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江岸景城:臧棣：诗歌政治的风车：或曰“古老的敌意”

            诗歌政治的风车：或曰“古老的敌意”

                         ——论当代诗歌的抵抗诗学和文学知识分子化



      据说，现今在中国大陆从事写作的人都处于普遍的蒙蔽之中。处于蒙蔽状态，而且很普遍，而且不从海外指出来我们就根本意识不到，这表明情况已相当严重，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学已陷入暧昧的妥协，有意无意的合谋，自觉不自觉的同谋之中。按北岛在他今年7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的一个讲法，就是“我们民族最大的问题是被经济发展表面现象所蒙蔽了”。而在《民族文化复兴之梦——致2049年的读者》这篇小品文中，北岛的表述是，“中华民族”已沦入“物质主义昏梦中”，尚未醒来。在2009年的短文《缺席与在场》中，北岛写道：

   “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  
    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
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诗歌
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
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或者，按他在其它场合多次谈到的，身为诗人和作家，大陆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已缺乏长远眼光，基本上已处于向世界投降状态。亦即“全面向权势、资本投降了”。对于这些高度概括的、有整体主义眼光垫底的、听起来又带有一种漂亮的警醒的论断，你当然可以争辩，情况也许不是这样的，不能这么笼统地下判断。比如，你吧。你还没投降，你还在坚持抵抗。而且，你还碰巧知道有和你同样的人还坚持抵抗。但是，这申辩又有什么用呢？因为论断的整体论的效果已经产生。蒙蔽的形象学已经成立，甚至是蒙蔽的妖魔化已经广为传布。
       在这一无边无际的蒙蔽状态里，你是谁？你还能是谁？或者，你以为你还能申辩出你是谁？都已无关紧要了。也许在某个电梯里，你的肩膀会被人轻轻拍打，你也许会听到这样的抱歉：对不起，让你的抵抗受委屈了。但这根本就不是受不受委屈的问题，而是一股强大的跨国资本的合成势力，渴望将当代中国诗歌（乃至整个当代中国文学）扭送到一种需要申辩的位置之中，而且最好是永久性地固定在那个位置上。在其中，北岛只不过是跑跑腿。从政治上讲，从律法上讲，从美学上讲，只要将你扭进那个需要申辩的文学位置，对方就变成了更高一级的仲裁者了。而更奇怪的是，当你处于那个申辩的位置，你还真就会不自觉地想要申辩点什么——你的文学良知，你的诗歌真理，你的抵抗的政治诗学。但是，无论如何申辩，也已经不重要了。妙就妙在这里。没有人会真正坐下来倾听你的申辩，即使那将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新的“为诗一辩”。对方已换了地方，比如说，从加州的小城迁移到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或进入到新一轮的国际文化交流的循环中，从香港飞到柏林或伦敦。
更有可能，这对方不一定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个无形的代言人机构，甚至是他们之间默契的政治利益和美学收益的双重联盟；不用说，这种由跨国资本在背后支持的庞杂的文化势力是神通广大的。它们正急于将当代中国诗歌（甚至是当代中国文化）扭送到那个申辩的位置。如果弄错了，它的口头禅听起来绝对够味： “抱歉，我们只负责扭送，不负责倾听申辩”。
