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茎长小红疙瘩:李志宁《大工业与中国》：第三章　大工业经济体系终于覆盖中华大地

第三章　大工业经济体系终于覆盖中华大地

　　中国的工业化史，至1953年开始的“一五”时，终于来到了一个有实质意义和全局意义的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史，总算跨过了漫长的“序”，掀开了真正的第一页。
　　“一五”虽然辉煌，但它本来应只是一个新的工业化时代的开端。只是，由于后来发生了“大跃进”、“困难时期”、“调整”和“文革”，于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又意外地成了新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一五”成了中国大工业的嚆矢，“一五”成了建设的象征。
　　对于“一五”的大工业建设，中苏关系是关节问题。
　　当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有着关键性的影响。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继任者赫鲁晓夫将苏中两国的关系维持到50年代末期(1960年7月两国的经济互助关系断绝)。由苏联设计和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是“一五”计划最核心的部分，虽然并没有全部建设完毕，但它们在我国后来的经济生活中相当长时期里发挥了工业基础的作用。在表面上，这种作用不大轰轰烈烈，甚至不太看得清楚，它不象“三大改造”那样敲锣打鼓，雷雨交加，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也不若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那样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反冒进”使得毛泽东颐颜震怒，全国经济生活因而发生重大变故，举国被推入“冒进”的顶点---“大跃进”，但其动因叫人始终百思莫解。只有“一五”期间已建立起来的大工业经济体系，默默地运转，奉献着自己，支撑着上层建筑中各种戏剧性的活动。我们发现，通常，人们对“大工业”存在的本身似乎并不太在意。我们看到，不少有关建国以来经济发展史的著述在讲到“一五”建立的大工业经济体系时，通常是勿勿几笔带过。学者们对“一五”期间中比较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一般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由来，统购统销的政策，农业合作化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问题，手工业的改造问题，经济体制问题，《论十大关系》和新的建设道路的探索，冒进与反冒进问题……等等。这的确是一些引人入胜的研讨题目。但是，我们在本书里打算讨论的却是一个“一五”时期最为枯燥的问题：中国大工业经济体系的建立及其历史意义。
　　“一五”的工业建设是由周恩来负责的。他是总理，国家的总管，事无巨细，他都操碎了心。直接负责“一五”计划特别是156项工作的是陈云。毛泽东是国家主要负责人，是抓全局的。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他的主要精力似乎是抓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主持起草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此外，还抓了文化宣传方面的工作，如评《红楼梦》、反胡风、反右派等，这些工作和工业建设直接关系不大。毛泽东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很反对那种认为“搞工业化不容易呵”的迷信，他说：我也不懂工业，我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工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要先藐视它，然后重视它。
　　“一五”所带来的工业化到底如何呢？让我们来分门别类地看一看。
《大工业与中国》：第三章　大工业经济体系终于覆盖中华大地

(一) “一五”计划： 梦想 现实 奋斗

　　关于“一五”计划的制定，陈云曾经在1954年6月对中共中央的汇报中这样说明道：从1951年至当时共编制了5次，前三次都是由中财委编的，第4次是由国家计委(按1952年11月15日设立，高岗任主席)编的，第5次，又由陈云接手，从1954年3月开始作。“一五”计划于1955年7月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并颁布。
　　1952年8月，周恩来总理带着有关“一五”计划的设想和轮廓的大批材料，离京赴莫斯科。这个代表团有60余人，是个庞大的代表团，其中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除工业部门一些负责人外，还有军队的空、海、炮兵等负责人。据代表团员师哲回忆，他建议先将文件译出，送交斯大林若干份，然后由斯大林依情况召集会议，分头研究计划以及援建项目等问题。代表团到苏联3天后，8月20日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一次会谈。斯大林表示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中国的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和提供贷款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关于军事装备和军事工业，他强调中国应自己生产飞机、坦克、雷达等武器，从修理经过装配到制造，从小到大，以利培养干部，掌握技术，否则只有工厂，没有人才，绝对不行。他建议最好是中国派人到苏联学习，要培养自己的干部、工程师及技术工人。师哲回忆道，斯大林当时笑着说：你们运气好，革命获成功，所以苏联应帮助你们。
　　中国方面将《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计划的任务》及一些其它文件和材料送给斯大林。9月3日，斯大林与周、陈、李、张、粟等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重点是谈五年计划问题(而第一次会谈重点是谈延长苏联使用旅顺海军基地问题、中蒙铁路修建问题和苏联援助中国种植橡胶园问题)。斯大林说，中国的三年恢复给他们印象很深；但是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20％的增长速度应降为15％，不留有后备力量不行，这样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历史见证人师哲回忆说：“斯大林总的意思是：留有余地，超额完成，这是一种鼓舞，可增强信心，增加干劲！并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建设。”他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最后肯定的意见，需要两个月时间加以计算之后，才能说可以给你们什么，不给什么。”“斯大林对五年计划只作了一般的了解，而把整个制定计划的具体工作分配到他们的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由双方工作人员直接接洽，具体地、面对面地研究。”
　　后来，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也这样回忆道：“老实说，在编制‘一五’计划之初，我们对工业建设应当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样做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还不大明白。因此，苏联援建的项目，有的是我方提出的，有的是苏方提出的，经过多次商谈才确定下来。”“那时苏联帮助我们也确实是真诚的，例如：他们把全苏计划和管理机构动员起来，帮助我们搞出了一个有计划(按比例)建设的轮廓，又承担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56项骨干工程的设计、设备供应和技术指导的任务。”因此，可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苏双方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制定出来的。在中国70年代以前的年月里，这是一个最好的五年计划，执行结果也是最好的，开创了国家全面工业化的新纪元。
　　由斯大林确定的在50年代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诚如陈云后来1981年3月所指出“那确实是援助”。我们也认为，援助就是援助，我们应当领情，斯大林虽然有大国主义精神，但他对中国的经援，不仅与19世纪的老殖民主义在中国的作为有天壤之别，和美对蒋的“美援”也大不一样，还是有那么点儿“同志”和“自己人”的味道的。
　　“一五”计划为全国人民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想，那就是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工业化强国。说它是一个梦想，是因为它美丽，这是从鸦片战争以后一代又一代的忧国伤时之志士赍志含愤、流血牺牲为之献身的伟大目标。但它又不是梦想，因为它已经近在眼前，是伸手就可以摘取的花朵；只是需要奋斗，需要流汗，它就能够成为美丽的现实。
　　我们开始五年计划时，国家是个什么状况呢？
　　我国在3年恢复时期取得了惊人成就，使斯大林也对我们刮目相看。但这是在我国异常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取得的，因此，从总的水平讲，我国仍然处在工业化的相当低的水平上。在世界各大国里，我们比印度还落后一点，1952年中印两国的棉纱产量一样多，钢我们少25万吨(我国为135万吨)。就人均水平来讲，我国的1952年的工业品产量比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要落后很多，例如钢产量：中国是2.35公斤，苏联是185.05公斤(按苏联1975年时为555.66公斤达到美国1952年水平)，美国是536.65公斤，日本是81.44公斤，西德是310.90公斤，英国是330.78公斤，法国是255.93公斤，印度是4.41公斤。再如人均拥有棉布：中国仅为5.4米，苏联是23.9米，美国是55.4米，印度是11.6米。中国在工业技术上更是落后，有的工业部门还是空白。中国的工业还远谈不上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我们可以从当时兴高采烈的新闻报道来反衬这种基本的经济情况，例如：1952年8月9日，报载青岛四方铁路工厂制造出了新中国第一台国产火车头；1953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载文介绍了鞍钢的三大工程，称这是我国最大的轧钢厂，我国第一座无缝钢管厂和我国第一座自动化的炼铁炉；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阜新露天煤矿，称它是新中国第一个露天煤矿；1月15日人民日报称1951年兴建的6个现代化纺织厂已经投产，其中4个完全是由我国自制纺机装备的，这在中国纺织工业史上是空前的；7月15日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举行奠基典礼(长春一汽)；1954年3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说我们已经开始制造了数百种以前不会造的机器，已能制造钢轨(按可能是指50公斤的重轨)，已制造了成千上万台新式农具和化肥、药剂；3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说，以1953年与1949年比较，我们的电力设备利用率已从26％提高到53％，煤矿总回采率已从30％提高到76％，我们已开始能够制造苏式工作母机、矿山机械、2万千伏安的大型变压器、1000米钻探机等，1953年中央5个部门新制的重要新产品就有数百种；11月14日人民日报称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投产使我国开始有了自己制造精密量具刃具的工厂；12月10日，我国第一台电弧炼钢炉在国营湘潭电机厂试制成功；12月29日报载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试制了100多种新钢种，并制成过去我国从不能生产的大型钢材和无缝钢管(5年来苏联专家共提出了3万多条重大建议)；有色金属方面也帮助我们制出数十种铜铝材料；水电在我国完全是一项新工作，苏专家帮助我们编制了技术经济调查报告规程，初步设计及技术设计编制规程等重要文件，奠定了初步基础；在苏专家帮助下已建成投产的有风动工具厂和量具刃具厂，还有即将投产的沈阳第一机床厂等，这些工厂所采用的技术在苏联也是最新的；1955年6月1日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列车发电厂在佳木斯开始供电；7月16日我国第一口石油斜井在玉门油矿老君庙油田上开钻；8月27日，新华社报道，国营电力工业在“一五”期间建设的电站已有40多套发电设备先后投产；9月3日新华社报道，为我国第一个拖拉机厂进行工业化施工而建设的若干加工厂已建成投产，15日我国第一个拖拉机厂正式动工修建；10月4日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制的第一台25吨塔式起重机试制成功；10月28日报道我国自制的第一台600吨混铁炉在大连工矿车辆厂试制成功；1956年4年4日，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的科学仪器玻璃制造厂在北京动工修建；4月29日我国“一五”中兴建的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官厅水电站第三台机组正式运转；5月1日，黄河上第一座水力发电站---河南省引黄济卫灌溉总干渠第三号跌水上的水电站开始发电；8月20日报载我国首次利用原子能勘测石油；8月23日新华社报道“一五”计划建设的11个高压高温火力发电厂已全部动工兴建；8月29日报载我国第一座生产电力电容器的新型工厂在西安动工；9月9日下午4时，我国试制成功的喷气式飞机进行试飞；9月12日，我国最大的水电站---丰满水电站改建工程中主要工程已全部完成；9月15日，由我国自己勘测设计、制造设备和建筑安装的第一座自动化官厅水力发电站正式生产；10月16日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电子管厂---北京电子管厂正式开工生产；10月25日，化工部所属永利宁厂试制成功320个大气压的高压容器；12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说，“一五”期间我国建设所需机器设备40％依靠进口，钢材20％依靠进口，其中一部分受原料和设备条件限制，我国目前根本无法制造，但也有一大部分是由于我们未掌握制造技术，特别是关键性的重要工程项目，要依靠国外代为设计，至于无线电工业、有机合成化工、稀有金属的开采和提炼、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等十分重要的工业部门，“一五”期间有的刚刚建立，有的还没有；12月7日人民日报说，过去几年里我国机械工业制造了几千种新产品，绝大部分是仿造苏联和兄弟国家的；在1957年计划发展的400多种新产品，仍有300多种依靠仿制(社论要求今后逐步学习生产各种大型的、精密的、全套的机器设备，也要收集和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料)；1957年2月26日，新华社记者报道，今年机器工业建设的重点是冶金、煤矿、电力、机车车辆等机器设备的制造部门，以及机器工业极为薄弱的精密仪表、重型工作母机、砂轮、滚珠轴承等制造部门；1957年计划施工的限额以上的机器制造厂共50多个，例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太原重型机器厂、沈阳重型机器厂、洛阳矿山机器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电机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哈尔滨电刷厂、西安新型仪表厂、武汉重型机床厂、郑州砂轮厂、洛阳滚珠厂等等；3月3日，我国第一座遥远测量水电站---首都西郊模式口水电站开始向北京供电；3月8日，我国丝绸工业中第一座现代化联合工厂---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正式兴建；3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到1956年载重汽车和1.2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等重要产品已试成功并投产；4月1日，目前我国第二个大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立体工程开工；6月22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个水力采煤区在开滦林西矿诞生；6月27日，我国第一个浮选黑色金属矿的工厂---鞍钢浮选车间开始生产；7月1日，武钢一号高炉---我国目前最大最新型的炼铁高炉开工；7月7日，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综合性无线电器材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在北京建成；我国第一座人造羊毛的安东化纤厂开始连续试生产；7月17日，”一五“中新建的头一个现代化锅炉厂---哈尔滨锅炉厂开工生产；7月18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个最大的现代化客车制造厂---长春客车制造厂开始动工兴建，按设计能力，它将不到5小时就可生产一个辆客车；8月15日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的新型机车制造厂---大同机车厂正式破土动工；8月20日，我国新建一座最新型的电厂---武汉热电厂一号机组正式交有关部门开始发电；8月25日我国第一座生产尼龙的国营北京合成纤维厂动工兴建；9月19日，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制造自动电话交换机工厂国营北京有线电厂开工生产；9月23日，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炼油化工设备厂---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动工兴建；10月1日，我国第一座高头水电站---以礼河水电站的第三级电站正式开工兴建；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已基本建成，它是一座拥有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械修配、油田建设和石油科研的大型石油联合企业；10月25日，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吉林化肥厂、吉林染料厂、吉林电石厂三大化工厂提前完工投产；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说，我国化学工业原有基础极其薄弱，解放前只有少数小型加工厂分布于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1952年我国仅能生产460种化工产品，1957年预计可增加到1400种左右；11月6日报道，我国目前最大的新闻纸厂---广州造纸厂扩建完成；11月7日，我国第一对水力采煤竖井---河南鹤壁四矿的风井工程动工修建；12月12日，我国最大的变压器制造厂已改建完成，投入生产；12月16日，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辽宁发电厂正式破土动工；12月24日，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己制造的一种多用途飞机---“安二”型飞机制造成功；12月25日，我国第一座生产高级耐火材料的工厂---鞍钢大石桥镁砖第一期工程投产，……
　　我们不厌其详地从5年的新闻报道中摘引了这许多材料，是为使人们对这段时间我国的若干大型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建设发展，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概念。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中国工业在自身基础上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5年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6％，翻了一番多，平均每年增长19.2％，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2.2倍，轻工业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9％)。当然，我们不可能因而就跨入了世界的前列，但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
　　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按此处“剑桥”可能指美国哈佛大学所在地，而非英国剑桥大学)中这样写道：
“从经济增长的数字看，‘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产出和工业产出每年分别以3.8％和18.7％的速度递增。由于人口年增长率为2.4％，而人均产出增长率为6.5％，这就意味着每隔11年国民收入就可翻一番。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相比 --- 当时产出增长速度仅和人口增长速度相当(二者年增长率均为1％左右) --- 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例如印度，也是大陆型的农业经济国，最初的经济状况和中国相似，但它在50年代的人均产出增长率还不到2％。”
　　1957年，我国的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增长到535万吨，这是在基本上“综合平衡”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就，不是在“钢帅升帐”的情况下硬搞钢铁这一门，所以它标示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成就亦是很大的。怕就怕“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来一个“以钢为纲”，那么钢铁工业就很难成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晴雨计了。1957年我国人均有钢8.27公斤，这一年苏联为254.10公斤，美国为594.48公斤，日本为138.24公斤，西德为456.79公斤，英国为428.68公斤，法国为318.12公斤，印度为4.36公斤。因此，我们若和发达国家相比，显然差距是巨大的，但我们若和自己相比，和印度相比，情况很不错，增长速度比较快。我国1957年人均钢产比1952年增长2.5倍，这几年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是：苏联37％，美国11％，日本70％，西德47％，英国30％，法国24％。印度为负增长1.1％。因此，一方面是取得很大成就，另方面也应看到，我们仍是低水平的增长。(不幸的是“大跃进”以后，我们在低水平上却形成了一种高浪费的“民族习惯”，例如美国有那么多钢铁，却从来没见他们那里像80年代后的北京一样满街都布满了动物园一般的铁栅栏)。
　　下面我们来谈谈“一五”计划。(“一五”计划在1955年8月公开出版，“计划”本身共148页，当时起码发行了近百万册，因此当年家喻户晓)
　　“一五”计划是将“一化”和“三改”都写进去了的。但就投资分配来讲，热热闹闹的“三大改造”却与此无缘。“一五”计划所规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们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表现出“一五”计划是以发展大工业、发展重工业为其基本特色的。
　　5年内全国经济和文教建设支出资金总数为766.4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为427.4亿元。这样大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自古以来还没有过。“一五”计划明确地将工业摆在国民经济的主干和重点的地位(不像后来常说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那样虽充满文学情调，但含义模糊不清，因为话也可以倒过来讲，“以工业为基础，以农业为主导”，通不通？也通，且颇合乎毛泽东1964年5月关于“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之说)，5年内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为248.5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52.2％。其中，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88.8％，轻工业投资占11.2％。“一五”计划认为，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交通运输业应是国民经济中的先行部门，其基本建设投资额为82.1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9.2％，主要是要加强铁路建设，计划5年内新建铁路4000公里，加上修复和改建的共计1万公里。(按路的问题在中国始终是一个没圆满解决的大问题，无论铁路还是高速公路。建国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铁路只增加了不到3万公里；而修高速公路之前却鼓励人们大炒了一气房地产，使修路费用猛涨后再去修高速，都是使人百思莫解的办法。)
　　“一五”计划重点突出，思路清楚，投资分配基本适当，是一个既宏伟又谨慎的计划。它没有讲以什么为“基础”、以什么为“主导”，也没有说按什么“次序”安排.....，这样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而是明确地把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摆在理论上优先并投资上重点的位置，这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有一种流行说法，说“一五”优先发展重工业还算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我国重工业非常落后，太薄弱了。言外之意，如果不是重工业落后，就应当优先发展别的。我们很奇怪在信息产业出现之前，到底哪一个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不是优先发展基础工业的呢？在亚洲，过去的日本和如今的韩国都是以基础工业的大发展真正翻了身的。引导国家把资金投到手工农业或轻工业上，那是误国之策。实际也是不可能这样作。既然如此，“次序”的应用性就很有限了。尽管我们讲了多年“农轻重”的次序，但重工业仍是占用资金最多的部分。“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一种胡思乱想，也不是由于有Ⅰ(v+m)>Ⅱc的扩大再生产的奇妙公式就使“社会主义社会”莫名其妙地找到了“重重轻轻”的工业政策。它是一种客观的和必然的东西。即使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也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投资的有效方向引向“基础工业”去的。其实，西方之所以发达，也正是他们有着发达的“重工业”。在国内，实际上，除“一五”外，国家投资上的主要失误，并不是把资金主要投向了轻工业和农业(因为这样做是不可能的)，而是把资金主要投向了小型工业。这种大小结构上的投资倒置，在中国是否有技术上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其结果是，我们的重工业并不一定是大工业，重工业不重，只缘重工业太“小”，小重工业多如牛毛，是我国重工业落后的一个侧影。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主流是“大型化”，“自动化”、“精密化”、“专业化”等，这些技术进步的主要象征，在我国“复制古董”的小工业中难以“显山露水”，是必然的，它使得中国的重工业也染上了小农经济色彩。

