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上长了硬疙瘩按着痛:古地图揭秘郑和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文章摘自《古地图密码》
　　作者：刘钢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简介：哥伦布1492年首先发现美洲，麦哲伦1519年起历时三年首次完成环球航行，这些都是教科书中的历史常识。然而，《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现身，显示1418年前中国人已完成世界航行。本书由此图出发，层层揭开中国人发……[连载内容]
郑和
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

　　我自小喜好收藏。童年时代，我是个火柴盒收藏迷。观赏火柴盒上的各种图画是我儿时的一种乐趣。三十而立之后，收藏古地图逐渐成为我的一项主要嗜好。回想起来，此爱好已经伴随我度过了十八个春秋。

　　收藏古地图就如同寻宝。当得到一幅罕见的古地图时，我会感到无比兴奋，有时竟然彻夜不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研究古地图远比收藏更为重要。这种研究使我接触到一种古老并且神秘的哲学。这一哲学不仅巧妙地将迷信、科学与艺技结合在一起，并且一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的推动力。在研究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个历史秘密：现代地图学实际上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

　　工作之余，我经常伏案研究古地图。在我的藏品之中，有些古地图就像一本历史教科书，图上的地域轮廓、城镇布局和文字注释蕴藏着丰富的史实；有些古地图如同一幅精美的水墨画，图中充满韵律的山河好似出自一位艺术大师之笔，而这位艺术大师就是我们的大自然；有些古地图给我带来韶华易逝的感觉，发黄的图纸和累累蛀痕经常唤起我对时间如烟的哀叹；还有的古地图简直就是令人费解的谜团，图上的线条、符号和记述似乎是绘图者故意留给后人的谜语。古地图给我带来的快乐和感慨是无法用语言来详尽的，而这正是古地图的奥妙之处。

　　古地图的奥妙诱发出我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和传统科技的兴趣。我逐渐发现，许多中国古代地图学家跟占星术、古典数学和道教有着不解之缘。为了探究古地图的奥秘，我研究的范围渐渐扩展到古代天文学、数学以及宗教。

　　我从未预料到，收藏古地图竟然会引导我获得一系列令人惊奇的发现。这些发现的起因都源于一幅古地图。这幅地图不仅激发出我对地理大发现史的兴趣，同时还引起我对相关历史记载的质疑。

　　在我们的心目中，地理大发现史是一段盖棺定论的“史实”。其中一些人物及其功绩已成为众人皆知、家喻户晓的历史常识：

　　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驾船由西向东经过好望角，为此他被称作世界上首位绕过这一岬角的探险家；

　　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率领的船队抵达美洲巴哈马群岛。由此，哥伦布被誉为美洲大陆的发现者；

　　1519年9月，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率领船队自欧洲始航。这只船队历时三年绕地球一周回到始发地。从而，麦哲伦被授予首次完成环球航行的桂冠。由于麦哲伦被视为发现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海峡的探险家，这一海峡至今一直以他的姓氏命名。

　　但是我发现，这些历史常识却无法与我的一件地图藏品相吻合。这件藏品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地图？它与历史常识之间存在着何种差异？它与我之间又有何种缘分呢？

　　2001年春季，我因公务到上海出差。临回北京之前，我来到著名的东台路古玩市场。这个分布在街道两旁的露天市场被誉为“上海古玩一条街”。其实，市场中摆放的物品绝大部分都是冒牌货。

　　在这个充斥假古董的市场里，有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小书铺。这家店铺的面积不足六平方米，里面摆满了旧书、旧报纸和旧杂志。小书铺的主人是一位姓向的老先生，他的前辈曾以古籍买卖为生，他的儿子也热衷于继承祖业，而且在古籍收藏圈内小有名气。我与向家有多年的交往，从他们那里我买过不少古籍和古地图。每次去上海出差，我总是抽空到这家小书铺，看看有没有值得收藏的东西。

