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点鲜官网:毛泽东破敌36计之第八计 暗渡陈仓

毛泽东破敌36计之第八计 暗渡陈仓

    [原文]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

    [译文]故意暴露自己的行动，利用敌方针对我们行动进行的部署防守，而秘密将部队迂回转移阵地，对敌发动偷袭。便能乘虚而入，出奇制胜。

    [毛泽东论述]

    麻痹与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使敌捉摸不定，因而袭击其一点。又如派遣游击小队或小组用大游击队署名的标语或布告活动于甲地，而大游击队则实行袭击乙地或丙地。

    ——《游击战争》1934-10

    [范例一]抗美援朝初战大捷

    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节日焰火尚未熄灭，金日成发来求援急电。毛泽东数日难眠——美军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才36门……经济实力更似叫化子和龙王比宝——然而，毛泽东毅然决然作出“出兵朝鲜”这个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毛泽东将如何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呢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国内战争爆发。这本来是朝鲜内政，“国际警察”美国却指责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一方为“侵略者”，令其远东的海空部队全力支持南朝鲜一方的军事行动，并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以“联合国军”名义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借口中国领土台湾的地位“未定”，于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宣称他已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这一侵略行径，旨在制造所谓台湾“中立化”，以此作为美国威胁亚洲进窥中国的战略基地。

    美国纠集“联合国军”（包括美国、韩国、英国、土耳其、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荷兰、泰国、希腊、哥伦比亚、比利时、菲律宾、南非联邦、埃塞俄比亚、卢森堡16国军队）武装干涉朝鲜和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是新中国外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一个危险讯号。这预示着中国人民同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较量将不可避免。

    对于美国参战后朝鲜战局的发展的严重性，毛泽东作了充分的估计，并把如何对付美国的侵略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加以审慎考虑。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一项战略措施，就是在举国一派和平建设的大好形势下，暗渡陈仓，于七月将驻屯河南的第十三兵团三个军调往东北，与原驻防东北的一个军组建东北边防军，以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安全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任务。

    朝鲜人民军六月二十八日解放南朝鲜首府汉城后，势如破竹，将敌军压缩至洛东江东南只占朝鲜总面积的8%的地域内。毛泽东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朝鲜问题已成为国际争端的焦点，强调必须从应付最坏的情况出发加紧各项战争准备，以作“绸缪之计”。八月四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分析说：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们；对朝鲜我们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的基本设想。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又可以不使中美两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八月下旬，毛泽东根据各种战况及粟裕等汇报的分析，准确地估计美军最大可能从人民军的侧后仁川港登陆，即将此估计通报给金日成，建议预做防范。同时，毛泽东八月五日即电令东北边防军“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又令调中南军区一个军开赴东北，使东北边防军总兵力达到5个军26万人。这样就赶在朝鲜战局发生恶化之前，做好了最重要的的作前准备，从而对取得入朝作战的先机和主动权起到了关键作用。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九月十五日，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亲自指挥陆海空约7万多兵力，在2000多艘舰艇和500多架飞机支援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登陆。遂使人民军已取得的胜利前功尽弃，朝鲜战局急转直下。十月一日，麦克阿瑟向金日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无条件投降。”随后，金日成首相和外务相朴宪永联名给毛泽东发出紧急求援电报：“……在目前，敌人趁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此后一连数日，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出兵问题。虽然，十月二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志愿军入朝参战及参战后的方针问题》的电报中已表示“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让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可是，事实上，党内认识并不统一，特别是毛泽东亲手培养提拔首选为志愿军司令员的爱将林彪，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我们的一个军才只有36门，且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打起了退堂鼓，无形之中给毛泽东增加了压力。毛泽东认真倾听了各种意见，认为我们确有困难，出兵确要冒很大的风险，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他很动感情地在会上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么说，心里也难过。”这里包含的辩证法思想是：尽管有许多理由强调困难，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正处于危急存亡时刻的形势及其严重后果联系起来考虑，就不免陷于民族主义的小天地，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这里，毛泽东提示大家只有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在出不出兵问题上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不为相对于整个国际战略而言是局部的、狭隘的不同意见所左右，定下了的出兵援朝的决心不动摇。

