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无心睡眠张国荣:鲁迅与瞿秋白的杂文比较——中国文学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4 07:36:02
一
金刚石与铁石相击才能显示其坚硬，海洋与江河相比方可呈现其深广。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鲁迅和瞿秋白的杂文，是两块相互媲美的瑰宝，值得进行一下比较。
瞿秋白同志执笔的《真假堂吉诃德》、《王道诗话》、《大观园的人才》等十二篇杂文，由鲁迅用自己使用的笔名发表，又收入鲁迅的杂文集中，与鲁迅那诡峭诙谐、尖锐泼辣的风格宛然相同。这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瞿秋白同志的杂文与鲁迅杂文的相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的杂文都是“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都是适应尖锐、剧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而产生的一种文艺性的社会评论，是时代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和无可辩驳的理论上的逻辑力量是他们的杂文共同的生命，是熔铸共同的社会内容和共同的文章风格的基础。瞿秋白同志写得较早的《文艺杂著》和《乱弹》里的杂文，就已经具备了这种和鲁迅杂文相同的战斗特色，同是刺向敌人心脏的匕首和投枪。其次，瞿秋白同志的杂文，特别是在他认真学习和研究过鲁迅的杂文以后，和鲁迅切磋琢磨、共同商讨下写出的《王道诗话》等十二篇杂文，已经纯熟地把握了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借用生动、形象的典故和创造深刻的、典型化了的形象阐发深邃的思想和抽象的道理。譬如《真假堂吉诃德》借用著名小说《堂吉诃德》和《儒林外史》里的故事，讽刺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大观园的人才》借用大观园里的压轴戏刘姥姥骂山门和老鸨婆的假意诉苦，揭露吴稚晖和汪精卫镇压人民、投降日本的虚伪面目。典故、形象运用得既新颖、奇崛又吻合、贴切，真是恰到好处，深得鲁迅杂文形象化写法的要领。而且瞿秋白同志不仅把鲁迅杂文的笔法学到了家，同时还丰富和发展了鲁迅杂文的艺术表现形式，显露了他超凡的才智。试看《曲的解放》竟能独辟蹊径地用杂剧曲调的形式来写杂文，用生、旦、丑三角演戏的方式嘲讽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王道诗话》将诗歌溶入杂文，幽默诙谐，富有文学趣味，与鲁迅杂文那种诗的政论、政论的诗的艺术风格融为一体。不是表现了卓越的艺术才华吗？再次，瞿秋白同志还充分掌握了鲁迅杂文诙谐、幽默的特点，在杂文里借用或创造的形象都是漫画化的，无论是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还是《儒林外史》里用猪头冒充“君父之仇”的头颅骗去公子们几百两银子的侠客，是“老气横秋的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的刘姥姥，还是大唱“装腔抵抗——何妨”的生、旦、丑三角，无不极其风趣，充满幽默感，逗得人捧腹大笑。做到了象鲁迅所说的那样，杂文必须“生动，泼刺，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 ，“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 。所有这些，都是鲁迅瞿秋白杂文共同的特性。对于这些共同的特性的认识，经过多年来的研究，我们的思想是较为确定的了。
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细致地去体味和揣摩，使我们的艺术感觉力更敏锐、深微一些，就会察觉即便是瞿秋白同志执笔的这十二篇杂文与鲁迅的杂文之间，也似乎还含有一些认识不够确定的微小差异，虽犹如毫纤之末，但确乎还是瞿秋白个人潜在的特色。这种特色在《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这些文采缤纷、汪洋恣肆的散文篇章中早已显露，在那些明丽流畅、文词纤巧的译述里也已流溢，在《乱弹》、《文艺杂著》诸种文章内均已渗透，而在这十二篇杂文的深处还在潜流。这种瞿秋白同志潜在的个人特色如果借用王安石在《祭欧阳忠公文》里的文辞来表达就是：“豪健俊伟，怪巧瑰琦。”“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试看《真假堂吉诃德》、《大观园的人才》那立意的奇崛，《王道诗话》、《曲的解放》那构思的怪巧，整篇文气辞采的豪俊、瑰琦，特别是那种“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的尖锐明白、痛快淋漓的风格，不是与鲁迅杂文那种凝重、朴茂的特色有所差异吗？不是似乎更具有几分飞动之趣、绚烂之辉吗？
