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及其光电版编纂刍议（二）作者：方广锠发布时间:2009-07-24 来源：中国国学网原始地址：http://www.wbf.net.cn/wbf/jd/13411.htm 编纂一部什么样的大藏经？首先是指导思想，其次是编纂标准。
先谈谈指导思想。
本世纪以来出现过两次编纂大藏经的高潮，第二次高潮目前正方兴未艾。参考国际、国内已经编成、正在编纂以及将要投入编纂的各种大藏经，展望未来世界的发展潮流，我们应该编纂一部什么样的藏经呢？
在这里，国家“863计划”对我们可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863计划”讨论科研立项时，有这么几条基本原则：国外已经有，而我们又能够进口的项目，不搞；国外已经有，但对我们封锁的项目，要搞；国外还没有，我们搞了就有知识产权的，要拼命搞。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编纂大藏经，就要树立高标准，要出新，要编纂出世界第一流的，有权威性的，在佛教历史上将占据制高点的大藏经。
古今中外编纂的大藏经，总数在四十部以上，我们现在已经掌握实物的，也有三十多部。我们在这世纪之交编纂的大藏经，应该是集中这三十多部大藏经的优点于一身，而又有所创新，有所前进，真正反映二十世纪的最高水平，而又能起到开创二十一世纪佛教研究新局面的作用。
总之，我们的指导思想应该是：编纂出一部继承历代藏经的优秀传统，体现当代佛教文献学的最高水平，对接未来世界发展大势的最有权威性的大藏经。
其次谈谈藏经标准。
什么样的大藏经才能够体现上述指导思想呢？
我曾经提出"藏经三要素"这一观点参见拙作：《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4页。按照这个观点，一部优秀的大藏经应该达到如下三个标准：资料齐全、编排科学、使用方便。新编的大藏经也应该符合这个标准。
一、资料齐全
大藏经本是汉文佛教资料的总汇。所以，所谓资料齐全，原则上应该把古今中外所有的汉文佛教资料都收集起来，纳入新编的大藏经中。
我国早期的大藏经有各种形态，入藏标准互有不同。如果研究一下标准的演变，可以看出有明暗两条线。从明线说，翻译典籍具备必然入选的资格，而中华撰著则只有候选资格。亦即早期大藏经基本上只收域外翻译典籍，有的藏经酌收若干中华佛教撰著。但一般来讲，只有史传、音义、目录、感应兴敬等毗赞佛教有功的中华佛教撰著才有候选资格，予以入藏。在这里，《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标准的具体掌握与宽严总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并应时代、应国家、应编纂者之不同而异。由此，又出现一条暗线，亦即对中华佛教撰著的入藏标准不断在放宽，并不仅仅局限在“毗赞有功”四个字上，以至凡属与佛教有关的著作几乎都有入藏的资格，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中华佛教撰著被收归入藏。这其实也说明后人对大藏经的理论有了发展。这一条暗线，在《高丽续藏》、明《嘉兴续藏》、《又续藏》及日本《字续藏》体现得越来越清楚。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华撰著的入藏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全面的规划与严格的审订。
我们现在编纂大藏经，到底是遵循上述明线标准还是暗线标准？
如果采用明线标准。那么新编的大藏经可以仅收历代正、续诸藏中的翻译佛典以及古逸与近现代新译佛典，对大藏内外的中华佛教撰著，则予以严格的筛选，只收那些所谓"毗赞有功"的少量典籍。但这样编纂出来的大藏经不可能体现前述指导思想与达到占据佛教文献学高峰的目的。因为按照这种方式编藏，其主体部分实际上只是把历代大藏经已经反复刊印过的资料重新整理收纳，炒炒冷饭而已。此外，我们说大藏经是中国佛教精华之积累，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就在于其中保存了大批中华佛教撰著。如果按照上述明线标准，则大藏经实际上成了印度佛教、西域佛教的研究资料，而不主要是中国佛教的资料了。智升等僧人设立的编纂大藏经的这一明线标准，在古代就受到佛教有识之士的批评，今天自然更不能成为我们遵循的依据。
如果顺应潮流，按照今人的“大文化”与“大资料”的观点办事，则应该采用暗线标准。亦即所有与佛教有关的汉文资料，不管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原则上统统应该收入。也就是说，除了历代正藏、续藏外，应该把近年新译、历代另本、敦煌古逸、金石文献、房山石经、丛书类书、个人文集、地方史志、历代史籍、今人著述等等所包含的佛教资料全部新编入藏。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大藏经将是空前未有的资料最完整的佛教大丛书，必然占据当代佛教大藏经的最高峰，并为开创未来奠定基础。
