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外传拍摄真实地:《潜伏》的历史原版2

一、在津各机构的全面瓦解

解放前保密局设在天津的重要机构，仅就个人了解的计有：三有企业公司华北办事处（该处辖有天津国华公司、泰东公司．均以一般民营商业面目出现）、中美无线电器材制造厂（摘有天津中国广播电台）、天津经济通讯社、行政院物资供应局华北办事处瞥卫稽查组、保密局华北经济作战组驻天津办事处、津浦铁路替务处天津警务段、平津铁路誉务处天津苦务段、保密局天津策反组、保密局唐山站、招商局警卫稽查组天津警察队、以及和军统有关的国防部二厅天津侨防组、华北‘’剿总”二处驻天津第十四通讯组、华北“姗总”二处派驻天津邮检组、天津警备司令部电讯监察科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特务机构在天津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均开始逐渐瓦解或结束。惟独被保密局掌握的地方性机构，如天津市警察局、天津县警察局、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仍在继续苟延残局。因为市警察局在建制上属于市政府的公开行政机构，不能自作主张拭自撤走，同时直属该局的保安警察总队已在天津被围后被陈长捷编人城防部队归陈直接指挥。而局长李汉元虽然已将眷属送往香港，但其本人一再表示不打算离开天津，并到处扬言个人在天津多年尚无显著恶迹，如果共产党来了，也不会和他过不去；还可得到津市的知名社会士绅对他予以袒护。究竟李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别人难以揣测。天津县警察局局长陈仲老在未受到省政府的指示前，自然不能按其个人意图行事。故我在1949年元月10日前后和陈会面时，陈向我表示决定在解放后化装潜逃，并作了具体准备。至于稽查处在未得到毛人凤的指示前，必须听从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指挥，特别是1948年12月下旬陈发表我升任处长时，在事前并未征求毛人凤的同意，仅在发布命令后陈给了我一个电报，要我发给毛予以备案。因之，我虽然连电向毛人凤请求何时撤离，但表面仍表示要绝对听从陈的指挥，实际上当时稽查处也处于苟延挣扎的残局。我当时的内心矛盾重重：一方面总想逃走，但另一方面，还在幻想撑持过这个“难关”后，就能巩固个人既得的地位，如果擅自逃走，还有兼代站长的拖累，将来也会得到和吴景中同样的命运。于是硬着头皮抱着听命于天，不过我已打定了主意，在解放后化装潜逃。如假造了“解放证”，又向陈仲客处要来天津县的空白“国民身份证”以及积极准备便服、路费和临时躲藏的地点等。

现将当时保密局在津各机构的瓦解情况概述如下：

（一）   三有企业公司华北办事处

该处是保密局于1947年设在夭津旧十区营口道泰东公司！日址的经济机构之一，对外以泰东公司为掩护。1948年l0月东北辽沈解放后，该公司总经理军统大特务戴颂仪从南京到津指挥该办事处正副主任白莲巫、林翰章开始办理结束。并将存放物资积极南运；迄至十二月中旬，仍有部分待运物资，堆积海河码头。白莲巫曾托我向招商局天津分局说清准予优先起运，但因北来轮船较少，客运拥挤，这批物资直至天津解放尚未启运。12月下旬天津飞机场被警备司令部控制后，白、林二人一再央我向该部代为请领“出境许可证”，此后白、林始购得机票乘飞机去青岛转南京。事后我听白的汽车司机刘桐轩说：“办事处库房仍存有部分遗留物资如棉布、汽车轮胎等等，白、林走后已由职工分赃。白的小汽车，由刘私人保管，所有职工已散伙。

（二）   中奖无线电器材制造厂

这个厂是日本投降后，军统在津接收的日寇某电讯器材厂，当初军统通过该厂修配各种无线电机，配备给军统在华北地区的特务机构使用，以后逐渐制造各神电器用具和材料，如电扇、收音机等公开出售，同时在天津旧一区罗斯福路开设中国广播电台，一面进行反动宜传，一面兼营商业广告。1949 年冬该厂曾和华北“勒总’天津修械所勾结，专门修制各种枪械。同年12月该厂厂长楼兆绵和中国广播电台台长（或称经理）阮一诚（女）夫妇南逃后，由楼的妻弟某代为负责，并准备将机器南迁；后被厂内工人阻止。天津解放后已由政府接管，楼的妻弟被捕获。

