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瓜白粉病:谁主沉浮：信息帝国兴衰史

Tim Wu  著      Justice  译

第一章  颠覆性创建者

      在国家地理学会为贝尔公司举办盛大庆功晚宴的整整四十年前，亚历山大?贝尔窝在波士顿的一家机械厂的阁楼实验室里，再次尝试从电线中弄出声音。可是，他的种种努力，几乎都是徒劳的。那时的贝尔公司，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看不到希望的初创公司。

      贝尔当时是教授、业余发明家，对经商无甚兴趣。他的专长与日常工作是给听障人士授课。其公司的主要投资人兼董事长加迪纳?格林?哈伯德（Gardiner Green Hubbard），系专利律师以及电报垄断商西联公司（Western Union）的主要批评者。哈伯德负责打理贝尔最有价值的资产：电话专利。该专利申请，甚至是在贝尔尚未制造出工作样机前就提出了。除哈伯德外，贝尔公司只有一名雇员，即贝尔的助手托马斯?华特森（Thomas Watson）。当时情况，就是如此。

      倘若国家地理学会盛宴展示的，是贝尔公司处于垄断顶峰的情形，如下则是该公司处于初创谷底时期的情形：贝尔与华特森在他们小小的阁楼实验室里，忙忙碌碌地辛苦工作。一切发明故事都是这么开始的：在一个孤单单的房间里，一、两个人绞尽脑汁试图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许多革命性创新发明最初均如此，都是由行外人士、业余爱好者以及理想主义者在阁楼或者修理厂着手进行的。在本书中，贝尔和华特森那样孤独工作的身影，将反复出现。无线电、电视、个人电脑、有线电视以及诸如谷歌、苹果那样的大公司的诞生，莫不如此。那些重要时刻，是理解孤独发明家的故事的关键。

      在整个二十世纪，大多数历史学家以及创新理论家，都有点怀疑像贝尔那样的创造发明故事的重要性。那些思想家认为，人们是为了寻找引人入胜的故事，才过度夸大了英雄式发明家原型的成就。正如威廉?费希尔所说：“就如传奇式完美创作生涯一样，人们绘声绘色描述的发明家都是历经了漫长的痛苦岁月。”毋庸置疑，那些评论家是一语中的：即使是最令人惊叹的发明，通常也都是由两个或者更多的人各自同时创造的。倘若确实如此，发明家的天才究竟要有多超群？2

      发明电话的故事，是最好不过的例子。就在亚历山大?贝尔申请其发明专利的那一天，另一个名叫艾利沙?格雷（Elisha Gray）的人，也在专利局为同样的技术突破申请专利。这种巧合，使贝尔的“我想出来了”之语有所逊色。而且人们越是探究电话的发明史，就会发现越多不利于贝尔的情形。在1861年，即贝尔发明电话的十六年前，有一个名叫约翰尼?菲利普?雷斯（Johann Philip Reis）的德国人，就已经向法兰克福的物理学会展示了一部最原始的电话，并声称：“借助电流，发明者可以在远处复制乐器的音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复制人类的声音。”因此，德国长期以来都认为雷斯是电话的发明者。另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小镇名叫丹尼尔?德洛堡（Daniel Drawbaugh）的电工，后来也声称，在1869年他已经在其房子里安装了一部工作电话。他提供了数部样机和证明在那时目睹或者听说其发明的七十个证人。1888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其提出的诉讼时，有三位大法官认定：“有优势证据”证明，“早在1869年，德洛堡就在其工厂里制造并展示了其借以通话的电气装置。”

      因此，说不存在唯一的电话发明者，是颇有道理的。这一现实揭示，我们所称的发明，尽管不容易做出，却完全是技术发展达到许多人都可以取得下一步进展时所发生的东西。到贝尔所处的时代，其他人已经发明了电线和电报，已经发现了电流和声学的基本原理，留给贝尔的任务就是把各种部件装配起来：这虽然是高难技艺，但绝不是什么超人技艺。从这个角度而言，发明家通常更像是手艺人，而不是魔术师。1