       说当代中国诗人已沉溺于物质，或当代中国文学被经济蒙蔽。按北岛20年从海外持续观察的：“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正失去意义，失去自身存在的理由。”由于无所不在的“权力与商业化的共谋”，中国“知识界在体制陷阱中”已“犬儒化”，“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分崩离析的危险”。这些泛泛而论确实够你申辩的，而这一将你拖入申辩的机制也设计得极其巧妙。其目的是让你在整个申辩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消耗掉你的创造性能力。因为其中包含的总体论的虚假的张力，虽然漏洞百出，但论起精神消耗来，还是有其原始的一套的。而假如你不申辩，不想顺应那个位置上的申辩机制试图在你身上激发的反应，那么它也有它的说辞：瞧嘿，已经沉溺于“物质主义”（北岛确实反复用这个词），麻木到已懒得申辩了。说当代中国诗人已深陷物质或市场，其用意无非是说当代中国诗人和作家已在文化精神上在想象力上被物质主义击垮。这种言辞包含的敌意也许算不上古老，但却是货真价实的。至于说是否真实，是否符合实际的文学情形，那已不重要了。或者说，那是要放到申辩的循环中去解决去消耗精力的事情。请吧，有多大力气，请跟申辩的循环去使吧。
      关于当代中国诗人深陷物质或市场的重围，这一敌意论断最早的版本大约产生于1990年代后期。1999年底或2000年初，北岛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一次讲座。其中谈及当代中国诗人的写作状况时，他的回答很干脆，也很有逻辑的味道。北岛说，因为主编《今天》杂志的缘故，上面有时会刊发一些大陆当代诗人的作品，所以他很了解当今中国大陆比他年轻一代的诗人的写作状态。简要说吧，比他更年轻一代诗人已被市场或商业击倒，很多诗人都已下海了。没下海的呢？怎么？你还真想申辩啊。对不起。此类申辩是需要大量经费的。即使你碰巧负担得起，难道你还真以为买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就能从事现场申辩吗？更可怕的是，这一明确的敌意已巧妙地将自身打扮成针对当代中国诗歌的文化诊断，流布于世界各主要城市及其背后构成的文学空间。在这些境遇里，你已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的处境没什么两样。祥林嫂丢的是孩子，而你丢的是抽象的骨肉——它据说是对物质或市场的批判力。甚至你丢的是什么，都已不重要。你就解释解释你丢没丢什么吧。（这其实是一个绝妙的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故事）。
       大约2006年，旅居德国的诗人张枣想回国。北岛在劝说张枣慎思海归时又触及了对当代中国诗歌的整体写作生态的评估。北岛的判断如下，中国大陆的写作环境已完全市场化，深陷物质的泥潭。大陆的文化状况就是“声色犬马”和“浮躁气氛”。北岛的意思是，在如此糟糕的腐朽于物质主义的写作生态中，你还能写出真正的诗吗？不。不止是你。而是我们，我们还能写出有创造性的诗吗？又一个堂皇的关于申辩的邀请。看来，当代中国诗歌果真已深陷物质或市场，丧失了抵抗的文化意志。从文学偏见再上升到文学政治的形象学，我们这些在大陆从事诗歌写作的人，终于获得一个顽固的关于我们的诗歌身份的终极形象。
       由此，我多少感到歉意地想到了鲁迅曾使用过的逻辑：假如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诗人都已被物质或市场腐化，被经济发展的虚假表象所遮蔽，那么接下来，合理的推论就是，我们的诗歌写作已失去了最可贵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意义，已不能代表中国当代诗歌。那么再进一步，谁能代表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中国当代诗歌呢？在哪里代表？在哪里书写诗歌，才能免除全球化的经济遮蔽而获得这一纯洁的代表性呢？又是以什么样的文化身份来代表呢？