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热血高校前传为什么没:上帝之手-----周文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5 00: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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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一般称为《周易》。《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左传》一书。至西汉时，儒家学派将《周易》、《诗》、《书》、《礼》、《乐》、《春秋》等著作奉为经典，名曰“六经”，《周易》这才被称作《易经》。
《周易》一书到底成于何时？对此，《周易大传》曾以一种把握不定的疑虑口吻写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迄今为止，学术界虽然尚未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肯定结论，但大都认为该书成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之际或之前。
那么，作者又是谁呢？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历来就有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史记》作者司马迁也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他在《报任安书》一文中曾写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语。西伯，也就是周文王，因其为商朝末年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周族领袖，故称西伯。当然，也有人因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中记有周文王之后的史事而提出质疑，认为卦爻为周文王推演，而辞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实，像《周易》这样的经典之作，其成书难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个从雏形到充实、完善的漫长历程，必须经过多人乃至数代人的构思、采辑、撰写、订正、增补与润色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文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周文王在《周易》成书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在我心中一直是部望而生畏的皇皇大著。它像一处深不见底的黑洞：错综复杂的卦爻符号令人眼花缭乱、简略古朴的文言语汇几乎不知所云、枯燥艰深的哲学内涵“密码”般难以破译、包罗万象的繁复别致一时无从言明……《易经》以一套古奥艰涩的话语系统，向我们诉说、展示的是一个遥远、朦胧而游移的陌生世界。
它像一个环环相扣的巨大迷宫：这里，既有远古的愚昧与浅稚，也有文明的智慧与深邃；既有僵化腐朽的文化因子，也有现代科学的朗朗光照；既有天人合一的融融交响，也有焦虑矛盾的痛苦撕扯；既有唯物的辩证，也有唯心的神秘；既有恬淡幽静、舒缓寂寞的小桥流水，也有惊涛拍岸、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易经》将这些既矛盾又统一、既复杂又简单、既绚丽又平淡、既古朴又现代的对立融于一炉，总是搅得我们晕头转脑，无法理出一个了然于胸的明晰世界。
它像一座庞大的综合知识宝库：组成《易经》的“硬件”，即原有的文字与符号并不多，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就可全部囊括，然而，它却集中国古代天理、命理、圣理、数理、哲理、心理、文理于一炉，举凡哲学、史学、数学、美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文字学、符号学、伦理学、文艺学等多层次的自然社会学科，似乎无所不容。诚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所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它像一个硕大无朋的“空筐”：《易经》除了它本身固有的惊人容量外，人们还可将大千世界一些新的发现与发明、认识与解说等各式形形色色的东西装入其中，它也就像一个神奇的魔筐，似乎什么东西都可容纳得了，消化得了，解释得通。
……
哦，《易经》，这是怎样的一部大书、奇书、异书呵！
我第一次接触《易经》，除了陌生茫然，更多的是无所适从。我不知怎样来阅读它理解它破译它，只有借助注家们的解释与诠说。看得多了，注家们不仅大同小异，更多的则是自己都没弄懂就来装模作样地指手画脚，还有的则是自己钻了牛角尖走入迷潭进了死胡同之后又来误导读者。
要想深刻地认识理解某一事物，抵达本质进入胜景，除了前期必要的引导外，更多的则靠自己的执著追求、艰苦努力与不懈探索。研习《易经》更是如此，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与文化智慧综合宝库的神秘主义代表作品，除了常规的分析拆解，逐一串通外，更得依靠个人的灵气与悟性予以总体把握。阅读《易经》，得摒弃浮躁的心态入静入定，细细地揣摩、咀嚼、品味，慢慢进入《易经》那一个个古奥文字所营造的独特氛围与神秘的强力“气场”之中，与它展开喁喁对话。由遥远而贴近，由陌生而熟悉，由神秘而理解，由深入而亲切，于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才有可能产生摩擦、对撞与交融，进而迸射出耀眼的火花，激荡出一个光彩夺目的灿烂世界。
十多年来，我不知捧读过多少个不同版本、不同注家的《易经》，有时，我似乎窥其堂奥，进入了它的深层内里；有时，我觉得还在它的外围兜圈子，只抓住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皮毛；有时，我恍惚间与它融为一体，天上人间，遨游八极；有时，我又感觉着自己与它是两套相互拒斥的不同系统，无法认同那容纳其中、附着其上的杂质……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它那独特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气质磁铁般牢牢地吸附着你，它促你潜心思考、探赜索隐，它使你流连忘返、乐此不疲，它时而让你感到陌生神秘、茫然窘迫，时而又让你豁然贯通、惊喜莫名。
越是深入其中，你就越觉得《易经》实在是太博大太艰深太古奥了。自古至今，历代儒生皓首穷经，读《易》不辍，注家不下千余，留传下来的论著大约三千多种，几乎每年就有一种问世。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勤奋苦读而至编连竹简的绳子都断了多次。尽管如此，孔子仍不得不叹道：“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又曾言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连千百年来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人的孔子于《易》尚且如此，其古奥艰深、奇异独特、恢弘博大由此可见一斑。
