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并茂排版设计图片:游牧民族的第一次大规模侵犯——印欧人的扩张

——只要勇于冲杀，便可达到征服的目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习惯于在沙漠地区形成的野蛮风俗的民族，能够很容易地征服较文明的民族，即使后者的人数比前者更为众多。

伊本•赫勒敦

一、古代文明的脆弱性

无论哪个文明中，都有不少诗人和思想家在回顾过去时流露出思慕之情。他们把史前时期的人看作是“高尚的野蛮人”，未占染上文明的*影响。很久以前，当人类生存的第一个精彩篇章“刚刚开始”的时候，人间是一个乐园。印度史诗中有好些诗书讴歌了美好的过去，说那时的社会没有等级差别，人们可以自在地、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也有过同样的描述。他先描绘了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然后又从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直到作者当时所处的悲惨时代，勾画出人类命运每况愈下的过程。

原始人极其幸福的观念是以某些史实为基础的，这一观念普遍、长期的存在也可表明这一点。尽管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就其“类型”即看待生活和处理生活的方式彼此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基本方面是极为相似的。它们都用新的阶级社会代替了文明之前的无阶级社会，从而，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提高了生产率，而且使社会结构变得极其脆弱，极易遭受游牧部落的侵略。

就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论，文明之前的部落成员对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的权利是平等的、不受约束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标志。但是，当部落成员成为农民时，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再是不受约束的，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虽然他们须履行的义务因地区而异，但最后结果无论哪里都一样。在向国家、祭司、地主和高利贷者支付一定的劳动成果之后，剩下的几乎总是只够他们勉强维持生存。因此，与奉行平等主义的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团体和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相反，古代文明及以后各时期的文明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

显然，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文明与工业革命相似。工业革命最初导致社会痛苦的分裂，使人类遭到无数的苦难，但最终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率和福利。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普通的部落成员的生活也许比一般的农民或城市工人的生活更完美、更令人满意；但是，正因为部落文化使人轻松自在、没有紧张感，所以那时的生产率也比较低。税吏、祭司和地主强征的税收、地租是繁重的，但也有力地促进了产量的提高。大河流域地区人口的大量增加就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确凿证据。毫无疑问，从新城市的面积比在何原始新石器时代村落的面积更广阔，从城市附近的大片墓地和市民们所做的惊人工作中，也可得出这一结论。生活水平也随人口的增长而提高。教俗君主、高级教士和高级官吏们享有部落酋长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各种饮食、昂贵的衣服和陈设华丽的宅邸。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书吏、低级官吏和教士也过上和今天的中产阶级同样舒适优越的生活。甚至一般群众——如果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而从物质方面看——某些方面的境况也有所改善。有位英国考古学家指出，“从波斯湾运到拉加希、从*海运到摩亨约•达罗的海鱼……在当时也许是极为普通的消费品，可是石器时代的农民从未尝过。哈拉帕工匠们的住房比新石器时代的小屋更宽敞。”

因为有了新的书写艺术，文明也使知识的稳步积累和世代相传成为可能。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充满了可代表古代技术方面的惊人成就的展品。各门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开端也可追溯到这数千年间。城市中心的繁华使建筑师、雕刻家、画家、乐师和诗人们大开眼界。

诚然，这些宝贵的成就只是使少数人获得极大的好处，而归根到底为上层文化付出代价的多数人，得到的好处则很少。但是，重要的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人类曾取得不少进步。正是这些在数千年中积累起来的进步，使现代人能通过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获得巨大生产力，从而使多数人现在能与少数人一起受益。

古代文明的到来在提高了生产力的同时，也因为阶级的分化而使貌似强大的文明内部实质上很脆弱。由于铜和青铜昂贵而又稀少，因而不能广泛地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这就使武器实际上为君主及其政治、军事集团所垄断，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之顶。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得以武装起来；当古老的文明中心必须面临全体武装的游牧民的进攻时，这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