(二)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千秋功过

　　“优先发展重工业”，本来不是一个问题。甚至还可以说，它是唯一可能的工业化道路。但不知为什么，这句话总好象哪儿不对味，以致在“改革”初期招致不少批评。一段时间里，各省市纷纷表示要寻觅“轻型结构”，甚至连重工业基地的东北也想“轻”它一轻。“优先发展重工业”，似乎还被说成是“大跃进”之中及其后经济发展出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更加文不对题了。
　　我们认为，在“一五”期间，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一没有挤农业；第二没有挤轻工业；第三，并不是它带来了1956年的冒进。下面让我们分别讨论一下这几个问题。
　　“一五”计划到底挤了农业没有？我们可供对比的参照系就是苏联。苏联1928年开始实行它的“一五”后，一时间其农业相当艰苦(但可能还没有我们“大跃进”后那么糟糕)。从1929---1933年，它的人口一直在增长，而它的农业生产总指数则一直在下降，种植业略好，畜牧业则大幅度下降。在1952年以前，肉类超过1913年水平的只有1929年和1939年两年，其中1933---1935年还没达到1913年水平的一半，而白白胖胖的苏联人是非常爱吃肉的，他们也的确需要啖肉御寒。苏联“一五”期间播种面积虽然增长了14.8％，但是其谷物总产量至1932年还是低于1927年。1933年总算得了一个好收成，比1928年增长了22.5％，这以后，产量才稳定下来。斯大林在毛泽东访苏时，曾劝告中国在一段时间里保存富农经济，道理可能就在这里，要稳定农业生产，而他们是有教训的。苏联农业的艰难，是否是由于苏联过于发展重工业因而“挖”了农民才这样的呢？我们没有研究过苏联情况，不能发表确切意见。但我们觉得，它的农业减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业集体化弄得太迅猛，消灭富农太过激烈，及由此而来的副作用所致。对待私有的农民采取这样的办法，使原来的生产能手因害怕成为富农而不愿好好生产了，原来的懒汉二流子白得了富农的“劳动果实”，也不好好生产了，由此造成了富农激烈的阶级反抗使社会矛盾不必要地突然尖锐起来，富农杀干部、破坏生产，时有发生。富农被赶走后集体农庄的分配制度估计一下子也很难健全。因此，苏联的农业畜牧业在其“一五”期间发生了“曲折”。因此，我们认为，把农业困难的原因归咎于“优先发展重工业”，似乎是打错了靶子。苏联重工业确是由于政策倾斜和工农产品剪刀差等，在资金投入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不错，但说因此就必然引起农业“灾难”，似乎还不能服人。也因此，我们发现，小心谨慎地进行社会改革，将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个福音，以免人们把事情搞错。
　　在中国，“一五”时的农业状况不错。急速掀起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和性急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左”劲儿，对辽阔而庞大的中国农业一下子尚未能发生“显效”作用。此外，农业发展还得到了来自工业的有力支持，例如，1957年的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比1952年增长5.7倍，化肥施用量增长3.8倍。因此，“一五”期间中国农业仍在发展，从1949---1957年，没有一年的粮食产量比头一年少(中国人吃饭以粮食为主，不像苏联人顿顿离不开肉)，虽说棉花略有起伏，农业总产值是逐年提高的。中国1957年的人口数目比1952年增长了12.48％，而农业总产值则增长24.79％，粮食增长18.99％，棉花增长25.77％，年末猪的头数增长62.53％，猪牛羊肉产量总共增长17.73％，水产品增长86.83％，都比人口增长数高。只有油料一项下降了，1957年比1952年下降了10.20％，但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无关大局。因此总的来说，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水平仍然有不少提高。这种提高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是实在的，感觉得到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开创初年，人们的消费特点与先前的“朝代”有很大不同。一是开国功勋一代干部的消费水平很低，建国初期绝大多数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与古代开国皇帝的干部们的消费水平(如深宅大院，丫环奴仆成群，鸡鸭鱼肉在“朱门酒肉臭”等)相比有霄壤之别，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干部的消费水平相比也天差地远；二是原来较高消费的地主阶级已被打倒，资产阶级消费也大为收敛；三是中国工农大众本来消费水平就很低；四是以前的某些消费较多的人群如流氓、恶棍、赌徒等在50年代因无法逞其技而销声匿迹。所有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一五”期间农产品增长虽然没有出现“跃进”般地猛烈上升，工业的大规模建设对农产品的需求虽然也有所增加(如工业用粮的增加，纺织用棉的增加)，但人民生活水平仍较建国前有较大提高。一般说，人们对50年代前期的生活还是满意的，对“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实际上，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们还会记得，当时的物价水平低，而且稳定，生活相当不错。那时，饭馆里烧的菜都比家里做的好吃些，而且也很卫生，极有商业道德，一盘“溜肝尖”、“炒腰花”或者“酱爆羊肉”等大众菜，只要二三毛钱。当年一个挣50-60多元工资的单身大学生，可以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一个挣60多元的技术工人可养活一家人。据统计“一五”时零售商品的物价水平：1956年没有上涨，1955年和1957年的上涨幅度为1％多点，1954年为2％多，只有1953年较多，为3.4％。总的来说，1957年比1952年的物价总指数仅上升8.5％，但副食品上升幅度较大，对人民生活略有影响，如5年后蔬菜和猪肉都上涨了28％，鸡蛋上涨28.5％，不过由于5年里时间长，人们工资也在上涨(5年里全国工资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2.8％，总量增长1.1倍多)，因此感觉不大出来(其情况远不像1989年“物价闯关”的时候那么惊险)。5年里日用生活品物价下降了1％，医药用品下降了6％，人民是满意的。那时的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今天已不能同日而语，1957年为102元，其中农村79元，城市205元。5年里消费水平总共增长22.9％，这样一来，8.5％的零售物价上涨，也就不算什么了。由此可以算出，农村居民每月平均才花6.58元，城镇居民花17.08元，这是平均水平；当时在城市里，10元钱多点就可以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当然是水平很低的生活。
　　那么，“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否挤了轻工业呢？经过推敲，我们认为也不能这么说。首先，我们觉得，将工业在统计上分为轻重工业是有缺陷的，它不能确切地反映日益复杂的工业经济发展。西方国家的统计不分轻重工业，而是分“三次产业”，在工业中又分为制造业、矿业、建筑业等，而在“制造业”中，又分为耐用品的生产和非耐用品的生产。在苏联，当年是分二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为第一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为第二部类，这在《资本论》抽象的理论研究中没有问题，在现实工业经济的统计上其实不易)。习惯上轻工业是指纺织、缝纫、皮革、制鞋和食品工业。至于造纸和陶瓷，还不属于轻工业。其实，所谓轻重工业，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形容词，而在科学的统计中意义越来越小。因为轻工业中也有重工业，例如纺织机械、轻工机械、大规模生产涤纶等化纤和烷基苯等轻工产品的大型石化工业等；第二部类生产中也有重工业，如汽车的生产在发达国家常常是一门支柱性产业，但在西方绝大多数汽车为家庭生活消费品，因而是生活资料(其汽车产量80-90％为小轿车)；轻工业还可能生产许多第一部类产品，如帘子布、橡胶制品(汽车轮胎)等等。再说第一部类的工业(重工业)也会生产一些消费品，如家庭用煤，家庭用的若干钢铁或木工工具，家庭用电，家庭用汽油煤油，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除有家庭用汽车外，还有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等“重工业”产品。建筑业也很特别，国外将预制构件用组装方法盖起许多高楼大厦、工厂和住宅(住宅当为第二部类的生产)，也是一门工业，在美国建筑业属“物质生产部门”，而建材生产则属于“耐用品生产”。因此，我们觉得，统计上轻重工业分类的意义是含混的，我们也应当采取一些如“制造业”、“信息工业”、“生物农业产值”等等这样的统计项目。我们觉得，目前统计上的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已不大能说明工业的投资结构是否科学和有效的问题。同样，“优先发展重工业”其实质含义，是指优先发展所谓“基础工业”，而“基础工业”实质上仍脱不开是一个形容词，它的含义主要是指“第一部类”的生产。而如上所述，工业经济纷繁复杂的发展，已难以把两大部类精确地在统计上表现出来。
　　那么，说来说去，废话休提，“一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底是否挤了当年的轻工业呢？我们认为，它不仅没有挤轻工业，反而为轻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剂，修整了它原先的困难的容貌。总的来说，轻工业从重工业那里得到的是技术支持，而不可能是损害。在投资上，轻工业的投资在“一五”基本上逐年增加，1952---1957年的6年期间，国家在轻工业方面的投资额为3.96亿元，5.01亿元，6.74亿元，4.86亿元，7.39亿元，8.12亿元，可见只有1955年比头年少些。所以，虽然投资比重有所下降，绝对额还是增长的。1957年重工业比1952年增长210.7％，轻工业增长83.3％；轻工业1952---1957年6年间每年的环比增长速度是23.5％，26.7％，14.3％，0％，19.7％，5.7％，6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7.7％。这难道还算慢吗？没有什么使人难过的地方。据按当年价格计算，1952年轻重工业总产值之比为64.5:35.5，到1957年，该比为55:45，仍然是轻工业比重大。在苏联的“一五”开始时候，其一二部类工业总产值之比为39.5:60.5；1932年为53.4:46.6；1940年为61.2:38.8；进入50年代后，其第一部类的比重就占到近70％，到80年代最高时为75％左右。在1957年的日本，其机械、金属、建材、化学4项工业在“加工工业”的总产值中占62.1％；到了1967年，这个比重上升为70.8％。在美国，1957---1959年“非耐用品”中的纺织、服装、皮革、纸张、印刷、仪器、饮料、烟草几项总和起来在全部工业中的所占比重为26.84％。再看老牌工业国家英国，从18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生产资料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消费品工业生产比重不断下降，到本世纪生产资料工业占了优势。因此，我们不明白，按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可比价格计算的统计，轻工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64.43％降为1957年的51.66％，怎么人们会认为轻工业被“挤”了呢？我们国家在“优先发展重工业”5年之后，重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仅只达到48.34％，和苏联、日本、美国的情况相比，还差得很远。尽管如此，重工业的“发展”(不包括“大跃进”里那种假发展)在后来的年月里还是经常遭到学者“挞伐”，中国的重工业在人们纷纷扬扬的“理论”当中真是命途多舛，讲一句老话，敢情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话说到此，就还想顺便谈一下积累率问题。人们曾一再指出中国的积累率太高，造成人民生活困难，把困难的原因推到建设头上，而不是从“大跃进”和“文革”中的糟糕政策里“寻根问柢”。这是不公正的。谈到“一五”，虽然论者也指出“一五”时的积累率为24.2％，不算高，但同时又常常忍不住还是要指出它在当时似乎还不够低，因为我国人口多啊，底子薄呀，要照顾生活啊，等等。我们认为，人们以前常把经济困难和生活紧张都归咎于积累率，似乎没有切中要害。经济困难和生活紧张在“一五”时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因此说明“困难”并不是由“优先发展重工业”所带来的。而后来当“大跃进”带来了真正的困难时，重工业也一点都没有因“优先”而辉煌，并且很快地和农业轻工业一齐，都落入了空前绝后的困难之中。原因是，困难是由“大跃进”本身的错误所致，是高指标，浮夸风(即大家都吹牛、都说假话)、“平调”(共产风),狂热和愚昧(不讲科学)所带来的。当时的问题并不是主要由高积累造成、即使将积累全部吃完用尽，在“三面红旗”下面，也难保不发生饥荒。困难过去后，从1963年开始，粮食和轻工业都基本在不断增长，粮食方面只在1968年、1972年和1977年略有下降，轻工业只在“天下大乱”的1967年和1968年略有下降，且明显是受到“文革”政治气候影响。而且在1965年、1967年、1968年、1969年、1981年、1982年等年份里轻工业总产值仍高于重工业总产值。因此，80年代初以前人们生活水平低，还有别的原因，例如“割资本主义尾巴”、“不为修正主义路线生产”之类的事。我们认为，一个民族，若要真正强大起来，不咬紧牙关，不忍受任何一点生活艰难，不做出任何一点必要的牺牲(不是指战争年代那种失去生命的“牺牲”)，来为后代建设出一个工业化的天下来，要想使国家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恐怕是很难很难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抛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民风是很容易的，不用“改革”也能做到，因而不能算历史功绩。没听说一个为比奢斗富、贪图享乐而不顾一切的民族会迅速发达起来。人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是享受欲，一个是积累欲，其中一个总是要和另一个分离。又要大吃大喝，穷奢极欲，一掷千金，又要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来，两全而其美，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真的把这条路走通了，可能不仅对消费经济学，而且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是一个“巨大贡献”。
　　这里还顺便谈一下“反冒进”问题，因为它是“一五”中的一件大事。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否带来了1956年的冒进？猛然一看是有点像，其实并不确切。“优先发展”不一定非变成“冒险发展”不可。1956年的冒进，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党内已普通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和情绪。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迅速发展了，但他仍在批评有人像“小脚女人”走得太慢；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40条，提出了著名的12年内实现400斤(黄河以北)、500斤(黄淮之间)和800斤(淮河以南)的1967年平均亩产指标。实际上1955年这三项亩产才刚刚是150斤、208斤和400斤，照此一算，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将达1万亿斤，即5亿吨。老天爷！我们至今也没有达到(1994年中国谷物产量不过39389.1万吨)。但毛泽东心里认为能达到的。他在准备1958年1月28日的讲话提纲中写道：“5年到8年完成40条”。这样，比原定1967年又起码提前2-5年。急于求成之风很快从农业吹向工业，1955年底，毛泽东要求工业部门“加油”。他说“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这样一来，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成了主要风气，很快在人们中间造成了一种谁不讲大话谁就不革命、就右、就保守的劲头。正是这股强劲东风，使当时的中国丧失了科学精神，把国家的经济推入1956年的“冒进”，又推入1958年的“大跃进”，终于人仰马翻，跃翻了跟头，跌断了腿。我们看到，当1953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量力而行》的社论时，还充满着科学地进行建设的话语，指出当时的“贪多冒进倾向……已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危险。”但是,待到1956年的元旦社论，已是《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了，它首次提出了多快好省四个字，说“一五”计划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达不到的速度。从此以后，贪图建设速度的概念算钻进了中国人的脑袋里。事实上，急躁冒进，急于求成，时至今日也难说已经克服，又是翻两番，又是经济腾飞，极少部分人先飞起来，兴许还能；12亿人民一起飞，当真就那么好飞吗？夫子的古训，“欲速则不达”，仍然值得深思。
　　其实，1956年的计划安排本身就是“冒进”的。为什么这样安排？据说，是因为1953---1955年前3年里只完成了五年计划投资额的51％，而苏联援建的许多建设项目又将进入高峰，因此国家计委认为需要加快速度。但按国家统计局80年代公布的计划内投资额计算，到1956年离5年计划的原定投资额的完成，还差175亿元左右。可是1956年一年就安排了139.9亿元。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似乎是因为这样就可以“超额完成”或者“提前完成”“一五”计划。这令人想起了元旦社论。超额或提前，这也是一种“国光”，一种“面子”，所以还是要争它一下。这一年把基本建设的项目也增加了，在国家建委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会议上，将“一五”计划原定的649个建设项目增加到745个(其中在5年内建成的项目由原定的455个增加到477个)。到了6月，“一五”计划建设项目又增加到800以上，5年内建成项目又增加到500以上。结果，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又增至147亿元(按1955年原定此项投资额为112.7亿元)，比上年猛增71％，1956年一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就占“一五”计划的总额的33％了。于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总收入比上一年只增加5.7％(15.4亿元)，而总支出却比上年增长了13.5％(36.4亿元)。这一年总支出305.7亿元，总收入只有287.4亿元，财政赤字为18.3亿元。这是自1951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财政赤字，而且这么大(想当年，1950年那么艰难无比，财政赤字才2.9亿元)。1956年开始施工和继续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共有625个，比原计划规定的增加了135个，其中有89个已经竣工投产。1956年在计划安排上就突破了“原计划”那么多，物资供应怎么会不紧张呢？不仅建筑材料不足，而且钢材、木材、水泥无一不短缺(按出现了“短缺经济”)，迫使不少工程建设出现了混乱，造成窝工浪费。因此，1956年不反冒进是不行的，也是不可能的，周恩来、陈云以自身的睿智和工作责任，提出反冒进或“促退”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也是很正确的。现在再翻开历史资料，见到当年周总理的讲话，也的确因他的冷静和慎重使人折服。他在1956年2月已经就“热火朝天的一面”，提出“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4月10日，他说，“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1956年基本建设的物资的平衡问题已经搞了很久，可以先按照现有的物资情况(钢422万吨、水泥647万吨)作个框框，进行分配定下来。……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在4月14日的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的文件里，我们看到这一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已被规定为147.3亿元。5月份，周总理着急地说：“反保守右倾，……不能一直反下去了。”6月1日，在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上，他说道：
“首先得承认今年的计划搞得不十分妥贴，国务院有责任。基本建设投资额去年夏天在北戴河开会时订的差不多，共121亿元，比去年已经增加了32％，后来增加到17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将近90％。双轮双铧犁的生产任务订得过大就是突出例子。3月份下达的基本建设投资是147亿元，比去年增加68％。增长这么大的数字不可能完成，是高了。超过客观经济条件的可能去搞，结果不是窝工，就是粗制滥造。生产方面冒进少点，比去年增加20％。基本建设增加68％，肯定完不成，因此要好好计算一下。
“涨上去以后，收回来很费劲，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教训。”
　　6月12日，周恩来对那些仍然热气腾腾的干部作出了耐心的说服和解释。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不是要预防冒进，而是需要反对冒进。后来，经过压缩，冒进有所收敛，周恩来、陈云正确地认识到，压缩后的计划也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涨上去以后，收回来很费劲。”但对后来1957年计划的制定，“反冒进”还是一剂良药。
　　见到1956年的这种实际情况，刘少奇也是同意反冒进的。在他支持下，由陆定一、胡乔木写了一篇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后来引起了轩然大波。社论中写道：“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并特别提到在中央发出“又多又好又快又省”的方针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之后，许多同志头脑中产生了片面性，单纯求多求快。这篇社论送毛泽东审阅时他批了几个字：“不看了”。大家以为他也同意了，哪里知道他看过后正生气呢。后来在“反反冒进”时(1958年1月15日)他才道出了那几个字的深的含意：“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1958年1月他在这篇社论上画了不少线，作了批判性的批注。在社论说到“上面逼出来”的地方，他批道：“庸俗辩证法”；在社论说到有的同志“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和有关多快好省及农业40条处，他批道：“？尖锐地针对我”；他还批示了“既然干部走到了另一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批了右没有？”“庸俗马克思主义”等等以表示心中非常气恼。
　　由于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激烈反对态度，从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准备，到“大跃进”开始后，中国的工业化史完全被扭向了另一个方向。关于“大跃进”及其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章节作专门的讨论，这里就不细述了。
　　从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反冒进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一定会带来冒进问题，也可以说，在不冒进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
公正地说，正是由于“一五”期间优先发展了重工业，才使中国经济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一五”才是中国工业经济的一个真正的“跃进”。其一，表现在工业生产的数量上，其二，表现在工业产品的质量上，即“技术进步”上。而技术进步，正是国家工业化获得更为长远发展的基础。在数量上，从1952年到1957年，原煤产量由0.66亿吨上升至1.31亿吨(增长1倍)；发电量由73亿度上升至193亿度(增长1.64倍)；粗钢由135万吨上升至535万吨(增长2.96倍)；生铁增长2.07倍；钢材增长2.91倍；水泥增加1.40倍；硫酸增长2.33倍；纯碱增长1.64倍；烧碱增长1.51倍；农用化肥增长2.87倍；轮胎外胎增长1.10倍；矿山设备(按吨位计)增长28.39倍；发电设备(按千瓦计)增长32倍；金属切削机床增长1.04倍；汽车从无到有，1957年生产7900辆；拖拉机尚未生产出来，不过快了；铁路机车台数增长7.35倍；铁路客车辆数增长74.67倍；铁路货车辆数增长0.26倍；棉纱增长0.29倍；布增长0.32倍；缝纫机增长3.21倍；自行车增长9.08倍；机制纸增长1.46倍；盐增长0.67倍；糖增长0.91倍；烟增长0.68倍；收音机增长19.71倍……。至于在工业“质量”上的进步，就不是用数目字所可以说清楚的了。在1957年的最后两天，新闻媒体对“一五”的工业成就也作了简要报道，指出由于经过“一五”，祖国有了一系列现代工业。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一)机器制造业是工业的心脏，旧中国不能制造任何重要的机器设备，现在我们已能够制造载重汽车、高效率机床、海洋船舶、自动化高炉、平炉、炼焦炉设备、联合采煤机、电铲、重型机床、地质钻机、煤炭洗选设备、汽轮发电设备、精密仪表、联合收割机等建国以前不能制造的产品。我国机器设备的自给能力，已由建国前的20％左右提高到60％以上。(二)建国前我国没有航空工业，现已能成批制造喷气式飞机。(三)钢铁是工业的基础，建国前只能炼少数优质钢和普通碳素钢，轧制普通的中小型钢材。现我国钢铁工业中已经有了制造合金钢、硬质合金、无缝钢管、大型钢材等新的工业。1952年，我国只能生产180多种钢和400多种规格的钢材，1957年已能生产370多种钢和4000多种规格的钢材。建国前所需钢材95％要进口，1957年全国所需80％以上的钢材可由国内生产。碳素电极工业，也是近几年建立的。(四)有色金属工业中新建了铝及其它有色金属的冶炼和加工工业。我国铝资源丰富，而建国前全部铝材均需进口。(五)化学工业近几年建立和发展了生产高级染料、工业和航空油漆、塑料、磷肥、抗菌素、飞机轮胎及特种橡胶制品等产品的部门，“一五”期间化学工业产品品种增加了近1000种。(六)无线电和有线电工业也是“一五”建立起来的重要工业部门，我国已能够制造包括收发报机、自动电话交换机在内的电讯设备。此外，我国在轻工业方面也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业部门。此外，还有一大批新的工业企业正在建设中。等到这批工程投产后，中国将拥有拖拉机、自动控制仪表、石油机械、玻璃纤维、人造橡胶、合成纤维等新的工业。报道说，“一五”期间全部建成投产的450个限额以上的工程中，有不少是建国前所没有的新工业企业。同时，由于原有工业企业实行了技术改造，它们也逐渐具备了生产新的工业产品的能力。报道还兴奋地宣布：1957年试制成功了大量新产品，例如多用途的“安二”型民用飞机、三轮汽车、40500千伏安154千伏巨型电力变压器、VT601型组合机床、M2017型自动无心内圆磨床、140吨桥式铸造起重机、汽车用薄钢板、中板和航空工业用冷拔钢管、合金钢板等等。“一五”期间，中国工业在“质量”上的进步，主要是依靠从苏联引进的技术。据1957年11月3日的新华社报道：苏联全面援助我国建设的156项工业工程，到本年第三季度，已有57项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而据现在的说法，1957年全部和部分投产的苏联援建项目为68项，东欧援建项目为27项)。