无怪乎就连鲁迅这样的文章大师也不禁要惊叹瞿秋白同志的杂文“尖锐、明白”，“真有才华”！
然而，这还不是瞿秋白杂文与鲁迅杂文的最主要的差异。
最主要的差异是什么呢？裴度《寄李翱书》有言：“故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据冯雪峰同志回忆：鲁迅“也表示过秋白同志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等等的意见。后者这一层，秋白同志自己也承认。”尽管冯雪峰同志后边又说“我又觉得，鲁迅先生也并不以为他在闲谈时表示的这种意见，是秋白同志的杂文以及一般杂文的缺点，因为他更看重文字的明白畅晓” 。但是深刻性不够仍然可以看作是由鲁迅自己说出的，瞿秋白杂文的主要差距。因为明白晓畅基本是属于辞章表达的问题，而深刻性则主要属于内容方面，是气格和思致的反映。瞿秋白同志的杂文，特别是他后来执笔写的那十二篇杂文，比之同时代其他杂文家的作品是深刻得多了，但是比起鲁迅的杂文来却仍然深刻性不够，这犹如东去的大江比之小河流水是深广得多了，但与汪洋大海相比却不够深了。
那么，与瞿秋白杂文相比较，鲁迅杂文的深刻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这确实是一个认识尚不甚确定而又值得探究的课题。
二
在与瞿秋白杂文相比较，探究鲁迅杂文的深刻性之前，先引述一段刘大杰先生关于鲁迅对古代作家进行比较的回忆，是颇有趣的。
刘大杰先生回忆一次他和郁达夫到内山书店去，遇到了鲁迅，谈起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后来“谈到了杜甫，郁达夫说：‘杜甫的律诗高于他的古体。’鲁迅不以为然。他说：‘杜甫的律诗，后人还可以模拟，古体的内容深厚，风力高昂，是不许人模拟的。他的《北征》就远在韩愈的《南山》之上，韩愈用力学他，差得远。’”
关于杜甫的《北征》和韩愈的《南山》的比较，古代文论家一直很注目，据韩愈《南山》诗题解记载：“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胜退之《南山》诗。王平甫以谓《南山》胜《北征》。终不能相服。时山谷尚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论遂定。”
鲁迅对古代作家作品的评价和比较，反映了他衡量文学作品深刻性的美学标准。韩愈《南山》与杜甫《北征》的差异，正在文辞工巧而深刻性不够上面。杜甫“古体的内容深厚，风力高昂，是不许人模拟的”，鲁迅的这一评价表达了对于一种古朴、醇厚、绝非可从形式上模拟的深刻性的细腻体味。而这种内容深厚、风力高昂、不许人模拟、若书一代之事的风格，这种杜甫古体式的巨大历史深度，正是鲁迅杂文深刻性的基本特征之一。
巨大的历史深度，贯串在鲁迅的全部著作中。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无愧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代史诗。但是，我们如果从总体上比较鲁迅、瞿秋白杂文的异同是不合适的。因为，瞿秋白同志正当壮年就牺牲了，他未能长久地写作下去，继续用他的笔评写历史的风云，这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缺憾。我们仅能从各个单篇的杂文中，从他们俩人写作杂文时的思维方法和写作特点上进行比较。
就各个单篇文章来说，从给《浙江潮》、《河南》杂志写作的几篇早期论文开始，鲁迅就已突出地显示出一种极力探究历史渊源的思想家风度。《人之历史》深究人类的起源，《科学史教篇》追溯科学的发展历史，《摩罗诗力说》求索“摩罗诗人”即精神界之战士勃起的源泉，《文化偏至论》则综合探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倾向和规律。这些早期论文，从始至终给人以深邃庄严的历史感，显示出鲁迅由于自幼喜读野史、好钻历史而逐步形成的一种深沉、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经过十年抄古碑、整古籍的寂寞时期的停蓄和沉思，修练得无比雄厚、深沉、凝重，如火山爆发一般迸泻而出，在反封建的第一篇宣言《狂人日记》中将五千年历史概括为“吃人”二字，一登上“五四”文坛就表现出了巨大的历史深度。与此同时写作的杂文《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给《新青年》写的《随感录》，都同样是上下求索、追本溯源，充满了深沉、雄厚的历史感。而这种巨大的历史深度，随着鲁迅思想的发展、成熟，愈益显得明晰、深刻，到了晚年所写的《且介亭杂文》里的《病后杂谈》等文，就更具有一笔囊括千年历史的炉火纯青的特色了。可以说，极力追求巨大的历史深度、探究各种现象的历史渊源是鲁迅的全部著作特别是他的杂文的始终一贯的特色，他的杂文不仅从总体上看是一代诗史，而且从各个单篇来看，大多数均蕴含着巨大的历史深度。
