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西咸空港新城招聘:刘源：读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序言

刘源：读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序言

每读木生书文﹐总要细嚼慢咽﹑反复品味﹔放下《我读李零》﹐依然思绪万千﹑感慨不尽﹗

他再三敦请作序﹐本是善意高抬﹐却像蓄意拿我打镲。坚决推辞吧﹖不恭﹑不敢﹑心又不甘﹔遂其所愿呢﹖关公门前耍大刀﹐死定了不说﹐纯属自残﹐还活该﹗为此﹐我五内焦虑。

2007年﹐遵木生嘱﹐为《超越左右说实话》写了篇千字前言。[2] 现将全文挂出凑数﹐足见我人懒笔拙﹑才思枯竭。好在﹐省些笔墨﹐也方便读者﹕

起初﹐还是杜润生杜老讲的﹕内地人到西藏工作﹐最好要与军队建立可靠的联系﹐不仅为了物质文化和社会安全的需要﹐更由于在那里﹐军队有较高的保障效率。我从河南调入的武警水电部队﹐正巧在西藏承建几座水电站。因此﹐杜老电令我﹐护送张木生。

对张木生﹐我并不陌生。1965年﹐在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三年﹐他就为理想而到农村插队﹐是最早用亲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算最初以独立苦思的方法来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之一。文化革命初期﹐张木生遐迩闻名﹐一篇〈中国农民问题 — 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长文﹐以多种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当时﹐农村“一大二公”﹐贫穷落后﹐不少百姓饿饭。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对实际﹐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引发读者的思索﹐而这倒霉蛋儿自己则背上“小反革命”罪状﹐付出坐“大牢”的代价。文化革命结束﹐张木生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我在河南任乡﹑县长时﹐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对张木生﹐本来久仰其名﹐有机会接触﹐更是钦慕其才。

他黄钟﹐我瓦瓮﹐杜老不挑不弃﹐统统划拉到麾下﹐认作弟子。

遵师嘱﹐我引张木生入藏。在拉萨﹐沟通一圈儿﹐结识一片﹔出拉萨﹐第一站送他到海拔4500米的那曲任地委书记﹐还未到职﹐又通知改任林芝地区专员。马不停蹄﹐我迅即陪张木生赶往八一镇。密切的交往﹐就始于1993年的那个夏天﹐两个一心想干点事情的北京人﹐远在祖国西南边陲﹐不惧艰苦环境﹐谈工作﹐谈学习﹐谈理论﹐谈人生﹐同辇促膝﹐不舍昼夜﹐被世上最为壮丽的美景震撼﹐拼胸中几近极限的耐力抗争……

两年后﹐因为种种复杂曲折﹐张木生挂冠而去﹐回京接手中国税务杂志社﹐几年就把一个欠了一屁股债﹐连买纸钱都拿不出来的杂志﹐办成全国最大的财经期刊。然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张木生坚持共产党员的初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索﹐一刻也没有停止。

正可谓﹐时居庙堂﹐不愧忠智之士﹔或处江湖﹐常怀赤子之情。

这本小册子﹐集中了他近年来从财税制度角度对政府行为的探讨。

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说起来有多么复杂﹐实践起来有多么曲折﹐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是共产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的惟一检验。实践必须脚踏实地﹗从税务杂志到财税体制﹐到政府执政为民﹐他见微知着。

在北京﹐我们有的是机会﹐常扎堆儿神侃。或许是熟不拘礼﹑憨痴无恭﹐最简约地概括张木生的观点﹐我只用两句玩笑话﹕站稳“义和团立场”﹐不当亡国奴﹐不受二茬罪﹔走定“八国联军道路”﹐不忘狱中志﹐不变强国心。在他那里﹐仿佛并没有要么投靠八国联军﹐要么选择义和团的“两难”﹔更没有已是满眼球的酸文腐语﹑装洋耍酷。

他呼喊的﹐是实打实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

他高明的﹐是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回到老祖宗那里﹐察起点﹑定基点﹔对照新时代这厢﹐先搞清﹑再搞定。

中国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哪里﹐都有丰富多彩的大学问。

张木生﹐从青少年时〈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联系实际到19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调查研究﹐从喜马拉雅山麓﹑雅鲁藏布江畔到《中国税务》杂志社﹐鼓咙疾呼﹐直谏不忌触讳﹔忧国著书﹐雨过不忘惊雷。

