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小村医金福贵全集:能否预知你今生的苦难

能否预知你今生的苦难

——摘自毕淑敏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我想先用半个小时的时间作一个主题演讲，回答一下我出的那个题目，后一个半小时我很想和同学们进行不拘一格的交谈，我非常希望能听到你们的真实想法，我也很希望把我内心的想法与你们分享。

　　我这个讲演的题目是，你是否要预知今生的苦难，这题目有点吓人。美国国务院邀请一些民间人士到美国访问，如果你对哪方面感兴趣，你可以提出自己的访问计划，也可以指出会见什么人。他们警告我说，如果你要想见比尔·盖茨我们就可以给你安排，但你可能会等上好几年。因为全世界想见比尔·盖茨的人太多了。比尔·盖茨是我们的公民，可我们不能强迫他。我跟他们讲，你放心，我肯定不见比尔·盖茨。我只是想见见美国的女孩，想看看美国的病人，想看看美国的老人，看看美国人是怎样死去。美国使馆的官员问我，你想要见美国的哪些作家?我说我就去一个海明威的故居吧。剩下的我一概不见。他挺奇怪，为什么不愿意见见作家，我们可以出面安排。我说我就在他们的作品里去读他们好了。我想看一个更真切的美国。曾经有那么多人去过美国，也写了很多的文章，从中有很多知识可以了解。我的这本书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只去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去匆匆，浮光掠影，但我心里还是有一些想法，特别想把它写出来。

　　你是否需要预知今生的苦难，是我在美国访问期间一次谈话的题目。当时是在餐桌上，讨论得特别激烈。大约有一半人说他们非常想知道他们今生将要遭遇什么样的苦难。还有一半人说他们不想知道。我属于不想知道的那一派。为什么？因为首先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没有办法来预知今生会有哪些苦难。比如说刘海洋，那天我问几个同学，你们说刘海洋苦不苦，有人说苦，有人说不苦。刘海洋五十六天的时候父母分居。刘海洋今年二十一岁，二十年前中国的产假只有五十六天。我猜想，刘海洋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他父母之间就开始了争论。这种状态下孕育的胎儿，能说是幸福的吗？他出生不久，父母就分居，三岁的时候正式离婚。在他的童年，他连窗户都不能靠近，相与为伴的只是一篮积木和拼图。五六岁开始上学，人家欺侮他，骂他，他都不知道那些骂人的话是什么意思。后来直到他报考清华大学，他填写的是生物专业，他妈给他改成计算机，他改了回去，他妈又给他改回来，当他再想改的时候，他妈说你要再改我就把志愿表撕掉。我也是做母亲的，我认为刘海洋母亲这一招挺凶的，够厉害的，给刘海洋造成的压力也是巨大的。这样的苦难他能否预知？技术上做不到。

　　但是人生一定是会有苦难的。我等一会儿要谈谈自己的经历。我不是要作忆苦思甜报告，我是说，我一生当中真的曾经认真做过自杀的准备。我觉得活着太没有意思了，太痛苦了。我筹划着怎么结束自己的生命。

　　人生有苦难，我们无法预知。越是你有一个抱负，有一个理想，承担很多很多的责任，要去建立常人所未曾建立的功勋，我觉得，你就要做好准备，遭遇到比常人更多的苦难。而且是很孤独的。但我觉得，如果我们从年轻时开始准备，建设那样一个“防护林带”，就可以决定我们如何对待苦难的态度。对待苦难可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我们做好准备，因为做好了准备，刚才一个师大的哲学硕士问我在写什么作品，我说我正在写一个长篇，题目叫做《癌症小组》，我会写很多得了癌症的人。有一次我应癌症协会的人邀请，与二三百名癌症患者座谈。我那天听他们谈自己怎么得了癌症，对自己有一个特别感触。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像遇到癌症这样的生死威胁的时候，其实这苦难的核心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就是我们人是有一个大限在等着我们，无论你多么年轻，无论科技怎样发达，无论你怎样气壮山河，无论你有多少爱与被爱，那个大限就在那里等着我们。正是因为死亡的存在，才使我们的生命变得那样宝贵，才使我们要决定，用这有限的生命，一步步地走过去，当我们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会留下什么。

　　我今年五十岁了。我作为中国女性，还没有奸猾到不谈年龄。我在美国和女权主义者接触，我发现她们个个都谈年龄，一见面先报给我多大年纪。我觉得其实年纪这个事挺重要的，对年轻人挺重要，对上了年纪的人也特别重要。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年龄都不能坦然接受，……当然你在处理的时候，你可以决定在某一个场合说还是不说，但你起码在自己的心理对自己的年纪应该有一个完全的接纳，而且在接纳的里面应该有不同的人生的眼光。

　　有一天晚上，夜里两点钟，突然电话铃响了，吓得我一激灵，一定有像死了人一样重要的问题，否则不应该在两点钟给人打电话。吓得我……(同学中有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演讲者和同学都大笑。)我糊里糊涂把电话拿起来，一听是我儿子。但正在外出差，他告诉我说，妈，我特感谢你。我心里说，就是感谢也不能半夜两点钟就急着打电话。我问，你感谢我什么呀？他说我感谢你有一天和我谈了人生。我想，他在几十里地远的地方，他可能面对着满天星斗，想到了人生这个问题。其实人生，我觉得，还是你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想一想。尽管我们每天都很忙碌，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只要你花时间想一想，它可以给你节约出很多时间。只要把你人生的目的想明确了，一些重大的问题，非常重大的问题，五分钟内就可以决定。

　　我先后在北师大读心理学的硕士和博士课程，结果很多人都找不到我。不晓得怎么传了一个很恶毒的方法，说每天早晨六点半之前毕淑敏是在家的。因为我每天早晨要赶在六点半之前去赶地铁，上学校。有一天早晨六点十分，突然电话响了，迷迷糊糊接了电话。电话里说，毕淑敏，跟你商量一件事。我说你得快些，我几分钟就要走。他说挺快的，要拍一部电视剧，要请你来做编剧，报酬很高的。他告诉了我一个数字。我说我明白了，我告诉你我的态度。那个人问你是什么态度？我说，我的态度就是我不写。他说，你不要一下把门关得这么死嘛。我们反复研究，你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人选，价钱还可以再商量。你觉得还不够，这个我们还可以讨论，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绝。我说不用讨论了，就这么定了吧。放下电话后，我先生问我什么事，我三言两语告诉了他，他掐指一算说，十好几万呢，你睡醒了吗你？我说，这件事，我不用睡醒，你半夜里把我叫醒我都可以说不干。他说那为什么呀？我说有些事情，原则一定就很好办。我的原则是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单纯为了钱或者其他的目的，要想驱动我手中的这支笔是不可以的。虽然在别人看来我这支笔很寻常，但对我来说它很重要，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不愿意用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去做这样的交换。所以做这样的决定不用睡醒，半睡半醒就可以决定。

　　对苦难，应该承认它是生命中的必然阶段，因为读宗教，读哲学，研究了生死，研究了人生，这个问题它根本上就是一个态度问题。目标一确定，那些直接问题都可以去解决，当然会有弹性，和我们很多当时具体的条件都有关系。有个底线，有个原则，就会做起来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