我认为，讨论入藏标准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大藏经的功能形态。在古代，与中国佛教存在着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相适应，大藏经的功能形态也可以分为两种--义理型大藏经与信仰型大藏经。两者固然互为依存，但前者的主要目的保存、研究与弘扬佛教，故把有价值（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典籍收集起来编纂为藏；后者的主要目的是作为法宝供养，所以有讲究外观的华贵整齐而忽略内容的倾向参见拙作《俄藏<大乘入藏录卷上>研究》，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年第一期。我们现在怎么看待大藏经呢？
前几天与楼宇烈先生交谈，楼先生谈到，大藏经的一大作用是资料备查。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也就是说，是否可以在传统的两大功能之外，给大藏经增加一个新的功能形态--备查型。大藏经就是一个关于佛教资料的图书馆，它的任务就是提供资料。图书馆买书，有的书可能十年、八年没有人借，但这样的书还是要买，还是要藏。也许若干年后，这本书会被某个人看中，起到作用。同样，大藏经也应该把关于佛教的资料尽量收齐，以供有关人员查阅。衡量一个图书馆，藏书的多少是最基本的参数。同样，衡量一部大藏经，入藏资料的多少也是最重要的标准。把这种备查型大藏经编纂得尽量科学、合理、便于使用，它也就具备了义理型大藏经的功能；这种备查型大藏经由于本身资料齐全，可称是具足了释迦如来的八万四千法藏，自然也就具备了信仰型大藏经的功能。
上面是从理论的角度谈理想的大藏经应该资料齐全，集义理型、信仰型、备查型三种功能于一身。从现实的角度讲，我们想要让自己编纂的大藏经在已有与将有的各种藏经中脱颖而出，具有权威性，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的一段时期之内都能够占据佛教文献学的制高点，就必须在入藏典籍方面超过前此所有的大藏经，要力求把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网打尽，包容无遗。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研究李白的人来讲，《太白全集》与《太白选集》，究竟哪一个更有价值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当然，真正的一网打尽，只是一种理想，在实践中极难实现。但我们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取法于上，得之于中；取法于中，得之于下。”我们必须高标准，严要求，必须要求尽量做到把有关资料收集齐全，越多越好。
这里还必须突出提一下新编入藏问题。
我们讲资料齐全，一层意思是指要把历代藏经已经收入的典籍收归入藏，不要遗漏。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由于历代编藏者的努力，这些资料已经被收集汇拢起来，就好比矿石已经被炼成钢铁。只是有的是精钢，现成就可以利用；有的是粗铁，还需要我们加工而已。资料齐全的另一层意思则是我们要把应该入藏而历代大藏没有收入的资料也统统收归入藏。这就是要我们自己去找矿、开矿、炼钢。据我粗略估计，现存辛亥革命以前的有关佛教资料总数大约在3.5亿字左右，已经收入历代大藏经（包括日本《字续藏》）大约为2.5亿字，即还有1亿字左右的资料需要我们去收集整理。辛亥革命至今的资料总数大约也不会少于1亿字。现在我们编纂大藏经，如果只局限在已经入藏的2.5亿字这个圈子中炒冷饭，则不如不编。只有把眼光放宽到另外的2亿字上，才能突出我们的特色，占据历史的高峰，真正编纂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大藏经。也就是说，现在编藏，必须在新编入藏方面下大功夫，做大文章。
这里还有四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编藏下限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截止到清末，有的主张截止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认为上述主张从理论上讲不符合我国历代编藏传统；从实践上讲必然把一大批应该入藏的典籍摒弃到大藏经之外。因此都不可取。
前面提到，我国有编写正史与编写大藏经两大人文传统。古代编写正史，其下限的确都截止到旧王朝覆灭，新王朝诞生。但历代编纂大藏经，其下限都是到编藏当时。今天我们编纂大藏经，当然应该遵循古代的这个编藏传统。此外，中华民国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佛教典籍不断涌现，其中既有历代散逸，也有现代新译，更有今人著作。这些佛教典籍，开创了我国佛教发展与佛教研究的新时代。我们新编的大藏经，理应反映这些新成果。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不薄古人爱今人，也应该成为我们编纂大藏经的基本原则。只有容纳这些近代以来的最新资料与最新成果，才能体现时代特色，体现学术水平。
