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养成师隐藏章阅读:段建中：人非要有信仰吗？

 人非要有信仰吗？ 段建中         陶世龙先生在他的文章《信·信仰·信仰危机 》中说：中国社会缺少的是“信（誉）”而不是“信仰”，对此我深以为然。        那么，人活在世上是不是非要有信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查查字典，看看信仰是个啥东西。         新华词典对“信仰”的解释：对某种宗教或某种主义信服﹑崇拜而奉为言行的准则。在朗曼词典上，“信仰”大致是这样解释的：①不基于证据（proof）或理由(reason)的信任；②对上帝的忠诚与信任；③对宗教的强烈信任。         也就是说，当某人“信仰”什么时，或者说他/她有了所谓“信仰”时，就不应该打破砂锅问到底地把被“信仰”的东西了解个底朝天，尽管“信”就是了。换言之，信徒没有对此质疑的权利，否则心就不诚了。就像“轮子功”里把光年说成是时间的度量单位，你也必须认为它是对的。想在信仰的问题上搞“不近人情”的理工科式逻辑推理，恐怕是对神灵的不恭或亵渎。         既然信仰是这么“定义”的，那么一个人有没有信仰也就不那么要紧，和一个人的幸福﹑成功﹑快乐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通过我们对身边人群的观察：“信”了什么的人未必就活得比“啥也不信”的人滋润。我认为，作为普通人只要能认真恪守“不损害他人利益并在法律范围内行事”的准则就已经实属不易。即使某人自称信仰哪个神或什么“主义”也未必不是强自己所难，或者为了暂时达到某个实用的目的而言不由衷。作为常人，谁能不折不扣地把他/她所“信仰”的东西变为“行为之准则”吗？可能性很小！比如：鲜有人能做到“当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首先舍弃个人利”’；更高层次地，“为了主，我随时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在这里声明，本人对“信仰”者绝无任何不敬，因为只要不违法，不损害他人和国家利益，人家爱信啥是人家的权利。同样，没有“信仰”的人也有资格议论“信仰”这类社会现象，哪怕他/她是在“胡扯”。         我曾经与梵蒂冈的一位神学院学生（欧洲人，以前在英国某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交往了一段时间。每次见面的主要节目是在酒吧里辩论神的问题。他的说法是：我每次都很想和你见面，但又怕和你见面。为什么？因为我每次都用所谓的理工科式思维逼问神的教义中的一些经不起逻辑推理的说法。比如：上帝到底在那里（Where is God physically?）？他的耐心，优秀的口才以及旁征博引最终也没有能说服我。我说，你为了一个虚无飘渺的所谓信仰，竟然抛弃科学，他说：自然规律也是上帝早已经设计好的，人类不过是发现和利用它罢了。我说上帝既然那么仁慈，干吗不直接告诉我们所有的自然规律，省得地球上的人蛮干？一个自己也说不清的所谓信仰，他却要为此献身，这使我很不理解。         我不敢否认世上确有真正为“信仰”而活着的人。但我见过的﹑号称信仰什么的人能有几个虔诚者（据刚才提到的那位神学院学生讲，老外的大多数也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特别是那些高喊对某类主义而奋斗终身的人，恕我直言，几乎没有。即便有也多是些口头信徒。我到不认为这些“口头革命派”是彻头彻尾的两面三刀，而是被世人美化过的“神”和“主义”说的某些话有悖凡夫俗子之本性﹑是镜子里的烧饼﹑并且也极难践行。         欧姆定律用不着任何人美化（搞个‘欧姆神’什么的），也用不着哪个政治团体号召人们去信仰，它却天天为我们忠实地效劳者，而且这种“效劳”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所以科技工作者自然就严格地﹑自觉地遵守它。如果有人对欧姆定律的正确性提出异议，我们还可以随时随地﹑理直气壮地验证它的真假，而不象神，你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他/她在哪里。一言以蔽之，作为理智的现代人理应崇尚‘遵守客观规律’的行为。那些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相背离的﹑人为创立的“神”以及“主义”之类的东西是害人的毒品，信仰者染上毒瘾后，自个儿的行为有时候就由不得自己了，轮子功信徒的自残镜头是不是还历历在目？         其实，让众人信仰某某神或某种理论的人，往往是想从中捞到些好处。水泊梁山的头儿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是想说明他是“天神”派下来领导众英雄的，然后借助好汉们的力量实现自己“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目的。希特勒抛出的“日耳曼民族至上”论，也无非是想实现他变态的疯子目标：称霸全世界。
 
