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律”机制：促进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王占阳
战争年代，你不自律，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就面临付出生命代价的危险。所以，当前党风的好坏，关键不是自律，而是要解决他律的问题

    党风的好坏，关键不是自律，而是要解决“他律”的问题

    人民论坛记者：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您认为我们哪些保持得比较好，哪些流失得比较严重？

    王占阳：大体来讲，可能只有注重学习这个传统保持得好，其他各项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最重要的传统是坚持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的宗旨所在，我们不得不承认流失比较严重。从三大作风来看，最核心的密切联系群众，在部分干部那里变成了密切联系领导、漠视群众，个别干部甚至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上；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不少场合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吹捧与自我吹捧，特别是“一把手”不受来自下级的批评监督现象非常严重；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理论自说自话，不能客观反映现实，一些干部不学理论、不懂理论，不会用理论推动工作，无法赢得尊重和信任。

    当然，要考察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流失比较严重，要放到党风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去看。优良传统的流失存在客观因素。这些优良的传统都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形成的，生死搏斗的战争条件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过滤筛选机制，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机制消失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就注意到了“这种机制消失”的问题，建议在和平时期建立新的“他律”，即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整党整风。1951年，他在“春藕斋讲话”中提出“我们不熟悉搞选举，党内也不熟习，不习惯，这是不好的。最近北京郊区搞选举，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村干部选不上，原因是不少村干部疲塌、消极、强迫命令、贪污腐化。……搬掉了你，你在党内还要检讨，为什么老百姓不要你，要检讨一番。选举要很好地搞，这也是为建设作准备，没有人民民主不好搞建设。最近发现东北的贪污分子多和商人勾结起来，这样的事情很多。在社会主义国家，老百姓选举就是整风、批评，这是促进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过去我们把它忽视了。” 

    人民论坛记者：您曾提到“当前的最大危险就是执政党腐化变质”，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执政党腐化变质的风险就在于没有坚持好优良传统？

    王占阳：这两者之间不是因果关系，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轻一点来讲是党风问题，严重的说是党的性质问题，党的性质问题是抽象的，而党风就是具体的表现。

    和平时期，党风的好坏归根结底取决于体制机制，即制度安排。这需要必要的竞争，没有来自人民的真正的监督，就无法对权力进行实质性的制约。强大的他律导致强大的自律，他律消失，自律也变弱化了。战争年代，你不自律，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就面临付出生命代价的危险。所以，当前党风的好坏，关键不是自律，而是要解决他律的问题。

    党的领导的核心要求：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人民论坛记者：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前提下的党的领导，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请您谈谈，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正确认识这一传统呢？

    王占阳： 在政治领域内，“坚持党的领导”具有合理性的前提就是共产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说到底，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是为普罗大众服务的党，而国民党是为所谓的精英阶层服务的。

    正确认识这一传统，首先要在理论上明确党的领导要跟改革开放相统一的原则，也就是必须具备充分改革开放的包容度，继续推进民主政治。

    其次，要明确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哪一条都不能少，只是片面强调党的领导，容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只注重党的领导实际上就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就会滑向“权贵资本主义”，这种割裂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最终将导致腐败。

    人民论坛记者：新时期，我们还要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前提下的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性，怎样才算真正坚持“党的领导”？

    王占阳：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重要的一个方面必须把人民当家作主发展起来。从党建的角度来看：人民当家作主是保证党的性质的关键，老百姓当家作主就是老百姓有权力监督党的领导。权力制约是没有权力的人制约有权力的人；有权利而无权力的人制约有权力的人。是否积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这是关系到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二者不能颠倒，颠倒也就意味着共产党的变性。如果不是把共产党放在人民工具的位置上，而是把它变成了控制人民的工具，不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名反对和压制人民当家作主，不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是反过来要求和迫使人民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服务，那就是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了，也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对立起来了，而在这种对立之中，共产党就不再是共产党了，而“党的领导”也不知是哪个党的领导了，尽管它在名义上还是共产党的领导。所以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工具论，实乃共产党之为共产党、“党的领导”之为“共产党的领导”的关键所在。

    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坚持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出于公心认真对待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必然会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必然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另外需要澄清的是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不是一个概念，党的领导的核心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领导中国前进，而不是单纯坚持稳定压倒一切，不是包揽权力不放。要坚持有效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改革。就像有首歌唱的，“它领导中国走向光明”。这是党的领导的核心要求。

    真正坚持为人民服务，必然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人民论坛记者：目前，我们传承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前提下的党的领导，要靠什么呢？ 

