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巧对文言文翻译:老百姓“老不信”，拿什么拯救信任

一、现状骨感：老百姓变成了“老不信”

　　【老百姓，“老不信”】

　　（一）政府让人“老不信”
　　民间对官方的不信任由来已久，甚至习惯成自然。养成了“老不信”的局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对官方数字不信任，认为数据造假，“被幸福”、“被就业”、“被增长”，原因自然是政府的很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指标和统计数据，是按地方政府需要而调整的，缺乏可信度；其二对政策不信任，原因自然是政策制定要么不切合实际，要么被特殊利益所捆绑，而且“换一个领导换一种思路”，朝令夕改，无法信服；其三对行政行为不信任，而冷漠于公共服务，对民众的正当利益诉求往往置之不理甚至有意压制；其四认为政府滥用权力，政府言行不一、自食其言，原因自然是该抓不抓，抓不出成效，比如反腐不力、行政不作为、群众反映问题处理慢或不处理等等，相反不少官员却娴熟应用权力贪赃枉法，进行权钱交易。如此，自然很难令人信服。

　　（二）社会机构让人“老不信”
　　与政府机关不让人信服外，各类社会机构也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比如中国官方主导的慈善机构，借慈善之名，行买卖之实。红十字会深陷“郭美美事件”， 一个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女孩微博炫富；慈善总会则深陷“三重门”——“诈捐门”、“发票门”、“卖药门”层出不穷；青基会则深陷“卢美美事件”，在本国儿童上学还未全部得到保障的情况，与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合作希望工程推广到非洲去……这些在政府公权主导并运营的中国慈善机构公信力降至冰点。

　　再比如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化机构——故宫，今年5月以来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中，频频爆出“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哥窑门”、“瞒报门”、“屏风门”、“拍卖门”、“封口门”、“门票门”、“古籍门”十重门来，让人们对这个一向视为文化圣殿的文化部门由“难以致信”也变成“老不信”！

　　医疗机构则更是“老不信”，就广东一地为例，频曝医患不信任事件：深圳凤凰医院发现产妇肛门被缝事件即“缝肛门”、 深圳儿童医院“8毛钱治好10万元疾病”的“八毛乌龙门”、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家长“句句录音”医生“步步签字”的“录音门”、佛山南海区红会医院“活婴当死婴处置”的“死婴门”……医患关系高度紧张，互不信任的情绪越来越浓重，矛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三）企业让人“老不信”
　　人们对企业商家的信任度就更低了，不说别的，就说说食品企业，三聚氰胺、瘦肉精、化学火锅底料、地沟油、染色馒头、双氧水泡肉、假疫苗、重金属等等，时不时曝出谋财又害命的“产品”来。且不说那些小摊小贩那些假冒伪劣产品，就连大企业也是令人难以相信，比如俏江南的“回锅油”、健力宝的“假金罐”、三鹿集团的“毒奶粉”、 双汇的“瘦肉精”冷鲜肉、最近广东的蒙牛不合格雪糕……处处惊心。对我们最直接的冲击力，就是“餐桌危机”——一杯奶、一勺油、一条鱼、一块肉……食面埋伏，人们早已杯弓蛇影，坐立不安。

　　（二）市场经济失信
　　1、商务诚信违约常态化

　　中国企业缺乏必要社会公德的，商务诚信令人堪忧。企业与企业之间往往是非现金交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赊销。统计显示，我国企业坏账率高达1%至2%，且呈逐年增长势头，而相比较下，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坏账率通常为0.25%至0.5%；我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50%；我国企业对未来付款表现缺乏信心，近33.3%的企业预计情况将“永不会改善”。另据商务部统计，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

　　政府在市场准入、市场监管、信息反馈等许多方面缺乏完善的制度，在对失信者处罚力度上还缺乏有效的措施。失信成本包括失信行为本身的成本以及受法律惩罚的成本、受舆论批评的成本和受良心谴责的成本。信用缺失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经济活动主体是否选择违约，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当违约所带来的收益超过守约所带来的收益或失约所产生的成本时，经营者便会选择违约。

　　在征信成本高，而失信又几乎没什么成本的情况下，违约、造假、欺诈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2、产品国家标准混乱失范。

　　产品标准是大众认知产品性能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成了被个别机构或企业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橡皮绳，那就危及到整个社会的安全隐患。这几年来中，已经发生过强势食品企业绑架政府机构让“新国标发生倒退”的事件。而且中国的标准相当混乱，内外不一。知名厂商苏泊尔80多款产品被哈尔滨市工商部门查出不合格，并被强制下架扣压，苏泊尔强调是检测标准不一样；思念水饺被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后，思念公司则表示，“按照新的即将生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我们被检出有问题的水饺金黄色葡萄球菌含量是达标的。”2009年9月以来美国强生公司产品召回的次数22次但均与中国市场无关，强生表示,目前在华销售的非处方药品均由上海强生制药工厂在上海生产均符合中国国家标准。

