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可以吃金鸡毛草吗?:弄堂里的叫卖文化

　　“薏米杏仁莲心粥！”

　　“玫瑰白糖伦教糕！”

　　“虾肉馄饨面！”

　　“五香茶叶蛋！”

　　这是鲁迅先生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中怀念20年代他初到上海时闸北一带弄演唱内外叫卖零食的声音。他认为那些口号既漂亮又具艺朮性，使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慨”。

　　“弄堂”是上海人对里弄的俗称，“里弄房子”就是弄堂建筑。在弄堂里除了有叫卖零食点心之外，还有叫卖青菜、豆腐、瓜果、鸡蛋的，时而还有活鸡活鸭；每隔几天还有把服务送上门的修理棕棚、补皮鞋与弹棉花胎之类。他们各行业有各自的呼唤声调，使人一听便知道是什幺行业的人来了。此外，还有算命的、化缘的；晚上，当夜深人静时还有声调凄凉的卖炒白果与卖长锭的，更有使人毛骨悚然的为家中病孩召魂的长嚎声。由于弄堂房子家家户户紧挨着，共同分享屋前屋后的弄堂，平时出入照面时常会打个招呼或寒暄几句。一有叫卖声，抱有共同兴趣的主妇就会应声而出，于是对货色评头论足、讨价还价、交流观点之声不绝。更有借此机会交头接耳，交换东家或西家最新信息，把本来要卖东西的原意也忘掉了。它的优点是这里的生活富于邻里感，邻居相互帮助。亲如一家，特别是所谓上海人其实多为外来人，“远亲不如近邻”在这里最能体现。缺点是，“对于靠笔墨为生的人们，却有一点害处，假如你还没有练到‘心如古井’，就可以被闹得整天整夜写不出什幺东西来”（鲁迅，同上文）。此外，在大型的弄堂里，居民鱼龙混杂、人各有志，接近了就难免会生是非，一不小心就会惹出各种各样的弄堂风波来。人们常说上海人善于处世、门槛精，可能从小就处在这个微妙的小社会里，接受这个小社会关于人际关系的教育有关。

　　弄堂与弄堂房子是上海开埠后的土产。起初英国人只许中国人在租界工作，不同意居住。后来发现要发挥上海可能成为都市的潜力，仅仅靠那些为数不多的外侨（1865年在法租界的外侨为460人，英租界可能多一些）是不行的。那时恰逢太平天国运动进入江南（1853年），大量富有与中产阶级的中国难民要求移入，于是租界当局顺水推舟，公开向中国居民开放。为了便于管理，便在指定的地块上兴建大批集体住宅。房子为立帖式结构，像兵营一样联立成行，并于行列组成网络，对内交通自如，对外只有总弄能达到马路，弄口设铁门，可以随时关闭。没有想到，这种原本始于方便管理、统一建造的集体住宅很快便发展成为综合有东西方居住特色的上海弄堂，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成为上海经济活动中最活跃与规模最大的房地产业的中坚。大规模建造的弄堂房子不仅租界有，华界亦有。至于它们的类型与各类型的特色，这里就不赘述了。但从解放前上海418.94万的居民来看，除了少数的外侨与中国富人（约占5%）住的花园住宅，与100余万贫民住在城市边没用草、竹、芦草搭成的棚屋之外，绝大多数居民，包括中中国与外侨的白领阶层均住在各式弄堂中，总面积达两千余万平方米。无怪只要居高临下，满目所及是一片片节比鳞次、此起彼伏、像波浪似的各式弄堂的屋面。

　　建筑是社会生活的镜子，居住建筑尤其这样。在上海能住得上弄堂的，至少也得是有固定收者，否则无法交付每月到期必须缴纳的房租与房捐（或称巡捕捐、绿衣捐）。在旧上海，不交房钿就要逐出，这是天经地义地事。

　　既然社会是分层次的，弄堂也有高中低之分。不同级别的弄堂房子在质量上虽有差别，但更重要的是地段。一般来说，位于闸北、南市的较差，虹口稍微好些，静安寺路（南京西路）与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带最好。故上海有“上只角”、“下只角”之称谓，“上只角”指城市西区的高级住宅区，两“角”的房租可以差三四倍甚至十倍以上。南京路中心地段的弄堂在早期时曾因其商业价值而兴旺，它们是上海最早的“商住楼”。当时无论是广邦或宁邦的“字号”（进出口行）均集中于此。这些房子常为“三上三下”或“五上五下”，开间较大，前店后屋或下店上屋，前面的天井可临时货栈之用，后面还有可供职工居住的“后楼”。30年代，随着进出口业体制的更新与新型办公楼的兴建，这些弄堂逐渐沦为居住条件较差之列。

　　弄堂级别还反映在弄堂里的生活与文化中。“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言，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上海的儿童》）这无疑是鲁迅得先生对低级弄堂的写照。在这样的弄堂里，居民为了减轻房租负担干脆想通过房子来赚钱，总是把多余的房间分租出去，自己当起“二房东”来。也有真实性把房子横七竖八地划分为小间，上面还要搭上搁楼，出租给外地到上海来谋生或逃难的人。因而这里人口密度高、成份杂、居住条件恶劣，是非多。讽刺剧《七十二家房客》就出于此。另外，本文之初谈及的邻里感特强的弄堂可能属于中级或中低级。这里也有“二房东”和“三房客”，但房东对房客是有所选择的。有趣的是，当时许多为了逃避内地白色恐怖而躲到上海来的进步文人大多落脚在此类弄堂中的亭子间，于是出现了我国近代文学史中的一个小派别“亭子间文学”。“亭子间文学”并非描写亭子间，而是这些住在朝北的、看到阳光的、冬冷夏热的亭子间中的文人，在苛刻的生活条件下写出来的现实主义进步文学。今天当人们怀念邻里感时，常常会把上海的弄堂同邻里感捆在一起，其实并不当然。看来越是高级的弄堂，其人际关系也就越是淡漠。在那些沉静而优雅的高级弄堂里，除了有三五个男孩在那里玩耍外，很少有人在此停步。偶而有三两个人聚在一起低声谈话则大多为某家的“娘姨”（保姆）或“大师傅”（厨师）。假如哪一扇门忽然开了在迎宾或送客，甚至有些不寻常的活动时，人们也只是装成漫不经心地遥望着，不会去围观。

　　有些大型的，拥有数百户甚至成千户的弄堂，俨然就像一个城中之城。里面有杂货店、小吃店、理发店、老虎灶、裁缝店、甚至还有工厂。上海的“弄堂工厂”是上海工业与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些厂大多为技朮工人出身，带着几个徒弟，运用大厂扔下来的边脚料或下脚货，经过因材施用，精心设计，认真制作，竟造出许多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并在小商品市场中占着重要席位。解放后的上钢八厂便是以几个“弄堂工厂”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上海弄堂还有一个特产，就是“弄堂公馆”。过去在鱼龙混杂、而虞我诈的旧上海中，人们必须会一套自我保护的方法，“弄堂公馆”就是其一。当时，有些富人在为自己建造大公馆时，不是堂而皇而之把公馆建在大街上而是先在基地沿马路一带建一个弄堂，用以出租；自己的公馆则建在弄堂末端，隐蔽起来。这些公馆规模不小，内部考究，但在外型上却同周围的弄堂房子差不多。这说明上海人在住房问题上是同西方人与内地富绅不同。

　　弄堂是上海的特产，是属于上海人的。它记载了上海的故事。反映了上海人的文化、生活方式与心态。上海有各式弄堂房子，每种是上海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部分。阅读上海弄堂，就如阅读上海与上海人的社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