(三) １５６项成了“一五”的旗帜

　　至今，当人们提起50年代的建设，便想到了“一五”；而提起“一五”，便想到了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56项。“一五”成了建设的象征，而156项则成了“一五”的象征。
　　这样说是公正的吗？我们认为是公正的。应当给当年的156项建设在中国工业史上以崇高的历史地位。这是我国工业化史上真正比较坚实的第一步。
　　从清朝洋务派开始引进机器工业以来，我国工业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集中、这样全面、这样系统地又在短时间里就完成了以大工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根本性改造的时期。而只有这种基础工业的大规模建立，才使建立一个强大国家获得真正的基础。中国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近一百年来，中国都没有形成一个哪怕是低水准的工业化经济体系。因此，“一五”的引进，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后来，我们曾在既无外债、亦无外援的情况下在60年代中期“自力更生”地进行了相当成功的工业化建设，又在70年代初期进行了相当集中的大规模的西方技术设备的引进，这些都是在“一五”建立起来的已有的工业基础之上进行的。如果我国的经济史上没有“一五”工业化建设的这一段，我们在克服了“大跃进”危机后的经济发展，也将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可以肯定地说，国家即使没有出现“大跃进”，经济也将落后得多。
　　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5年出版的《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和1978年出版的《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两大册厚书中，都大量研究了中苏之间的经济关系。美国人对于苏联对华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和全面的技术转让，从学术角度上，评价都比较高。在一篇关于研究中国技术引进和推广的材料中，作者写道：“在建国25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接受外国技术方面有几次很大的转变，一时是热情接受，一时又坚决拒绝。在50年代----中苏密切合作时期，中国热情地接受了毫无疑问是现代历史上最全面的技术转让。在这10年中，中国从苏联获得了现代工业体系的基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变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联的指导，并且听信采用同中国拥有的资源不适应的苏联式的强制性工业化。在50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开始拒绝这种方式。拒绝苏联的压倒一切的影响。大跃进的标志是，重申比较传统的中国本土主义和坚持自己权利的主张。她拒绝外国的技术和专门知识，确立了自力更生的政策。”作者认为，苏联技术转让的方式与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美国对日本的转让方式非常类似。“尽管当时中国人技术上的造诣远远不如50年代后期的日本人，因此，中国人在吸收新工艺技术的方面也远远不如日本人，但是他们在中苏合作的7年中却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俄国人和中国人双方在转让工作方面都是努力去做的，也证明是高度有效的，虽然在制造技术方面比设计和管理技术方面更是这样。总的看，对苏联的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大量引进，对于中国后来的发展是非常宝贵的，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中国人自己要发展这样全面的工业体系，可能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
　　以上看法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研究者中是比较普遍的。他们站在局外，因而比较客观，但因而也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比较隔膜。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任何一个观察者都会有这个问题。站的位置较远，比较客观，但比较隔膜；站的位置太近，则有“当局者迷”之虞，观察时眼光容易模糊，但优点是对实际情况感触深切。如果能调整好观察位置，不太远也不太近，是很重要的。另外，美国研究者受到“冷战”情绪的影响较大，他们认为苏联是为了谋取对共产党邻国的霸权，才把基础工业的技术设备提供给中国的。这种论断不确切。苏联专家虽然在中国很多，凡属重要的行业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但若认为苏联人因此就成了或者能够成为中国的殖民主义宗主国，是不符合事实的。
　　苏联提供的援助并不确切地就是整好156项，但156项是写在“一五”计划上的，因此，为了方便，人们也就以156项代表苏联援建的重点建设。最初在3年恢复时期与斯大林谈妥的是50项，那是1950年2月14日定下来的。到了1953年5月15日中苏签订的协定中，又增加了91项，合起来一共是141项。据苏联的材料，这一年，中国在苏联的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占了20％；而苏联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则占了55.6％。1953年苏联向中国提供的技术援助的数量几乎比头年增长了1倍。1954年10月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苏联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约合5.8亿美元)长期贷款的协定，又签署了苏联再援助中国增建15个工业企业的议定书。至此，总数为156项(这期间，前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6国援助我国的工业建设项目为68项；另有一说法为计划援建108项，“一五”开建64项，1957年建成27项)，此后，在执行中1955年从苏联引进的大型技术设备又增加了16项。(后来，又增加了2项)这样，“一五”期间总共谈了174项，最后商定为166项。后来，经过若干调整，有的项目取消，有的推迟，有的合并，有的拆开，有的不列入“限额”以上，最后确定的有154项(习惯上仍称156项)，实际施工了的共150项，其中在“一五”期间施工的共有146项(还有一说法为147项)。后来1958-1959年里又与苏联签订新的125个项目的协议。(周恩来在1959年10月9日撰写的《伟大的十年》中说到这些项目的数目，并说10年间苏联先后派遣来华的专家达1.08万人；与其它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五”后又新订了40多个项目的协议，先后派遣500多名专家来华)这样一来，如果按原定的“二五”计划执行的话，中国就将从苏联那里得到304个大工厂(另有单独车间和装置64项)的援建，如果成功，中国的经济实力就会大大增强。但是，可惜的是，历史的发展没有给中国这个机会。中苏关系的破裂及其对中国大工业经济体系的运转的影响，无论是负面还是正面的，我们都将在下一章节中进行简单的讨论。
　　据薄一波回忆录，150项建设当中，军事工业占了相当分量，共44项(其中航空12项，电子10项，兵器16项，航天2项，船舶4项)，比重是不少的。但是，我们想，新中国的军事工业引进与当年清政府的军火工业引进，其本质已完全不同了。现代军工的引进，完全是用来建设国防，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必要时抵抗外来侵略，而不再是用于镇压人民；或仅如北洋水师那样只能用于一时的对外炫耀。此外，冶金工业20项(其中钢铁7项，有色13项)。化学工业7项。机械加工工业24项。能源工业52项(其中煤炭25项，电力25项，石油2项)。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项。薄一波说：“不难看出，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主要是帮助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由此，我们看到，如陈云、薄一波等当年负责经济建设的工作的人的评价，应当是比较确切的，他们身在其位，有亲身的体会。
军工企业保密性很强，这也是正确的。通常我们接触到的只是民用工业的材料，现在，让我们对这民用工业的100来项作一简单的介绍。
　　钢铁工业：共7项，它们是鞍山钢铁公司(投资26.85亿元，年生产能力为钢320万吨，钢材250万吨，生铁250万吨)，本溪钢铁公司(投资3.21亿元，生铁年生产能力110万吨)，吉林铁合金厂(投资6300万元，铁合金年生产能力4.35万吨)，北满钢厂(即富拉尔基特钢厂，后改名齐齐哈尔钢厂，投资3.17亿元，特钢年生产能力16.6万吨)，武汉钢铁公司(投资13.12亿元，年生产能力，生铁150万吨，钢300万吨，其中，第一期150万吨，钢材110万吨)，热河钒钛矿(地址承德，投资4640万元，钛镁矿年生产能力7000吨)，包头钢铁公司(投资9.19亿元，年生产能力生铁160万吨，钢150万吨)。
有色金属工业：共13项，它们是抚顺铝厂(投资1.56亿元，铝锭年生产能力一期工程1.5万吨，二三期工程2.5万吨)，哈尔滨铝加工厂(即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投资3.27亿元，铝材年生产能力3.1万吨，1958年实际产量超过5.5万吨)，吉林碳素厂(即吉林电极厂，投资6976万元，石墨制品年生产能力2.32万吨)，云南锡业公司(地址个旧，投资2.59亿元，年生产锡能力3万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地址甘肃，投资4.47亿元，年生产电铜能力3万吨)，株洲硬质合金厂(投资4695万元，年生产硬质合金能力500吨，三氧化钨630吨)，江西大吉山、西华山、岿美山三个钨矿(其投资分别为6723亿元、4782亿元和4691亿元，日采选生产能力为1600吨，1856吨和1570吨)，杨家杖子钼矿(投资1.14亿元，年生产能力为镁1200吨，钼精矿1700吨)，洛阳铜加工厂(即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投资1.76亿元，铜材年生产能力6万吨)，此外，还有东川铜矿、会泽铅锌矿、情况不清楚。
化学工业：共7项，它们是山西的太原化工厂(投资1.17亿元，年生产能力为烧碱1.36万吨)，太原肥料厂(氮肥厂，投资1.95亿元，年生产能力为合成氨5.2万吨，硝酸铵9.8万吨，浓硝酸3万吨)；吉林的肥料厂(氮肥厂，投资2.57亿元，年生能力合成氨5万吨，硝酸铵9万吨，浓硝酸1.5万吨，稀硝酸7.7万吨)，染料厂(投资1.15亿元，合成染料7种还原、冰染染料年生产能力0.29万吨，14种中间体年生产能力0.8万吨，硫酸等6种无机化工产品5万吨)，电石厂(投资4989万元，电石年生产能力6万吨，碳氮化钙1万吨)；甘肃的兰州肥料厂(氮肥厂，投资2.33亿元，年生产能力合成氨5万吨，硝酸铵8.2万吨，浓硝酸12万吨)，兰州合成橡胶厂(投资1.17亿元，丁苯橡胶年生产能力1.35万吨，丁腈橡胶0.15万吨，聚苯乙稀0.1万吨)。后来，两项医药工业相项目划归化工系统，一是华北制药厂(地址石家庄，投资7626万元，年生产能力为青霉素32.5吨，链霉素53吨，淀粉14916吨，葡萄糖3362吨)，一是太原制药厂(投资1916万元，磺胺年生产能力1220吨)。化工部又将三大化工厂(吉林、兰州、太原)的热电厂各算一个项目，因此他们认为在156项中占了11项，外加一个石家庄的制药厂，共12项了。这是不够确切的。
　　机械工业：共24项，它们是沈阳风动工具厂(投资1893万元，各种风动工具年生产能力2万台；重量合554吨)，沈阳第一机床厂(投资6043万元，车床磨床年生产能力4000台，后改为卧式车床和专用车床2800台)，沈阳电缆厂(投资9031万元，各种电缆年生产能力3万吨)，沈阳第二机床厂(投资3188万元，各种机床年生产能力为4497台，重量为16万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投资6.09亿元，年生产汽车3万辆)，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投资5565万元，年生产能力刀具459.9万件，量具53.9万付)，哈尔滨电表仪表厂(投资2494万元，年生产能力为电气仪表10万支，汽车仪表5万套，电度表60万只)，哈尔滨锅炉厂(投资1.50亿元，高中压锅炉年生产能力为4080吨)，哈尔滨汽轮机厂(投资1.20亿元，汽轮机年生产能力60万千瓦)，哈尔滨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投资4356万元，汽轮发电机年生产能力60万千瓦)，第一重型机械厂(地址富拉尔基，投资4.58亿元，轧机、炼钢、炼铁设备年生产能力6万吨)，哈尔滨电碳厂(投资1662万元，电刷和碳素制品年生产能力100吨)，哈尔滨轴承总厂(滚珠轴承厂，投资3869万元，滚珠轴承的年生产能力655万套)，洛阳滚珠轴承厂(投资1.13亿元，年生产滚珠轴承1000万套)，洛阳矿山机械厂(投资8793万元，年生产矿山机械设备能力为2万套)，洛阳的第一拖拉机厂(投资3.48亿元，拖拉机年生产能力1.5万台)，武汉重型机床厂(投资1.46亿元，年产重型机床380台)，湘潭船用电机厂(投资1502万元，电机年生产能力11万千瓦)，西安高压电瓷厂(投资3228万元，各种电瓷年生产能力为1.5万吨)，西安开关整流器厂(投资1.22亿元，高压开关年生产能力为1.3万套)，西安绝缘材料厂(投资2455万元，各种绝缘材料年生产能力6000吨)，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电公司，投资1510万元，100千伏安电力电容器年生产能力6.1万只)，兰州石油机械厂(投资1.44亿元，石油设备年生产能力1.5万吨)，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投资7005万元，年生产化工设备能力2.5万吨)。据一机部统计，156项中有机械行业26项，我们估计，可能还有成都电机厂和成都锦江电机厂2项，但后来又有3项移交军工部门，2项未建，实为21项。我们没有弄清是哪两项。机械行业还有前民主德国帮助设计的2个项目，即西安仪表厂和郑州的第二砂轮厂；还有引进捷克技术的上海三大动力设备厂，这就是上海锅炉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
　　能源工业，共52项。其中的煤炭工业：共25项，它们是辽源中央立井(投资5770万元，年采煤能力90万吨)，鹤岗东山一号立井(投资6512万元，年采煤能力90万吨)，阜新海州露天矿(投资1.95亿元，年采煤能力300万吨)，阜新平安立井(投资8334万元，年采煤能力150万吨)，鹤岗新安台十号立井(投资7178万元，年采煤能力150万吨)，抚顺西露天矿(投资1.91亿元，年采煤能力300万吨)，抚顺龙凤矿(投资2860万元，年采煤能力90万吨)，抚顺老虎台矿(投资3862万元，年采煤能力80万吨)，抚顺胜利矿(投资4200万元，年采煤能力90万吨)，阜新新邱一号立井(投资4056万元，年采煤能力60万吨)，双鸭山洗煤厂(投资3113万元，年洗煤能力150万吨)，鸡西城子河九号立井(投资3184万元，年采煤能力75万吨)，通化湾沟立井(投资2587万元，年采煤60万吨)，焦作中马村立井(投资1682万元，年采煤能力60万吨)，鹤岗新安台二号立井(投资7178万元，年采煤能力150万吨)，抚顺东露天矿(投资1.28亿元，年采油母页岩700万立方米)，山西潞安洗煤厂(投资3254万元，年洗煤能力200万吨)，大同鹅毛口立井(投资5840万元，年采煤能力120万吨)，河北峰峰通顺三号立井(投资6640万元，年采煤能力120万吨)，峰峰中央洗煤厂(投资2486万元，年洗煤能力200万吨)，鹤岗新安台洗煤厂(投资1204万元，年洗煤能力150万吨)，鸡西城子河洗煤厂(投资1480万元，年洗煤能力150万吨)，淮南谢家集中央洗煤厂(投资1486万元，年洗煤能力100万吨)，平顶山二号立井(投资已3156万元，年采煤能力90万吨)，铜川王石凹立井(投资8372万元，年采煤能力120万吨)。
　　还有电力工业：共25-26项，它们是丰满水电站(投资9634万元，机组容量42.25万千瓦)，阜新热电站(投资7450万元，机组容量15万千瓦)，抚顺电站(投资8734万元，机组容量15万千瓦)，富拉尔基热电站(投资6870万元，机组容量5万千瓦)，郑州第二热电站(投资1971万元，机组容量1.2万千瓦)，重庆电站(投资3561万元，机组容量2.4万千瓦)，西安热电站(投资6449万元，机组容量4.8万千瓦)，乌鲁木齐热电站(投资1.09亿元，机组容量10万千瓦)，太原第一热电站(投资8871万元，机组容量7.4万千瓦)，大连热电站(投资2538万元，机组容量2.5万千瓦)，个旧电站(投资4534万元，机组容量2.8万千瓦)，石家庄热电站(投资6872万元，机组容量4.9万千瓦)，太原第二热电站(投资6180万元，机组容量5万千瓦)，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投资6120万元，机组容量5万千瓦)，吉林热电站(投资1.12亿元，机组容量10万千瓦)，佳木斯纸厂热电站(投资2975万元，机组容量2.4万千瓦)，洛阳热电站(投资6797万元，机组容量7.5万千瓦)，武汉青山热电站(投资8987万元，机组容量11.2万千瓦)，株洲热电站(投资2165万元，机组容量1.2万千瓦)，兰州热电站(投资1.09亿元，机组容量10万千瓦)，北京热电站(投资9380万元，机组容量10万千瓦)，三门峡水利枢纽(投资6.93亿元，机组容量110万千瓦)，成都热电站(投资5033万元，机组容量5万千瓦)，陕西户县热电站(投资9188万元，机组容量10万千瓦)，包头宋家濠热电站(投资5538万元，机组容量6.2万千瓦)。
　　以上这些项目，便是156项中的民用工业工程项目的大致情形。它们经常有点小变化，不管项目如何略有增减，问题没有实质性的不同。美国研究者也发现，当年建设时苏联人悄无声息，也弄不清援助工程的确切情况，但在中苏决裂后特别是“文革”开始后，苏联人“却毫无保留地详细公布了他们援助的种类和年表”，“几乎在每一篇讲到中国的文章中，都要千方百计地把苏联的无私援助写进去，不管这个出版物的主题是什么。”苏联人的“自尊心受了刺伤”。“虽然在苏联的文献里对实际建成的工程数目，说法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重要，特别是由于原来的指标数目已经超额完成。”在这部厚厚的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写的《毛以后的中国经济》中对156项各项数目的描述也并不太确切，其实这也是无所谓的。书中说：“1949-1959年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大量经济和技术援助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即使苏联人可能讲的夸大了一些，但在使中国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并为成功地过渡到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上面，他们所提供的支援和经验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辩的。……苏中之间紧张局势的最早迹象出现在1956年和1957年，……不管已经出现了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这些预兆，苏联还是继续帮助中国人民(重点放在人民上面)建设社会主义。事实上，在1956-1957年期间，苏联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最重要的一个协定(1956年4月)要求苏联……，在建设中的156项工程以外，再增加建设55个工业项目。这55个项目包括冶金、机器制造和化学工厂，合成纤维和塑料工厂，电器和无线电制造企业，一个合成液体燃料厂，电站以及航空工业的研究机构。全部设备、设计和其它技术援助的总成本共达25亿卢布。……如果苏联人要挑出一个援助协定是他们最感到后悔的，无疑要数1955年所签订的帮助中国建造第一个实验性的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这个协定了。……正是由于这个援助，以及后来在杜布纳对中国一些核科学家的培训，使中国得以成为一个核大国。在1956-1957年期间，苏联还继续给中国军事援助以增强这个国家的国防力量。……在科学技术领域继续着重要的合作。两国签订了联合勘探和研究协定，以便确定中国的自然资源，并研究在中国许多边境地区，尤其是在黑龙江流域发展生产力的前景。1956年，苏联派出一大批科学家去中国帮助拟定关于科学技术的广泛的12年规划……。根据苏联人的讲法，就是在五年计划的最后这两年，他们的援助达到了最高峰，使中国在经济和科学发展上获得最大的突破。……苏联的讲法基本上是真实的。……1958年8月，在莫斯科又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苏联在建设和扩建47个工业项目和电站方面给予技术援助。甚至在1959年……还是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苏联在建设钢铁、化学、煤、石油、机器制造和建筑材料工业以及建设电站等78个大型项目中给以援助。到这个时候，苏联设备交货，设计工作和其它技术援助的总值接近50亿卢布。象过去一样，这项援助是按当时中苏贸易协定规定的条款以中国出口货予以偿付，但制造产品的许可证、图纸和其它技术文件则免费移交给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内，仍然进行着合作……。苏联人在总结他们自1949-1959年对中国的援助时声称，在1960年中国的总产量中，依靠苏联提供技术援助建设起来的工矿企业的产品所占份额如下：铸铁，30％；钢，大约40％；铁路车辆，50％以上；卡车，80％；拖拉机，90％；合成氨，30％；电力，25％；汽轮机和水轮机，55％；发电机，大约20％；铝，25％；重型机器制造业产品，10％以上。苏联在50年代给予中国的援助成为中国现代工业的支柱，并为后来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全部计划创造了条件。同时，苏联认为，在科技方面和培养专门人材以及总的说来在教育方面所给的援助也获得了同样的效果。”
　　通常，一般西方学者对苏联没有什么好感。这一篇材料说，他们发现北京当年赞扬苏联“牢不可破的友谊”和“无私的援助”一类讲话“都是虚情假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的领导可能对苏联的自愿帮助是感激的，但他们对于在达成每一项协定之前谈判的艰苦性以及对苏联援助应付出的财政上和政治上的代价都是极为愤慨的。中国虽然收到了一点点礼品，但大部分都是付了代价的。”这种观点在英国记者韩素音1991年所著关于周恩来的传记中则是这样写的：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按苏联模式设计的，重工业压倒一切，其结果是：占去大量投资，不能立即见效。中国需要迅速积累资本。这意味着要发展轻工业，而轻工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提高。苏联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需要。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只有苏联愿意提供援助。援助的67％用于建设重工业工厂，投入农业的不到7％。苏联在中国承担156个主要工程项目。8000留学生派往苏联接受培训。这一‘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中国方面用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及农产品偿还。‘每样东西我们都要付钱，而且并不便宜。一台小小的发电机要一吨西红柿。俄国检查人员十分苛刻，西红柿生了不行，太熟了也不行，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格的西红柿就扔还给我们。他们非常傲慢，我们敢怒不敢言。’这番话是一位当年负责押送偿还货物去苏联的官员讲的。”
　　这种观点不仅在西方学者中广泛存在，而且在中国学者中亦广泛存在。这种关于谈判、偿付的观念是有失偏颇的。经济关系是互利的，不付钱是不对的。从清朝到民国，哪一项大工业设施是外国白给的？何况苏联在我国恢复时期与“一五”中还是有些无偿地移交给我们的东西的。至于西红柿，当然应付给“不生不熟”的，因为此项运输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是很漫长的，我们在自由市场上买东西还要挑一挑生熟，做人不能太刻薄。何况这是两个国家间的关系。苏联当年给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数目虽不多，但年息一分，苏联又给予中国5亿卢布长期贷款，年息也只有二分。联想到我们80-90年代从国外的得到的贷款，其利息六分、八分、十二分，已成为高利贷，当然通货膨胀也有关系。另外，还应看到，苏联当时也不富裕，不像美国那样是个财主。他们在短短几年里，动员那么多人力物力，帮助我们编制计划、设计项目、供应设备、转让技术、代培人才，还派出3000多名苏联专家和顾问在我国各行各业发挥作用，是不容易的。他们在援建的项目中，不仅提供机器设备，而且从勘探，选址，收集资料，设计指导企业的建、安和设备运转，供应新产品的技术资料，一直到新产品制出，都给予全面系统的帮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难能可贵的，在建设中，凡中国自己能够生产的设备、自己能够做的设计，他们都主动提出由中国自己解决，并不是一心要赚中国人的钱(不若现代日本式经济动物)，这样还提高了中国人自己的设计能力和生产能力。因此，中国向苏联偿还、提供各种战略物资，也是正常的和理当的，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陈云在80年代初要求在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把苏联的援助写进去，要表明我们是公正的。公正地对待历史，公正地对待外国(特别是苏、美)，也是不容易的。
　　可能，有不少人对苏联心里有气，因此牵连得对苏联当年的援助也不屑一顾了。这样不太好，如果我们不能公正地评价苏联援助，那么，外部世界就可能会认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是“不公正的”。既然不能公正地看待苏联援助(无论它有多少缺点)，那就有可能将不公正地对待与外部世界的别的经济关系。这就会有碍我们的建设事业。
我们在156项上到底花了多少钱呢？上述民用企业的投资，简单相加，得数是：1560865万元人民币。当时的货币比现在的值高许多，这150多亿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再加上军事项目，还会有一个数目。但是，据宣布，从1950---1959年，中国引进苏联设备的投资共76.9亿元旧卢布(合人民币73亿元)。关于中国从苏联借的债(包括抗美援朝战争的军火款)，加上应付利息，据宣布是14.05亿新卢布(该款于1965年全部还清)共计约15亿美元。因此当时的资金利用率还是不错的。除了我们自己的投资外，仅借了这么不大一笔钱，就建成了国民经济的巨大的初步工业基础。
　　苏联的援助，真正有意义的是技术。苏联的技术比美国等西方国家差，这是无可否认，但比起中国来，又强了不是一星半点，我们得到了设备和工业产量，这也是成就，但得到技术是更重要的成就。有了技术，有了设计能力和技术队伍，再加上创造性，我们自己的工业就能更好地发展起来。可惜，我们后来除了原子弹而外没有在民用工业技术上得到长足发展，我们一直抱怨苏联产品“傻大黑粗”，而我们自己的不过是“傻小黑细”，“傻黑”没改变，只是小了，精密度更差了，也说不定更“傻”更“黑”了。我们的民用工业实在是不高级，质量差、品种少，样子难看。这要怪我们自己，“傻”的苏联人走了10多年后，我们自己又如何呢？70年代后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引进，有了“四三方案”，引进了大型石化工业等，这是后话，我们将在下一章里进行讨论。
　　国内有学者认为当时的苏联技术落后，说“一五”应当“货比三家”，到西方国家去引进更好的技术。这个主意是不错的。但在当时“冷战”条件下，美欧将中国也作为“冷战”对手，对中国进行封锁，巴黎有个什么委员会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任何较高级的技术，因此中国若想从西方大规模引进技术来创立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并没有这种历史条件。
　　苏联当时在国防上还是有尖端技术的，否则他们的航天技术和核弹技术不会如此使世界震惊。中国从苏联那里学来了制造喷气式战斗机、炮艇、火箭、还有生产核武器的技术(当然这些也包括自己的大量努力)，使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有力量的“大国”。苏联向中国提供的援助，在他们自己国家也是40年代末期的水平。我们不应当抱怨或苛求苏联的技术水平，而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吸收能力和改造能力。日本消化外国技术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尚难相比拟。如果我们在苏联156项的基础上，有了更好的技术思路和技术设计，不是更好吗？但是应当说，我们在“一五”期间还没有到达那个喜人的程度。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吸收外国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好的首屈一指的技术，时至今天，也仍然还只能是一个“远景目标”。但这一天终归会到的吧。这里的关键问题到底在哪儿呢？秘密就在于人才。　　　　1951年春天，陈云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讲过一个生动的故事，可能是发人深思的。他说：
　　“毛主席和周总理去年到莫斯科去订了合同，请苏联的专家来给我们设计一个汽车工厂。专家到了北京，对汽车工厂设在什么地方，争论很多，有的说设在北京，有的说设在石家庄，有的说设在太原，我说是不是可以放远一点，设在西安。后来才知道，这些根本不对头。如果这个汽车厂全年生产量是3万辆汽车，电力就需要2.4万千瓦，西安只有9千千瓦，光修电站就需要几年时间。还需要钢铁，一年要20几万吨，而石景山钢铁厂生产这么多钢铁，要在5年或者6年以后。木材要2万立方米，在西北砍木头，山都要砍光。还有运输问题，每年的运输量是100万吨，而西安到潼关铁路的运输量不超过200万吨，光汽车工厂就够它运的了。讨论结果，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够设在东北。苏联专家在北京住了2个月，才到东北去勘察。为这个问题一直讨论了3次。同志们，外行的事多了，要下决心学习。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

