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首怪——郑板桥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他生活在清朝“康乾盛世”，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当其时，清王朝政治和文化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多少人因“文字狱”而遭毁灭，知识分子除了歌功颂德、俯首听命，就是钻入故纸堆中，所以在学术上，汉学和金石考据盛极一时；在艺术上，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甚嚣尘上。独有扬州地区，涌现出一批倔傲不屈的艺术家，其中最著名的有郑板桥、李鱓、金农、高翔、汪士慎、黄慎、李方膺、罗聘，他们继承和发展了晚明浪漫的和批判的文艺思想，开辟出与官方艺术截然相反的艺术道路和艺术风格，被当时以正宗自居的文人画家目之为“旁门外道”和“异端”。他们以“扬州八怪”之名进入史册，而郑板桥以其卓绝的艺术成就和超时脱俗的言行举止，无疑是他们最出色的代表人物。
一、寒窗苦度前半生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郑板桥出生于扬州兴化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父亲郑之本，是个廪生，靠居家授徒为生，先后教过几百个学生。郑板桥降生的时候，家境已很清贫，过着“时缺一升半升米，布衾单薄如空橐”的生活，这使他从小就领略了寒苦的滋味。板桥幼年受学于父亲，他的文学才能和艺术爱好则更多地受母亲的影响。板桥3岁多的时候，聪慧文秀的母亲就去世了。他成为郑家的独苗。他的叔父很晚时才得一子郑墨(那时板桥已24岁了)，因此把板桥视同己出，对他精心呵护。母亲死后，板桥就由乳母费氏抚养长大；她住在自己家里，每天去郑家做事。在饥荒年月，费氏在家里吃饭，而到郑家服务，每天早晨背着板桥到街上，买一块饼给他，然后再做其他事；间或有鱼飧瓜果，也要让板桥先吃。在她到外地去谋生而离开郑家时，把旧衣都清洗补缀，挑水灌满缸瓮，又买柴数十束放在灶下，板桥天明醒来时，乳母已离去，见灶台还是热的，锅里盛有给板桥吃的饭菜，板桥痛哭流涕，一点也吃不下去。后来板桥中了进士，写了一首《乳母诗》，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乳母对自己的舔舐深情：“平生所负恩，不独一乳母。长恨富贵迟，遂令惭恧久。黄泉路迂阔，白发人老丑。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对乳母的这种感情后来发展为板桥思想感情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对劳动人民的深厚同情。
板桥在家里受完初级教育后，于十七八岁时离开老家到真州(今仪征)的毛家桥去读书。大概在这时候，他有过几次不成功的恋爱，其中有与表妹的恋爱。板桥在《踏莎行·无题》一词中表达了这段少年恋情：
中表姻亲，诗文情愫，十年幼小娇相护。不须燕子引人行，画堂得到重重户。
颠倒思量，朦胧劫数，藕丝不断连心苦。分明一见怕消魂，却愁不到销魂处。
他开始结识了一批诗朋画友、穷儒寒士。板桥年少自负，好大言，谩骂无择，乡中先辈都侧目而视，告诫子弟不要与他往来。然而板桥绝非轻浮狂徒，他读书自刻苦、自激愤、自竖立，他的狂妄正表明他不苟同俗见的独立精神，他这样表明自己的心志：“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这首诗表明他对儒、释、道三家都抱批判的态度。
26岁时，迫于生计，板桥不得不在真州江村设塾授徒。他讨厌这种枯燥无聊的生活，并向学生们公开表示自己的苦闷和无奈：“飘蓬几载困青毡，忽忽村居又一年。得句喜拈花叶写，看书倦当枕头眠。萧骚易惹穷途恨，放荡深渐学俸钱。欲买扁舟从钓叟，一竿春雨一蓑烟。”(《村塾示诸徒》)做官以后，他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此诗的思想境界并不高，却道出了封建社会教书匠的低下地位：读了书要做官才算平步青云，做不了官的读书人，只是个无枷无锁的自在囚而已。
教书之余，板桥写字著文，赋诗作画。到他30那年，父亲去世，他回家治丧。此时家中光景十分凄惨，板桥在《七歌》中对此有十分沉痛的描写：
郑生三十无一营，学书学剑皆不成。市楼饮酒拉年少，终日击鼓吹竽笙。今年父殁遗书卖，剩卷残篇看不快。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呜呼一歌兮歌侧，皇遽读书读不得。
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长啸一声沽酒钱，背人独向问真宰。枯蓬吹断久无根，乡心未尽思田园。千里还家到反怯，入门忸怩妻无言。呜呼五歌兮头发竖，丈夫意气闺房沮。
