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小说的特点:漫谈中国古代学生运动的极盛时代

2010年05月19日 09:41 东方早报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不过，古代学运最令人神往的时代却在两宋，《宋代太学生》就是为了证成我国大学生运动“盛于宋”这一结论的。原书俱在，可以覆案。对此盛况，邓序有一段概述：
靖康之难，陈东率诸生伏阙上书，请立诛六奸，以谢天下，义声著于今古。南渡以后，每遇国家有事：若和战之取舍，宰臣之进退，太学诸生振奋之辞，往往操持其间，号为清议。君相虽尊，莫之敢违，违则士论哗然。直谅之风，绵历百余年而不息。
论及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的起因，黄现璠列举四端：强敌之压迫；朝臣之懦弱；小人之恣虐；舆论之援助。这些固然言之有理，但满足这些条件的并不只有宋朝，为什么其他朝代未见学生运动“绵历百余年而不息”呢？
唐宋之际社会变动的深刻内容之一，就是庶族官僚地主取代门阀贵族，成为统治阶级的主体。宋代“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政策，向不同阶层相对公平地开放了仕途，作育出一个非身份性的士大夫阶层。随着宋学的兴起，“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语）与“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主体价值，逐渐成为士大夫的思想凭依与行动准则。宋代流行的天子当“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有力标志着士大夫自觉意识的空前高涨，以至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推许：“宋代是士阶层在中国史上最能自由发挥其文化和政治功能的时代。”
而立国伊始，太祖誓碑确立“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在君主专政时代不啻为言论相对自由撑起了一把绿伞。任何时代，思想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源头，而言论自由则是思想自由的表现。反观陈寅恪推崇“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士大夫是思想自由的社会主体，而不开杀戒则是言论自由的政策保障，两者在立国百余年间推挽鼓荡，终于养成了士大夫的敢言之气。宋代太学生不怕开除，不怕入狱，敢于说真话，与肩负监察重任的台谏官不怕撤职，不怕贬官，特别敢说话乃同出一辙，共同勾画出有宋一代在言论自由上的风景线，这一重要原因不容忽视。
按照宋代教育科举制度，太学生一旦完成学业，就能出仕为官。于是，作为士大夫的后备梯队，在他们看来，自己既然将与天子“共治天下”，理所当然就是社稷安危、生民利病的担当者，自应与国家政权休戚与共。每当 “国家有事”之际，他们之所以怀“直谅之风”，倡“振奋之辞”，甚至不惜身家性命，就是责无旁贷地把国家之事视为份内之事。正是这种责任感的驱策，才能使得宋代太学生的士论义声“绵历百余年而不息”。
宋代太学生不把自己当外人，视国家为自己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
黄现璠指出，宋代学运“自徽宗大观年间始”。大观中（1107－1110），太学生李彪目睹弊政，准备上书，宰相蔡京接到密报，将其“付狱推治”。其后，朝廷大兴花石纲，太学生邓肃献诗讽谏，蔡京向徽宗危言耸听：“不杀邓肃，恐浮言乱天下。”徽宗朝政污浊毋须词费，但他却说：“这倒是个忠臣！”只是取消了其学籍，放归田里，这与他还记着太祖誓约似乎有关。也就是说，北宋在徽宗以前，言论环境还算宽松；而徽宗君相对言事论政的太学生或开除学籍，或投入大牢，虽杀戒未开，言论之网已然收紧。
但邓肃事件未满十年，宋高宗就对太学生陈东开了杀戒，这事还要从靖康元年（1126）金军兵临城下说起。当时，主战派李纲临危受命，正领导着东京保卫战，宋钦宗却听从主和派的妄言将其罢免。陈东率千余太学生伏阙上书，军民不期而至者数万（一说十余万），要求重新起用李纲。钦宗被迫让其复职，安抚请愿的学生与军民。尽管宰相李邦彦等诬陷陈东“意在生变，不可不治”，也企图将伏阙学生逮捕处死，但终未得逞。黄现璠因而称颂“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以此次最为激烈，亦最有价值”。
不过，这次学运仍未能挽救北宋的覆亡。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一度任命李纲为相，藉以招徕人望。李纲力主抗战，与高宗立意逃跑南辕北辙，任相仅七十五日再遭罢免。太学生陈东再次上书，要求罢黜投降派宰执黄潜善与汪伯彦，再相李纲。同时上书的，还有另一布衣士子欧阳澈。这次，高宗违背祖训，断然开戒，将二人斩于东市。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唯恐陈东为复用李纲，再次激起靖康伏阙式的民变，动摇成立不久的南宋小朝廷。
然而，陈东的冤魂却成为宋高宗挥之不去的梦魇，以至于一再假惺惺地表示痛悔。绍兴四年（1134），他封赠陈东、欧阳澈，诏书说得既沉痛，又诚恳，译成语体文大致如次：
古人都愿意做良臣，而不愿意做忠臣。只有你陈东，你欧阳澈，恐怕立意要做忠臣吧？即便如此，你们倒不失为忠臣，但天下后世却要说朕是怎样的君主呢？至今八年，一饭三叹。追赠美职，岂是恩典！用来弥补我的哀痛，用来彰显我的过失。让天下后世之人，知道自古饰非拒谏的君主，恐怕还不至于像我这样追悔罢！
虽然躲躲闪闪，还是承认了自己有过失。但一转身，他就把责任完全推给了汪伯彦（其时黄潜善已死），不妨也将其责罚汪伯彦的制词语译如下：
难道我刚下自责的诏书，就发归咎的文词？但人们都说你执掌枢密大权，担任辅佐重任。你建议的，我就听从；你辅弼的，我就照办。你应该考虑让皇帝耳聪目明，怎能顾忌那庶民论事议政？让人主蒙上拒谏的毁谤，而朝廷背负杀士的恶名。你仰对君父，有何面目？
高宗还通过官修史书强调他误听了黄、汪的挑唆，无非企图从历史的耻辱柱上挣脱下来。
但恶例既开，其后南宋统治者在镇压太学生运动上就无所忌惮。对上书言事的太学生，不仅韩侂胄、丁大全与贾似道等权相或“捕置之狱”，或“押送贬所”，把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权相史弥远更毫不手软地以“叛逆罪”处决反对其专政的武学生华岳与反对其废立的太学生潘壬、潘丙。不仅如此，这一事件实应视为刘子健所揭示的中国转向内在关键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君主政体在宋高宗朝开始转入独裁模式，即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其他官僚与知识分子（参见2009年12月20日《上海书评》所刊拙文《变革之门何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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