       那么，一个人没有信仰是不是就会精神空虚？         在我看来，所谓“精神空虚”实则是“行为空虚”，也就说，没啥可干的。如果“无事”并且连“非”都生不出来，人自然感到“虚”，但这和有没有信仰不搭界。因为如果只要“信了什么”，人就可以永远“精神爽”，那就不存在传教士一遍又一遍地劝人信神的事儿了，芸芸众生肯定会抢着去庙里抱“神”脚。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说不出什么理论，但根据我的生活经历，一个人如果手头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在做，我想他/她是不会感到空虚的，因为任何精神总是依附于你所处的“生活实在”，抽象地谈“精神空虚”或“精神充实”没有意义。         恐怕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由于家庭不和﹑被男/女朋友抛弃﹑失业等种种原因，一段时间不知道该干什么，处于“失去了目标”的状态；于是心情郁闷，抓耳挠腮，似乎成了社会﹑友人以及亲人的弃儿。这时候非“空虚”不可。要想重新“实在”，求神是不顶用的，“信仰”也未必能帮上忙，摆脱这种困境的实用办法就是找“有意义的事儿干”并自我调理：世间之事十件难有九件随心；人一生本来就应该不断地面对和克服困难。         有人说，中国骗子遍天下，人和人之间难有诚信，原因就是人们缺乏信仰。我认为这是扯蛋。         中国人缺乏诚信，根子是官说话不算数﹑法律有时候不但不顶事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怂恿”骗子。“没有刁官，哪来的刁民？”这是一位河南农民反抗迫害他的县委书记的话，着实骂到了点子上。君不见，到处是政府欠下的债，从而导致包工头克扣民工血汗钱；导致饭馆子里收了一大堆白条子，只好倒闭了之；……。我敢断言：啥时候官府一言九鼎了，民间的信誉也就自然有了。啥时候法制健全了，大骗子小骗子都能被重罚了，人和人之间也就讲诚信了。如果没有这些，你就是把关老爷之类的神贡在家里天天拜，也招不来诚信。         “思想混乱”是不是很可怕? ‘思想混乱’是因为没有信仰造成的吗？         首先，“思想混乱”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世上的各色人等千差万别，思想本来就应该“混乱”。“一娘”还生“九种”呢，更何况是几亿个“娘”生的“种”，如何能让他们每个人的想法“高度一致”？正因为“思想混乱”，这个世界才五彩缤纷，才充满了活力，才有无限的创造物供我们享用。所以“思想混乱”的提法应该换成：思想活跃。如果把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说成是“思想混乱”，那么，这种“思想混乱”势必对国家的创新大有好处？         不用说，试图造就“思想不混乱”世界的人，无非是要为专制者独裁统治的顺利实施驯化愚民，让贱民们的思维永远定格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画面里，至于“前进”了以后要干的事情是不是于民于国有利，你就不能问了，因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事实证明，这样驯服国民国家是要崩溃的。“死人”世界是独裁者的乐园，是大众的炼狱。         也许有人说，信“善”总没有错吧！是的，没有错。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律惩治恶人，“善”只靠“信仰”是盼不来的。君不见，有多少作恶多端的政客﹑不法商人不是照样善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句话其实是千百年来无力惩治恶人的弱势群体的一种自我安慰。骨子里还是在企盼有一个“神”为他们声张正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还远远没有在国人心里扎下根。         说了半天“信仰”的“坏话”，难道人就啥也不该信了吗？         不！人应该信科学（即科学家发现的自然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比如自由﹑平等﹑博爱﹑法制等）；人应该信自己的命运主要有自己掌控；人应该信我在这个国家里即使是一粒沙子也有伸张自己权益的资格；人应该信是百姓养活了官员而不是官员恩赐了大众；人应该信健全的民主与法制才是人们幸福的根本保障。理智的信是必需的，而信仰却是有害的，因为“信仰”不允许你“讲道理”。我们周围信迷信﹑鬼神﹑风水的人依然很多，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人对信仰――“不基于证据或理由的信任”没有清醒的认识。         引文出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信仰·信仰危机 陶世龙         中文本来只有“信”字而没有“信仰”这个词。        信仰是佛门中语，手头有本1948年版的《辞海》，在“信仰”一条下注释得很清楚：“深信三宝而钦仰之也”。还有出处，唐译华严经：“人天等类同信仰”。也说道後来使用的范围扩大了，“凡所钦仰皆用之”，对“信徒”这一条便解释为：“对于宗教有信仰者之称，近称信仰某种主义者，亦云某主义之信徒”。而不管怎么说，这是翻译时借用了原来的信字，中国的“信”与宗教中的“信仰”不是一回事。        中文里的“信”字，铸造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金文）中就有出现。        汉朝许慎编的字书《说文》，对“信”字解释为“诚也，从言从人”。但金文的信字，是取人与长管乐器的形象构成，文字学专家解释为乐器是政府用它吹奏起来召集众人的，表示在大庭广众中公开说的话才可信。（见上图，据许进雄：古文谐声字根，1995，台湾商务印书馆第一版）        商鞅“徙木立信”大概就是在这种场合宣布的。