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僧兵剧情介绍:学者谈邓小平语言风格：直截了当?幽默风趣

●简洁明了，高屋建瓴

　　邓小平的简洁，是高屋建瓴的，有时只点个题目，讲个结论，让人民群众去议论，去发挥，去探索，去实践。作为一个领袖人物，邓小平很少讲话，却总在思考。他的语言往往是思考的结晶和精炼。
　　他提出“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闻名于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为此前来取经仿效。国际问题评论家把它延伸为“一球两制”，以此提倡世界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
　　他提出了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坚决不再搞政治运动。他痛心地说，“有多少冤假错案啊”!打开了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闸门。
　　他讲了一句“那都是第三代啦”!为亿万青少年摘掉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
　　他讲了一句“海外关系是个好关系”，为数千万人洗掉了不应有的政治污点，激发了他们投身祖国建设的巨大能量。
　　关系广大青年前途的下乡知青的问题，恢复高考问题，解决时他都没有发表长篇大论，只有几句简洁的话。他的简洁可以达到极限。当年深圳市负责人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指给他看时，他就说了一个字：“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这样几句话，在神州大地上开创了致富光荣的新风尚。
　　在国际交往中，他也常常以简洁的语言，表明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提出要解决三大障碍(阿富汗、柬埔寨、边境屯兵)，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会面时还风趣地说，“三大障碍，一年解决一个”。关于中美建交，他指出难点是台湾问题，即美国必须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废除与台湾的条约，简称“断交，撤军，废约”三件事。中美建交，为中国营造了更为广阔的和平国际环境。
　　邓小平的语言简洁，与长期战争生活有关。那时不可能有时间去作长篇报告、写长篇文章。比如，在谈到长征时，他用了“跟着走”三个字；谈抗战时的感受，用“吃苦”两个字；谈解放战争，用“最舒畅”三个字；谈“文革”之前的十年工作，用“最忙”两个字；谈“文革”，用“最大的灾难”五个字；得知林彪摔死后，用“林彪不亡，天理不容”八个字；谈到自己的三落三起时，用“忍耐”两个字；谈世界问题，用“东西、南北”四个字；谈精简军队的问题，用“肿、散、骄、奢、惰”五个字……邓小平还经常用自己起草1975年四届人大5000字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经历，告诫领导同志用语要简洁。

●直截了当，坦率求是

　　邓小平一生坚持实事求是，在人格上表现为坦率、光明磊落。在涉及原则问题，涉及党的纪律、国家利益这些问题上，他从来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敢于仗义执言，反映在语言上就是直截了当。
　　在解放战争初期，邓小平对部队指战员讲话，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在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中，指出，“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人劝他少说话，他回答，“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的人”。在联合国大会上，他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谈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他指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回答美国总统的建议，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不需要传教士”。谈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任务，他说，“大问题是接班人问题”。
　　对“文化大革命”定性，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谈与苏联的关系，他用八个字概括，“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1989年谈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与任务，他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压倒一切的是稳定”。谈到对自己的评价，他说，“我自己能够‘四六开’就不错了”……

●善打比喻，巧用双关

　　邓小平长期从事政治工作，而他的工作对象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文化程度不高或不太高的工人、农民或工农子弟兵。因此，借用人人熟知的事物打比喻来说明深奥的道理，就成为邓小平语言的一大特点。
　　如将游击队脱离群众的行为比喻为“裸体跳舞”;把触及大的领导的问题比喻为“摸老虎屁股”;把照抄照搬上级文件的做法比喻为“当收发室”;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日本在一些技术领域的合作比做“学生与老师”的关系。
　　再比如，谈到植树造林自己所起的作用时，说“我哪是带头，我是担心当了尾巴”；把法律文件的起草比喻为“成套设备”；谈改革开放要胆子大一些，比喻为“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把精简机构比喻为“拆庙搬菩萨”、“消肿”；在严厉打击犯罪时，将大的问题比喻为“就是老虎里头最大的东北虎也要管”；把价格改革比喻为“过关斩将”；谈到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时，比喻为“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
　　语言是一门艺术。在某些时候，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往往会收到特殊的效果。双关语就是其中之一。比如在一次登黄山时，邓小平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指自己不仅政治合格，身体也合格，可以为国家工作。“已经是春天了，冷不到哪里去。”这是邓小平在1972年从江西回北京的路上，晚上散步后警卫让他回房间时的回答，不仅是指自然气候，也指政治气候。1992年南方谈话的时候，邓小平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以此表明他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

●语气委婉，幽默风趣

　　大部分时间，邓小平是不需要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但在一些特殊场合、特殊情况下，他用语委婉：一、对上级。比如毛泽东要他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结论，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委婉表达了不作结论的答复。二、在外交场合。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针对中国一些人不承认自己落后，他委婉指出，“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三、其他情况。聂卫平得了“棋圣”的称号，邓小平委婉指出，“圣人不好当，你还是当百姓好”。
　　运用幽默语言，邓小平自然是行家里手。他的幽默不但通俗易懂，而且蕴涵深意，不落俗套，许多幽默段子广为流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长久的印象。邓小平同志爱打桥牌，后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王汉斌、丁关根和王大明，邓小平曾风趣地对王大明说：“王汉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
　　在从重庆回北京的飞机上，子女问他：在重庆大家叫你首长，到北京叫什么？邓小平用谐音回答：“在重庆叫首长(手掌)，到北京叫脚掌。”在四川考察的时候，农民问：你们从哪来、到哪去？邓小平回答：“我们从上头来，到下头去。”
　　邓小平听说一个唱“样板戏”的钱姓演员把自己的姓改了，戏称为“连‘钱’也不要了”；把自己家乡的干部称为“父母官”；对陈香梅谈廖承志，称“你的舅父有‘气管炎’，你可晓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劝吴晗，“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1992年视察南方，在深圳植物园与工作人员谈到移植四川植物时，邓小平回答：“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呀，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