    十月四日，在西安的彭德怀被紧急召回北京，五日毛泽东与他个别交换意见，彭德怀完全拥护出兵决策，并欣然临危受命，毛泽东深为感动。当天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特将彭德怀留下，与周恩来、高岗共进晚餐，一起研究入朝作战方案；同时还当着彭德怀的面送子从军，让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长子毛岸英随第一批志愿军入朝部队出征。

    十月八日，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指出：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本来在朝鲜危机之初，曾希望中国出动地面部队，而苏联出动空军予以支援的斯大林，临战怯阵，正当志愿军即将跨过鸭绿江迎战“联合国”军时刻，他却与十月十日谎称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充分，暂时无法出动为由，拒绝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支援。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毛泽东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毛泽东深知：苏联空军若不出动，将意味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只能依靠劣势装备的步兵来同美国的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一旦战争扩大，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敌人和台湾蒋介石集团遥相呼应，民族资产阶级发生动摇，就难免引起国内政局的动荡，出现曾经估计的最不利的情况。可是，如果因此而暂不出兵，唇齿相依的兄弟邻邦就会遭灭顶之灾，我们见死不救仍不能摆脱美国的威胁。毛泽东辗转反侧，权衡利弊，重新下定决心：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中国也要出兵。十三日，毛泽东向正在苏联的周恩来发出电报，电文节录如下：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当斯大林得知这个消息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至此，毛泽东抗美援朝的决策最后完成。然而，当时仍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人民共和国如何在朝鲜与世界第一强国在进行实力极为悬殊的空前大战中战而胜之，关键在于谋略高敌一筹。为此，毛泽东频频向美国发出警告，使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军误认为中国心里惊慌，而仅仅敢于放口头空炮——

    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全国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配图：毛泽东号召抗击美帝照片）

    八月一日，朱德总司令发表演说，号召全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我们的领土台湾和我们的友邦朝鲜”。

    九月三十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我国政府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朝鲜侵略而置之不理。”

    十月三日凌晨，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连夜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报告印度总理并转告美国政府：中国希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救，我们要管。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声援朝鲜人民的一系列活动；另一方面，又弹出一曲不协调的音符——取消了原定的军事参观团访问朝鲜的活动，并在媒体上披露……

    飞扬跋扈的美国政府内的好战分子，根本不相信诞生仅仅一年的新中国敢于出兵与它交战，对中国的屡次警告置若罔闻，认为这都是“虚张声势”。当杜鲁门接到印度大使转达的消息后，认为这不过是“讹诈”而已。麦克阿瑟更是毫不犹豫地向总统拍胸脯保证：朝鲜战争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进攻。我认为到感恩节，正式的抵抗在整个朝鲜就会终止。

    可是，美国人只是一厢情愿。大智大勇的毛泽东不但出兵朝鲜了，而且一贯强调“初战必须打胜”、“必须是全战役有机的序幕”的他，正在精心部署抗美援朝第一战。他要一战就把美国侵略军打得丢盔卸甲，屁滚尿流。

    十八日21时，彭德怀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并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命令：“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核查。”十九日，毛泽东亲自给各大中央局发电，指出抗美援朝“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

    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出国作战部队，以4个军18个师3个炮兵师1个高射炮兵团的阵容，身着没有帽徽、胸章和任何中文标志的军装，从三个方向陆续秘密渡过鸭绿江，向着朝鲜境内预定战区隐蔽挺进。在敌机日夜不停地侦察搜索下，几十万大军行军一周，完全未被敌人发觉。

    当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报告我志愿军已渡江后，近一个月以来一直日夜焦虑、寝食难安的他，终于卧床入梦。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下列几点。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二十五日，南朝鲜军的一个营闯进志愿军第40军隐蔽集结的温井地区。该军立即从公路两边发起突袭，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全歼。次日，南朝鲜军第6师的第7团进至鸭绿江的楚山；这是战争期间南朝鲜军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达中朝边境。该团进入楚山后，竟向对岸中国一侧射击，可是随后他们发现侧后有有中国军队，急忙放弃楚山南逃，途中被志愿军第40军歼灭大部。初战获胜，极大地提高了入朝部队的作战信心。