　　我此次闲逛书铺真是一次天赐的良缘。一进店门，我看见向先生正在往墙上挂一幅破旧的世界地图(见插图1)。这幅地图的右上角写着“天下全舆总图”，左下角注明“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在这一注释左边有一落款：“臣，莫易仝绘。”这些文字表明，此幅世界地图是1418年间一幅《天下诸番识贡图》的仿绘品，仿绘时间为1763年，仿绘者为“莫易仝”。地图的左上角还写有一段注释：“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这几个字意味着图上的注释有些是《天下诸番识贡图》原有的，有些是仿绘者后加的，而原有的注释都用红墨加以圈注。

　　仔细察看这幅世界地图之后，我感到非常困惑不解。这幅地图不仅画出了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和海域(其中包括南极、北极和格陵兰)，并且在美洲和澳洲大陆上都有红墨圈注的注释。

　　很明显，这幅世界地图中的许多内容与我们所知的历史常识完全不相吻合。难道中国人于1418年绘出了近乎完整的世界地图？15世纪初期的地图上怎么会出现美洲和澳洲大陆？莫非此幅地图是件赝品？

　　凭借我多年积累的经验，判定一幅古地图的绘制年代，除了参考绘图者在图中所写的注释外，更重要的是采用中国古籍、古纸和古字画等方面的传统鉴定方法对绘图年代加以验证。

　　我仔细察看了一番地图，闻了一下图纸的气味。这幅地图外表发黄，纸质脆硬，并且散发出一种陈旧的气味。这种气味与在老房子中闻到的陈旧气息很相似。从图纸的色变、气味和脆化程度我判断出，地图纸张已逾百年之久。

　　这幅地图的中部有一条对折痕迹，这表明图纸一直以面朝里的对折方式保存。图纸上有很多虫蚀蛀孔，特别是在透气性差的对折部位。图纸左、右两页上的蛀痕相互吻合，这一现象再次证实，地图曾长期处在对折状态。蛀痕的布局显示出，这些蛀孔均为自然状态下产生的。我用高倍放大镜仔细察看了蛀痕，蛀痕的边缘为毛边，这也是自然虫蛀的特征。

　　图上注文的红框以朱砂墨绘成。清朝时期的朱砂墨虽然目前仍然可以找到，可是两百多年前留在纸上的朱砂颜色与现代人用老朱砂墨画在古纸上的效果截然不同。正如元朝人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所云：“古人作画墨色俱入绢缕，”“伪者虽极力仿效而粉墨皆浮于缣素之上。”很容易看出，红框的朱砂墨颜色属于“俱入绢缕”，为古人之迹；而图中的三方红色鉴藏印则是“浮于缣素之上”，为近现代人所盖之印。

　　地图上的海域以青绿色绘成。这种墨色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会呈现出褪色的效果。由于地图对折部位的透气性较其他部位差，这一部位的褪色程度明显小于其他部位，从而在图纸中部形成了一条纵向的深色带。不均匀、不规则的褪色是自然褪色的特征。这种褪色与古字画造假者采用人工方法造出的“褪色”效果完全不同。人造“褪色”不仅显得均匀，并且“褪色”程度也一致。

　　察看地图的纸张、蛀痕和墨色之后，我又对绘图者的书写习惯和字体做了进一步的鉴别。

　　现代人作画、写字的书写习惯与古人有很大区别。前者写字顺序为从左向右，而后者书写则是从右上方开始。由于不同的书写习惯，现代人涂色的第一笔通常画在图纸的左上部位，而古人着色的第一滴墨均落在右上方。基于褪色的缘故，今很容易辨认出《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上涂抹青绿色的第一笔和第二笔的墨迹。这两笔涂色都落在图纸的右上方，这表明绘图者具有古人的书写习惯。

　　中国古代书法犹如古代服饰，几乎每一朝代都有各自流行的书法风格。清中期的科举制度要求考生以规定的“馆阁体”书写答卷。这种“馆阁体”看上去字字匀称并且横平竖直，然而却是一种平庸、呆板的书体。现代人对“馆阁体”持贬义之态，研习者寥寥无几。“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由于大清朝廷倡导“馆阁体”，乾隆时期文人社会无形之中形成“馆阁体”的书风。乾隆、嘉庆年间的著名学者洪亮吉对此评论道：“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乾隆中叶以后，四库馆开，而其风益盛。”《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上的字体(尤其是落款)具有明显的“馆阁体”书风，这又是此图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旁证。

