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长了个红疙瘩图片:从马戛尔尼访华看满清的落后！11

马戈尔尼访华始末简述
　　公元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以向乾隆皇帝补祝八十寿辰为名（乾隆皇帝生于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即1711年9月25日，其八十岁应是乾隆五十五年，即1790年），派出以马戈尔尼为首的使团来华。这是英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正式访华使团，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一、 马戈尔尼来华前中英双方的接触
　　二百多年前，在中英正式通使之前，英国曾多次想打开中国的大门，中英双方就已经有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当时，英国已经成为头等的资本主义强国。17世纪40年代，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在18世纪60年代，又首先在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英国的经济开始起飞，很快代替荷兰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不断增长的扩大产品销路需求的驱使下，这一“海上第一强国”，奔走于全球各地。当开拓海外殖民地和市场成为英国的既定政策之后，其对华政策也日益显示咄咄逼人的端倪。英国首先抢占了印度，而急于打开中国门户则可追溯到17世纪30年代。
　　在明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使节就曾踏上前往中国的航程，但历经周折，最后没有能够和中国建立关系。入清以后，自康熙二十四年，英国商人在广州开设了商馆，英国从此加入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之列。到了18世纪，英国成为了最大的对华贸易利益获得者。如在1736年到广州的12只西洋商船中，英国只占5只，而在1775年到中国的38只外船中，英国就占24只。18世纪末中英的贸易额和该世纪初相比，增长了二十倍，达到一千万两以上。
　　为了进一步开辟中国市场，扩大对华贸易，在华英商联合致书广东督抚，提出改善中英贸易的五项要求：1、英船至广东锭泊后，即请开舱解货；2、奸民偷窃英商货物，请予依法处罪；3、请紧华人将英人看作夷狄禽兽，任意侮辱；4、减轻对英货的课税；5、官吏请勿无故与外人疏离。但广东督抚置之不理。而英国又急待改善对华关系以进一步扩大贸易。于是，在1787年，英王乔治三世任命曾担任过英国孟加拉军需总管的查尔斯•卡思卡特为特使，前往中国。谁知查尔斯•卡思卡特却病逝在了途中，这次遣使夭折了。
　　于是，乾隆五十三年即公元1788年，摆在英国国王和外交大臣面前的，仍旧是对华遣使扩展对华贸易的问题。当时，外交大臣亨利•邓达斯在仔细考虑、斟酌之后决定选派乔治•马戈尔尼为1792年英国使华团长。对于这次马戈尔尼率团使华，英国政府极为重视。这在使臣的选派上就明显的反映出来。正使马戈尔尼是英国“国王的亲戚，议国事的大臣”，使英国政府“从许多博学的人那里挑出来的一个大博学的人，他从前办过许多大事，到俄罗斯国出过差，又管过许多地方的事”,并且还在英国的一些“属国地方料理国事情”。由此可见，英国政府派遣马戈尔尼出使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遴选出来的合适代表。副使斯当敦“也是个体面的人，他的博学和会办事与正使一样”，“从前他在海地平服过许多的事情”，并且出任过同小西洋国家“讲和”的谈判专使。（《英王致乾隆的“表文”》）
　　
　　二、 使团出使目的
　　对于此次来华的目的，英王在给乾隆皇帝的国书里是这么说的：英国遣使前来中国，“并不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又多少处，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融通，别国的好处我们能看得着，我们的好处别国也能得着”。英国的初衷只是想“要把西方十界的物件，各国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英王致乾隆的“表文”》）
　　然而，英国国王在给马戈尔尼的训令中则是这样说的：“在中国经商的英国臣民很久以来就多余其他欧洲各国。……有些国家得力于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由于他们的科学的专长和艺术上的天才，常常和那里的神秘而文雅的王朝发生亲密联系。他们在传教之外，也为他们国家的利益有所尽力。但英国商人缺少这种帮助，在这个遥远的国度里，每每被人误解而得不到尊重。在这等情形下，我对于自己的远方的臣民不能不予以应有的关怀，并以一个大国君主的身份有力的要求中国皇帝对于他们的利益予以应有的保护。”（《英国政府给英使马戈尔尼的训令》）
　　在马戈尔尼方面，在接受使命时，他曾写书面报告给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要先行通知特使行将到来，特别要发出声明，保证此行的目的不是强求改正过去所受的委屈，只是代表国王参加向皇帝祝贺八十大寿的庆典，并附带谈一下两国以后贸易的互利问题”。并且认为:“对付一个如此骄傲的朝廷，它对西方国家的力量与重要性无知，而坚持东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须给予皇帝及其大臣以庄严华丽的印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对于此行的目的，他还主要阐述了以下6项（《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1、 摆脱广州官吏的限制和勒索。