我生二女复一儿，寒无絮落饥无糜。啼号触怒事鞭扑，心怜手轻反成悲。萧萧夜雨盈阶起，空床破帐寒秋水。清晨哪得饼饵持，诱我贪眠罢早起。呜呼眼前儿女休啼爷，六歌未阙思离家。
不久以后，板桥唯一的儿子也因饿病而夭亡。我们可以想象，这时郑板桥的心情是何等的悲愤和绝望。
处理完家事后，郑板桥孤身一人来到扬州，居住在破庙里，因为无钱糊口，只得以卖画为生。“日卖百钱，以代耕稼；讠乇名风雅，实救困贫；免谒当途，乞求官舍；座有清风，门无车马。”郑板桥卖画为生，从他自己的志向来讲，确属穷途末路，但另一方面，却也使他与商品经济和市民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的扬州是商品经济很发达的地方，是东南地区的经济中心之一。这里布、麻、茶，尤其是盐的交易很繁忙，交通便利，手工业发达。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拥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商人和市民阶层。商人和市民阶层一方面开拓了对书画艺术的民间需要，另一方面也把新的价值观念带入书画艺术中。这正是“扬州八怪”之所以能在清王朝文化专制之下崛起的重要社会基础。
板桥卖画得到的钱，除维持生存外，偶有余资，便出入青楼，与妓女厮混，或流连山水，常游于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墟墓之间，但总因囊中羞涩的缘故，一直没有实现自己万里远游的强烈愿望。幸而得到江西人程羽宸的资助，总算在40岁以前作了三次较远的出游。第一次是出游江西。第二次是北上京都，当时他已33岁。这次进京抱有进谒当道之心，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便与禅宗名宿及京官子弟交游，每日放言高谈，臧否人物，无所顾忌，由此狂名大播，引起当权者的嫌恶。失志南归后，郑板桥把满腔愤世嫉俗、孤独绝望的心情写进《沁园春·恨》一词之中：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碎，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
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癫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39岁那年，传来妻子病故的消息，郑板桥此时已无心归家，便第三次远游至杭州，观潮于钱塘江上。
郑板桥便这样穷愁潦倒地度过了他的前半生。他有两首诗，写尽了这段时期的遭遇和心境：
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家。
年年江上客，只是为看花。
萧萧匹马离都市，锦衣江上寻歌妓；
声色荒淫二十年，丹青纵横三千里。
二、宦海销尽功名心
郑板桥虽然半生穷愁潦倒、落拓不羁，但仍然对功名前途没有死心。他之所以如此念念不忘，一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落魄和家庭的贫困，二是为了实现其济世救民的抱负。他一直觉得写卖字画是一件迫不得已而做的可耻的事。他认为读书人如不以天下为己任，就是枉生世上。“古人以文章经世，吾辈所谓风花雪月而已。逐光景、慕颜色、嗟穷困、伤老大，虽刳形去皮，搜精扶髓，不过一骚坛词客尔，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三百篇之旨哉?”就算是锦绣才子，也是天下的废物，何况未必锦绣者呢?大丈夫当立功天地、字养生民，兼济天下、解民倒悬，才不枉读半生诗书。要实现这个抱负，自然只有作官这条路子。于是，郑板桥在40岁那年，赴南京参加乡试，中了个举人，后来又在镇江的焦山上借宿苦读，准备参加京试。乾隆即位那年，郑板桥44岁，赴京应试，终于中了进士。但并没有立刻得到官职，只好南归扬州等候，一等又是四五年，到49岁时，才被授予七品知县，去山东范县就任；五年后又迁任山东潍县，直到罢官，一共在官场度过了12年。
郑板桥在作官期间，可算是模范地实践了儒家的政治道德。首先，他为官清廉，绝不干搜刮民脂民膏的事，虽有俸禄，还偶卖字画；他把家属(他娶了继室并于52岁时得一子)留在老家托堂弟郑墨照顾，自己只身一人在外，到罢官时还是两袖清风。其次，郑板桥一方面为政重清静无为，不去惊扰劳苦百姓，另一方面又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深得百姓爱戴。他判案的基本原则是保护穷人，贬斥富人。有一次，有个贫士告某富翁赖婚，因贫士家先前富有，现在因故败落了。板桥留贫士在衙署，召富人来问。“你女儿固然不能做穷人家的媳妇，但你怎能叫你女婿甘心呢?这样吧，只要你能拿出一千两银子，我就保管你把婚约取回。”那富人以为县令想纳贿，就如数付出银两，板桥说：“你的女儿怎不能终身不嫁吧?我替你找了一个女婿，这一千两银子就算是你给女儿的嫁妆吧!”富人大喜而谢之，却不料板桥召出贫士，当堂定了婚事，叫他把富家女和银子一块带走。