当然，我们探究鲁迅杂文所包含的巨大历史深度，绝不能仅限于罗列鲁迅杂文中那些极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历史典故和历史经验，不能仅限于感性的叙述。如果文章里充满历史知识就算有历史深度，那么所有写历史小册子的作者就都成了具有历史深度的了。鲁迅与一般的历史材料的陈述者不同。他不是历史学家，却具有一般历史学家不具备的巨大的历史深度。对鲁迅的这种历史深度，我们应该上升到理性去分析，从思维方法和写作特点上进行探究。
列宁在《哲学笔记》上说：“黑格尔充分地用因果性把历史归纳起来，而且他对因果性的理解要比现在的许许多多‘学者们’深刻和丰富千百倍。” 鲁迅杂文的巨大的历史深度，也正在于他善于揭示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充分地用因果性把历史归纳起来，而且他对因果性的理解要比古代和当时的许许多多“学者们”深刻和丰富千百倍。这种例子在鲁迅杂文中是不胜枚举的。我们仅先就《论“他妈的！”》一文进行一下粗浅的分析。
“他妈的”这句“国骂”是许多中国人的口头禅。对这一现象，一般作家是不屑一顾的，然而鲁迅却进行了深入的历史分析。他由这句“国骂”联想到国外类似的骂法，又追本溯源，探究“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追溯了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又考证了《广弘明集》所记北魏邢子才疑虑姓氏能否保五世的话，分析了晋朝守护极严的门阀制度，指出“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然后又剖析了唐以后的等级制度，得出了“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这一结论。从“他妈的”这一司空见惯的口语归溯到中国古代门阀制度的历史原因，剖析出“他妈的”是旧中国依赖门第、倚仗祖宗的等级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这样就充分地用因果性把“他妈的”与门阀制度这种历史现象归纳了起来，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的内在联系，表现了巨大的历史深度。
透过平凡的现象，寻觅历史的线索，深掘历史的渊源，用因果性把历史归纳起来，的确是鲁迅写作杂文时在思维方法上的显著特点。当他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这一特点就更其明晰、深邃了。例如在《病后杂谈》一文中，鲁迅谈了明朝末年张献忠式的剥皮法，又谈了先投降明朝封为秦王、后又投降清朝的张献忠部将孙可望式的剥皮法；然后说明初，永乐皇帝剥了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孙可望式的方法。由此归纳为一句名言：
“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明初封建统治者的剥皮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和叛徒孙可望的剥皮，表面看来并没有什么关系，而鲁迅却一语道破了这两种剥皮的历史的内在联系，用因果性把历史归纳起来。他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进一步谈了对这种因果性的理解：“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明末以来的封建文人，常常以夸大张献忠的凶残来诬蔑农民起义，而鲁迅则揭开了封建统治者远在张献忠之上的极其凶残的黑幕，洞察到封建统治者的凶残正是导致农民起义中出现某些凶残现象的原因，农民起义中的这种现象正是对封建阶级凶残统治进行报复和惩处的结果，“以剥皮始，以剥皮终”——正是大明封建王朝自食的恶果和必然覆灭的规律。当然，仅能以刑法的凶残进行报复而不能根本推翻封建制度，又是农民起义局限性、狭隘性的表现，是农民领袖只能是或者失败或者背叛本阶级变为新的封建统治者的原因之一。鲁迅说过：“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 鲁迅就是善于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始与末、古与今中发现相似之处，揭示其内在联系，用极为精炼、睿智的警句格言把历史的因果性归纳出来，从而使他的杂文蕴含巨大的历史深度。