　　2、 要求准许在靠近商品产地的口岸贸易。
　　3、 废除进出口货物关税，或降低至初期贸易征税水平。
　　4、 获得与葡萄牙人同等待遇，要求准许在中国某个岛屿上建立商站，并获得与葡人在澳门同样特权。
　　5、 请中国皇帝颁发特别命令，通知地方官吏，禁止强迫公司代理或其他英国人负别人行为的连带责任。
　　6、不仅在各个口岸贸易，而且要废除足以妨碍购买不列颠货物的种种规条，以期很快改变对中国贸易的逆差，转而为有利于大不列颠。
　　从以上英国来华访问的目的来看，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资本主义的英国，已经准备好了要与庞大的中国封建帝国进行显示自身力量的较量。作为惯例，外交回合是第一个步骤。所以，英国要派出以马戈尔尼为首的使团访华。然而，此时的清朝对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后的变化却仍茫然无知。对于英国正式外交交往的诉求，是首次遭遇，既无概念也无准备，更无从谈改变自己的宗蕃制度传统以认真对付，于是，双方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立即显示了出来，使得这次交往比以往任何一次朝廷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更意味深长。
　　三、 在华出使过程
　　马戈尔尼使团来华，预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在广州通知清朝署两广总督郭世勋和粤海关监督盛住，递交了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巴林给两广总督的正式信函，并要求在天津登岸，以免礼品经广州长途运输受损。郭世勋和盛住立即上奏朝廷，说英国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戈尔尼进贡，由天津赴京。”乾隆皇帝闻之大喜，降旨海疆各督抚，如遇到英国贡船进口，“即委员照料护送进京”。（《清高宗实录》）
　　但一方本意是来华进行外交谈判，而另一方则一如既往以为是远道来贡，这种误解首先是英方借祝寿为名造成，而清朝皇帝则以为“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从一开始双方的认识就不在一个基点上。所以，英国以西方当时惯行的外交先例一到中国就无异于触礁了。
　　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他的著作《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认为“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倒野蛮人的边缘”。又说：“中国拒绝对世界开放，而英国人则不管别人愿意与否，想让世界对所有的交流开放。”虽然，满清王朝对于英国明显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开放”要求理应拒绝，但问题在于它拒绝的方式是僵化的固守朝贡体制。这注定这次中英外交交往必然以失败而告终。不仅仅是礼仪和文化的冲突，更是清朝政府对外政策的失误。清朝僵化的外交思想和模式与西方近代外交格格不入，孤立与世界潮流之外的海外政策，其闭关自守的性质在此暴露无遗。
　　1、 贡品隐含的较量。
　　英国带来的600多箱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中，有许多英国有意向中国显示其科技发达、武力强盛的礼品，如当时英国最大、装备有最大口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以及榴弹炮、迫击炮和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然而，乾隆皇帝却不以为然，只是将之作为海外国家进呈的一般贡品而已，而英使也只不过是万里迢迢来送贡品，以表示向大清国的恭顺的朝贡国使节而已。因此，他不仅没有看到礼品上所表现出的西方科技的巨大变化，相反却还责难英使在礼品单上自称“钦差”一词，而降旨要其改为公差，以符天朝体例。
　　马戈尔尼带来的礼品没有使乾隆从中得到新的启示，不过将之视为西洋奇器玩好在宫廷中作为摆设。那些显然是用来炫耀实力的大炮，则被拉到了圆明园，搁置在那里，知道1860年，英军火烧了圆明园时又发现了它们，而它们一直未被使用过，又被英军拉回了伦敦。
　　中国和西方国家君主间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在此显现出来。乾隆皇帝在外交回合上固守朝贡体制，不能知己知彼，有理有节，对英使所献贡品所昭示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而不见，仍陶醉与“天朝上国”的虚幻迷梦中，恰恰是葬送了中国向前发展的机遇。
　　2、 礼仪的争执
　　外交礼仪问题，是使团到来后双方即发生争执的主要问题。固守朝贡体制的清朝，坚持执行朝贡礼仪，来朝使节必须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但马戈尔尼执意不肯行叩见礼，理由是：致敬外国君主，不能超过对本国君主礼节，因此只能对中国皇帝行与英国国王相同的单腿跪理。