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信”是“是做人的根本，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作为一个人，必须言而有信，即讲信用，所以有“一言九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些说法。作为一个国家，更必须上下左右大家都讲信用，互相信任。民无信不立。做君主的，更不能失信于民，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覆灭的故事便是告诫“天子无戏言”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信仰是一种宗教语言，现在世界上一般还是如此认识，所以我用雅虎中文搜索“信仰”二字，出来的网站都是“宗教”一类，计1176个，基督教最多，598；佛教也不少，454。其他宗教办网站的就很少了。这个数字包括全球华文网站，使用简繁体字的都在内。如仅是简体字的，总共只有261个。这大体上反映出，在中国，信仰最热的地方在台湾省或者还有香港。这些地方和西方也有讲“信仰危机”的，指的是人们不那么相信宗教了，而不是说对某主义或某政党失去信任。        将信仰扩展到以某主义乃至某领袖为对象，不知道是不是属于中国特色，在我还小的时候就开始了，1948年版《辞海》说的“近称”就是由此来的。        信仰是绝对的，对主义和领袖也搞信仰，这一来，自己无须开动脑筋，有领袖在那里思想就行了，我的同乡康泽就是推行这一套的积极分子，那时他曾回到老家一趟，其言行举止曾使乡亲们瞠目结舌，还有点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可能是邹韬奋，写过一篇“领袖脑壳论”，着实挖苦了一番。共产党人当然更是要反对将信仰扩展到主义甚至领袖人物，因为这明显地违背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         1948年我进了北大，同学中的地下党员冯钟广，邀我参加去他组织的学习小组，学了普列哈诺夫的《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还有剪伯赞的《中国通史》、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这些书，让我们根据历史去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该怎样走，自己去作出判断。         1949年暑期，我参加北平市大中学生暑期学习团，在那里听了许立群、孙定国、杨甫等多位理论家的讲课，还有一些领导人的讲话，都是这个精神，特别提到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当宗教是错误的，有的人甚至是恶意的污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是列宁说的)，宗教与马克思主义怎么能是一回事呢。结合中国实际，还批判了报恩思想，说这不是科学的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些话，几十年了还记得。        因此，当我在2002年7月3日10时零5分将“信仰危机”四字输入google搜索，一下子出来3170条，其中相当一部分把今天不少青年人失去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称之为“信仰危机”不禁愕然。        有的说得很明显：甚至说“信仰危机是当今中国社会各种危机的源头”“...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多年，毁掉了中国民间的传统信仰，企图建立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彻底宣告失败...”（美国中文电视5月23日消息）当年说的“恶意的污蔑”大概就是指这一类。        有的说得比较含糊，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综合研究课题组马列所分组《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这篇文章中说：“‘信仰危机’的断言决非危言耸听”，但使用的词是“信念”而不是“信仰”；中国社会科学院另一些专家，说“一定程度上的‘信仰危机’不可忽视”，加了限制辞，也似乎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这条底线，但同时又在说“一旦广大共产党员失去了共产主义信仰，一旦共产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社会主义巍巍然兮大厦之将倾！” ，还是把应该是科学的认识当成信仰了。（1999年11月9日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张茂民）        田柯，大概是位作家吧？他不同意有什么“信仰危机”，称之为信仰多元化，即“现在的青年，有信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有信科学精神的，有信教的，等等。”（田柯五四前夕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问）科学也被一锅煮了。        也有称之为信仰的多样化，科学、真理、民主、自由、生活、乐观主义、正义、拜金主义等等都被列入。（两代人的信仰  首都经贸大学报，2000年7月15日）“必须努力学习科学理论，社会和国家也必须加强科学信仰的教育”。（信仰：人的精神追求199/03/12光明日报，许启贤介绍刘建军著《追问信仰》）        刘吉教授在与大学生纵论成才报国时，许多话讲的不错，但也在说，“目前确实存在一种信仰危机。”