（三）   天津经济通讯社

该社是日本投降后，军统设在天津的经济情报机构，由秦丰川负责主持。l949年元月上旬，天津解放前夕，该社临时负责人刘子威（刘可能系该社秘书）将社内无线电台一部送至稽查处交我代为保管。据刘表示准备将全社职工遣散，其本人计划在解放后潜逃。

（四）   行政院物资供应局华北办事处势卫枪查组
   该组专门担任北平（今北京）、天津“美援”物资仓库的看管，由保密局特务侯化钧任组长，组址设在天津某地（街名记不清）。1948年12月14日夜侯乘元培轮南逃时，曾托我代为关照该组人员的生活。侯离天津后，全组人员各自逃散无形瓦解。

（五）   保密局华北经济作战组天津办事处

该组是1948年春南京保密局本部派上校专员桂询到北平秘密设立的一个专对解放区进行经济破坏的特务机构，并在北平（地址不了解）秘密设有印刷厂，大量印制解放区的各种假钞票，通过种种手段带至解放区边沿地区使用。同年秋该组在天津设立销售假钞的秘密据点，桂询曾勾结我代其在天津市旧十区大沽路45号租得商铺楼房一所，桂即以商栈为掩护设立天津办事处，以后桂经常往来平津间运送大量假钞。同年12月上旬，桂从北平携带其父和妻子乘轮船南去，由副组长徐之乔负责：1949年元月上旬，天津解放前夕，徐将该办事处存放的一批假钞送至稽查处托我代为保管，徐本人表示准备在解放后潜逃。

（六）津浦铁路局，务处天津奋务段

该段设在天津市北车站，由保密局特务分子郑善明任段长。1948年9月下旬济南解放后，仅只唐官屯至天津通车。其瓦解情况参看平津铁路天津警务段。

（七｝平滩区铁路局，务处天滩，务段

1948年12月12日平津铁路中断后，该段亦成停顿状态。该段段长贾金南于12月15日派督查股长陈名铁将妻女护送乘船去上海，后因段上经费无法接济．难以维待残局，因该段有美械装备的数百名武装路警被警备司令陈长捷看中，陈于1949年元旦前后曾函电南京交警总局准将该段及津浦路天律警务段和唐山警务段撤在天律之路替部队统一合编为一支担任城防的“交警总队”，并由陈振警备司令部参谋处李广荫兼该总队长。元月14日上午该总队指定地点集合点名正式改编时，解放军开始总攻，市内受到猛烈炮轰，故未能点编，次日天津市即告解放，大部分人员均被俘获。

（八）保密局天津策反组

该组前身是保密局华北军政督察组由天津稽查处长李广和任组长，李未调天津前该组在北平活动。1948年5月李调任天津稽查处长时仍兼任组长．以后该组亦逐渐移至天津活动。因该组人员在天津勾结财政部天津金融管理局专门查禁黄金黑市，故敲诈勒索之手段层出不穷，引起舆论不满。同年8月毛人凤到津视察时，将该组改称为“策反组”，仍由李广和兼组长，此后李运用一批地痞流氓阴谋筹组反动武装，听说已发表了几个”大队”的番号。同年11月李因纵容下属不法，被人向南京“总统府”控告。“总统府”电令陈长捷将李扣押，至此该组无形瓦解。12月18日李被押解南京时该组秘书王慕海随李同去。1949年元月12一13日南京保密局本部电令我将该组骨干分子房厉冲调至天津站酌予安插，我即派房任该站外勤第五组组长，过一日后天津解放．房被逮捕。

（九）保密局唐山站

1948年该站在唐山成立，同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时逃窜到天津。经该站正副站长张雄藩、刘宜禾商得我同意后，于12月下旬（或1949年元月上旬）将站部暂设在津市旧十区林森路297号原天津站站址（这时天津站已移至稽查处办公）当时该站已成为逃亡性质，1949年元月11日（或12日）我去该站和正副站长接洽电台台长孙沂调天津站任电台台长时，见张、刘等正在狂饮白干酒，张雄藩对我说：“老兄来的正好．喝一杯解解愁吧！”我说：“愁中浇酒愁更愁。”天津解放时张、刘均被描获。

