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腿上长了小红点还疼:李志宁《大工业与中国》：后记　大工业经济体系在中国的确立

后记　大工业经济体系在中国的确立

　　今天的世界上，发达国家常被称作“工业化国家”。
　　因此，我们便想到，能否从工业化史的角度，来探讨和摸索一下大工业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发展脉络。本来，我们要做的课题是：20世纪50年代大企业在中国的运行。后来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觉得眼界渐宽，不得不改变题目了。我们试着提出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工业化的故乡不在中国？古代中国能否自然地走向工业化？中国的机器工业是怎样开始的？中国的大工业经济体系是何时和如何建立的？中国的工业化与西方的工业化有什么不同？等等。但动笔之后，才发现原来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用的。中国的工业发展历史是一个远比原来想像为复杂的过程，而我们的研究前辈们也并未给我们准备好多少“思想武器”。例如“生产规模”是我们必定要作的文章，因为我们的题目就是“大工业”。但是中国的学者似乎对“规模生产”这一概念相当漠视。不仅在国内各种经济学词典上从没有“生产规模”这一辞条，而作这个文章的论述也并不多。在权威人士马洪、孙尚清1981年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800余页书中仅有6页论及“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刘国光1983年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企业规模结构战略”位置也很不显要，其分量在全书中占3.8％。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权威汪海波1994年出版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中也只有一页半谈及“大中小型”工业问题。冒昧地说，他们的有些论述，我们尚还难以欣然附议。由于缺乏有力的理论指导，我们就遇到了原未料想到的许多困难，延宕日久，我们深感自己的研究能力实在有限，很难把握好这个题目，但既然课题已经开始，只好不揣浅薄，虽然捏着一把汗，终于还是把它写出来了。
　　书虽然写出来了（当然，本书只是课题组成果之一，由课题组负责人李志宁著写，书中英语部分也为他所译），但此书是否能对得起读者，就不知道了。好在这是一本研究历史的书(尽管其中的论述时而联系到当前)，想来其研究内容，一时还不会“过时”。对我们来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对本题目感兴趣的读者，能对本书多多加以批评指摘，痛加圈点，最好是“论战”。
　 我们全书想说明的中心思想就是：大工业经济体系是如何在中国确立的。本书完全从经济历史的角度，以“大工业”问题为轴，亦叙亦议，自古迄今，一直写到20世纪50年代；虽上下几千年，当然是以50年代为主。这使不少同仁感到书有缺憾，因没有60年代至今的一段，便不完整，不算功德圆满。我们也想，只要将来有了条件和可能，就应当写一本续集。
　　现在，50年代总算写出来了。我们仍然心怀不安。不过，近来我们却也盼着它能够尽快付梓，因为毕竟我们的此项研究离现实较为贴近，作为一家之言，有责任为中国的工业化贡献一份意见，而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还远未走完。十几年前，理论界曾很热闹了一阵子的所谓“后工业化”，实在是一个飘缈的概念，它虽然以其“诗意”打动了不少经济理论研究者，一时间很涌现出不少有关的理论著述，显得象煞有介事，但最终发现西方出现的所谓“第三次浪潮”之类的东西，很难叫社会科学理论，它离高技术产品的商业广告更近得多。中国现在若真的一步跨进了“后工业化社会”，又会变成一次新的“大跃进”，好在微弱的市场因素对此有所制约。另外的原因是西方的信息技术发展太快，集成块的本身就是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这使它的价格迅速下降（至于五彩缤纷的各种电脑软件的设计与其最初的制作，就如著书立说一样，常常是个人智慧的劳动结晶）；同时，人们还发现，西方有些所谓“后工业化”的过程，并不是真正取消了大工业的成果，而更多的是愿意把污染严重的或危险的某些工业生产，设法挪到第三世界去；此外，人们已认识到，现在不能傻呼呼地抛弃“工业化”，眼下人们所赖以生存的许多生产，如建筑、家具、衣物、汽车、飞机、轮船、农作物、肉类等等，其本身不可能“微型化”，它们只能应用微电子学的成就来提高自己的使用价值。所以，所谓“工业化”现在已走向废墟的说法是很可乐的，而相信它则是更为可乐的。
　　另外一件事，是本课题“开工”以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的不少出版物上是有“误差”的，包括我们几个人以前写的书。例如在李志宁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典(1949.10──1987.1)》315页上写道：“1958.11.27我国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远洋轮‘跃进号’下水。”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早在1918年4月至1921年底，就曾为美国承造了4艘万吨运输舰，当时为江南造船厂一大盛事。因此，应当说1958年下水的是新中国的第一艘万吨轮，才是恰当的。另外，汽车的生产也是。我们曾经大规模宣传中国在“一五”以前不能制造汽车，这是正确的，因为全部或大部使用国产件制造汽车是从“一五”开始的。但是，现在所说的“生产”通常也含“组装”在内，若说“组装”生产汽车，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之前就曾进口德国奔驰牌载货汽车散件，组装了2000多辆汽车。不过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历史花絮，不计也罢。误会最大的是关于铁轨的生产，在我们自己所著《草创岁月---开国之初经济恢复纪实》(李志宁、武力、朱文强合著)一书中的243页上说“我国许多过去不能生产的产品，如钢轨……。”这是不正确的，它来源于李富春1952年9月29日的文章，其中写道：
　　“许多以前不能生产的产品如钢轨、各式刨床、矿山机器、巨型的钢铁闸门、纺织机等等已经能够制造。”