有官没官﹐官大官小﹐共产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职工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一脉相传﹐矢志不移﹗

从《我读……》﹐追考《……说实话》。“读”为“说”﹐“读”深为“话”真﹐“读”得好﹑就为“说”得“实”。

“察起点﹐定基点”﹐为的是“超越左右”。

“先搞清﹐再搞定”﹐也是本书的主题﹕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一﹑战问

几年前﹐一家著名电视台评论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大腕主持人和名嘴嘉宾一唱一和﹐谴责志愿军残杀美国少爷兵﹐意思是说中国人太野蛮﹗这话符合全球化“普世价值”﹕凡沾上“共党”﹐都归为“恐怖”。

此节目引起国内非主流舆论大哗﹗主流媒体﹐倒挺沉得住气﹐饮恨吞声﹐不动如山。

现时﹐太多自封的“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反共﹑反恐战除外）﹗连带着﹐也就贬低武力﹐诋毁武士。

要说反对人类自相残杀﹐恐怕没有人不赞同。

特别在中国﹐先进的真超前﹐落后的够邪性﹕某大屠宰场“人道先兵”﹐猪牛羊先“执行电刑”“安乐死”﹐再“过刀”放血。如此非暴力﹐总给人虚头巴脑的感觉﹔虽不敢苟同﹐又能说什么呢﹖然而﹐再“人道”﹑“畜道”的地方﹐或常会深陷“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潜意识﹐不能自拔﹔最“反战”﹑“反暴”的人﹐或也为衣﹑食﹑住﹑行﹑抢配偶﹐打得昏天黑地﹑鼻青脸肿﹖

战争来自人的欲望﹐人欲不灭﹐消灭不了战争﹗

谁都怕战争﹑恨战争﹔可是﹐谁都逃不脱﹑躲不开战争。

由此﹐结晶出人类最古老﹑最重要的智慧 — 战争文化。我绝对无意指责那些调侃战争﹑游戏战争等艺术形式﹐既然是大文化嘛﹐就笃定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我只想说﹐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太辉煌﹗太伟大﹗太沉痛﹗太厚重﹗不容我们所有人不尊重﹗作为足够成熟的人﹐需怀有虔敬之心﹐应秉持膜拜之礼。

对此﹐不谙世故﹐很无奈﹔不知善恶﹐很可怕﹔知恶行善﹐很不易﹑很可敬﹗

许多人﹐总不明白﹕ “养兵即为战”﹐天经地义﹗但兵活着﹐绝非仅为战。

军队﹐专司暴力﹔但不意味着战士都崇尚暴力。恰恰相反﹐人命就一条﹐人心肉长的﹐出于与生俱来的求生恐死本能﹐面对血腥残杀﹐兵的内心﹐最反暴力。

因此﹐全世界的军人不约而同﹐都自称“崇尚和平”﹗而中国﹐自古更有“善士不武”﹑“乐杀不祥”的哲理﹐“全胜无斗﹐大兵无创”的“非战”兵法﹐享誉全球。[3]

孙子曰﹕“兵以利动”﹔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很简明﹐战争服务于经济和政治﹐是低一个层次的“手段”。这没错﹗但由此想当然地误认军队也是低俗一个档次的“工具”﹐则大谬﹗

战争这个最大的怪物恶魔﹐凶残强暴﹐杀人盈野﹐万事避让。当人的生命﹑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系于旦夕﹐甚至人类毁灭在即﹐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等人造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战争﹐亡国旺族﹐绝非一般的“手段”﹗一旦开打﹐吞噬一切﹐万端环绕﹐自身变为中心﹔

军队﹐兴邦灭种﹐岂可仅视为“工具”﹖一朝动武﹐生杀予夺﹐铁血统治﹐永远是征服者﹗

征服﹐亦即驯化。“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没开始驯化动植物﹐就已驯化人﹐从“娃娃抓起”。人类社会走父系这条路﹐和打仗有关﹐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在这点上﹐什么人种都一样。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也不是和平鸽。

关于战争﹐似知而又非知的“点”可不少。随意拈来﹕

杀人﹐当然不好﹔可多数人认为杀坏人尚可。

进一步﹐“杀生”也不能说好﹐一些人反对得厉害﹐但谁离得开杀生﹖包括“打了左脸伸右脸”的大主教﹑持戒吃斋的大和尚﹐全得治病吃药﹐杀菌灭毒打虫子﹔都需吃穿住行﹐果蔬蚕裘不算生﹖不杀生﹐人活不到现在﹗

