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顺性格:当代散文话题解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20:06:11

当代散文话题解读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2月19日16:34  作者:王剑冰

    一、十七年的散文
  当代散文传统的说法主要是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1949年以后十七年的散文,另一部分是1977年以后的散文,“文革”十年间就不再多说了。
  十七年的散文的先期,也就是50年代初,散文的写作主要是以通讯、特写为主,真实地反映抗美援朝及新中国建设浪潮的作品成为主流。因而通讯、特写的写作能够很快发展为报告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却没有形成大势。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当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直到十年以后,散文才渐渐变得纯正起来,而所谓具有深远影响的散文三大家杨朔(代表作品是《雪浪花》、《茶花赋》)、刘白羽(代表作品是《长江三日》、《红玛瑙》)、秦牧(代表作品是《花城》、《土地》)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
  三大家不仅在创作上有所建树,理论上也有自己的说词。杨朔说过,“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 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练,也不容忽视”。杨朔所追求的诗性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唯美的写作,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新鲜的理论,它支持了艺术散文的发展发向,对原本已成气候的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样的散文是一种反叛。也正因为如此,杨朔的散文成为激活散文界的“东风第一枝”,也成为一种众人效仿的模式,尽管这种模式被后来者所批评。在当时,刘白羽的散文创作观念同杨朔是一致的:“我觉得散文最主要的是美、诗意、意境。”
  在这一阶段,冰心、徐迟等也都有散文创作的理论,但最有研究性又最有指导性的当数秦牧。秦牧不仅在创作上显得更加视野开阔、活泛自如,理论上也更兼和联广。他的某些观念,今天看来都不算过时。比如秦牧说:“这个领域是海阔天空的,不属于其他文学体裁,而又具有文学味道的一切篇幅较短小的文章都属于散文的范围。它也许是文艺性的政治、社会论文,和‘社会科学’隔壁居住,然而一墙之隔,使这些‘杂文’仍然是文学的子女。它或者是个人抒情气氛很强烈的东西,和‘诗歌’隔壁居住,然而一墙之隔,使这些抒情文和它的堂妹妹那叫做‘诗歌’的性格嗓门,仍然大有分别。它或者是包含着一个故事,和‘短篇小说’隔壁居住,然而这‘小品文’的声音笑貌,又和它的堂兄弟大有不同。它也许如实记事,也许夹叙夹议,也许气势万千,也许三言两语……样子虽然很多,它们却都属于‘散文’这个家族。
  “那些最好的散文,有的使人想起了银光闪闪的匕首,有的使人想起了余音袅袅的洞箫,有的像明净无尘的水晶,有的像色彩鲜明的玛瑙……一切的散文形式都应该提倡,各种形式都应该尽量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除了先进的思想是长期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外,内容和形式的老套、单调,任何时候都是文学创作中必须避免的毛病。”
  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群散文家的引领,才有了6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散文浪潮的创作成就。这是值得记忆的一段散文的历史,没有这一段记忆,十七年加之“文革”十年就几乎是一片空白了。每个人都不是在真空里生活,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不管是思想上、生活上还是写作上。我们的作家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并将艺术写作作为散文的主要创作理念,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
  因而,在总结当代散文时,这一个时期的创作是不能绕过也不能全盘否定的。