《易经》，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我国古代所有学问的哲学思想皆源于易学；它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宣告了中华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信史时代的开始；它自诞生之初，就以其勃勃生机，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地冲刷、改造着我们脚下这块既贫瘠又肥沃的土壤，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之所以演变成今天这副模样，似乎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文化渊源与发展轨迹；它不仅在本土，即使在欧美、日本、东南亚也有广泛的知音；它至今仍然风采翩翩，熠熠生辉，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东方乃至整个世界。
二
且让我们将目光推向渺远的历史深处，以探寻《易经》的诞生与发展之源。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那么，其源头则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那破晓而出的东方文明曙光照临着的，便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天皇、地皇、人皇谓之“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称作“五帝”。其实，那时的华夏民族，已初步摆脱了原始的蒙昧状态，完成了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革命转变，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开始安安稳稳地居住、生活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
以我们今日的眼光而论，那时的人们仍然生活在原始的野蛮状态。殊不知，就是这道初现于华夏民族头上的一丝文明曙光——传说时代，也是人类在蒙昧的“黑暗时期”艰难地摸索了几百万年的结果。
据有关考古资料表明，大约五百万年以前，人类才由古猿开始缓慢地向原始人进化；约四百万年前，原始人诞生；约三百万年前，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与其他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地四处流浪靠寻找、采集食物为生；约五十万年前，人类的直系祖先——直立人出现，学会了打制石器与使用火种；约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成为可以进行思维、运用语言交流并能够创造文化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约五千年前，青铜时代开始，人类的文明历史这才正式拉开帷幕。
五千年与四百万年相比较，人类的文明史实在是太短暂太短暂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当我们站在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实在难以想象远古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该是何等的艰难与残酷，其生存方式该是多么的野蛮与蒙昧。也许，我们只有在那些至今仍生活在荒野孤岛、深山老林里长期与世隔绝的少数原始部落中，才多少可以窥见一点早期人类的依稀身影。
“我是谁？我究竟从何处来，我又将向何处去？难道在这颗蔚蓝的星球上，在永恒的光阴逆旅中，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当盘古开天辟地驱除了混沌与黑暗，当女娲造出一群富有灵魂的个体站立在东方辽阔的地平线，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摘下宽大的树叶遮住赤裸的羞部，这一既古老又现代的疑问便一直纠缠、盘旋在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类心中。在漫长的艰难生存中，他们无法理解那些神秘的自然及自然现象，以己度物，便产生了“万物有灵”的概念。莫说虎豹熊罴狼蛇鱼鸟等或奔跑或飞翔或游动的动物，就是一茎生长的野草、一棵枯死的树木、一块不动的石头也通灵性，而太阳的明晦、月亮的圆缺、狂风的长啸、雨雪的飘洒、电光的闪烁、雷霆的轰鸣则更是高高在上的神灵的某种思考与行为。既然万物有灵，那么世间万事万物总被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所主宰，冥冥中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操纵。于是，就产生了对超自然力量与异己力量崇拜的鬼神迷信观念。人们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一种最为强烈的心理趋向就是渴求预知未来的后果。有后果，必有前因。他们认为，后果如何，早已包孕在前因之中；反之，由前因也可推测即将到来的后果。这种前因或曰前期现象，就是古人所说的前兆、预兆及征兆。既有了鬼神迷信概念，人们就误以为前兆是鬼神呈示于人的神秘信号——一种预示、启悟或警告。后果或凶或吉，就是鬼神对人的有意惩罚或奖赏。而人们的文化心态总是趋吉避凶，当远古人类将趋吉避凶这一前兆迷信所带来的心理指归转化为外在形式时，巫术也就应运而生了。
原始宗教的形式主要就是巫术，巫术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作法、咒术、灵符、占卜等。
巫术萌芽之初，带有原始的“天启”性质，它以蒙上了神秘色彩的种种正常多见或怪异少见的自然现象为崇尚对象。这些对象没有经过人为的加工改造，保持其自在自为的本真状态，人们在万物有灵观的“指导”下，将它们与另一些关涉人生的事物进行某种组合与对接，以前物为因后物为果。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物事对接模式，积淀在人类的心灵深处代代相传。比如人们一听见乌鸦的叫声，就断为凶兆唯恐避之不及；而一听到喜鹊的叽喳，即认为是喜事降临兴高采烈。乌鸦与喜鹊的叫声都未经改造，仅凭灵感与天启，就将与它们没有任何必然逻辑联系的凶兆与喜讯各自对接，于是，一次不需任何占卜仪式的原始巫术就这样在个体自我的心灵之中完成了。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思维与语言的进化催生了早期的天启巫术。随着先民的进步及对自然认识的逐渐加深，人为的因素慢慢渗入巫术之中。于是，巫术在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开始慢慢向它的第二阶段过渡，增加了稍经人力改造的自然物为占卜工具，创造了简单的前兆作为卜符。而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人物就是伏羲。
据《易经·系辞下传》所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是伏羲氏（即包牺氏）在占卜的过程中，从天地自然中得到启发，从而发明创造了八卦。
伏羲，是远古人类由诚惶诚恐地仰视上天而面对自身的一个转折性标志。他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是女娲氏兄妹相婚的结晶。他娴熟于原始的生产与生活技能，教人结网从事渔猎，又教人驯养动物从事畜牧。他是人们心目中的一具神灵，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是一位神格化了的人。由伏羲身世与传说所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说明，长期匍匐在地的人类抬起了头颅挺直了腰身，自尊与自信开始在先民们心中涌动弥漫，“人”字第一次变成了大写。
