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上海

——齐卫平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2011年6月26日   08：08－思想者·连载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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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

　　思想者小传

    齐卫平 1953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政治学系主任。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研究，合著、主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文化》、《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等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6篇论文先后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宣传和研究优秀成果论文奖。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科学研究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6项，现为201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研究”首席专家。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发生过许多彪炳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对改变中国社会命运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个事件彰显的“开天辟地”威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0年历程中得到显著体现，它充分证明了一个先进政党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能力。

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

    上海城市的商业价值同时也给它带来了政治开发的历史机遇。一些大规模厂局形成的新型生产关系，相对集中的产业工人，比较齐全的教育、文化条件，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使上海拥有孕育新兴政治力量的土壤。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使这座近代城市增添了政治上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是历史铸就的。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上海这座城市被发现或者说引起重视，首先是因为它在经济贸易方面显示的商业价值。《南京条约》签订后，作为中国首先被迫开放的口岸之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便利的交通条件，使上海成为西方列强纷纷看好的一块风水宝地。穿梭往来吴淞口的外国船只、过往不息的各国商人、种类繁多的商品贸易、大大小小的外商机构、“国中之国”的租界领地、耸立外滩的“万国建筑”、霓虹闪烁的娱乐场所……打造了上海领先国内水平的近代城市风貌。上海的畸形繁荣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凋敝沉沦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当然，畸形的繁荣不是上海的幸运，殖民侵略的结果只是为西方列强获得巨大利益提供了方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上海城市的商业价值同时也给它带来了政治开发的历史机遇。一些大规模厂局形成的新型生产关系，相对集中的产业工人，比较齐全的教育、文化条件，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使上海拥有孕育新兴政治力量的土壤。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为这座近代城市增添了政治上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80年历史变迁过程中，社会主体力量转换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各种政治势力曾经先后担当起改造社会和引领国家进步的责任，包括像太平天国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所领导的历次运动，都表现出试图扭转中国传统发展轨迹的进步意义。然而这些运动无不以失败和夭折而告终，即使像辛亥革命这样一场颠覆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历史性巨变，最后也没有能够从实质上扭转中国的命运。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它们所依赖的社会主体力量缺乏先进性。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虽然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他们领导发动的革命却缺乏先进生产力的支撑。孙中山所依靠的社会主体力量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二是会党，三是新军。这样的主体力量构成与此前社会变革的情况相比，虽然已经有所变化，但还是没有找到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主体社会力量。因而，辛亥革命开出的灿烂之花最后未能结出果实，中国依然在“民主共和”的外壳下维系着封建之骸。

    工人阶级取代传统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催发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的时代基因。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各业工人总数的1/4强，产业工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7.8%，且多集中在500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大企业的工人达10.81万人，占上海工厂工人总数的59.6%。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工人声援北京学生的罢工显示出的强大威力，预示着社会主体力量的转换。历史选择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地，与工业集中、工人数量居多、先进生产力发达的优势有着密切关系。

    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没有一个是上海本地人，他们汇聚到上海，不仅因为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最早成立，并扮演了发起者的角色，而且更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新思想的重镇。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蒙运动策源于上海，《新青年》创刊于上海，不少报纸杂志传播的新思想从上海辐射全国各地。五四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集拢在他的周围，使上海成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这个因素使各地代表来到上海参与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历史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足迹留在了上海。

    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与上海这座城市结缘，具有深刻的历史涵义。上海不是国内政治的中心，但是像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样一桩具有极其重大政治意义的事情发生在上海，绝不是用偶然因素可以解释的。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孕育和诞生的机遇必然与其相对应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相联系。说中国共产党只能诞生于上海，可能有点绝对化，结论不一定正确，但说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有必然性，则合乎历史的发展逻辑。

建党伟业奠基于上海

    揭示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必然性，背后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即上海工人阶级力量和先进思想能量的存储，使在这座城市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与先进生产力、科学思想理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本质使它历史地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因发生意外情况，代表们决定将最后的议程转到嘉兴南湖完成。 90年前，历史选择上海而不是其他城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