　　采用中国传统的书画鉴定方法对《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进行检验之后，我断定，这幅地图是18世纪的作品。

　　这幅古代世界地图虽然有许多跟历史常识相矛盾的地域图形和注释，但是这些奇怪的内容并没有减弱我对此幅地图的兴趣，而是激起我更大的好奇心。在好奇心的促使之下，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幅《天下诸番识贡图》的摹本。

　　把《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带回家后，我首先对此图的署名者莫易仝作了一番研究。我查阅了许多书籍，但是没有能够找到任何有关莫易仝的史料。

　　地图左下角签署的“臣，莫易仝绘”几个字属于“臣字款”。“臣字款”是中国古代书籍、字画鉴赏方面的一个术语，它是指古代书籍作者或书画作家在署名前加上一个“臣”字的落款方式。此种落款方式出现的原由无疑是为了向皇帝表示孝忠之心。莫易仝的署名方式似乎在向我暗示，他或许是清朝朝廷中的一名官员。但是，我很快就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清朝政府选拔官员主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士科考试是清朝科举的主要形式，它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考试。前一级考试的优胜者才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乾隆年间的科举考试对考生的书写水平要求很高。而《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上的毛笔字水平实在无法令人相信，书写者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谋得一官半职。莫易仝“臣字款”中的“臣”字靠左边，这一写法不完全符合清朝官方的规范。按照清朝宫廷的行文规则，凡是呈交给皇帝的奏折、文章以及字画等文书必须在署名前面加上一个“臣”字。为了表示尊卑，这一“臣”字比署名字体小一些，并且通常居右边。但也有一些例外。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间曾多次出京城南下巡视。在巡视时，一些没有任何官职的民间人士，曾向皇帝进献字画作品。这些民间人士进献的作品中，许多“臣字款”写得不是非常规范。从莫易仝不高的书写水平和不规范的“臣字款”可以推断，此人应该是乾隆年间一位读过些书的民间儒生。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上的“臣字款”说明，莫易仝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的目的是想将地图呈献给乾隆皇帝审阅。这就引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莫易仝非要临摹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为什么他不将《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本呈献给皇帝呢？

　　经过对图中的文字和注释做了一番研究，我揣摩出莫易仝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的缘故。

　　首先，莫易仝仿绘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乾隆皇帝能够知悉他的名字。按照清朝的管理体制，平民百姓甚至中、下等官吏亲自向皇帝呈献贡品的机会微乎其微，他们必须将贡品交给特定的官僚机构，通过清朝官僚体系一层一层地向上级传递。在传递的过程之中，许多贡品被清朝官吏们以各种借口截留下来或者以其他官吏的名义呈递上去。莫易仝非常明白，如果将原图委托官吏们呈献给乾隆皇帝，最终皇上很可能根本不知晓他的名字。为了确保乾隆皇帝审阅地图时看到自己的名字，莫易仝想出了一条妙计：在原图的基础上临摹出一幅署有自己姓名的地图。

　　其次，莫易仝想让皇帝知道他在地理方面有所专长。为此，莫易仝特意在仿绘的图中添加了许多原图中没有的注释，同时在图的左上方特意注明“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

　　最后，并且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于避讳。康、乾两朝时期文字狱是文人的梦魇，许多学者在文字书写方面由于疏忽大意遭他人诬陷，从而变成刀下鬼。莫易仝深知避讳的重要性。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在中国地域写有两条注释－－“皇朝圣土”和“本朝天下之第一大国也……”在现今太平洋海域注有三个“大明海”的标识。莫易仝非常明白，这些原图注释都与明朝相关。倘若将原图呈交上去，他非但不会得到赏识，还可能会被认为妄想明朝复辟。为了避免误会，同时尽量反映《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状，莫易仝仿绘原图时对明朝时期的地理名称做了一些改动。他将明朝的“湖广”省改成清朝“湖北”和“湖南”的省份建制，在“南直隶”旁增加了“安徽”，并且他还将三个“大明海”的原注改为“大清海”。通过这一系列的改动，莫易仝试图表明，《天下诸番识贡图》中的原注已经变为赞颂大清王朝的注释了。