    志愿军和南朝鲜军交火已经几天了，美军对于中国出兵仍然抱以怀疑和不在乎态度。美国陆军历史最悠久的王牌师——第一骑兵师（美国开国时创立的番号，其实该师早已摩托化）仍然向距鸭绿江边60公里的云山前进，支援已在那里的南朝鲜军第15团。这时，志愿军第39军已经奉命围歼在云山的南朝鲜军。这样一来，中美两国军队的第一次交战——云山之战戏剧性地打响了。

    十一月一日傍晚，志愿军军第39军以八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团的兵力，向云山之敌发起围歼战。部队在隐蔽接近和包围敌人后，不待进行火力准备，即以一部兵力突然冲入云山镇，以打乱敌人指挥。部队打进敌人阵地后，发现敌兵胳膊上带着马头臂章，且个头高大，知道是美国军队。这时美军刚与南朝鲜军接防，戒备疏忽，把进入镇内的志愿军当成了南朝鲜军，还同他们握手。我军先头部队将错就错，进至美军一个营指挥部才突然开火。敌人遭受突袭后一片惊慌，脆弱的南朝鲜军第15团迅速崩溃。由于双方实行近战，美军优势的火力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被迫丢弃大部分重装备，午夜后在坦克的掩护下开始突围。在突围路上，美军骑8团遭志愿军截击，坦克大多被炸药炸毁。在其第1、2营趁隙逃脱之后，其第3营被包围。随后，志愿军采取白天隐蔽，入夜发起攻击的战法，向该敌连续进行了两个夜晚的猛攻。至十一月三日夜间，残敌除个别突围外，全部投降。前来增援的美骑1师第5团也被击退。据统计，云山战斗共消灭美军1800人，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火炮190门。（配图：志愿军战斗照片）

    云山战斗的结果，使白宫的主人以及麦克阿瑟本人心惊肉跳，这证实了中国确实已经出兵朝鲜，而且有很强的战斗力。于是，急忙命令部队于十一月三日全线撤退。在其狼狈撤退过程中，美军王牌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遇车祸身亡，乃整个战争中双方阵亡职阶最高的将官。

    第一次战役共进行了13天，志愿军以10000余人的伤亡代价，歼灭了敌军15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使朝鲜人民军获得了整顿的时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志愿军取得了同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军作战的初步经验，这就为以后各次战役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基础。

    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宋时轮上将在评价第一次战役的胜利时说：

    “坚持战略上的后发制人，而又达成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这是毛泽东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高明之处，也是这场战争取得初战胜利的重要保证。为实现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佯动和伪装措施，隐蔽企图。毛泽东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迷惑敌人，造成并扩大了敌人的错误判断……我军在战略战役上都取得了攻其不备的效果。”（《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

    [范例二]香港——新中国对外贸易的桥梁

    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心中勾勒出共和国最新最美的蓝图，对于香港这一颗璀璨的明珠，怎样缀于祖国锦绣河山才能使之更加异彩纷呈，毛泽东是胸有成竹的。这并非萌发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东北汉子伫立在深圳罗湖桥头的时候，而是酝酿在延安的窑洞里。到了一九六三年，他告诉索马里总理：“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英国政府把正在马来亚丛林与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作战的廓尔喀兵调防香港。廓尔喀兵能征惯战，是英国陆军的精锐部队，但是凭他们能够挡住人民解放军的前进步伐吗？五月二十六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召开紧急会议，内阁各部部长出席，会议议题：“中共对香港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英国应该作出的反应”。

    会上，以国防部长亚力山大为代表的一伙人坚决主张阻止共产党军队进攻香港。亚力山大认为，如果英国人在香港被驱逐，不仅会使英国在全世界威信扫地，而且还会给东南亚带来直接影响并将极大地增加英国在这一地区的防御负担。所以，他主张加紧调兵遣将，做好防御准备，使香港成为“东方的柏林”，遏制共产主义在东方的蔓延。