铜和青铜的极其昂贵，也使农民们得不到金属工具，不得不依靠石斧、石锄、石刀和石镰来从事生产。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率，因为石制工具不像金属工具那样效率高、那样经久耐用。技术进步的停滞也阻止了生产率的提高。英国考古学家V•戈登•蔡尔德写道：“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1000年里，人类所取得的卓有成效的发明和发现，也许多于公元16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这1000年里，如前所述，人类学会了利用风力和畜力，发明了轮子、书写艺术、灌溉技术和冶金方面的化学工艺、。相形之下，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中、还未爆发过如此伟大的创造力；在这一时期中，可资比较的发明只有冶铁技术（公元前1400年）和字母文字（公元前1300年）。

按照V•戈登•蔡尔德的意见，技术进步趋于停滞的原因之一在于阶级分化。阶级分化破坏了促进技术改革的因素。因为虽然统治集团可获得大量的佃户或奴隶这种听话的劳动力，但佃户或奴隶在产量的增加只能使其他人得益而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情况下，是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发明或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最近，一位印度村民在向美国传教士发表议论时指出，由于社会不平等而阻碍技术改革的情况至今仍存在。他说：新来这里的人，也许会认为我们多疑、顽固、偏狭、落后，有着拒绝变革的一切持点。其实，这些特点并不是我们自己所乐意具备的，而是先由经验强加于我们的前辈；前辈的告诫，加之我们自己的经验，使我们也具备了这些特点。拒绝变革是我们学会保护自己用的盔甲。如果我们的前辈和我们接受别人提供的新思想和新习俗，我们也许能取得较大的进步。但是，一有进步，贪婪的世界便会把眼睛转向我们。那时，我们的命运将比以前更糟。……去年春天，巴拉的兄弟从你们的展览会上得到的那张犁是比其他犁要好些。那张犁很轻，和我们的犁一样，用来犁田是挺不错的。可是巴拉的兄弟不敢用。因为他很富裕，很怕别人看到他愈来愈富裕。这在你看来也许是愚蠢的，可我们对他的谨慎毫无责怪之意

二、印欧人的侵略

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有着一条天然的地理分界线——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的西部是印欧各民族，而东部则是蒙古-突厥部落。东部的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羊、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其北部是极度寒冷的西伯利亚无人区，而南部则是富庶的中原文明。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向南和向西的民族大迁徙。这些东方的游牧部落，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抵达比邻而居的中国；也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草原东部的游牧部落在南侵的过程与中原文明的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与周边文明的角逐此消彼长，牵一发而动全身，造就了欧亚大陆文明的主体格局及发展脉络。这一角逐的历史时间跨度长达3500年（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18世纪），在此期间，游牧民族有三次大规模的，几乎世界性的对文明世界的侵犯。分别是：公元前18世纪印欧人；公元4、5世纪匈奴人、印欧人和公元13世纪突厥、蒙古对世界文明的进犯。

首先要说明的是，印欧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群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其联系的纽带是语系。印欧人语系十分庞大，有日耳曼语族：包括德语，英语等；有拉丁语族：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有斯拉夫语族：包括俄语等等；有雅利安语族：包括印度和中亚，南亚各语言。他们早先大概发源于里海地区，曾在那里牧牛，并从事少量的耕作。因为主要靠畜牧为生，所以只要发现有更为理想的地方，他们就用大牛车载起所有行李，朝那里迁移。迁移时，总是整个整个的部落一起行动，妇女、孩子及战士全都参加。印欧人就这样向西推进到俄国南部和欧洲东南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他们已分布在从多瑙河平原到奥克苏斯河和贾哈特斯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他们以这片广阔地区为根据地，日益威胁在地理上可进入的各文明中心——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印度河流域。