当然，主张把下限截止到清末或1949年的观点也有其道理。主要是近现代的佛教著作太多，收不胜收。加之上乘者少，平庸者多。甚至有不少错误百出之作，完全没有入藏的资格。而我们今天的人力、物力都很有限，根本不可能把这些资料全部收罗入藏。即使收罗进来，也是徒耗资财，毫无价值。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我认为，平庸的著作乃至错误百出的著作也反映了一个时代学术面貌的某一侧面。例如当前社会急速向市场经济导进，在佛教研究界则表现为部分人学风浮躁，著作粗糙。甚至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某些不懂佛教的人也敢动手编写佛教的书籍。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著作反映了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特定社会文化的现实情况，也有其特定的研究价值。但我们毕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这些著作统统收入到大藏经中。因此，对于现有的各种佛教著作，就产生一个选择取舍问题。
一方面希望大藏经所收资料尽量齐全，最好能够将有关的佛教资料一网打尽；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财力有限，必须对现有资料进行取舍选择。这是一个矛盾。如何处理好这个矛盾？关键在于掌握好取舍的标准，也就是掌握好“度”。
讲到取舍标准，就必须兼顾历史编藏的传统。如前所述，古代编藏，凡属根据西域引进原本翻译的佛教典籍（包括少量与佛教相关的外道典籍）一律入藏。而对中华佛教撰著则依不同标准予以取舍。我认为，这一标准对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依旧适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取舍标准，主要是对中华佛教撰著而言。由于部分古代中华佛教撰著已经入藏，而按照传统与惯例，这些典籍应该照旧编入新的大藏经，所以问题实际又归结为对现存的古今未入藏佛教典籍，应如何确立其入藏标准。亦即应如何确立中华佛教撰著的新编入藏标准。
我认为，从理论上讲，是否可以按照如下原则确立新编入藏的标准：亦即凡属有新观点、或有新资料、或采用了新的论证方法的著作，都必然对佛教研究有所贡献，从而都应有入藏的资格。在这里，对所谓“新观点”，应当尺度从宽。亦即有些观点，即使现在看来论据不足，似乎不那么能够站得住脚，但只要它发前人之未发，我们就应该允许它存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但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超越本时代价值体系的新观点。如果我们在编藏时采取紧缩政策，则一些优秀的观点就可能被紧缩掉，从而湮没掉。如果我们采取适度从宽的政策，把它们保留下来，则这些观点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大放光彩。
确立了上述理论原则后，在具体的编藏实际中，如何正确地、全面地、适当掌握上述原则，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认真处理的问题。我想，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
首先，标准的掌握，应该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此，我们必须吸取古代编藏僧人的教训。如唐智升所编《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从来被视作编纂大藏经的典范。但该《入藏录》对中华佛教撰著挑剔极严，除了少量因“毗赞佛教有功”被智升收入大藏经外，绝大多数典籍，包括中国佛教各宗各派阐述自己宗义的重要著作，统统被排斥在藏外，任其自生自灭，不少著作因而湮没无闻。这是中国佛教的重大损失，智升无从辞其咎。今天我们编纂大藏经，要把应该收入的典籍全部收入，给后人多留一些资料。而不要采取智升那样的态度，让后人再来批评我们。
其次，“标准”也者，应该是客观的。因此，我们不能以编藏者本人的好恶来衡量一部著作能否入藏。当年编纂《四库全书》，馆臣们按照满清封建王朝的标准，把一大批著作剔除在外，以致今天人们需要重编《四库存目丛书》，而《存目》中的不少书籍现在已经亡佚无存，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今天我们编辑大藏经，不应该再使后人产生类似的遗憾。
前面谈到，平庸乃至错误百出的著作也有其特定的价值，但我们又不可能把它们收入大藏。那么，如何处理这些书籍呢？我以为可以用编纂目录与撰写提要的方式保留它们的概貌。亦即凡是没有收归入藏的著作，一律以目录与提要的形式予以著录与反映。后人可以根据目录与提要了解它们并进行研究。这种目录与提要的另一个作用则是对我们工作中可能产生的疏漏的一种补救措施。因为我们虽然计划把一切有价值的资料一网打尽，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编藏工作中是否能够完全实现这一理想，还需要打一个问号。我们只能尽量去做而已。所以，如果能够把所有不入藏的资料全部以目录与提要的形式予以反映，则等于设立了一条后卫防线。如果我们有疏漏，后人可以依据这个目录与提要，寻找他们需要的资料。
第二、国外汉文佛典问题
众所周知，汉传佛教遍布于汉字文化圈。地域包括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国家古代都使用汉字，当时这些国家的僧人所撰写的佛教著作也都属于汉文佛教撰著。那么。新编的佛教大藏经是否应该把这些著作也收罗进来呢？