很遗憾﹐不打仗﹐就没有人类的今天。

战争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谋杀（敌人）﹐是变着法儿的蓄意打（敌）人。不管科技多发达﹐武器多智能化﹐战争中敌对的还是人﹐打杀的还是人。

认为“敌”不是“人”﹐“杀敌”不算“杀人”﹐西方人最爱矫情﹕在阿富汗﹑伊拉克﹐自己死几千﹑不得了﹐杀掉人家几十万﹑不算数﹔朝鲜﹑越南人死了几百万﹐老美眼睛都不眨﹔而千万﹑上亿的印地安人与黑人﹐被驱逐屠戮﹐被贩卖虐杀﹐“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藁”﹐[4] 谁统计﹖谁心疼﹖

据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描述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萨时有句名言﹕“也许他是狗娘养的﹐但他是咱们的狗娘养的。”知此﹐就明白什么叫“同态复仇”了﹕

用我的对称﹑打你的非对称﹐用我的全接触﹑打你的非接触﹐用我不值钱的命换你值钱的命﹐以命抵命﹗不再费劲刺王公﹐就叫妇幼炸平民﹗飞机撞大楼﹑路边人肉弹﹐同样不拿杀敌当杀人﹐玩儿的就是这心跳﹔打得新鬼烦冤旧鬼哭﹐此恨汹汹无绝期﹗

不可理喻﹐千古胜负如赌博﹐无论善恶﹐名帅痞子难掂量﹕见利忘义﹑避战毁国﹐图利忘危﹑求荣得辱﹔拿破仑也铩羽奔北﹐本?拉登却得意高歌﹐谁也别笑话谁。

大家都承认﹐兵凶战危﹐侵略如火。

道德极差劲﹑兵法最厉害﹕用间﹑暗杀﹐兵之正法﹔劫持﹑收买﹐战时常例。

目的极高尚﹑手段最卑劣﹕核弹﹑化武﹑生物战……坑﹑蒙﹑拐﹑骗﹑谋﹑诈﹑抢﹐军队作战﹐无所不用其极﹐是对生命的大摧残﹐是对文明的大破坏。

兵最老实﹐不骗自己﹐才不厌诈﹐乃以诈立﹗

很多人或许没注意到﹐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来划定阶段。

国家是强力机器﹐正由暴力铸就﹔历史写满杀戮血祭﹐新文明﹑新文化﹐往往以战争为起始。

寓生于死﹐生死相依。很难解释﹐尽人皆知的残暴“手段”﹑世人都恨的恐怖“继续”﹐怎么会屡屡荣膺历史﹑文明﹑文化中划时代的圣杯﹖[5]

新中国远离战争几十年。坦诚说﹐即使军人﹐对战争血泪也几无感悟﹐对种种荒诞谬论﹐多听之任之。倒是百姓﹐更念之忧之。

令我惊异钦佩的是﹐张木生﹑李零﹑王小强﹑杨松林﹐或许还有未曾谋面的丁力﹐都不是军人。但他们却把战争蕴涵的真谛﹐放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回述﹐鸿篇卓著﹐大义凛然。不苛求句句精当﹑字字珠玑﹐端赖于大事无误﹑大理公正。“文采风流今尚存”﹐[6] 实乃真军人也﹗

史上真军人﹐未必曾是兵﹗国内外著名的军队统帅﹑战法兵学大家﹑军事战略大师﹐没当过兵﹑没统过军的﹐比比皆是﹐何尝鲜见﹖最典型的不用追远﹐建国前后的“五大领袖”﹐除朱德总司令外﹐四位都没当过兵﹗但哪个不是文武双全﹑统兵百万﹑叱咤风云的伟大军人﹖

我们曾迷信一个经典定义﹕迄今一切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下﹐“阶级斗争”不愿再提了﹐说历史是人类斗争史﹐没错﹗古籍连牍﹐青史满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琢磨﹐称之为人类对立统一的历史（或斗争团结史）﹐好像该完整全面些﹖