    在残酷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很长时期处于“秘密状态”，选择在哪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自然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作为组织严密的政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址理应有事先的讨论和决定。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章作出了“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在什么地方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都有事先酝酿和通知。中共一大作为党创建的首次会议，因尚未形成推选出来的正式领导机构，目前也没有发现就代表大会选址事先讨论的史料，会址选择似乎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选择在上海召开仍然有理可循，有据可依。

    首先，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建立于1920年6月，其他地方共产党早期组织都建立于同年秋冬，不仅时间上晚于上海，而且北京、长沙等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与上海联系或者说在上海促进下建立起来的。此外，建立全国范围共产党组织的想法也首先是当时在上海的陈独秀等人提出来的，他们还进行了起草党纲草案、制定宣言等准备工作，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员负责通知各地组织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些情况造成了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 “发起者”地位，聚集在上海的一批建党积极分子事实上担当起召开中共一大的领导责任。

    其次，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以及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中，树立起很高的威望。选择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陈独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很有关系。

    除了以上两个因素外，交通便利当然也是一个因素。然而，这些因素都不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的中国人在救国救民道路探索中找到的先进理论，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变革历经失败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崭新力量。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这两个关键要素，构成中国共产党新型政治组织诞生的历史基因。揭示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必然性，背后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即上海工人阶级力量和先进思想能量的存储，使在这座城市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与先进生产力、科学思想理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本质使它历史地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认识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的关系，不能局限于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这个历史闪光点上。就政党组织而言，“诞生”和“创建”既相联系，又不是同一个概念。从政党成立到组织成型是一个创建过程，上海在这个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上海三处革命遗址铭刻着建党大业起始的历史足迹。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是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13位代表聚集在这里谱写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是中共二大召开的地方，当年是李达租借的寓所。这是一栋联排式的里弄建筑，各地代表10余人参加了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年北四川路上一幢三层楼房子（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是中共四大召开的地方。这栋房子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的炮火，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11月发文确认，已在该处勒石纪念。这3处遗址带有典型的上海城市特征，虽然它们在当年众多石库门建筑群中并不起眼，但却承载起建党伟业的重任。

    中共一大宣告了党的诞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然而，这只是一个组织程序，仅有一个形式上的组织名义对政党创建来说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中华民国初年许多政党宣告成立后不久就偃旗息鼓，不见踪影了。政党作为近代社会的组织形态，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团体之处在于它必须有完备的组织形态。这样的组织形态包括党的纲领和章程、组织结构、路线策略方针、任务方向和斗争路径。具备了这些要素，一个政党才真正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团体。

    以往研究中，一般都以中共三大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任务完成的标志，主要理由是这次大会形成了统一战线的策略。然而，中共三大确定的统一战线策略出发点是希望改造国民党，将联系和发动群众的期待寄予国民党身上。这种以国民党为国民革命中心和领袖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共产党加入革命的方式和路径的明确。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创建的整个过程。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在中共三大完成的，说它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任务，历史逻辑上说不通。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最突出的意义是树立了将党建设成为群众性政党的鲜明意识。中共四大召开前后，组织和发动群众运动的思路清晰地浮现出来。随着国共合作实践的开展，一系列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党与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是什么关系、党怎样对待农民运动、中国社会各阶级对国民革命的态度有什么差别、党在国民运动中居何种地位等等，核心是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革命实践的深入，推动了党的理论思考。中共四大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了一系列文件，明确了领导和发动工农革命的斗争方向，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准备。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确定后的快速发展是在中共四大以后。从全国来看，中共四大召开后8个月，即1925年9月，党员已发展到3164人，1926年7月，发展为18526人，到1927年中共五大前，党员人数已经达到57967人。从中共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和工会会员来看，中共四大以前只有唐山和上海等地的少数工会组织及会员，中共五大前已发展到280万工会会员。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掀动的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正是在其实现了群众性政党建设的目标后才出现的，中共四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任务的完成。