这里实际又涉及这样一个理论问题：我们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的条件下酝酿发展为中国佛教，从而使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这就是说，中国佛教虽然以印度佛教为源，虽然与印度佛教同属佛教文化圈，但它实际上已经卓然独立，成为与印度佛教有着许多显著不同特点的新的派别。那么，中国佛教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各国，共同形成汉传佛教圈之后，朝鲜、日本与越南的佛教与中国本土佛教到底是什么关系？是虽然流传区域不同，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差异？还是已经独立成为与中国本土佛教具有不同性质的朝鲜佛教、日本佛教与越南佛教，成为汉传佛教圈中新的支派？如果说上述三国的佛教与中国本土佛教没有质的区别，则上述三国古代僧人的佛教著作自然应该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之一。如果说上述三国的佛教也已经卓然独立，则三国僧人的著作更主要的反映了本国佛教的情况。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当然，我在上面如此提出问题本身，就已经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实际上，佛教中国化有一个过程。如果说存在着佛教朝鲜化、日本化、越南化的话，必然也有一个过程。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国别为标准来区分这些著作对中国佛教研究的价值。
我主张上述三国的佛教仍然属于汉传佛教圈，但也必须看到佛教传入上述三国后，与各有关国家的具体条件相结合，产生一些不同于中国本土佛教的新特点，成为汉传佛教圈中的新派别，因此，上述三国僧人的佛教著作可以分成多种情况。有的是由来华的留学僧写的。这些留学僧中的不少人长期居留中国，有的甚至终生不归，如玄奘门下的圆测等。他们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著作理所当然属于中国佛教的范畴。有的是由短期在中国留学的僧人撰写的关于中国佛教的著作，如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是我们研究中国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有的是由亲鸾这样僧人完全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编纂成的佛教著作，这一类著作基本上应算作研究该国佛教的资料。也有的如新罗元晓，他的著作既参与中国佛教对若干佛学问题的讨论，又是研究新罗佛教的宝贵资料。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与中国本土的佛教有关，一类与中国本土的佛教基本无关。但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不少问题往往很难截然分开或判断其性质。
由此，我认为对古代外国僧人的汉文佛教著作，应该区别情况对待之。对与中国本土佛教有关的著作，毫无疑问应当收归新编的大藏经。对于性质一时难辨的，也不妨收归入藏。至于明确与中国本土佛教无关的，只要人力、物力诸方面许可，也应该收入。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就有这种兼蓄博收的广大胸怀，现在应该更加发扬光大。即使一时条件有限，暂缓入藏，最终也应该把它们收进来。
第三、梵巴藏佛典及近代佛教著作的翻译问题
大而言之，佛教可以分为印度佛教、南传佛教、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所传承的分别是梵文（包括各种印度俗语）典籍、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藏文甘珠儿与丹珠儿。与印度佛教已经衰亡相应，梵文典籍也已经云散，目前仅有少量尚存。其他三大语系的佛教流传至今，其典籍也保存完整。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三大语系佛教俱存，三大语系佛教典籍保存完整的国家。因此，编辑大藏经，从广义的角度讲，不仅仅包括汉文大藏经，还应该包括巴利语三藏与藏文甘珠儿、丹珠儿。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八十年代初计划编纂《中华大藏经》时，便有分阶段逐步编纂汉文部分、藏文部分、傣文部分的设想。如今，《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上编已经编纂完成；藏文部分的编纂已经正式展开。继续完成《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下编，以及按照原计划编纂《中华大藏经》的藏文部分与傣文部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繁重的任务。
