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烤吧加盟多少钱: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摘　要：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出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先导和实践基础。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并不断完善“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逐渐形成“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形成中逐渐积累了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关注民生问题相结合等经验。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探索和创新　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党作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大加快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其最为核心的思想和实践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分析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出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等等。这些探索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先导和实践基础。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

　　1．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

　　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1949年我国建立起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阶级构成上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统一、民主与专政的统一，并以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民主集中制的政权组织原则实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民主。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成为1954年宪法颁布以前的根本大法，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1954年9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自下而上系统地建立起来了。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充分肯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由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接受人民监督，选民或选举单位有权罢免不称职的人民代表；国家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他职能部门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议行合一，不搞三权并立制衡的分权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等等。此外，根据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历史贡献和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特点，我国还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又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坚实根基。

　　2．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

　　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党和毛泽东最初的选择是“先建设，后改造”的思路，即：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和发展生产力的一面，先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在国家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上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是，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和深思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952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把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思想，既不同于原来“先建设，后改造”的思路，也不同于先搞社会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又一种选择。其特点和优点，一是“以改造促建设”，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才能适应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党的总路线也称基本路线或总任务，是党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制定的总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是党制定各项具体方针、政策的依据。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根据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际情况，开始酝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较完整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完整地表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总路线被简称为“一体两翼”，即：工业化建设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同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总任务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此，总路线成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纲。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基础，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到1956年底，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标志，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得到基本确立。这既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我国后来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49~1957年是农村经济顺利发展的繁荣时期；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分别递增8.9%、7.0%和6.6%。1953~1957年，农业合作化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1952年与1949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53.4%；粮食和棉花分别增长44.8%和1.9倍，平均每年增加1691万吨和28.7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957年与1952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28.7%，平均每年增长5.2%；粮食平均每年增加623万吨，以3.5%的速度递增；棉花每年平均增长4.8%；其他经济作物也有很大的增长，猪、羊年末存栏数分别增长62.5%和59.6%，大牲畜存栏头数增长近一成；水产品产量增长87%。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1957年农民人均收入比1952年增长28%。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无论在基本制度上，还是在基本建设上，都照搬了苏联的做法。根据“一五”计划实施的经验、教训和苏共二十大中苏联暴露的错误和缺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决定“以苏为戒”，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明确提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1．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思想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后，对所处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的判断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发展思路的重大理论问题。1956年，毛泽东首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1957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并首次区分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他还指出，之所以说我国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他强调，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其后，毛泽东又多次讲到，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特别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需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上述论断构成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分两阶段发展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工作重点的转移

　　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和胜利，新中国开始了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转变，因而，“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八大正确分析了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当前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应转移到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上来。八大还系统提出了要实现将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的战略发展目标而制定的经济建设、国家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执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正确方针。

　　八大之后，党继续探索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苏共二十大后，面对国内外严峻的形势，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尽管中共八大及其前后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主要矛盾和任务做了较正确的论述。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届二次全体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修改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提出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在此过程中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破坏了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使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的过程，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出现的一次严重失误。

　　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从1959至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十年总结》等文中较系统地回顾了新中国成立10年来经济建设走过的道路，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的总结。1961年初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特别是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党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

　　但是，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做出了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错误判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进而在1969年召开的九大上，正式确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犯了严重的全局性错误。

　　当然，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并非始终轻视经济建设。《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明确规定，要“抓革命，促生产”。1974年11月，毛泽东还发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正因为如此，十年动乱期间，我国工农业生产仍有所发展，如：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8%，工业净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5%，能源生产总量平均每年增长9.2%；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分别增长39.1%和33.8%，平均每年增长3.4%和3.0%。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出现过曲折，但总体来说经济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第一，从社会总产值看，1949年我国社会总产值为557亿元，1976 年达5 43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一五”时期（1953~1957）年均增长11.3%，“二五”时期（1958~1962）年均增长-0.4%，1963~1965年年均增长15.5%，“三五”时期（1966~1970）年均增长9.3%，“四五”时期（1971~1975）年均增长7.3%。第二，从工业总产值看，1976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为3262 亿元，是1949 年的23.3，占当年社会总产值的60%，其中重工业占56.3%、轻工业占43.7%。国家基建投资的60%以上投在了内地，布局得到极大改善，从而兴起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形成了工业门类日益健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三，从工业增长率看，从1949年至1977年间，工业增长率平均值为14.55%，最低增长年份为-38.19%，最大波动幅度达93个百分点。第四，从工业内部轻重工业增长波动看，重工业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轻工业。1949年至1977年间，重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19.44%，其中最高增长率为78.79%，最低增长率为-46.5%，波动幅度高达125.29%，而轻工业最大波动幅度为57.49%。