　　英使的执着态度，使乾隆皇帝十分不悦。在上谕中有“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悦，已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又说“朕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理，以示体制，此驾御外蕃之道宜然。”
　　英使自天津等岸后，先到北京，再至乾隆接见之地热河，礼仪的争执一直没有解决。
　　乾隆五十八年，即1793年，在热河万树园，乾隆接见了马戈尔尼。但是，最后的礼节到底怎么样，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在清朝的档案文献当中记载却都是肯定了英使的屈服，行了叩礼。而在马戈尔尼自己的记录中则是否认了这一点。
　　3、 实质性的谈判
　　英使马戈尔尼来华的真正目的是来向中国皇帝提出扩大对华贸易要求的，所以在第一次觐见时，就急于表达这一要求。然而，第一次接见时，他只能将英王书信呈递给乾隆皇帝。第二次觐见也办不到。而接着是皇帝生日的庆典活动，在活动结束后，清廷便让使团离开热河，返回北京，并随即促其“九月初五以前启程回国”。
　　皇帝敕书虽已下达，马戈尔尼为了未完成的使命，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和和坤等进行交涉，重申英王国书之请，提出了下列九项要求：第一，允许英国派员常驻北京，学习教化，照顾本国商务；第二，允许英商至浙江宁波至直隶之天津等处锭泊交易；第三，允许英商按俄罗斯成例，在京师设一商馆，收贮货物；第四，许给舟山附近一个小岛，以便英商居住，收贮货物；第五，在广州附近拨给一处地方，居住英国商人，或准令寄住澳门的英人自由出入；第六，英商于广州及澳门间运输货物，请免征税或减税；第七，请另行晓谕粤省海关，准许英商照例上税；第八，听任英人在华自由传教；第九，英商获得中国许以居留权者，不强制以纳税。
　　对于这些要求，乾隆皇帝在答复英王的复书中，逐条予以驳拒。关于第一条要求，则说“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第二条，则以宁波、天津“并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从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能谙晓尔国语言，诸多不便……所请……之处，皆不可行”。至于第三条要求，“更不可行。……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蕃人等，稍有越境掺杂”。关于第四条则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卖给地方……岂能各应所求？此事尤不便准行”。要求第五条所请一节，亦碍难照准。第六条则说，“此时不能因尔国船只较多，征收稍有溢额，亦不便将尔上税之例，独为减少，惟应照例公平抽收，与别国一体办理”。所请第七条，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第八条所求的传教自由，亦因“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今尔……意欲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同时在谕旨中，再度申明“天朝特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一方面，我们应当肯定，乾隆拒绝马戈尔尼提出的“给地”、减税、多口通商的无理要求，维护了国家主权。但是另一方面，乾隆皇帝在其谕旨中所流露出的那种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自我满足，进而妄自尊大，处处以天朝体制为处理对外关系行为准则的态度，置于当时世界潮流来看，是多么的落伍而迂腐啊。
　　
　　英使马戈尔尼的访华，是中英这第一次正式交往，只是双方力量隐含较量的第一回合，表面上以英国的要求全部被乾隆皇帝驳回而失败。但清朝统治者的愚昧落后已经完全体现出来，而这也使中国在以后的历史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次访华，使马戈尔尼和欧洲了解了中国，使他们对中国的热情转为蔑视。清朝帝国开始衰落了，而英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在此之后则变得日益强大。“天朝上国”的大门没有被“如缔结条约、互相通商，为现今文明各国共有之办法”叩开，丧失了学习先进迎头赶上的时机，最终只能被西方列强的枪炮所轰开，使得中国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屈辱、最惨痛、最落后的一百多年时间当中，以至于现在，我们仍然要为国家的复兴而努力艰辛。这其中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参考书目：
　　1、 王思治《英使马戈尔尼来华探析》及《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文集》中其他文章。
　　2、 王立诚 《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
　　3、 刘培华 《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册
　　4、 万明 《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英使马戈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