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首创鸿恩: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

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

　　梁任公给子女们留下了大量感人肺腑的信件，每封信都充满了真挚的爱，信中没有一般长辈常有的说教，只有循循善诱，没有指责，只有建议，给每个孩子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使爱变成一种无形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注入孩子们的生命，帮助他们战胜学业上、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梁任公十分重视培养学习的兴趣和乐观的人生态度，他说：“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还强调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他坚持用这种观点和人生态度教育儿女们，他的儿女们得到了他的这一真传，成为一辈子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每个子女都对自己从事的专业或工作充满浓郁的求知兴趣，无论在什么艰难困苦情况下都不气馁，不悲观绝望，永远努力奋进。

　　在如何做学问上，梁任公在给长子思成的信中指出：“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工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梁任公提出的做学问需“猛火熬”与“慢火炖”相结合的方法，不但对思成日后的学业成就有指导，而且对其他子女的学业进步都有启发。实际上这是梁任公自己多年做学问的经验总结。

　　梁任公对子女们循循善诱，不但要求他们注意术业的专和精，还须注意知识的广与博，这样不仅使自己的生活有情趣，而且在广博的基础上面才能盖高楼大厦。1927年8月29日他给思成的信中特别提醒：“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在给女儿思庄的信中说：“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现今大学里有识之士开始对学生强调文理兼通、跨学科学习的通才教育，而梁任公在对子女的教育中早就对此实践运用了。

　　梁任公特别重视培养子女的实践能力，支持子女们通过各种实践考察活动获得真知。次子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读考古专业，想回国实习，梁任公十分支持，积极想办法给他创造机会去陕西参加考古实习。后来因各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如愿实现，又设法安排思永去新疆参加考察。梁思永从哈佛大学毕业归国，1931年春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考古发掘，秋季参加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1934年出版了由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他终于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美国学成即将回国，梁任公喜悦之余，于1927年12月18日给思成、徽因写信，和他们商讨归国行程：“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实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的政治（替我）。”与其说这是父子间通信，不如说是知心朋友在商讨和切磋学术访问考察事项更贴切。须知，梁任公写此信时已重病缠身，在协和医院开刀被错割了右肾，可他对子女的关心和教育依然和从前一样。后来，上世纪30年代初，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了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写出中国自己的建筑史，他们不畏艰险，在华北各地的穷乡僻壤到处跋涉，实地考察大量经典的古建筑，可以说这正是当年梁任公教育培养的结果。

　　在指导子女们选择学校和专业的问题上，梁任公一方面以他的远见卓识帮助孩子出主意，开诚布公提出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又尊重孩子的志愿，绝不强迫孩子干自己不愿干的事，学自己不愿学的专业。女儿思庄考取了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两年后要选专业了，梁任公建议女儿学生物学，因为他感到将来生物学及信息对社会发展十分重要，中国缺少这方面的人才。但他后来知悉思庄对生物学不感兴趣，立即给女儿去信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用姊姊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但是新学期若已经选定生物学，当然也不好再变，只得勉强努力而已，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针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以后，思庄听从父亲的意见改学图书馆学，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日后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图书馆专家，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被人们誉为“浩瀚书海中的女领航员”。可见梁启超在子女教育方面是相当民主的，真正做到了以子女自己的志向为中心。

　　梁任公的教育思想内容很丰富，他不但注重子女的知识学习，更注重他们的道德培养，一再要求他们生活朴素，热爱生活，注意交友取益，做个品德高尚，对社会有用的人。他自己则身教重于言教，关爱每一个孩子，不偏心，不溺爱，不拔苗助长。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梁任公开创了家庭教育的新探索、新模式，他没有要求子女们都和他一样，都走他的路，他相信孩子们的主动创造力，最终孩子们将走自己的成才之路。事实上，他的子女个个都有出息，而其中思成、思永、思礼三位更在建筑、考古和航天火箭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梁思成、梁思永二人早在1948年就因各自非凡的学术成就双双当选为第一届中国院士，梁思礼则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是我国导弹控制系统的领头人，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因此，学习和研究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今天每个家庭都急切地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时代，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它告诉人们怎样才是真正合格的家庭教育，怎样才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