瞿秋白同志的杂文比起当时其他人的杂文来是有一定的历史深度的。如《文艺杂著》里的《涴漫的狱中日记》，假想三千年后的考古学家发现当时一位工人的狱中日记，颇有一种悠远深沉的历史感，构思奇崛，笔法老练。《乱弹（代序）》一文追溯到“乾嘉之世”、“唐虞三代”，总结了平民艺术往往要被绅商阶级霸占了去，为愚民政策服务的历史规律，主张下等人要重新再乱弹起来，贯串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收入《鲁迅全集》的《王道诗话》等十二篇杂文，由于刻意效法鲁迅杂文的结果，确实较前凝重、深沉得多了。《王道诗话》深掘了帮忙文人从孟夫子那里学来的虚伪骗子的祖传秘方，《最艺术的国家》从中华民族中庸的根性讽刺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达到了一定的历史深度。但是比起鲁迅的杂文来，则缺乏能用几句富有哲理的警句格言归纳历史因果性的那种深沉的概括力，有摆出了历史现象而未能进一步深入到历史内在联系中去的感觉。当然，这丝毫不是责怪秋白同志，只是说明象鲁迅杂文那样的巨大的历史深度，是人难以模拟的。黑格尔老人说过：“正象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 秋白同志是我们党内卓越的理论家和革命家，比一般同志是高多了，但是与鲁迅相比又年轻多了。鲁迅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 秋白同志的阅历和眼光使他比一般人更看得懂鲁迅的杂文，早在三十年代就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鲁迅杂文予以了高度评价。他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卓越的艺术才华又使他能掌握一般人难于企及的鲁迅杂文的逻辑力量和艺术技巧，但要达到鲁迅杂文的那种无比巨大的历史深度，则还没有到火候。如峭壁石缝中的苍劲老松，只有经过长久的年轮和坚韧的磨砺才能慢慢长成一样，鲁迅杂文这种杜甫古体式的巨大的历史深度，确实只有鲁迅那样广袤的阅历和深沉的素质才能包含，是任何其他人难以模拟的。
三
列宁在《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中有这样一段批语：“费尔巴哈是杰出的，但不深刻。恩格斯更深刻地确定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为什么？因为费尔巴哈当时敢于独树一帜地冲破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迷雾，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使思想界耳目一新，确实是杰出的。但是，他却总在自然界的定义上绕圈子，未能一针见血地抓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恩格斯则一语道破了事物的根柢，单纯、明晰地抓住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尖锐、深刻地指出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所以，单纯、明晰地抓住事物的根柢，正是思想深刻的标志。
鲁迅早期就作为一位青年思想家具备了善于抓住事物根柢，思想极为深刻的特点，他的早期论文在其思想的深刻性上确实超过了同时代的思想家。他早在《文化偏至论》中就看破当时甚嚣尘上的大肆吹捧西方的“物质文明”的谬论，切中肯綮地指出：“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揭开“昭而易识”的现象，洞察“深而难见”的本质，是鲁迅思想深刻的原因。他看出“根柢在人”，而人的根柢则在精神和灵魂。要“立人”就要改造国民性。他从事文学创作旨在“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改造这魂灵。他的小说通过艺术典型刻画了国民的灵魂，他的杂文则更直接地运用议论的笔法剖析了国民的灵魂，特别是他的后期杂文，由于掌握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更深刻地分析了各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本质。他说过：“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 鲁迅就是一位深刻揭示人们灵魂的心理学家。而这种抓住思想根柢、揭示中华民族灵魂、剖析中国社会心理的巨大的思想深度，正是鲁迅杂文深刻性的另一个基本特征。
我们仍以《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为例，说明鲁迅对中国社会心理的分析是达到了怎样的深度。