　　三、中国式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1．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理论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集中反映在他关于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上，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毛泽东对中国式工业化道路思想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关系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正确方针。

　　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走的是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轻工业和农业，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探索有别于苏联工业化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鉴于苏联靠牺牲农业和轻工业片面追求重工业发展而造成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市场供应长期短缺的教训，毛泽东强调，我们的经济建设要从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一方面，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1959年7月，毛泽东提出了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认为把衣、食、住、行安排好是关系六亿五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毛泽东的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理论中关于“走出一条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的路子”的思想，后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进一步发展为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成为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理论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还提出了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主要包括：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要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

　　此外，对于经济建设上的综合平衡的问题，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还提出了经济建设要实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如：陈云、周恩来等呼吁全党要保持头脑冷静，从实际出发，按照经济规律办事，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但是，由于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头脑发热，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总结“大跃进”教训时将“综合平衡”问题放到首位。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深化了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认识。

　　2．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

　　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首先发出了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伟大号召，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强调城市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说，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探索和实践，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又有着深刻的教训。

　　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我国工业化的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化水平很低，按照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说法，当时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1949年底到1950年5月，燃料工业部、重工业部统计我国重工业生产总值仅为37亿元。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中国的工业化是从学习苏联工业化模式开始的。这种模式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完成工业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1953年到1957年的“一五”计划总的来说进行得比较顺利，工业生产提前一年完成5年计划，超额完成预定计划，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门类残缺不全、工业布局严重失衡的状况，初步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有利于保证重点建设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随着经济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日益显露出来，特别是，农轻重的比例、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已开始困扰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

　　“一五”计划完成后，由于“左”倾冒进思想在中央决策层占了上风，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超英赶美”、“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等不切实际口号的鼓励下，工业发展遍地开花，以“爆发式”的速度扩张，工业化率从1958年的37%迅速提高到1960年的44.5%。在1952~1960年间，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1.48%，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蹿升。从1960年冬开始，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1965年，经济结构得到调整。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探索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中，十分重视工业在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前，工业布局极不合理，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重工业主要集中在辽宁，轻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广州等少数大城市。除武汉、重庆外，广大内地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一直采取得力措施协调工业特别是现代工业在地区间的发展，取得较大的成效。1967年以后，国家进一步加强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工业建设，建成了以攀枝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新的工业基地，建成了黄河干流上的几个大水电站和一批有色金属基地。与此同时，在沿海地区开发了胜利、大港、辽河、冀中等油田，新建了一大批石油化工基地。1977~1979年，又在上海新建宝山钢铁总厂，在山西、内蒙古等地区新建一批大型的煤炭基地。改革开放之前，全国逐渐形成了以钢铁、电力、石油等资源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可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速度、资金来源以及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等方面突破了斯大林的工业化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四、赶超型发展战略和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发展目标

　　1．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提出和调整

　　1958年5月，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总路线所确定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等等；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赶超战略的理论依据。辨证地说，这条总路线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在政策的实际制定和施行中，由于它过分强调人的主观积极性，忽视甚至抹杀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其弊端也是明显的，提出了许多不切合实际的战略目标，如：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赶超战略；再如：把“二五”规划纳入了“大跃进”的轨道，直接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央提出赶超战略的初衷是顺应当时“只争朝夕”的现实要求，但是，由于脱离了我国的实际国情、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最终导致既强烈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又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双重后果。直至1960年，在“大跃进”运动严重碰壁之后，赶超战略才得以调整。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表明我国已由全面“大跃进”转向调整阶段。

　　2．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思想。1953年，毛泽东在修改、审阅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提出要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问题。1954年，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世人宣告，要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6年9月，中共八大将建设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任务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1957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三个现代化目标。