　　对莫易仝身份有所认识，并且找出他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的缘故之后，接下来需要破解的疑团就是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出处。

　　史料中没有能够查找到任何有关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记载。然而，图中太平洋海域内的一个红圈注释引起了我注意。该注释写道：“一于永乐十三年，随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剌诸番直抵忽鲁谟斯等国，开读赏赐，至永乐十六年回京。”注释提及的“正使太监马三宝”指明朝初期著名航海家郑和。毫无疑问，该注释在向我暗示：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一定与明朝郑和下西洋相关。带着重重疑问，我钻进了郑和下西洋的史料和相关论文之中。

　　史学界一致认为，15世纪中期成书的《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三部原始史料，具有极高的可信度。研读这三部史册后我发现，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原文注释与《星槎胜览》记录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文字记录几乎完全一致。这种一致性说明，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与《星槎胜览》有关联。

　　《星槎胜览》成书于1436年，署名作者为费信。此人信奉伊斯兰教，明永乐七年至宣德六年间(1409年至1431年)曾四次随郑和下西洋。在最后一次出航之后，费信撰写了《星槎胜览》一书，记述他亲眼所见的异域风土以及耳闻的异俗人情。此书流传至今已形成多种版本，史学界将这些版本归为两大类：两卷本和四卷本。四卷本与两卷本相比较，前者用句措辞比后者更有文采。四卷本的自序写道：“采辑图写成帙。”此记述表明四卷本中附有地图。但是，两卷本自序中却未提“图”字。四卷本序文的后题还写道：“正统元年丙辰春正月吉日臣费信稽首谨序。”依据四卷本自序和后题中费信的“臣字款”，有些学者推测，两卷本为费信编撰的原版，而四卷本则是在两卷本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编撰四卷本的目的是呈报给皇帝过目。

　　《星槎胜览》四卷本中曾经附有地图，而且《天下诸番识贡图》中一条注释的文字与《星槎胜览》中的一段文字极其相近。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现象使我确信，《天下诸番识贡图》应该是《星槎胜览》四卷本提到的“采辑图”中的一种。

　　似乎觉得找到《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出处了，为此我感到非常兴奋。不仅如此，当我发现地图上有关异国奇俗的注释与史书记载的15世纪世界风土人情相一致时，我更是感到激动不已。

　　今北美洲靠近阿拉斯加地带有一红笔圈注：“此地人种亦如契丹、蒙古，以鱼为食。”地理常识告诉我，这是有关因纽特人的注释。因纽特人的长相与蒙古人非常近似，并且鱼是因纽特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今美国西部地域有一红框注释：“此地土人肤色黑红，头腰皆披鸟羽，亦有食人之习也。”这一描述与史书中有关北美印第安人的记载完全相符。

　　今南美洲有两个红笔圈注：“有城市皆用巨石而建，故曰其石城也。”“此地之民信教曰巴拉卡，以人祭之，以火拜之。”前一个注释与印加帝国有关，印加帝国时期的许多城市建筑以巨石作为建材，且城市大多建在山顶或高原地区。印加帝国起源于13世纪左右，15世纪中期达到全盛，16世纪30年代亡于西班牙人的刀枪之下。后一个注释应指秘鲁中世纪时期印第安人信奉的“帕拉卡斯”(Paracas)宗教。

　　今澳大利亚陆地上的红笔圈中注有：“土人肤亦黑色，皆不着衣，腰坠骨器，皆有食人之习也。”这是有关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注释。

　　今非洲南部红框中的注释为：“此地人种肤色如黑漆，齿白，唇红，发卷。”此注释所描述的应当是非洲人。

　　位于今亚洲西部的红圈注释写道：“自东向西出嘉峪关，凡有城市，其民皆信回教，奉莫哈莫德，其庙皆用土石相砌，凡壁皆用宝石相嵌，进入庙堂皆需更衣沐浴也，吾中土亦有其民也。”在今亚洲和欧洲交界处有红框注释：“此地人种深目、圆眼，头缠长布，宽衣长裤，女子出门皆裹面而行，违者治罪也。”这两条注释完全符合中、西亚地区古代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