(四) 机器制造业 --- 工业化的灵魂

　　尽管世界的“工业化”是从纺织业开始起步的，但工业化的灵魂和核心并不是纺织本身，而是纺机制造；从整个工业来说，则是机器制造业。在西方，机器制造业是最大的一门产业，通常在工业总构成中可占3成以上，而且从50年代到70年代还有日益提高的趋势。例如日本，1955年仅有17％，60年代则达30％，到1970年达36.3％。在美国，机械工业也是占比重最大的，而且是吸引工业投资最多的一个行业。在苏联，到70年代，在机械行业中的投资比重比50-60年代有了更大的增加，从1960年的13.9％上升到1970年的21.2％。在国外，机械工业通常被划分为“一般机械”、“电工和电子机械”、“运输机械”、“精密机械”和“金属制品”五大行业。电子计算机的生产也包括在“机械工业”之中。在70年代，世界机械工业生产能力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北美、西欧、日、澳、新、南非和以色列约占66％，苏联和东欧约占30％，第三世界仅占4％左右；世界上单只美、苏、德、日、英、法等6个国家即占世界机械工业总量的70％左右，美国雄踞世界之首。战后国外机械工业的发展趋势是：大型化、精密化、自动化和成套化。
　　中国的机械工业在“一五”之前是相当落后的，和世界水平差得很遥远。其分布地带仅局限在沿海京津沪等地区，规模狭小，技术简陋。东北是日本建立起来的重工业中心，在战争后期被摧毁，苏联人拆运走了一半以上的设备。建国后，苏联人又回来帮助中国人民建设，援助的重点就是机械工业。美国人认为，在苏联援助的156项当中，机械制造的项目几乎有100项。其中民用方面有冶金和采矿设备、发电设备、运输设备、农机、化工设备和机床制造等等；在军用方面，则有生产飞机、军舰、电子设备、陆战武器和核武器等工厂。在1958年至1959年的与苏联的追加协议中，机械工业的工厂数量几乎又要翻一倍。但是，“大跃进”的出现，打断了机械工业这种有条不紊的发展。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这份研究还认为，直到毛泽东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机械工业的技术能力，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大体上，机械工业的基本技术能力，来源于共产党掌权头10年内从苏联大规模输入的技术和设备。”
　　其实，在建国之初，我国就已计划筹建一批骨干机械企业。“一五”时期，机械工业的重点是发展冶金设备、发电设备、运输机械、金属切削机床，此外，适当发展电机、电器、电材、炼油化工设备和农业机械。“一五”期间，机械行业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重大项目有73项。下面分门别类简述一下我国的机械工业最初的发展。
　　(1)重型矿山机械：1949年产量只有微不足道的4000多吨，等于是一个“空白”，到1952年达到3.3万多吨。1950年重工业部决定在太原建设一个年产2万吨设备的重型机器厂，这是我国第一个重机厂。1951年又请苏联改建了沈阳风动工具厂，1953年请苏联援建了富拉尔基“一重”和洛阳矿山机器厂。与此同时，还对沈阳重机厂(以生产破碎机、球磨机和大型铸、锻件为主)、沈阳矿山机器厂(以生产洗选设备、运输设备为主)、抚顺重机厂(以生产履带挖掘机、卷扬机为主，后改名为“抚顺挖掘机厂”)、大连工矿车辆厂(以生产工矿用车辆、炼焦设备为主，后改名为“大连重机厂”)、大连起重机厂(以生产桥式起重机为主)等“重型机器厂”进行了扩建和改造。这使得国家的重型矿山机械工业的生产能力大幅度增长。采矿技术因而也有了很大改进，例如露天矿开采装备冲击式穿孔机、3-4立方米电铲、10吨后卸式卡车、80马力推土机等从苏联引进后，经过消化和仿制，广泛应用于中国矿山。到1957年底，由一机部三局(主管冶金、矿山、起重、运输、大型锻压、建筑筑路等设备的制造业，当时这些通称为重型机械)归口管理的直属重型矿山机械企业增加到11个，职工4.5万人，固定资产约3亿元，拥有一大批冷、热加工设备，如6米立式车床、5米滚齿机、200毫米镗床和2000吨水压机等。当年的设备产量约10万吨(为建国初的25倍)。
　　(2)电机电器：1950年，全国电器工业有157家企业，职工总数约2万人，但技术基础仍然相当薄弱，只能生产小功率的一般产品。1952年确定由苏联援建的有关电器的12个项目中，包括：电缆、高压电器和水银整流、电工仪表、电碳产品、绝缘材料、电力电容器、高压电瓷和避雷器、汽轮机、锅炉等工厂，和汽轮发电机、船用电机等两个车间。这12个项目，中国当时支付外汇约合2.5亿元人民币，连同土建、公用设施和国内自制的设备等，总投资约6亿元。另外，还有一些国内的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因此，新中国的电器工业是投资10亿，时间10年，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一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工厂是：苏联援建的哈尔滨三大动力设备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发电机厂)，引进捷克技术的上海三大动力设备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发电机厂)，苏联援建的西安4个电器设备和电材工厂(开关整流器厂、电力电容器厂、高压电瓷厂、绝缘材料厂)，还有苏联援建的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哈尔滨电碳厂、沈阳电线电缆厂、湘潭电机厂直流电机车间，还有我国自己设计建设的沈阳变压器厂、沈阳高压开关厂、沈阳低压开关厂、哈尔滨绝缘材料厂、武汉锅炉厂等等。
　　(3)机床工具：这是机械工业的基础部分，由金属切削机床、铸造机械、锻压机械、木工机床、工具(包括刀具、量具和量仪)、磨料磨具、机床附件、机床电器和其它配套件等9个制造业组成。建国前，中国只能生产一些简单的老式机床和工具。建国时，全国机床产量为1582台，锻压机械产量为348台，工具产量为25万件。到1952年，全国机床产量已达到1.37万台，锻压机械1100台，铸造机械254台，木工机床392台，工具306万件，磨料766吨，磨具475吨，机床附件3525件。1957年，国家机械工业的金属切削机床的品种为204种，产量已达2.8万台(为建国初的17.7倍)；锻压机械26种，产量2900台；铸造机械24种，产量1193台；木工机床27种，产量1482台；工具产量1183万件；磨料8000吨；磨具7000吨；机床附件6种，产量8.8万多件；机床电器47种，99万多件。“一五”期的重点建设是苏联援建的武汉重型机床厂(以生产立式车床、龙门刨床、龙门铣床、卧式镗床等重型机床为主，它为中国重型机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沈阳第一机床厂(车床)和中国自己设计建设的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立车)、沈阳第二机床厂(立钻、镗床)、上海机床厂(磨床)、无锡机床厂(磨床)、北京第一机床厂(铣床)、济南第二机床厂(龙门刨)、南京机床厂(六角车床)等。工具方面，新建了苏联援建的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和前民主德国设计的郑州砂轮厂(后改名第二砂轮厂)，中国自己设计的成都量具刃具厂。
　　(4)交通运输设备：汽车方面，“一五”的重点主要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它生产的“解放牌”汽车在70年代以前是中国路面上奔跑的主要车种，当年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旧中国没有汽车工业，但有一些修理装配厂和汽车配件制造厂，30年代国民党政府曾组织过一个“中国汽车公司”，进口了一些“奔驰”牌载货汽车散装件，共组装过2000多辆汽车。40年代国民党政府没有办成汽车制造厂。1956年，“一汽”投产。此后又在南京、北京、上海、济南等地办了汽车制造厂。(我们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后来走入了“岐途”，汽车厂数目大增，没有规模效益，至1978年已达2151个厂，1985年达2904个厂，即使专门生产汽车的工厂也达428个。1986年全国汽车产量为36.98万辆，其中卡车为22.91万辆，各类小车加在一起才14余万辆。而美国一个福特汽车公司，1907年开始大量生产汽车，1913年采取流水作业法，当年生产汽车48万辆，1916年达96万辆。在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小汽车产量，就占了全国产量的95％。日本6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二位汽车生产国，70年代年产汽车800-900余万辆，但专业化程度相当高，例如供应转向机的只有4家、车轮6家、火花塞3家。80年代全国生产整车的制造公司仅有11家。国外汽车产量中80-90％为小轿车，中国则长时间里绝大多数为卡车。汽车工业在发达国家是支柱产业，看来在中国路途艰难，就连北京市的交通警察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干扰”着国家的汽车工业。)在铁路机车方面：重点建设了大同机车厂、长春客车厂和株州货车厂，改建了齐齐哈尔货车厂和大连机车车辆厂。造船行业方面，重点建设了江南、沪东、勃海、武昌、广州、大连等造船厂。
　　(5)农业机械：过去没有基础，“一五”期间主要是新建了156项中的洛阳的第一拖拉机厂，自己设计建设了天津拖拉机厂。“洛拖”又称“一拖”，1953年7月筹建，1955年开始建设，全厂共近1万台工艺设备，200多条流水作业生产线，近2000种拖拉机零件和上万道工序。1959年11月1日一期工程完成投产，比国家计划提前2月，从这天起，每6-8分钟有一台“东方红”牌拖拉机从装配线上下来，前往祖国各地。
　　(6)石油化工通用机械：这一部分主要为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印刷业、橡胶塑料工业、国防工业等服务的。中国习惯上把工业泵、风机、压缩机、制冷设备和阀门等称为“通用机械”。“一五”期间，开始建设苏联援建的以生产炼油化工设备和石油钻机为主的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还有自己设计的以生产各种采油设备为主的兰州通用机械厂。此外，还抓了其它若干厂的生产建设或改造，建设了一批骨干企业，形成了石油机械、制氧机、制糖设备、橡胶机械、仪器仪表、农业机械等一些新的专业产品制造业。
　　(7)轴承：轴承虽小，却是机器工业的关节，否则机器不能转动就不成其为机器。旧中国只能制造少量简单轴承，基本上依赖进口，规模最大的瓦房店轴承厂是日本人建造的，只能生产套圈。上海等地有不少轴承修配厂。“一五”期间主要建设了苏联援建的洛阳轴承厂(按该厂是1954年开工，原设计规模是主要生产设备1800台，生产建筑面积16.7平方米，年产轴承1000万套，226个型号；1958年7月一期工程建成投产，1959年提前2年达到设计水平，生产了1100万套轴承，300多型号，约占当年全国总产量的1/4；该厂主要生产大中型轴承和特大型轴承)，另外扩建了哈尔滨轴承厂(生产小型和精密轴承)和瓦户店轴承厂(生产大中型轴承)，为中国轴承制造业奠定了基础。我国1953年开始能够生产精密轴承；1954年开始生产汽车万向节滚针轴承、磁电机轴承、机床主轴轴承，试制了飞机发动机和坦克用轴承；1956年开始试制火车头、轧钢机、重型和矿山机械、冶金和石油工业所需部分配套轴承。
　　(8)仪表：仪表工业是一门复杂的工业，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水平。其工作原理有机械的、电子的、光学的、化学的、生物的、声学的等等的不同原理或综合应用，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用于科研、设计、生产、检验、测试、计量的重要手段。建国前，几个沿海大城市有少量私营修配厂，也曾组装过一些低档的水表、电表、显微镜和教学仪器等，国家基本谈不上仪表工业。1952年一机部成立一局管理仪器仪表。1953年，苏联援建的156项中列入了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生产电站和汽车用仪表，1956年投产。“一五”期间还建设了前民主德国设计的西安仪表厂。
　　(9)内燃机：“一五”期间新建了苏联援助的洛阳柴油机厂和陕西兴平柴油机厂，扩建了自己设计的上海柴油机厂、天津动力机厂等。
　　“一五”期间对重点机械工业项目的投资，包括苏联东欧援建的和自己设计扩建改造的，至1957年底，共使用投资27.44亿元，全部建成投产的有40项，包括苏联援建的7项和捷克援建的3项。当时的投资效果是应当令人相当满意的。这些重大项目，使中国的汽车工业、拖拉机制造业、发电设备、石化设备、冶金矿山设备、工程机械等制造业“从无到有”，机床工具、机车车辆和造船等工业“由小到大”。不仅沿海的老工业城市的机械工业焕发了青春，还初步形成了哈尔滨、洛阳、西安、兰州等一批新的机械工业基地。
　　“一五”期间的机械工业。虽然进行了大量基本建设，但国内机械工业的生产也有很大提高。1957年一机部系统的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了2.6倍，平均年增长率为29.5％，高于整个工业“一五”期间的平均增长率。其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很大提高。比起1952年，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增加1倍，达2.8万台；冶金设备增长68倍，为1.38万吨；矿山设备增长28倍，达5.29万吨；起重设备增长3.5倍，达3.18万吨；石油设备从无到有，达0.59万吨；发电设备增长35倍，达19.7万千瓦；汽车从无到有，达7904辆；轴承增长8倍，达1060万套；内燃机增长16倍，达69万匹马力。
　　“一五”期间的机械工业技术水平也还不错，因为156项中的设备由国内分交供应的比重也不小，按重量计为52.3％，按金额计45.9％。其中鞍钢分别为49％和43％，一汽分别为62.4％和65.6％。从全国来讲，国内机械工业满足了“一五”期间国家所需设备的60％。当然，156项中关键设备还是来自国外，但国内的成绩也是不错的。

(五) 工业化的基础坐在钢铁和化工上

　　冶金工业在工业化的国民经济中居于基础的地位。凡是工业发达国家都拥有大规模的冶金工业(在世界金属产量中，钢铁和有色金属之比约为20:1，有色金属中铝和铜是最大宗的两项，在有色中占1/3和1/4，此外产量较多的还有锌、铅和镍，这五种金属占有色金属总产量的98％以上)，如美日苏德法英等国。战后世界钢铁产量迅猛增加，自有现代炼钢业以来，至二战前近百年间共生产了约40亿吨钢，战后至70年代末就生产了130亿吨钢。50年代开始，冶金的生产技术有了迅速发展。50年代的高炉开始向大型化发展(60年代出现2000立方米的高炉，70年代即出现了5000立方米以上的高炉)；对炼铁原料的预处理也有了重大进展；1952年出现了顶吹氧气转炉炼钢法(此种先进工艺60年代后在世界上迅速推广，开始世界年产量只100余万吨，1969年已达2亿吨，这一年世界粗钢总产量为5.6亿吨)；连续铸钢的技术50年代已经出现至60年里有很大发展。在工业发达国家，钢铁业均以大型设备的大企业作为骨干。国外冶金工业主要特点，就是大型化、高速化、自动化、节能化。
　　旧中国的钢铁工业的情况，前面已多处讨论过。“汉治萍”在1925年倒闭之前是中国主要的钢铁生产单位，其钢产量占全国钢产量的3/4。日本在鞍山设立的“昭和制钢所”，1943年产钢最多，为84.3万吨，这一年中国土地上共产钢达92.3万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钢铁业日益萎缩，1949年的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1952年恢复时期结束时，全国钢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年，达135万吨。
　　钢铁工业是“一五”建设的重点。苏联援建的156项中的7项钢铁项目可说是“重中之重”。前面已经介绍过这些项目的名目，除此以外，还有若干国内自己进行改造和扩建的重点项目，如河北龙烟铁矿、安徽马鞍山铁矿、湖北大冶特殊钢厂、重庆特殊钢厂、大渡口钢铁厂、太原钢铁厂、唐山耐火材料厂、贵州遵义锰矿，这些是“限额”以上的；“限额”以下的也有若干重要单位，如天津钢厂、唐山钢铁厂、石景山钢铁厂(即今天大名鼎鼎的“首钢”)、上海第一钢厂、上海第二钢厂、上海第三钢厂、新沪钢厂、上海亚细亚钢厂、抚顺钢厂、大连钢厂、上海和山东两个耐火材料厂等20来个单位。
　　“一五”原计划新增炼铁能力280万吨，新增炼钢能力226万吨，新增轧钢能力152万吨，到1957年钢铁工业产值33.1亿元，这些都超额完成了。1957年铁产量达594万吨，超过1952年铁产量401万吨；1957年钢产量达535万吨，超过1952年钢产量400万吨；1957年钢材产量达415万吨，超过1952年钢材产量309万吨；1957年钢铁工业产值达到46.5亿元。特别有意义的是，钢和钢材品种有了很多增加，钢从170种左右增加到372种，钢材从300多种规格增加到4000种规格；主要设备的利用系数和劳动生产率都有了较大提高，1952年人均炼钢7.09吨，1957年提高到13.16吨。这说明我们获得的钢铁工业的进步，是“技术进步”。
　　“一五”期间建设起来的大钢铁企业，开创了中国这个古老产钢国家的钢铁工业新纪元，可惜后来被“大跃进”打断了发展势头。“一五”期间建设起了鞍山、武汉和包头三大钢铁基地。鞍钢已是全国人民所熟悉的。它的钢铁产量占全国一半，对全国的经济建设是真正的“举足轻重”。1957年，其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为50.8％，铁占54.6％，钢材占42.9％。武钢的建设，仍以大冶的铁矿为依托，厂区设在武昌青山地区，1955年8月动工，第一期设计规模为年产粗钢150万吨。主要设备有：4座65孔的焦炉，4台75平方米的烧结机，2座大型高炉(1380立方米和1336立方米)，2座250吨平炉，4座500吨的平炉，1套辊径1150毫米的初轧机，1套辊径850毫米的大型轧钢机，一套2.8米的中厚板轧机。这些设备当时尚属于世界先进水平。绝大部分是由苏联提供设计和主要设备。(按在50年代，炼钢平炉的使用是普遍的，炉顶吹氧转炉炼钢，首次于1952年出现于奥地利，60年代以后才在世界流行开来，铺开最快的是日本，1956年开始引进此项技术，至1960年尚有68％的平炉钢，1975年就有80％为顶吹氧气炼钢；美国1960年还有87％为平炉钢，1970年仍有37％为平炉钢，1975年吹氧炼钢占了62％；德英法60年代还有大量平炉钢和转炉钢，70年代才渐以吹氧钢为主；苏联60-70年代时技术进步已颇迟钝，70年代才有吹氧钢约1/4；1967年还出现氧气底吹转炉，发展也比较快，但不如顶吹，世界总产量中顶吹比底吹所炼的钢要多10几倍，但这两者，中国直至“文革”结束时都没有跟上)。此外，“一五”期间包钢(投资9亿多元)、本钢和北满钢厂(各为3亿多元)亦有较大规模。包钢由于苏联的设计上有问题，1957年7月开始动工，后苏联人撤走时没有建完，留下了难题，长期不能正常生产。本钢的投资重点是矿山。北满钢厂里装备了当时全国最大的20吨电炉，还有10吨、5吨的电炉4座。北满钢厂最大的特点是安装有3000吨和1250吨的两台水压机、并配有汽锤，可以锻造大炮炮身和大型发电机的大轴，该厂1957年10月竣工投产。
　　在上海和天津的一些钢铁企业，大都是些小厂子。“一五”在上海选了12个钢铁企业，予以保留和发展，主要应利用上海的技术力量和工人素质，发展一些专业化较强的厂子。“一五”后期冶金部提出“三大五中十八小”。“三大”基地外，“五中”是太原、重庆、石景山、马鞍山、湘潭。“十八小”是：邯郸钢铁厂、济南钢铁厂、临汾钢铁厂、新余钢铁厂、南京钢铁厂、柳州钢铁厂、广州钢铁厂、三明钢铁厂、合肥钢铁厂、江油钢铁厂、新疆八一钢铁厂、杭州钢铁厂、鄂城钢铁厂、涟源钢铁厂、安阳钢铁厂、兰州钢铁厂、贵阳钢铁厂、通化钢铁厂。这个发展方案得到毛泽东和陈云的肯定，认为符合中国国情，毛泽东说，“你们有了18罗汉，好嘛！”这是一个“大中小结合”的方案，很符合后来的总路线的精神，从此，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走上了一段与西方和世界钢铁业发展完全不同的路子。
　　有色金属工业，苏联援建的156项中有11---13项。虽然重点项目比钢铁业多，但投资额只及钢铁业的31％，仅及一个鞍钢投资项目的65％。有色金属的苏联援建项目的名称前面已经介绍。实际上，有色金属中真正投入建设的共有10项。让我们分门别类地看看有色金属工业。(1)铝：旧中国几乎谈不上铝工业，建国后国家建设需要大量轻金属材料，尤其是飞机制造业和电力工业。1954年建成了自己设计和施工安装的国产设备的山东铝厂，具有年产3.5万吨氧化铝生产能力。1952-1957年建成了苏联援建的抚顺铝厂，年产3.9万吨铝锭；1952-1958年建成了苏联援建的哈尔滨铝加工厂，年产3万吨铝材。中国铝工业建立起了最初的大规模生产体系。(2)铜：“一五”期间铜工业主要是扩建和改造了沈阳冶炼厂、铜陵冶炼厂和上海冶炼厂等，由于采用了一些新技术，安装了新设备，因而铜的冶炼能力由1952年的2.95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7.03万吨。“一五”期间1955年开始建设大型的、苏联援建的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这是一个从采矿选矿到冶炼的大型铜生产联合企业，矿体为铜硫共生矿，设计能力为年产电铜3万吨、副产品硫酸15万吨、硫精矿140万吨。1956年12月31日，在苏联专家指导下，首次使用了大规模抛掷(906万立方米)和松动(676万立方米)爆破技术，三次使用炸药量1.57万吨，是我国矿山开采史上第一次大爆破，山崩地摧，世界罕见。1959年矿山投产，同年选矿投产，1960年冶炼投产，后于1966年突破了原设计能力，曾达到年产42680吨电解铜。“一五”时期的铜加工业有所发展，生产技术有所提高。1956年开始建设苏联援建的洛阳铜加工厂，当苏联中断援助时，该厂正处于建设高潮，苏方停供的设备达590余吨，后来国内配套继续建设，又赶上“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直到1965年才完全建成投产。该厂的设备和工艺都是较为先进的，使中国铜加工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如生产宽度3米以上的板材，直径达260毫米的棒材和530毫米以上的管材等大规格高质量的产品，该厂至今是中国该行业中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大型骨干企业。(3)铅锌生产的主要基地在东北，东北地区的铅产量占全国的80％以上。沈阳冶炼厂通过技术改造，“一五”中铅锌生产能力都提高了1倍多；葫芦岛锌厂的产量则提高了3倍半。1954年以后西南和中南等地也开始经过技术改造发展起来，或进行了新厂矿的建设，云南澜沧铅矿就是当时兴建的一中型企业。国家铅锌生产的技术经济指标已接近了世界水平。钨，是中国资源中的强项，其储量占世界一半。钨是金属中熔点最高的，故电灯泡中的灯丝也叫“钨丝”。建国前，钨是中国大宗出口商品，所产钨精矿全部出口。苏联援建的156项中，与钨有关的就占了4项，其中江西的钨矿3项，主要是采矿和选矿；还建设了株州硬质合金厂，设计年产三氧化钨630吨、硬质合金500吨，合金牌号6个，规格型号520个，其工业技术装备达到或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该厂的建设仅用了1年9个月施工时间就完成了4.5万平方米工业建筑面积，安装了1960吨设备，架设了5.2万米高压线，速度惊人，并且一次试车成功，投产后仅8个月就突破了设计水平而生产出硬质合金756吨，结束了硬质合金的进口历史。苏援156项中还有一个“杨家杖子钼矿”，该矿在日本人占领东北期间已形成日采选矿石200吨的生产能力，经过两次扩建，到1954年已达日采选5000吨，1957年从苏联引进技术装备，1959年竣工后日采选能力达到8000吨，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钼业生产基地(按钼主要用于钢铁工业，是合金钢的重要添加元素)。锡业，“一五”期间的产量，由1952年的1.42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2.75万吨。锡是中国最古老的矿业之一，古代史上著名的“青铜”就是铜锡合金，但至建国时，全国只有4个锡厂，年产能力为0.5万吨，其中云南锡业公司一家就达到0.3万吨(按锡这种初级产品，美国在1949年已达3.7万吨，到70年代只有0.6万吨左右；而马来西亚的产量却越来越高，50年代常在7万吨左右，70年代到达9万吨左右)。“一五”期间，国家投资2.6亿元建设云南锡业公司，为苏联援建的156项之一。其生产工艺按苏联专家意见使锡液中的含砷量下降到0.14％之下，含铁量降至1％以下，1956年改进了加铝除锑的技术，生产出含锡99.9％的一号精锡。此外，在两广和湖南等地矿山也形成了锡业的生产基地。再说锑，这是军火工业的重要原料，因此，受到战争影响甚著。它在合金中主要是作为硬化剂，制造耐磨金属，并被广泛用于各种阻燃剂。中国锑资源储量居世界首位，湖南最多，广西次之。建国时许多矿山仍为手工操作，此后机械化程度逐渐提高，1955年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凿岩，“一五”期间产量比恢复时期又有了很大提高。汞，就是水银，是常温下唯一的液态金属，汞在现代工业中用途广泛。我国藏量比较丰富，居世界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汞的产量曾高达348吨，到1948年只有10吨左右(按1949年世界产量达3760吨，西班牙产量最高达1113吨，意大利1016吨，美国342吨，比苏联少50多吨；至1957年意大利上升为世界第一，达2189吨)。我国1952年的汞产量已达108吨，1959年是中国汞产量的历史最高点，达2684吨，居世界第一。中国汞的产品质量在“一五”期间有很大提高，使品位在1958年达到99.999％。此外，关于贵金属如金银，稀有金属如钛、锆、铍、锂、钽、铌等情况就不一一细述了。
　　关于化学工业，“一五”期间也是建设的重点。化学工业是一门复杂的工业部门，在国外是工业生产中的重要部门之一，在西方国家其产值一般仅次于机械工业而位居第二。化学工业的产品有无机和有机两类，有机化学工业中又分为“煤化学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美国是世界上化学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其化工技术也最先进，特别在石化工业中，世界上采用的基本上是美国技术。日本、德国和苏联也是比较发达的国家。苏联的化学工业以化肥为主，其化工技术不及西方，但70年代的化工总产值占世界第二位。战后的日本经济从1956年开始崛起，在所谓“倾斜生产方式”中，是向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倾斜”的。化学工业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重点，特别是石化工业。化学工业是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在缺乏技术人才准备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起来是不容易的。化学工业内的行业和产品很多，例如酸碱、染料、化肥、农药、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药品、胶卷、洗衣粉、炸药等，产品种类成千上万。现代化学工业的发展特点是大型化、自动化、技术越来越复杂。
　　“一五”计划期间，化学工业的建设是重点之一。苏联设计与援建的156项中有7项是化工项目，后来，医药工业中的两项也划到化工部门，因共计9项。它们以重点建设吉林、兰州和太原三大化工区为主。化肥工业是重点之一，三大化工区中各有一个“氮肥厂”，投资总额接近7亿元人民币，其产品均为合成氨和硝酸铵，设计年产量三个厂共为15.4万吨合成氨和28.6万吨硝酸铵。(按建国前我国合成氨最高年产量为5万吨；化肥工业后来仍是国家建设的重点，70年代中期又引进了著名的13套日产1000吨合成氨的“大化肥”装置)。化肥有营养价值高、易被农作物吸收，并且贮运和使用都较方便等优点，因此，在国外也是发展较快的工业部门(但近年来专家们也指出，弃绝农家肥而过度施用化肥对土壤并不是一个福音，它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急剧恶化农村生态系统)。除化肥厂外，吉林化工区还有一个染料厂，一个电石厂；兰州化工区还有一个合成橡胶厂；太原化工区还有一个化工厂，一个制药厂。这些项目除电石厂和制药厂投资较小外，其它都有上亿元人民币投资。这些项目不仅可生产出大量化工产品，还为国家化学工业培养了生产、科研、设计、施工和制造等方面的力量。
　　“一五”期间我国化学工业的其它情况大致是：(1)硫酸工业。“一五”时对大连化工厂和南京的永利宁厂进行了技改和扩建，该两厂1957年的硫酸产量占全国的64.5％；再加上抚顺石油一厂和四一厂，四个厂的产量占全国硫酸总产量(63.3万吨)的83.5％(按我们认为，这个结构是很不错的)。永利宁建国前的最高产量为1948年的2.2万吨。大连化工厂参考了苏联“塔式法”搞了一套生产硫酸的系统，1956年设计能力为8万吨，1958年达8万吨。永利宁厂依靠自己力量，1953-1957年分别建成3套年产8万吨“接触法”硫酸装置。“接触法”是我国后来生产硫酸的主要方法。(2)纯碱工业。建国后，大连碱厂和中国制碱工业先驱范旭东、著名的侯德榜工程师(建国后曾任化工部副部长)工作过的永利碱厂先后恢复了生产。1953年起，国家对该两老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和扩建，以新设备代替老设备，如采用直径2.5米的碳化塔、2.8米的蒸氨塔，2.5米的锻烧炉、过滤面积为13.5平方米的滤碱机等等，使大连制碱厂成为我国最大的制碱厂，1957年产量为30.7万吨，永利厂该年产量为19.4万吨。该年全国纯碱(Na2CO3)产量国家统计局公布为50.6万吨。1958年，国家在自贡、青岛等地又开设了新厂。(3)氯碱工业。氯碱工业是指生产烧碱(NaOH)、氯气和氢气的基本化学工业。氯产品有盐酸、漂白粉，液氯、六六六、滴滴涕、聚氯乙烯、三氯乙酞、氯仿等。建国前夕，氯碱工业也遭到战争破坏；建国后，沈阳化工厂、锦西化工厂相继恢复生产。1952年锦西厂开创了我国生产高纯度烧碱历史。1950年时就对天津化工厂、重庆天源电化厂和宜宾天源分厂三厂实行了公私合营(因其中原有国民党政府的“公股”)。1952年全国烧碱产量比建国前增长了5倍多，达7.9万吨。1953年，决定在太原建一座综合性的化工厂，设计烧碱生产规模1.5万吨，这是苏联援建的156项之一。1956年，又在四川长寿化工厂建了一个年产1.8万吨规模的烧碱车间；在湖南株洲建了一座综合化工厂，其中烧碱年产2.25万吨。同时，又“挖掘”了老厂的生产潜力。1957年烧碱产量达19.8万吨了。(4)无机盐工业。在科研和小规模生产上，50年代奠定了基础这门工业包括了硼化物、铬酸盐、锰盐(其中如高锰酸钾)、硅酸盐、碳酸盐等等。(5)煤化工：我国50年代尚无石油化工，我国有机化学工业是从煤化工起家的。一直到80年代初期，煤化工总产值在我国化学工业总产值中仍占2／3。在中国，煤炭主要是作为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动力燃料和城乡居民的生活燃料，对大气造成的污染非常严重。其实，煤作为煤化工的原料(及转化为电、焦、气等二次能源)，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煤可以进行气化、液化、炼焦等一次加工生产出煤气、液态烃、焦炭、焦炉气、煤焦油等产品，再进行深加工生产合成氨、甲醇、电石、农药、染料、炸药、塑料、涂料、合成纤维和合成橡胶等数以百计的种类的产品。在煤焦油工业上，“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鞍钢、本钢、武钢、包钢的焦化厂内都设有焦油加工装置，由国内设计制造的有上海焦化厂的焦油加工装置。从苏联引进的焦油蒸馏技术比我国原有的焦油蒸馏技术先进。从苏联引进的156项中的吉林电石厂，为一座容量为4万千伏安的大型半密闭电石炉，1957年投产，年设计生产能力为6万吨。(6)合成橡胶工业：建国前中国没有橡胶生产，50年代初一方面在广东种植天然橡胶，一方面发展合成橡胶。1955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化工部的设计部门为四川长寿化工厂设计了年产2000吨氯丁橡胶的生产装置，但出了毛病，试车不正常，后终于1958年11月生产出我国第一块氯丁橡胶。1958年兰化公司开始建设年产1.35万吨丁苯橡胶和1.5万吨丁腈橡胶装置，这是苏联提供的设计和设备。1960年5月20生产出第一批丁苯橡胶。7月16日，中苏关系决裂，不复供应特种橡胶了，兰化公司发奋，于1962年生产出了3个牌号的丁腈橡胶，以敷航空工业急需。(7)农药工业：50年代的农药品种很少，主要是生产有机合成农药滴滴涕和六六六。化学药品杀虫比较厉害，特别在刚开始施用的时候。1956年以后，没有再出现旧中国时极其可怕的蝗蝻灾害(按蝗灾时，大片蝗虫飞来遮天蔽日，噬食农作物，草木亦尽，造成颗粒无收、赤地千里，它们千百年里一再与人类争粮；古时用植物药防虫，效果甚微，主要仍靠“捕打”；史载唐李世民曾于贞观二年闹蝗灾时生吞了几枚蝗虫，愿以一身“为民受灾”，因为“民以谷为命”，试图用精神力量来止蝗，也算是一种“方法”吧)。1952年开始，在沈阳、天津、大沽等地化工厂，相继建设了六六六和滴滴涕生产车间，并逐步扩大了生产规模。同时，还发展起了杀菌剂、除草剂、灭鼠药等等。但是六六六、滴滴涕长期使用，害虫已生抗药性，而且这种农药对人类本身的健康有潜在危险，并造成严重的污染，近年来不少国家已停产或禁用。(8)染料工业：这是一门在中国存在了二三千年的相当古老的工艺，但建国初期生产经营染料的大多是私营小厂，生产规模狭小，因而产量小、品种少、1949年全国染料总产量只有0.5万吨，品种18个。为迅速改变中国染料工业落后面貌，1954年开始建设苏联援建的大型现代化的吉林染料厂，这是156项目中之一，4年间建成，年总生产染料能力约为1万吨。“一五”期间染料行业基本上已成休系，与1949年相比，产量增加了4倍，品种增加了71种。(9)涂料工业：就是漆。中国使用漆虽有几千年历史，但作为涂料工业产生于一次世界大战期间。50年代大规模建设开始后，需要大批优质涂料。有些厂家从苏联、捷克、联邦德国和瑞典等国家引进了一批设备和测试仪器。到1958年，全国涂料生产达11.2万吨，1952年为2.7万吨。(10)橡胶工业：橡胶树种植属于种植业，以橡胶为基本原料的工业生产，如轮胎、胶鞋、胶带、胶管、胶布、橡胶杂品和乳胶制品等等，广泛用于交通运输和工农业生产。旧中国橡胶工业的特点是，产品质量差，品种规格少，设备(如炼胶机)均为小型设备，且大都是在国外已经过时的旧货。南洋华桥1904年即在海南岛种橡胶树，至建国前夕种植面积约3万亩，生胶年产量约300吨，可满足国内需要的2％。建国后，政府对橡胶工业比较重视，毛泽东亲自视察过沈阳国营第一橡胶厂。抗美援朝战争也需要大量橡胶制品，从飞机汽车的轮胎、医用橡胶管、止血带到军用的雨衣胶鞋等，因此，当时私营的橡胶企业也纳入了国家计划。1952年的橡胶工业总产值和生胶消耗量，分别比历史最好水平高出2.6倍和0.7倍。“一五”计划中，按照专业化原则，对老厂进行了系统改造。1953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以新型设备和先进工艺流程，完成了两个橡胶厂和橡胶车间的改建，使之专门生产航空及兵器用的轮胎和橡胶杂品。同时，为给长春一汽配套，国营第一橡胶厂(在牡丹江)和国营第二橡胶厂(按在青岛)完成了扩建，生产能力从年产20万条轮胎增长到60万条。当时国家轻工业部共领导14个国营橡胶厂。对缺门产品，也注意了建设，如第十一橡胶厂是中国第一个乳胶制品厂；引进苏联成套技术设备，新了一个生产防毒面具的工厂；沪沈津新建了3个再生胶厂，等等。5年中共完成500万元以上的项目9个(500万元以下项目25个)。“一五”期间在新工艺、新技术和新型原材料的应用上有进步，例如，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轮胎的生产推广了“生胶分段塑炼法”、“外胎逐步升温硫化法”、“水胎活嘴硫化法”、“帘子布两面一次挂胶法”等等。“一五”结束时，全国橡胶工业总产值增长1.5倍，生胶消耗量增长1.3倍，主要橡胶制品产量有成倍到几倍的增长。5年内试制出6000多个新的品种规格，使品种总数达到1万多种，其中重要的如25吨自卸汽车用的大型工程轮胎、飞机轮胎、火炮防弹轮胎、解放牌汽车轮胎等。1952年进口轮胎比重为37％(15.9万)，1957年下降到0.1％(0.11万条)还出口了2.3万条。难能可贵的是：产品质量也大幅度提高了，如轮胎行驶里程平均达4万公里以上(比“一五”初期增长1倍)。(我们发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中，偷工减料、质量低劣几是一个通病，其原因，细考起来是很有趣的，但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11)医药工业：这里说的是西药的制造。尽管目前不少意见认为西药不如中药，副作用大，在体内积淀存留的时间长，但是，西医西药仍是对世界影响最大、对伤员病人治疗和挽救生命的最为强有力的手段。西药制造在中国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可是直到建国前夕，西药工业在中国还是非常薄弱的，仅能生产简单化学原料药40多种(按1983年已达1300多种)。建国以前，除上海、天津、杭州少数药厂实力较强外，多数药厂是小型药厂，技术落后，有的仅为几个人的手工作坊，以“赚钱”为目标，竞相生产工艺简单、本小利大的产品，甚至伪劣药品，靠假广告推销产品(至今，这些历史特点，在适宜的条件下，至今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使人不由得胆战心惊；目前，假药生产在中国颇具规模，魔鬼又被重新召唤出来了)。建国后，除了在解放区办的药厂迁入城市外，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药厂。新办了一些地方国营的药厂也都是小规模的。1952年9月轻工业部内成立了医药局(按此前大多数药厂仍属军队管理)，领导19个直属厂。此时已能生产各类化学原料药90多个品种；抗生素、磺胺药，地方病药等6大类化学原料药产量达88吨。1953年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医药工业，根据“一五”计划集中主要力量建设规模较大的抗生素、磺胺药等新厂，主要是华北制药厂和太原磺胺厂。华北制药厂是一个大型联合企业，1953年开始筹建，由抗生素厂、淀粉分厂、玻璃分厂组成，这是苏联设计和援建的156项之一的项目，其玻璃分厂苏联又转包给前民主德国负责设计和提供设备。另一个156项之一的太原制药厂(当时叫太原磺胺厂)，也是于1953年开始筹建的。1957年，由于国内已有许多磺胺类药大量生产，于是改变原设计方案，建设包括新磺胺药、维生素、合霉素等品种的综合制药企业。“一五”期间，国家对其它药厂也进行了有重点地扩建和改造，例如1953年投产的上海第三制药厂，是我国第一个抗生素制造厂(经过改造更新，原使用750公升发酵罐，改为11350公升的巨大发酵罐了)。1954年建成的山东新华制药厂成了第一个我国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大型化学合成药非那昔丁车间。1955年在东北制药厂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全合成抗生素产品合霉素车间。1957年底，我国医药工业已初具规模，共有国营药厂43个，公私合营药厂138个；6大类化学原料药总产量已达到2196吨(比1952年增长23.9倍)，针剂产量7.3亿支(比1952年增长2.65倍)，片剂产量272亿片(比1952年增长4.55倍)。(12)感光材料和磁性记录材料，目前世界上已是产量巨大的信息记录材料。建国前，所用感光材料几乎全靠进口。国家为改变这种状况，“一五”期间决定建一个大型感光材料工厂，地址设在保定。由我国自己设计建设，由苏联供应主要设备。筹建期间还选派了若干工程技术人员去苏培训和赴前东德考察。1958年7月，保定胶片厂破土动工，经历了许多困难，终于于1965年方建成投产。磁性材料，在50年代尚处于研究试验阶段。50年代末有小批量生产。
　　此外，化学工业中还有些细小的分支，就不一一细述了。化学工业是一门很重要又很多姿多彩的工业，它不仅为国家工农业建设做出很大的贡献，而且为国防工业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例如，50年代中期中国决定制造原子弹、导弹和新型飞机，就不仅需要钢铁和机械，还需要许多新型化工原材料的支持。仅原子能的开发，就需要数百种化工产品。导弹、火箭和卫星也需要各种化学推进剂和大量化工产品。其它用于飞机、兵舰、坦克和各种武器上所需要的化工产品更多了。对于民用工业，化学工业所起的作用也是与日俱增的。这一点无须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强烈地感觉出来，特别是今天石化工业日益发达和辉煌的日子里。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工业化”来说，其基础除了钢铁等重工业，还应有化学工业。
　　当然，还应有能源工业。能源工业是开动“工业化”运转起来的燃料。