据《洪洞县志》记载，伏羲演八卦之所在就在该县的卦底村，村中现存伏羲庙伏羲冢，村中设有画卦台。以卦底村为中心，周围又有八村环绕，距卦底村均为八里，呈太极图状，分别代表八卦中的乾坎震巽离坤兑艮，依次标志着天水雷风火地泽山。
除此而外，全国存有伏羲庙、伏羲墓的地方尚有多处，都标明、竞争着伏羲创造八卦的发明权。但我以为最值得可信的是位于河南巩义市沙渔沟乡洛口村的伏羲八卦台。一条深沟的底端，筑着一块高约两丈、面积约两亩的圆形土坛，土坛北对黄河与洛河的交汇处，南依莲花山。当年，伏羲极有可能就是静静地坐卧在这一土坛之上，背倚高山，俯视大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洛河，也因了一冬一春的积蓄，将一湾激流注入黄河以助其势。黄河浑浊，洛水清亮，一黑一白，泾渭分明。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黄河与洛水相互激荡，清浊交汇，黑白分明，形成一股巨大的漩涡，翻滚着漫向遥远的天际。伏羲定定地望着，心中突然一亮，掠过一道灵感的闪电：一清一浊，一黑一白，一阴一阳，相互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是一幅包蕴着天地万物的奇妙图画又是什么？于是，伏羲心潮起伏，一如黄洛之水汹涌澎湃，情不自持地信手一画，就有了我们今天见到的阴阳太极图。黑者阴，阴为虚，用符号表示即－－；白者阳，阳为实，符码为－。有了黑白阴阳，有了虚实符码，将它们三三重叠，加以组合，构成八卦，不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吗？
其实，伏羲氏到底于哪儿画下八卦并不重要，就连伏羲氏其人是否真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存过也颇令人置疑，从那附缀其后的一个“氏”字，我们就有理由推测伏羲实质上是某个伟大的氏族群体，是整个部落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渐学会了渔猎畜牧，发明了太极图，推演了阴阳八卦。因此，我们所看重的，是八卦这一既简单又复杂的抽象符号本身。卦，与“挂”同义，指挂万物于其上，颇有囊括大千世界、宇宙万物之意，也反映了早期先民心中跃动着的求知与认识渴望。
第二期巫术具有半天启半人为的文化属性，形成了较有规律的占卜操作过程，并有了精于此道的职业占卜者。
至此，华夏民族才由混沌未开的蒙昧，由无法证实的传说时代终于过渡到了零星记载的半信史时代。尽管此时的先民们仍未摆脱野蛮之气、怪异之气与神秘之气，但毕竟在开创文明的艰难道路上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第二期巫术由伏羲而立，经过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承的专制王朝——夏朝，于殷商时代达于鼎盛，其主要形式就是甲骨占卜术。
甲为龟甲，骨为牛骨。龟生命力顽强，长寿且富有灵气；牛体力充沛，集蛮劲与驯顺为一体，皆被古人视为灵物、神物。将它们作为占卜的首选之物，为的是增加巫术的权威性。以渔猎畜牧为主的先民们在宰杀龟牛为食时，龟甲与牛骨必在烈焰的熊熊烧烤中发出劈啪的爆裂之声，留下各式别致的裂纹之痕。极为凑巧的是，一桩幸运或悲伤的事情在龟甲的劈啪声中突然爆发了，先民们自然而然地会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将爆声与裂纹视为人生命运的一种前兆迷信。后来，先民们就有意灼烧龟甲牛骨，人为地制造一些所谓的前兆，以预测后果推导未来。迄今为止，殷墟共出土这样的龟甲牛骨十五万枚之多，可见当时的龟甲占卜是多么盛行。
就现有出土的甲骨来看，早期甲骨相当粗糙，大多出乎天然；中后期甲骨形状规整，表面较为平滑，明显地打上了人工的痕迹，其天启与人为的结合也由此可见一斑。
甲骨占卜有着一整套严格而规范的操作仪式，它由专门的卜史或贞人主持，首先倾听求卜者的内容与目的，并在心中反复默念着虔诚祈求那无所不在的神灵相通相助；然后是择龟杀龟，修饰龟甲，烧灼钻凿；接着观测兆象，破译解说，以断吉凶；最后，将卜辞刻于龟甲之上以便验证，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占卜的肃穆与神圣。
颇有意味的是，我们的国粹方块汉字，就这样在一次次占卜的巫术行为中蹦跳而出了。它们依附、定格于龟甲之上发展成一套规整的语言体系，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并越来越呈科学与普及之势。即以占卜的“卜”字而言，形状似甲骨烧烤而成的裂纹，读音像甲骨爆裂的声响，这一个典型的形声字无可争辩地向我们述说着古代的先民们正是在占卜的过程中创造了“卜”这个文字。189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字。
龟骨裂纹所呈现的兆象千变万化，不会出现一块雷同；而先民们又无事不卜，无所不记，不仅留下了丰富多变的巫术内容，也为后人们研究远古提供了宝贵可靠的资料。
龟甲占卜经历了一段极其漫长的时期，那凝聚流传的积累之物，尽管数量、体积之多，令人惊叹不已，但所记内容全都零散琐碎、斑驳繁杂。历史在发展，人类每前进一步，神秘的世界就增加着一分透明。先民们不再满足于占卜中的天启成分，他们的自主意识在日益觉醒，要人为地控制操作整个过程：归纳总结过去的占卜内容，使之抽象化、系统化、符号化，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使占卜工具更少神灵因素，占卜程式更加严格规范，占卜结果更经得起检验，当然，还得创造出一套与之相应的新型占卜文字。
历史，呼唤着第三期人为巫术的诞生，呼唤着类似于伏羲氏的神与英雄横空出世。
三
这一新的神与英雄不是别人，就是周文王。
时代造就了周文王，历史选择了周文王，周文王也“不辱使命”很好地完成了第三期人为巫术的发明与创造。
周文王，姓姬名昌，又称西伯侯，周族首领。周，本是一个古老的旧邦，传说乃帝喾后裔，属姬姓之族。自夏初以来，周一直就是夏王朝西部的一个重要方国。商灭夏，周又受控于商。尔后，周人经过十几代人的刻苦经营，在太王古公禀父时迁居到被后人称为“周原”的岐山之阳，兴建城邑、开垦耕地，大力发展农业，增强军事力量，征伐西戎部落，臣服近邻小邦……很快就由一个蕞尔小邦，发展为势力强大的方伯之国。对此，《诗经·鲁颂》写道：“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也就是在太王手中，萌生了周人的“翦商”大业。商朝对周人势力的迅速发展与强大兴盛自然不会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必然进行强有力的遏制。据《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武乙曾“猎于河、渭之间”，为暴雷震死。河渭之间，即周人所居关中之地。堂堂一朝天子，竟在自己的方国打猎时被雷霆击中而亡，其中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武乙身死，儿子文丁继位，后来就寻机杀死了当时的周王季历。从这一事实推断，很有可能是商周矛盾加剧，武乙率军西征，不幸战死沙场。为了报复，新王文丁又不惜动用武力，终于杀掉季历，将西周方国继续控制在商王朝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周人虽比过去兴盛，但势力还远远不及商朝强大。季历死，儿子姬昌继位，是为周文王。
姬昌在血雨腥风的背景、在臣服屈辱的羞耻中登上王位，当他在一片虔诚的祭祀与祈祷声中一步步走向父王被杀后留下的那空荡得令人刺目的王位时，心中唯一的念头，肯定就是发誓要为父王报仇，并将灭商宏愿定为周邦的基本国策。