对立统一也罢﹐斗争团结也好﹐其最高级﹑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

战争﹐“国之大事”﹐与文明史﹐与文化历史﹐密不可分﹗

兵者﹐“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稍有淡漠恍惚﹐都意味着巨大代价﹐“不可不察”﹗[7]

我们不该认真检讨﹑仔细审视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

二﹑史问

我们常满怀深情地说﹑唱﹕“祖国啊祖国﹐亲爱的母亲﹗”这可能是最常见的赞美词了﹐但细究追索﹐字义词源上并非没有毛病﹕祖国的“祖”﹐来自男性崇拜﹐专指男性长辈﹔祖﹑先﹐各指我们的男女来源。严格讲﹐“祖国啊祖国﹐我们亲爱的父亲﹗”才名副其词。

此例﹐绝不碍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却能以小喻大。

中国史观﹐近几十年最大的问题﹐或许莫过于按苏联的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说”的中间一段﹕所谓“奴隶社会少奴隶”（奴隶制度占主体证据不足）﹑“封建社会不封建”（分封建邑制度不为主）……

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是国家“大一统”。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最早的两次大一统。

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建制”大一统﹐没有典型的奴隶制﹐甚至没有类似美国的普遍黑奴制记载。[8] 我们的正统通史却讲﹐社会形态“跨奴隶社会”。[9] 岂不是“奴隶社会少奴隶”，或谓“没奴隶”？

西周封建是一次人口大重组﹑大融合﹐有天下共主﹔与欧洲封建的小国寡民无共主不同。中国传统的民族政策是柔远能弥﹐四海一家﹐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孔子叫“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蛮夷戎狄﹑中原和亲﹐亲戚套亲戚﹐可以连成一大片。

春秋礼崩乐坏﹐僭越滥封﹐乱世割据﹐始变贵族传统﹐平民可凭战功取爵。

秦始皇的大一统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

秦始皇﹐收周秦千秋之功﹐罢“封建”﹐创“一统”﹕废井田﹐开阡陌﹐废诸侯﹐设郡县﹐统一文字﹐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用庞大的文官队伍执政﹐秦驰道是高等级的国家公路﹐秦直道是战备高速路﹐如此大功谁也抹不掉﹐引领世界先进。可叹﹐秦始皇也有砸锅崴泥的地儿﹐他搞学术大一统（焚书）﹐想收拾知识分子的人心（坑儒）﹐被骂翻天﹐很不成功。

汉承秦制﹐骨子里是秦始皇﹐但阳儒阴法﹐拢取涣散的人心。知识分子交孔夫子管﹐尊儒尊孔是虚拟领导﹐代替活不长的真实领导﹐其效甚好﹔兴立祠畴﹐老百姓交各种祠堂宗族管﹐拜祖﹑愚民﹐抬死人﹑压活人﹐鬼得很。

“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2200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王小强曾集中概述了中国古代发达的货币﹑汇兑﹑纸币﹑商品交换和资本经济……是回归重要史实的大手笔﹗他把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经济制度﹐概括为“小农经济加市场”﹐认为这绝不同于西方的领主庄园式“自给自足大农经济”﹐并远先进于欧洲的封建。不论怎么评价﹐他的理论创新（或可加杨松林的网上激辩）﹐都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观的一个重大探索﹗

无论按欧洲标准还是中国史论﹐秦汉相当于法国“太阳王”时期的中央集权专制民族国家﹐该属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基辛格也说﹕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两千多年。这以后﹐虽然魏晋南北朝复辟了一段﹐但中国社会中的“封建”已趋式微﹐“大一统”始成定基。[10]

原本是封建制度的“礼崩乐坏”﹐然而﹐按“社会形态说”﹐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却叫“成熟的封建社会”﹐岂不成了“封建社会不封建”﹖

原本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罢封建”大一统﹐倒叫成“封建大一统”﹐岂不荒唐﹖

大一统﹐利大于弊﹐有利必有弊。文明痼疾﹐腐朽自大﹐高度的文明带来高度的腐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11] 造反有理﹐以暴易暴﹗

毛泽东好像说过﹐中国的改朝换代﹐要感谢农民起义。而中国的“大一统”﹐则要感谢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没有这些邻居的压力﹐没有应付“五方之民”的能力﹐就没有中国。