　　至于一些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产品，流入市场，那根本就不顾标准了，简直是在谋财害命了。中国产品的假冒伪劣盛行，这一方面说明企业见利忘义，缺乏社会公德，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监管不力，尸位素餐，缺乏社会责任。

　　3、权力对商业长期的渗透。

　　中国的市场经济有着明显的权贵经济色彩，许多企业往往将政治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而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得到“政治的庇佑”，也就是出现了权钱交易现象。比如吉林总投资23亿元的重要铁路项目，竟骗子承包厨子施工；一个在全国受到广泛关注并被云南省环保厅要求停产整治的严重污染企业，竟在未满足复产条件的情况下恢复部分车间生产，并将试图阻止其复工的部分村民打伤。这样的做法不仅触犯了商业规则的底线，也是对法律的公然践踏，不知当事单位底气何来？底气也只能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来解释。


　　（三）媒体失范，舆论捆绑真相

　　众所周知，媒体报道应走上以“真实讲述”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新闻专业主义道路，而我们的媒体有些则走上了以“制造轰动”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新闻娱乐化道路了。现在，许多热衷于炒作的媒体往往抓住一个热点或话题，按照自己的理解，大肆渲染、炒作、批判，极少去思考事实的真相、舆论的影响。这样的行为，往往给被报道的个体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结果只是徒徒增加人们产生“受害狂”的习气。

　　比如南京彭宇案发生后，各地凡是发生的类似事件，媒体纷纷冠之以“彭宇案”，诸如郑州彭宇案、天津彭宇案、山东彭宇案……媒体不管案件真相如何，只要存在双方争执，无不以“彭宇案”冠之，用意自然是想用“彭宇案”联想效应引起社会关注，但是这无疑误导舆论，绑架真相，弄得天下尽是“彭宇案”，而人人自危！

　　再如最近造成医患不信任典型的案例，媒体导演了“缝肛门”和“八毛门”，从而加深了医患双方高度不信任的社会风气：

　　2010年深圳凤凰医院“缝肛门事件”：当地媒体听信产妇一边论调：因为嫌红包少，一个助产护士把产妇的肛门封缝上了。于是，媒体认准这是“喜闻乐见”的新闻，便全力热炒，一时间群情激奋，各路媒体带领正义的群众，对助产护士口诛笔伐。然而，事件并未按照媒体既定的“喜闻乐见”的方向进行。首先是助产护士死不认罪；其次是专家鉴定无缝死肛门证据。媒体还嫌不过瘾，便又把专家们身份给曝光，将舆论导向引向谴责专家。最终结果依然没朝着“喜闻乐见”的方向进行，法院认定产妇家属诬告，反赔偿助产护士3万元！

　　2011年深圳儿童医院“八毛门”事件：一新生儿生病，家长带患儿到深圳儿童医院就医，医生诊断称需花数万元做手术，家长拒绝后将孩子转到另一家医院，声称花八毛钱就治好了病。媒体于是先入为主地将这一事件当成了“医院以高收费盘剥患者”的典型，大肆宣传，顿时医院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骂声遍布网络和新闻。可不久后孩子病情再恶化，家长将孩子带到武汉的医院，诊断结果与深圳儿童医院完全一致，处置方法也基本相同。

　　除此之外，有的媒体甚至精心策划制造“假新闻”，如2007年传得沸沸扬扬的北京纸馅包子，就是一起一典型的舆论绑架。一个急于制造轰动新闻的临时记者，利用公众对食品固有的不信任，以及媒体急于揭黑的民成，成功地实施了他的“绑架计划”。

　　舆论绑架真相或制造假新闻，形成一种众人“围观”现象，那么无疑加大了人们猜忌之心。大多数人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被围观的真相是什么，但围着的人越来越多，都认为听到的即是“事实”，热情地转述和评论这一“事实”，以至于“以讹传讹”，“越传越讹”。。


　　（四）社会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中国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在以往的熟人社会中，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而在陌生人社会中，由于彼此不熟悉、无利害冲突、人员流动性大等因素，自然会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加上人自身工作紧张，生活压力大，自然对陌生人是漠不关心，久而久之，陌生社会变成冷漠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少“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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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听《二泉映月》都会泪流满面，不但是为了那凄婉的旋律中透出的不屈的抗争精神，还要感谢那时没有城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