      那么，孤独的、行外的发明家是否只是吹得天花乱坠的虚构故事，无甚作用？不，其作用是巨大的，但其理由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我们所记住的发明家作为发明者所起的作用，远远不如其作为撼动现有技术现状的“颠覆性”企业创建者所起的作用。因环境或者运气的原因，他们恰好处于规划未来和创建采用其发明的企业的正确位置。

      我们还是先看看发明创造行为吧。此处的行外人士的重要性，在于其出现在远离处理当前问题的主流思想的正确距离。那种距离让他处于近得足以了解所存在问题的视角，又处于远得足以拥有更为自由的思想，可以这么说，是处于远得足以更能摆脱对事物本来面目相对的扭曲认知的距离。这种创新位置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搅翻一个行业的发明家，都是行外人士，甚至是被该行业所抛弃的人士。

      要理解上述道理，必须掌握“持续性（sustaining）”与“颠覆性”这两种不同类型创新的差异。创新理论家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对此作了最佳阐述：持续性创新，是指使产品变得更好的改进行为，不会对该产品的市场造成威胁。颠覆性创新则不同，具有完全取代某种产品的威胁。改进打字机的电动打字机与代替打字机的文字处理器，就存在这种区别。

      行外发明家的另一优势，更主要的不在于其想象力，而在于他是客观公正的一方。这种位置，让他拥有创造可能挑战甚至摧毁主导行业的商业模式的发明。行外认人士常常是唯一能够拥有破釜沉舟决心之人、唯一能够为挑战现有行业而创建新行业之人或者能够提出崭新商业模式之人。那些与既有行业——往往是处于低潮的企业——存在更密切联系的人，始终面临着如下巨大压力：不得创造会毁灭其老板的东西。行外人士则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说直白点，这不仅仅是距离的问题，而是正确距离的问题，距离太远也不适合。也许丹尼尔?德洛堡确实比贝尔早七年就发明了电话。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其发明电话这件事，即使确实是他发明的，那又有什么用呢？毕竟他只是发明了它而已。他注定只是一个发明家，而不是一个创建者，就是因为他与创建颠覆性行业的行动离得太远了。在这点上而言，贝尔与头号垄断商西联公司的仇敌哈伯德的合作，十分重要，因为正是哈伯德让贝尔的发明化作了撼动西联公司的行动。

      无论如何，我并非认为，发明只是孤独者的专利，其他人的灵感都被压制了。这不是一部讨论哪种捕鼠器更好的著述。我是说，发展周期是由推翻一度欣欣向荣的行业、扳倒占支配地位的行业集团并改变世界的颠覆性发明提供动力的。如此发明，虽然极其罕见，但就是它们让发展周期不断运转的。

      让我们继续关注波士顿实验室里的贝尔吧。毫无疑问，贝尔拥有某些关键优势，如熟悉声学知识。目前可以在线阅读的贝尔实验室笔记，就显示他很勤奋。不过，他最重要的优势，并非这些东西，而是当时其他人也着迷于改进电报。至1870年代时，发明家和投资家都明白，有可能存在电话机这种东西，但在当时看来是遥不可及、很不现实的东西。当时把此事当真的人们意识到，真正重要的是有更好的电报技术。发明家们在争先恐后地打造“音乐电报机”，这是一种可以在同一时间在同一条线上传输多种信息的装置。当时人们另一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是一台可以在家里复制电报的装置。

      贝尔不可能不受这些东西的诱惑。有人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搞这种东西，而贝尔也在反复实验以期发明更好的电报。当然，贝尔的资助人就认为，这种东西就是他们付出金钱所要的回报。加迪纳?哈伯德，他的主要投资人，最初怀疑贝尔能否发明电话。它“或许永远只是科技玩具，”哈伯德告诉贝尔说，“你最好丢掉脑中的幻想，继续研究音乐电报。要是成功了，你就会成为百万富翁。”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哈伯德明白有可能发明可以摧毁其私敌电报公司的电话。与此相反，贝尔的竞争对手，艾利沙?格雷，却不得不撇开其主要投资人萨缪尔?S?怀特（Samuel S. White）搞电话研究。事实上，要是怀特不反对，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格雷可以早在贝尔之前就制造出能够投入使用的电话并获得专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