恕我这里又不得不扯上战争和武力﹐包括应对游牧部落“胡未灭”的挑战﹐镇压境内“烧不尽”的野火﹐平息庙堂“吹又生”的廷变﹐侵略﹑劫掠﹑革命﹑暴乱﹑反叛﹑起义﹐无休无止；蛮族大入侵﹑农民大起义﹐没完没了﹗

统一中国的力量﹐来自无穷的征战。皆知其所害﹐不知其为利之大。战争造就“大一统”﹗

不战﹐哪来的大一统﹖不武﹐怎会有民族大融合﹑血统大融合﹑文化大融合﹑南北大融合﹖

历史 — 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华民族的历史﹐仍是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各民族共同创造融合而成。

战﹑武融合﹐还融出中国的“和文化”﹕从“慎战”﹑“不战”﹑“全胜”﹐到以战促和﹑和而不同﹑知和而和……充分反映出战争与和平的辩证规律﹐创造出只有中国才特有的战争理论﹐举世赞赏。

对我们今天提倡的“和谐”﹑“和睦”﹑“和平”﹐老外总吵吵不理解﹑“不透明”。而对任何中国人来说﹐“以和为贵”﹐于脑于心﹑实实在在﹐早就融于血液和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之魂﹗

当之无愧﹗战争﹐荣为历史﹑文明﹑文化的里程碑﹗

中国历史的另一大特色﹐就是西北对东南﹑游牧对农耕的攻伐融合。除了商起于东而灭夏﹑朱元璋北伐撵走蒙元以外﹐都是西北“狼”东北“虎”冲向东﹑南﹐逐鹿中原而得天下。小邦周克大邑商﹐秦灭六国﹐是西北征服东南﹔汉之兴自蜀汉﹔隋唐聚起关陇﹔三国两晋﹑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烽火连天下﹔西夏﹑辽﹑金﹑元﹑朱棣﹐甚至李自成都是或北或西﹐挤压征服东南﹔满清更是北方夷狄﹔连毛泽东统天下也是在延安打下根基﹐刘少奇先期抢占东北后﹐几乎原样走了大清入关的“龙兴之路”﹐横扫千军。怎么这么巧﹖

原来西﹑北有个以骑马民族为背景的“寒流”﹑“高压槽”﹐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司马迁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中国古代特现代化﹐独特地理位置产生独特的大国。国家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汉族是多民族的融合产物。夷夏杂处﹐如大漩涡﹐内外之辨﹐不在种族﹐而在文化﹐于农于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陈寅恪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即为汉人﹐胡化即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2]

正可谓﹐一统之世﹐民族胡越一家﹔多元一体﹐文化水乳交融。这种融合还在进行中。

中国从没有统一的宗教﹐老百姓只要不造反﹐各信各的教﹐各有各的庙。没有宗教战争﹐对外侵略性肯定比西方小。中国文字一脉单传﹐没有失落的文明﹐全世界又是独一无二。

西方的古典对立﹕西方民主﹐东方专制﹐这个说法是偏见。西方历史﹐古代四分五裂﹐近代才有统一民族国家。他们聚少散多﹐我们聚多散少﹔他们的合是合中有分﹐联是邦联﹐我们的分﹐有“天下共主”﹐有文化道统“一贯制”；他们的蛮族南下﹑被蛮化﹐我们的蛮族南下﹑被汉化﹐万里长城永不倒。封建制下﹐欧洲的领土和人民是领主封君的私产﹔我们自汉以降两千多年﹐“国”与“民”﹑“公器”也﹐“民贵君轻”被奉为圣训圭臬。中国传统和现代趋势最接近﹐国家一元化﹑宗教多元化﹐比近代美国多民族统一国家还现代化。

全世界的古代社会﹐民主代表原始﹐专制反而代表进步﹐此不可不察也。

西方一向是以他们的“前后”当我们的“前后”﹐这对解释中国历史一窍不通。

西方一直以“小国之心”度“大国之腹”。列强说了百年﹕边疆﹑国界﹑统一的民族国家都是近代概念﹐对历史上的大国﹐只一个法儿﹐大卸八块。台独﹑藏独﹑疆独﹑七块﹑八块论﹐一边一国﹐一切都待推倒重来。