就目前所知，中东文明是最早驯养和乘骑动物的地方，发生的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但中东地区所能得到的能驯养的动物仅有牛和野驴，牛速度太漫，野驴个儿太小。然而，驯养动物的方法后又向北传到盛产野马的印欧民族所居住的草原。到公元前2500年，马已在当地得到驯养；而且，由于马个儿大、体格壮、速度快，很快就受到成为印欧游牧民的偏爱。他们采取择优繁殖的方法，使马的个儿愈来愈大。野马的平均高度为13手之宽（一手之宽约四吋），而现代家马的平均高度为15至16手之宽。如果不加选择地让马繁殖数代，家马的个儿很快又会缩小，就像美国西部的野马那般大小。

游牧民利用马打仗时，最早的做法是将马套到轻便的双轮车上。这种车的轮子装有轮辐，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实心四轮车，大大改进了。高大的马和灵便的车相结合，使游牧民得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战车。公元前二千纪，游牧民就是驾着这种战车，掀起最早的入侵浪潮。驾车作战时，一名战士驭马，其他战士用强弩射箭。众弩齐射，飞箭如雨，没有几个步兵能长时间地抵挡，更不用说抵抗紧跟着发起冲锋的密集的战车。

到公元前二千纪末，游牧民用骑兵取代战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时的马既高大又强壮，可以直接骑人。而且，游牧民还发明了役使马的马勒、马嚼子、角状的马鞍和马镫，使他们能在策马飞奔时腾出双手，射出阵雨般的箭。欧亚大陆的游牧民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机动性，能追上和打败防守城市中心的军队。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终于，在13世纪时，使成吉思汗能完成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铁矿冶炼技术的发明也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这一技术直到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才在小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直到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才分散到各地，使他们的技术广泛流传，当游牧民掌握了冶铁技术后，游牧战士不仅在灵活机动性上占有优势，而且和守卫文明地区的士兵一样，拥有同样优良、大量的铁制武器。

马和铁制武器的结合，打破了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促使游牧民发起了第一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这次的入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在公元前1700至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阶段约在公元前1200至11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不应看作是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应说，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被征服民族。

约公元前2000年时，印欧语系的赫梯人可能是通过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他们与当地民族联合，在以后若干世纪中，建立起一个包括叙利亚大部和整个小亚细亚的庞大帝国。约公元前1590年前后，他们还攻掠巴比伦，不过，从未能在美索不达米亚立足。喀西特人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东面扎格罗斯山脉的另一个印欧部落。他们利用赫梯人对巴比伦的攻掠，占领了这个古老的都城，建立起第三巴比伦王朝，达数世纪之久（公元前1600－1100年）。还有一个入侵部落是胡里安人，圣经上称为荷里特人，显然来自亚美尼亚高地。他们在巴比伦帝国的北面即亚述地区创立了米坦尼帝国，约公元前1500年时臻于极盛。胡里安人接受了大量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并将其传布到包括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在内的周围的民族中去。即便是得到环境的很好保护的埃及，在这混乱的数世纪内也未能免遭伤害。从公元前1720年到1570年，埃及为外来的入侵者喜克索人所统治。喜克索人是由一些种族成分复杂，不过主要是闪米特人的游牧部落组成。他们凭借马拉的战车、笨重的剑和护身的盔甲，以尼罗河三角洲为根据地统治整个埃瓦不过，他们一直被视作来自“亚洲的”外国人而遭到仇视。