　　在今东欧部分有红圈注释：“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此注释与欧洲古代宗教相关。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共有九条与宗教有关的原注文。其中，西亚和东欧的三条注文说明，这一地域的民众信奉伊斯兰教。在中国除了有一条关于佛教的注文外，还有一条写道：“本朝天下之第一大国也，民多信佛教禅宗，道家次之，亦有回民信奉回教。”有关朝鲜的注文显示：“其民信佛教，道教次之。”有关日本的注文记载：“其民信佛教。”在美洲只有一条记载古代秘鲁“巴拉卡”宗教的注文；在东欧有一条关于“景教”的注文，它是全图中唯一与欧洲宗教有关的注释。这些与宗教相关的原注文显示出，在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绘制时期，世界上传播最广且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佛教和伊斯兰教，传播范围最小的是欧洲的“景教”和南美的“巴拉卡”教。《天下诸番识贡图》原注文记载的各类宗教传播范围与世界宗教史记载的中世纪宗教分布状况基本相符。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有一些红圈标注的海域名称。现今南大西洋和北大西洋分别标注为“西洋”和“西海”，印度洋海域被标识为“小西海”。这三个海域名称注释的字体相比较，“小西海”和“西海”的字体略比“西洋”的字体小。这意味着，在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绘制者的观念中，“西洋”包含“小西海”和“西海”这两个海域。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的海域名称揭示出一个重大的历史误解。许多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人所说的“西洋”仅指印度洋，“郑和下西洋”的航行范围也仅限于东南亚和印度洋海域。但是，《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却显示出，15世纪初期中国人对“西洋”的解释与现代史学家的理解完全不同，“郑和下西洋”的航行范围也并非局限于东南亚和印度洋一带，而是深入到大西洋。

　　这是一个难以想象并且令人感到惊骇的发现。这一发现既使我感到兴奋又使我感到惶惶不安。近百年来，数代中国史学家费尽心血，最终论证出郑和船队最远到达过东非海岸。难道这些史学家都是在误读历史吗？

　　更使我感到忐忑不安的是，《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显示出，地理大发现史实际上是一部“误导史”。我不禁反复自问：难道几个世纪以来世代相传的地理大发现常识都是一些历史的误解吗？难道几个世纪以来家喻户晓的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探险家都是些名不副实的“英雄”吗？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怎么以前从未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呢？

　　这种既兴奋又疑惑的心境使我对《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忠实性产生了疑问。我禁不住自问：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时，莫易仝会不会将西方的地理知识篡改成原图的地理轮廓和注释呢？

　　不过，既然莫易仝仿绘原图是为了上报给乾隆皇帝，并且他还在图上写明“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和“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两条注释，莫易仝应当明白，如果仿绘原图时弄虚作假，他会被认定为犯下“欺君”之罪。

　　怎样才能验证出莫易仝是否忠实地临摹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将《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与17、18世纪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作一番比较。

　　不同文化背景的绘画艺术家在创作时，会以不同的风格表现出不同的理念和思想。地图绘制与绘画艺术非常相似。在绘制风格、地理观念和设计布局等方面，《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地图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中，最主要的是地图水平中心线所在的纬度。《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水平中心线约在北纬35度，而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都以纬度为零的赤道作为水平中心线。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水平中心线的位置与中国古代的“洛邑地中说”有关。古籍中有许多关于“洛邑地中说”的记载。例如《论衡·难岁篇》载：“雒，则土之中也。”“雒”即“洛”，周代以后称洛邑，其位置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土之中”的意思为“大地之中心”。“洛邑地中说”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邑约在北纬35度。远古时代，这一地区为先民的栖息之地，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现代考古也证明了这一说法。“洛邑地中说”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影响很大，保留至今的一些宋、元、明地图，其水平中心线均在北纬35度左右。例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1389年《大明混一图》(见插图2)和日本收藏的1402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了局部重叠的双环形构图。这种构图有两个目的：第一，将中国绘在地图的中部；第二，体现出阴阳和谐的思想。在中国传统艺术理念中，部分重叠的双环形代表阴阳和谐，左边的环为阳，右边的环为阴。例如，天坛的双环万寿亭是乾隆皇帝为母亲祝寿而建的寿亭。该双环万寿亭的建筑造型出于阴阳和谐的理论，这种造型是乾隆皇帝为了表达祝其母亲长寿的意愿。该亭的地面形状为两个部分重叠的环形，重叠部分占两圆面积的25%。这一重叠的比例与《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双环重叠的比例完全相同。《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采用的这种交叉且局部重叠的双环形构图在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之中是找不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也有采用两个圆形绘制的世界地图，可是图中的两个圆形几乎没有重叠而只在赤道线上相互衔接。