前台﹑后台有人家的分工。强盗逻辑﹐才是不折不扣的硬道理﹐靠的是帝国主义的硬实力﹑硬武力﹗

李零反对用“封建专制主义”词组。因为在欧洲﹐“专制”的反面是“封建”﹐俩词儿不能捏一块儿。我托木生转告﹐他的道理咱明白﹐但在中国﹐词义矛盾不大﹐这个词组还取消不得。否则﹐秦始皇﹑隋炀帝﹑唐太宗﹑慈禧……不叫“封建专制”﹐叫什么﹖你们得先找出个同义词代替。哥儿俩没回音﹐估计私下跟我抬杠﹕两码事﹐别搁一勺儿烩。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谓封建主义﹑封建迷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封建”﹐与西方概念不同﹐与咱老祖宗的“分封建邑”原意﹐也早已风马牛不相及。常常﹐称其名﹑不逮其意﹐名不副实﹔用其词﹑生发歧异﹐词不达意。— 所以﹐急需换换。

正如今日之“民主”﹐早已没有与“君主”对应的那个原词的原味儿了。西方公认﹕英国﹑日本和泰国这样的君主国﹐是“完全民主国家”﹔而推翻国王的尼泊尔﹐却算“非民主专制国家”。更怪诞的﹕就连视民主为“专利”的美国﹐对“民主”都没个准确的定义。时髦说﹐叫“广场三原则”﹔[13] 咱们说﹐那叫“为民选主子”﹗— 所以﹐急需澄清。

“封建”﹐如此重要的政治﹑历史概念﹐竟这般扑朔迷离﹑无所适从﹔“民主”﹐如此常用的历史﹑政治词汇﹐都这样离题万里﹐含混不清﹗

我们﹐包括你和我﹐都“反封建”﹑“举民主”﹗总要有个明确一致的坐标﹑共识吧﹖

时下﹐如此这般的虚实之事﹐多矣﹗正是﹐“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14]

我们不该返回理论原点﹑澄清定义﹐重塑﹑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

三﹑路问

近年﹐仍常有人从国外搬个什么“主义”新名儿忽悠﹐甚至连理论内容和实际业绩都懒得介绍﹐就捧为完美理想的惟一成功范例﹐并神秘地说﹕从没经过中国化“变味儿”。

对中国这样人多﹑地大﹑古老﹑事稠的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学习超强大国的终极经验﹐还是套用寡民小国的顶峰实践﹐不变味儿﹐肯定行不通﹗即使是口头推荐﹐也得先翻成中国话呀﹖

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反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人有许多病都治不好﹐更不要说绝症。病笃乱投医﹐西医不灵找中医﹐中医傻眼找巫医﹐病人总是在三者间转磨。

国家走的路﹐我们可没少折腾﹕美国﹑日本﹑苏联制度﹐都是生吞活剥﹑全套照搬﹔南斯拉夫﹑新加坡﹑匈牙利模式﹐当作佛脚灵丹﹑又抱又啃﹔休克疗法﹑颜色革命﹑解体易帜﹐炒成乌龟王八大补汤﹐全推介过。木生比喻﹕神农尝百草﹐拿自身试验到上吐下泻的地步﹗

文化史观上也如此﹕传统不灵求现代化﹐资本主义没门儿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撞墙再寻回传统﹐也是转磨。释﹑儒﹑道﹑法﹑阴阳术……甚至医学﹑红学﹑养生学都来凑热闹﹐信誓旦旦﹕不仅救中国﹐还能救世界﹗

1840年之后﹐面对资本主义文明﹐中国落后了。蛋糕太大要切着吃﹐西方列强瓜分豆剥﹐小日本大野心﹐要一口鲸吞中国﹐败得最惨。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管屡战屡败﹐却屡踣屡起。

改革开放30年﹐经济改革自然自觉地顺应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创造了世界奇迹。但世人都说中国是经济改革的巨人﹐社会改革的侏儒。

我们与官产学媒﹑主流非主流的共识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解决中国的两极分化和贪污腐败。

分歧是﹐客家想惊险一跃﹐尽管有苏联东欧解体灾难在前﹐仍挡不住要全面实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土家想造反再乱﹐尽管曾自陷崩溃被否定﹐还记不住阶级专政“不断革命”是条死路﹔我家认为﹐社会与政治改革﹐要用经过实践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

在突飞猛进而又积累了巨大矛盾的中国﹐我们必须严防造反余孽与民粹主义“愤青”合流的极左大破坏﹔又需警惕狭隘自大民族主义加“暴民”造势的极右大爆发﹗“文革”之鉴﹐德﹑日法西斯之鉴﹐后人必要鉴之。