(六) 能源 --- 推动任何工业的“粮草”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工业化”也有粮草的问题。这“粮草”首先就是能源工业。
　　我们讨论的能源，主要是煤炭、石油和电力工业。通常，能源包括原煤、石油、天然气、水能、核能、太阳能、地热、风能、海洋能、潮汐能等等，叫“一次能源”，又称“天然能源”；另一类由一次能源直接或间接加工转换后而来，如焦炭、煤气、酒精、汽油、柴油、煤油、重油、电力、蒸汽、热水、沼气和氢等等，叫做“二次能源”。能源是推动一切工业活动的源泉，因而是十分宝贵的。它们中的一些是能够“再生”的能源，如太阳、风、水、潮汐等，更为宝贵的是“非再生能源”，它们取之可尽，用之能竭，如石油、煤炭、天然气、核燃料等等。对此事若是视而不见，也是对子孙后代的“罪过”。国际上将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和核电，称为“四大常规能源”。国际上有识之士与北京的交通管理人员不同，他们非常重视节约能源问题，因此，能源的节约又在国际上被称为“第五常规能源”，以期能唤起全世界的警觉！(我们能否被唤起了呢？)
　　煤炭，眼下是世界上储量最丰富的燃料资源。它们分为硬煤(烟煤和无烟煤)、褐煤和泥煤，已探明的世界总储量为10万亿吨以上(不包括中国)。50年代及以前，世界各国能源消费均以煤为主，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构成发生很大变化，逐渐转向以石油天然气为主。但是70年代发生中东战争和能源危机后，煤炭需求量又有所增加。煤的已探明储量比石油的已探明储量大6倍多，照50年代开采的增长速度，还可以开采100年之上。国外的采煤矿井日益普遍地趋向大型化，矿井数目大量减少，矿井不断扩大，产量反而上升。例如美国的皮博迪10号矿井1975年日开采量达1.8万吨，950名职工，平均劳动生产率为每人每日近20吨煤。此外施工和采煤均高度机械化、电脑化。国外的选煤设备也在不断大型化，高效化。由于发达国家对煤炭质量不断提出严格要求，如美国70年代已规定电站不准使用硫分超过1％的动力煤，因此不惟炼焦煤，动力煤也都需经过洗选或筛分，德日英法等国原煤全部需入洗。洗煤设备亦日益趋于大型化、自动化，并简化和加速流程。在发达国家，煤不再直接用作燃料，而是将其转化为电、焦、气；它们将煤液化、气化，研究其新的用途。
　　关于中国的煤炭开采和使用，从古到今，本书已多有讨论，这里不再重复。“一五”期间，煤炭工业的发展是重点。苏联援建的156项中，煤炭工业占了24项，它分布在东三省和晋冀陕豫皖数省，其投资为14.58亿元；加上其它的限额以上的150项大中型项目及稍小项目的建设，“一五”时期煤炭工作基本建设的投资共达35.55亿元。5年间建成投产的新井设计能力，超过了中国1878---1942年64年间形成的矿井总生产能力。“一五”结束时，苏联援建的煤炭项目绝大多数没有完工。1957年煤炭产量中，老矿井生产的占80％，该年原煤产量只有1.31亿吨，比1952年煤产量增加98.48％。“一五”期间较有意义的是初步改变了旧的煤炭工业的技术面貌，当时煤炭工业的领导已经认识到，工人阶级热情再高，没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只靠手刨肩背，生产的提高极为有限。我们认为，这个认识是很重要的，它与后来总是强调“生产积极性”是最重要的这种观点不同。“积极性”再高，人拉肩扛，终不过尔尔；真正有力量的只能是先进的技术。从1952年到1957年，采煤过程的机械化程度有所提高，例如采用联合采煤机、截煤机、风镐、爆破等技术落煤的比重由49.1％上升到了96.3％；人工手镐落煤只占3.7％。装煤过程的机械化程度亦有所提高，采用机器或爆破装煤的比重由7.9％上升到12.6％；人工装煤由92.1％降到87.4％。运煤方面：在回采面上机器运煤由69.62％提高到92.62％，在井下平巷机器运煤由77.80％提高到85.16％，地面上机器运煤由65.06％提高到90.78％。虽然装煤环节仍然主要靠矿工的臂力，但采运部分的机械化程度提高较快。劳动生产率5年间提高了48％，由0.661吨/工提高到0.978吨/工。此外，“一五”期间还有两件事相当有意义，一是煤炭专业教育事业开始发展(建国时中国煤矿工人中文盲半文盲占90％以上)，各级煤炭干部和文化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二是煤矿地质测量工作有了很大加强。

　　关于我国的石油工业。50年代的生产规模还相当小，但是开创了60年代以后发展的基础。
　　中国发现和利用石油当燃料的历史已经很久远，可以追溯到二千年前，但这并不是中国可以一家独享的荣光。而且，在石油于100多年前成为一门工业之前，石油作为能源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远不如木头和煤炭来得大，甚至不如茅草更好烧些。20世纪60年代，在石油工业诞生百年之际，石油在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所占的比例逐渐超过了煤炭，而居世界第一。目前世界对石油的消费量极大，消费速度极快。想当年，地球为生成这些原油，花费了亿万年的时间；到今朝，只须一、二百年，这个“地球史”留给人类的“历史的恩惠”，可能就要被我们这挥霍的一代吃光用尽了。目前，人们正在陆地海上到处找油，以期延长人类使用石油的岁月。但无论如何，在可以想见的不久的未来，“石油繁荣”就一定会被作为人类“工业化史”上的匆匆一页，而被翻过去的。
　　说到现代的石油工作，包括油气勘探、油气开发，石油炼制、油气集输和储运等一系列不同的专业。每个专业都需有现代科技知识和装备，还需要同其它各工业部门的密切配合。石油的加工，亦叫“炼油”，是把原油经过蒸馏炼制成各种燃料油(如汽油、煤油、柴油等)，这是“一次加工”。对直馏产物进行的再加工，属于石油的“二次加工”。石油化工的丰富产品，如化纤、化肥、塑料、合成橡胶等都是以石油产品作为原料的，例如南京生产合成洗涤剂原料的烷基苯厂，就是每年以28万吨煤油作为生产原料的。国外的石油加工中，二次加工的技术不断发展，油品的质量不断提高，炼厂和炼油装置都不断日益大型化、自动化(由计算机控制)。在美国，60-70年代，炼油工作的能量消耗仅次于冶金和化工，位居第三。而在炼厂成本中，燃料动力费用比重甚高，仅次于原油费用而居第二，因此，发达国家都十分注意在节能上采取技术措施，降低燃料消耗。我们看到，在国外，石油工业的储运也在不断大型化、管道化、自动化。
　　建国以前，中国大陆上最早的油矿，是陕西的延长油矿，至1948年还生产了158吨原油；新疆有个独山子小油矿；四川有较丰富的天然气，1938年开始获得工业性天然气流；东北有油页岩的人造石油的生产；开发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是甘肃的玉门油矿，这里可以说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1939---1948年玉门油矿共钻井44口，总进尺2.2万米，生产原油45.5万吨。至建国时，玉门油矿已成为一个具有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修、运输等的综合性石油企业，年产原油8万吨。经过三年艰苦的经济恢复，1952年底，全国原油产量达到43.5万吨。比1949年提高2.6倍，超过历史最高年30％。生产的汽、煤、柴、润四大油品25.9万吨，比1949年提高了6倍多。“一五”期间，1953年地质部长李四光向毛泽东表示，他深信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工作。1956年以前，石油工业的装备仍然落后，经验也不足，没有大的突破。1956年发现了克拉玛依55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积，这是建国后发现的第一个较大的油田。1953年---1959年期间，初步形成了玉门、新疆、青海、四川四个油气生产基地。经过石油部和苏联国家计委石油研究所共同做出的开发计划，1958年进行注水开发，1959年克拉玛依的原油产量达到了96.1万吨，占全国天然油总产量的34.7％。在采油的工艺技术方面，“一五”期间有了较大提高。1959年，共发现了31处油田，其中位于松辽平原高台子油田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石油工业史的新篇章……
　　如前所述，石油是一次能源，因此它也可以直接燃烧，就像古人烧劈柴和茅草一样。80年代，在工业锅炉里，我国就这么曾把全国产量1/3左右的宝贵原油点火烧掉了。这种“决策”上的大胆与果断，使人提起就觉得痛心不已。石油经过蒸馏后，得到“二次能源”和其它石化产品，其“价值”就会大为提高，即使“使用价值”也如此。50年代以前，中国的炼油工业不发达，国民党资委会“中国石油公司”也仅有抚顺的炼油厂和本溪鞍山的油母页岩厂，这是因为中国的石油产量很少的缘故。“一五”期间，根据当时探明的资源情况，在苏联援建的156项中有两项是石油工业的，这就是兰州炼油厂和抚顺第二制油厂。1956年4月29日动工的兰州炼油厂是我国首次兴建的现代化的大型炼油企业，它生产规模大，自动化程度较高，原设计16套生产装置，年加工原油100万吨，1年的加工量比旧中国42年的总产量还多。兰炼工程设计单元200多个，最高的装置构筑物高73米，单体设备中最重的地方有170吨，各种工艺管道长达80万米，并排敷设最宽的地方有70多米。土方工程量达200万立方米，打个比方，若垒成宽高各1米的体积，长度比从兰州到北京的火车线还长。1958年9月，一期工程提前完成。18日，第一批晶亮的油品从炼塔中流出来了。
　　关于中国的电力工业，现在的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了：它应当是一门超前发展的工业，据外国人意见电力在中国应比工业发展速度快1.3---1.4倍。但是，几十年来，电一方面被毛泽东称为“先行官”，但同时又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的而且相当严重的缺电现象，电被人们称为“电老虎”，电力工作在国民经济中成了一门“卡脖子”的工业。这样，一方面使我国发电设备长时期超负荷运行，一方面给全国工农业带来因缺电断电而发生的严重损失。
　　“一五”期间，电力工业是苏联援建的156项中的重点，共有25-26个项目，投资22045万元。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1978年出版的材料中是这样评述的：“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划增加装机容量205万千瓦，即比1952年底的装机容量翻一番。计划执行的结果，实际增加的容量约为290万千瓦，高于计划数字。这包括东北的大丰满和水丰水力发电站的新机组代替被苏联搬走的机组，其装机容量达60万千瓦。电力的成倍增长应当归功于苏联、捷克和东德的重要援助，他们供应了汽轮和水轮发电机组，并建立了生产发电设备的设施，这些设施至今还是供应中国制造发电设备的主要力量。到1957年末，投产的装机容量达490万千瓦；其中100万千瓦是水力发电。”(按这里的数字材料不太准确，丰满水电站计划装机容量为56.7万千瓦，“一五”时期新增发电机组容量为246.9万千瓦)
　　在首都北京东郊，与葡萄酒厂毗邻，有一座当年颇显身材高大的热电厂，这是北京第一个高温高压电厂，从1957年7月开工至1958年第一台机组投产共1年多点时间。它是苏联援建的156项之一，厂区占地30多公顷，主厂房1.7万多平方米。该厂在60年代初期，其发电机设备容量曾占京津唐电网的25％，其中10万千瓦的4号机组，还是当时全国单机容量最大的机组。该厂还可以供热，供工业用的蒸汽等等。
　　实际上，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还是很大的，只是一段时间里跟不上需要。中国电力工业的发电量和装机容量，已分别由1949年的世界第25位和第21位上升到80年代后期的第5位和第6位。虽然中国技术装备上现代化和自动化程度不太高，但也算进入了高压大电网、大机组、大电厂的电力发展阶段。国外火电厂的建设趋势和主要特点，是高参数、大机组，高自动化水平的大电厂。水电站的主要趋势也是大型化。还有核电站，其建设规模大，技术复杂，但发电成本反而最低。此外，在输电技术上，越来越多地采用超高压、大容量长距离输电。在短距离超高压线路上输送容量可以很大。
　　对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来说，除了电力应当先行外，交通运输也应当先行。