    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历史显示了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28年里，中国共产党召开过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的占了3次，而且都集中在党的创建时期。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主要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出于方便联系孙中山的考虑。当时很多人还是认为上海比广州更有利于开展活动，因此，中共四大又重新回到上海召开。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仅诞生于上海，而且它的整个创建过程也是在上海完成的，建党伟业奠基于上海。

党领导革命的首个指挥中心

    考察上海革命中心的形成，除了工人运动蓬勃掀起外，还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时间里将上海作为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发生过很多影响重大的事件，有从上海引发而扩大到全国的，也有国内其他地方发端而在上海产生强烈回应并形成高潮的。这些事件的发生，都与中国共产党将上海作为指挥中心有关，上海也因此成为革命的中心。

    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以武昌为中心发动起来的，湖北地区成为辛亥革命的重镇。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将中华民国政府设在南京，但因袁世凯的阻挠而没有成功。北京照旧成为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下，革命势力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许多资产阶级革命者先后遭到通缉。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召集国民党员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斗争。但是，接连的失败使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难以再次形成中国革命的中心。

    20世纪初期，上海显示出两个突出的亮点。一是具有新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大量集中在上海；二是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浪潮形成强大的威力。这两个亮点对于革命力量的再生具有象征意义，对革命中心的形成也产生了影响。在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过程中，革命中心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直接相联系。党的创建中，一些早期活动家对上海有较多的关注和重视。他们认为，“上海的工业最发达和最先进”，“我们对于上海应该更加注意”。上海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表现十分出色，邓中夏在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的著作中作出了“表现其好身手”的评价。

    考察上海革命中心的形成，除了工人运动蓬勃掀起外，还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时间里将上海作为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的创建时期，党中央领导机关曾于1922年10月-1923年2月搬迁北京、1923年5月-7月搬迁广州，但两度搬迁加起来的时间不过半年左右的时间。上海虽然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严密控制，革命的环境也不理想，开展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但就是在残酷的环境中，党中央领导机关长期驻扎上海，克服和战胜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领导任务。即使在1927年革命遭受重创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党中央领导机关仍然坚守上海，在白色恐怖中继续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1933年1月，党中央领导机关因无法立足才从上海迁往江西。因此，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指示都是从上海发出的，它可以说是当时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

    党中央领导机构长期驻扎上海，许许多多后来在党的历史上涌现出的著名中共领导人便经常往来活动于上海，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瞿秋白、陈云、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邓小平等，还有向警予等革命英烈，都曾在上海留下了革命的足迹。他们与上海的结缘，给这座革命的城市增添了历史的光彩。

展示城市价值的另一面

    上海引以为豪的不只是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而且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革命的历史资源。经过风雨的吹打，展望未来的上海，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革命的历史资源更值得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去挖掘和展示。

    尘封的历史被开启，昔日的光辉被重现。时光岁月留下的只是一抹历史的记忆，但它铸造的时代印记却是鲜活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当中国人民在感受国家繁荣富强的自豪时，不应忘记中国共产党创业的艰辛历史。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向人们展示着这座城市价值的另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上海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后，上海大踏步地前进，取得了飞速发展的成就，已经迈入著名国际现代化大都市建设的行列。刚刚制定的上海市“十二五”规划，以推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为目标定位，开始了新一轮发展的新时期。

    然而，上海引以为豪的不只是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革命的历史资源。经过风雨的吹打，展望未来的上海，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革命的历史资源更值得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去挖掘和展示。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世界各国经济发达繁荣起来的城市会越来越多，但要寻找现代化成就与深厚历史底蕴相映同辉的城市则不会很多。上海应该珍惜带有红色印记的革命资源。

    如今，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上海革命遗迹大多数被发现和保存下来，许多遗迹成为传承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各种教育基地。这些记载过许多精彩故事的地方，向人们叙说着先辈们的奋斗经历和他们的可贵精神。在如今高楼耸立的上海，这些革命遗址虽然并不壮观炫目，但却衬托着上海城市的厚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透现着先辈足迹的遗迹，将发挥让“历史告诉未来”的重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