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雄州近期规划:从包豪斯作品入藏杭州说起

物蕴智 智启心

——从包豪斯作品入藏杭州说起

图为“包豪斯五十年”展览海报，1968年由赫尔伯特·拜耶设计，圆、方块、三角形体现了包豪斯学派的基本造型原则。

酒具套“几何形青铜合金装饰”，约1912年，约瑟夫·霍夫曼的晚期作品。

        里特维尔德“红蓝椅”，1917/18年。典型的风格派色彩，突出了这件里特维尔德家具的雕塑效果和构成主义样式，使这把椅子符合风格派的符号功能。这款家具直到今天仍由意大利Cassina公司依样生产着。

　　“包豪斯”是什么？

　　它曾经是一所设计学校，如今，则作为一种设计理念，渗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生活中随处可见它的影子：窗外林立的玻璃房子、呼唤主人的汽笛烧水壶、随处可见的钢管椅，乃至北京798艺术区高大而空间别致的厂房……

　　它还是现代设计教育的开端，是德国工业产品的品质之源，是美国工业设计迅速崛起的功臣……如果您想要一探究竟，可以去中国浙江——7010件“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史系列藏品”于去年花落杭州，部分藏品正在展出。

　　收藏序列与历史足迹

　　“包豪斯”是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瓦尔特·格罗庇乌斯1919年在德国魏玛市创办的“公立包豪斯学校”的简称，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集建筑、设计、手工艺、绘画等于一身。它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风雨飘摇之中和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之中，终结于纳粹党卫军的强行关闭。从魏玛时期到德绍时期再到柏林时期，它三换校长，三易校址，只存在了短短14年，却赢得了永恒。

　　包豪斯的影响源自于它的理念本身所具有的强大延伸能力：它相信艺术可以改造社会，要“向死的机械产品注入灵魂”，强调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注重工艺和生产的结合，“功能第一”的原则辅以最简洁的、便于工业化生产的几何形态被认为是最美的设计形式。

　　这种理念因对时代的回应而获得了力量——工业革命之后，设计与制造分离、制造与销售分离，人们普遍认为大规模生产导致了艺术标准的降低，一场设计领域的革命在欧洲兴起。格罗庇乌斯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上，在理想与理性、传统与现代、工艺与工业之间，探索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包豪斯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文艺复兴以来学院派美术教育的道路。

　　开放包容的态度，使包豪斯学院汇集了当时建筑、工业设计、绘画、平面设计等方面的诸多艺术大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些从欧洲逃亡到美国等各国的大师们，将包豪斯的思想和理念带到了全世界，并与各国的设计流派交错叠加，构建起了西方设计的全新格局。

　　来到杭州的“包豪斯”，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这些原属德国收藏家布诺汉先生的收藏，包含了从1880年到今天的作品，其中，从1900到1933年期间的藏品——特别是356件包豪斯的作品，堪称西方设计史上的代表作。2009年12月，中国美术学院得知布诺汉拟将藏品整体转让，多次组织专家飞赴德国考察，并向杭州市委、市政府作了汇报。2010年，杭州市政府耗资5000万欧元买下了所有藏品。

　　为了将藏品中的部分经典之作尽快与公众分享，日前，中国美术学院从藏品中挑选出79件器具、27件家具、15件平面作品，以象山校区16号楼作为场馆临时展陈，并召开了“包豪斯与东方——中国制造与创新设计国际学术会议”。通过这批呈现了包豪斯前后近百年西方设计史的序列藏品，人们看到了物质形态所承载着的非物质的思想观念、时代技术和社会生活信息，看到了一个时代。

　　雾里看花与自觉误读

　　在中国设计界，同样绕不过“包豪斯”。

　　通过留学生和译介，包豪斯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民国的引介期、新中国成立之后近30年的抵制期、改革开放之后的崇拜期和近年来的思索期。“包豪斯在中国的重生，具体表现并非只在水泥与玻璃盒子式的楼宇之中，”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系教师连冕认为，“其更深刻的影响反映在设计教育、设计理论和美术基础实践等层面，其中最主要、最真切的影响来自于从包豪斯基础课程中提炼出的'三大构成’，即平面、立体和色彩构成训练。”

　　学习异质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我所用，建立自己的体系。然而，单向的间接传播和传播的滞后性，使包豪斯与中国之间呈现出一种强烈的错位感，包豪斯之于中国，如同雾里看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将包豪斯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称为“自觉误读”。这种误读包括：把包豪斯“艺术改造社会”的途径由“艺术”变成了“装饰”；把“艺术”与“工艺”的结合改为“工艺”与“美术”的结合；把包豪斯的艺术基础教学体系由“训练”演变为“目的”；把后期包豪斯中的功能主义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用、经济、美观；设计在包豪斯时期强调的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的“关系”，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学科性质的专业。

　　今天，回望中国设计走过的道路，反观当下设计相关领域中的诸多现象，大多都是这种种误读的结果：自上世纪50年代，“设计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以不同的方式被提起，却不停受挫，而80年代传统图案、民间工艺与“三大构成”的对抗，更代表着包豪斯进入中国的曲折与艰难。虽然接受了艺术与手工艺结合的思想，但两者在中国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结合，以至于手工艺逐渐成为一种传统的、作为文化符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独立保护起来。如今，设计也常常被狭隘和功利地看成是一种文化创意产业，而忽略了设计与整个社会所产生的更广泛的联系和注重社会因素的格局，“中国制造”被理解为一种民族耻辱，助长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产生。

　　这就是中国对包豪斯学派曾经的雾里看花和自觉误读。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人们对于这批重金购买的包豪斯作品在中国的落户，表现出一种赞同和肯定的态度：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设计从业者和大众，将第一次全方位地在本土或近邦，透过以作品为物态表征的设计和其中所折射出的社会观念、思想、理想，同一批世界现代主义的先驱进行历史性的对话。

　　理想重塑与社会担当

　　相比包豪斯所处的“手工艺与工业”剧变的时代，中国目前面对的是“工业与信息化”剧变的现实，设计的生存土壤比过去具有更为明显的商业化与全球化的社会特征。今天，包豪斯过时了吗？

　　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明旨看来，中国缺少的正是包豪斯当年对于社会责任的承当，以及高瞻远瞩、富有热情的改革者。“现在国家重视设计了，但中国设计本身还没有做好准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柳冠中叹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遗弃，是我们的理想吗？研究型设计才是未来设计的立足之本！”

　　人们也看到了包豪斯理念在今天的变异和带给世界的负面影响。

　　包豪斯建筑样式在其近一个世纪的疯狂流行的过程中，变得过分讲究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过分强调几何构建的裸露形式，过分反对传统诗性和人文精神的情趣，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李森认为，这造成了工具理性主义在建筑领域泛滥成灾的后果，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这种泛滥就更加严重，几乎瓦解了地方建筑文化的传统特色。

　　“风格单一性和设计模式化的包豪斯，强势植入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城市建筑和城市生活中，将有可能导致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本质和历史性景象的受损或枯萎。”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郑巨欣也表示出同样的担忧，同时他强调：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科学地保存和有效地利用这份历史遗产。

　　从更高、更广的视角思考包豪斯与德国制造、设计、文化等社会性系统的关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层面探寻中国大众生活的需求和中国设计的问题，才能活化包豪斯对于中国设计的真正价值，在承续传统工艺造物精神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真正属于中华民族的设计新途。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徐红梅）《 人民日报 》（ 2011年11月20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