上面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梵巴藏等佛典的翻译。亦即将现存的梵巴藏等佛典全部翻译成汉文，使我们的汉文大藏经包罗现存印度所有佛典及三大语系所有佛典，成为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大藏经。这是我国佛教界、学术界想了近百年的事，它对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团结与交流，对佛教圈各国的团结与交流无疑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不过兹事体大，需要认真规划统筹，组织与培养人材，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就。我以为不妨根据现有条件，先做起来。至于将来怎样，只好有待各种因缘条件之成熟了。
与此事相关的是近代国外佛教学者名著的翻译。他山之玉，可以攻错。这些书籍的翻译对我国佛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自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我以为这类书籍翻译后可以专门编为丛书，不必编入大藏经。因为它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教藏经，其原文也不是汉文。
第四、形象性资料问题
除了文字性资料外，还应该考虑收入关于佛教的各种形象性资料。其内容，除了《大正藏》的"图象部"所收的图象外，还应该包括雕塑、绘画（包括壁画）、建筑、法物器具等其他非文字的形象性资料。
二、编排科学
任何一部成功的丛书，总要有一个的结构分类，以把所收纳的典籍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大藏经也不例外。这里包括两方面的问题：藏经的总体结构应如何科学地设计；某些具体典籍应如何正确地归类。
我国大藏经的总体结构，是从南北朝到盛唐，经历了数百年的反复研究，才由智升基本确定的。智升确定的大藏经结构垂范千年，为人们所称道。但这一结构也有缺点，即受中国佛教重大轻小的传统及某些派别判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怎样努力用大藏经的结构来反映佛教发展的历史线索。"参见拙作：《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版本同前，第42页。明代我国僧人曾经对智升确立的大藏经结构体系进行变革，但只是采用不同的判教体系而已，其指导思想则没有任何改变。本世纪日本《大正藏》才真正打破古代的传统，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佛典并进行分类。《大正藏》的分类实践固然还有不少问题，但它在佛藏结构分类方面的开创性功绩应该充分肯定。此后，不断有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新的分类方案。台湾《佛光藏》也正沿着《大正藏》的同一思路进行佛藏结构的新的探索。这些探索都值得肯定。在我国大陆近几十年来影响较大的是吕先生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目前有的图书馆依据这部目录整理馆藏佛教典籍，也有先生主张依据这部目录编印新的大藏经。但我认为这种主张不可取。吕先生的目录在不少具体经典的审定上用功甚大，许多具体结论都值得我们参考与吸取。但该目录在总体结构上没有摆脱中国传统大藏经的重大轻小及判教思想的影响，还在传统的大藏经结构中转圈。因此不能作为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的圭臬。
我认为，设计新的大藏经的总体结构的基本原则应为：（一）、采用科学分类的方法。走《大正藏》已经开辟、《佛光大藏经》正在进一步实践的路。（二）、既要考虑佛教的学科组成，又要照顾佛典的现实情况。既要有完整的结构体系，又要有可操作性。
现在，对应该实践上述第一条原则，人们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认识。但对于上述第二条原则，则想法一时还不能完全统一。海内外相当一部分先生总是希望先设计出一个较为理想的大藏经结构方案，然后按图索骥，把收罗到佛典填充到这个结构中去。并且也已经设计出好几套方案。纵观这些方案，大抵理想主义的色彩比较浓，相对而言，在可操作性方面就差一点。因此，我建议对藏经结构问题，不急于马上提出方案。是否在广泛收集各种应该入藏的资料的同时，组织一个班子，对藏经结构问题作充分的前期研究。在充分把握已经收集到的各种佛典的全貌的基础上，充分分析研究历史上各种藏经结构之优劣，充分分析研究已经提出的各种分类方案的优劣，然后提出我们的方案。再召集有关专家多次论证，最后定稿。这样制定出来的分类结构可能较为科学，且较能适合现存佛典的实际情况，便于操作。这项工作可与入藏资料的搜集同步进行，即同时开始，同时结束。
至于某些具体典籍的归类问题，一般可在解决上述藏经结构体系的过程中同时得到解决。个别难点则可视具体情况个别处理。