明初，永乐皇帝惨杀建文的忠臣。景清和铁铉一同被杀，景清剥皮，铁铉油炸，铁铉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这使一部分士大夫不舒服，于是有人说，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又有人说铁铉妻女以死殉节了；还有人说铁铉并无女儿。鲁迅则引证清朝考据家杭世骏的考订证明铁铉二女献诗被赦这一佳话的欺骗，并指出：“倘使铁铉真的并无女儿，或有而实已自杀，则由这虚构的故事，也可以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铁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沦教坊，终觉于心不安，所以还是和寻常女子不同，因献诗而配了士子。这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真是入木三分！把隐藏在灵魂深处的封建士大夫阶级极其微妙的社会心理，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出来：本心是淫晦猥亵的，“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希望闹出些奸淫、污秽的事情来，以满足其低级趣味；但铁铉究竟是忠臣，按照封建社会忠孝节义的正统道德规范衡量，使其女永沦教坊，终觉于心不安，所以还是和寻常女子不同，要虚构出因献诗而配了士子的故事来，移花接木，粉饰黑暗。但终归跳不出封建士大夫理想樊笼，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大团圆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而这种表面说得好听、玩得有趣的东西，却被鲁迅以大杀风景的结果的考证戳穿了假面，洞悉了“深而难见”的根柢。这难道不是鲁迅杂文所独具的一种极其惊人的深刻性么？而象这种深刻剖析人的灵魂和社会心理的例子在鲁迅杂文中是俯拾即是的。
在这样的比较之下，鲁迅表示过秋白同志的杂文深刻性不够，秋白同志不仅认可而且几次说：“鲁迅看问题实在深刻。” 就显得不难领悟了。秋白同志和鲁迅相同，都是十分注重对中国民族灵魂和社会心理的挖掘的，他在杂文集《乱弹》的《忏悔》一文中，就提倡“挖心文学”，主张“挖掉‘奴隶的心’”，认为“奴隶的心的变化和消灭，是极端复杂的景象和过程。群众所需要的文艺，还应当更深刻些去反映，更紧张些去影响‘挖心’的斗争。”这一观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的。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还分析了种种奇形怪状的奴隶的心，特别是剖析了一种较为隐蔽的形状：“落拓的学生青年，常常会做着这样甜蜜的幻梦：将来找到相当的职业，不一定太阔，甚至于很清苦的，可是有一个爱人在怀里，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这种‘理想’，比较当工人当车夫的‘理想’似乎不同些，似乎要细腻些，也许‘将来的家庭’的书房里还要挂一盏古雅的画着花的电灯罩。可是实际上，这两个‘理想’同样是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市侩式的理想。这其实也是一种奴隶的心。”对这种奴隶的心的挖掘，也标志着瞿秋白杂文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但是，从这一地方又可以看出瞿秋白杂文与鲁迅杂文在思想深度上所存在的差距。鲁迅早在一九二五年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就更尖锐、深刻地指出过革新者与寇盗奴才的分别，他说道：“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瞿秋白同志摆出了种种形状的奴隶的心，并且对其中比较隐蔽的形状也进行了挖掘，确实是杰出的，但他还未能一针见血地抓住其中的根本区别，也未及对奴隶的复杂心理进行更充分和深入的挖掘。鲁迅则善于一语破的地抓住事物的根柢，在以上文章中就是单纯、明晰地抓住了革新者与寇盗奴才的根本区别，切中肯綮，一针见血。“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他都能揭开“昭而易识”的现象，洞察“深而难见”的本质。他的杂文和小说真称得上是“奴隶的心的变化和消灭”这一“极端复杂的景象和过程”的深刻反映，表现了巨大的思想深度，也反映了他的杂文较瞿秋白深刻的一个方面。列宁说过：“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 鲁迅瞿秋白杂文在思想深度上的差异，瞿秋白杂文的欠深刻正是与鲁迅相比较而言的。比较之下，就感到瞿秋白的杂文往往对事件反映敏锐，对敌人打击得尖锐、晓畅，但似乎浮于表象的讥刺，未能更深一层地去揭示本质，抓住根柢。如《乱弹》里的《狗样的英雄》，也是从评论中国的民族性开头的，但是中间仅引述了民族主义文学关于国民党军队残杀俘虏以逞英雄的几段描写，加以抨击和讥刺，后边归结到《狂人日记》上去，未能对隐藏更深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灵魂和心理进行更透辟的解剖。《猫样的诗人》引述了徐志摩的一首色情诗加以批评和讽刺，但没有把这一类诗人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里分析其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产生的必然性和典型性。《出卖灵魂的秘诀》看来是由于鲁迅的熏陶和合作，较前深刻得多了，但与鲁迅杂文中最有思想深度的篇章相比，似乎由于是讥评时事，还缺乏更深入的对思想根柢的解剖和警句格言式的深刻概括。而这，却是鲁迅杂文中最能表现巨大思想深度的精华所在。
