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上有白斑:天生杀人犯：基因和大脑或关暴力犯罪

天生杀人犯：基因和大脑或关暴力犯罪
2010-07-25 09:48:06　来源: 南方都市报(广州)　跟贴 29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科学家已经发现基因和大脑构成和暴力犯罪有着一定的关系。所以有人主张在给罪犯量刑时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已经有罪犯因为拥有“战士”基因而避免了死刑。一位专门研究精神变态者大脑的神经学家在扫描自己的大脑后大吃一惊。 布莱恩·杜根去年承认，在1983年强奸并杀害10岁女孩尼卡里克。审判的焦点是是否对他处以死刑。 布拉德利·沃德洛普砍伤其妻子所用的大砍刀。  基尔和他使用的移动M RI扫描仪。他扫描了1000多名囚徒的大脑，发现其中20%是精神变态者。
法隆的脑扫描图(右)显示他的眶皮质区域——位于眼睛后面——的是黑色的。科学家说，这个区域负责伦理行为、道德决策和冲动控制。左边正常的脑扫描图是法隆的儿子的。南方都市报7月25日报道 科学家已经发现基因和大脑构成和暴力犯罪有着一定的关系。所以有人主张在给罪犯量刑时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已经有罪犯因为拥有“战士”基因而避免了死刑。基因和大脑构成和犯罪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关系？一位专门研究精神变态者大脑的神经学家在扫描自己的大脑后大吃一惊。詹姆斯·法隆一直对罪犯大脑感兴趣。过去近20年，这位加州大学的神经学家一直在研究精神变态者的大脑。他研究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专长之一是发现杀手大脑与普通人大脑的不同。4年前，法隆得到惊人发现。这要从一次家庭烧烤会上法隆和88岁母亲珍妮的一次对话说起。珍妮·法隆回忆说，“我对他说，‘吉姆（詹姆斯的昵称）你为什么不研究研究你父亲的亲戚们？’我记得其中好像有几个疯子。”法隆着手开始调查。“结果找到了一家子非常暴力的人———杀人犯们，”他的一位曾曾外祖父托马斯·科内尔1667年因为杀害自己的母亲被绞死。科内尔一家还出了好几个杀人犯，其中包括丽兹·博登。1882年，她被控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和继母。法隆被自己的祖先们吓了一跳，开始调查他自己的亲人中是否有人具备“杀手的大脑”。因为他研究过几十名精神变态者的大脑，清楚地知道要寻找什么。他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调出一张大脑部图片。“这是不正常的人的大脑，”他指着图片说。上面显示着一块块的黄色、红色。然后他又指着正位于眼睛后面的部位说，“看看———这里什么都没有。”这一块叫眶皮质，法隆和其他神经学家认为，这个区域负责伦理行为、道德决定和冲动控制。法隆说，“这个区域不活跃的人，要么无拘无束，要么是精神变态者。”他的说法显然太简单化。他继续说，眶皮质有约束大脑另一区域扁桃核的作用，扁桃核负责攻击性和食欲。但在某些人的大脑中，眶皮质无法正常工作，也许因为受过伤、也许天生如此。“剩下的是什么？什么将占据主导？”法隆自问自答说“愤怒、暴力、食欲、性欲。”法隆说，他的亲人中没有人有这些行为问题。但他想要进一步确定。他手上已经有现成的材料。之前他曾说服他的10位近亲接受PET脑扫描，并把一份血液样本交给他，用于研究他的家族是否有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得知祖先的暴力史后，他重新检查了这些扫描图像，再与精神变态者的大脑图像进行对比。他的妻子、母亲、兄弟姐妹、孩子的图像都是正常的。“然后我看了看我自己的PET图像，结果发现了让我难以启齿的东西。”他不愿谈论的是，他的眶皮质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活动。“单看这些PET图像，我和那些杀人犯一样。”法隆提醒说，这是一个新研究领域。科学家还刚开始研究眶皮质，对罪犯的大脑研究更少。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一些人的大脑使人具有暴力和精神变态倾向，而且这种特点可以遗传。于是詹姆斯·法隆开始了他家庭实验的下半部分。除了大脑扫描之外，法隆还测试了每个家庭成员的D N A，寻找和暴力有关的基因。