    王占阳：真正强大的机制是来自于人民对党员领导干部的选举权、监督权。党的优良传统的流失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缺乏代际之间的可传承性。因此，要在制度上建立民主制度：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前提下的党的领导，在和平年代实际上就是通过和平竞争的方式，更好地赢得人民的信任，因此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就会蜕化变质。有效遏制变质倾向，从反腐败的高度来看，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前提下的党的领导，逐步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有必要的。

    邓小平在这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讲得很明确：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弊端的“总病根”就在于“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任务是“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方法是“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党政分开”等等。 

    人民论坛记者：有一种论调说，强化人大的权力会弱化党的领导，您怎么看？

    王占阳：党权是有边界的，应把党权限制在合理的、应有的范围内，恢复民权应有的地位。党权不分，党政不分是必须纠正的，党权超过了应有的边界，甚至党权占据民权、政府权、司法权的领域，都是很危险的。过度的所谓“党权”不是真正的党权，同国民党的“党国”、苏联流传下来的过度党权相似了。

    适当的妥协和必要的改革，才能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人民论坛记者：具体而言，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我们应该怎么做？

    王占阳：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首先就要从统治者统治人民的陈腐思想和心态中解放出来，真正树立起向往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只有这样，才能从党权与民权两极对立、排斥民权的伪社会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真心实意地追求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我们还特别需要通过关键性的制度创新，着力克服苏联式政体中党权与民权互不兼容的制度弊端，切实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统一。

    我国只应走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的改革道路，而不是走以党权否定民权的保守、反动道路，也不是走以民权否定党权的激进主义道路。党权要保持，民权要伸张。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做实人大。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我以为，所谓改善党的领导，主要就是通过推进人大民主化而形成现代化的新型党的领导。

    要不要搞普选制，这个是不需要争论的，宪法已经规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关于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我在前两年已经提出，可以通过建立一种新型的普选制来实现。比如，可以规定70%的人大席位是政党席，30%的人大席位是非政党席。政党席专属于中共和民主党派。这70%的席位定了，再怎么选中共也是人大中的多数党。这就能够确保中共在人大的领导地位和中共的组阁权。

    当然还必须考虑中国的现状，我们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大限度的包容和实现各方利益的改革，为此，我们必须做出相当程度的实质妥协，这样才能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各方的普遍共赢。惟其如此，通过适当的妥协和必要的改革，才能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观点争鸣

    优良传统传承如何制度化

    论点一：需要加强制度建设

    密切联系群众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个很具体、很细致的实践问题。要确保做到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比如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确保有一定的时间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指导工作、解决问题，增进对人民群众的理解，加深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比如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使每个领导干部相对固定联系一家企业、一个街道、一个学校等，以点带面，保持与人民群众的经常性联系。

    （吴灵臣）

    论点二：属道德范畴，不能“泛制度”化 

    近些年来，我们在舆论宣传中，甚至在实际工作中，存在“泛制度”倾向，动不动就是制度问题，似乎“制度万能，决定一切”。 实践证明，不强调道德要求和修养，以制度（法律）许可不许可作为自己行为的取舍标准，那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就会下降，制度也就保证不了。比如联系群众，你怎么去把标准“刚性”化？怎么做算是遵守了联系群众的制度？怎么做算是违反了这个制度？就十分难讲。市委书记挤公共汽车，算是遵守了“联系群众”的制度，那么，是不是说坐轿车上下班、开会、出差，就是违反了“联系群众”的制度？此标准一出，岂不是乱了套。

    （储瑞耕）

    论点三：不仅要制度建设，更要主动创新

    党的优良传统如何传承，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社会思潮和民众的生活方式等日趋多样，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也呈复杂化和多元化色彩。因此，传承好党的优良传统，不仅要在制度建设上作文章，更关键的需在主动性上作文章，就是要积极主动探究新形势下党的优良传统传承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效寻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策略、新手段。

    有主动性才能创新传承优良传统。全新的社会图景、复杂的社会环境虽然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诸多难题，提出许多挑战，但也为党的优良传统传承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加强对新时期、新课题的探究，科学地把党的优良传统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时代的观点对党的优良传统审视，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目标予以定位，在不同时期的党的传统的传承必须结合不同时期的特定背景，不断创新发展。

    主动性还要求党的优良传统要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抢占社会主义精神文化阵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党的优良传统传承与经济发展等具体工作同步进行，才能真正使党的优良传统传承贯穿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全过程，才能真正发挥出党的优良传统传承对于经济工作、全局工作的保证与服务作用。

    （王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