用暧昧的市场陷阱来臆想当代诗人的写作，和文革时期用阶级出身来苛求诗人的写作，它们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呢？看来，在中国大陆从事诗歌写作所能树立的文化守望人的机会，已彻底没有了。抑或在香港制造的北岛牌的某个诗歌幻觉里，这是彻底不可能了。作为一个当代诗人，只要你呆在中国大陆写作，这本身就足以构成一种诗歌原罪。不消说，这种诗歌政治的敌意是强大的，再配合以国际资本的巧妙运作，已成了一道针对当代中国诗歌乃至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特的文化景观。
       说实话，我对别人说我们这些在中国大陆的当代诗人已被市场腐化，已和物质合流，与权力共谋，已丧失了抵抗精神——这类精明的国际玩笑，并不特别在意。毕竟，人总是要混饭吃的。此类言论显然有助于申请国际资本用于文学政治的特殊款项。或者，也可能我真是有点麻木到家了。天知道。我的目的不在于申辩，我的分析也不在于澄清。令我真正感到介意的是，体现在北岛的这些针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诸多零碎的敌意言谈中所隐含的诗学问题。以及，更为突出的一个诗学企图：当代文学的知识分子化。这些问题是交叉在一起的。比如诗歌和物质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种关系是否仅仅只能是一种紧张的抵抗关系？在扩大一点，涉及到对当代诗歌的形象学的观察：诗歌与抵抗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对物质或市场的抵抗在诗歌的抵抗中所占的分量是怎样的？当诗歌把物质作为一个抵抗的对象时，是否存在着对物质本身的形象的妖魔化？对物质或市场保持敌意，这究竟是一种诗歌抵抗呢？还是一种轻松的政治正确？从文学性上看，抵抗对确定当代诗歌的性质所起的作用究竟是怎样的？除了建构抵抗诗学，当代诗歌在文学抱负和政治责任上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诗歌的抵抗一定是紧张不堪的痛苦的抵抗吗？简而言之，抵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隐喻诗歌？
        当代中国诗歌从1970年代开始，借助于特殊的历史境遇，它一直将自己编织为一种抵抗的诗歌。先是对意识形态文学的抵抗，对一体化的文学制度的抵抗，最近又被叙事成对物质或市场或全球化的抵抗。这个抵抗的系谱或许是当代诗歌史中的一个突出的流脉，被描绘成主流也可以。但是，假如这一抵抗，从诗歌史的谱系学变成了一种诗歌的逻辑，甚至是变成了当代中国诗歌的铁饭碗；端放到哪里，都能听到它的响叮当；就会变成了对当代诗歌的多样性和可能性的一个强力遮蔽。令我感到不安的是，它的美妙的声音似乎早已在深奥的抵抗诗学的逻辑中被预设好了。如果有偏离，或是听起来旋律变了，节奏陌生了，那肯定是在物质上或在文学的精神上出了毛病。那肯定和当代诗人创造出的新的诗歌感性无关。抵抗的诗学，借助于国情的说服力，成就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正确。甚至是一种带有独断论色彩的诗歌的政治正确。你敢说你的诗歌不关涉抵抗吗？很抱歉，我尚未听到一个当代诗人胆敢公开在我们的诗歌语境里申明：他的诗歌只专注于语言的创造，而和抵抗诗学关系不大。我也不难想象，此类申明如果真的出现，那么它在我们的诗歌文化中无异于文学自杀。因为，在这里，根据抵抗诗学的逻辑预设，如今文学的沉默已然被看成是抵抗的丧失，甚至是与体制和现实的合谋了。抱歉。沉默的文学，沉默的诗歌，比如类似于贝克特那种的文学类型，在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存活的文学可能性。或者，出于对文学的纯粹性或自主性的意淫式的纠偏，博尔赫斯在我们这里已很容易“被想象成是”一个小作家。因为假如仅仅“被说成是”一个小作家，业已不能满足文学批判性的嘴瘾。对不起啦。博尔赫斯，在我们这里，必须被制作成“一个小作家”。这种行径或许真是出于某种“古老的敌意”。