。        这“信仰危机”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刘吉没有明确的解释，但他说过“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但不是说共产主义很快就可以到来。对共产主义来讲，谁也没见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也只是一种设想而已。”“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从这些话来看，他说的“信仰危机”也是指有些青年对共产主义不相信了。（南大报773期）        北京一所大学就“我们的信仰”进行问卷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于信仰已经淡漠了，信仰危机确实存在。”问卷里的“信仰”问的就是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两代人的信仰  首都经贸大学报（2000年7月15日， 总第39期）        对“信”、“信任”、“信用”、“信念”、“信仰”、“信仰危机”讨论了这许多。有点咬文嚼字了。但我以为弄清了这些词的含义和它们之间的区别，并非无足轻重，无论如何，总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混同起来。        其实今天许多人说的“信仰危机”，如张祥平所说的：不少干部不勤政，不廉政，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甚至贪污腐败；不少知识分子不求真，不知耻，吹捧关系，打压异己，甚至参与瓜分民脂民膏；不少企业经理而不守约，不守法，钻营取巧，甚至坑蒙拐骗；这三种人恶性示范，上行下效，导致全社会信用缺失，不但引发商业活动中普遍性的信用缺失，雇主与雇员之间同床异梦，而且导致犯罪数量急剧上升，案均规模迅速扩大，恶性程度逐步升级。（信仰危机：君子学海盗，总也学不像  ）原因复杂，不见得就是缺少信仰，不信马列主义或不信上帝的人未必干这些坏事，有信仰的人干的未必都是好事。这些问题的治理，需要道德与法，而不是靠什么“信仰”。中国远古的以巫治事，西方的政教合一，后来都分开了。今天还想用信仰来求得社会的平和安宁，恐怕也是缘木求鱼，因为要把所有的人都统一到一种信仰下，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存在“信仰危机”的说法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乌杰指出：所谓“信仰危机”，只有宗教家才觉得可怕，对于科学的哲学来说，由于实践赋予活力，根本不存在“信仰危机”，“信仰危机”是宗教的专有名词。当今社会有不少的人借用“信仰危机”这一名词来说明对科学理论的呼唤，这是可以理解的。（乌杰网络学院——系统辩证论） 香港神学界有些人的看法，则甚有新意。他们说“大陆近年来的确有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称之为「信仰危机」也未尝不可。”但“精神空虚焉知非福？”“精神空虚也可以有他解。经上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Poor in Spirit)亦可译为「精神空虚」。它是一种抛弃成见、对真理敞开胸怀的境界。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大陆学术界正在以空虚的心灵纳福。”而“真正的学术界之为学术界，恰恰在于它的科学精神，在于它的理性精神，在于它的不轻言信仰。而中国大陆目前的学术界也正逼近这种「真正的学术界」。在这样的意义上，是很难说甚么信仰危机的。”（神学与文化的互动──浅谈香港神学界对所谓「中国亚波罗」现象的喜和忧，李秋零）        对他们这经，我不大懂，而这些话，如作为一种哲学语言来理解，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我看到颇多的文章中都在感叹改革开放前人们有信仰，社会风气好，但完全忽略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对人，对人性造成的损害，忘却了那时成千上万的人受到的精神上肉体上的迫害乃至消灭，而这一切悲剧的产生，恰恰是因为有信仰的作用。        杨叔子院士为中国不曾有一部相当《圣经》或《可兰经》那样的经书而感叹，但这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很值得研究。杨一之先生指出的，中国人没有宗教的偏执狂，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也没有教派间千百年仇杀的情结，我看与没有这样全民投入的经大有关系。        其实历来就有人要把孔子或老子的学说当成宗教那样树立起来，但这种作法本身就与孔子、老子的学说矛盾，并未见效。因此我对杨院士提倡读《老子》《论语》其实并不担心。其实应该说这样的“经”一度是有过的。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曾天天读，杨院士大概也有此经历，可能也觉得这本经不大好念，才想起了《老子》和《论语》。        对“信”和“信仰”等词语咬文嚼字一番是有必要的，不能将两者混肴起来。我以为，中国社会缺少的是“信”而不是“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