(七) 铁路 航运 汽车 --- 大工业的脉管

　　国外的铁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大规模的现代化技术改造，主要是：以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头牵引；信号和通信自动化；发展高速干线；改进客货车辆等方面。美国是最先将蒸汽火车头送进“博物馆”的，苏联和欧洲日本也大致用了一、二十年的时间逐渐淘汰了蒸汽机车。60年代以后，各国竞相发展电力机车头。电力车头的起动、加速性能好，过载能力大，善爬坡，没有“尾气”污染问题，单位燃料消耗比内燃车头低。发展较快的苏联在1976年的电气化铁路已近4万公里；德法日等国均是以约占全国铁路长度1/3的电气化铁路，完成了3/4以上的运量。在内燃机车的发展中，各国都很重视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内燃牵引由于投资少，因此一般被用于次要线路和调车作业等。除机车外，各国铁路信号技术的发展也较快，铁路通信也早已从单纯的电报电话传输发展到包括语音、数字、图象等综合信息传输。此外，在国外还从60年代起迅速发展起高速客运干线和长大列车线路。
　　在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铁路事业还有相当差距。19世纪以来的铁路情况，本书的前面已多有讨论。建国初期的铁路恢复和新建工作(例如成渝线和兰新线)，前面的章节也已做过介绍。“一五”期间，新线建设又进行了一些，例如集二线(集宁---二连)、蓝烟线(蓝村---烟台)、黎湛线(黎塘---湛江)、包兰线(包头---兰州)、鹰厦线(鹰潭---厦门)、萧穿线(萧山---宁波)等干线，还修了一些森林支线和工矿企业支线。到1957年，全国铁路的营运里程已达26708公里。“一五”期间还治理了一些旧的线路，同时给一些铁路修了双线。旧中国双线铁路很少，全国仅866公里，“一五”时期结束时全国营业的双线铁路达2203公里，例如丰台---石家庄、东便门---丰台、新民---山海关、郑州---宝鸡等若干线路。双线铁路在全国铁路中所占比重已由4％上升到8.2％。此外，“一五”期间开工扩建与改建的铁路枢纽有14个，它们是哈尔滨、沈阳、锦州、天津、北京、石家庄、太原、大同、包头、徐州、郑州、武汉、西安、成都。在通信信号方面，“一五”期间把引进苏联、东欧国家的技术与自行研制结合起来搞，在通信上推广3路、12路载波机，步进制自动交换机等；在信号上开始发展半自动闭塞，在京山、沈山、哈大等线的部分区段建成自动闭塞工程。
　　“一五”期间，一件使全国人民兴奋不已的事是苏联专家帮助下修了长江上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在世界建桥史上第一次采用管柱钻孔法代替传统的气压沉箱法修筑桥墩。经过3年苦战，终于完成包括正桥、引桥、汉水铁路桥、江汉公路桥、10座市区跨线桥和17.4公里联络线的全部工程。毛泽东1956年6月为此作诗，“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1957年10月15日举行了大桥铁路公路通车典礼，从此，京汉粤汉两线摇身一变而为“京广线”了，使铁路运输大为改善。更有意义的是，我们掌握了造大型桥梁的技术，培养了一支修大桥的队伍。
　　铁路，除了修路修桥修隧道而外，还有铁路工业。建国后，对原有不多而简陋的铁路工厂进行了调整、改造、扩建、还增建了一批新厂。这样，为铁路服务的工厂有了机车车辆制造厂和修理厂，还有其它器材厂包括桥梁厂，枕木防腐厂、混凝土制品厂、通信信号厂、工程机，厂等。“一五”期间，确定为制造厂的老厂有大连(制造货运蒸汽机车和货车)、青岛四方(制造客运蒸汽机车和客车)、齐齐哈尔(制造敞车、棚车等通用货车)、武昌(制造保温车)、天津(生产弹簧、阀类、电机等配套件)等5个工厂，进行了技术改造和更新，配备了新设备，采取了新工艺。对担任修理任务的厂,也进行了一些技术改造。为了填补机车车辆工业的某些空白，改善工业布局，“一五”期间还建设了一些新厂，它们是：大同机车工厂(1954年筹建，生产区面积105万平方米，2700余台设备，生产能力每年400台建设型蒸汽机车)，长春客车工厂(1954年筹建，厂区面积149万平方米，2200余台设备，生产规模为年产客车1000辆)，株洲车辆工厂(1955年筹建，厂区86万平方米，设备1400余台，每年制造货车4000辆)。另外，为填补西南，1951年曾建成都机车车辆工厂，年修蒸汽机车150台；后1954年又参照苏联定型设计办了长春机车工厂(年修550台)，还有兰州机车工厂(年修400台)等2个修理蒸汽机车的工厂。当时著名的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工厂在1952年制造出第一台解放型蒸汽机车，这是中国生产的第一个火车头。接着四方、大连等厂又相继试制出胜利型、前进型、建设型等多种蒸汽机车，并由一些工厂批量生产。到1957年，全国共生产机车531台，客车1982辆，货车40780辆(按此时西方国家的蒸汽机车正开始渐被淘汰；但在我国蒸汽机机车尚属青春年少，我国蒸汽机机车的淘汰始于“文革”结束之后的80年代)。“一五”期间，共修理了机车1.4万多台，客车1.7万多辆，货车9.7万多辆。这一时期，就自己的基础来讲，铁道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因为这期间客货运量大为增加：旅客周转量由1949年的130.01亿人公里增长到1957年的361.30亿人公里，货物周转量由1949年的184.00亿吨公里增长到1957年的1345.90亿吨公里。总而言之，“一五”期间的铁道事业不仅满足了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基础。
　　与铁路相比，公路运输又别是一番景象。公路运输灵活机动，适应性强，可以直达运输，运输质量好。在发达国家，主要的公路运输手段是汽车。战后世界的汽车的客货运输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铁路和水运。在发达国家，水运可以量大，空运可以快速，汽车运输则可以便当，因此，铁路虽然是一项古老而价廉的运输方法，仍然处于萎缩的状态。在美国，公路旅客周转量在全部运输中的比重于70年代就已达90％以上。美国的公路网相当发达，四通八达，密如蛛网，1975年总里程已达617.5万公里(按我国当时为78.36万公里，为美国的12.7％，且公路的质量也不一样，当时国内还有大量的公路是沙石路或土路)，1975年美国拥有高速公路64653公里。在中国，“一五”期间公路的建设不是建设重点，但是到1957年也有了25.46万公里，比1952年增长1.04倍，比1949年增长2.15倍。1956年7月14日我国的汽车产业第一次推出国产解放牌4吨货运汽车12辆。1957年我国汽车产量达7900辆。后来，我国汽车工业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一直到1971年才达到10万辆以上。到1985年时，汽车产量比1980年增长1倍，达44万辆，其中小轿车仅有5207辆。1957年我国公路货运量虽表面上大于铁路，为3.75亿吨，比铁路货运量多36.77％，但实际上，铁路由于运途长，其货物周转量反比公路要大27倍；至于客运量，公路只有2.38亿人，而铁路则达到3.31亿人(公路的旅客周转量仅及铁路的24.4％)。
　　关于水运，在中国的历史是太古老了，我国工业化史的开端也与轮船有关。建国后的3年恢复时期，水运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较快，水运的货运量从1949年的2543万吨增长到1957年的5141万吨(1957年水运的货物周转量比1952年增长184.9％)。同时，港口、航道和船厂也开始恢复。1951年8月24日政务院会议通过决定，成立交通部直接领导的天津塘沽建港委员会。天津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年久失修，以致3000吨位以上的船只，均须驳运倒载，而不能直达天津装卸。因此塘沽新港的建设已刻不容缓。对于这样一项建港工作，工具船只、干部、技术等，都是一个地方“局级”单位所不能胜任的，只有中央强有力的领导，始克有效。一年后，一期工程完成，不久，毛泽东也亲来看过。“一五”计划期间，水运不是建设重点，主要是提高管理科学水平，挖掘运输潜力，国家用于水运建设上的投资仅占全国建设投资总额的2.1％。交通部也和其它部门一样，聘请了苏联专家前来指导中国的水运建设，其作用还是有益的。交通部推行了“一列式拖驳运输法”，使运输船队依照运行图表有计划地营运。这是一次重要改革，它使内河运输的单船货运方式演变成拖驳船队货运方式。在沿海运输船队中，进行了动力内燃机化与蒸汽机燃煤机械化、燃重渣油等技术改造。1957年，仅交通部直属水运企业的轮驳船队，平均每吨船的年货运周转量即由1952年的2.91万吨公里增长到4.67万吨公里；地方水运企业的拖船平均每千瓦功率的运量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达5.16万吨公里。“一五”期间，水运费率一降再降，但经济效益却反而提高不少。“一五”期间，继续修复、扩建或新建了一些港口和码头，水运工程的施工技术也在不断提高。
　　中国的船舶工业，在建国初和“一五”期间有了一定的发展。船舶工业一方面为海军提供了舰艇装备，同时又为航运事业提供一批中小型轮船。中国的造船工业主要是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过来的，它们是：位于天津的新港船舶修造厂和新河船舶修造厂，位于武汉的江汉船舶机械公司(后改名武昌造船厂)，位于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其前身为李鸿章所办“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船舶修造厂和几个修理厂，位于青岛的青岛造船厂，位于广州的黄埔造船厂。大连造船厂则是1955年苏方将股份卖给中国后全由中国经营的。此外，我国于1951年底和1952年初租借了英国的船舶企业，后因港英当局劫夺我“两航”在港财产，遂征用英国一切在华财产，将船厂改名为沪东造船厂，另租赁了法国船舶企业，改为求新造船厂，后发现法方隐匿国民党政府产权，遂于1954年9月正式接管该厂。还有，关于中国的私营船运企业和船厂，采取公私合营的办法较早。1952年9月与卢作孚先生的重庆民生实业公司实行公私合营，1953年对杨俊生先生的中华造船厂实行公私合营，后来10余家小厂都实行了公私合营。中国的为数众多的私营小造船厂，大部分还只能叫作“作坊”，设备极其陈旧简陋，还用着刀锯斧凿，以修造木船为主，尚未踱进“大工业”的门槛。
　　造船工业，对于中国，历来与军需有联系。建国后，1950年4月成立了海军领导机构，5月18日毛泽东致函斯大林，请苏联在海军建设中给予中国经济援助。函中具体提到，为建造护航驱逐舰、大型猎潜艇、基地扫雷艇、远航鱼雷快艇，装甲艇等，请许可输入材料、发动机、辅助机器和武器，在中国船厂建造。1952年4月经多次协商，苏方同意将部分舰艇及其建造技术有偿地转让给中国。1953年6月4日的中苏协定(六四协定)中，中方可向苏方订购战斗舰艇81艘以及飞机、海岸炮等技术装备；苏方向中方派出专家对中国船厂的建造予以技术指导，中方人员到苏联进行培训。在该协定执行期间，共有228名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军舰生产；中国6家船厂制造6种苏联转让舰艇，这成为“一五”中军舰生产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6种舰艇是：沪东造船厂建造6601护卫舰、芜湖造船厂和广州造船厂建造6602木质鱼雷快艇、江南造船厂建造6603中型鱼雷潜艇、求新造船厂建造6604大型猎潜艇、武昌造船厂建造6605基地扫雷舰和6610基地扫雷舰(原为江河木质扫雷艇)。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在舰艇建造期间分别视察了江南造船厂和芜湖造船厂，表示了国家对此项生产的极端重视。“一五”期间，各种舰艇的“首舰”均已建造出来；1959年基本建成；1960年共建造此6种型号舰艇116艘，连同其它各种军用舰艇共484艘。在中国船舶工业史上，此次“六四协定”是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是在当时中国工业相当落后的情况下一次成功的尝试。它不仅加强了海军而且促进了中国船舶工业的发展，提高了中国造船的技术水平，掌握了如焊接技术、机械自动靠膜气割技术、船体分段和总段装配工艺等当时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缩短了与世界造船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1959年6月，周恩来致电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对中国海军提供新的技术援助。1959年签订“二四协定”(2月4日)，苏联将向中国提供6631常规动力导弹潜艇、6633中型鱼雷潜艇、6621和6623大型和小型导弹艇、6625水翼鱼雷艇等5种型号舰艇，潜对地弹道导弹和舰对舰飞航式导弹2种导弹及有关51项设备的技术图纸资料及9种型号的主机和部分装备器材及建造特许权转让给中国，并派专家来华指导。可惜，1960年7月中苏关系决裂，“二四”协定遂停止执行。在民用船舶方面，建国初主要是修复和改建长江下游大型客、货轮和中下游小型客船，恢复长江航运。“一五”期间，大连造船厂在1956---1957年间先后制造了3700吨级沿海油驳和880千瓦柴油机动力的沿海拖船，其它各地船厂也建造了不少拖船和大量驳船，这是为推行前面所提到的“一列式拖驳运输法”。“一五”即将结束时，国家决定建造大型船舶和远洋货轮。这是一批5000吨级和3000吨级的沿海货轮，同时也是中国生产的最后一批以蒸汽为动力的船舶。关于万吨级远洋货轮，1957年引进苏联567型远洋干货船的成套设计图纸和设备材料，以蒸汽轮机为动力，由大连造船厂建造。1958年11月下水，命名为“跃进”号，此后又建造同型船“红旗”号。同时，江南造船厂于1957年开始总体设计的“东风”号，是自己设计的并大部分采用国产材料和设备制造的，1960年4月下水。总之，50年代的中国造船业，是从修到造，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蒸汽机到柴油机逐步发展起来。“一五”时期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基础，但在进一步发展时，却受到“大跃进”和中苏绝交的重大打击，和其它各种基础工业一样，陷入了重重的困难之中。
　　考察中国的水运和造船的历史时，我们也发现一个经常可发现的问题；即中国在技术上的改进或迅速跟进，速度慢，力度小，从没有冲刺阶段，拐弯特别迟钝。当交通部开始在全国水运推行“一列式拖驳运输法”时，美国已将“拖带”大量改为“顶推”，欧洲各国包括苏联都在50年代逐步淘汰“拖带”式。我国虽在50年代出现了“顶推”运行方式，但迟至70年代后期才开始建立大型的分节驳顶推船队。80年代初我们还在淘汰木帆船和水泥制的船。50年代以后，世界船舶业的发展，总趋势是专业化、大型化、自动化。例如，1950年世界上最大油轮不过2.8万吨，以后载重量不断上升，当我们在“文革”的年代中惊讶日本的37万吨油轮在海上“风雨不动安如山”、而靠港前40分钟就需全速打倒车以克服惯性时，世界于70年代中期又出现55万吨油轮。散装货轮以外，各种专业运输船也大量产生，如矿砂船，液化气船，化学品船等。集装箱运输自50年代后半期从美国发展起来后，70年代后第三世界国家也开展了这种运输。我国虽然1956年就开始试办集装箱海陆联运，但直到1974年共运输了一千几百箱，80年代初的比重还非常小，时至1985年底，国际集装箱运输在我国外贸总量中上升到15％，80年代后期增长较快。在我国最大的拥有1333万载重吨位(614艘轮船)的远洋运输总公司中，集装箱船、半集装箱船和滚装船(按有卡车等随货装运的船，到岸不再倒载)的比重，在1985年仅占船队总吨位的11.5％。
　　除了轮船和运输方式外，港口是使水上运输得以实现的另一个重要关键。战后国外的港口建设发展显著。60年代以前存在的港口拥塞现象，70年代已大为缓解，主要原因并不是货运量减少(也不是采用了什么“分单双日”这样的愚蠢办法)，而是大规模的港口建设。70年代初期，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1973年吞吐量3.1亿吨)有码头线36.6公里，绝大部分是深水码头(按9米以上)；马赛拥有码头30公里，泊位200个，深水泊位86个。纽约港深水泊位400多个，总长60公里；神户30.5公里码头，深水码头12.29公里。日本5个港口(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1975年接纳5.57万余艘船，只有2.5％的船需要等候泊位，平均候泊时间仅为25.9小时。在我国，“一五”时期，我国共建设了48个码头，其中1万吨级以上泊位数为15个(按旧中国留下的万吨级以上泊位总共60个，海港泊位总共约300个)，建设成绩是不小的(按后至1985年我国全国共有万吨级以上泊位199个，不及一个纽约港的一半)，它们是：秦皇岛2个，青岛10个，湛江2个，八所1个。60年代至70年代初，沿海港口建设陷于停顿，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压船、压港、压货局面。当时时值“文革”，把个心力交瘁的周总理急得不行。
　　说到航运，还应当有一个“航空运输”问题，新中国的航空客运产生很早，1950年8月民航正式开航，当时只有天津---汉口---广州和天津---汉口---重庆2条直达线和重庆飞成都、昆明、贵阳、汉口4条支线。后至“一五”时期，1953年已有1.59万公里的航空线，乘客从北京已可以飞抵10个省会城市和重庆。但总的来说，空运的规模很小，票价也很昂贵，一般人乘坐不起。航空货运远远不及铁路和水运那样规模巨大。至于航空工业，在70年代初期以前，航空工业基本上是生产军品的，到1978年，民品产值也只占行业总产值的6.5％。所以，80年代初以前，说到航空工业，人们都认为那是很保密的又很神秘的国防工业。国外的航空工业也是从军用开始的，战后在已有的航空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民用机，50年代末出现了世界第一代喷气客机，60年代出现的许多种亚音速客机，直至目前还在使用着。超音速客机也在60年代出现。目前空运已成为一个庞大的行业，据统计，1977年的世界客运周转量已达8220亿客公里(按人数与飞行公里之乘积)，这相当于把全部日本人口空运到美国。现在中国的人们也已经很熟悉许多不同种类的客机了。
　　航空工业，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看，是典型的“技术密集性”工业。现代航空工业必须用热力学，化学、材料学、无线电、电子技术、数字技术等各种科学技术武装起来。即使在50年代，这也是一门了不起的工业，50年代初期美国的F-100和苏联的米格-19就突破了音障，50年代末发展起达到M2(2倍音速)的导弹歼击机。60年代里飞机的蒙皮和框架采用了特殊合金钢，超越了热障。50年代初期，我国在朝鲜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飞机修理业逐渐过渡到飞机制造业，周总理1951年底确定3-5年内生产出苏式雅克-18和米格-15比斯喷气式歼击机的计划。陈云1952年在会议上也特别说到：飞机工厂严格地说就是精密机器的制造厂，由落后到先进，由简单到复杂，才合乎客观规律，急躁是不行的。飞机是由零件组成的，一定要把制造零件的基础打好，否则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这是陈云一贯与“大跃进”截然相反的的思想特色。在苏联援建的156项中，航空工业有13项，包括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和机载设备制造厂。从1953年起，建设起南昌飞机厂(制造活塞式教练机)、株州航空发动机厂(制造活塞式发动机)、沈阳飞机厂(制造喷气式歼击机)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制造喷气式发动机)，以后还建设了西安的飞机附件厂、陕西兴平的航空电器厂和机轮刹车附件厂、宝鸡的航空仪表厂等。这些工厂在国内都是些设备精良、高级精密的机械加工企业。13项国家重点，有8项提前完成，4项按期完成。到1957年底，航空工业拥有建筑面积达355万平方米，金属切削设备11160台，职工10万人。中国第一架飞机于1954年7月11日完成试飞，这是南昌飞机厂制造的初教-5；1956年7月19日首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升空试飞，这是一架亚音速歼击机。后来南昌飞机厂又试制了一种前面已提到的安-2型多用途运输机运-5，这是中国生产的第一架民用飞机。歼-5机1956年生产了17架，1957年生产了142架，1958年生产了429架；初教-5和运-5的产量也有不少。到1960年，航空工业向空军共交付战斗机1086架，其中歼击机767架，教练机278架，运输机41架。后来呢，照例，中国的航空工业与别的工业一样，在“大跃进”中受到挫折。

(八)　大工业与人民生活

　　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业，当然首推轻纺工业。
　　还有呢，住房需要建材工业，用电需要电力工业，做饭也需要能源工业、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家具来自森林工业，在家需要电子工业，出门则需要汽车工业、机车工业、飞机制造业和造船业，当然也离不开石油工业、化工工业……等等。工业化，说到底，还是为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在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中，除了须农牧渔业维持生命以外，纺织工业是首当其冲的。薛宝钗念《寄生草》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可是除了“生来”和“故去”，人们不能赤条条。于是，自古以来，“衣被天下”便被形容为重大的恩德。纺织工业，在世界工业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中国的40年代以前也算最有基础的一门工业。这在前边已经做过较为仔细的讨论。但由于我国的整个工业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纺织工业也是可怜得很。建国时全国总共约有500万枚棉纺锭子，按当时人口计，每百人方可拥有一枚锭子，因此即使把锭子的速度开快到1955年达到的每锭年产1件纱的的水平，全国平均每人也只能分到0.8镑纱大约7尺布，做一件短袖衫外加一个裤头都不太够。所以难怪当时“洋布”充斥市场。“一五”计划准备建设250万锭子和相应的布机。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特别是纺织工业不是“一五”优先发展的重点。5年内国家投资17.5亿元(毛泽东1953年秋天曾提出“一五”中发展300万锭的要求)，而原五年计划规定只有11.6亿元，占全国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的4.4％，因此，实现它更有一定的难度。以一个5万锭子和1000台布机的规模设计厂子，要建设50个工厂才能达到目的。而当时，纺织工业部系统的设计人员总共才100来人。但是，纺织工业基本建设的建设者们以出众的睿智和勤奋，结合苏联专家的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创造了中国纺织工业史上的奇迹，例如改三段设计为“两段设计”，采取“复用设计”的创举，为“一五”纺织计划的实现拿到了宝贵的时间。当时，建一座5万锭纺织厂的厂房约需要2000吨钢材，“一五”第一年建4个厂就需要8000吨钢材。为了支援铁路等更需要钢材的重工业建设，纺织基本建设战线的人们呕心沥血，表现出高尚的全国协作精神。例如在修建仓库、食堂时采用了“双曲拱砖石结构”，这是在科学计算基础上的大胆实践，也是创举，节约了钢材(这种在北京国棉一厂始建的“砖拱结构”，经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可怕考验，居然完好如初，使当年的建设者感动万分)。“一五”计划提前一年完成了240万锭(按如包括在建工程，建设规模超过了300万锭)和6.1万台织机的建设，建成了北京、石家庄、邯郸、郑州、西安等一大批新的棉纺基地，战线之长，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质量之好，在中国纺织史上都是空前的。当时，建一个5万纱锭及相应布机的厂子(如京、石、郑的一棉，西安的三棉)仅用13-15个月的时间，建一个10万纱锭及相应布机的厂子(如京、石的二棉，郑州的三棉，西安的四棉)仅用18月左右时间，使纺织业的老人不由慨叹：这样的速度在40年后的今天，也很难办到！难怪当时东德的专家见到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会激动得连连高呼。“一五”期间，除棉纺基地的建设外，还新建与扩建了6个印染厂、3个毛纺厂、7个麻纺厂、4个丝绸厂、3个化纤厂和1个纺机厂。(按1952年尾建成的哈尔滨亚麻厂及两个亚麻原料厂是苏联帮助设计和提供成套设备的，但不属于156项)
　　纺织机械工业是纺织业中的“重工业”，中国的纺机工业在恢复时期便恢复与发展起来，筹建了骨干企业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厂(厂址在榆次)、郑州纺织机械厂和沈阳纺织机械厂。“一五”期间的240万纺锭除京棉一厂的5万锭是引进前民主德国的设备外，全系国产机械装备。1957年的中国纺机业已可以年产70万锭子。
　　在“一五”提前完成的1956年，棉纱产量为524.7万件(按五年计划原定500万件)，棉布57亿米，印染布32.7亿米，针绵织品折合用纱78万件。当时的纺织工业布局，由于“一五”建设，有所改变，但沿海老纺织基地仍是主要的纺织生产力量，其棉纺占70％，毛纺占85％。
　　对于人民来说，纺织品也有“送炭”问题和“添花”问题。建国前后，广大劳动人民尚是“可怜身上衣正单”时，要解决的是“有无”问题，解决温饱之“温”字，因此首先要提高纱、布产量，在美蒋封锁中让人民穿上暖和的衣服。当时的花色品种还有点谈不上，颜色以蓝黑灰为主。“一五”以后才渐有变化，档次渐有提高，这就对纺织工业的科技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纺织科技虽不是高不可攀的尖端科技，却是为人民生活广泛需要的，而任何工业若离开了科技的不断进步都将没有出路。“一五”的纺织成就，也与技术改造的推行有关。例如“一五”前的500万棉纺纱锭中，大都是国外早年的老龄设备，型号多，工艺流程长，机器运转速度低，生产效率低，且有70％是人力织机和铁木织机，其它毛麻丝纺、针织和印染等大多数几乎还是小作坊(除少数大城市外)，多是手拉脚踹的“机器”和铁锅木桶之类的“容器”，劳动强度很大。50年代的纺织厂技术改造，尚谈不上真正“技术”上的改造，主要是利用原有设备，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效率及节约用棉等，并开始初步淘汰杂牌机型。改善劳动条件，一方面是“热爱劳动人民”、“尊重人”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当纤弱的纺织姑娘们在38℃高温的浆纱车间和震耳欲聋的织布机旁，长时间辛苦劳作、疲惫不堪时，生产效率怎能提高？让人看了她们也不忍心。1100多年前富有人类同情心的白居易，见到缭绫便想到“越溪寒女”纺织时的辛苦，见到“美人踏上歌舞来”的红线毯又悲愤地写道“地不知寒人要暖”，他也做过高级干部，在中央作过部级干部(左拾遗)，在地方作过省长兼司令员(刺史)。建国初期，党对工人阶级非常关怀。50年代纺织厂普遍安装了空调，使车间温度降到34℃以下；还将大量笨重劳动设法改为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同时改善了车间照明，安装了各种安全防护措施。此外，推行了各种先进的工作法，减少皮辊花，降低细纱断头率等等，使每件棉纱的用棉量由410斤左右下降到390斤左右。(按1件纱约等于181.44公斤)
　　纺织工业在全部工业的产值比重是很大的。后至80年代初期，其净产值仅次于机械工业，位居第二。
　　轻工业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工业项目。其主要行业有：造纸工业、盐业、陶瓷工业、皮革工业、服装工业(按后划归纺织工业部门)、家具工业、火柴工业、五金制品工业、衡器工业、制糖工业、烟草工业、酿酒工业、发酵制品工业、乳品工业、罐头工业、钟表工业、自行车工业、家用电器工业、缝纫机工业、电光源工业、塑料制品工业、香料工作、感光材料工业、电池工业、洗涤用品工业、文教体育用品工业、制笔工业、日用玻璃工业、搪瓷制品工业、日用杂品工业。外加一个轻工机械工业。由此可见，轻工业部门所生产的产品，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
　　但在旧中国条件下，轻工业发展得益于大工业的并不多，很多轻工业也并没有挤进大工业的行列。当然，这并不是说轻工业的发展不重要，恰恰相反，由于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轻工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其数量很大，抗日战争前的中国工业资本，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约占92％，而用于生产资料生产的，仅约占8％，这是中国工业落后的一个标示，而并不能说明“一五”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必须从轻工业开始。旧中国轻工业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小型工厂，甚至是手工作坊，占企业数目的绝大多数。除少数官办的或外资企业外，绝大多数私营轻工企业为小企业，它们数目多，生产规模狭小，例如建国初上海轻工业系统共7.86万家工厂，绝大多数只雇用10几个人，甚至2-3人，雇用百人以上的工厂屈指可数。但由于企业数目多，故小工业的产值还是很高。二是轻工企业一般技术条件更为落后，除少数行业如造纸、制糖、卷烟等机械化程度稍高外，大多数行业很少使用机器，其机械化程度只有20％上下。因此许多轻工业企业仍然属于手工业。据1933年材料，全国制造业的净产值中，手工业占了72％，由此也反映出中国工业化的程度。这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一五”期间，国家在轻工业的投资安排上比较小，不仅比重工业小，而且比纺织工业小，占整个工业投资的2.6％。尽管如此，国家轻工系统以造纸、制糖、制盐3个行业为发展重点，仍然建设了一批大中型骨干项目，扩大了生产能力，为轻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在苏联援建的156项中，有佳木斯造纸厂一项，这是一个大型工程，1954年8月开始建设，3年二个月后正式投产，比国家原计划提前8个月。3年中共完成了40万立方米土石方工程，7万立方米钢筋混凝土工程，近8万立方米砌砖石工程和4万延长米管道工程。年产6万平方米铜网(造纸用无端铜网)、5.4万吨纸浆和5万吨机制纸，投产1年后生产达到设计水平，该厂不仅大大减少了我国工业技术用纸和铜网的进口，而且从1960年开始还有出口。156项之外，轻工业还从国外引进了10个项目，其中造纸1项，制糖7项，玻璃1项，9项来自苏联东欧，1项来自芬兰。苏东方面派来了专家，还帮助了设计。
　　“一五”期间原计划规定的轻工业“限额”以上的施工项目为34个，后又追加23，达到57个，建成的为36个。5年内实际完成的投资达14.6亿元(其中上述3项重点行业占60％)，只比纺织工业少完成2.9亿元。轻工业基本建设新增的生产能力大都超过了计划。5年间，在重点行业中，新增生产能力是这样的：造纸工业24.9万吨(超过原计划1.6倍)，机制糖62万吨(比1952年提高1倍以上)，制盐151.3万吨，自行车50万辆，缝纫机7.4万架，皮革24.5万张，此外，日用搪瓷、日用陶瓷、玻璃瓶罐、暖水瓶、钢笔、乳品、罐头、酒精等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1957年轻工业部系统的工业总产值为214.6亿元(按这一年全国主要工业部门总产值783.9亿元，纺织工业142.5亿元)，比起1952年，增长了95.3％。“一五”期间国家要求轻工业积极设计、试制和生产新产品，因此轻工部门生产了如画报纸、水泥袋纸、感光原纸、磷青铜网、玻璃纤维、打字机、计算机(按不是现在所说的电脑，而是一种手摇计算机，可能并不比算盘快多少)。上海在“一五”末期试制和生产了4500多种新产品，如新型闹钟、高级金笔、耐酸搪瓷制品、子母钟和出口的一些商品。钟表工业试制17钻手表成功，天津开始小批量生产。1957年的产量如下(这里我们将其比1952年产量增长的百分比写在括号里)：机制纸及纸板91.3万吨(145.4％)，糖86.4万吨(91.6％)，盐827.7万吨(67.4％)，卷烟445.6万箱(68.2％)，自行车80.6万辆(907.5％)，缝纫机27.8万架(321.2％)，钟204.1万只(1144.5％)，日用搪瓷制品1.8万吨(125.0％)，火柴1036万件(13.7％)，肥皂26.2万吨(172.3％)，暖水瓶3097万个(261.8％)，铝锅340万只(372.2％)，皮鞋2529万双(110.8％)，篮排足球98.4万个(168.1％)，地毯26万平方米(71.0％)。1957年的质量分析表明，1955年以前部分产品质量下降的情况得以扭转，上述产品质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一五”时期，国家对轻纺工业的投资比较少，并没有引起轻纺工业的萎缩，而仍是大大发展了。所以，“一五”对于轻纺工业亦是辉煌时期，纺织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8.6％，轻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4.3％，都大大超过了五年中的人口平均增长率2.38％(按这人口增长率太高了)。轻重工业之比为51.67:48.33。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一五”给重工业的投资太多是一个弊病。其实人民生活没有因此下降，而是在不断改善，国家又可以尽快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人民是不会不满意的。倒是，对此不满的，主要来自一些“经济学者”，这现象使人挺纳闷。有一种常见的说法，谓由于重工业发展过快，粮油等主要农产品跟不上工业迅速发展和城市人口增加的需要，因而影响了轻工业所需农产原料，也就影响了轻工业的发展。这个问题有点绕脖子，似是而非，让人感到糊涂。重工业的发展为什么会牵动粮食呢？按国家统计局材料，1957年与1952年相比，粮食增产622.6亿斤，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在工业部门增长238万人、在建筑业和资源勘探部门增长166.6万人(共计增长404.6万人)，全国城镇人中总共增长2780万人(全国总人口共增长7171万人)。增产的粮食摊到全国增长的人口数上，每人可868.3斤。1952年全国人均粮食为570.3斤，如果农村仍维持这个水平，则农村用粮为3119.8亿斤，城市用粮781.1亿斤，如果不计工业用粮摊到每个城市人口头上，每人为785.1斤。还是相当高的。我们不明白，又是统购统销，又是粮食增产，1957年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比1952年还增加了2949万亩，例如甘蔗面积增加了126万亩，甜菜面积增加了186万亩，为什么糖料购不上来？以致影响了轻工业的发展，还牵连得重工业也有了过错，倒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直没弄明白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觉得，为了把国家拼出一个工业国来，就是少吃点糖，也无可抱怨。
　　我们还想顺便谈谈建材工业的发展。
　　建材，不仅是工业基本建设的重要材料，也是人民生活的重要材料，衣食住行，“住”在人类生活中占了一个大项。现今在西方国家，住房通常是一个普通家庭消费的最大支出；其次才是“行”；至于“衣食”，普通家庭为此支出比例很小(根据以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名字命名的定律：食物上的开支会随家庭收入增加而越来越小)。我国“一五”时期，为适应国家建设新工业区的需要，一方面抓紧了对原有建材生产厂的改建、扩建，另一方面又建设了一批新的大中型项目。到1952年，几种主要建材都已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如：全国水泥产量达286万吨(超过历史最高年产的25％)，平板玻璃达198万重量箱(按大约合233.8标准箱，超过历史最高年产54％)，建筑卫生陶瓷达34.2万件，石棉水泥瓦达108.4万平方米、粘土砖(按为节约地球上宝贵的土壤，许多国家和地区已不发展制砖业)148.8亿块，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一五”期间建材工业系统的大中型项目的扩建和新建的情况，我们拣重要的几项，介绍如下：(1)水泥。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水泥厂规模小、数量少，大都分布在沿海地区。“一五”期间，为支持大规模建设，重工业部建材局将建材投资总额的78.1％用于水泥工业。当时我国与西方国家几乎没有往来，而东欧水泥生产设备也主要是中小型“湿法窑”和半干法“立波尔窑”，不太理想。从1954---1961年，中国先后向前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波兰、丹麦等国订购了49套水泥设备，总生产能力750万吨。其中“一五”期间从前民主德国购进21套水泥生产设备，用于建设大同、永登、昆明、耀县、江油、开远和邯郸的水泥厂。到1957年，大同、昆明、永登三个厂建成投产。这些厂的建设，不仅扩大了生产能力，还培养了技术力量，为今后的发展作了准备。“一五”期间扩建的老厂，有重庆水泥厂、哈尔滨水泥厂、工源水泥厂(位于本溪)等。(2)平板玻璃。较有规模的玻璃工厂有3家，即大连中苏远东电业玻璃厂、沈阳玻璃厂、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后来又复建了上海耀华玻璃厂。大连厂在苏军占领期间于1947年修复生产，1948年9月苏联派专家来该厂指导生产改造设备，1949年生产玻璃比日伪时期提高1倍，同时还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1951年苏联将该厂移交中国。上述4家玻璃厂经过改造或扩建，成为平板玻璃行业的骨干企业。(3)建筑卫生陶瓷。建国前夕全国只有三四家工厂或作坊，技术十分落后，劳动条件恶劣，1949年全国产量为0.6万件。后经过恢复、改造和建设新厂，生产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如唐山启新瓷厂经过改建1952年卫生陶瓷产量即达5.74万件，唐山的公私合营德盛陶瓷厂1952年产量为4.01万件(仅此两厂的产量就达1949年全国产量的15倍)。温州的公私合营西山窑业厂1952年生产釉面砖1.46万平方米，锦砖0.53万平方米。1949年，东北决定在沈阳建设一座现代化大型建筑卫生陶瓷厂，名叫第一陶瓷厂。1957年建材部决定建设北京市陶瓷厂，福建漳州瓷厂和陕西咸阳陶瓷厂等。到1960年，全国已有12家大中型建筑卫生陶瓷厂了。(4)粘土砖瓦。1949年全国砖产量约10亿块，1952年即达148.8亿块，瓦65亿片。“一五”期间又兴建了一批规模较大的砖瓦厂，其中北京豆店砖瓦厂被列为全国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新建的砖瓦厂采用当时国内较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机械制坯，轮窑焙烧。豆店依照苏联经验，采用了隧道干燥室来干燥砖坯，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人工干燥车间。(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乡建房规模急速扩大，砖瓦产量因而剧增，1978---1987年10年间平均每年增加200多亿块，至1987年全国砖产量竟高达3991.39亿块，其中乡镇企业生产的占83％；瓦448.27亿片，其中乡镇企业生产的占90％。当建材部门兴奋地宣布“中国已成为世界砖瓦产量最高的国家”时，这事可能并不那么值得欢欣鼓舞。土壤，作为一项宝贵资源，至今没有得到人们重视。当人们说要捍卫“祖国的土地”时，他们通常指的是政治权力，而不是土壤。地球上土壤的生成比岩石的生成要困难得多，一块岩石要想成为土壤，恐怕起码得有亿万年的演变。人们说，土地是人类共有的母亲，其实应当说，土壤才是养育了人类的母亲。有了土壤，我们才有谷物、森林和畜牧。土壤的丧失，被称作可怕的“水土流失”，而人们无限量地烧砖制瓦，也终将有一天会摧毁我们人类共有的母亲---土地)
　　这里好象说走了题。但这也是一项“大工业”，也事关人民生活，未可小觑！