然而，周人还较商朝弱小，姬昌不得不潜隐大志、委曲求全。一方面，他表面臣服商朝，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将周地的珠宝特产不时进贡到商都朝歌，以博取商王的欢心；另一方面，他打着奉行商王之命的幌子，沿着父王的政策方略继续挺进，仍以主要力量展开对西北各部的进攻。他北逐，西攘混夷，灭掉泾水上游的密、阮、共等小邦弱国，扩大西方版图，建立起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反商灭商“大本营”。
而这时的商王朝，王位又经历了两次转移。文丁死，传位帝乙；帝乙亡，又传给纣辛。作为亡国之君的商纣王，在史书记载与民间传说中一直没有较好的声誉，总是作为一个残酷、凶恶、颟顸的暴君形象广为流传。如果我们拂去那经了千百年涂抹留在他身上的厚厚的“颜料与色彩”，还其真实的本来面目，就会发现他也算得上是一位人才。商纣王长相英俊，虎背熊腰，精通武功，也有一手治国方略，只是后来暴殄天物、偏听偏信、闭塞视听，又遇到了比他更具雄才大略的周文王、周武王、姜子牙等英雄豪杰，结果落得个身死国亡的下场，才为天下人耻笑。华夏民族自古就有“胜者英雄败者寇”的传统习惯，又由于更早的暴君夏桀要比他遥远六百多年，所记史料更为缺乏，自然而然地，他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愚昧昏聩、残酷凶恶、一无是处的昏君、暴君。
周文王“享国五十年”，一直在表面上奉行着毕恭毕敬尊崇商王的政策。商纣王虽为周文王的韬光隐讳所迷惑，但也没有完全掉以轻心，只是东夷之乱一直牵扯、束缚了他的手脚。待到东夷局势有所缓和，他的目光这才投向了西方。这时，周文王已完全巩固了后方，开始腾出手脚由岐周而向东边经略了，并在泾渭之间建立毕邑，作为向东扩展的前哨阵地。纣王并未忘记商周之间在过去历史上的一些恩恩怨怨，他隐隐地感到了来自西方及其他势力雄厚的方国的威胁。于是，他稍施谋略，以朝贡、封赏之名将国力强盛的西伯侯、九侯、鄂侯等三公召至商都朝歌，准备一一惩治。
姬昌自从继承王位以来，对商朝一直采取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韬晦之略；而在方国之内，他却严厉地推行富国强兵、伺机反商的政策；在内心深处，他一直将商朝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对商王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因此，在离开西周之前，他就作了两手准备，一旦身死朝歌，就由大儿子伯邑考继承王位，完成父王的未竟大业，并对有关后事做了有条不紊的安排。
三公离开方国到达朝歌，无异于变成了一只只毫无反抗之力，只有听凭商王宰割的羔羊。纣王虎视眈眈，终于找了一个借口露出狰狞面目举起了屠刀。
关于这段史实，《史记·殷本纪》记载道：
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姜里。
商纣王以九侯女之淫乱为由头，首先拿九侯开刀；然后锋芒一转，将对此事不满、抗争“疾辨”的鄂侯剁成肉块；姬昌虽然对纣王心怀仇恨，充斥着一股难抑的怒火，但其韬晦策略救了他一命，只是私下叹息而已。崇侯虎的告密好不容易才使得商纣王抓到了一条整治姬昌的把柄，“窃叹”又够不上死罪，就将他囚禁姜里（今河南汤阴县），关在牢中，限制其人身自由，磨灭他的意志，以使周人永远臣服商朝。
两千多年以后，明代许仲琳依据有关商周冲突的神话、传说、轶闻、正史、野史等资料，敷衍出一部长约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小说写得神神鬼鬼、天上地下、荒诞不经，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商周之争的明晰线索与重要史实。
商纣王将西伯侯姬昌作为人质囚在姜里，一关就是八年。八年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就看你怎样去认识它度过它。
周文王身遭囚禁，其结果似乎要比他预想的好得多多，因此，他不仅没有哀伤悲叹，反而还为自己的“漏网”而感到庆幸。当然，囚禁在一块方寸之地，一举一动全在商人的监视之下，连吃喝拉撒都没有半点自由，更不知何日、也不知能否活着返回西周，这对曾经为王几十年的西伯侯姬昌而言，与过去在西周发号施令、众人敬奉、养尊处优的日子相比，无异于从美好的天堂猛然跌入了凄惨的地狱。
然而，他要活下去，还得好好地活下去才是。早年立下的复仇、克商、建功、立业的宏愿是他顽强活着的信念与支撑。管它粗茶淡饭、破衣烂被，只要能够活命不至于饿死冻死就行。他虽囚身商地，但一颗心，却仍在故国上空盘旋。西周的统治王位，还虚席以待；西周的祭祀祈祷，仍供奉他为精神偶像；西周的发展，正按照他制定的模式一以贯之地前行。这些，似乎都不必他过多地牵挂与操心，那么，身居斗室，该做些什么好呢？
周文王感到了烦躁，还有空虚与无聊。他不能这样待在狱中，得好好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是。那时的部落，政治与宗教合而为一，既是首领，又是巫师，一般都是身兼二职，周文王自然也不例外。他身处斗室，虽然失去了政治领袖的身份，但他还可以继续扮演一个大巫的角色。于是，短暂的无所事事与无所适从过后，他很快就迫使自己进入到一种平和、自在与放松的状态之中。他因陋就简，随便找来或向狱卒讨要几根竹签或树枝作为占卜工具，从自己开始，天上人间世界万物一一卜来：我什么时候才能出狱？纣王是否继续怪罪于我？我能否逃过命运之劫？我有可能活着返回西周吗？回去后将做些什么？周国的未来到底会怎样发展结局如何？人活着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世界本源由什么构成？茫茫无涯的宇宙到底都有些什么？……他一边占卜，一边写写画画，并将一些独特而深邃的感悟零星地刻在地上、墙上或睡觉的床上。
这样一来，个人难以独处的枯燥日子就很好打发了。不知不觉间，白天一晃就变成了黑夜，一天时间眨眼间就过去了。
慢慢地，他就对过去惯用的伏羲八卦不甚满足了，觉得它们难以达到占卜宇宙万物的目的。于是就想，伏羲将阴爻阳爻三三相迭组成八卦，难道我就不能再将伏羲三三相迭的八卦再来它一次两两相迭吗？这如同闪电般一掠而过的念头很快就被他紧紧抓住不放，马上在地上阴爻阳爻重重叠叠地画了起来。阴爻阳爻三三相迭变为八卦，八卦两两相迭就组成了六十四卦。姬昌用这种方式占了几卦，觉得视野比过去要开阔多了，所占卜的内容更是天上地下、宇宙万物，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容。
他为自己的创造与发明而狂喜，他忘了周围的世界，忘了自己正置身小小的斗室，忘了吃饭睡觉，只觉得身与天地世界相连，心与万物神灵相通，进入到人生一种最佳的“气功场”之中，恍兮惚兮，物我两忘，他是一个人是万物中的一分子，又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通天神灵！他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遨游八极，他上天，他入地，他雄心勃勃，他想穷尽人类、世界、宇宙的所有奥秘，将它们囊括在既有限又无限的八八六十四卦之中。于是，他一天到晚都在一个劲地占啊卜呀，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充实、得到了无可言说的启迪、获得了少有的智慧与力量。日子一长，就总结出了不少可循的规律。渐渐地，狱中已被他画得一塌糊涂画得满满当当半点空间都没有了。正在这时，周国派遣使节带着金银珠宝打通关节探监的来了，他什么也用不着什么也不想要，只是以一个大王的身份命令使节，要他们想办法弄一些羊皮与木炭送上前来。
不多日，一张张质量上乘的羊皮与一根根大小不一的炭条就放在了那小小的斗室之中。他手捏炭条，将编好次序的八八六十四卦卦爻一一写在羊皮上面，并为每卦取了一个卦名，用乾、坤、顿、蒙、需、讼、师、比等文字一一标示。然后，他根据自己对人生、社会诸多事物的分析、总结与概括，分别写在相应的卦爻下面。
