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过往歌词 薛之谦:毛泽东最后一次南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6 05:59:04

对来得急忙,去更匆匆的毛泽东来说,他仍未认为此次来杭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在他离杭赴沪途中,中办负责人还向护送毛泽东到沪的警卫处长交代说:汪庄“一号楼”要组织检查维护好,主席下次来杭还要住在这里。而令人遗憾的是,第二年维修好的汪庄“一号楼”,却再也未见它主人的到来。

毛泽东自1975年2月3日离开长沙后,当天便东进700公里,到达江西省会南昌市。南昌位于鄱阳湖畔的赣江下游,距离避暑胜地庐山不到100公里。新中国成立后,南昌也是毛泽东每次南巡经过次数最多的城市之一,其原因和毛泽东南下行程规律有关。毛泽东坐火车旅行的特点是“不走回头路”,即去时如走的是京广线,回程则一般选择津浦线。反之亦然。而南昌恰恰处在京广、津浦两线之间,犹如其中的1个“焊接点”。这样,毛泽东自然要频繁路过这里了。也正因为是“路过”,毛泽东在南昌停留时间一般都不长,少则当天到当天走,多则留住三五天。

2月3日至5日,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到南昌。

在南昌的三天里,毛泽东处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圈阅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的通知(2月5日)。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的成员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和粟裕等11人。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仍为新的军委常委会的主持人。

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在当时至关重要的由谁掌握军权的问题上,毛泽东仍将信任票投给了叶剑英、邓小平等多数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而王洪文、张春桥二人不仅是极少数,且没有实职或实权,不过徒有虚名而已。难怪王洪文曾对此慨叹: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即“四人帮”)手里……

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在他和周恩来都年迈多病,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把军权交给何人,便意味着将来由谁来左右中国的政局。1976年10月,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聂荣臻等人在粉碎“四人帮”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的事实,更加证明毛泽东此举具有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十分巧合的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前途和命运的这个关键性决定,恰恰是在人民军队的诞生地——1927年“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南昌做出的。

2月5日,毛泽东从南昌启程向东,开始他下一阶段的行程。在经鹰潭、上饶、金华等地后,毛泽东将抵达浙江省会杭州——他此次“出巡”的最后一站。
1975年2月初,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从南昌打来的保密电话,告:毛主席将在2月8日乘专列来杭,请浙江省委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并负责保证浙江境内铁路沿线安全。谭接完电话,又吩咐秘书将电话记录送省委另一负责人铁瑛传阅。

两位省委领导接此“通知”后,不禁又喜又忧,但“忧”更大于“喜”。

能不久就见到他们一直崇敬的伟大领袖,并面聆老人家的教诲,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喜事。但这丝毫也不能减少谭、铁二人心中的忧虑。

当时,浙江各地派性严重,武斗频繁。尤其是毛泽东专列必经的金华地区,更是个“是非之地”。这里激烈的派仗已发展到动用了各种轻、重武器的程度。这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全国来说,也是不多见的。为此,省委虽几次派人来金华收缴武器,却收效不大。对立的两派依然我行我素,每日枪声、爆炸声不绝于耳。1974年底,1个全省有名的造反派头头来到金华时还叫嚷:“要坚决地打,春节也不能停!”在他的煽动下,很短的时间里,就造成金华城内300户遭抢劫,死伤200多名群众的惨剧。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专列进入浙江省境内后的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一旦发生什么意外,那可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的事情。经过考虑,谭启龙把有关情况向汪东兴作了汇报,特别提到省委对毛泽东沿途安全问题的担心。汪东兴听后答复道:“这样吧,毛主席路上的安全问题,由我们随行警卫部队负责。”并安慰谭说:“毛主席走到哪里,哪里就安定。”

虽然吃到了这颗“定心丸”,谭、铁二人仍不敢稍加大意。经研究后决定,以中共浙江省委名义向金华造反派下了死命令:2月6日将有“重要外宾”的专列途经金华,不管哪一派都不准开枪、肇事,否则,惟该组织头头是问!

2月8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八,离春节只有3天了。按预定期限,毛泽东将准时于今日到杭。本来,南昌到杭州只有600多公里行程,一般只需半天即可到达。但由于沿途不安定等因素,毛泽东的专列竟然走了3天!

这天清晨,春寒料峭,凉风习习。一大早,浙江省委谭启龙、铁瑛等几位主要领导就来到艮山门车站,在站台上等候毛泽东专列的到来。由于对毛泽东沿途情况不明,几位领导人心中无底,焦灼不安。他们不停地抬腕看表,伸头向钱塘江大桥的方向张望。

终于,载着毛泽东的专列冲破晨雾,远远驶来。一声长长的汽笛,像是在提前报告毛泽东到达的喜讯。对在站台上等候已久的谭、铁二人来说,这声汽笛以及列车进站时发出的刺耳的噪音,都仿佛在演奏一支优美动听的曲子!