板桥还判了一个自己很感得意的案子。他做潍县令时，乡民抓获了一对偷情的和尚和尼姑，缚押官府，郑板桥一见两人年龄相配，就令他们还俗，成就了他们的婚姻，并赋《判潍县僧尼还俗完婚》一诗，表达自己的满意和愉快：“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最受人传诵的当然是那次导致他被罢官的赈济灾民的举动。当时，潍县因大旱而发生大饥荒，救民如救火，郑板桥未经请示上司就开仓赈贷，同时不顾群僚阻拦，大兴工役、修筑城池，招收远近饥民做工就食，并令城内大户开厂煮粥，救活了不少饥民。
在为官期间，郑板桥早年就已产生的平民主义思想和个性主义思想已趋于成熟。
板桥的平民主义思想来自于他早年的贫困生活和与劳动人民的密切接触。年轻时，他曾把家里前代家奴的契书烧了，免得让他们的后人看见，生出羞愧之心。自此用人，从不写什么契书，合则留，不合则去，免得留下一个把柄，让自己的子孙利用来算计和苛勒别人。板桥认为，人人都是黄帝尧舜的子孙，今日不幸有藏获、婢妾、舆台、皂隶，他们并非数十代以前就是这种身份，而且经过发奋作为，还可以改变这种身份。板桥主张对佃农要以厚德相待，他告诫郑墨说：“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之人，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人；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礼貌待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板桥晚年得子，爱如掌上明珠，但他认为自己的儿子与佣人的子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应当一般的爱惜，不可让儿子去凌辱他们。好吃的东西应均分散给，让大家都欢喜跳跃，如果自己的儿子坐食好物，佣人的子女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他们的父母心中怜惜，无可奈何地叫他们离开，这岂不是剜心割肉的事吗?
与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排列相颠倒，郑板桥以农夫为第一，把工商的地位提前，而以士人为四民之末。农夫为四民之首，他们勤其力，苦其身，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人，假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的人都会饿死。极贱则为儒，为什么呢?读书人本应得志加泽于民，不得志独善其身，但如今的读书人，一捧书就想中举、中进士、作官，想扌矍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大田产，起手便走错了路，以至越走越远离正道。至于不能发达者，就在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工人制器利用，商人搬有运无，都有其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在给郑墨的另一封信中，郑板桥嘱咐他买一块荒地，造几间茅屋，用草苫盖成，围墙不要高，每当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有人会说这种房子难以防盗，板桥却说：“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
在为官期间，郑板桥经常微服私访，了解民间疾苦。他写了大量诗篇，如《悍吏》、《私刑恶》、《姑恶》、《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孤儿行》、《渔家》、《田家》等等，愤怒鞭挞贪官污吏的胡作非为，真实地反映了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在中国文学史上，除杜甫以外，郑板桥可以说是第二个写出这样大胆暴露社会丑恶和黑暗、对人民倾注无限同情的作品的诗人。正像他的一首题画诗所言：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板桥的个性主义思想也由来已久，此时更趋成熟。他在家信中写道：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服其性以适吾性乎!但我虽不喜笼中鸟，又未尝不爱鸟，只不过养之有道而已。最好的养鸟方法莫过于多种树木，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拂晓时，睡梦初醒，尚辗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闻云门咸池之乐。及至披衣而起，洗而漱口啜茗，见众鸟扬翚振彩，倏往倏来，目不暇接，这种快乐绝不是一笼一鸟所能比拟的。平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以天下为园圃，以江汉为泳池，万物各适其天性，而自己嬉游其间。