框架虽然搭成，但其中的粗陋与不足显而易见。他没有满足，也没有休息，还是每天占卜不已，然后将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作为爻辞一一充实在每卦之下。
为防失落，也为防范纣王，姬昌将它们一式两份，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写在两张羊皮上面。一张留在狱中供自己继续研究探索，另一张则买通狱卒，让他带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藏好，转交使节带回西周，作为他对周人政治、生活、军事、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一种指导，也是一份立志推翻商纣统治的政治宣言书。他要让周人知道，他虽然离开了周国，但还是他们的政治领袖与精神领袖，他们应该继续奋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日子过得真快，一眨眼，周文王待在狱中已近八年了。这时，周使前来告诉他，说周人向纣王奉献了莘氏美女、骊戎文马、有熊九驷等奇珍异物，纣王大悦，已有放他归国之意。其实，周文王早就用自己创造的神灵卦爻卜得了自己否极泰来的好运。纣王打算放他出狱，呈献奇珍异物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在于已然平息了的战端又因东夷叛乱而重燃战火，商纣王顾头顾不了尾，顾东顾不了西，他可不想继续囚禁西伯而让周人找到挑起战端的口实。况且，他将西伯侯囚了八年，西周也没有半点轻举妄动，而姬昌在狱中也无冤言，只是像个疯子般一天到晚地写呀画呀，还发出一串串让人莫名所以的喃喃自语。是啊，八年时间，完全可以把一个正常人关疯关狂呢。为了笼络西周，稳定后方，以便全力对付东夷，狡猾的商纣王眼珠一转，也就准备“开恩”将他放回。
姬昌知道自己归国在即，在出狱之前，又将这些年来推演的卦爻归纳、总结、整理了一番。面对着一张张用黑黑的炭条工工整整地誊写好了的白白羊皮，西伯侯猛然就想到命名的问题，是啊，总得给自己这些年来的心血结晶取上一个合适的名字才是。那么，该叫什么为好呢？他冥思苦想，脑海里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大字——“易”！
什么是“易”？“易”义多多，主要有：一、“易之为字，从日从月，阴阳具矣。”好，西周就应该阴阳相交、刚柔相济；二、“易，飞鸟形象也。”对，西周现在已是一只展翅翱翔于蓝天的飞鸟了；三、“易，即蜴。蜥蜴因环境而改变自身颜色，曰之易，取其变化之义。”哦，西周马上就要取代商周了……由此看来，以“易”而名命，是再好不过的了。它是我们周人的“易”，那么就该叫“周易”才是。当然，这个“周”字，除了西周方国之义外，还有“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的意思。
于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周易》就这样诞生了。
由殷商零星散乱的龟骨占卜，到《周易》的抽象、规整与总结，是一次具有实质性突破的理性上升，具有超越具体物象的普遍意义。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写道：“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
《周易》的出现，象征着第三期人为巫术的正式诞生。据此，也有人将伏羲八卦称为天启八卦、先天八卦，文王八卦称为人为八卦、后天八卦。
如果没有八年的囚禁生活，周文王绝对不会推演出一部规范完整的《周易》出来。文化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难以捉摸的人类产物，如果不是周文王，伏羲八卦肯定还会向前发展，巫术也会向着第三期的人为形式确立，但时间将会大大推迟，并且极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我们难以想见的模式，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定型及对后世的影响，就肯定是另一种脉络与轨迹了。
是苦难造就了周文王，催生了《周易》的诞生。对此，史马迁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孟子也曾写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
周文王归返西周后，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渡过渭水，将曾经告密的亲商近邻崇国灭掉。然后，他将都城由岐周迁至沣水西岸，将全部关中平原据为所有。而对商朝，周文王还是对它保持着过去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周文王“享国五十年”，终其一生，不曾有过一次正式的反商之举。他是一个相当明智之人，他知道周人的势力还赶不上商朝，父王血的教训他实在是太深刻了，他不能轻举妄动，要以暂时的屈从换来发展的时间与扩张的空间。于是，他不断地征伐周边弱国小国，将它们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文王死时，周国已将版图与势力范围扩大到东至江淮，南及江汉，西南入于巴蜀的广大地带，“三分天下有其二”，为消灭商朝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基础。
周文王死，儿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又经过几年的充分准备，周人羽毛渐丰，实力足与殷商抗衡，武王九年，大会八百诸侯于孟津，这才正式举起反叛商朝的大旗。“孟津之誓”不到两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亲率大军伐商，势如破竹地攻入商都朝歌，迫使商纣王自焚身亡，接管了商朝的统治，控制了商朝的所属地区。这年，周王朝在新都镐京正式建立。
四
周文王的事业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兴周灭商，二为创作《周易》。而这两个部分又是那样地密不可分，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贯串于他生命的始终。他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剩下的事，就该由后人来做了。
周文王虽然从未正式举过反商大旗，但他奠定了推翻商朝的雄厚基础——西周以一个蛮化小邦的身份崛起渭上，占据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绝对优势，并在《周易》中明确了反商灭商的政治纲领及兴周建周的未来蓝图。周武王正是在乃父的基础之上大举兴兵挺进中原，代商而立，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实际统治者。
周王朝存世八百多年，在野蛮与征服、融合与发展、文明与进化等方面经历了一番长期、艰难而痛苦的碰撞，尔后转化、定型、积淀为一份丰厚的民族历史遗产。
周代承续夏商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将它们融为一体，发明了一套依靠血缘关系而建立的宗法制度——融族权与政权合为一体的家国同构模式。国君集天地人神、政德君宗于一体，是广大民众最高最大的家长，他以王权为中心，把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所有社会职能紧密结合在一起，严格贯彻到家族与家庭之中，形成一套礼乐有序、尊卑有差、上下有别的社会等级制度，并将这种宗法制度推向专制集权的道路。为此，西周在殷商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庞大而精致的宗法制度和官僚机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王土王臣，又为周朝姬姓一家所有。家是国的缩小，国就是家的扩大。于是，西周在政体上实行分封制，将一块块土地分封给姬姓家族成员，形成一种小家、大家、国家相互融合的大一统“金字塔”式统治结构。并用一套与之适应的文明礼仪治理国家、统治人民。