历史是过去的真实描述﹐然而绝不可能完全真实。

历史是一面镜子﹐既照着今天﹐又照出明天﹗

在颐和园幽静的后山﹐木生问﹕

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了﹗而没有真正遵循那套理论的﹐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你认为﹐可不可以这样说﹖

我只闷头默想﹕在当下的社会中﹐能够涵盖“主流非主流”合成的“最小公倍数”﹐能够弥合“左右理论”求得的“最大公约数”﹐可能非“新民主主义”莫属了。

他是明知故问﹐我则借题发挥 — 将此问题留给读者们考证思索﹐请大家一块儿来回答。

这不是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回归新起点的又一重大课题﹖

几十年中﹐从“闭关锁国”年代的“小反革命”﹐到“两个凡是”环境中的“解放先驱”﹔不论在改革开放初期挺身陷阵﹐还是作为先知先觉的“自由化”精英﹐张木生和王小强们﹐凝聚了多少热血志士的共识。

世纪之交﹐他们准确预见了“投机赌博新经济”造成的“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警告了今天面临的“史无前例的挑战”﹑“新三座大山”和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大对策﹑大战略﹐很多今天被采纳﹐明天也将被验证。

每逢关键﹐他们卷起的思想旋风﹐今人难以企及。

有人说﹐看看眼前﹐除了一双筷子﹐日常所用的一切﹐都已被“西化”了﹐还反什么﹖如果管这叫“西化”﹐所有人都不反对。然而﹐李约瑟说过﹐当今世界大部分文明﹐都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发明创造之上的﹔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于其它所有国家。这话远非全球共识﹐却还有人说是“中化”﹐甚至联系到“威胁论”﹗

当今的社会﹐民主﹑自由﹑开放多了﹐几乎没人“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

多种思潮﹑多极政见﹑多元文化甚嚣尘上﹐反复碰撞﹑磨合杂交﹑融会贯通。

加上阶级界限模糊﹑人际关系繁复﹐差别含混重迭﹐虽有新的矛盾凸显﹑激化﹐倒也并非你死我活。

按说﹐官场﹑民间的容忍度该高些﹐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了﹗

然而﹐也是今天﹐知识爆炸淹没你﹐影视网络淘汰你﹐权钱食色诱惑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还真难﹗坚守中庸﹑左右开弓﹐确实可能两面不认同﹑两端得罪人﹑两头不落好。能超越左右﹐摈弃主流非主流﹐何其不易﹗

眼前﹐不是没路﹐而是路过多﹕大街小巷﹐曲径天路﹐阡陌纵横﹐眼花缭乱。说得再好﹐走不了﹑行不通﹐瞎掰﹔看着再靓﹐走太慢﹑行路难﹐边儿靠﹗

路﹐是要人行走的。选路﹐历来作大难。惟一的标准就是实践的结果﹐又好又快﹐科学发展﹗

前书的《说》﹐现书的《读》﹐无论“说”的﹐还是“读”的﹐“返回马克思的原基点”也好﹐“改造文化历史观”也罢﹐我们革命的初衷﹐根本如一﹕为了和平﹐为人的解放奋斗﹗我们建设的目的﹐始终没变﹕强国富民﹐为了多数人服务﹗

蒋介石说﹕“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老蒋的话﹐很多都错得吊诡。他这话﹐我爱听﹐但绝不敢说正确。起码要加不少匡定诠释﹑修正说明。

首先﹐不论是否投降﹐共产党犯的错误﹐海了去了﹔经历的失败﹐大了去了﹔垮台被消灭﹐多了去了﹗不败﹑不错﹑不垮﹐何来投降﹖党都散了﹑亡了﹑没了﹐谁来认栽﹑投降﹖老蒋好像自说自话。

其次﹐共产党不投降﹐不等于说共产党员不投降。事实上﹐党的总书记都有不少背叛﹑变节的。国际国内﹐早年近年﹐不胜枚数。老蒋这话﹐忒诡异﹗[15]

第三﹐要说共产党能够不投降﹐就因为有党内民主﹐有大量忠诚的党员善于反思﹕一次﹑再次地纠错﹐回到历史的基点﹔探索完善“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回到正确的原点﹔从失败的地方爬起﹐回到现实的起点﹔改造文化历史观﹐回到我们信仰的初衷。

