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致花园一期:天涯观察第199期：为民工兄弟呐喊，春风快度玉门关

天下穷人是一家

“社会在进步，不合理的或者罪恶的制度在次第寿终正寝，被埋入历史的尘灰之中，我希望这种步伐快些，再快些……而且，我们不能仅仅靠等待，罪恶制度存在一秒钟，就可能导致悲剧的发生。”我们必须像郭昌盛先生那样高声呐喊，让我们的声音盖过献媚者的赞歌，给这时代注入良知的力量，让一切罪恶的不合理的制度在唾骂声中一个个走向终结！

4月中旬，深圳发文严禁大运会期间民工讨薪，否则追究刑责；而5月，血汗工厂富士康又炸又跳的，当然都与民工兄弟有关，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拿起我笔，为民工兄弟呐喊，写我在天涯里的良心帖！

以《宪法》的名义三问现实

民工即农民工，政治身份是农民，从事劳动是产业工人，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宪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我们执政党的党旗又是镰刀加锤子的组合体，寓意工农联盟，应该说，党是工人和农民的“民意代表”、“先锋队员”。

微妙的是，当农民和工人结合为一体，就处于非国民待遇了，同在一个国家体制之下，他们同国不同命；同在一个城市里，同城不同身；同从事一项工作，同工不同酬。

从他们脱离土地的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工作性质而言，民工确实属于工人，而且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有数据表明，民工总数2009年已超过2.3亿，在从事二产业的劳动者里面，占57.6％，非农业户口的，就是城市户口的劳动力反而只有42.4％了。

无论是民工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还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主体，都是弱势群体。他们含血的泪水悲愤地冲刷着一个神话，迫使它在这个被粉饰一新的时代露出其本来的罪恶和无耻面目，也敲打着这个时代仅有的良知：是什么在给民工打上了被奴役的烙印，迫使他们沦为一个新时代的奴隶？被赞歌包围起来的领导者为什么漠视一些奴隶制度的存在，漠视那些民工深受枷锁的折磨却不主动去帮助解开，给他们最基本最简单的做人的尊严？当他们被当做牲畜一样驱赶的时候，可有人想过倘若自己身处他们的境地，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可有人为这种歧视制度的存在而愧疚、自责？

一问。既然工农联盟是国家的基础，民工论其身份，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都无可例外地属于基础。对照《宪法》第一章第一条，面对如此的歧视制度，那么试问到底是哪个组织或者个人在破坏这个根本制度呢？

二问。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员同志们，目睹民工无处维权的境遇，那么试问在党旗前宣誓的先锋队员们，是为人民服务呢还是为个人投机入党？

三问。政府有四大主要职能，一是保障国家安全，二是维护社会公正，三是调控市场失灵，四是保障弱势群体。且把民工视为弱势群体，那么试问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和保障弱势群体采取了哪个有效的行政作为？

不可否认的是，民工身处最底层的社会地位享受非国民的待遇，从事着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工作。他们仿佛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甚至比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境遇更加悲剧！

莫非我们这个国家陷入“自我殖民”的泥淖？举目四顾，商场里满是外国品牌的服饰，街上奔驰的都是列强品牌的汽车，甚至连晚上ML都用列强品牌的套套……还有许多精英们——达官贵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在这个中国这个“殖民地”敲骨吸髓，豪富暴富，不少人早就光荣地成为某个国度的公民。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自我殖民”倾向明显。诚如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所言：中国农民数量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社会不是越来越公正公平了，而是越来越黑社会化了；法律越来越多了，但依法维权却越来越难了；进来投资的越来越少了，进来投机的越来越多了；归国奉献精英的越来越少了，移居海外并向海外运钱的“先富精英”越来越多了……