　　这里的说法颇不确切，因为“矿山机器”、“纺织机”都说得过于笼统。无庸置疑，旧中国的机械工业十分落后，设备简陋，大部分工厂以修配为主，能够制造的机械产品也极为简易，在世界上处于极端落后的地位(我们现在仍未能处在世界先进位置上)。但是，历史研究和“宣传”不能等同起来。1949年前后，人民政府接管的工厂中，能部分生产重型矿山机械的工厂就有10余家。而当时能够生产纺织机械的工厂则更多，不少是私营的；不过，旧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纺机工业从没有制造出完整的成套设备，也是真的。所以，对我们来说，研究新中国经济历史还有甄别资料的难度，这是我们这些才疏学浅之人的主要困难。关于钢轨，是一个较大的疏虞，所以应加以说明。我们后看到1985年5月出版的国家计委权威人士柳随年、吴群敢主编，薛暮桥作序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上第74页写道：
“……(恢复时期)三年来，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比如钢铁工业，旧中国用一根钢轨，一吨优质材，都需从外国进口，1952年钢铁企业不仅已能生产多种普通钢板、钢材和无缝钢管，而且能够生产机械工业急需的某些优质工具钢、矽钢片、薄钢板、还能轧制钢轨。”
　　这里所说的“一根钢轨”都要进口，可能是为强化语气，并不是研究成果。因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人士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于1990年9月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中这样写道：
　　“(汉阳铁厂)钢也开始生产，1907年产8538吨，且品质甚佳，马丁新钢只含磷万分之一至二，经英、德工程师化验，已是头等钢。所制钢轨甚为适用，京汉、津浦等路均向该厂订购。”(见592──593页)“(1910年汉阳铁厂)所产钢的主要部分，是拉成钢轨供当时修筑国内各铁路之用。原来张之洞兴办汉阳铁厂的主要动机，便是想自行解决钢轨供应问题。汉厂钢的质量过关后，所出钢轨，各铁路已放心采用；清政府又有明文规定，各铁路所需钢轨一律向汉厂订购；加上进口钢轨运费太高，价格上竞争不过汉厂，因此纷纷向汉厂采购。先后供应的铁路有沪杭甬、沪宁、广九、南浔、津浦、京汉、粤汉等路，铁轨定单接踵而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1909年3月间，公司承揽的钢轨定货即达银300万两。就这一点而论，盛宣怀总算实现了张之洞兴办铁厂的目的。”(见597页)
　　我们注意到，像张之洞和盛宣怀这样的少许“企业家”，不仅追求大工业，而且追求新技术。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人在旧中国的工业舞台上“演出”，旧中国的工业基础还不知要落后到哪步田地。中国工业落后的历史原因是很深的。
　　由此，我们感到研究问题之不易。对任何事物，都应该有个“怀疑”的态度，据说，当年在英国曾经流行过填一种游戏式的“自白书”，马克思的女儿要求父亲也填一份，马克思半开玩笑地在“最喜爱的格言”一栏上填道：对什么都怀疑。这句话也称“怀疑一切”，类同毛泽东的“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研究，就必须对任何事物都怀疑，都要问个为什么，包括对经典本身。如果什么“祖宗的规矩”都不容怀疑，不容讨论，不容试验，不容否定，最终也就成了：不容进步。
　　进步就是生命。只有不断进步，才表现出了生命。什么叫有生命力？就是有“怀疑自我”的思维，就是有“否定自我”的勇气，就是有“清洗自我”的能力。学术如此，经济如此，国家亦如此。只有有“自我清洗能力”的体制，才是有生命力的。
　　本书是从工业史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经济史的，因而我们没有涉及商业、金融、外贸、财政等内容，但完整的经济史是不能没有这些内容的。这说明，我们的困难，还在于知识量不足，理论能力太弱。不过，我们已经尽力想使本书有历史感，有立体感，有感染力。我们把自己联想到的有关问题，也都尽可能提了出来，写进了本书，并不是为了“启发”读者，而是希望人们都来参加讨论。
　　我们当然希望找到真理，但我们同时知道，谁也不可能拿到最后的真理。我们并非“不可知论”者，我们不认为世界永远是“谜一般的世界”，它的面纱会被一层层地揭开，不过，永远也不会揭完。但愿后代能明白我们今天的思维和言语。
　　子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来者，就是后代。孔老人家的这个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唐初陈子昂挨整后被贬，曾来到古幽州台，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他流着泪，写下了千古名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但他的人生观太颓丧了。他还没明白：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仅仅为一代人痛哭流涕，而一代人对后代是有责任的。他不明白犹可，因为那还是在“工业化”之前的遥远年月里，1300多年前了。而我们这一代人，亲手筑起了“工业化”的大厦，我们既通过历史研究“见”到了古人，也通过科学预测“见”到了未来。我们这一代对未来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如果人们已对我们自己失去信心，那么，请记住，我们还将有几乎无穷的后代。他们，还将生活在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球上。
　　地球，可爱而宝贵的家园，它绝不是只属于我们一代人的。我们将给后代留下工业和技术，可能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无穷的困难。目前，土地、资源、环境、生态等问题已经日益恶化。我们在研究“工业化”问题时，千万不要忘记“工业化”在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我们的后代留下千万年的生存条件。物种的本能，就是生存和延续，难道具有如此惊人智慧的人类却找不到延续人类的途径了吗？我们应以“工业化”的成果来拯救地球的环境和生态，这是比所有的问题(包括战争和政治)都大的问题。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将给子孙后代(而不是只给已经消逝或行将消逝的伟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我们不能把广袤的森林、美丽的田野、潋滟的湖泊、辽阔的草原、肥沃的土壤、宝贵的资源、稳定的人口、平衡的生态等等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出现了污染肆虐、资源殆尽、土壤沙化、冰川熔化、垃圾成山、人口膨胀，那么，面对我们这一代人的骨灰，后代将永远不能原谅我们。

　　　　　　　　　　　　　　　　　　　　　李 志 宁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96.5.10.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