列车停稳后,谭启龙、铁瑛二人一起进入车厢,同毛泽东见面。然而,车厢内映入眼帘的情景却使两位领导不免苦痛、心酸:只见坐在沙发中的毛泽东一脸凝重的表情,容颜十分苍老、疲惫,动作也显得迟缓、无力,就连说话也含混不清了。过去人们对毛泽东习惯使用的“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等词汇,现在无论如何也无法同面前的这位老人联系在一起了……

见谭、铁二人进来,毛泽东用力从沙发中站起身,边握手、边询问:“你们不是挨打了吗?”

听到毛泽东的问话,谭、铁不由心头一热:几天前才发生的事,毛主席也知道了?

原来,从1月底开始,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那个曾窜到金华地区煽动武斗的造反派头头纠集一伙人寻机闹事,搅乱会场。混乱中,造反派强行将谭启龙、铁瑛2人绑架。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才把两位领导从造反派手中夺回。在这场“争夺”战中,谭、铁二人挨了不少拳脚,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后省委会议不得不另外找地方召开。

看来,毛泽东一路上已了解到不少情况。从老人家关切、认真的神态看,他心里一直在记挂着这件事。

感动之余,谭、铁2人“检讨”说:“发生这件事,主要是我们省委工作没做好……”接着,他们又叙述了省委会议的详细经过。毛泽东注意听着,并默默点头,但未发一言。

汇报完毕,毛泽东在工作人员搀扶下走下列车,由谭、铁2人陪同前往西湖南岸的汪庄下榻。

从2月8日这天起,直至4月13日止,毛泽东在杭州共计留住两个月零五天。在这段时间里,他的1个主要“任务”,是继续检查、诊断眼疾。此时,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要好多少。除双目白内障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厉害。行走更加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再坚持长时间的阅读和工作,都将对身体恢复不利。为此,医生建议毛泽东应少看书、多活动,不便外出行走就在室内做一些活动。

为治疗毛泽东的眼病,从北京、上海等大医院来杭的六七位全国著名眼科专家组成医疗小组,精心会诊,反复研究,并借来一批外文医学杂志和书籍,提出各种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毛泽东白内障的发展。为使病人配合治疗,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毛泽东不再看书和批阅文件。但无奈毛泽东固执己见,只同意先治右眼,而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继续工作。

从毛泽东在杭期间借阅的书目看,他曾借过《红楼梦》、《基度山恩仇记》、《飘》和《创业史》等中外文学名著。据说,这是为给身边工作人员讲解中外文学史用的。另外,毛泽东还借过《全唐诗》、《全宋词》和《辛弃疾集》等中国古典诗集,这当然是老人家自己要看的。为不使毛泽东阅读费力,有关人员特地选出字体较大、印刷质量较好的版本送到毛泽东处。

毛泽东到杭州的第四天,是农历正月初一。为表达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担任毛泽东警卫的战士们特意赶制了一块大蛋糕,送给毛泽东祝贺春节。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大家的礼物。这是81岁的毛泽东在他的“第二故乡”杭州过的最后1个春节。

在杭期间,毛泽东已完全停止了外事活动。但对于身边及全国发生的政治动向,毛泽东仍每日过问,从未松懈。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安排,由省委书记铁瑛全面负责毛泽东在杭的安全警卫工作。为此,铁瑛搬到汪庄“六号楼”住下。这样,住在“一号楼”的毛泽东,便可随时在住地“召见”铁瑛,听取汇报。

在这期间,有一件事情需要稍加详述。这就是周恩来3月20日写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的一封长信。这是继长沙之后,毛泽东收到的第二封周恩来汇报自己病情的信件。该信全文如下:

主席:

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去年11月12日经镜照电烧后,1个半月内仅尿血九个C.C.多;今年2月4日经镜照电烧后到现在1个半月内,亦仅尿血十个C.C.多,如待满三个月再行镜照检查,当在5月初或4月底。

今年开会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3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像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成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唐两同志转报主席,我决不应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做此准备。

问主席好!

周恩来

1975年3月20日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身患绝症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对自己的病史、病状都了如指掌。在当时情况下,他的每次手术治疗都需经医疗组报请政治局四常委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同意后,再送毛泽东批准。为此,周恩来不能不将病情作出详述,向身体、精神都不佳的毛泽东如实汇报。

在这封长信的前面,细心的周恩来还特别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纸“说明”,请她在毛泽东休息好的时候,再将此信读给主席听,万勿由此“干扰”主席的休息和健康。

几天之后,在北京305医院的周恩来即见到张玉凤自杭州打来的电话记录,告:病情报告已(给主席)念过,主席托我给总理打电话问候总理;主席很惦念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我也问总理好!