　　在《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与道教相关的文字。图的正上方画有一个中国古代风水罗盘，罗盘上方写有“六合出行定图式”七个字。“六合”是一个道教概念，它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是指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向组合而成的大地。在道教中，“六合出行定图”专指一种用于凶吉占卜的方位罗盘，明朝手抄本《海道针经指南正法》和《修造通书》均有“六合出行定图”的记载。根据图中风水罗盘以及“六合”等概念可以推测，《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创者很可能是一位道士。　

　　从《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的欧洲地域轮廓也可以判断出，此幅地图的母本绝非源自欧洲。欧洲17、18世纪的世界地图对本土轮廓的描绘比较准确，而且注文也较详尽。反观《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不仅英伦三岛的位置不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黑海均不见踪影，欧洲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或注文更是寥寥无几。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存在一些古老的地理错误。这些错误在欧洲17、18世纪世界地图上是找不到的，而只能在13、14世纪中国古地图之中看到。例如，在15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世界地图中通常看不到波斯湾的轮廓。1389年《大明混一图》和1402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均没有绘出波斯湾。《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同样也没有绘出波斯湾。而这一错误在欧洲或阿拉伯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是见不到的。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不仅在绘图理念和图形等方面与欧洲地图学家的世界地图有很大差异，在地名和宗教方面，《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一些原有诠注也与欧洲人的理念格格不入。比如，在今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位置上有一个国家名称为“希番”。此国名中的“番”字为“番邦”之意，即指外国。再如，《天下诸番识贡图》中有关宗教的注释显示出，欧洲宗教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非常小。这种对欧洲宗教的评价与莫易仝所处时期的世界宗教分布状况有很大差异，尤其是美洲大陆。从16世纪开始，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迅速向欧洲以外扩张。到了18世纪(即莫易仝仿绘时期)，天主教不仅在美洲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亚洲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还有一些地域、岛屿和关于当地风俗的诠注，超出了18世纪欧洲人的知识范围。运用逻辑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的这些信息不可能来源于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欧洲人于1820年“发现”南极，之后又于1962年对南极艾默里冰架(Amery Ice Shelf)进行了首次勘探。在此次勘探之后，艾默里冰架的轮廓才出现在地图上。可是，莫易仝在欧洲人首次勘探南极艾默里冰架的二百年前已将这一地域的轮廓绘在了他的地图上。

　　1772年初，法国皇帝路易十五委派探险家克尔格伦(Kerguelen－Tremarec)出航为法国寻找新的大陆。当年2月12日，克尔格伦发现并登上位于印度洋之中的克尔格伦岛(Kerguelen Island)。该岛在被克尔格伦“发现”之前，没有任何一幅欧洲地图标注出它的地理位置。然而，莫易仝却在克尔格伦岛被“发现”九年之前已经知道该岛的地理位置并将它绘在地图上。

　　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James Cook)于1769年和1770年对新西兰岛屿进行了勘测，在此之前欧洲人一直以为新西兰是地球南部大陆的一部分。在库克船长勘测新西兰之前，欧洲地图学界从未将新西兰视为岛屿。而莫易仝却抢在库克船长之前，将新西兰几个岛屿的地理方位描绘在地图上。