(九) “一五”的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问题

　　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是两个问题，尽管布局也可以说是一种“地区结构”，但我们还想分开讨论，先谈结构问题。
　　单说“结构”二字，显得悬乎。其实，自“工业化”史开始后，即发生结构问题。最早出现的结构问题是“纺业”和“织业”之间的比例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发见所谓“工业结构”之内涵的最初的奥妙。所谓结构，就是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的最优的产业比例，对人们来说，也就是一种最接近合理状态的产业配置。纺与织之间，比例多少为最节约状态(应当包括原料、动力、材料、设备、人员等等全部生产要素都处于最节约的状态)，就是最优结构。这不是由谁个说了算的问题,也不是经验地决定的，它是可以在技术上精确地测定出来的，特别是像纺与织这两种明单纯的因素。如果加上棉花、运输、销售等环节，就复杂得多了。但决定工业结构是否最优的问题，其核心还是技术。有多少纺纱机，就应有相应的数量的织布机；倒过来也是一样，有多少织布机，应配上合于比例的纺纱机。如果纺与织之间的比例是最优状态，那么既不会浪费“纺”的生产能力，也不会浪费“织”的生产能力。因此，撇开其它因素，从理论上讲，在静态中，纺与织之间无疑有一个最优结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讲，绝对的静态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动态上讲，最佳比例不会长时间是一个常数。其所以会经常变化，从积极方面讲是技术基础在不断进步，设备在不断更新，生产规模在不断扩大；从消极方面讲，也可能是由于破坏、损毁、战争、灾害等，迫使工业结构随之改变。因此，产业结构的最优状态是经常变化的。人们应当经常地寻求新的“最优结构”，但是新的“优”之所以“优”，同样，并不是由于某权威人士说过，或某高级干部说过,也不是经验决定的，而是在新的不同的技术基础上客观形成的最佳比例。所以，我们认为，旧结构的破坏，如果是由于技术进步所致，那么这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是由于为了掀起“大跃进”那样的原因，也未始不是坏事。因此，结构问题不是先验的，不应只是长官的“主观意志”的体现，而是由技术状态所决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市场的自由选择和竞争状态，由于其客观性，由于它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因此，可能是产业结构自动优化的较好的杠杆。但市场的选择和推动(我们在理论上抛开商家经常出现的欺骗行为及技术、地域、民族习惯等所带来的复杂影响)，须有一定的时间才能最终正确地反映出最优结构并使之实际上达到优化。这种时间上必然发生推迟现象的效应，也会造成社会上广泛的经济浪费，或者出现以前常说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或“短缺经济”的痛苦。因此，即使在发达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至今也没有哪家敢于断然抛弃凯恩斯主义，抛弃“计划化”的国家动作，砍掉那只“看得见的手”，而回到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所以，自由市场和“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其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是最优的？我们认为假设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其资源、能源、生产时间、运输时间和消费等方面都是最节约的，没有浪费，就是最优的产业结构。用以前常说的话来讲，也就是各方面都是“综合平衡”的。如果发生了物资供应的紧张，有了“缺口”，也说明产业结构有了问题。但这里说的，与技术基础是否先进无关。无论在什么样的技术水平之上，都存在都某种“最优结构”。因此，我们认为，结构问题并不对技术进步发生根本性影响，如果结构处于合理位置，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引起节约。结构合理，并不能直接引起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则会不断打破旧的结构。经济结构能否处于“优”的位置，既然不是由人们主观想象决定的，那么，从“政策”这个出发点出发，以此来决定农轻重的合理结构等，其实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看法。
　　我们想简单讨论以下5个问题：(1)“一五”的农轻重结构问题。(2)“一五”中一二部类生产的比例问题。(3)“一五”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4)“一五”的生产规模结构问题。(5)哪些行业应当不顾结构问题而超前发展？
　　第一，关于“一五”期间农轻重的投资结构，从毛泽东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来看，他认为是有问题的，虽然“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他要求增加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一五”期间，农轻重的基本建设的投资额分别是41.83亿元、37.74亿元和212.79亿元，它们之间的比例是14.3:12.8:73.9。农轻重三项在1957年的产值比是43.4:31.2:25.5。也就是说，尽管对重工业“倾斜”了大量投资，当“一五”结束时，依然是农业第一，轻工业第二，重工业第三。这个投资比例是否最优，我们不得而知，但看到1957年的全社会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基本协调的发展，说明还是可以的。另外，由于“农轻重”是有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所以与外国作对口比较有困难。我们只作工业与农业的比较。中国50年代的社会总产值的构成中，农业所占比重1950年为56.2％，1952年为45.4％，1957年为33.5％；而工业所占比重，1950年为28.0％，1952年为34.4％，1957年为43.8％。在其它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中：美国1950年的农业所占比重为7％，工业为34％；苏联1958年农业所占比重为25％，工业为50％；日本1952年农业所占比重为23％；工业为27％；西德1950年农业所占比重为10％，工业为44％；法国1950年农业所占比重为15％，工业为42％；加拿大1950年农业所占比重为13％，工业为35％。各国有不同的情况，从大体上看，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农业产值所占比重较小，实际上是越来越小，到了70年代大都为3-5％了。而我国一直到80年代都在1/4左右，甚至接近30％。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农业总产值所占比重较高，在60年代仍占20％几，只有东德和捷克较低，也在15％左右。至于第三世界国家，农业产值所占比重一般都较大，如印度1950年占51％，印尼1958年占55％，菲律宾1950年占35％，埃及1953年占32％，巴西1950年占27％，墨西哥1950年占23％，阿根廷和智利1950年占14％。但拉美国家工业产值大都比农业高些，而亚非国家农业产值一般高于工业产值。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国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在1957年下降至33.5％，标示了中国工业化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而且我国工业产值1956年开始超过了农业产值，在亚洲表现出良好的工业发展势头(60年代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国的工业产值始终没有超过农业产值)，可惜，这个势头被“大跃进”的出现强有力地打断了。
　　第二，关于“一五”中一二部类的比例问题。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没有两个部类的统计，只有轻重工业的统计。因此，我们在与苏联经济的比较中也不是严格的对口比较。我们只能将重工业权作第一部类，将轻工业派作第二部类。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二部类，因为轻工业总产值的统计中包括了轻纺各行业的机器制造业，包括摩托车制造业，包括电气机械或器材制造业等；而在重工业总产值的统计中，还包括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包括一部分橡胶塑料制品业，包括砖瓦石灰的生产，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一五”期间，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5年里轻工业的产值共计1708亿元，5年里重工业的总产值共1295亿元；两者相加，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为56.9％，而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为43.1％。这个比例其实并不精确地说明多少问题，但是说明我们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还远不够一个发达国家。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工业总产值中，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的产值超过了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1932年其一二部类总产值之比是53.4:46.6，此后不久，其第一部类生产总值就远远地超过了第二部类。自1955年以后，其第一部类的比重始终超过70％。我们常说苏联是以牺牲人民生活来换取工业化的，苏联人曾很属意的王明博古之一的博古早在1944年8月3日在延安就对美国的谢伟思这样说过。但是，经查，苏联人的生活却也并不算很差，“一五”开始的1928年，其肉类产量490万吨，人均约31.9公斤，平均每月2.7公斤；30年代前期下降较多，1934年最低，仅产200万吨肉类；到1939年恢复到人均约30公斤肉的水平；战后1950年恢复到战前水平，到1957年时候，人均约达36.7公斤；在我国异常困难的1960年，他们人均却为41公斤。我们国家呢，1952年，肉类产量338.5万吨，人均5.9公斤，平均每月不到半公斤肉；1957年人均肉类产量不过6.2公斤；1962年降为2.9公斤，平均每月240克。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的1978年，人均肉类产量不过达到8.9公斤。到了生活被认为相当好的1987年，人均肉类产量达到18.4公斤(这里说的还是猪牛羊肉合计)。另外，苏联的奶蛋产量也相当多，例如战前的1940年人均奶产量为173公斤，人均蛋产量63个(按我国1987年人均奶类产量为3.5公斤，人均禽蛋产量较好，为5.6公斤)。1940年他们每个城市居民拥有住宅面积6.5平方米(70年代达12平方米以上，我国是1985年才超过6.5平方米的)。所以说，中苏两国人民在生活水平上还是有相当差距。那么，这是不是说明中国应当加大第二部类的投资比例呢？我们认为也不是这样，因为如前所述，我们第二部类的生产已然获得很大增长，不可能一蹴而就就进“天堂”；而且，轻工业的发展又不能直接促进农业的增产，只有农机化肥农药等重工业产品才能有效地提高农业产量。此外，由于“一五”结束时重工业产值仍然低于轻工业，所以说应当更加增加重工业的投资比例。这种想法对不对呢？让我们参考国外的情况，若以全部工业为100％，那么，1963年，在“制造业”中的食品、饮料、烟草三项，发达国家占10.6％，第三世界占19.5％；纺织品，发达国家占4.4％，第三世界占10.1％；服装、制鞋、人造革制品，发达国家占4.2％，第三世界占3.5％；纸张及纸制品，发达国家占3.2％，第三世界占1.5％。在美国，1957---1959年里，在全部工业中，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占7.60％，食品、饮料和烟草占11.07％，纸张和印刷占8.17％，三项加起来，共占26.84％。在日本，1955年，全部工业中纺织占15％，食品和烟草占12.7％，纸浆和纸张占3.6％，三项加起来，共占31.3％(按这是日本战后恢复尚未结束时，到1970年这三项合计占20.8％)。我们明白，这些“轻工业”比例的下降，是说明“重工业”的发展比例更大，并不说明这些“轻工业”不重要，而是恰恰相反，它们都十分重要(除“烟草有害”)，而且绝对产量并不都在萎缩，大都在发展，例如，在美国新闻纸的产量除少数年份外，战后几乎一直在增长，到80年代初达到1945年产量的7倍多，美国和西欧纺织品生产有时有所下降，但20多年里基本上还算稳定。在中国，1952年的工业总产值中，食品工业占24.1％，纺织工业占27.5％，造纸工业占2.2％，单这三项合共占53.8％；到了1957年，这三项百分比是19.6％，18.2％，2.3％，合共40.1％；这三项到1980年仍占27.4％(这一年轻重工业之比为46.95:53.06)。这些数目字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技术基础的确切状况，只能说明我们的重工业或者说第一部类的生产的比重过小；如和发达国家比较一下，能说明我们的重工业不发达。但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一直是认为改革前的我国是离开农业、轻工业的“基础”而片面发展重工业才出了问题的。我们不敢苟同这个观点。而且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工业化国家来说，“基础”只能是基础工业，而不是农业和轻工业。
　　第三，关于“一五”期间积累率的问题。“一五”期间虽被称作大规模建设，积累率却并不高，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说明我们对积累问题的本质尚没有完全认识。我们曾一直以为，只有高积累才可能有高发展，没想到“一五”的低积累也有了高发展。但若我们真以为“低积累”能够高发展，那我们大概又会走进“误区”。因为“一五”的发展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从低水平开始，如从十开始，只增加一，便到了十一，上升10％是高速发展；若从一百开始，同期也增加一，只增长1％，是低速发展(同样道理，对于我们十分尊敬的孙冶方先生在逝世以前提出的基数大小与发展速度无关的观点，我们也有不同看法，基数大了，经济活动复杂程度势必增加，发展速度减缓属于正常)。其二是因为当时苏联对我们是有史以来世上最全面的技术转让，我们实际上是以较小代价，获得了各工业部门进入可以说是“工业化就位水平”的重要技术。如果没有这两个特点，若想以“一五”如此低的积累率即迅速走入工业化的“门槛”，恐怕仍会是“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一五”时不仅积累率低，而且积累额中生产性积累还并不高。5年中积累占国民收入的使用额是：23.1％，25.5％，22.9％，24.4％，24.9％。其中生产性的积累，因我们手头只有“当年价格”的统计材料，所以只好分开年头计算了。5年中生产性积累在积累总额中的比重是：49.4％，50.3％，51.4％，71.0％，58.8％。这样，5年中生产性积累占国民收入比重的情况是：1953年占11.56％，82.99亿元；1954年占12.83％，98.09亿元；1955年占11.77％，95.09亿元；1956年占17.32％，154.07亿元；1957年占14.64％，137.0亿元。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冒进”的1956年突然增多，哆嗦了一下，到了1957年又渐趋平稳。我们想说明的是，“一五”时积累是相当低的。其中生产性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数，没有一年是高于“一五”工业总产值平均的环比增长的百分数18％的。而这种低积累并不一定是高增长的正常的常态积累率，对于“一五”的高速增长，必须把“一五”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特殊历史机会考虑进去；另外，还必须考虑“生产力质量”(即技术基础的水平)的因素。如果大量发展起来的是低“生产力质量”的五小工业和乡镇企业，虽然因而也能获得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真正有意义的，往往不是“复制古董”的小工业这一群落，而是高技术和大工业。
　　不过，以上我们讨论的这些数量关系，总的来说，与技术进步没有直接对应的关系，即使经济学家们经常研究的在能源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内部所谓的“结构”也并不与技术进步直接对应的。举钢铁工业为例吧，其铁矿采掘部分---钢铁冶炼部分---钢材轧制部分三者之间会有一个合理的数量比例关系，体现出最优结构。但是，应当说，这种结构是在一定技术基础之上才能形成，而“最优结构”是用来保证各部分技术基础的正常发挥而又引起生产费用最大限度的节约。也许，当我们看到“一五”时采矿、冶炼和轧钢三者之比为38.6:26.0:35.4时，不由心头一急，待到“大跃进”时，便大大膨胀了冶炼部分，使三者的比例猛地变为18.2:65.6:16.2。冶炼部分分外肿大，而矿石和钢材转眼之间成了“楚腰”，于是又在“文革”中把“大打矿山之仗”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尽管一时间“东风吹，战鼓擂”，钢铁工业在“文革”中还是出现了大挫折。在我国，重工业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采掘工业，原料工业，制造工业。这三部分产值的比例，一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一五”时采掘占13.1％，原料占39.5％，制造占47％。这个“结构”一直到80年代初期，没有大的变化，只采掘工业在1970年左右下降了约3-4个百分点，例如1975年这三者的比重是12.1％，35.1％，52.8％。但是，1980年之前的5个五年计划里，包括发展情况相当不错的1963---1965年的调整时期（按该时期含有部分恢复性质），都远远没有“一五”重工业的增长速度高，“一五”的重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4％，以后：“二五”为6.6％，1963---1965年为14.9％，动乱中“三五”为14.7％，“四五”为10.2％，“五五”为7.8％。而且，我们觉得后几个五年计划里的所谓“增长”，大概还能挤出些“水分”。“一五”时期和后来几个“五”的采掘---原料---制造的“结构”相较，没有大变化，为什么“一五”能够取得好的实绩呢？我们认为，并非缘于“结构”，主要得益于工业技术的提高。
　　学人们研究过的各种工业的“结构”问题中，我们认为，唯一和技术进步有对应关系的是大中小工业的“结构”问题，也被研究者称为“规模结构”。这是我们想简单讨论的第四个问题。
　　集中力量，建设大工业企业，这是“一五”的一个基本特色。但中国的学者往往青眼小企业，大体上可以说，我国绝大部分论证“企业规模”的文字，是谈论“小企业”的优越性的。但假若，我们没有“一五”的建设，还是如建国前那样缺乏骨干企业，我们的中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呢？“一五”所以能取得举世惊讶的成就，和大工业的建设有绝对关系。从本书前面的若干章节里，我们完全可以嗅到“一五”建设的大工业气息。可能由于中国建设小工业的惯性过大，“一五”开始的大工业建设进程很快被“大跃进”用一个“小”字一下子就打断了许多年。另外，学者们还论证说中国小企业如汪洋大海这种情况与国外发达国家是一致的，这使我们感到诧异，有些纳闷。发达国家的小企业真和我国一致吗？简单的数量比较往往不能揭示问题的真相。我们认为，发达国家的小企业起码有两个特色是我们所不具备的。其一是它们专业化程度高，技术水准高，加工精度高，与我国大量小企业技术水平极低，大多使用大工厂淘汰设备，产品质量差，假冒伪劣多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对于国外大多数企业来说，产品质量是生命线；对于我国相当一部分小企业来说，把自己制造的劣货用各色各样的手段“推销”出去，成了最大的成功与欢乐，成了生命之所在。有些很“损”的办法往往是善良的人们所完全想象不到的。其二是发达国家的小企业通常是依附于大企业的，它们为大企业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又往往在技术上、材料上、销售上等许多供产销环节上依赖大企业的支持和帮助。大企业则是稳定社会经济的基础力量。而在我们国家，众多小企业盲目发展，利用自身在“政策”上得到的优势，相当一批数量的小企业是对着大企业争能源，争原料，争材料，挤运输，抢销路，挖人才，无所不至，它们恨不得大企业快快坍塌，好趁机多抱一块砖，多咬一口唐僧肉。至于国家何时能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人们无所谓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但上帝实际又是不存在的)。这样的“大中小结构”中，社会经济必定是不稳定的；更何况还有难以数计的个体户经济，但他们还算好的；最糟的是大批无业的人流参加了哄抢矿山、盗窃工业资财、洗劫铁路运输货物……等等，给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极大威胁。
　　“一五”期间建设的大企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只有大企业才能容纳不断进步的工业化高水平的技术。发达国家战后发展起来的新技术本身，往往就是大型化的。如我国70年代开始引进并发展起来的大型石化设备，厕身其间，四周全是各种大小形状各异的管道，盘根错节，纵横迷乱，不知其所终，使人恍如进入了钢管制成的“那密密的树林里”。至于我国“一五”引进的苏联设备，虽然是40年代后期的水平，也够巨大的，如吉化公司的硝酸排气筒就长达100公尺，重达100吨；兰州炼油厂单体设备中最重的达170多吨，高73米；富拉尔基一重的著名的“沉箱工程”，箱体自重1.5万吨；洛轴厂的苏联设备1800台；一拖厂则有1万台设备，200多条流水线……。因此，单是技术复杂而先进的大型设备，就是小企业所容纳不了的。第二，大企业能引起各种生产要素的节约。通常，设备在科学合理的状态下越是大型，越会引起节约，例如战后的日本建设高炉时，日益趋向大型化，起初不过是400-500立方米容积的，50年代末炉容达到1500立方米，60年代末突破了3000立方米，70年代炉容4000立方米的大型高炉日本占了世界的70％。为什么大型化？就因其煤耗、矿石消耗等都大大下降了，日本高炉的焦比从1960年的每吨铁消耗619公斤下降到1976年的432斤，是世界上最低的。日本大型油轮的造价也很说明问题，建造一艘20万吨油轮，约需钢材2.7万吨，若建造4艘5万吨油轮则需钢材4.4万吨；而且油轮越大，单位运量的燃料消耗就越低。这就是大型化的优越性，人们称它“规模效益”，正是它使得西方国家的企业走向大型化。在日本，50年代政府重点扶持和资助的6家大钢铁企业即占了投资总额的88％；70年代7家大造船公司占了日本造船完工量的70％。我国“一五”中建立起来的大钢铁厂，比起小厂来也可引起生产费用的大量节约。后来，当“大跃进”迅速到来并使小炉子迅速兴起后，1958年的焦比顿时增高了50％，1958年底的劳动生产率只有1957年的1/7，多项技术经济指标急剧恶化。
　　关于“结构”，我们想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一些行业应当不管什么结构问题，而超前发展(当然，“超前”本身也是一种结构)，例如电力工业、建材工业和运输能力的建设。如果我们根据技术上的需要计算出所需电量，就只生产出这么多电，那就会出问题，就一定会出现拉闸限电的局面。这在“一五”之后，教训太大了。“一五”时电力工业的平均年增长速度为20％，以后到80年代逐渐下降。“一五”期间比电力工业增长速度快的有冶金、机械、化工、石油等行业，而且直到80年代前期化工和机械工业几乎都比电力增长速度快。“一五”期间的建材工业增长速度也只有20％，其实这也应当是一门优先发展的工业。比它们发展速度低的为煤炭、食品、造纸、纺织。因此，有关部门应当研究哪一些工业应当给以特别关照，让它们不必按古老的“比例”而优先发展，以应付由于技术进步或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发生的突然增加的负荷。我们还想说，交通运输业是一门特别要大力发展的事业。一方面是物质建设，如修筑铁路公路，建设交通设施，发展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另一方面是管理思想上的建设，不然交通物质建设的艰辛成果就会被愚蠢的管理思想所葬送，例如公路上卡子林立、“强人”无数，这在西方国家殊难想象；又如没有现代化意识(如节能、节约材料、疏导车流等)的交通行政管理，只知将管理染上“专政”色彩，一方面影响全社会的物资与人员的运输量，一方面打击了国家的汽车工业，出现了国家“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现象。
　　最后，我们还想简单讨论一下“一五”的工业布局问题。从《论十大关系》看来，毛泽东对“一五”的工业布局还是有不满的，他认为“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从156项的地域安排来看，民用工业大部分安排在东北，少部分安排在中部地区如洛阳、西安、兰州、太原、包头、石家庄、武汉，还有四川、新疆、云南、河南等地。军工项目也大都在中西部地区。在“限额”以上的较大工业建设也有2/3的部分设在内地。这种工业布局是否有错误？《论十大关系》说“没有犯大的错误”，但是“要改变一下”。当毛泽东4月下旬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这篇《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1956年和1957年沿海工业的投资上升了约2个百分点。但是这并不能对“一五”形成的工业布局的大局发生重大影响。学者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在“内地工业”和“沿海工业”两个词汇上作了文章，分析了各种数据和国际形势、朝鲜停战的影响等等。但我们认为，从纯经济的意义上讲，简单地区分“内地”和“沿海”两种工业本身就可能会导致某种“误区”，因为某种工业是否应当发展，能否得到发展，并不应看它头上戴的是“内地”还是“沿海”的帽子。研究工业布局问题，真正有经济意义，才算有实际意义。想当年张之洞把汉阳铁厂放在汉阳，这种选址经济上并不合算，只是为了满足他可以经常去看一看这种“政治”需要方才如此，西方资产阶级是不会这样“感情用事”的。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讲，布局问题应有如下三个原则：(1)布局是否引起了资源的节约和运力的节约。当然也必须考虑水的来源是否方便，排污问题能否便于解决等等。(2)布局是否便于企业迅速掌握自己产品的市场反应。(3)布局是否有利于各企业取得技术、人才、并能最好地发挥出所在工业地区的综合的社会效力，除技术协作等条件外，还包括给排水、煤气、商业网点等生活设施，及相关的文化设施等等。
　　如果我们单纯地考虑备战的需要，或单纯地考虑为了发展不发达的内地，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因改变工业布局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而如果我们为了将原材料工业建在资源产地，为了将热电厂建在“坑口”而布局，那么这种布局本身就肯定首先将大大节约运力。关于“一五”建设中这方面的材料，我们没有掌握。但按道理讲，大批基础工业项目建在靠近资源产地的内地，比著建在沿海，其运力上的节约是必然的。虽然“运输成本”有“递远递减”的效应，但运输距离的缩短毕竟会降低运输周转量，还是合算的。另外，156项相对集中地建在工业城市，还会有一种“工业区”形成的综合效益。工业相对集中，会引起多种节约，例如能源电力的供应，原材料的产品的运输，工业“三废”的集中处理，生活和文化设施的建设等等，都可以有综合效益。如果众多工厂项目竟象胡椒面一样，随意而分散地撒到偏远地区，像“文革”中那样采取“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建设工业设施，而且有的单个工厂竟进了山洞，或一个汽车厂分布得七零八落，那么各种为工厂服务的设施(水和电的供应、运输线路和集散装卸设施的建设、“三废”处理、生活设施等)都得重复建设，会形成巨大的社会浪费。“一五”就不是这样。例如，156项当中，在抚顺一地建设的就有8项，在洛阳就有5项，哈尔滨有8项，西安和沈阳则各有4项机械工业，兰州则有5项化工和与石化有关的机械项目，这样好不好呢？从经济角度来看，是经济的。

