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北区图书馆上班时间:中国人真的需要信仰吗？

中国人真的需要信仰吗？

2010-06-22 2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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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上一篇文章《中国人为什么搞不了慈善？》之后，一些博友指出：中国人搞不了慈善，是因为没有信仰。我的回答是：中国人并非不可能有信仰，我们的社会正在流行权力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它们比宗教迷狂还厉害！

其实，中国人的信仰是多元的。至少有很多很多人信仰孔子的圣人理论，或者，老子的“道法自然”，等等。当然，还有7000多万人信仰Marxism。

不过，我这样说，已经犯了中国人最容易犯的、几乎与生俱来的毛病，即，我们没有意识到“信仰”本身是一个外来语。中国传统的、本土的汉字汉语所反映的汉思维是没有“信仰”这个维度的。这就像中国人所用的“哲学”一词，同样是舶来品。我们今天谈什么“中国哲学”、“中国人的信仰”，其实都是在求助于西方。

所以，我又认同“中国人没有信仰”的说法。上面的那些名为“信仰”的东西，实则是“迷信”而已。不过，我并不认同“中国人不可能拥有信仰”的说法，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一旦走出大陆，他就不得不寻找到某种信仰，例如宗教，例如自由、民主等等普世价值。

我的意思是说：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中国的大陆人是不可能有“信仰”的！即使你想拥有“信仰”，也不过是一个无法实现或实践的“理想”。“信仰”对于我们，只能是一个空中楼阁！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学习“仰望星空”，然而，结果总是一样的：我们的头顶上阴霾密布。

如果以“信仰”这个舶来品从西方输入中国作为分水岭，我们不难发现：在输入之前，中国人没有信仰；在输入之后，中国人无法信仰。这就是说，一些中国人所孜孜以求的“信仰”，既无文化传统的支撑，亦无政治现实的基础。所以，中国人的“信仰”只能处于一种期待着的未来状态，你不可能将它落到实处！谈“信仰”，顶多只是理想主义。

1、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信仰”的本土资源

一种文化要确立一种信仰体系，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信仰需要特定的文化基因，并且，这个基因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是可以新陈代谢的。它必须具备能够自我复制和“突变”、进化的自在自为的能力。没有这种基因的文化，其信仰体系就会无法做到“适者生存”。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很多信仰都消亡了，或者没有必要继续存在，或者引而不发，只能是一种空想。

这也就是说，信仰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经常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科学、民主，还有信仰，都是西方的特例。（我并不反对将佛教、伊斯兰教归为信仰，然而，这些宗教比起基督教来说，较少“进化”，并且，在“普世性”方面较弱。）

西方文化是一种“进化”的文化。它能够兼容任何适合人类生存的不同文化基因，将它们化为己有。这是西方文化之所以强大的根本原因。西方文化兼具理性与信仰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又被称为是“两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要知道，在西方文化的源头上看，“两希文化”是很不一样的东西。（而文化考古又让我们知道，“两希文化”的源头在东方。）

为什么西方文化能够吸纳任何人类文明中的合理因子？原因是：不一样的“两希文化”在“超越性”方面却是一样的！所以，它们又能相互吸收、融合在一起，并且，随着历史共同演进。超越性，是西方文明的坚硬内核，是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古希腊文化追求“最普遍者”，是“存在学”，关乎理性。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追求“至高者”，是“神学”，关乎信仰。两者都是一种“超越”。

从学科上看就是，只有西方，才发展出了“神学”与“存在学”这两门形而上学的学科。而从根本上说，形而上学的超越途径是与“普遍化”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根据胡塞尔所作的区分，“普遍化”有两种方式，即“总体化”与“形式化”。“总体化”是实证科学（经验科学）的基本方法，而“形式化”则是形式科学的基本方法。

神学的超越方式是“实存—总体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将神学理解为一种“实证科学”。而存在学的超越方式是“本质—形式化”。海德格尔断言：“我们西方的各种语言乃是形而上学思维的语言，（只是）各具不同的方式而已。”由此，超越性的形而上学构成了西方思维的形式化特征。