　　1959年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成为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基础。这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第一次完整表述。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为中国发展树立了具体、明确的战略目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调整赶超型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1963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15年的时间，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他还强调，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必须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

　　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树立了具体、明确的战略目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可惜的是，这一正确的思想和战略后来被“左”倾路线的盛行打断了，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功的开展，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被大大推迟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破坏。
五、对外开放思想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政治上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同时把对外经济交往的重点放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亲率代表团与苏联政府谈判，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苏联给予中国贷款3亿美元的协定，签订了创办包括中苏民用航空公司、中苏大连修造轮船公司等的经济协定。同时，与东欧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开展贸易往来、兴办合营公司等经济合作与交往。

　　基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下，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别，采取了果断而灵活的政策，不管是否为建交国家，只要尊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都积极争取与之发展贸易来往。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向客人呼吁：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作朋友吧，不仅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他倡议中英两国之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同年10月，毛泽东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再次强调同样的原则。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专辟一节，即第十节“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较全面地论述了对外开放的客观依据、对象、内容、方针、原则。

　　1957年到1966年“文革”前，是我国对外开放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中国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法国于1964年同我国建交，在帝国主义阵营封锁我国的链条中打开了缺口。这一时期，尽管美国继续封锁我国，但已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1964年1月，毛泽东提出，在一定时候，如果需要，可以让日本人进来开矿、办厂，也可以让华侨投资建厂。

　　1965年9月30日，毛泽东在同印度尼西亚客人谈到现代科学技术已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时兴奋地说：是嘛。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这里，毛泽东用了“全部开放”的提法，虽然是指科学技术而言，但也可以理解为包括经济方面的“全部开放”。显然，“全部开放”，已接近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对外开放”的用语。到1966年，中国同世界上4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发展了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关系。在此期间，中苏关系由友好而恶化，与之相联系，我国与东欧各国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

　　“文化大革命”十年，国内经济受到很大破坏，对外关系也一度受到严重影响，但总的说来损失较国内工作要小。我国外交和外贸工作在这一时期还在继续发展。尽管“文化大革命”对于发展对外经济交往带来了消极影响，但是，在对外关系方面，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改变，因而我国外交和外贸工作在这一时期是在曲折中继续发展。这一时期，面对苏美两大势力的对峙，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在政治上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紧密联系，对外经济也转向了第三世界，同第三世界国家构建起广泛的贸易关系。1972年中美建交不仅是政治外交的里程碑，而且是我国对外经济振兴的起点。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决定大规模引起国外的先进机器设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大规模引进。

　　从1973年到1977年，我国从日本、西德、美国以及英国、法国、荷兰等14个西方国家引进成套设备222项，包括化工、冶金、矿山、电子、精密机械、航空、光学等项目，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在此期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合法席位，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猛增到111个，进出口总额达到134.33亿美元（1960年为38.09亿元美元）。

　　1．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工作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在这个阶段，我国正处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时期，苏联以低息向我国贷款74亿旧卢布（折合19亿美元），我国利用这些贷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搞了156个建设项目；我国还与苏联、波兰、捷克等国兴办了合资经营公司。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后期。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靠中国银行在港澳吸收存款，并在对外贸易中使用延期付款，如：60年代曾用2.8亿美元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一些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70年代用31.5亿美元从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10余个国家引进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2套石油化工、武钢1.7米轧机在内的22项技术及成套设备和43套综合采煤机，其中有12.6亿美元是用延期付款方式支付的。

　　2．对外贸易活跃

　　20世纪50年代的最初三年，我国经济处于恢复时期，进出口总额停留在不到20亿美元的低水平上。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我国实行了几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有了发展，但我国的经济基础仍很薄弱，再加上有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我国对外贸易主要是同苏联和东欧等少数国家进行，贸易量较小，每年进出口总额一直徘徊在30亿~40亿美元的水平上。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数个大油田建成投产，我国石油出口量逐年增加，对外贸易逐渐活跃，同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往来有所开展，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70年45.9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206.4亿美元。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统筹兼顾各个方面的发展需要和利益关系；初步探索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客观规律；等等。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加上受“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一时期，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