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机器人如何拆解:中国人的谋略1

文 / 素什锦

中国人一直在追问，对于历史和传统他们到底继承了什么？是儒家思想、阴阳五行，还是佛道风骨、宗法迷信，疑问久了，连自己来的路和去的路都看不清楚了。我不能说我的发现是全面的，甚至可能是有误的，因为我从自己的经验中分明感觉到有这么一个东西，它潜伏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每个物品里，潜伏在我们的语言、神态、手势、思路里，它正实实在在地对中国人的人生和命运起着深刻而又微妙的影响——这就是谋略文化。

说起来，谋略文化还是发轫于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群雄争霸时代。从诸子百家、合纵连横、王公大臣对智谋韬略的特殊期待，到汉代贾谊、晁错、陆贾、王符、董仲舒等人对亡秦经验的大反思，再到对治国、戍边、削藩、用兵的系列论述，使得权谋韬略成为与科技、宗教、艺术、哲学相并列的一项独立文化形态。在此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化、渗透到中国人基本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里头。如今时过境迁，虽然古时具体的计谋方略已经废弃不用，比如商鞅的用奸连坐，韩非的驭臣七术，但是潜伏于这些谋术当中的观念模式和心理氛围却奇妙的延续着，乃至成为国人的主体人格。它像亡灵一般笼罩在活人的头上，弥漫在社会的规则里。这种流传使抽象的文化气氛比具体的文化知识具有远为强大的生命力，一个人不必熟读《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也不会妨碍他变得阴险城府，诡异善变，自如运用各种计策。因为人们能从口口相传中，从习俗规矩中，从人情世故中潜移默化。作为流传于民间习惯中的一种独特智慧，即使不必接受专门训练，也能比文化人更顽强地延续着谋略文化的精髓。

可是，为什么谋略文化得以留存？为什么它能够介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它的生命力是什么?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文化，有着怎样的优势和弊端？

从范畴上说，科技在人与自然之间，宗教在人与神之间，而谋略在人与人之间。与谋略相关的知识，看似强调天时、地利、人和，谋天、谋地、谋道，但其本质和目的是主导人际关系即谋人。为什么在中国文化中谋人被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因为在先秦文化的源头和谋略之术的萌芽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氏族部落文明之后，理性启蒙文明之前），知识阶层对人与世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基本的先入为主的理念：世间的利益是有限的，而人口与人的需求是无限的，在有限与无限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存在争夺，赢者存而败者亡。这就是后来在军事和历史观上的“成王败寇”论。进一步讲，他人的利益是对我的利益的减损，他人的存在对我有威胁——人性是恶的——不同于儒家佛家的那套人性本善说。

有学者早就说过，中国如果有哲学，那也不是自然哲学和宗教哲学，而是伦理哲学，这“伦理”二字已经突出了中国哲学关注人际的性质。

既然谋略以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为前提，那么它的作用当然就是处理利害关系（而非互利关系），就是处理利害关系中的争斗的技巧（而非协调平衡的技巧）。“争”是谋略思想的基本智慧依据；不争则意味着无能，意味着不战而败，是一种耻辱。在中国懂得争的人历来被视为精明强干，争的计谋则是智慧。那么谋略文化的演进就必然会左右道德判定：争是对的，不争是错；赢是善，败是恶。理性的人当然晓得这样的道德判定是偏颇的，失当的。因为合理的道德判定的前提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人的生命的价值，应从广泛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下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力的创造性，甚至是创造性的潜力。因为道德与创造力密不可分。如果谋略即意味着争夺，意味着剥夺他人的权利甚至生命以增加自身利益，这就不是创造力，而是寄生的能力，是野蛮的暴力，将谋略合理化就是为暴力找借口。现代的法律正是为了控制寄生性的暴力而制定。中国在相当长久的历史中并无真正的法律，取而代之的是位高权重者的意志，尤其是皇帝的意志，那种法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帝王合理合法的寄生。

谋略既有不道德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前提，这一前提就是上面提到的：利益总量的有限性。所谓“利益”一般指物质财富，所谓“有限”当然意味着它3000年前是多少，3000年后也是多少，甚至更少，可是现在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是减少而是大大丰富了，人类世世代代的创造力使其丰富。那么谋略主义的前提——利益总量有限论——就是片面的，静止的出发点，人类利益的总量不是通过争夺从一个人的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的手里，不是从一个人占有变成另一个人占有，而是每个人都能丰富它，并且通过交易获得自己需要的其他部分。人类利益的总量是可以创造和增加的。作为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使用谋略来与人竞争，实际上是对自身创造力的否定。虽然谋略是一整套知识、思维和行为的智力体系，甚至可以用海纳百川，博大精深来形容，但因为它的出发点，它对世界，对自己和他人的价值认识的局限性、狭隘性，使它的发展与演变遁入更深的局限和封闭中去，而最终威胁人的生存和发展。无异于在人脖子上套了一条绳索，勒得越来越紧。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国人实在是活得太累太苦了，前人编织出来的这根绳索，岂料勒住了自己和后来人。如果说先秦时期社会财富总量不足，生产力水平落后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可是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财富总量的增加，谋略文化依旧兴盛不衰，反过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历朝历代的更迭正是这种谋略文化的发扬光大。有统计说每一次朝代更替时的战争要牺牲极大的人口、人力、财力以及科技的流失，每个新的朝代都只能在百废待兴、民不聊生的烂摊子上发展起来。似乎中国人不能过好日子，只能过穷日子，只有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倒退才是确保谋略兴盛不衰的条件。并且谋略文化长期占据着政治与思想领域，导致官僚臃肿和文化自闭。人的掠夺性已经从物质财富领域延伸到权力思想领域去了，科举制度就是代表。因为权力总是有限的，追逐至高无上的绝对特权的人们重新发现了谋略思想的力量。哪里存在有限的利益，哪里就有谋略的身影。于是谋略文化集中体现在兵家（军事）、法家（政治）、纵横家（外交）、阴阳家与儒家（人事）中。而理工农医却清静得多，盖与权力中心相距甚远而乏人问津，甚至裹足不前吧？而这难道不是中华文明的悲哀么。

作为一门智力体系，谋略型思维在思维方式上也是漏洞百出，既不是一种科学性的逻辑思维，也算不得一种悟性思维，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的价值判断。它的推理依据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事态判断，谋划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要实现一些事态发展之间的因果转换。对于这些人而言事实从来不重要。事态判断容易流于想当然和空想，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它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成立，充满变数，人依据过去的经验来运用这些判断，并相信这些判断的可行性，结局缥缈难测。一旦事与愿违则破釜沉舟、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事态判断也是一种具有自我欺骗性的思考方式，依靠一定概率撞得结果，赌性十足。这样的思维损耗大量的精力和情绪。例如《商君书·农战篇》说：“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即纯朴）则易使也，信则可以守战也。”其愚民性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