反观中国，我们的思维方式都是大而化之、大而无当的。美国哲学家安乐哲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就缺失“超越性”之维度，汉语言思维没有明确的“超越”意识。我国学者孙周兴认为：“正是由于受到过于强烈的实践目的和功效的限制，此外就是汉语本身的特性，中国文化没有形成欧洲式的超越性的形式化思维。”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所以，它不断退化和溃败。中国人的信仰一直定格于夏商周以来的祖宗崇拜和权力崇拜上，这些崇拜说到底是偶像崇拜，是文明不开化下的迷信产物。时至今日，它们异化为商品拜物教与权力拜物教。所以，中国在精神上，几千年仍未出世。

不过，仍然有很多人不甘心，他们发誓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中国人有宗教信仰”的本土资源。就像北大法学院院长苏力大人企图在中国找到法治的本土资源一样，台湾学者龚鹏程在《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欲明中国，须知五教：儒、道、释、文、侠。”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所谓的“五教”，都是围绕着权力和偶像来开展的。包括中国特色的佛教，至少在一般人的眼中，不过是一种私人化的偶像崇拜。

将权力神化（实际上是巫术化、偶像化），就是中国最根本的信仰体系。这是一种不具备进化能力的信仰体系，是一种原始崇拜，所以，在现代社会面前，它必然是反人类、反文明的。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可谓慧眼独具，他曾经说过：“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2、中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信仰”？

对于当今中国的文化溃败、戾气盛行的社会乱象，一些有良知的内地知识分子似乎找到了一条信仰的救赎之路。他们认为，首先要有信仰，然后才能具备社会进步的动力。显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及其读者们误解了信仰的真实含义。他们认为信仰就是宗教甚至只能是基督教。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现在谈信仰问题，的确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需要认识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所谓“信仰”都是错误的，即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然而，我们更应该清楚：在现阶段奢谈信仰，好比缘木求鱼，其结果是遁入空门。信仰是一种“果”，其“因”是历史、文化与社会。只有特定的历史形态，才能塑造信仰体系。所以，如果只求信仰的“果”，不求社会的“因”，我们就无法看到社会改良的必经之路。

信仰肯定不止是宗教信仰那么简单。一个人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不能没有信仰。在我看来，信仰就是对于人性、道德、普世价值之类的美好事物的相信。它超越于具体的物质生活，然而，它的根基却又是现实生活。尽管信仰如此超越，但它必须回到现实。否则，信仰就仍然是空中楼阁。所以，一个好的社会，一定是一个能够让信仰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社会。为此，信仰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

然而，不是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会支持信仰。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会寄希望于某种信仰体系，借助一种精神力量来引导人们进行斗争与反抗。在历史上，基督教在理论上的不断变革，正是通过反抗现实而进行的：反对种族压迫、反对君主专制、反对教会垄断、反对政教合一，等等。这些都是与权力面对面的斗争。所以，我并不主张中国人走“先有宗教信仰，再有权力批判”的弯路。我们应该直面现实，走“先有权力批判，再有信仰自由”的正途。例如，与大陆同一个文化祖宗的台湾，其民主之路所仰仗的，无非权力批判。（在权力批判问题上，美国社会是一个典范。美国政府一再告诫他的国民：如果你认为你的国家正在犯错误而不及时指出来，你就是对国家的犯罪！）

但是，中国人害怕权力批判，因为中国人迷信权力。尤其是对于政治权力的批判，中国人总是讳莫如深。这是中国落后于当今世界的总根源。中国人缺少的，其实岂止信仰这一种东西？例如，民主与科学，我们有吗？然而，我们没有必要走回头路，让西方文明走过的历史重演一遍。我们只需要将生命权力意识树立起来，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力，政治权力就会变成无害的东西。此后，自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才有可能。这才是中国最现实的社会改良之路！如果只是谈论信仰，那么在信仰问题上，究竟信仰什么，我们又会陷入不必要的争论以及“统一思想”的误区。 

人活着，无非就是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一个过程。然而，只有通过现实的社会制度安排，信仰才能回到人间，而不是总是让它挂在遥不可及的星空中。所以，我们的信仰只能建立在“将权力关进笼子之内”这个共同的现实基础之上。中国人要有真正的信仰，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绕开的。这是我参加工作、观察社会18年的结论。对此感受，不可能不强烈。一句话：惟有民主，才能打破权力迷信，才能树立道德信仰，才能再造未来中国！所以，我们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着手建设一个民主社会，从现在开始！舍此，无它。一切皆可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