　　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两个古代部族有食人之习，对此欧洲人也曾作过记述。根据记载，最先将此现象记录在案的欧洲人是约翰·格林(John Green)，记录时间是1851年7月22日。但是，在约翰·格林作此记录八十八年之前，莫易仝已经将澳大利亚古代部族的食人之习注释在《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之中。

　　有关北美洲印第安人的食人之习，以及南美洲的人祭习俗直到20世纪初才被史学家证实。但《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却有关于北美印第安人食人和南美人祭的注文。

　　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我逐渐建立起对《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信心。看来，这幅地图是件真品，图中红圈内的注释也应该是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有注释。这些注释说明，郑和船队下西洋的航行范围远远超出了史学家们认定的界线。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郑和船队曾经周游过世界，但是有一个疑问在我脑海中徘徊了很长时间：为什么史书中只字未提郑和船队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以外的航行呢？为找到答案，我几乎查阅了所有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原始史料。经过反复阅读和思考，我发现一些史料的真正含义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理解。而这些史料实际上在向我们暗示：郑和船队的航行范围远远超出印度洋和东南亚。《天妃灵应碑》中的一段文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天妃灵应碑》是郑和与其他航海将领在福建长乐共同刻立的一座纪念碑，刻立的年代为明宣德六年(1431)。该碑文词句铿锵顿挫，情节真实可信，被史学界视为郑和下西洋的最主要史料之一。碑文前两句写道：“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此碑文前一句的意思是：明朝皇帝派人访探外域的成就超过了以前所有的中国皇帝，世界所有地方都俯首称臣于明朝皇帝。此碑文的第二句记述最为关键，如何正确领会此句的含义取决于理解句中的两个概念：“西域”和“迤北之北”。

　　我国古代“西域”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指中国西部地区的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区域；广义的“西域”指中国以西所有能够抵达的陆地，包括中亚、西亚、印度半岛、欧洲大陆和非洲东、北部地区。有学者认为，此句中的“西域”指狭义的西域。这一观点明显是一种误判。明朝时期有关域外旅行的书籍普遍采用广义的西域概念。例如，成书于明永乐年间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所涉及的地域范围远超出狭义的西域范围。再如，郑和于明宣德六年刻立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文中有“直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的记载。特别是《天妃灵应碑》碑文本身还有两处记述提及“西域”概念，这两处记述涉及的地域包括西亚和东非。

　　有些中国史学家认为，“迤北”一词是向北延伸之意，即“迤北之北”指中国北面方向的地域。这也是一种误解。《天妃灵应碑》的碑文通篇讲的是航海，而不是陆地旅行。现代地理学中，“北极点”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根据现代地理学理论，从中国向北极方向行进时的方向为北，越过“北极点”后再向北美洲大陆行进时的方向则为南。中国古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明确知道“北极点”的概念。《天妃灵应碑》所述“迤北之北”的含义是：从亚洲北部海岸向北越海抵达的地方。

　　一些中国史学家认为，“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分别指两个不同的地方。这同样还是误解。从碑文的上下文可以看出，“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应该是指一个离中国最遥远的地方。《天妃灵应碑》中“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的正确含义应该是：欧洲和非洲东、北部地域向西，同时位于西伯利亚以北并与其隔海相望的地域固然离中国最为遥远，但是仍然可以到达。从现代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离中国最遥远的地方就是北美大陆。

　　《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中浮现出来的疑团逐渐烟消云散，并且其他一些史料也能够证实郑和船队曾经周游过整个世界。然而，我却迟迟没有胆量将这一发现公布于众。在中国史学界，郑和下西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我仅仅是一名业余爱好者而已。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有谁会相信一个业余爱好者的发现呢？哥伦布和麦哲伦都是全世界公认的航海先驱者，他们在人类文明史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向这两位历史巨人发起挑战的人无疑会被视为一个荒唐、愚蠢的家伙。

　　我绝对未曾想到，世界上还真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业余爱好者，他居然向史学权威发起了挑战。这位胆大妄为、不怕耻笑的人就是英国退休海军军官孟席斯先生(Gavin Menzies)。