周恩来的这封关于自己病情的长信,当时除毛、周两人外,张玉凤可能是唯一见此信的第三人。应该说,这封周恩来不得不写、毛泽东不能不看的信件,在两位风雨同舟达40年之久的老战友心灵上的冲击和震撼,都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为此“几天睡不好觉”,便是明证。

那么,毛泽东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3月21日,毛泽东读起宋人洪皓词《江梅引·忆江梅》:

“天涯除馆忆江梅。几枝开?使南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诉谁!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花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

这首词中,“余杭”即杭州,“燕台”,指北方幽燕一带。“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诉谁!”表达了作者山水难断的追思和怀念。在得悉周恩来病情的同时,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吟诵此词的含义是什么呢?自然,对故人故事,今人只能做些揣测和猜想,并不足为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因其处境、地位、性格以及保密制度等所限,他只能从古人中觅“知音”,借古诗来发感慨。

除自己吟诵、阅读大量中国古典诗文,以排解心中的万种思绪外,毛泽东也时常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吟诵和讲解这些诗句。如他曾逐字逐句地解释过辛弃疾的《破阵子》词: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声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显然,毛泽东仍是在借古人之“壮词”,来释心底之“谶语”。这时的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作为辛稼轩的一位“知音”来读解辛词的。然而,听毛泽东解说该词的人能否真正懂得并理解毛泽东此时的心思,成为毛泽东的“知音”,那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在杭州的毛泽东如此大量地、反复地听诵并阅读中国古典诗文,正是为寄托他此时此地难以言状的忧思、苦楚、伤感和孤寂。这便是这位年逾八旬老人的内心世界。

4月2日,54年前同毛泽东一起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董必武在京病逝,享年90岁。3日,党中央组成以毛泽东、周恩来等50人的董必武治丧委员会。正是这一天,毛泽东又连续吟诵辛弃疾、张孝祥、张元干、陆游等爱国诗人的词作(多数词篇毛都能背出),其中多为悲壮、激昂之格调,反映出毛泽东柔中有刚,悲中有烈,凄风苦雨却志不可夺的战士本色。

不过,1976年毛泽东病危之际,他曾在病榻前召见华国锋等人(当时周恩来已去世,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郑重地交代众人说: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但也快了,总可以大致“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还得交给下一代……由此不难看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4月10日前后,一直陪同毛泽东在杭州的中办负责人汪东兴、张耀祠通知毛泽东警卫处负责人:金日成主席将率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代表团访华,毛主席准备在杭与金日成会见,警卫部队需尽快做好准备。为此,警卫处很快制定出接待和警卫方案,各项准备工作均按要求布置就绪。

然而,到4月13日,原定计划又突然变了。当晚,警卫部门又接通知,告金日成主席不来杭州了,毛主席要回北京见金日成。对此突如其来的变化,一般情况下都难免要措手不及。但担负毛泽东在杭警卫任务的部队不愧是一支经验丰富、善应万变的精干之旅。在不到一小时内,毛泽东离杭的车辆调配、行走路线、沿途警卫等,都迅速落实定位。

晚上8时许,身着毛巾浴衣的毛泽东在几个工作人员搀扶下,缓缓走出汪庄“一号楼”。这时,楼厅内站着一些工作人员目送毛泽东离去。见到老人家步履蹒跚、容颜衰老的病态,送别的人都泣不成声。毛泽东以疲惫的目光环顾了一遍周围的人,无力地点了点头,算是向众人告别。

对来得急忙,去更匆匆的毛泽东来说,他仍未认为此次来杭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在他离杭赴沪途中,中办负责人还向护送毛泽东到沪的警卫处长交代说:汪庄“一号楼”要组织检查维护好,主席下次来杭还要住在这里。而令人遗憾的是,第二年维修好的汪庄“一号楼”,却再也未见它主人的到来。

毛泽东突然离杭,使得当晚正在省委开会的谭启龙、铁瑛二位书记倒真是措手不及。在接到毛泽东要离杭的紧急通知之后,谭、铁二人迅即赶赴汪庄,但毛泽东已经离去。于是,他们又直驶杭州车站。待赶至站台时,专列正徐徐启动。这时,只见车厢里的毛泽东隔着玻璃窗,向两位书记频频挥手告别。从留在汪庄的中办另一位负责人口中得知,毛泽东原本打算离杭前再同谭、铁二人谈一次话。毛泽东都要谈些什么?他对“第二故乡”杭州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些都永远是个不解之“谜”了。……(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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