（十）招商局警卫稽查组天津水上警察队

1948年12月16日津沪间海轮停驶后，该队队长毛洪明（毛人凤之族弟）终日惶恐，焦虑异常，打算逃走．曾一度和天津站电台台长郭维双等合谋自天津雇渔船从海河去塘沽南逃，但因海河不久亦被阻隔无法成行。天津解放前夕，毛通过天津站直属通讯员吕一民的关系和平津铁路天津警务段段长贾金南一同躲藏在中共天津城工部负贵人某某某的掩护处所张树德（解放后张在“民革”天津市委）家中，解放后毛、贾均被政府逮捕。

（十一）华北“剿总”二处天津第十四通讯组

该组成员绝大多数系保密局特务分子，组长白浦宣于解放前夕积极进行全组潜伏布置，解放后，该组经政府破获，白被逮捕。

（十二）国防部二厅天津侨防组

该组是1946年国防部二厅在天津布里的一个秘密机构，专门利用一批白俄分子和国际间谍分子搜集反苏情报。组长席墨僧以山西阎锡山在天津某经济机构的职员名义为掩护。解放前夕打发其妻先去四川，其本人亦准备逃走，后因交通中断滞留天津。解放后席被政府逮捕。

（十三）华北“剿总”二处天津邮检组

该组约在1948年春夏间派去天津，为便于活动将组部设在稚查处办公大楼。1948年12月上旬组长陈颧去北平后，由副组长刘香亭代理组长。其间该组曾在邮局查扣得林彪将军写给陈长捷的一封劝说投降信，同时查扣一封天津民主人士李烛尘等三十余人联名向蒋介石告发陈长捷的信。该信主要内容是指责陈不应在市区修筑碉堡，破坏市容及建筑等。这两封信送稽查处后，均经我送至陈处。当时我的意图是：一面观察陈对林将军劝说信的态度；一面并建议陈对李烛尘等进行迫害。1949年元月上旬，因市区每日受到炮轰，邮局业务停顿、该组人员均聚居稽查处苟延残局，解放时副组长刘香亭等均在稽查处和我一同被俘。

（十四）天津警备司令部电讯监察科

该科在组织系统上受国防部二厅领导，组内成员绝大多数系保密局电讯特务。主要任务是专门控制电讯器材之售运和破坏革命电台。1948年12月中旬该科科长郑之宜奉二厅电令撤退。

最后我必须举出的一件事实，戳穿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和谈”阴谋。1949年元月10日左右我接到毛人凤的一封“十万火急”密电，内容大意是：据悉近年来华北的和平气氛浓厚，令我速与李汉元、齐庆斌等密谋适当镇压措施，希切实执行具报。当我看完电报后，感到有些没头没脑，因为在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上已发表了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出了求和文告，并提出所谓“和平谈判”的几项条件，为什么还要切实镇压？元月12一13日的一个下午，我持毛的密电去市警察局找李、齐等，李看过原电后，对我冷笑了一声说：“事已到此，还搞这套把戏干啥？”齐庆斌接着说：“发个电报请毛先生亲自来吧！咱们没这本事！”这时我将话题转移到探听李、齐究竟作何打算，齐说：“现在已成了瓮中之鳌，只得听天由命了！”接着我对李汉元半开玩笑地说：“请你给我准备一套替察衣服到必要时我计划混在警察里躲一下，然后再逃跑。”李说：“这样不妥p 巴｝我现在还自顾不暇哩！”少坐片刻我即离去。

1949年元月14日上午9时许，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市区发起总攻击，顿时市内炮声隆隆，枪查处附近不断落有炮弹，这时我吓作一团，躲在楼下暖气锅炉房内。约午后二三时许，我令天津站情报股代股长李国庆、人事股代股长陈时济将站部恢复后十多天内的文件统统焚毁，并将站部所存密电本一并焚毁。不久传闻天津西营门已有部分解放军突人，这时李、陈二人向我请求说，他们己预选找好藏身处所，要求我派汽车送他们逃走。我即派站部汽车司机倪某某送他们离去。次日上午解放军已包围市中心区，我指使韩显宗将“封”字密码本焚毁，同时我把个人保存的加强潜伏布置的来往电报原件和底稿悉数焚毁，约当日中午我在稽查处被解放军俘虏，至此天津站全部被没。( 1962 年9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