这恰恰是李白的魅力所在。实事求是地讲，李白的确只有诗人之大才，没有政治家之大才，但是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李白就是不肯服输，就是不肯相信天下没有他施展抱负的空间，就是不肯放弃他的自信与原则，所以即便玄宗对他倍加礼遇，他也绝不领情，也绝不愿意苟安现状，做个舒舒服服的御用侍从文人。他要表达他的失望，表达他的不满，要大大表现他的狂放不羁的个性风采，哪怕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不是政治家的涵养与性格，但这是大文学家、大诗人李白的独特个性。如果李白屈服于自己，妥协于现实，那他就不是那个独步诗坛的李白，也就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狂傲飘逸、洒脱不羁的“诗仙”了。

在政治上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的同时，另一种情绪就不可遏制地涌现出来。不要忘记，伴随进入长安的，除了那个意气蓬勃、抱负远大、具有政治幻想的李白之外，还有一个目空一切、孤傲自赏、具有极高文学天才的李白，当政治幻想破灭之后，文学的意气就伴随着酒气不可遏制地宣泄出来。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形成：当李白郁郁不得志，就去借酒浇愁，酒力尤且不足以浇愁，就会付诸诗文大发牢骚，这些牢骚诗文无论被唐玄宗还是那些真正的奸佞小人看到，久而久之都会形成有损李白形象的舆论环境，这些舆论环境又会进一步恶化李白在长安的生存与发展。

在长安，李白留下了不少饮酒、醉酒的记录。在翰林院中，他醉酒：“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在权贵之门，他醉酒：“白时为贵门邀约，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魏颢《李翰林集序》）在街市酒肆，他更是“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旧唐书·文苑列传》），“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新唐书·文艺列传》）。

悲剧根源到底在哪里(2)

李白的言行做派，难免在朝廷上下引起一些流言蜚语，李白自己也承认翰林院中人际关系复杂，自己的人际环境不好。他在《玉壶吟》中抱怨：“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中又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由于自己的行为言语有失检点，所以遭到奸佞之人的谗言，导致玄宗对自己不满。

而玄宗虽然“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逐之”（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据《汉书》记载，大臣孔光休假回家，与家人闲谈，家人问长乐宫温室殿有什么树木，孔光默然不语。后来就用温室树代表朝廷的机密要闻。翰林院虽然是侍奉皇帝的艺文娱乐机构，但它位居禁宫之内，如果以李白这样一副醉态，难免不会在醉后泄露宫禁中的秘密。所以玄宗虽然很赏识他，也曾因为他“才藻绝人，器识兼茂”，“欲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但终究因为李白的种种表现“非廊庙器”，故而“优诏罢遣之”（孟《本事诗》）并“惜而逐之”。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遭到了他人的诋毁诽谤，李白却依然故我地我行我素，不改文人狂傲自许的本色：“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为酒中八仙人。”（《新唐书·文艺列传》）杜甫曾有诗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中八仙歌》）后世往往用这首诗来称赞李白傲岸不群、藐视权贵的气魄，但这样的言行举止在具体的政治环境、政治实践中实非益事。

所以李白的个性决定了虽然他有跟皇帝接近的机会，但显然，李白没有及时地抓住这个机遇，或者说，以李白的个性、实际的政治才能以及他在玄宗心目中的位置、在宫廷中的实际地位，都不可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也不具备实现这个巨大理想的可能性。

玄宗其实对李白相当不错，他一看李白在长安宫中的确很难立足，于是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赐给李白不少金银盘费，送他回家。史书记载四个字：“赐金放还”。

这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下台方式，玄宗没有贬斥他，没有谴责他，没有把他赶出长安，而是保全了李白作为一个文人的体面与尊严。这一举动使李白入京、在京、离京的整个过程呈现出浓厚的人情味儿、文学色彩、浪漫色彩，使这整个过程更加符合李白的气质，这是一个典型的李白式的离开，而不是一个不称职官员的离任，这与同期前后张九龄等政治家的被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甚至可以说，玄宗从不曾按照一个官员的标准来要求、看待李白，从对李白的欣赏、选拔、任用到离开，与其说是政治标准，倒不如说是文人、文学的标准。李白最终安静而体面地离开了长安，这种离开方式反而使他获得了更为巨大的文学声誉。但是李白的政治名声并未因此而获得加强，伴随着他离开长安，世人对他的认识更清楚了，李白的本质就是一个旷世的大文人，大诗人。

多年以来，不少读者都认为，李白不仅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出色的文学才华，而且也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只是时代没有给予他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李白之所以被迫离开长安，其主要原因在于黑暗消极的政治环境。现在，通过这几章的叙述、分析，我们大体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李白怀抱着宏伟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觐见唐玄宗，渴望实现政治抱负，然而朝廷与玄宗却始终以文学的眼光来接纳李白，为他安排了适合文学角色的职位，于是，李白在长安宫廷也只能发挥其文学才华，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误会与错位，也是李白在长安政治失意的体制性原因。李白固然文才超绝，拥有超凡的政治理想，但是李白本人是否真的具有天才的政治才能，值得质疑。根据李白在长安的种种表现来看，他似乎并不具备一个成熟政治家的个人素质。李白离开长安，当然有整体社会政治环境的大背景——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的原因——但是李白自身的主观因素也不可忽略。

悲剧根源到底在哪里(3)

离开长安后，李白继续他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性格没有变，他张扬的个性也没有变，他对政治的理解依然是那么天真。对李白而言，长安的政治失败并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的期许，反而刺激他更进一步地执著于政治仕途。他并不曾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命运面前的错位与误会，这导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贸然加入永王李的军队，造成重大的个人悲剧。