  二、新时期散文的复苏与发展
  新时期有几个散文家是有大贡献的,首先是巴金,他在1978年写出的《随想录》以及依次完成的《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成为新世纪散文开端的重要的里程碑。巴金在血泪的凝结中痛悼反思,呼唤人性,升华思想,从而引发了一场写真实、说真话的散文革命。“假大空”的所谓散文没有了市场,让散文一下子就找准了位置,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复苏。这种复苏还不是回复到十七年的散文上,而是一下子归位到了五四时期的创作上去。
  随之便是真情真性的、表现内心世界的写作风潮。像张洁的《哭小弟》、《拣麦穗》,杨绛的《干校六记》,贾平凹的《爱的踪迹》,叶梦的《羞女山》,唐敏的《女孩子的花》,苏叶的《总是难忘》,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散文在这一时期真正有了大的影响力,有了大的队伍,有了广大的读者,并且也坚实地确立了散文在当代文学的地位,以至于后来有些文学门类的主力慢慢转向,主打散文创作。
  恰恰在新时期十年之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引发了散文的又一场革命。
  有了十余年的创作实践和探索,似乎总觉得不太过瘾,有些缺失,是什么,又一时整不明白。这种困惑和向往应当说是散文界整体的。结果等来的就是《文化苦旅》。就是那种大气魄、大胸怀、大视野的冲击,就是那种融合着历史、文化、思想的感召力,就是那种闪耀着灵动才华,极有张力、哲理和新鲜感的语言魅力。余秋雨许一开始并不是十分自觉地将《文化苦旅》当成专业散文的写作,但是它却被散文界狂喜地接受了。
  尽管散文界至今仍有这样那样的说词,但余秋雨对当代散文史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文化苦旅》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散文又有了一次历史性的发展。“文化散文”、“大散文”使散文又有了更多的可尝试性和可突破性。正是有了这一点,使得散文更有看头,有了更为广泛的读者。也正是有了这一点,小说界、诗歌界、理论界、教育界、美术界、演艺界甚至政界的一些人物都向散文界靠拢。比之前十年更为火热,这种火热不单单只是做个票友了事,而是真正想要成为散文舞台上的角色。这中间有一大群代表人物:季羡林、林非、卞毓方、李存葆、雷达、梁衡、王充闾、铁凝、周涛、李国文、吴冠中等。散文的意义显现也就越来越强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意义呢?不用说,读者也清楚。
  散文书籍发行越来越火,报纸副刊大多以散文随笔支撑,即使是当前刊物发行量很大的《读者》,多数文章也是散文的形式。人们在散文中所得到的历史、文化知识以及生活理念、处世态度、内心情感,是一种直接的吸收和碰撞。

  三、个性化写作
  新时期文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散文本体的变革又有了新的进展。即散文创作的空间更加拓展,更加趋于自由和“自我”,个性化的东西更加明朗。
  这个阶段突出的代表应该是苇岸和刘亮程。苇岸一开始就是一个自觉的写作者,从不遵循旧有的体制,不去图解政治与思想,完全是一种平静的心态看待周围的一切。世事纷争、喧嚷、苦闷与彷徨走不到他的散文中去。他的生活和创作理念同梭罗相似,“在我的阅读、写作面对的墙上,挂着两幅肖像,他们是列夫·托尔斯泰和亨利·戴维·梭罗。由于他们的著作,我建立了我的信仰。我对我的朋友说,我是生活在托尔斯泰和梭罗的‘阴影’中的人。”因而苇岸极为推崇《瓦尔登湖》。他的《大地上的事情》也就有了瓦尔登湖的影子。自然、纯净、细腻、慈善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特点。苇岸的作品不多,却对散文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刘亮程也是追求理想主义写作的作家。由于他的诗人特质,他的散文也就更具有感染性,使人往往沉浸其中,为一场风、一个人、一条狗、一片花而动情。他的《一个人的村庄》是中国整个农村的艺术缩影,充满了质朴和沉重的美感。刘亮程以一把铁锨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长期而坚定地挖掘着,他的写作与他的成名相差了读一个小学的时段。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冯秋子、王开岭、马莉、杜丽、周晓枫、庞培、止庵、江堤、谭延桐等。到了新世纪初,又有了一些新的面孔,如沉河、黑陶、洁尘、蒋浩、雷平阳等。他们的写作更加个性,或者说更加随意。他们或是在语言上带有诗意的精简和朦胧,或是在叙述上另辟蹊径,或是在述写对象上有独特视角。但不管从哪方面看,都能看出这些作者的另类之处。
  点示这些,完全是为了说明当代散文是向前的、变化的,永远有着新的东西在前面等待着我们,文学同样和其他学科一样,是在不断发展的。