到公元前1500年，第一阶段入侵浪潮在中东平息下来。占压倒多数的土著民族展开了驱逐侵略者的斗争。埃及人采用喜克索人的作战技术和武器，于公元前1570年将喜克索人逐出国境，建立了第十八王朝，从此埃及历史进入新王国时期。经历了这次外来统治之后，埃及人以拓疆扩土的方式来求得自身的安全。到公元前15世纪中期，他们控制了巴勒斯坦、叙利亚、腓尼基，其势力范围甚至还远达幼发拉底河流域。他们允许当地统治者王位不变，但权力皆由埃及驻军和高级指挥官执掌。同样，亚述的土著领袖也成功地推翻了米坦尼帝国，进而征服喀西特人，建立了第一个亚述帝国，统治美索不达米亚流域。结果，在中东形成三大强国，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约公元前1200年前后，蛮族的第二阶段入侵浪潮掀起，上述三大帝国间的均势遭到破坏。虽然新入侵者的破坏性不及第一次的入侵者，但给中东留下的印记却是永久性的。由于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长年征战不休，财穷力竭，不得不从叙利亚-巴勒斯坦走廊撤走。所以新入侵者得到了很大好处。有三个闪米特民族填入这一真空地带。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安家落户，并在那里建立了重要的工商业中心。阿拉米人定居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并象腓尼基人发展成为海上商道的主人那样，他们以大马士革为根据地，当上了陆上商道的主人。希伯来人定居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由于他们的宗教，他们注定将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东面的其他入侵者如印欧语系的梅德人和闪含语系的加勒底人正在向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渗入。

约公元前1100年，一个新的权力中心——第二亚述帝国形成。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置在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使亚述人能稳步地扩展他们的统治。到公元前七世纪，第二亚述帝国以尼尼微为首都，囊括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的部分地区、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向南远至底比斯的埃及。但是，帝国的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无法平息的敌意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公元前612年，梅德人和加勒底人结成联盟，与北面的西徐亚游牧民一道，摧毁尼尼微，永远结束了亚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在尼尼微被攻陷之后的短短时间里，梅德人和加勒底人共同瓜分了亚述帝国崩溃后的遗产。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巨人——波斯帝国，它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帝国。与梅德人有交往，并受过其统辖的波斯人，首先击败了他们过去的霸主，然后在国王居鲁士（公元前550-529年）的率领下，利用亚述人的军事技术，频频进犯小亚细亚，并蹂躏了巴比伦尼亚的加勒底帝国。在居鲁士死后的十年里，他的后继者们征服了西方的埃及和东方的印度旁遮普。于是，波斯帝国臻于极盛期，其范围从尼罗河伸展到印度河和更远的地区。整个中东处于一国的统治之下，蛮族部落受到有效的抑制。

最早侵入希腊的印欧语系的入侵者是亚该亚人，他们在公元前20世纪不时地侵入希腊。这些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历未被认为是由多瑙河平原自南侵入希腊地区的，不过，最近有证据说，他们也许是由小亚细亚西北部横渡爱琴海侵入的。他们总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人，但到公元前1600年，这些新来的人已吸收大量的传入大陆的米诺斯文化，从色萨利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建立了许多小王国。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留地由于距克里特岛最近，所以最先进。迈西尼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那里新兴的文明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迈西尼希腊地区的居留地与克里特岛上的城市不同，都设有牢固的工事。通常是，巨大的城堡建筑在山顶上，供国王和他的臣僚居住；平民们的住房建在城堡外，但一遇危险，平民们便躲入城堡避难。

迈西尼人与定居中东和印度河流域的印欧语系的其他入侵者不同，他们仿效古时的克里特岛人，面向海洋，建立起一支可怕的海上力量。他们视各种机会，进行劫掠或经商活动，并在罗得岛、塞浦路斯岛和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建立海外殖民地。他们输出陶器、橄榄油和各种兽皮以换取香料、象牙和珠宝等奢侈品。最后，他们的商品将克里特岛的商品从南意大利、叙利亚和埃及的市场上排挤出去，从而瓦解了先前克里特岛在地中海的经济霸权，到公元前15世纪，他们还劫掠了克里特岛本身。没有城墙的城市，包括都城克诺索斯，均被攻占、摧毁。这些灾难连同一连串毁灭性的地震，使伟大的米诺斯文明到公元前1150年时，实际上已灭绝。