不暴我那根“杞国无事忧天倾”的青筋了，话归正题。

经济奇迹的创造者

当民工试图离开家园，改变命运的时候，承担着城市中最脏、最累、最贱的活，依然还是苦。职业，哪里最苦哪有我；办证，无尽烦恼无尽愁；劝返、遣返，让人心碎让人胆颤；清退，夺你饭碗让你回家没理由；健康，还有谁来关心；工资，拖你欠你没商量；歧视，心中无法抹平的伤……他们的身份与旧社会的包身工无异，工资低廉但还要时时起来进行讨薪。他们的血泪，成为这个时代的痛处。他们曾经想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政府却无动于衷，甚至污蔑他们，认为他们素质低，要认命。

哪一届政府，哪个地方政府，谦虚地承认民工付出的贡献？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经济活跃的同时，有一批最活跃的候鸟般迁徙者，他们就是建设者——民工。如果没有民工加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无穷大的生产力从哪里而来？正是这批人，长期漂泊在外，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却似工蜂般的辛勤劳动，为家乡寄回去一笔一笔钱，为地方建起一座又一座高楼大厦，为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贡献着汗水和血泪。他们的命运如此低贱，吃着难以下咽的饭菜，工作在尘土飞场的工地上或者暗无天日的矿井之下，睡在肮脏拥护的工棚里，还时常被苛刻的工头克扣工资，过年过节回家，还得在闷罐似的车厢里，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可以说没有民工的辛勤劳动，就是难以积累起巨大的社会财富，甚至无法支持达官贵人去法国制造“法国购物王”这顶桂冠。国家和政府应该饮水思源，俯下身去关心这群民工兄弟！

民工兄弟跟我们一样，都是父精母血，经过十月怀胎，来到这个世界，呼吸祖国的空气，经历着经济带给我们惊喜和迷惘。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有尽赡养父母的义务，都有供子女接受教育的义务，他们走出农村走向城市，都怀揣着美好而朴素的梦想：通过自己的劳动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美好。他们是我们兄弟姐妹，社会大家庭的一员。

返身于己，我们能确保自己祖宗十八代都是城市居民？俺就是一个进城的农民。俺有知识，而且一肚子的良知，分清青红皂白，知道感恩怀德，更知道要认真做事、踏实做人。我就是农民，我有农民情结，因为俺的父亲是农民，俺的祖上都是农民。如果在这个城市，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去种地，我绝对种出干净的粮食、绿色的蔬菜，用良心耕耘——真正的农民是不会昧着良心来糟蹋他人的健康。人生之于泥土，归之泥土。其实，你们这些城市居民跟我一样，或多或少都有农民的根，只是若干年前你们的祖辈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来到城市，成为了城市居民。中华文明很长一段时间是农耕文明，所以我们的血液里有着农民的基因。再说，退一万步讲，饮水思源，我们吃的粮油果蔬全都是农民辛辛苦苦地种出来的，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满足我们基本需求的农民。

当这帮农民因为耕地不能满足生活需求或者因为需要提高生活质量来到城市，我们难道有充足的理由来蔑视他们，甚至痛恨他们？

国家欠民工一个尊重

如果一个社会连劳动者都得不到尊重，这个社会一定是病态的。我们社会已经出现这样的现状：勤劳致不了富，成为社会常态；投机一夜暴富，成为社会情绪。事实，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出现不少病症。是人，谁都不确保自己没有病症，国家也一样。病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讳疾忌医！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出现了不少病症，比如说在财富和劳动之间，将天平倚向了财富那一边，默默地劳动常常遭来轻视的眼光和嘲笑。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盗，只要有钱，管它男盗女娼，你就是精英就是成功人士。事实上也是如此：“老板”们挥金如土，而劳动者的利益遭到漠视，长期超时加班，拖欠薪金，不少工人不仅毫无话语权，甚至还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相反，这些“老板”们，我们的政府却给予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头衔，政府也纷纷降低身价，为他们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比如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甚至包括帮助他们解决工人因讨薪而发生的“群体事件”。