  四、台港澳散文
  相对于内地来说,台港澳散文所走的弯路要少一些。散文创作多是五四时期的传承。
  台湾的散文,先有林语堂、梁实秋、谢冰莹、台静农等,他们将一代文风带至台湾,直接引导着整个海岛的散文创作,以至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如叶维廉、王鼎钧、李敖、郭枫、张秀亚、琦君、罗兰、席慕蓉,他们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仅在台湾叫响,而且影响到香港和东南亚的散文创作,改革开放后,又受到了大陆读者的欢迎。
  台湾的散文创作也分几个阶段,50年代,一大批文人学士背井离乡,难免会有离愁别绪。于是产生了不少哀婉凄绝的乡愁散文。这些散文多是怀念骨肉亲情、回忆家园旧事,可谓真情涌现、感人至深。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开始复苏,社会生活发生很大变化,散文家的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这一时期散文的风格多样,作家也广泛涌现。8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政体、经济发生的更大的变化,也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散文写作出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越来越多的人到内地参观、省亲,怀想变成了现实,也就出现了描写祖国河山、家乡变化、亲情友情的作品。两岸文学的交流,也促进了台湾散文的发展,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就在台湾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而台湾梁实秋、三毛、余光中等人的作品也在内地热销。
  台湾只是一个省,但出现的散文作家之多,影响之大。实在是值得研究的。在这些作家中,我仍然以为,余光中、三毛、龙应台是后来新的散文理论和散文实践的引导者。他们的作品个性鲜明,语言独特,且在理论上具有号召力。
  新生代中的简女贞,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作家,她的作品总在安静、秀雅中透着一种大气。这也由此而想到台湾的女作家,她们是一个集团的群像。“散文盛行于台湾,而且由女作家来撑场面,实在是台湾文坛上的一大胜景。”(余光中语)
  相对于台湾,香港的散文创作稍逊一些,但由于香港报业发达,专栏文字的需用量也就大,因此就造就出一大批专栏作家,且大部分是散文家。如吴其敏、舒巷城、李辉英、夏果、小思、梁锡华、陶然、白洛等。香港的作家作品可谓无所不包,手法也多变,没有框栏。
  澳门的散文比之台湾和香港,就要相差一截了。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由,地域小、人口少是一个原因,但也不能算主要的原因。台湾、香港及内地的创作对其造成的影响很小,创作上理论的引导也不够,大多写散文的都有自己的一摊子事物,忙里偷闲地出来一些报刊编辑型的作家,自然是小打小闹。尽管如此,我们仍能指数一些人物,李成俊、鲁茂、李鹏翥、陶里、林惠、徐敏、林中英等。统观台港澳散文创作,尽管没有内地散文那样走了不少弯路,但也不像内地的作家有那么多的经历和反思,散文的变革就来得慢,作品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就不比内地作家,这也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之所以能在台湾热销的原因。
  提倡发扬五四文学传统,发扬不是沿袭,也不是只到“回复”,而是为了更好地向前发展,不管是内地的散文创作,还是台港澳的散文创作。

  五、长散文和短散文
  从五四以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散文的篇幅应当说长的是不多的,似乎长了就跑出了散文的范畴,成了另一种文体。散文的话语也就总是在一定的字数内框着,意思肯定能表达完,表达不完的,就会另加题目在之下面,给人的感觉还是散文的样子。即使有一些长文,也并不为理论界所重视。
  时间到了80年代末,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被散文界接受和认可,长散文之风就越刮越猛了。长的散文,确实能涵盖很多东西,能有更多的表达,甚至能将报告文学和小说的东西容纳进去,将演讲报告的东西容纳进去,这也是为什么大批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理论家加入散文创作群体的原因。
  容量的扩大,所叙述的事件、描画的人物、表达的思想必然具体而深厚,层面也相对多起来。作家在写的时候,有一吐为快、一泻千里的感觉,读者读起来,也会有一种过瘾的感觉,能够品嚼出相通的东西。当然这是指成功的长散文而言的,对于那些拉杂冗长的文章,则是散文的败笔,既不能让人产生共鸣,也不可能让人卒读。
  话又说回来,并不是能写长文章才是散文高手,才是满腹经纶的大家学者。精短美文的制作不比长散文容易。近百年来留入史册的、选进教科书的还是以精短美文居多。这也像小说一样,长篇易写,短篇难工。长的东西,往往可以隐藏些粗糙,短的就不行了,你必须精打细磨,不得有一点瑕疵。模特大赛,要选出更好的,光看一身长袍不行,还必须看看穿泳装的效果。而往往有些人在这时败下阵来。这也就是艺术的残酷、真实的残酷。
  我们看秦牧在1957年说过的一段话:“散文一般篇幅较短,篇幅短,写起来虽然有它方便的地方,但要写得短而又好,又不可避免有它的独特的要求。一座大山上有小堆的乱石,时常无损于大山的壮观。但如果一个小园中有一堆乱石,就很容易破坏园林之美。同样道理,短小的文章特别需要写得简洁和优美,任何的败笔冗笔在篇幅短小的文章中,时常显得格外刺眼和难于掩饰。”这样的观点于今天仍然有说服力。
  在经历了一段大散文热潮之后,精短散文的呼声又高起来。这是时代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也是欣赏趣味的需要。这就好像服装的变换一样,得不断地有新鲜感。
  对散文的要求越高,散文就越不好写了,尤其是精短散文。