         北岛在今年香港书展中做了一个讲座，题为“古老的敌意”。我的诗歌的一位忠实读者、同时也是北岛迷，听了半天似懂非懂，非要我帮他解释一番为什么会存在着针对诗歌和诗人的“古老的敌意”？这和我主张的诗关乎“神秘的友谊”有什么区别？他困惑的要点是，当代诗歌的性质和“古老的敌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他的问题提得也很尖锐：臧棣，你在你的写作中体会到“古老的敌意”吗？我的回答也很干脆：当然，体会过。但是那是极其次要的东西。我们从事诗歌写作，难道就是为了体会“古老的敌意”，甚至仅仅是以“古老的敌意”反抗“古老的敌意”吗？我觉得，从文学知识的角度讲，没必要将这种“古老的敌意”普遍化。更没有必要把它编织进当代文学的抵抗的谱系。从认知的角度讲，将“古老的敌意”用于解释当代写作的基本状况，终归浮浅了一点（注意，不是肤浅）。而将它用于解释或揭示当代诗人的写作抱负，就更显得隔阂了。难道说，当代诗歌写作已深陷于“古老的敌意”织就的无所不在的神网中？难道说，我们的当代诗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应对这所谓的“古老的敌意”？我承认，我确实难以领略这样的简约的概括。
       在讲座中，北岛引述了里尔克在其名诗《安魂曲》写到的句子：“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作为一个引证，确实很有吸引力。但究竟是里尔克写得漂亮呢，还是北岛引得漂亮呢？这确乎是一个问题。北岛的意图，正如一位中国记者概括的：“好作家应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自己的母语以及自己本身保持一种古老的敌意”。这里，对里尔克的误读已经出现。但这种误读还说得过去，甚至还发挥得有点意思。我们先回到里尔克的诗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在里尔克那里，“古老的敌意”描述的是一种客观的人类现象，它指的是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的难以协调。这种难以协调，可以理解为一个内在的冲突，也可以理解成一种深刻的矛盾。“敌意”一词含有很深的基督教意味。“敌意”根源于魔鬼对美好事物的破坏性的无法根除的性嫉妒。北岛没读出来，这有情可原。从随后展开的讲座的内容看，北岛对里尔克的误读及其误读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两个地方：第一，以为里尔克意在贬低“生活”，“生活”是“伟大的作品”的对立面。“生活”对“伟大的作品”的出产构成了敌意很深的干扰和妨害。比如，北岛在后面讲到，人们很难想象里尔克有私人的房产，或是个大地产商什么的。北岛对里尔克的贫穷存在着一种奇特的东方式的理解。其实，他本该知道里尔克虽然谈不上富有，但并不贫穷；里尔克可以在由侯爵夫人提供的安静的城堡里从事安心的写作。他并未颠沛流离（他辗转于欧洲的大城小镇，或许只是作为一个诗人喜欢旅行生活对写作的激发）。里尔克倾心于创造伟大的作品，但他对生活也并不傻。如果说梵高是“渴望生活”，如果说王尔德是“我不想谋生而只想生活着”，那么，里尔克对生活的渴求则更甚。很难想象里尔克会说，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的必要条件，就是对生活（或环境或时代）保持“古老的敌意”。这里，我们已涉及到第二个误解。即北岛将“古老的敌意”从一种客观的描述，用于一种主观的反应。优秀的诗人和作家需要对时代、环境、物质、生存状态保持一种“古老的敌意”。里尔克表达的是对写作在人类命运中的一种深沉的观感，但北岛却将这种观感简化，弄成了一种批判性的文学态度。某种程度上，这种文学态度也是一种文学意识形态：即从立场上，针对时代采取“古老的敌意”，让它彰显出一种批判性的标记。总之，就是要不停地跟周围的一切“较劲”。
       这确实是“较劲”，但身为作家和诗人，假如他们的职业状态和历史姿态，就是无时无刻不停地跟所处的时代或母语或自我“较劲”，那么这“较劲”又何尝不是一种 “拧巴”呢。而且很难说这里面没有偏执狂的色彩。回过头去再看里尔克的态度。里尔克的伟大就在于他谈到了“古老的敌意”，但绝不会针对这一“古老的敌意”采取“古老的敌意”。里尔克不会将生活或时代视为一种敌意的化身，需要他处处保持警惕。



注：全文约21000字。这里是文章的四分之一。因为要在杂志上首发，根据和编辑的约定，不能全文刊出。敬请见谅。

全文见《中国诗歌评论》复刊号。2011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