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出无差异曲线:58年“人民公社好”这句话是毛泽东随便讲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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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年“人民公社好”这句话是毛泽东随便讲的吗?         2010年08月18日 10:11 凤凰网历史 【 】 【打印共有评论192

核心提示:如果是随便讲的,他一路上关于人民公社的表态就不好理解了。另外,如果“办人民公社好”是毛泽东随口说的,前面提及陈伯达多次转述他关于公社的设想也难以解释。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发表文章应该是很慎重的,不会随意透露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设想。对此,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是毛泽东有了“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的设想后,为了不至于太突然,先让陈伯达等人透露出去,起投石问路的作用;二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议论过此事,但也只是一般的议论,而陈伯达在经过一番揣摩后借题发挥。不过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大跃进时的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央党校教授讲党史》 作者:柳建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8月6日下午4时,毛泽东来到了已经成立了人民公社的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视察。当走到公社大院门口,看到了“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这块牌子时,毛泽东停下脚步,一字一顿地念起来。新乡县委书记胡少华随即对毛泽东说:“这是全县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旁边的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问道:“他们起这个名字怎么样,行不行呀!”

毛泽东用肯定的语气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当毛泽东问到全县有几个这样的公社时,胡少华答道:“全县原来有60多个小乡,成立了60多个高级社,后来合并成10个联社,七里营是我们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我们正在开战地会,准备都改成人民公社。”毛泽东又问:“人们喜欢这个名字吗?”七里营公社党委书记徐占才回答说:“喜欢!”参见林英海主编:《毛泽东在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8月9日,毛泽东来到山东。车过兖州时,他找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等人谈了话。谈话中,毛泽东询问了大跃进的情况,又问参加谈话的地方干部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并特地问到了农业社的合并问题,认为农业社搞大一点好,可以搞成五六千户万把户。他还说,河南的同志说秋前合并起来好种麦,并提出可以去河南参观一下《谢华同志从济宁给谭启龙同志的来信》,1958年8月10日。。

在省会济南,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向毛泽东汇报了山东各项工作的情况。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强调,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还讲到了办大社的优越性。随后去历城县的北园乡视察农业合作社。

视察中,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北园农业合作社的水稻种植情况。农业社主任李树诚汇报说,50亩高额丰产田原计划亩产2万斤,现在要争取4万斤,过去1亩只产两三百斤。毛泽东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毛泽东还视察了农业社的水稻试验田,在地边的树林稍作休息时,李树诚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园大社”的办社情况和社员讨论的意见,请示毛泽东是叫“大社”好呢,还是叫“农场”或“农庄”好?并汇报了办起大社以来生产面貌的变化和今后的打算,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

        

陪同视察的山东省委负责人汇报说:“现在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这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山东农业合作化》编辑委员会:《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汇集》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119页。

8月13日,毛泽东结束了对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视察,回到北京。11日起,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相继发表毛泽东视察三省农村的消息。在8月12日关于毛泽东视察七里营的报道上,特地提到七里营“按照毛主席指示的道路,已经在全乡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了七里营人民公社”。

13日,《人民日报》在报道毛泽东视察山东时,用了这样的大字标题——《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办人民公社的好处是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并将他在北园乡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话放在报道的第一段。于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

后来,毛泽东一再讲,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他无发明之权,只有建议之权。在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一次谈话中,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3月成都会议、5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4月已在河南出现,5、6、7月都不知道,一直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作了决议。这是件大事。

他在第二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还讲,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只有建议之权。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在视察中随便讲的一句话,记者在报道中写上了。毛泽东看到后,忽然拍案失口喊道:“哎呀,糟糕,事先没有讨论呢。”事后,毛泽东在小范围内作了解释:“这个话是我讲的,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公司1989年版,第223~224页。

虽然从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中,还很难看出毛泽东发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前,他对人民公社有什么样的认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句话绝不是毛泽东“随便讲的”。

如果是随便讲的,他一路上关于人民公社的表态就不好理解了。另外,如果“办人民公社好”是毛泽东随口说的,前面提及陈伯达多次转述他关于公社的设想也难以解释。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发表文章应该是很慎重的,不会随意透露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设想。对此,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是毛泽东有了“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的设想后,为了不至于太突然,先让陈伯达等人透露出去,起投石问路的作用;二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议论过此事,但也只是一般的议论,而陈伯达在经过一番揣摩后借题发挥。不过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从表面上看,建立人民公社也是经过调查研究的,也遵循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那么,为什么还是出了问题呢?恐怕与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关。因为毛泽东在视察前实际上已有了并小社为大社、在农村建立公社的想法,这次调查的目的就是印证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

下面的干部们自然投其所好,所以他一路听到的自然都是办大社好的汇报,从而使毛泽东坚信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曾有两句名言,一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二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轻率地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违背了他的第二句名言。

柳建辉:1958年生,吉林大学法学硕士,现任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特别是执政经验、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等研究。代表作:《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任弼时与中国青年》、《中共党建史(1949—1976)》、《接轨—当代中国全方位开放的历程》、《中国政治通史—开天辟地的新中国政治》、《科学发展观战略研究》等学术著作;主编《毛泽东大典》、《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3卷)、《国是——半个世纪中国大事本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邓小平》、《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经验》、《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史》等著作或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