“老板”们成为政府的座上宾，成为参政议政的“民意代表”，这也难怪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风气是投机者、剥削者捧为社会精英。这难怪我们这个社会经济上投行盛行、政治上腐败横行。

正是这个拜金主义盛行的社会里，男盗女娼成为了达官贵人，真正的建设者和劳动者成为了贱民！

更让人感到可悲的是，起着主导社会舆论的新闻媒体，在“功利型”、“八卦型”记者的舆论制造下，民工形象极度的丑化，诸如“欺骗、自杀、跳楼、爬塔吊、赌博、卖淫、强奸、抢劫、裸奔、讨薪、性饥渴，讹诈、偷窥、械斗、口吐秽言、赤裸上身、逃逸、不可求药、素质低下、馋嘴、手脚不净……”打开各大媒体报纸总有这样的报道：“民工长期性压抑，连续奸杀四名女子”、“赵薇浑身脏兮兮像民工”、“20民工集体偷窥女生洗澡”等等……以至于“你丫怎么跟个民工似的！”这样的话，竟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

我不能代表农民，或者代表不了民工，也不想学李大眼之流步刘萍之后尘，高调抛出参选当人民代表，免不了哗众取宠的。我不想成为代表，我只想成为农民的一员，或者说从未忘记自己是他们的中的一员，从我做起，和他们称兄道弟，坦诚地交朋友，倾听他们的声音，尊重他们的劳动，不把他们看成制度“边缘人”、城市“过客”。

关心民工，是一个时代的良心，一个社会的良知，一个政府的功德。

如果指望不了政府，指望不了制度，那就是从我做起吧，因为“我”可能是政府官员、可能是企业主、可能是平民百姓……要相信：无数的“我”，能够形成社会力量，一定程度上扭转社会的傲慢与偏见！

（一）工作条件

民工从事的劳动是工作条件极端恶劣，他们往往从事是的最脏最累的工作。无可否认，当一座大楼的立起，开发商只是拿到了这块地开发权、建筑商只是拿到建设项目的承包权，而真正用一砖一瓦去垒筑的就是民工。然而他们的工作条件是极其恶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2008年发布的《农村迁移工人的劳动保护问题》研究报告称，农民工劳动保护十分薄弱，53.7%的被调查者处在不良工作环境中，36.5%的农民工每周休息不足一天，心理健康状态不佳者达40%以上。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每天工作时间大部分超出8小时，每周的工作时间则超过44小时。有社会机构在深圳调查，民工平均工作每个月是26天，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是在11个小时以上。

每当夏天来临，总有一批民工中暑而身亡……

每当一次矿难发生，总是来自各地经济落后省区的民工……

每当听富士康血汗工厂坠楼事件，不是经理、厂长，又是民工的血……

正因为这种工作环境和劳动强度，使得民工的职业病较为突出，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足以说明这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民间将2009年称为“农民工职业病关注元年”。很多企业主把民工当作榨取利润的机器，一是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超时，由于饮食条件较差，缺少必要的休息，致使劳累过度，从而影响身体健康。二是工作环境差，“有毒”、“粉尘”、“噪音”、“潮湿”和“高空”甚至“放射性物质”等等严重损害到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很容易诱发如尘肺、苯中毒、铅中毒等职业病。三是民工对职业病漠视，或者说没有职业病的概念。由于民工的市场竞争力低，能够找到工作实属不易，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饭碗及其工资怎么样，工资能否及时、足额拿到手。而对职业病倒没在乎，或者说根本没有考虑到工作还可能导致什么病。从事一些高危工种，无异于与虎谋皮。

（二）劳动报酬

当身边的环境、当我们社会的财富以超英赶美的速度累积与变化时，民工的待遇还是没有变。因为他们是民工，他们命中注定低人一等，尽管他们创造了这一切，但他们只能生存在社会的最底端！