    英国内阁批准了国防部提出的抵抗中共大规模进攻而增加香港防务力量的方案。六月，亚力山大亲临香港视察军事防御的准备情况。驻港英军骤然增至30000人。

    二○○六年六月三十日，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了一批1957年至1961年间的绝密档案，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为了防止我国收复香港，英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计划对我国进行核打击。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曾经击败德国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后发出警告：任何地面部队如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战，必将失败。既然常规战争无法阻止中国可能的收复行动，当时的英国政府便自然而然抱住了“原子弹”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1952年英国成功试爆原子弹后不久，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就制定了一份“全球战略文件”，明确提出将使用核武器遏制对手。1956年，英国人在一份绝密作战计划中露骨地写道，如果东盟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英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这是英国首次将核武器的攻击目标对准中国。

    1961年2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姆致信首相麦克米伦，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有一天要动用武力收复香港了，英国政府可以采用常规武器或实施核打击来解决，但显然动用核武器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麦克米伦的赞同，不到一个月时间，这一建议便成为英国政府的主要官员的“一致意见”。1962年，英国秘密将“红胡子”战术原子弹首次运抵新加坡丁加空军基地，原子弹轰炸机也进驻该基地。此后英国空军在该地频繁进行核攻击演练，为了扩大打击范围，英国还在马来西亚的巴特沃机场和肯尼亚的一处军事基地修建了特别设施储存核武器；还轮番派遣携带核弹的航空母舰道东南亚海域游弋，并一度计划将装备有“北极星”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部属到东南亚地区。与此同时，为了给“保卫”香港提供“双保险”，1961年3月，英军参谋总长蒙巴顿受命在夏威夷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费尔特上将进行秘密会晤。蒙巴顿表示英国无法依靠常规武器保住香港，“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是保住远东桥头堡的不二选择！”蒙巴顿希望美英能够在此问题上共同行动。费尔特则表示，如果中国强行收复香港，美国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此后，美英官员又多次在访问香港的美国航空母舰上秘密会谈，拟定了对中国核攻击的细节问题……随着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西部罗布泊腾空而起的蘑菇云，英国的核讹诈政策灰飞烟灭！

    事实上，是英国人自己庸人自扰，做贼心虚。当年我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后，乘胜前进，但在深圳罗湖桥头戛然而止。英国人的心此刻都已提到了嗓子眼。其实，具有推动现代人类社会大踏步迈向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绝顶聪明的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患了健忘症。还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同三位西方记者谈话，当哈默问：“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时，毛泽东毫不吞吞吐吐的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我们现在不提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207页）

    港督葛量洪是最早醒悟过来的英国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注意到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的社论。这篇社论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香港正遇着有利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

    可喜可贺的是，这“历史的不智”毕竟没有发生。尽管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粗暴命令其成员国不得与新中国通商。美国、日本、加拿大、比利时、法国等国家先后对新中国实行贸易禁运，港英政府也下令禁止96种军事物资输出。但是，后来，华盛顿方面觉得把香港划到禁区内有违常理，便允许香港进口货物，却继续维持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禁令。于是，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就责无旁贷地成为新中国通向世界必不可少的门户。

    一九五○年末，港督葛量洪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文件，上面的数据显示：一九四八年，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额6.1亿港元，其中输出2.8亿港元，输入4.3亿港元，贸易逆差1.5亿港元；一九五○年，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额一下子从逆差转为顺差，其超出数额高达5亿港元之巨。

    香港人笑了，英国资本家也笑了；自然，中国人也笑了——新中国所需要的各种战略物资，以及国际市场上走悄的农副产品、有色金属等，正通过香港这个窗口源源不断而来、又源源不断而去。二○○三年，《北京青年报》为纪念抗美援朝胜利五十周年，推出报告文学《李嘉诚与抗美援朝》，披露了李嘉诚为新中国转运战略物资“暗渡陈仓”的一幕历史活剧。或可试问：当年有多少香港富商巨贾遵循着“价值规律的法则”（相信大多数人还抱有着伟大的爱国情怀）在新中国对外贸易的楚河汉界之上勇作甘当了“马前卒”了呢？由于其“暗渡”，也许，永远统计不出一个准确的数目。