我们常说华夏文化是一种早熟文化，其政治文化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基本定型了，尔后便香火不断，影响中国长达几千年之久。它留下的遗产主要包括王权的政治与宗教合一、政治与宗族合一，王权的金字塔统治结构，王权的嫡长子世袭制，政治组织系统的尊卑有序，政治指导思想的道德伦理化等等，直到今天，仍有一道脉脉余晖斜照在东方的中华大地。
西周，是华夏文化本体的形成之时，也是孔子心中典型的美好社会，他曾发自内心地说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并影响至今的儒家学说，正是从西周的社会土壤中吸取了充分的养料，不少思想直接源于《周易》，有着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
周文王所推演的《周易》，虽较以往是一次突破与超越，但当时肯定还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与雏形而已。《周易》，其实可以将它拆解为两个部分，一为卦爻符号，它们由伏羲八卦两两相迭组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这是一个固定的不可更改的框架与结构；另一部分就是卦辞和爻辞，即对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解说。解说部分由文字组成，当然也是一些符号，只是卦爻符号是一个高度凝练、抽象、简洁的符号，而文字符号要具体、复杂得多；卦爻是固定的，而文字则是灵活的；卦爻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对它的解说则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那么记载解说的文字符号当然就有所变化。于是，后人就在周文王所搭建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框架内，进行着一些增补、充实、更改的工作，使它变得更加规范、规整、正确。经过一大批有名或无名人士的共同努力，慢慢地就达到了较为完善的程度，形成了一个大众能够普遍接受的版本，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周易》。
《周易》，本来是一部巫术占筮之书，既有神秘主义色彩，也有理性主义光芒；既有迷信的因子，也有科学的成分；既有面对上苍的诚惶诚恐与跪拜依附，也有作为大写的人的自信与自豪。因此，早年的孔子对其不屑一顾，后来才窥其堂奥，发现它包容广大，望之弥高，钻之弥深；秦始皇焚书之时，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及诸子百家之书都要烧毁，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秦始皇将它视为一部普通的卜筮之书，这才逃过了一场厄运。正如《周易》的结构可以拆解为卦爻与解说两个部分一样，它的内容也有两套不同的语言系统：一套是有关卦象爻象及占筮方法的，它叙说的是如何预测人事、推导未来；另一套则是关于宇宙世界、人类社会的，它向我们解释宇宙的衍化法则、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战国后，《周易》的两套语言体系便逐渐分离开来，其占筮方法被数术家所引用，它对宇宙、社会、人生的阐释与解说则为文人学者所器重。春秋以降，人们把《周易》与卜筮过程完全分开，将它作为直接阅读的文本，并逐渐经典化，为“文本——解释”的纯粹精神活动打开了通道。
《周易》，一本薄薄的小书，为何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它为何越钻越深，越学越广，难以窥见其底？它为什么能够将一些互相矛盾的对立事物纳于一体，它的“涵养”到底有多深，容量到底有多大？易，本身就包含有易学、易行之义，这，恐怕也是周文王命名之本意吧？“易学”既为容易之学、《易经》即为容易之经，为何艰深晦涩、难学难懂呢？……对于这些问题，虽然没有一个统一而完整的答案，但不少导读及介绍《易经》的书籍都有过或详或略的解释。在此，我没有必要一一重复，只想从《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角度简要地介绍一下它所包罗的内容。
《易经》是一部充满着辩证智慧的哲学著作，它最著名的命题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通过阴阳变化来说明宇宙万物的一切现象。《易经》的中心思想就是一阴一阳、相对相反、矛盾统一。老子的有无相生、崇尚阴柔以及孔子的仁义中庸、崇尚阳刚等核心思想即源于此。西方圣哲黑格尔曾有言曰：“《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易经》是一把打开宇宙迷宫的钥匙，它为我国古代文化、科学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的思维模式，主要包括：一、取象比类，抽象的卦爻符号与文字解说的统一，造成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相互诱导；二、阴阳对称，讲求万物调和、刚柔兼济与不温不火，其“保合太和”的理想原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三、囊括宇宙万物的视野与雄心形成了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四、强调序列，注重节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顺应自然。
《易经》容理性与迷信、科学与愚昧于一体，它包容了太极图谱、五行生克关系、天干地支历法、四时八方方位、河图洛书数学系统，还有后人塞进去的什么“六神八门”、“奇门遁甲”、“纳甲”、“紫微斗数”、“六亲九煞”等芜杂的学说及方法。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总是精粹与芜杂并存、理性与迷信相随、启蒙与愚昧相伴。
《易经》是一部万世经邦的宝典，乃内圣外王之书，它的不少名言名句都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视为治国之本或治国之策，如“与民同患”；“万国咸宁”；“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等等等等。
《易经》包含着一套规范的人生观念，它们像一根红线脉络清晰地贯穿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之中。这些人生观主要有：一、乐天知命。“与天地相似，故不违……乐天知命，故不忧。”二、顺天休命。主要形成了两条人生准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三、遏恶扬善。主要体现为天尊地卑、扶阳抑阴、为君子谋等；四、天人合一的境界。
《易经》是一部上古文化知识的汇编与大全，它不仅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自然知识，也有“观乎人文以成天下”社会学说，中国古代所有知识与学科都可从中找到源头。