板桥个性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在于，他认为应当保护“丑类”、容纳“怪异”。天地生万物，有时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有时狂风淫雨、飞沙走石；既有麒麟凤凰、五谷花鸟，又有蛇虎蜂虿、蒺藜萧艾，这正表现出天地的仁爱和博大。拿这个观点来评价尧舜，则尧为最，舜次之，因为尧能容纳意见不同的人，但这无损于尧的伟大，至于舜则不然，流共工于幽陵、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党同伐异，使天下人自相残杀。
郑板桥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自然极力推崇那些个性突异的怪诞人物。他自称是“青藤门下牛马走”；他对“扬州八怪”中的其他朋友感到骄傲、引为自豪。他赞美金农“乱发结成字，深山凿出诗。不须论骨髓，谁得学其皮”，又赞美黄慎“爱看古庙破苔痕，惯写荒崖乱树根。画到情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
然而，官场生活既与郑板桥的平民主义思想，又与他的个性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尽管郑板桥力所能及地做了一切，然而贪官中饱私囊、悍吏横行乡里，而老百姓则饱受压榨和饥寒，以至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却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是郑板桥尽其个人微薄的努力所无法改变的。郑板桥终于领悟到，官场仕途，全是骗人把戏；济世救民，不过一场幻梦。另一方面，就算能够运用手中的权力勉强做一些好事，但做官要处理许多文牍、应接许多权贵和俗客，这终究不符合郑板桥耿直、率真、不拘礼法的个性，他身在官场如同身在牢狱。以上两个原因，使郑板桥逐渐萌生退志和归意。早在范县时，他就写信给郑墨，叫他买下几片空地，作他日归隐结茅之所在，又希望能回扬州与老友李鱓卖画以终老一生。到潍县后，由于俗务缠身，潍县风光虽好，却不能流连其间：“行尽青山是潍县，过完潍县又青山。宰官枉负诗情性，不得林峦指顾间。”在作官后期，郑板桥曾回顾这十多年枯燥无味的官场生涯，写下《青玉案·宦况》一词：
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宜开酿，又是文书累。
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
官场生涯令人生厌，兼济天下的雄心又已消退，思归之情就愈益加深：
绝塞雁行天，东吴鸭嘴船，走词场三十余年。少不如人今老矣，双白鬓，有谁怜?
官舍冷无烟，江南薄有田，买青山不用青钱。茅屋数间犹好在，秋水外，夕阳边。”(《唐多令·思归》)
三、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
1753年，郑板桥61岁时，因擅自赈灾救民，触怒上司，罢官回乡。三头驴子送着板桥南归：一头是皂隶骑着在前面引路，一头驮着两夹板书和一把乐器，最后一头装着简单的行李，郑板桥也骑坐于上。潍县百姓扶老携幼，前来送别，痛哭之声十里可闻，家家供祀着他的画像。老板桥挥笔作画，并题诗与潍县人民告别：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扬州后，郑板桥决定重操旧业，卖字画维持生活。此时郑板桥的名气已很大，前来求索字画的人很多。这就抬高了他的字画的价格。为省得与人在卖画酬金上讨价还价，他干脆自制“润例”一则，张贴在画室前以告来者：“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犹恐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矣。”并在后面赋诗一首：
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