第五章 李白从军之谜

安史之乱之后的契机

李白在长安郁郁不得志，天宝三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漫游生活。“安史之乱”爆发后，他迎来了又一次政治机遇——仙风道骨的李白竟然加入了永王李的军队。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李白的命运会在这里发生哪些改变？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李白，这次能够如愿以偿吗？

唐玄宗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怀着失意的痛苦离开了长安，他的政治理想遭受到重大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这次挫折反而刺激他更进一步地执著于政治仕途。然而，不谙政治风云的李白非但没能找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反而给年届五旬的他找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与灾难！——“安史之乱”期间，李白应邀参加永王李的军队，但没过多久，李的军队就被朝廷的军队消灭，李被杀，李白也因谋逆之罪被投入监狱。

那么，李白为什么要加入永王的军队呢？要想弄清楚李白参军的前后经过，还得从天宝三载李白离开长安之后说起。

李、杜相会之谜(1)

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离开了长安，他浪漫的政治理想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此时的李白只好选择漫游。就在这次漫游中，李白结识了两位重要的朋友，也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四十四岁的李白离开西京长安，一路东行，来到汴州（今开封市东南，古称梁州）、宋州（今商丘市南）。此时他的心情非常复杂，也很痛苦，《行路难》其二非常典型地表露了他此时的心境：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烂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归去来！

道路像青天一样宽广，却唯独没有我的出路！我羞于和长安的浪荡子弟同流合污，过着斗鸡走狗的无赖生活。我不愿弹剑诉说痛苦，谄媚权贵求得赏识。淮阴市井小人嘲笑韩信怯懦，汉朝公卿忌妒贾谊才能，自古贤才多遭人嫉恨！你看燕昭王多么器重郭隗、邹衍，剧辛、乐毅才因此效忠他。如今燕昭王的白骨与衰草一起腐烂，还有谁像他一样修筑黄金台倾心以待贤士呢？像我这样愿意报效朝廷的人自然没有人能够赏识！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又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回顾了当初的心境：

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

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

临当欲去时，慷慨泪沾缨。

我的剑术虽然不能与万人抗衡，文章却得到播扬四海的名声。然而这些都不足称道，我唱着《五噫歌》离开长安。当我要离去的时候，心中无限悲慨，泪水沾湿了帽子的缨带。

对于此刻的李白来说，虽然依旧沉浸在失意的痛苦中，但无意间又为文学史抒写了一段佳话。在这里，李白遇到了盛唐诗坛又一个重要的诗人——三十三岁的杜甫，他正为料理家事而奔走梁宋之间。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在文坛刚刚崭露头角，而李白此时不仅诗文名声卓著，而且具有一定的政治资本，二人的名声、地位尚不可同日而语。杜甫由衷地推崇甚至崇拜李白。两人一见如故，同饮共醉，携手游赏，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杜甫曾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记录了他们深厚的友谊：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

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

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

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

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这首诗写得情浓意切：我们彼此亲如兄弟，喝醉酒后盖一条被子睡觉，白天里一起携手同游，一同去幽静之处寻访隐士范十。在晚照的残影中听见棒槌捣衣的声响，荒废的古城上空满是厚厚的云层。长久以来我都喜欢吟诵屈原的《橘颂》诗，不曾想过讨要吴中的菰菜羹。自己一直想要立志为国效力，可今天来拜访了隐士，就不愿再讨论什么功名富贵，这优哉游哉的隐居生活也很安适啊！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李白与杜甫的情谊非常深厚。令人高兴的是，盛唐的另一位大诗人高适也正在梁宋之地漫游，三个人此刻都是政治失意者：李白刚刚被排挤出长安，杜甫刚刚经历了科场失败，高适也不过一介布衣。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于是三人相约漫游梁宋，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李白在《梁园吟》中写道：

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

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

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

李、杜相会之谜(2)

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

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

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

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

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

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

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

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

舞影歌声散绿池，空馀汴水东流海。

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

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辉。

歌且谣，意方远。

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诗人乘舟离开长安，沿波涛汹涌的黄河东下。他对酒作歌，排解忧愁。浩荡的水流迷失了旧国的痕迹，自己的退路又在何方呢？不如及时行乐，登楼赏景吧。梁园的五月如秋天一样清凉，玉盘中的杨梅已经备好，吴地的食盐如雪花一样洁白。就让我们开怀畅饮，好好享受人生，不要学伯夷、叔齐那样孤高自赏。信陵君、梁孝王、枚乘、司马相如等历史人物早已烟消云散，只有汴水年年东流。现实的重重阻碍使自己的理想不得施展，而快乐生活似乎也不能久长，想到这里，眼泪沾满了衣裳。还是抓紧时间及时享乐吧……诗的最后，李白却终于隐忍不住，大发感慨：不如做东晋宰相谢安，虽然隐居东山，但只要天下苍生瞩望，立刻出山也并不算晚吧！

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李白复杂的思想状态：既看透世事艰辛决意及时行乐，又不甘心碌碌无为了却此生。诗人时而表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时而又想做东晋宰相谢安，结束隐居生活，为天下苍生谋福。其实李白的内心并未真正忘怀自己的政治理想，即便在颓废至极、欢饮达旦的时刻，心中仍然不能忘怀世事，仍然还有济世救民的热望。他有着非凡的自信，以为凭借着自己的才能，迟早会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而这也正是李白性格的可贵之处，虽然他离开长安，遭遇了巨大的政治挫折，但他内心的理想却没有泯灭，并没有因此而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