他查看了12个和攻击性、暴力相关的基因，最后瞄准了M A O -A.这个基因又叫“战士基因”，因为它的作用是调节脑中的5-羟色胺。5-羟色胺影响人的情绪，很多科学家认为，如果你拥有某种版本的战士基因，那么你的大脑无法对5-羟色胺的镇定效果做出反应。法隆从笔记本中调出了另一组图片，上面记录了一串家庭成员的名字，旁边是他们的基因类型。除了一个人之外，他家族中的其他都有低暴力版本的M A O -A基因。“你看到了吗。我100%符合罪犯类型，”他停顿片刻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天生是个杀手。”但法隆并不认为某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基因。它们只是让人具有某种倾向。然而，“当我把两项研究结果放在一起，坦白说，还是有些让人苦恼。”法隆笑着说，“我并不认为我是精神变态者，但我的大脑图像又和精神变态者一样。”我问他的妻子黛安，她对这个结果有什么看法。“我并不太在意，”她说，“毕竟我12岁就认识他。”黛安也许并不需要担心。科学家说，仅仅是大脑模式和基因构成并不会导致精神变态，还需要第三种元素：童年被虐待。“幸运的是，他小时候没有被虐待，”黛安说。詹姆斯·法隆说，他有一个完美的童年。有爱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但这一次家庭研究改变了他对先天和后天的看法。他一度认为，基因和脑决定了我们的一切。但现在他认为，也许他童年对他的人生起到了决定因素。法隆认为那些精神变态者也值得同情，3种不幸的元素碰到一起，造就了他们的不幸命运。但是，那些强奸杀人犯也值得同情吗？我们能否在法庭上为他们辩护说，是他们的大脑让他们犯罪？事实上，神经学已经作为证据出现在法庭上。肯特·基尔研究过几百个精神变态者。他是新墨西哥大学教授，世界研究精神变态者的权威。他说，经常能从他们的眼睛看出端倪：他们有一种特别的眼神，似乎在寻找某种信号，好做出相应反应。但眼睛并不是精神病学研究范围，只是一个线索。基尔研究的主要工具是《哈尔精神疗法清单》，它测量的特征包括是否能感受同情、悔恨、病态撒谎、冲动。根据测量结果可以得出分数，分值在0至40之间。基尔说，“普通男性的平均分为4-5分；囚犯平均分为22分。精神变态者分值超过30分。布莱恩的得分为38.5.布莱恩全名布莱恩·杜根。他因为强奸和谋杀，被判两项无期徒刑。去年7月，杜根承认1983年强奸并杀害了10岁的女孩吉奈恩·尼卡里克。关键的问题是是否要对他处以死刑。辩护律师雇佣基尔对杜根进行心理评估。在一份访谈录像中，杜根讲述了他本来只打算抢劫尼卡里克的家。结果发现了屋里的小女孩。“她走到门边……”杜根用平静没有感情的声音说，“我好像突然失控了，从海德医生变成了化身博士。”杜根穿着橙色的连身衣，看上去平静、普通———然后他抬手拿起杯子喝水，露出手铐。杜根很聪明，IQ超过140，但他承认他一直是个情感麻木的人。他告诉基尔，在监狱中度过的1/4个世纪里，他似乎产生了一点懊悔感。“我也有同情心，但好像被阻挡了，”他说“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基尔说，他听过很多类似的话：为了获得假释，所有精神变态者都宣称，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感到悔恨。“但当你再问他们，‘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觉得很糟糕？’这时，布莱恩会盯着你回答，‘你什么意思？’他们看着你，好像在说，‘能给点帮助吗？一点暗示？能否让我给朋友打个电话？’他们根本无法描述悔恨的真正感受。”基尔说，杜根等人情感麻木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大脑的物理构成与常人不同。他有脑部扫描图像为证。6月一个晴朗的上午，在阿尔伯克基的青年诊断发展中心，犯有暴力罪的少年犯们排队走过。一辆巨大的拖车从大门开进来，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这是基尔的宝贝，新墨西哥大学提供的价值200万美元的移动M R I扫描仪。过去几年，基尔拖着这台M R I跑遍了州里的监狱，他扫描了1000多名罪犯的大脑，其中20%为精神变态者。由于道德原因，基尔不能让我观看罪犯的大脑被扫描的过程。于是他让他的助手凯文·巴赫演示给我看。准备几分钟后，巴赫钻进扫描仪，他抬头可以看到一个屏幕，上面显示了3类图像。一类描绘了触犯道德的景象：3个戴着帽子的3K党徒正在点燃一个十字架；另一类描绘了调动情绪但道德立场不明的景象：一辆燃烧的汽车，汽车起火的原因不明；最后一类图像是中立的：比如一名学生站在本生灯旁。