  六、散文诗与散文
  有人说散文诗应该属于诗的范畴,也有主张说散文诗应当归入散文,这样的争论的结果是一直没有定论。
  没有定论便使得散文诗自己独立起来。尴尬是很多种的评奖将其搁置起来,很多关于诗的研讨、诗的书籍,散文的研讨、散文的书籍也将其侧过了。尽管说散文诗可能并不在乎,但这对于散文诗的发展确乎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以为,散文诗既然和“散文”与“诗”连在了一起,那么说它属于诗也好,归入散文也行,它进入哪个队伍都应当受到欢迎。
  散文诗,应当是一种有着诗的内在的韵律,又像散文那样自由活泛的文体。而最主要的是这种文体都不需长,它是极精短的、纯粹的,表达的东西往往是单纯的。如果它的诗性很明显,或者叙说的篇幅很长,那还不如排成竖排的诗行或就叫作散文呢。
  也可以这么想,诗与散文本就是亲兄弟,体例自由,语言灵动。爱伦堡说过:“旋律,这是散文的基础。每个散文家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不因袭的音乐的调子。”列夫·托尔斯泰说:“为什么诗和散文,幸福和不幸那样紧密地连在一起呢?应该怎样生活呢?忽然努力把诗和散文结合在一起呢,还是先尽情享受诗歌,然后再委身于散文呢? 幻想中有高于现实的地方,现实中也有高于现实的地方,完全的幸福应该是两者的结合。”泰戈尔也说:“我不反对散文应有诗意,诗应有散文的严肃性。”
  这样的一些主张,可能就在散文的写作中,将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字另列出来,诞生了散文诗。因为后来的写作中,散文不一定全是诗性的东西了,将散文当诗来写,更多地是写成了散文诗。
  在现代写作中,文体的界定已经不是什么严格的事情了,而更多的诗歌作者转行搞起了散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值得琢磨的问题是,有不少人在诗歌界耕耘多年不闻不名,搞起散文后却快速出名了。我说,正是由于他们多年的拣词炼意,也就在语言的描写上更有特长。细观这些作家的文章,有一些可以说是散文,而不少的,就是散文诗。按照我的原则,编刊物、编书籍我都接纳了。

  七、批评——个人的意志
  当代散文批评实在是一个弱项,较之红火的散文创作来说。
  散文批评的落伍,主要有两点,一是老的批评家受旧的散文观念影响较深,而对于新出现的散文写作理念又不能完全接受。所以要么不再发言,要么发言就老调重谈,让人感到陈旧不堪,不要说具有指导意义,不误导就是好事了。
  二是所谓的先锋批评家,理论上确实是走在了写作的前面,在这些人的眼里,上线的作品总是少得可怜,棒子一舞,抡倒一大片。让人疑惑,散文是否走到了尽头。而仔细看去,他们推崇的那些人物,那些作品,同被贬斥的相比并不让人刮目。反倒让人怀疑是否借机将“哥儿们”拉了进来。这样的批评,尽管在理论上有某种借鉴意义,但实际中又往往矮了下去。也就出现了服不服人的问题。为此,也不利于散文的健康发展。
  其实,散文的发展并不怎么需要理论的指导。有没有它都行。散文照样写出来,照样发展着、变革着。有些批评家的提法像“小女子散文”、“小男人散文”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些提法又有失周延。
  如果说散文批评总是不具备指导性而是指手画脚,那还是不要这样的批评的好。我倒觉得,如果批评家没有太大的本领,不必在前面扯旗放炮,可在后面收集整理为好。