《易经》所包蕴的丰富内容影响了不少学科的发展，比如它的整体辩证观及阴阳平衡原理启发并决定了中医学的发展走向，阴阳协调原理影响了建筑艺术与工艺艺术，取象思维原则启迪了古典诗歌的比兴法，“意”、“象”结合模式孕育了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八卦符号的间架结构启发了舞蹈家的审美认识……中国古代没有一门学问，其哲理思想不渊源于《周易》。
《易经》融象数与义理于一体，极具创造性与灵活性，凝滞与呆板似乎与它无缘，它总是生生不息、变化万千，与时代并肩同步，并能不断地创造、发明出某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奇迹。
五
当我将目光投向那遥远而模糊的远古，经过一番认真搜寻，最后的视点不得不凝聚在周文王身上。他的身影投射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屏幕上，实在是太高大太突出了。当我以他为起点，将中国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政治与文化经过一番梳理之后，不得不慨然叹道，周文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深了，这种巨大与深远常在我的心头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惊之感！
在政治上，周文王所奠定的西周政体是为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集权之先声，前此已有所论述。现在，我们来看看《周易》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巨大改变。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之书，它的文化基质为术数、为巫术，是中国巫术文化智慧的结晶，是第三期人为巫术的代表与象征。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正视的事实！《周易》自它诞生之日起，就被奉若神明，直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仍未在整体上有所突破与超越。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几千年来就一直笼罩在一股浓厚的“巫气”之下。这股“巫气”掺和在空气中，渗透在土壤里，积淀在民族心灵深处，强大的浸润与影响导致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巫术，说到底，是愚昧的象征。它的社会功能，就在于能使无助、绝望、痛苦的人们在心理上得到某种虚幻的满足。巫术与宗教的文化之根，都源于贫瘠的土壤之中，都信奉神灵，崇尚奇迹，透着一种神秘的氛围，有着一定的禁忌与戒律，给痛苦的心灵以缓释与安慰等等。但是，它们又有着截然的不同。
巫术是宗教与科学的前奏。当巫术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时，人类在慢慢成熟的过程中将会发现，占卜占筮之类的巫术在生产与生活中并非万能，它们常常失败“流产”，并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于是，就由无条件地信奉过渡到无法释怀的疑惑，必然面临着一场新的抉择，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创立宗教，彻底皈依于神；二是从巫术的神秘氛围中走出，以理性战胜愚昧，走向科学的征途。
然而，中华古代的文化智慧之路，却出人意料之外，既没有实现巫术向宗教的转化，也没有步入充满理性之光的科学之路。一个我们毋庸讳言的事实就是，我国古代的宗教智慧与科学智慧都不怎么发达。
原因何在？其根由就在中华巫术特别是《周易》之中。以《周易》为象征的中华第三期巫术，是天启与人为的结合，是神人的智慧结晶。六十四卦是圣人的创造，同时又是天神的启示。《周易》一旦创造出来，就成了一套自在自为的系统，既非后天所能企及，也非后人所能改造，它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似乎已经穷尽了人类的方方面面。它本身就是一个宇宙，一个人神共创的可以囊括一切的神秘“宇宙”。
《周易》，是人对神的一种信赖，凡是自己无法理解、无法把握、无法控制的事物，都可向冥冥之中的上苍诉求祈祷；同时，它又是人类自主意识的一种体现，希望摆脱神灵的束缚，获得人的思想与行为，进入自在自为的状态之中。它是先民的一次瑰丽的童年梦幻，又是一道东方式的文明曙光。
《周易》的巫术境界，最为推崇的就是天人合一。这里，既没有人类可以完全托付的异己神灵，也没有完全站立的人类本体。既信仰神又要推开神，既依靠自己又要跪拜神。人与神，已经不可分离，似乎融于一体了。而宗教的文化素质，就是严格地实行“神人相分”与“神人对立”，人就是人，神就是神，是两个无法“合一”的异体，神灵高高在上，人不能对其产生怀疑，更不能拒斥，只有无条件的皈依与服从；在科学中，既没有巫术的“天人合一”，也没有宗教的异己神，人类不论渺小也罢，高大也好，他们只相信自己，通过自己的实践与努力创造一个充满了“人气”的世界。
《周易》既没有为宗教，也没有为科学提供充足的空气、土壤与养料。而后人们对《周易》又是那么奉若神明，因此，中华巫术也就没有完成向宗教或科学的转化。普通民众对《周易》的信奉，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周易》的原质是一部占筮之书，当年的周文王就曾用它一个劲地占卜自己的出狱之日。后人待《易》，大多也从实用的目的出发，有关婚丧嫁娶、动土出行、耕种收获等生产生活行为，事前都要卜卜吉凶。人们的眼光只注重、讲求“实用”，根本不可能在思想意识上有所超越。《周易》的这种实用性又被后来的孔子所看重、利用，这样一来，国人便几千年来一以贯之地停留在“实用理性”的层面，只注重此岸，注重脚下，也就无法在纯粹的思想与真正的科学方面进行深刻的探索与发展了。
中华民族淡于宗教，只有以礼为核心的伦理准宗教；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只有以实用为目的伪科学。于是，中国人所能做的就只有如何“做人”一途了。所谓的做人，必须按照孔老夫子教导的一套“准则”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严格执行。不信天神，不信自我，只信地上那些大人、圣人、祖宗这样的“准神”。个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格，只存在于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有着广大的“市场”。
没有神灵之光的普照，没有科学之光的闪耀，《周易》长期笼罩着的，就是一股浓得难以化解的东方式神秘主义。
周文王在他所处的时代、被囚禁在一块屁股大小的地盘推演《周易》时，受到了无可克服的时空制约，他面对许许多多无法看清的事物、难以窥其底蕴的“黑洞”、怎么也打不开的“黑箱”，他无法解释，无法洞照，无法厘清，只有祈求神灵、凭借直觉、依靠灵感、借助神秘了。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神秘像团不散的阴云一直纠结盘旋在中华民族的上空，压抑得几乎让人抬不起头来：源于《周易》的老子哲学，其核心“道”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国粹中医的哲学基础五行学说、诊断方式望闻问切及针灸、用药等是无法明晰的神秘；各种并非宗教的教派如太平道、五斗米教、白莲教、义和拳一直到今天的各种功法——包括曾经风靡中华大地的气功，一脉相承着的都是“神秘”二字；君主治国、官宦治民采取的政治手段与政策方略，全是神秘的“黑箱”操作，没有半点透明性可言，老百姓万难窥其堂奥；不少历史发明与发现也因“不可传与外姓外宗”等种种神秘因素而失传……国人似乎对神秘有着一种特殊的癖好，仿佛越神秘，就越伟大，就高人一等，就笼罩了一层炫目的光圈。然而，神秘却与迷信、狭隘、愚昧有着天生的血缘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厘清神秘的纠结，不能揭开神秘的面纱，不能廓清神秘的笼罩，就无法透明，就无法民主，就无法建立一个现代性的法制社会。