无可否认，我们制度规定得完美无缺，像美丽童话，而实际操作中，要么像皇帝的新装，赤裸裸的；要么挂羊头卖狗肉，反其道而行之。“按劳分配”是纸面上的说法，要么出现在政府的工作报告中，要么出现在学校的教课书里，而在实际薪酬制中，更多的按权分配、按资分配、按身份分配。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09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比上年增长5.7%。其中，800至1200元的占31.5%，1200至1600元的占33.9%。这个数据是否准确，值得商榷，笔者在担心是被高估。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2009年中国城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8858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月平均收入就是1571元。按此理推算，城镇居民月均收入与民工相差不远。以月均收入1417元计，民工年收入达17000元，扣除城市生活吃、住、穿、行的成本，乐观估计纯收入可达1万元，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那月平均收入只是430元，因此要想供子女上学特别是上大学，连交学费都成问题，这也是农民进入城市打工的主要驱动。如此说来，民工在工资待遇方面还算体面。实际情况是不是如此，就是个难解之谜。

实际情况即使是达到了月人均1417元，按照2011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民工月人均1900元左右，也能突破2000元。其实，工资上涨幅度实际没有追上物价上涨。

他们所付出的是血汗，讨薪难成为社会问题。2003年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为一位重庆籍农民工讨工资，为农民工的苦难而掉下热泪。

根据《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走维权之路成本太高，在资源匮乏，缺乏合法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的情况下，民工等弱势利益群体不得不采用如在联合打坐、集体拜访等施压性集体行动，甚至被迫采用自焚讨薪、跳楼讨薪、爬塔吊讨薪等等极端的方式来宣泄利益诉求。

而社会对于民工讨薪问题，似乎不予支持，认为是“群体事件”的主导者。明明是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恰恰被看成为社会添乱，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其实，在这一层面，最大的缺席者是政府。政府的职能应该是维护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站错了位，可笑更可悲的，许多地方政府视民工讨薪为不安定因素，广州亚运会安保演习的假想敌竟然是“讨薪民工”，而今天的深圳大运会禁民工讨薪，都说明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严重。正是政府的“误导”，致使“讨薪民工”被强力地视为社会大敌。

正是这种政府作为和社会风气，使得民工讨薪往往成了讨打。就拿2010年7月至8月间的几起“讨薪事件”说事：

2010年从7月底，广东东莞市东城区近200名装修工人拉着横幅讨要拖欠的工资，期间有两名工人被不明身份的黑衣人殴打。东城区政府信访办就此事举行协调会。在会上，工人提及被打一事，主持会议的信访办主任叶柱权却称“活该”。甚至拍桌子骂包工头的妻子为“泼妇”，并称工人拿不到工资是“交学费”。讨薪讨打是“活该”，维权维成了“泼妇”，讨不到薪是“交学费”。政府官员如此处理民工讨薪，如此冷酷无情，实在令人寒心。

也是这7月底，广东建粤工程有限公司的30多名工人来到该公司设在新会县双水镇的项目部，要求项目部发放迟迟未发的工资，不料老板郑宏武却纠集20多名打手，将“讨薪积极工人”一一扇耳光，才将工资发给工人，发工资后，这些打手又对“讨薪积极工人”进行围殴。果然是讨薪讨打，难道是活该吗？

2010年4月15日，在包工头的带领下，118名主要来自湖北的农民工赴西安承接包头至西安铁路联络线西安市临潼区新丰段的桥涵工程。工程完工后，农民工认为项目部没有按事先的承诺结清工程款。7月21日，在连续数天讨薪未果后，这118名农民工遭到300多名手持木棒的人围殴，30多名农民工被打伤，9人重伤。

……

很多人说，民工讨薪为什么不采用法律手段，通过诉讼的方式使自己的权益获得最终的救济。然而，对农民工来说，却是“打官司难，难于上青天”，这缘于司法救济效能的低下，也因为农民工自身经济能力的不足。主要问题是：