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此时郑板桥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既要卖画谋生，自然不能不论价钱，自然不能不与自己素来讨厌的官绅和富商发生关系；另一方面，郑板桥仍然不能把书画当作单纯谋生的工具，他要在书画中寄托自己未酬的壮志和孤高的品格，他要使自己的画艺臻于完美，他要通过自己的书画与普通人民交往，这些都使他对那些无才无德、不懂艺术，只不过附庸风雅的官绅富商产生强烈的厌恶。郑板桥往往为有学识的贫寒之士欣然作画，不收分文，而有权有势者以千金求画时却被他断然拒绝。他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只有劳苦之人才真正懂得艺术，而富贵之人则不可能懂得，“三间茅屋，十里春风；窗里幽兰，窗外修竹。此是何等乐趣，而安享之人不知也。懵懵懂懂，没没墨墨，绝不知乐在何处。惟劳苦贫病之人，忽得十日五日之暇，闭柴扉，扫竹径，对芳兰，啜苦茗，时有微风细雨，润泽于疏篱仄径之间；俗客不来，良朋辄至，亦适适然自惊为此日之难得也。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有一盐商，几次重金求画，都被郑板桥拒绝，虽多方搜求，买了几幅郑板桥的字画，但终因为没有题上自己的名字为憾。郑板桥有一个特殊的嗜好，就是喜食狗肉，如有小贩牧童把烹熟的狗肉送来，往往作小幅字画答谢。这富商决定投其所好，设计骗取。一日，郑板桥出游郊外，忽闻悠扬的琴声，循声寻去，只见竹林里有一院落，院中有一老人，相貌高古，正危坐鼓琴，旁有一童子在烹狗肉。板桥大喜，对老人说：“老先生也喜狗肉吗?”老人说：“百味以狗肉最佳，你也是知味的人，就请尝一碗吧!”两人未通姓名，就大嚼起来。吃完后，板桥见室内四壁空空，问为什么没有字画，老人说：“没有佳品。此处郑板桥虽有名气，但老夫没有见过他的书画，不知是否真是佳品。”板桥说：“我就是郑板桥，现在就为你作书画。”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十几幅字画一挥而就。老人说：“贱字某某，请为题款。”板桥惊问：“这不是某盐商的名字吗?”老人回答：“老夫取此名时，那盐商还没有出世呢!况且清者自然清，浊者自然浊，同名又何妨呢?”板桥即署款而别。
第二天，盐商大宴宾客，托郑板桥的朋友把他硬拉过来，板桥见厅中字画都是自己昨天为老人所作，情知上当受骗，但已无可奈何，愤然离去。从此以后，他一闻狗肉就恶心。
晚年郑板桥的艺术更显出铮铮个性，因为他既已辞官，便已无挂无碍，无所顾忌，尽情挥洒自己的个性，使自己的书画艺术到达了顶巅。他主要以竹、兰、石为题作画，因为它们最能寄寓自己的个性，最能开阔自己的心胸，最能表现自己不为俗屈的凌云豪气。
他画石，因为石“丑而雄，丑而秀”，“陋劣之中有至好”，“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杖柱石上云霄。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
他画竹，因为竹多坚节，经霜傲雪，铮然挺立，“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秋风昨夜度潇湘，触石穿山惯作狂；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
他画兰，因为兰草清香，高洁僻世。“我愿居深山巨壑之间，有芝不采，有兰不掇，各全其天，各安其命。乃为诗曰：高崖峻壁见芝兰，竹影遮斜几许寒。便以乾坤为巨室，与君高枕卧其间。”
一竹一兰一石，有节有香有骨；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移之石，正可以象征千秋不变之人。
郑板桥的书法，自谦为“六分半书”，意思是比起古人的八分书体，还差一分半。这种书体打破传统书法的格局和规律，把正、草、隶、篆融成一个奇妙的统一体；一切习惯和定律在这里都遭到肆意的嘲弄。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时而东倒西歪、装疯卖傻，时而头重脚轻、拳打脚踢，隶书结体中却突然冒出一个古拙的篆书或放肆的狂草……当时有名的词曲家蒋士铨写诗赞道：“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姿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尽笑板桥怪。”这种狂怪的书法，外表玩世不恭，实则正气凛然，在荒诞的喜剧风格中饱含着艺术家辛酸的遭遇和心中不平的郁愤，同时也是一种机智的反抗和尖厉的嘲讽。
贯穿板桥全部艺术的灵魂，就是“真”，不是指外形的逼真，而是其心的真诚和人格的真率。后世评论说：“板桥有三绝，曰画、曰诗、曰书；三绝之中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正因为他坚持自己内在的真实和强健的个性，才使他获得不是出自“寻常眼孔”的艺术成就，才创作出“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
乾隆三十年(1765年)冬天，73岁的板桥老人怅然离开人世。他生时饱尝辛酸，受尽磨难，然而他创造的艺术作品却在他身后巍然耸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中国古代文化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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