重新干起﹐百折不挠﹗山高水长﹐嵯峨浩荡﹗

越是困难﹑迷茫﹑挫败﹑失望之时﹐越显出这样一批﹕独立不倚﹐卓而不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 —永不投降的共产党人﹗

为什么读李零﹖李零讲的理儿和事儿透彻﹑先进。

张木生下大力写出﹕《我读李零》。

张木生新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研讨会在京举行

4月24日，学者张木生新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新闻发布暨研讨会在《中国税务》杂志社会议室举行。

4月24日，学者张木生新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新闻发布暨研讨会在《中国税务》杂志社会议室举行。会议由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吴思，《新世纪周刊》总编辑胡舒立，《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著名学者丁力，著名军事理论家乔良，北京金同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翁永曦，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刘伟伟少将、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将、军事科学院部队建设部部长胡光正，《领导者》杂志主编、共识网负责人周志兴，《中国青年报》新闻编辑中心副主任卢跃刚，国际广播电视台负责人梅学平，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于铁军，著名学者白南风，原《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等出席会议并发言。

另有《中国周刊》、《新京报》、《北京晚报》、《南都周刊》、《中国图书商报》、《广州日报》、《看历史》以及腾讯、新浪、网易等多家媒体纷纷到场。

与会嘉宾针对《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纷纷各抒己见，会场气氛不断掀起高潮。本次座谈会与会嘉宾来自军事、历史、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因此为解读本书提供了多种角度，也足见此书涵盖内容之广泛，承载底蕴之深厚。

首先，针对本书提出的“回到新民主主义”，深化中国改革的建议，吴思认为，“新民主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缺憾。他认为真正的解决方式叫“民主主义”，中国如果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路子一路走下去，同时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能导向这个“民主主义社会”。

丁力认为，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岔路口，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不代表不争论，只是为了中国发展大局，各派应适当妥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更好的解决方式。

翁永曦从张木生的书中提取出了几点思考判断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并由此生发出共产党的三项使命。即制定立足于新辩证主义和新唯物主义以及人类文明进步共同价值观，具有无上权威让所有人敬畏的宪法;倡导培育利用法律保护，对少数概念的包容和宽容;将中国共产党从执政集团改造成与真正意义上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现代政党。同时，他表示，新民主主义包含了当初共产党人最美好的理念、理想和追求，也是今天形成最大共识的立足点和深化改革的起点。

乔良发言时表示，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不应该以别人的前提为自己思考问题的前提，现下我们被太多的所谓的理念、观念、概念充斥，盲目地辩论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他觉得大家应该回到原点——改造中国的文化。

白南风表示出对本书的赞赏，一是，要批判什么或者推崇什么就得了解什么。比如无论批判还是推崇传统文化，都要首先了解传统文化。二是独立思考，不依附任何派别，只说自己独立思考结果。

卢跃刚就自己对80年代的研究提出了自己观点，他认为那时有一个基本的现象——“朝野共识”。当时的执政者开辟了一个通道，也培育了一个环境，使得红墙外面的布衣能够直截了当地向中央献计献策，而执政者也并不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鄙视当时的青年。那样鼓励自由、鼓励独立思考的风气实在难得，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是讲求民主，提倡共识与宽容的。而这种探讨方式，对于中国如何在当下这个发展关键时期寻求正确的发展道路也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吴思再次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提出“官家主义”的说法。“民主主义或者新民主主义，重点是民主，不是君主或者官主，只要走到这一步，我们的现代化就可以说全面完成了。按照新民主主义对应的概念，旧的、老的民主主义，是我们或者毛泽东的那一代对资本主义另一种描述，他们不认为是资产阶级，他们认为是民主主义的社会，我认为那也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翁永曦对中国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研究中国的发展路径要面对现实。今天的中国不合理现象很多，然而没有任何政党能取代中共使中国保持基本稳定下的发展的地位，而中国政府强力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复制，这就是现实。

尽管与会嘉宾各有各的说法，但仍一致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仍需摸索，不是哪一派观点能够左右的，而是需要在座的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摒弃偏见、秉持宽容之心，在“争论”与“不争论”的平衡中寻求探索。

研讨会结束之后，与会者纷纷表示，《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为“打通左右”、“超越左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而此次研讨会为各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相信能对在思想界乃至政治界建立起更广泛的交流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