不仅如此，《周易》对国民心理素质、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周文王在《易经》中构筑的六十四卦，其卦爻部分自搭建之日起，就已无可更改，今后也不可能有所改动。这一凝固的卦爻符号就是一个浓缩了的广阔无边的世界，它对应着我们所置身的宇宙。后人所能做的，只是增加或删除一些相应的卦辞与爻辞，也就是说，《易经》已将一个完整的宇宙构建好了，后人所能做的，只是“装修”，做做修修补补的工作而已。民族的活力与创造性就这样于无形中固定、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之中了。中华古代几乎每门学科一旦诞生，就已经大功告成，后人只能干干“填空”之类零打碎敲的活路了。同时，国人对创建与构建完整的体系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中华古代的所有自然、社会学科，似乎都不讲究庞大、严谨而完整的系统性，这与周文王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创造了一个囊括一切的“宇宙”而带来的限制与束缚不无关系。
《易经》所创造的“宇宙”也真像一个“魔筐”，似乎什么都装得下，什么都有了。即以现代文明的一些科学成果而言，比如六十四卦严格地对应着遗传密码中的六十四个DNA密码符号，“凡事皆变”的观念完全适用于原子与亚原子世界的规律，一阴一阳的二进制引发微积分的发明使得计算机的创造成为可能……其实，它们并非依据《周易》文本或通过它的占筮之法推导而来，而是西方的科学家发明之后，才在《周易》中找到某种对应与观照，是一种典型的“马后炮”。可是，国人却长期陶醉于此，以为中国传统文明真是无所不包，我国古代社会简直无所不有，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夜郎自大的“天朝心态”。所谓天朝心态，就是盲目自信，在一种空想的基础上将自己拔高到“神”的地位，高高在上地俯视人间，总是想着万国朝仪，瞧不起别人，而自己又无所创造无所贡献。
人们借助《周易》，通过它可以发现许多预想不到的人与事，达到求神不如自求的功效，于是，也就俨然自以为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神灵，可以达到神灵的境界做一些人力所不及的事情，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
人们运用《周易》的实用目的，就是趋吉避凶，表现在生死观上总是执著于生。《周易》大传有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在《论语》中也曾言道：“未知生，焉知死？”于是，也就流连于生的快乐，忌讳死的悲哀。执著于生，既有生生不息的坚韧，也有对生殖的崇拜所形成的“多子多福”观念。多生、多子、多福在国人特别是在农民心中仍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都有其严格的定位，构成它的基本“元素”只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即阴爻－－，阳爻－。可它们在不同的卦爻之中，所产生的意义、所发挥的作用却截然不同。在《周易》文本中，占筮的吉凶结果如何，往往与爻的位置密切相关。比如乾卦的九五爻，经过《周易》大传一番伦理解说，就成了历代帝王的“专利”——封建帝王有着直薄青天的“九五至尊”。因此，《周易》大传《系辞》篇一开头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后来就有了孔子的君臣、父子、夫妇、男女及尊卑有序、贵贱有位。于是，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讲究定位与归位，每人都有他的等级、圈子，不可僭越躐等。
《周易》中多次讲到“中”，强调“中”，对“中”抱有一种崇拜兼审美的态度，于是，“中”也就深化演化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伦理范畴，乃至我们的国家也被称为了“中国”。即为中国，也就以为真的居于天下的中央与中心了。对此，宋代石介在其所著《中国论》一书中写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种居中的观念，对中华古建筑布局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中华民族的图腾之物——龙，这一从未有过的虚构生灵，其文化信息在《周易》中也有记述，如“潜龙”、“见龙在天”、“飞龙在天”、“云从龙”等等。《周易》中所说的龙，是古人对自身生殖崇拜而创造的一种巫术兆象，是由云、雨、雷、电等自然天象的一种揉合与融汇。在此基础上，才慢慢发展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龙的具象——“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
毋庸再举了，《周易》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刻了，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它改变了古代的文化发展轨迹，它影响了我们今天的文化基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远古的巫术智慧之果在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后人三千多年来几乎每一年都有一次对《周易》的诠释与解说行为，无疑是对这一势能的凝聚、助长、增加与强化。
如果我们能够冷静一些、客观一些，将《周易》放在整个世界的大千文化景观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周易》不过是中华古人认识、切入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而已，它只是某种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状态下的产物。这一独特的认知方式只能适合于某一时代某一空间，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在多元文化的冲突、对话与融合中发展并存，才是《周易》应有的最佳坐标。
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华夏文明也是一种早熟的文明，而《周易》，更是一颗早熟的智慧之果。正因为早熟，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几分青涩与遗憾。早熟也是一种“透支”，其代价必须由后人来偿付。我们是该为民族文化的早熟感到庆幸呢，还是感到悲哀？如果换一个角度，是否可以说《周易》是煮了一锅“夹生饭”呢？对此，我时常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不管怎么说，我们脚下这块广袤的土地、我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由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给决定了，这是我们站在今天反思历史、开拓未来的一个不容忽视且无可更改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