被测试者要判断这些图片是否违反道德，并根据严重程度打1至5分。基尔说，多数精神变态者的判断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认为3K党图像违反道德。关键的区别在于：精神变态者的大脑反应和普通人不同。普通人看到一张违背道德的图片时，边缘系统（大脑半球内侧面皮层与脑干连接部和胼胝周结构，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各皮层下结构）突然亮起来。这个区域被基尔称为“情感回路”，还包括眼睛上面的眶皮质和大脑内部的扁桃核。但杜根之类的精神变态者看到3K党的图像时，他们的情感回路不会发生相同反应。“我们有大量数据说明精神变态者处理这类信息的方式不同，”基尔说，“布莱恩的大脑和其他精神变态者处理信息的方式一样。”基尔说，情感回路可能是阻止某人犯罪的刹车。但是在杜根这样的精神变态者身上，刹车失效了。从某方面说，精神变态者有点像智商低的人，无法对他们的行为完全负责。法律区别对待低智商者，不能对他们实施死刑。基尔说，“如果我告诉你，精神变态者的情商只相当于5岁小孩？是否因此可以认为，在量刑时也该对他们区别对待呢。”这正是杜根的律师去年11月所做的抗辩。律师史蒂文·格林伯格说，杜根并不是疯子。他能判断对错。但却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不应该因为某人天生的缺陷而处死某人，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错，”格林伯格说，“犯罪是他们的错，杜根也承认这一点，他并没有要求无罪释放。他只要求不要杀死他，因为他生成这个样子并不是他的错。”这一辩护让威德纳大学法学院的法医心理学家史蒂文·埃里克森感到难以接受。他指出，醉酒者的大脑也是不正常的。那么醉酒者杀人是否也可以获得减刑呢？“还有患抑郁症的人？他们的大脑也是不正常的。他们是否也该享受优待？”他说，“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法律对大脑正常与否不感兴趣。法律只在乎，人在实施犯罪时是否能够判断对错。”审判时，控方心理学专家，纽约大学医学院的乔纳森·布罗迪说，即便杜根的大脑是不正常的，大脑并不主宰行为。“根据脑扫描图像显示，还有很多人有精神变态倾向，但是他们并没有反社会行为，没有强奸杀人。”此外，杜根2009年的脑扫描图无法说明他1983年行凶时的大脑状态。陪审团在10小时的讨论过程中要求再次阅读全部关于神经学的证词。最终，他们宣判了杜根的死刑。杜根已经提起上诉。与此同时，基尔认为，杜根的案子标志了一场法庭革命：“神经学和神经影像学将改变我们对刑罚的看法，改变我们与人相处的方式。”正如D N A一样，他认为脑扫描最终将成为标准证据，并最终颠覆我们对犯罪和惩罚的看法。当警察抵达布拉德利·沃德洛普的活动房屋时，他们发现一片狼藉。墙壁、地板、卡车外部、连案发前沃德洛普正在阅读的《圣经》上都溅了血。助理检察官德鲁·罗宾逊说，2006年10月16日，沃德洛普正等待他关系疏远的妻子带着他们的4个孩子来过周末。之前他一直在喝酒。当他的妻子说要和她的朋友莱斯利·布拉德肖一同离开时，三人打了起来。沃德洛普朝布拉德肖开了8枪，用一个尖锐物体敲开了她的脑袋。他又拿起一把大砍刀，追赶妻子彭妮，切断了她的手指，往她身上砍了很多刀。检察官辛西娅·罗克洛伊·施梅尔说，“我还没有见过如此明目张胆的谋杀，到处都是血。”检察官控告沃德洛普对布拉德肖犯有谋杀罪，可判死刑，另外对其妻子犯有一级谋杀未遂罪。在他们看来，沃德洛普的行为是故意的，有预谋的。施梅尔说，“在犯罪现场发现的大量证据说明，杀人是他有意识的选择。证据之一，他告诉自己的孩子说，‘来跟你们的妈妈说再见，’说明他有了杀害她的打算。此外他准备了手枪和弯刀。”这看上去是个简单明了的案子。沃德洛普本人在去年的审判中也这么说。他说在杀人的那个晚上，他突然就“失控了”。他承认他杀害了莱斯利·布拉德肖，袭击了他的妻子“我并不对我的行为感到骄傲。”“案子的关键从来就不是谁是罪犯？”辩方律师怀利·理查德森说，“关键是为什么？”理查德森说，他意识到法庭上的证词将是“血淋淋”的。辩护团队并没有试图回避这些血腥的证据，而试图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要怎么做？答案原来藏在布拉德利·沃德洛普的基因中。理查德森立刻找到了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法医精神病学家威廉·伯内特。要他对沃德洛普进行一次心理评估。伯内特还采集了血样，带回范德比尔特大学分子遗传学实验室。