（1）诉讼程序繁琐。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必须先进入劳动仲裁程序，对劳动仲裁结果不服的，才能提起诉讼。算下来，农民工打一个劳动争议官司，最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现实中农民工打这样的官司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2）诉讼费用过高。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其发行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则成本最少要在5000元，最高将超过9000元。 可见，农民的维权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其维护的权利本身的价值，许多农民工会因诉讼费用过高而在诉讼维权面前却步。

（3）判决执行力不够。有些农民工“费时、费力、费钱”地打赢了官司，却落得空欢喜一场，欠薪单位往往以资金短缺为由，拒不兑现生效的判决。据《华商报》报道，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农民工们当街叫卖判决偿付万元的判决书，叫卖价只为万元。农民工叫卖判决书是出于无奈，但它折射出的问题是判决书的执行没有得到公权力的有力保障。

求诉无门，面对“为什么不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只是情况不明。要知道，民工的血汗钱，需要他“反哺”农村的家人，这些人做出如自焚讨薪、跳楼讨薪、爬塔吊讨薪，是无奈的抗争，最后的努力。而这最后的努力，被政府漠视，甚至当作不安定的因素来处理，严重说明政府的失德。

（三）社会保障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企业是要讲成本的，企业是要追逐利润的，所以不要指望企业为民工提供更多的服务。很多服务性的事情本来就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只因我们一些地方政府懒于服务，造成了公共服务的极不到位。或因减税让利招来企业，最后无力提供公共服务。

2011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说，至2010年底，全国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人数分别为2647万人、4335万人、1643万人、5580万人。以2.3亿民工基数计，养老保险参保率为11.5%，医疗保险参保率18.8%，失业保险参保率7.14%；工伤保险参保率24.26%，根本没有普及起来，大有一种“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凄惶。特别是养老保险，是解决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目前，参保率低下的同时，又出现退保率居高不下，民工集聚地珠三角，每到年底都会出现“退保”高峰。

为什么会出现退保？因为这个参保系统存在着最大的漏洞。为什么？这里有民工的原因，有企业的原因，也有政府的原因。民工对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缺乏信任，对自己以后能否享受养老待遇心存疑虑和担心。由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而农民工流动频繁，如果不能实现转移接续，多数很难达到该年限标准。有的地方还规定退休前5年必须到该地参保，这实际上把民工的养老问题排除在外。所以民工在离开参保地时普遍不愿将钱放在社保机构，一般都选择退保。这实际反映出农民工对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不了解和不信任。农民工所在单位多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乡镇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主要集中在建筑、餐饮、服装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用人单位为追求利润，千方百计减少人工成本，主观上也不愿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强调企业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只能维持低成本竞争，如果按照城镇企业社会保险办法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单位负担过重，担心会因此影响本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而一些地方政府对推进民工参保也有顾虑，主要担心缴费会影响本地的投资环境，把好不容易招商引资引来的资方吓跑了，从而影响本地的经济发展和为官一任的政绩。

民工流离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得不到基本的身份认同，因此很难受到社会保险的惠顾，他们成了这个时代的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农村把青壮年劳动力输送到城镇，城镇却将劳动后老弱病残人员送回农村，被排斥在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的民工，他们被迫从土地剥离出来，又融不进城市，他们非城非乡，亦城亦乡，非工非农，亦工亦农，是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

（四）受教育难

很多民工，挣钱一部分是补贴家用，另一部分当然是想供出一个大学生，从此摆脱民工身份。然而教育的费用，逐年上涨，工资呢居低不上，虽然这几年似乎有所提高，但总体形势还是比较低的。