  八、所谓名家散文
  往往给人的感觉是,只要是名家,就一定出名作。但又总是细细一观,发现本不是那么回事。名家的东西也可能让人嗤之以鼻。也就千万别信了“名家”这两个字。
  现在动不动就成了“著名”。某些被人拉去捧场的场合里,就会轻而易举地出现一群“著名”。而有些“著名”的作品着实是让人啃不下去。反之那些不名的小人物,挣扎中写出的东西,倒让人亮眼,以为是名文。“著名”与无名,最好的检验方法,就是像考卷一样,将名字遮住。
  可喜的是,现在很多的年轻的作者,已经将文章写得很老到了,真是不问年龄,不知后生可畏。这些作者,其实已经将那些“著名”看低了。越是看低,就越出妙文。
  当然,真正的名家的东西,像上面所举出的那些,总还是好东西。还是有可学习的地方。我喜欢季羡林、余秋雨、李国文的作品,也喜欢筱敏、王开岭、马莉的作品。后者的作品放在当代散文的前沿位置是不弱的。而这样的年轻的“著名”人物有着好大一排。这是散文的希望,也是中国文学的希望。

  九、虚构的问题
  别怕谈到虚构,当陈胜辍耕于垄上,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时,当李广的响箭没入石头时,司马先生在场吗?而他却在《史记》中描写了出来。并且如此的描写还很多,读者不会追究他的虚构性,而为他的精彩感叹。如果现在还在执著地较真散文能不能虚构的问题,那一定是初学者的问题了。因为每一个实践者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使是高喊散文不能虚构的作家,细观他的作品,也一定能够看到某些虚构的痕迹。
  当然,这里所说的虚构,是关于散文的虚构,而不是小说的虚构。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概念。小说是从头到脚都可以是虚构的,散文却是要求情感的真实,感觉的真实,人物的真实,事件的主干的真实。而至于你叙述中的那天是不是下雨,那个人是不是说了那句话,就没有非要考证的紧要了。
  我们经常会在描写历史的散文中,看到作家对当时人物的传神的描写,这种描写有助于调动我们的想象并由此产生阅读的快感。只要是文学作品,就没有绝对的真实。即使不是文学作品的文字材料,也不一定就绝对的真实。
  散文的最主要的真实,在于作家的人格的真实。

  十、散文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散文应当具有什么意义呢?有人会这样问。
  散文的意义,当然应当有教育意义,但不会再像以前要求的要有政治意义,尽管不排除教育意义里会包含政治意义。当代散文的观念会有另一种回答,即散文要有娱乐的意义,在其中当然会包含审美、教育等。
  弗·沃尔芙说过:“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散文是最少要求使用多音节词的一种。控制它的原理很简单,因为散文理应给人以乐趣:促使我们从书架上取下它来的愿望纯粹是为了获得乐趣。散文中的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目的,它应当从第一个字开始就使我们陶醉,直到读完最后一个字才清醒过来顿时感到耳目一新。其间,我们能亲身体验到种种的欢娱、惊奇、意趣和愤慨;或与兰姆一起高翔于幻想的天上,或和培根一同深潜到智慧的洋底,但我们决不可被唤醒。散文必须把我们包围起来,并在现实世界面前拉起一道帷幕。”这里主要强调了散文的欣赏性。这种欣赏是纯粹的,无功利、无杂质、无表面性,是完全的自觉的私密性的。
  我们往往会有一种习惯,将最想看的东西放在一天之后的枕边,或是带进卫生间。不要因为提到卫生间皱眉,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选择一本好书,让时间在兴趣盎然中度过。这里选择的就是阅读的乐趣。
  我们可以将各种意义掺和到散文中,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散文的欣赏性。