自2004年起，伯内特和实验室主任辛迪·维纶卡克·琼斯一直在分析沃德洛普这类暴力罪犯的D N A.他们测试了30多名罪犯，其中多数是谋杀犯。他们要寻找的是M A O -A基因的变种———和暴力倾向有关的“战士基因”。伯内特说，他们发现沃德洛普携带有高危险版本的M A O -A基因。伯内特解释说，“他的基因构成，在加上他童年被虐待的经历，综合造成了他的暴力倾向。”在检察官的强烈反对下，法官允许伯内特出庭作证，说明上述两个因素解释了为什么沃德洛普在犯罪当晚会“失控”。“我们并没有说，这些事情让他变得暴力，但它们肯定构成了风险因素。”伯内特说，过去10年的研究显示，高风险基因加上童年被虐待的经历可能使一个人犯下暴力罪行的几率增加400%.同时他也指出，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M A O -A基因和暴力的联系，但他告诉陪审团，他个人感觉这个基因加上童年被虐待经历是一种危险的组合。“一个人无法选择拥有某个特别的基因或某种基因组合，”伯内特说，“一个人无法选择童年是否遭受虐待。因此，我认为在量刑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基因测试只是沃德洛普辩护的一方面。他的律师说他还患有抑郁症和间歇性爆发性障碍，很容易冲动。但律师莎莉·泰罗说，基因证据起到了关键作用。她说，“如果不是有这方面的证据，陪审团将只看到那些可怕的照片，带血的大砍刀，想象他如何挥刀猛砍她的妻子。他们会认为，他是不可救药的罪犯。应该送上绞架。但当他们听了所有的神经学、遗传学证据，他们开始理解他行凶的原因。”“你向陪审团呈现的信息越多，越让他们混乱，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犯罪事实上引开。”检察官罗宾逊说，“这样做总是有风险的，要求陪审团掌握的信息太多。”为了反驳伯内特的证词，罗宾逊找来了他自己的专家：精神病学家特里·霍尔姆斯。霍尔姆斯认为陪审团应该忽略所谓基因证据。他说，“这个人喝醉了酒，很疯狂，意图伤人。这和他的基因构成没有任何关系。”霍尔姆斯认为，现在就将基因证据用在法庭上为时尚早。陪审员中也有分歧。陪审员谢利·拉德说部分陪审员认为基因证据很重要，另外一些则正相反。“有强硬派想要严惩罪犯，也有人对他感到同情，”最后一类则比较谨慎。但拉德说，基因证据确实对最终的裁决———是否宣判谋杀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具有很大影响。陪审员认为他的行为并没有预谋，因此同意被告律师的观点：沃德洛普突然失控了。拉德说，“我记得在讨论的时候，有人说到，‘如果我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也会失控，’但事实更加复杂，他的人生、他过去的经历最终导致了一切。”也包括他的基因吗？“当然，”拉德说，“他的背景包括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另一位陪审员黛比·比蒂说，基因证据让她相信，沃德洛普在行凶时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他显然是有问题的，换一个人在同样的情况下肯定会有不同的反应。”虽然检察官试图淡化基因证据，比蒂却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坏基因就是坏基因，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经过11个小时的讨论，陪审团判决沃德洛普犯了非预谋故意杀人———而非谋杀———和二级谋杀未遂。
这个裁决让检察官德鲁·罗宾逊大吃一惊。“我简直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另一位检察官辛西娅·罗克洛伊·施梅尔担心这类辩护将成为未来趋势。“辩护律师们不择手段，任何能够帮助他们的顾客减刑的方式都会尝试。”沃德洛普的律师怀利·理查德森说施梅尔说得并没有错，“在恰当的情况下，我会再使用基因证据，在这个案子中就奏效了。”此案法官宣判沃德洛普32年牢狱。在审判时，法官卡罗尔·罗斯告诉沃德洛普，他如果想要上诉，最好三思而行，控方不介意再审一遍，并要求动用死刑。换一个陪审团，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科学家和法律专家认为，随着神经学证据进入法庭，未来还可能出现更多类似的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