目前，民工带上子女进入城镇生活，那么高额借读费、高考必须回原籍，这两点成为农民工子女异地上学的最大障碍。

主要问题是这样的：

一是城市教育资源的紧张。不是一般的紧张，连城市居民的教育都存在上学难的问题。而这批边缘人更是难上难。造成教育资源紧张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政府对教育投入热忱度不高，教育投入是消耗财政收入的，政府对房地产热情高涨的，是因为能从土地出让中获益，再加上房价的高涨对地方税收来说，又是一大贡献，唯利是图的政府，收获土地出让金和税收后才可以进行市政建设，比如搞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这些是政绩，而且某些官员从中可以获得一些灰色收入，自然是乐此不疲。相反对于一些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事业投入是迟钝的，如教育设施、生态环境等，因为他们注重的GDP。第二个原因是人口膨胀的造成的，本身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加上民工子女的进入，使得原本紧张的教育资源更加匮乏。

二是入学的门槛很高。教育产业化后，学校也日趋唯利是图，而且还出现一种趋向，那就是好的师资渐渐地向少数学校集中。一些师资较好的学校往往制定出种种限制，大有一种拒之于门外的做法。入学可以，有钱有房就可以进来，对于民工微薄的工资而言，数额不菲的借读费、赞助费让他们望洋兴叹。

三是一些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条件差、教育质量低。

（五）社会尊重

比工作、生活艰苦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寂寞、被歧视。

社会对民工缺少必要的关怀，处于普遍歧视的状态。主流文化也以取笑民工为乐，将民工作为一种取笑、挖苦的对象，看看每年的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或多或少可以找到取笑民工的影子。

民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被侵害的事屡有发生。民工缺乏“利益代言人”，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无法以集体的力量与雇主相抗衡。可以这么说，我国的民工的地位还不如他国的难民。

有文章指出：“南非当年的通行证法就规定，黑人必须持有通行证才能找到工作，如果检查时拿不出通行证，那就意味着罚款或者坐牢。面对这种情形，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官员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这是白人对黑人的歧视！那么我国各地都在盛行的暂住证制度呢？当我们批判美国资本家住在豪华别墅，而穷人却只能露宿街头时，大概没有多少人会知道，依照中国的规章政策，穷人连露宿街头的权利都没有。更有甚者，昔日，安徽凤阳尽管‘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但是‘奴家没有儿郎卖’，至少还可以‘背着花鼓走四方’。可是，到了新中国，背着花鼓走四方流浪乞讨成了违法！”

这批人在城市里生存着，但是他们离城镇的距离还很远，特别是在房价虚胖的情况下，对广大民工定居城镇，那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只是海市蜃楼。

为民工兄弟呐喊

按照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思想，文章本该有个漂亮的尾巴，回答如何改善民工现状的。原先，我是踌躇满志，陈列了四条意见，不过反复思忖，觉得要么是老生常谈，要么就是陷于纸上谈兵，要误人子弟的。比如所谓的解决办法，听听专家的意见，都很专业，很完美，听听政府的宣讲，都很惠民，很堂皇，比如那个城乡统筹发展，结果呢，城乡还没有统筹起来，官民倒是紧张起来，上演一出出政府强征强拆圈占土地的闹剧……所以还是都不提！

其实，消除社会隔阂是迈向社会文明的第一步，不如就从尊重民工做起，能够设身处地，把身子放在他们中间；能够感同身受，把心放在他们中间！写到这里，我完成自我的救赎，终于明白拯救民工，不如说先拯救我们自己，抛弃傲慢与偏见，抛弃习惯性的漠视……

当然，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除了民工，还是更多人需要我们关注，比如说即将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面前放着这么大的就业鸭梨，绝对需要细嚼细咽，慢慢消化，对他们来说何止这个鸭梨，还是购房的鸭梨，他们眼前有很多鸭梨……这些鸭梨是谁给他们的？如果制度不好好设计，大学生也将面临比民工更凌厉的生存鸭梨！

不如在天涯杂谈开个口子，大家一起来“臭皮匠”，商量对策，就围绕民工还有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用我们最大的善意说出“我们想的”、“我们要的”，因为这事关到祖国的未来、最普罗大众的福祉……（如果你爸是李刚，欢迎绕道而行！）

结束语

从来没有救世主，天下穷人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