  十一、散文的多样性
  由于阅历的不同、知识积累的不同、生活层面的不同,作家作文的形式和内容也就不同。这样也就构成了散文创作的多样性。
  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写成文化大散文,或写成精短美文,或写成哲思小品。不能说会写文化散文的就是大手笔,写短散文的就是雕虫小技。有一段时间将写家庭生活小事的“小女子”批得不轻,原因是她们的作品有损于散文的形象。散文应当是一种什么形象呢?而批的结果是这些小女子的书卖得更火了,读者买账。这也如同批余秋雨一样。
  散文界什么都想往外推,只将自己的大门把得紧紧的,结果只会造成观众寥寥的景象。而实际上散文的门不是什么个人意志能够关上的。社会都在发展着,文学会越来越逼仄吗?
  现在又有了一种现象——现象是会经常出现的,这才是正常现象,一些自以为走在前面的人,将以往的文章统统视为传统的写作,唯以为自己的(或自己发现的)是先锋的。也许这些作品确实是先锋的,有新鲜感,有引导意义,但回过头去就会看到,散文何时不在变革着发展着?什么时候出现了“新生代”,新生代后面出现了“晚生代”,晚生代后面又会出现……代。
  可以说,后面的总是比前面的好,但不可以说前面的就都不好。我们提倡出新,高兴先锋散文,但不要忘了构成散文大厦的厚实的基础。先锋也是立足于这基础之上的,而不可能是海市蜃楼,或本就是海市蜃楼,经不住时间的检验。
  散文的多样性是多样的作者创造出来的,多样性是兼收并蓄,多样性构成五彩缤纷。

  十二、学院派精英
  学院派的提法也许并不十分准确。其意思是指高等学府里走出来的一批散文家。
  这批作家有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他们有着高雅的艺术标准,同社会的、体制的泛标准相抵制相冲撞,这种标准带到社会上又往往对原有的标准加以矫正和完善。二是他们较少社会的、生存的经验,也就较少世俗的东西。
  他们的作品同原有文学体现的使命感、责任感所不同,因而他们更多的是关于历史反思、人性关爱、精神追求的作品。他们在文中传递的是一种知识本原,一种先锋精神,一种超俗的全新理念。
  这些作家在大学就是一些文学社团的领尖人物,是一些有着写作经验和成就的老师的得意弟子。他们对于散文的追求在写作形式上往往走得更远。以至于开始不一定会为文学所接受。前些时的新生代、晚生代中的大部分作家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上面提到的先锋散文作家中也包含这些人。
  他们带给散文的,应该说是健康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新鲜血液。
  从学院派身上往往能看到团队的影子,感受到一种劲拔的风向。实际上,一些文化散文的撰写者,往往也是一些老牌的大学生,有的就是长期在学院里工作。年长的和年轻的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就会不断地激活思想、调整思维,在固有的散文领地完成新的突围。
  当然,学院派也有他们的不足,一些人的作品带有了明显的苍白和贵族气。他们还需要在社会的大背景下获得认知和体验。