(十) 教育和科技才是大工业的真正后盾

　　当人们兴高采烈地投身于大工业建设时，可能会忽略一个事实，即真正推动工业化建设的最重要的力量，还不是那些攀登在脚手架上英姿勃发的青年小伙子，或在通红的钢花四溅的炉前浑身汗水的强壮汉子，无可否认，他们是工业化的重要力量，但最重要的，还是那些从事设计、计算、并指导绘制各种图纸、指导施工和设备安装、指导设备调试和投产的各位设计师、工程师、地质师、技术员等等，这些人是大工业的灵魂。(当然，主管的负责人也很重要，他们决定着建设项目的“生杀大权”即决策权，他们应当由有责任心的并明白技术工作的人们组成，这个问题在我们后面谈到管理体制时还将予以讨论)
　　为了大工业的建设，为了国家能够成为工业化国家，必须首先塑造出那些工业化的灵魂。
　　当然，整个职工队伍的科技文化素质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件事并不是由工业发展本身完成，而是由社会的教育事业来准备的。以前常说，在干中学习，干就是学习，用此法打游击战可矣，建设大工业则恐力有未逮。“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化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而它具有较高的价值。”(《资本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同上)事情很清楚，中国的工业建设需要有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专门人才，而每一个这种人才的培养，十年八载恐怕还远远不够。培养这种人才的状况，可以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但是，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发达，又是一个基础。而只有教育，才能够造就一个崭新的民族。日本的明治维新所以出现奇迹，其原因就深藏在“普及小学教育”之中。但是急功近利的人们往往看不到这点。他们急于看见的是些一看就见的物质成果。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追求“近利”对俗人在所难免，也无可厚非，但真正的伟人却明白他们将给身后留下什么。
　　从这个观点看来，“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有“急功近利”的某种倾向的。这是我们对“一五”的批评性意见。五年计划中，对于高等教育，比对中小学教育要重视得多。特别是高等学校的工科受到格外优待，当时情况下，这并不一定有什么错，但仍可以看出一种“实用”色彩。计划中5年招收学生54.33万人，其中工科最多，21.46万人，其次是师范共13.07万人(按师范招生人数多些是很正确的)，这两类就占了学生人数的63.5％。在工科中，分为13个部分，其召生数的百分比如下：地质勘探(8.1％)，矿藏开采和经营(7.4％)，动力(7.2％)，冶金(4.7％)，机器制造和工具制造(25.2％)，电机和电气器材制造(4.4％)，化学工艺(5.0％)，造纸、伐木和森林工业(0.3％)，轻工业(2.0％)，测绘、气象和水文(2.2％)，建筑和市政工程(17.4％)，运输和邮电(4.5％)，其它(11.6％)。此外，中等专业学校五年计划招收100.57万名学生，其中工科占34.45％，师范占35.8％，农林占12.1％，卫生占11.8％。另外，5年内还计划派遣留学生1.01万人，其中去苏联9400人，到东欧和其它国家700人。关于培养熟练的工人，五年计划5年内培养92万人，其中重工业占19.2％，燃料工业占18.7％，机械工业占18.9％，纺织工业占6.0％，轻工业占2.5％，地质占1.3％，建筑占4.3％，铁道占17.3％，交通占2.2％。
　　如前所述，五年计划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总支出为766.4亿元，其中工业占了40.9％，文教卫三项占18.6％。5年中各部门基本建设投资为427.4亿元，其中工业占58.2％，文教卫占7.2％。教育显然不是五年计划的重点，特别是普通教育；而在普通教育中，小学又进一步不是重点(高中是重点)。这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当时被称为“祖国的花朵”)迈入人生的第一步时，这本是对塑造他们整个人生都有着至关重要意义的金色童年时光，但没有受到五年计划的特别关怀。在小学里，特别是乡村小学，师资力量也大都远较高等中等教育为弱。教师们自己尚不懂人生，何以教育孩子们应当终生正直、勇敢、善良、诚实和高尚？(所以说，能使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去当小学教员的民族，其前景将是难以限量的；联想到中国当代文化界竟涌现大量如《少年犯》一类“坏孩子”作品，这个民族的悲哀是可想而知的)“一五”计划规定5年里高中招生108万人，初中招生603.7万人，高小招生2695万人，初小招生5326万人。五年计划也号召群众自办和私人举办普通教育(按与目前之“希望工程”还有所不同)。但实际上，招生数字远未达到计划。经济建设热火朝天，人们忘乎所以，把教育轻抛脑后。1952年小学招生数1149万，直到1957年，不过才1249万，比1952年只增长8.7％(同期人口增长达12.48％)。依照“一五”计划，招生数目起码应达1604万，可见，在这一点上，还不能说“一五”计划已经“完成”或“提前完成”。但是，至今从没有人在这一方面批评过“一五”。其实建国初整个国家文盲太多，许多小学生年龄挺大，城市里都如此，乡下更不用说了。所以，五年计划不应只按7---13岁年龄段的大致人数考虑招生人数，计划本身就小了，又不严格执行。这是民族的短视行为之一。1953年7月1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明，7---15岁的孩子共计9891万人，五年计划起码应考虑招这么多人。但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一五”期间的小学入学率令人难受。因为，在中国，如果在财政计划中必须砍掉一块的话，第一个挨刀的就是小学教育，在咱这个曾经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的中国，后来竟成了习惯。1952年小学入学儿童的人数为3268万，入学率49.2％；1957年呢，入学儿童4986.6万人，入学率仅提高到61.7％。在“尊师重教”风气尚浓的50年代尚且如此，在“师道尊严”渐失的以后的年代里又会如何呢？从统计上看，70年代小学入学率大都在95％上下，可令人费解的是，在1982年7月1日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中，12岁以上人口的文盲半文盲竟高达23.5％，这个比例到1987年又进一步上升为26.77％。1987年，我国人口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仅占44.45％。这就是说，我国人口中一多半人不认识拉丁字母表，不知世上有“一元一次方程”。要知道，“扫盲”对象无论如何是成不了工业化的灵魂的。
　　教育如不发展，将造成的，只能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现在让我们分门别类地看一看若干行业中的人才情况。也许，“一五”建设中在各行各业奋战着的人们，对于人才问题的体验，可能更有切肤之痛。
　　煤炭工业：由于旧中国煤炭工业是个粗笨的工作，矿工则被侮辱性地称为“煤黑子”，煤矿工人队伍几乎90％以上为文盲和半文盲。东北解放初期，就在鸡西、哈尔滨、沈阳等地举办了煤矿工人学校，后来在关内外都举办了煤矿工人速成中学、文化识字班、技术训练班等。1949年12月，燃料工业部将焦作工学院搬至天津成立了中国矿业学院，1953年迁京成为重点高等院校，后来又建立了合肥矿业学院。“一五”期间，煤炭工业部门陆续兴办了17所中等专业学校。这些学校为煤炭生产第一线输送了大批技术人才。“一五”期间，除对在职工人进行短期脱产、半脱产和不脱产培训外，还开办了多所技术学校，培养机电、采煤、地质和测量各工种的技术工人。“一五”期间还开办了一些干部学校。据统计，1957年煤炭部直属单位的干部中，有专业学历的技术人员占1/3以上，在企业中，工程技术人员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3.5％提高到6.1％。关于科研机构，1953年建立了抚顺煤炭安全研究所，1956年建立了唐山煤炭研究所和北京煤田地质勘探研究所。1957年又建立了北京煤炭科学研究院，初步形成了安全、选煤、水采、测量、煤田地质、井工开采、矿井建设、煤化学等各种专业的研究中心，也建立了一些初具规模的测试装置和实验室。我国的煤炭科研工作，从“一五”开始起步。
　　纺织工业：据统计，1949年纺织工业系统职工共74.5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7889人，约占职工总数1.07％。建国后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量多种学科和专业的技术、管理人才。因此，一方面对原有纺织院校进行了调整，一方面设立了一批新型的全日制纺织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建国前夕，全国纺织高等院校(系)已有19所(个)，在校学生1200余人，其中在纺织界影响较大的有江苏南通学院、上海交大、西北工学院等院校内所设纺织系科。此外还有中等纺织技术学校20余所，在校生1500余人。建国后至“一五”期间，纺织教育规模迅速扩大，1951年7月在上海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新型的纺织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现已更名中国纺织大学)，同时在天津工学院和西北工学院设纺织系(后来它们于1958年和1978年独立出来成为纺织学院)。此外，“一五”期间纺织工业部直属的中等纺织技术学校还有7所，还建了5所技工学校。纺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到1956年时发展到3000多人。“一五”期间，纺织高校毕业生3096人，中专学校毕业生6814人。纺织院校的师资“一五”期间增长了3倍多，达到近400人，中技师资增加到528人。1957年底中专校舍建筑面积共达11.85万平方米，平均每个学生达25.2平方米，实验设备也比较完善。科技方面，1954年国务院批准建立纺织科学研究院，1956正式建立。研究院设有棉纺、毛纺、机电、染化等研究室并设有棉纺实验工厂，同时在上海设立了分院，担负起了纺织科学的研究工作。
　　冶金工业：1949年底，全国冶金系统工程技术人员共2538人，占职工总数的1.92％。钢铁工人相当部分是文盲和半文盲。1950年在沈阳成立东北工学院，是全国第一所以矿冶为主的工科大学。1952年4月成立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按现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8月在长沙成立了中南矿冶学院(以有色金属各专业为主)，1954年9月成立昆明工学院，1956年9月成立了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后改名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这5所大学以外，“一五”期间重工业部和后来的冶金部还先后成立了26所中等矿冶专业学校。关于对职工的文化教育，1952年冶金系统共组织2.6万人参加扫盲学习，次年4月开始为工人兴办各种业余学校，进行初等文化教育，至1955年底，举办了业余学校136所，有16万工人参加，占工人总数的38％。另外，办技校是培养技工的主要手段，到1957年底冶金系统已有19所，总规模1万人，累计毕业生2.1万人。
　　机械工业：一机部在准备实施宏伟的“一五”计划时，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不足的问题。尽管想了各种办法，如调配、招聘、大学生分配等，但机械工业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不能满足“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一机部部长黄敬颇有战略眼光地提出把培养技术后备力量作为机械工业的战略性任务之一。一机部提出“建厂先建校，生产先育人”，要求用最好的设备来装备教学实验室和学校的实习工厂。机械工业方面除了充实原有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外，1954年建立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后更名为吉林工业大学)，1955年建立了大连造船学院。同时，为了尽快解决生产第一线的急需，机械工业的中专也发展得很快。关于科技工作，“一五”期间基本上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进行的。1956年，一机部建立了机械科学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与生产组织研究院、工具科学研究院、电器科学研究院等。由于机械工业门类复杂，各专业局还建立了一批专业研究所。至1957年，一机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的研究院所已发展到21个，科研人员达1800多人。
　　化学工业：建国初，我国约有30所工科院校有化工系、招生规模小，不能满足化学工业的发展需要。1952年初，建华东化工学院，开始共5个专业，在校学生6388人。后来过院系调整、充实和发展，至1957年，各化工院校(系)共招生1908人，在校学生达8379人。化工高等教育已具备一定规模。与其它各项工业一样，为了需要，还设立了一批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1957年时，12所中专的在校学生总计14089人。至1960年技工学校部属的已有19所。此外，化工虽是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部门，但是其职工中文盲也不少，50年代初期开始，就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扫盲活动。化工工业的科研活动在50年代也开始了。1956年下半年化工部建立了北京化工研究院，1958年又在大连、吉林、锦西、西北、华东、西南、华北等地成立了8个化工设计分院，承担勘察、设计、研究三个方面的任务。
　　铁路：铁路部门自成系统，专业性很强，要求广大职工具有较多的科技知识和一定的文化素养。铁路职工是一支庞大的队伍，1949年的职工人数是410519名，到1952年达到718967人，至1957年已达1187080人，比1949年增加了1.89倍，可见铁路员工队伍也在迅速发展。“一五”期间，路内办了多种学校以培训职工，有职工学校，还有干部学校。由于旧中国的“特色”，以致在铁路系统中也有扫盲任务，1957年开始群众性的扫盲工作，至1960年初，全路扫除文盲达26.8万人。铁路的中高等教育在“一五”中也发展很快。高等学校在建国前就已开始兴办，张家口解放后，接管了张家口铁路学院；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朱总司令躬亲筹建了华北交通学院，该学校后并入唐山工学院；1947年在哈尔滨建东北铁路学院(1952年改称哈尔滨铁道学院)。北平、唐山解放后，接管了北平铁道学院和唐山工学院，经政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交通大学(1950年改名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唐山、北京、哈尔滨三个学院改为铁道部直属的铁道学院。50年代中期开始又筹办其它铁道学院。唐山铁道学院1955年开始培养研究生，1958年后增添了铁路运输系、数理力学系，增设了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应用化学，应用力学等专业。北京铁道学院1955年开始培养研究生，1956年后增设铁道建筑系，以后又增设机械系(蒸汽机车、铁道车辆等专业)、电气化工程系(电力机车、电力铁道供电等专业)和应用理化系。两个学院1960年均为全国重点大学(由此可知，我国拥有电力机车的工程系是很早的了；电力机车牵引在国外出现也是50年代的事，美国是1951年，苏联是1956年；我国自1961年出现100公里后，一直到1968年后始终都没有发展一步，到1979年才1000公里，与国外相比差距颇远，甚至印度1975年也有了电气化铁路4397公里)。铁路的中等技术学校，在50年代发展也很快，至1957年底，共有中专学校28所(其中铁路卫生学校4所)，在校生21127人。
　　石油工业：50年代还是一门小规模工业，1949年末只有职工1.1万人，其中技术干部约700人，管理人员600多人。在技术干部中从事石油地质的仅20余人，钻井工程师10余人，地球物理12人，采油12人，因此石油技术力量是十分薄弱的。至“一五”前夕，通过委托清华大学设置石油专业，共培养各种石油专业干部700余人，连同国家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共新增近千名技术人员，此外，还从工人中选拨了300多名干部。后来，经毛泽东发布命令，解放军19军57师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共7747人，成为石油工业的骨干工人队伍。50年代初期，这支不大的职工队伍，文化程度比较低，为了扫盲，玉门油矿创办了职工业余学校。同时，石油部门依靠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还举办了各种职业技术教育，例如关于地球物理勘探、钻井、石油地质、测绘、炼油、材料管理等。后来又筹建了若干石油工业学校，到1957年中等专业学校共发展到11所，在校生共7815名。培养技术工人的石油技校，到1957年，也有11所，在校生4800人。在旧中国，大专院校里都没有设石油专业，1952年清华大学成立了石油工程系，后以此为基础1953年10月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到1957年已有10个专业，它们是：石油地质、地球物理勘探、采油钻井、炼厂机械、石油矿场机械、石油储运、石油炼制、人造石油、石油工业经济。1958年还成立了西安石油学院和四川石油学院。(不过到了1958-1960年，石油高校也发生了“大跃进”，一下子成立了8所大专院校，还特别能“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反右斗争又激烈，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质量受到较大影响)
　　轻工业：建国时中国不仅没有轻工业的高等院校，也没有正规的轻工业中专，只有多数大中学校附设轻工科系和合作经济系。恢复时期，轻工业部陆续办起13所中专。1952年在天津大学和南京、成都、华南三个工学院内，建立了与轻工对口的科系和专业，开始培养轻工业的高级技术人才。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开始培养高级工美人才。1958年后，轻工业高教开始大发展起来，轻工业部所属北京轻工业学院、无锡轻工业学院、河北轻工业学院相继建立，其它省市共筹办了14所轻工业大专院校。后据1961年统计，当时全国的轻工业学院共16个专业，在校生7589人；中专学校64所，共设21个专业，在校学生11983人(按这里边多少有些“大跃进”味道，由于原来基础薄弱，办学其实有困难，1963年对轻工高校和中专进行了调整)。关于轻工业的科技研究，在“一五”期间及先前，全国设立了不少轻工业方面的研究所。属于轻工业部直属的有：造纸、食品、发酵、皮革、油脂、化学、制盐、井矿盐、硅酸盐、香料、烟草、仪器仪表、甘蔗糖、甜菜糖、钟表、乐器、轻工机械设备等直属研究所和山东葡萄试验站。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建立了40多个综合性的或者专业的科研所。
　　以上极其简单地介绍了50年代里与工业有关的教育和科研的若干零星情况。建国后至“一五”期间，总的来说，国家对工业教育还是鼓励的，所以，尽管我国基础较差，但是与工业相关的教育，还是取得了相当成绩，培养了一定数量的工业人才。别小看了这点成绩，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一样的。我们有了这一点，就有了人才上的起码的准备。不然的话，就是苏联的技术设备来的再多，又能怎么样呢；更不要说美国等西方技术了，不仅无法消化，恐怕下咽都会困难的。时至今天的世界，可以说，“工业化”已与文盲无缘。一位文盲，即使优点再多，革命情怀再充盈、干劲再冲天，面对技术复杂的工业化任务，大概也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按也偶有例外，如80年代安徽省一个有前科的炒瓜子老板，文盲，刑事犯，但却成了著名的改革闯将，受到国家的最高保护)。我们认为，当我们民族真正认识到工业化对教育的依存关系，我们就算找到了“工业化”本身，就象找到了心爱的迷途的孩子，把他牵回家，那孩子很快就会长大成人，成为强壮无比的好汉。
　　诗人陆游曾道：“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我们发现，如果真要工业化，那功夫恐怕也在“工业化”之外，在哪儿呢？在教育，也在科技。而科技的功夫，也在教育！
　　教育真是国家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