四
孙樵论文说：“储思必深，摛辞必高。” 文章的内涵经过长久的储蓄和酝酿，具有了巨大的历史深度和思想深度，还须以深沉、老练、含蓄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这种文学表现手法的深度，正是鲁迅杂文深刻性的又一个基本特征。
瞿秋白同志是对鲁迅杂文进行过深刻研究，深得此中三昧的。拿他同鲁迅先生亲自商讨而执笔写成的《王道诗话》等杂文与他以前的杂文相比较，就不仅能看出瞿秋白同志学习鲁迅杂文后在文学表现手法上的长足进步，而且能看出鲁迅杂文文学表现形式深沉、老练、含蓄的特点。
瞿秋白杂文集《乱弹》里的《鹦哥儿》一文，与《王道诗话》同是用鹦鹉扑火的寓言讽刺胡适的“人权论”的。但《鹦哥儿》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嬉笑怒骂，一泻无余。内容尖锐而欠深刻，文字晓畅而少含蓄。《王道诗话》则骤然一变，达到别一境界。篇幅凝铸为数百字，构思新颖，别开生面。语言凝重老练，简劲含蓄而又款款而谈，悠闲自得，入笔便剥开了胡适“人权论”的虚伪面纱，最后又神来一笔，匠心独运，做了首七言律诗予以讽刺，真乃诙谐诡峭，剸刺入骨，而又余音悠然，耐人咀嚼。
鲁迅说过：“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 “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正是鲁迅杂文写作上的特点。极广大、极深刻的历史内容和思想内容被熔铸在极精锐、极凝炼的文学形式中，寄寓在精铸熟练的形象描写里，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而这一小块，却蕴含巨大的能量，耐人百读而有余味。从《鹦哥儿》到《王道诗话》，我们既可以窥测瞿秋白同志以前的杂文与鲁迅杂文的差异，又可以看出在自觉掌握了“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这一鲁迅杂文的写作特点之后，杂文的表现手法和写作水平会取得多长么足的进步。
“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当然不仅是字句篇章的锻压和精炼，鲁迅“砭锢弊常取类型” ，他常常把包含巨大历史深度和思想深度的丰厚内容熔铸在“类型”里。他的杂文创造了许许多多流传千古的社会类型。例如媚态的猫；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又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脖子上挂着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把羊群领入屠场的山羊；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相的叭儿狗，等等。取这些类型以砭锢弊的鲁迅杂文，不仅绝不会“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就是读上十遍、百遍也会觉得意味无穷。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瞿秋白同志在《狗样的英雄》、《猫样的诗人》等篇杂文里也力图采取“狗样”、“猫样”的一类形象，在当时的斗争中也可算痛快淋漓，但是为什么就不如鲁迅杂文中狗、猫一类的形象那般意味无穷呢？再进而作个不恰当的比较，小孩子吵架也常说某某是小狗，某某是小猫，为什么就毫无意义呢？归根结底，这是与所起名号与对象实际是否切帖，所含内容是深是浅紧密相关的。鲁迅说：“批评一个人，得到结论，加以简括的名称，虽只寥寥数字，却很要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的。必须切帖，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离，这才会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 顽皮孩子骂别人是小狗、小猫，虽然也许博得人们一笑，但所骂对象决不因此就得狗或猫的诨名的。此理易明：因为不切帖。瞿秋白同志的《狗样的英雄》、《猫样的诗人》中对民族主义文学所宣扬的所谓“英雄”和唯美主义的色情诗人所进行的批评是切帖的，所以才能发挥尖锐、泼辣的战斗作用，但是所采取的类型似乎总不如鲁迅杂文所取的类型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鲁迅在杂文里常给狗画象，瞿秋白同志在《画狗罢》、《狗样的英雄》、《狗道主义》等杂文中也提倡和致力于画狗。