    对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会见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的谈话中有精辟论述。他说：

    “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他，英国人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尽早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殚竭极虑、不遗余力地打破经济封锁和物资禁运，对于引进先进技术及其设备、扩大对外贸易的心情急迫而强烈。《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引录了一段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与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杜克洛的谈话很能了然他的心情——

    “毛泽东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搞工业化十分艰巨。接着，他问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

    杜克洛：‘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像的会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产。’

    毛泽东：‘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杜克洛：‘法国资本家也着急。’

    毛泽东：‘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杜克洛：‘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拐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毛泽东：‘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装备、安装造纸厂。’

    杜克洛：‘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工作。’

    毛泽东：‘请帮助。’”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中法建交刚刚三天，毛泽东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中仍然按捺不住一股让新中国的经济面向世界的激情，他说：

    “使两国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现在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资，战略物资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它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为什么不可以做点生意呢？”“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

    毛泽东十分重视同日本的贸易关系和友好往来。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同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以及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一次谈话里，他对中日经济关系发表了意义深远的讲话，他说：

    “最近总工会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了。我们民间来往、交流是很好的，可以增进了解，相互交换意见，交流经验。贸易已经订了些民间合同，大的买卖也开始做了些。我们有煤、盐、铁矿、大豆，可以同日本交换些东西。中日两国很近，运费也便宜。”“日本还买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

    还是在一九五六年五月，毛泽东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汇报时得知，香港各银行游资甚厚，存款利息降跌，立即表示：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他又叮嘱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这是我党领袖首次提出利用外资的战略思想。

    一九七二年二月初，毛泽东审阅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根据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当年内共批准进口十四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成为总价值四十三亿美元的进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些先进设备在毛泽东逝世后陆续投产，对我国农业增产和改善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八十寿辰，新华社报道：同我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50多个，其中50多个国家同我国签订了贸易协定。

    ——毛泽东以其智睿、真诚和远见卓识逐步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黔驴技穷般的经济封锁和物资禁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正以其坚韧不拔的开拓、巍峨屹立的雄姿、海纳百川的胸怀大步走向世界，迈向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称“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的毛泽东，在他中南海堆满书籍的房间里会见了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毛泽东仍然没有让英国人“不安心”，毕竟距离租期届满还有二十三年呢。但是，他们还是谈到了香港。毛泽东先是以一种诗人浪漫的口吻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也现在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而后，毛泽东又以一种哲学家兼政治家的语气，高瞻远瞩、不容置啄地规划了未来——一九九七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配图：毛泽东会见希思照片）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实践了毛泽东当年针对和平统一台湾问题提出的“一纲四目”政策，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作为主权象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伟人的召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主体正是来自一九二七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诞生的“红一团”。

    毛泽东英灵在上，当他老人家看到自己曾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猎猎飘扬，看到“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香港同胞自信自强的风貌，看到人民子弟兵驻港部队官兵的飒爽英姿，他一定会欣慰地笑的。

    是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笑了！

    真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笑了！

    ——我们，看到啦！

    [注释]

    一、此计语源于明代《古今杂剧·韩元帅暗渡陈仓》：“看樊哙明修栈道，俺可暗渡陈仓古道。”意为用明显的假象迷惑敌方，实际上却另有打算，是指以正面佯攻、佯动的迷惑手段，来伪装攻击路线和突破点的谋略。

    二、历史上运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即是楚汉相争时期，项羽自封为诸侯首领，刘邦被迫进驻汉中。他为了防止雍王章邯的侵袭和麻痹项羽，烧毁了从关中到汉中的栈道。公元前二○六年，刘邦的大将韩信准备出兵“东征”，先派了许多兵马去修栈道，佯装要从老路杀出，自己却率大军秘密抄小路迂回到陈仓（今陕西宝鸡县东）发起突然袭击，一举打败章邯，平定三秦。

    三、益动而巽：《易经·益》卦：“益动而巽，日进五疆。”益，增长的意思。巽在八卦中象征风，风无孔不入，有隙即钻。这里的意思是，增强和发挥军事行动的机动性，就像风一样，乘虚而入，攻其不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