与此同时，迈西尼人在新入侵者多里安人的手下，遭到了与克里特岛人相似的命运。多里安人出现于公元前120O年前后，他们用铁武器装备自己，一个接一个地攻占了迈西尼的城堡和城市。于是，希腊的行政制度瓦解，农业人口消散，对外贸易萧条，希腊又回复到农业和畜牧的经济状态。黑暗时代降临了，笼罩了整个希腊，直到约公元前800年造城邦崛起。

多里安人的主要据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入侵者由此向海外推进，在克里特岛、罗得岛和小亚细亚沿海一带建立起殖民地。其他希腊人，可能是迈西尼的难民，从雅典渡海到基克拉泽斯群岛，再渡海到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中部，在那里建立起以爱奥尼亚闻名的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先进的地区。再往北，一些操伊奥里斯语的希腊人从色萨利和希腊中部航海到莱斯博斯岛，再由此航海到小亚细亚北部。小亚细亚这些新建的希腊殖民地由于遭到为数众多的当地居民的抵抗，只能局限在沿海地区，从未能扩张到内地，不过，这些殖民地很繁荣，在希腊人的历史上起了较大的作用。

在印度，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经历了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相同的命运。约公元前1500年，它遭到了一些军事上占有优势，即拥有马和战车的部落的蹂躏。这些入侵者自称为雅利安人，称他们安家定居的地方为雅利瓦尔塔，即雅利安人之国，他们均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其中位于西方的一些部落入侵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而位于东方的一些部落则入侵了伊朗。进入伊朗后，有些部落在那里安居下来，其余的则继续向东进至印度河流域。雅利安人的入侵与较后几个世纪里穆斯林发动的有计划有部署的战役不同，确切地说，他们是小群小群地渗入已盛极而衰、无力进行有效抵抗的文明地区。

印度河文明的衰亡，主要是由于雅利安人的猛烈进攻，还是由于地震造成的灾变？目前尚不清楚。但不管原因何在，事实是，公元前二千纪下半期，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一个原始的新社会。有关这一社会的情况现了解得很不够，因为雅利安人其住房是用木头或泥土建造的，没有大城市，未留下任何有形的废墟和遗迹。因而，可用来设想雅利安人生活的材料与可据以设想印度河文明的材料正相反。印度河文明留下的是大量实在的遗物，但没有任何可释读的文字记载；而雅利安人留下的是大量以吠陀的形式出现的文献材料，但没有任何别的遗物。

印欧民族扩张的时间段约相当于中国的夏商周这一上古时代，中国史书关于这次入侵的记载不甚周详。夏朝的时候中国并没有严重的戎狄之患，到了商周就严重起来。在商朝，有羌方，鬼方，在西周有猃狁，犬戎。公元前771年，犬戎联合反叛诸侯攻占镐京，西周灭亡。中国史书上记载的这些游牧民多来自西方，但是否是来自于印欧民族的一支——雅利安人，缺少考证。

吐火罗人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印欧人，亦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亨宁认为吐火罗人至少可以追溯到击败纳拉姆辛（Naram-Sin）统治巴比伦约百年的古提人（Guti），他们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来到中国，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仍过着游牧生活，即后来中国史书中常见的月支。余太山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以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且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不能排除他们属于印欧人的可能。如此看来上古时期印欧人即活跃于中国，且不局限于西域。蒲立本通过对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他们进入印度。在汉语和阿尔泰语中不仅存在许多印欧语（吐火罗语）借词，而且存在某种结构上的类似性，汉语和印欧语可能存在某种发生*系。因此有人提出了欧亚超语系假说（Eurasiatic Macro-family Nostratic Hypothesis）,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主人大都属于印欧人。殷墟遗骨亦有印欧人的成分。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人骨中有些经DNA测验属于（类似于）印欧人。三星堆青铜群像、西周蚌雕人头像、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等均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还有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和狩猎图像很可能是印欧人在上古中国活动留下的痕迹。

注：本章大量摘抄了《全球通史》上半部第六章，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