我们就试以他们在杂文中所取的狗的类型进行一下比较，来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鲁迅瞿秋白杂文中所取的狗，同是象征和比喻敌人的形象，而且同是要反映狗对人民逞凶、对主子奴颜的本质，但是却有如下差异：第一，鲁迅杂文善于捕捉狗的形象特征，画出狗的活生生的形象。例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画的“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的叭儿狗，“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的落水狗等等，给人以具象感。当然鲁迅意不在画狗，而是另有寓意的。瞿秋白同志的杂文则往往是抽象地谈论狗和狗性，却没有画出具体的形象。第二，鲁迅杂文中的狗不仅有形象，而且各有特点，如叭儿狗、落水狗、夜游的狗、乏走狗等，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瞿秋白杂文中的狗却是一般的狗性的代称，缺乏具体的个性。第三，鲁迅杂文所塑造的个性鲜明的狗的形象特征，与所象征的现实生活中的反动绅士、塌台人物等等的形象特征，是自然、帖切地融合在一起的。意不在画狗，但画出了狗，就使要表达的意思有了寄寓之所。如落水狗上岸咬人与反动绅士反过手就杀死许多革命者正相符合，透过类似的形象特征就可联想相通的本性，使思想寄寓在形象中，通过取类型的方法表达更丰富、深厚的含义。而瞿秋白同志的杂文由于没有画出个性鲜明的狗的形象，所以难于做到形象特征的融合，使寓意不能更好地寄托在类型形象里。第四，最重要的是，鲁迅杂文所阐发的“打落水狗”等思想总结了古今的经验教训，包含巨大的历史深度和思想深度，瞿秋白的杂文则还缺乏这样的深度。
含蓄，不落言诠，留给读者自己思考的余地，也反映了鲁迅杂文文学表现手法的深度。这一点，鲁迅杂文本身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过去的评论已说过许多，不再赘述。我们这里仅想从鲁迅对瞿秋白杂文的修改管窥其中奥妙。《瞿秋白文集》所收《王道诗话》等杂文原稿，与《鲁迅全集》收录的文字在许多地方有所不同，看来鲁迅对瞿秋白同志执笔的原稿进行过修改。从这些修改的地方可以看出鲁迅是把含蓄、深刻当作杂文写作的重要准则的。如《大观园的人才》，瞿秋白原题为《人才易得》；《伸冤》，原题为《苦闷的答覆》。鲁迅改过的标题，就更含蓄、形象，更有杂文特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还删去了瞿秋白同志原稿中意思过露的话，如《大观园的人才》原稿结尾有这样一句：“呜呼，以天下与人虽然大不易，而为天下得人，却似乎不难。”鲁迅毅然删去了，到“老旦进场，玩笑旦出场，大观园的人才着实不少！”就戛然而止，既省笔墨，又有余味。中间原稿有“还是美人儿多年阅历的结果，练出了这一套拿手好戏？”鲁迅把后半句删去了，到“美人儿多年阅历的结果？”便止住。《真假堂吉诃德》原稿中间有一段是：“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变成了征讨当时的革命军的军需。现在这套把戏实在太欠新鲜，谁不知道。”鲁迅则把“变成了”改为“增加了”，使之更准确。“现在这套把戏……”一句则全部删去了，因为这一句过于直陋，删去，倒保持文中的含蓄。苏东坡说文章要“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鲁迅的这些删改，正体现了文章行止的奥妙。他曾给一位寄小说请他评阅的作者复信说，他要给那作品改一个词，原因是嫌原来所用词说得太清楚，怕会打破文里“所有的含蓄”。 可见鲁迅把文章的含蓄看得多么重要。正因为他从内容到修辞都绞了许多脑汁，千锤百炼，所以才使他的杂文“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 文学表现手法深沉、老练、含蓄，包含巨大的深度。
当然，含蓄并不意味着晦涩。鲁迅是看重文字的明白畅晓的，他几次谈到秋白同志在这方面的优点，说道：“何苦的文章，明白畅晓，是真可佩服的！” 并说过：“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 他苦于在反动统治下的写作有如“带着枷锁的跳舞，” 不得不用些“曲笔”。而本意是希望尽可能做到明白畅晓的。因为明确和深刻不仅不矛盾，而且互相促进，表达愈明确，思想可能愈深刻；思想愈深刻，表达也会愈明确、肯定。所以他修改瞿秋白同志的原稿时，不仅删去了一些过露的话，也增补了一些必要的话，使文章更明白，更准确。如《关于女人》一文原稿有一段是：“所以问题还在卖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鲁迅则加进了一句解释的话，改为：“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那所谓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加进这一句，就把卖淫的社会根源解释得更明白，更透辟了。《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在“因为日本不用暴力”后边，加了“而用软功的王道”一句，也使意思豁然明朗。