  十三、女性散文创作
  在当代散文创作中,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女性散文作家的贡献毋庸置疑。
  那是一大批在队伍前面举旗呐喊、冲锋陷阵的年轻的女性,叶梦(代表作《羞女山》、《创造系列》)、苏叶(代表作《总是难忘》、《去老舍茶馆》)、唐敏(代表作《女孩子的花》、《走西口的长途电话》)、王英琦(代表作《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我遗失了什么》)、曹明华(代表作《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李佩芝(代表作《小屋》、《生命的追寻》)、梅洁(代表作《爱的履历》、《通往格尔木之路》)、斯妤(代表作《凝眸》、《蓦然回首》)、李蔚红(代表作《生命的响声》)、韩小蕙(代表作《悠悠心会》)、张立勤(代表作《痛苦的飘落》)、丹娅(代表作《心念到永远》)、匡文留(代表作《一个冬日的断想》)、张爱华(代表作《门缝·童年》)、张彬彬(代表作《红兜兜》)、马丽华(代表作《藏北游历》)、于君(代表作《我的三次初恋》)等,单看作品的题目,就能感觉到这些女作家在新时期那种久旱逢甘霖的环境里,怎样地释放和发泄自己的感受。她们不再犹豫,不再躲藏,就这么痛痛快快、大大方方走到前台,以自己的才华放声地歌唱。尽管歌声中有长久的压抑、生活的苦痛和感情的迷惘,但更多的是欣逢的快乐和幸福。
  还有一些女作家:铁凝、赵玫、舒婷、周佩红、筱敏、黄晓萍、韩春旭、张抗抗等,这批女作家着实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感染了整个文坛,也赢得了众多的读者。这个时期,是这一批女性散文家的春天和夏天,她们互相影响、互相映衬,共同扮靓散文的园地。
  但是,值得研究的是,这中的一些人不久就走入了秋季和冬季。这样的季节虽有收获,更多的却是落叶。上个世纪末至今,很多曾经走红的女作家偃旗息鼓了。她们似乎也曾挣扎过,但收效不大,很快就被新的潮流给淹没。游击式的活动已经无关文学大势的痛痒。
  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落伍了呢?文化积累?生活热情?思想意识?你一下子很难说得清楚。后来而起的女作家,倒是以学院派居多。思想更解放,观念更超前,成为替代前者的散文新军。这些散文新军,同样是让人叫好的一群。当然,上边所列举的女作家,仍有一部分是当今文坛的主将。
  研究当代散文,不能不研究女散文家的写作历程。

  十四、教学与写作的不一致性
  教学与写作是不一样的,可出来的问题是,一些从课堂里走出来的写作者,往往跟现实的写作拉有很长的距离。除非他是教学的叛逆者。
  难道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写作吗?有的老师也就是这样回答了:教学的目的不一定就是为了写作。课堂里也不是要将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作家。
  另有一点,教学的老师不尽是当代写作的实践者。这样,课本和观念着实导致了与现实写作的脱钩。严重一点说,会使学生在欣赏和写作散文上绕好大一个圈子,而如果意识的烙印打得很深的话,负面的影响就不可估计了。
  教材虽也在不断地调整改进,但往往选取者还是教材编写的专家、运用教材的专家。作家、评论家被邀进编委会的很少,因而还会出现某些脱钩现象。好在近两年的课本发生了变化,当代散文收录的大多是作家近期的作品。这种变化还应当随着散文的发展而改变。
  不好改变的是教授课本的老师的观念,中学里年轻的老师还好一些,大学里的一些教授反倒不太好办。他们意识的根深蒂固、理论的老旧是让人尴尬的。

  十五、新媒体散文
  新媒体散文,主要是指报纸副刊的散文和网络散文。这种报纸还不是过去的行政报纸,而是新发行的或新扩版的晚报、早报、都市报等。这类报纸主要供城市人读,属于休闲的大众读物。读者可以是知识分子,也可以是里巷居民。
  由此说明两点,一是散文不再端着架子,既然是一种大众阅读中的文章,就大可以随便,与文学刊物的要求有所不同。二是读者也确实需要这样的文体。散文是真性情啊,体验的、感受的、悟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不玩虚的。而且这类散文短小精粹,不长篇大论。这样的文体同发行量相当可观的纸媒体相结合,真就产生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网络散文较之报纸更加随意,它没有约束性,不须三审批改。因而拖泥带水较多,许多不好发表的文章贴上拉倒。发的随便,看的也随便。影响不及报纸。加之在某种说法上,网络散文还不能算发表作品,也就总是需要其他媒体的转换。但是也往往有一些新的东西在里边,有它的不容忽视性。
  新媒体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团结了一大批作者,这个队伍可谓庞大,有以教师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有都市白领,有打工一族,也有退休劳保人士和家庭妇女。从另一点说,新媒体散文容易导致写作的简单化,如果都将其称作散文的话。散文界的热闹,多半是这样的写作给烘的。
  好在不少的报纸拉出了自己的队伍,渐渐起到了一个领航的作用。这两年的形势还不错。不可忽视新媒体的快捷性,但也应注意散文写作的认真性。大部分作家向新媒体转向,可能是一个好的预示。  
  (此文是为北师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开设讲座的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