　　我偶然得知有一位名叫孟席斯的英国人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宣称：郑和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得知此消息后，我迫不及待地购得孟席斯的书。从孟席斯的书中我惊奇地得知，他也是无意间从一幅古代地图中获得了启发。十几年前，孟席斯在一幅1424年的古地图中发现了大西洋的四个岛屿。根据这一线索，孟席斯追踪郑和船队的踪迹。他先后到达一百二十多个国家，走访了九百多家图书馆和博物馆，收集了许多资料和证据。基于大量的调查研究，孟席斯得出了郑和首先发现美洲的论断。

　　孟席斯的论点在世界范围引发很大反响，专家、学者们反应不一，赞同、怀疑、否定和讥讽之声皆有之。中国学界的反应比较冷淡。许多中国史学家认为，孟席斯的观点虽然新颖，但具有很多猜测的成分。有些中国史学家甚至说：孟席斯既看不懂中文又没有足够的中国历史知识，他没有资格对一百多年来数百名中国史学家的研究提出挑战。面对专家、学者们的冷嘲热讽，孟席斯没有退缩，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与那些学术权威展开了论战。

　　孟席斯这种眼界开阔、毫无偏见并且坚定执著的探索精神令我感到十分敬佩，特别是他那不畏权威的勇气深深地触动了我。通过邮件，我与孟席斯取得了联系。出乎预料，这位英国人看到《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照片之后，立即动身来到北京查看原图。

　　当亲眼看到《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时，孟席斯显得异常兴奋，他建议我将此图公之于众。我深知此举的后果：这幅古地图以及我本人将会成为一些学者责难和嘲讽的对象。我的一位朋友在得知我准备发布此图的消息后打来电话，他不可置信地问我：“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你正要挑起一场争斗吗？一方只有两个业余爱好者，你和孟席斯，你俩手中除了一张纸没别的；而另一方却是成千上万的教授、学者……你觉得在这场争斗中你会是胜者吗？”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一问题。但是，我坚信，此图是一幅珍贵的古地图，它忠实地临摹了1418年中国古人绘制的世界地图。我觉得我有责任将此图公之于众，以此抛砖引玉，唤起中国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在孟席斯的安排下，此图于2006年1月被公布于众，并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的巨大反响。中外一些史学家、地图学家纷纷对此图提出了种种质疑。有的学者甚至在尚未见到此图原貌的情况下做出断言，称此幅图为“现代不法奸商根据旧地图以及一知半解的历史知识炮制的伪造品”。

　　对这类评论我并不是很在意，因为从他们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对中国古代地图史并不是非常了解，有的甚至缺乏一些基本的历史常识。然而，令我深感意外并且大惑不解的是来自几位中国地图史学专家的评论。

　　一位对古地图做过一些研究的大学历史系教授撰文声称，从地图学上说，明朝初期要绘制出像《天下诸番识贡图》这样的世界地图，必须有三大前提：“第一，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球体，而不是一个平面；第二，要把地球表现为一幅平面的世界地图，必须要有投影知识与方法；第三，必须非常清楚世界各大洲的实际地理状况。”他进一步认为：“在欧洲的地图学发展史上，我们可以找到这三大前提发展的历程。《天下诸番识贡图》反映的是欧洲地图学发展的成果，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海外探险与制图学发展的成果。相反，在郑和时代的中国，这三大前提都不存在。”另一位专家对记者说：“两个半圆的地图是在17世纪才从西方传入中国，此前，从未发现中国有这样的地图。”这两位学者的评论使我感到，当今中国地图史学研究的水平实在令人担忧。

　　仔细研究这些中国学者对《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的评论，我发现，他们得出这种错误结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古代“天圆地方”之说的误解。这种误解使许多重要的古地图、古代航海记录和古老的地理信息从这些资深的史学家面前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可是，如何才能够证明这些史学家的观点是错误的呢？并且，怎样才能让大众看到隐藏在尘埃之下的历史真相呢？

　　只有一条路：挖掘史料，揭示史实，还历史本来面目。

　　面对千丝万缕的线索、堆积如山的古籍，我的探索应该从何处开始呢？孟席斯的著作给予我很大启发。我应该从欧洲古地图起程，去寻觅那些被遗弃、被忘却、被掩盖的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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