类似的例子还有几个。王国维把有意境的作品称之为“不隔”，便是“语语都在目前”。对作品的要求是不仅“语语明白如昼”，而且要“言外有无穷之意”。可见明确和含蓄，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鲁迅在《汉文学史纲》中论古诗十九首时说：“其词随语成韵，随韵成趣，不假雕琢，而意志自深，风神或近楚《骚》，体式实为独造，诚所谓‘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者也。”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所写的《且介亭杂文》，便具有这种“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的风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既表示瞿秋白同志的杂文“欠深刻”，又佩服其“明白畅晓”，或许是期望秋白同志能扬长补短，使他的杂文升华到既余意无穷又明白如昼的境地吧！“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种境地，是思想深湛、阅历深厚、文学表现手法极为成熟、老练的标志，是最难于达到的深度。
五
日本的鲁迅研究家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谈鲁迅的风格发展时说过：“我感觉到，他年轻时喜欢李贺，喜欢尼采，是和他的性格密切联系着的。跟他读安特列夫，模仿果戈里，受夏目漱石的影响不一样，不是在学习他们的文学表现方法，而是更为根本的与他的为人直接相通的关系。他的性情、气质所要求的，必然是趋向李贺、尼采。到了晚年，由于环境、经验的关系，在他那儿出现了色彩更浓的杜甫、海涅的东西；但是，还没有完全摆脱掉李贺和尼采。这是那样地扎根于他本来的性情、气质上的。”
这段话还是包含一定道理的。一个作家的风格确实与他的性情、气质以及所受到的文学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思想的成熟往往会向着日益深刻化的方面发展，但又不会完全摆脱他本来的性情和气质。鲁迅瞿秋白杂文的异同，与他们各自的性情、气质和所受的文学影响有关、与他们不同的年龄和阅历也有着重要的联系。鲁迅说过，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李贺，他早年所作的《别诸弟》、《莲蓬人》等诗，特别是《摩罗诗力说》等论文确实蕴含着一种奇崛、瑰丽的李贺式的诗意。他喜欢读尼采，而尼采《察罗图斯德罗如是说》的深刻、冷峻、峭拔、简劲的风格，不仅渗透在他的早期论文中，而且一直贯串于他晚年的杂文里。他趋向李贺、尼采，应该说是他少年时代在从小康坠入困顿的涂路中所形成的倔犟不屈、深知世故的性情和气质所要求的。辛亥革命后的寂寞时期，又受到魏晋文章的影响，魏晋文章简约、严明的风格，尤其是嵇康那种富有深刻的独立见解、“师心”以遣的议论文，是渗进了鲁迅杂文的精髓的。可以说鲁迅从早期就具备了一种特有的深刻的素质。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见过三?一八惨案，四?一二大屠杀，思想日益成熟，对现实的认识更加深化、坚实，达到了所谓“深入化境”的地步，在艺术上表现了简约严明而又深厚朴茂的风格，是向着“更为杜甫的”、“更为海涅的”方向变化了。瞿秋白同志在少年时代有着与鲁迅类似的坎坷艰难的历程，但青年时代就赶上了汹涌澎湃的五四运动，二○年到了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他主要受到的是“五四”痛快淋漓、明白晓畅的论战文风的影响和苏联文学特别是高尔基的热情洋溢、气势壮阔的革命诗文的熏陶，加之他本人性情、气质的聪颖过人、才华横溢，使他的译著象他的《赤潮曲》那样给人以“赤潮澎湃，晓霞飞涌”的快感。总之，瞿秋白高度敏感，接受得快也倾吐得明；鲁迅却极为深沉，接受得慢但理解得深。瞿秋白正当壮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鲁迅已入晚年，饱经沧桑、洞鉴三世。所以瞿秋白同志的杂文与鲁迅杂文相比，才有“明白畅晓”、“真有才华”但“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的差异。这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后起者与先达目的地者之间的差距。我们今天比较鲁迅瞿秋白杂文的异同，仅是想以瞿秋白同志这些可与鲁迅杂文媲美的篇章来鉴别和探究鲁迅杂文的深刻性，以便更深地理解和开掘这极其深厚广袤的思想宝库，象瞿秋白同志那样更自觉地认识鲁迅杂文的特征和价值，更有效地掌握这个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
写于一九八○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