归根结底，分类的作用是三条：一是通过分类反映佛教理论的总体框架并反映某一部典籍在该框架中地位；二是反映某一理论的学术渊源、流变及与该理论相关的具体典籍；三是便于检索。从这个角度讲，上面所讲的佛典的结构分类及其对策更多的是针对传统的书册本大藏经而言的。但目前书籍已经进入光电时代，新出现的书籍载体形式，有没有可能对书籍的传统分类方式及理论提出革命性的变革？光电版的大藏经是否可以采取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检索方式？可不可以这样设想：除了以传统的版本项作为检索点之外，充分利用电脑高速运转与字符串检索的性能，通过检索主题词为主，书目提要为辅的方式来实现上述传统分类的三大功能。我想，只要大藏经总体的主题词体系及每一部典籍的具体主题词设计得科学准确，上述设想是有可能达到的。如果真的这样做，入藏典籍便无需分类，只要按照普通的流水号进行大排行就可以了。原来一直困扰我们的，必须把大藏经全部编辑完成，才能按照结构次序逐部出版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结构体系，仅以流水号为顺序，哪部典籍整理完毕，就先输入那一部。我想，我们不妨依照这种设想先作试验。如果能够成功，则在光电版大藏经中，传统的分类方法将予废除。
当然，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光电版大藏经所废除的只是传统的书册本大藏经外在的分类方法，而内在的对佛教理论框架的研究，对某一佛典学术渊源及思想倾向、学说内容的研究不但不能废除，而且必须加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地设定全藏的主题词体系与每一部典籍的主题词。从这一角度讲，光电版书籍的主题词体系的设定不是对传统分类法体系的废除，而是站在传统分类法体系基础上对传统分类法的全面扬弃。因此，即使对于光电版大藏经来说，前面所述组织一个班子对大藏经的结构体系与某些典籍的具体归属先期进行全面研究，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三、使用方便
藏经是一部收罗宏富的大丛书，篇幅浩大，内容庞杂。如何使管理者能够有条不紊地管理它，使读者能够方便自如地使用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古代，经过长期努力，人们终于创造出千字文帙号这样有序的字号，以此来管理与检索藏经。现代，随着书籍载体的变化与学术的发展，所谓方便地使用藏经就不仅仅局限在外部帙号这一个问题上，它包括载体形式、校勘标点、目录索引、实用辞书等四个方面。
第一、载体形式
古代，佛典的载体形式主要有纸抄与石刻两种。纸抄者就其装帧外形而言，又有卷轴装、梵荚装、蝶装、包背装、经折装、线装等等，近代又出现平装、精装、特精装等等。石刻则有碑版、经幢、摩崖之不同。总的来说，载体与装帧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进化。一方面沿着更加方便实用前进，另一方面沿着更加豪华气派发展。目前，世界书籍的载体虽然仍以纸质书册为主要形态，但光电版书籍正在迅猛发展。有的人预言，光电版书籍进一步发展，终将使纸质书册趋于消亡。但我认为，光电版与书册版各有各的优势，恐怕谁也不能取代谁。起码在我们可以预期到的将来，书册版必将继续在人类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从佛教大藏经的角度来考虑，如前所述，它除了义理型、备查型的功能之外，还有信仰性功能。这种信仰性功能要求大藏经能够外化为某种能够引起人们崇敬心理的形态。书册版大藏经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当人们面对藏经楼上数百册庄严精美的书册版大藏经时，很容易产生"法海无涯"的赞叹之情。但不能想象人们会对一片薄薄的光盘也产生同样的感情，并去顶礼膜拜。因此，我们现在编藏，必须兼顾当前与将来，学术研究与宗教供养，应该是书册版、光电版两种形式并重，不可偏废。
无论书册版还是光电版，都可以有影印原典、校订重排两种形式。从保存原始资料、快速简便来说，当数影印。目前坊间影印出版的大部头佛教丛书不断涌现，正是因为出版商看中影印本简捷易行，利润丰厚的缘故。好的影印本的确起到提供稀有资料与稀有版本的作用。但是，目前不少影印的佛教丛书只是从常见大藏经中选取若干典籍，所收既非稀有文献，又没有原原本本地完全按照原样影印，而且任意修版、割版，还不作任何说明。这样，不但没有提供资料的价值，反而起到鱼目混珠、淆乱版本、误导研究的恶劣作用。是我们不应该提倡的。
如果从学术性、普及性、影响力讲，无疑要推重排。因为只有重排，才能够把对佛典的校勘成果直接反映在正文中，并进行标点，以向读者提供一个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精校标点本。只有重排，才能够用正字法把各种版本佛典中的正俗字、古今字、异体字、错别字等文字的问题解决掉，减少人们阅读的困难。还有，由于底本来源不一，如果采用影印，则编成的大藏经必然是百衲本；只有重排，才能够使它版式划一，肃穆庄严。此外，单纯影印，反映的只是编纂者收集资料的功夫；只有重排，才能真正反映出编纂者整理资料的水平。因此，我们要编纂出总结当代，开创未来的高水平大藏经，除了重排，别无他途。
那么，是否此次编藏，只考虑重排，完全不考虑影印呢？我以为也不必那么机械。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把历代诸种藏经分别影印，则这些影印本不但可以成为此次编藏的原始资料，成为今后深入研究的基本依据，也可以成为各寺院珍贵的供养本。可以设想，在为编纂大藏经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会自然具备影印历代藏经的条件，我们不应放弃如此难得的机缘。因此我建议：立足于重排，不放弃影印，重视配套，错落发行。
既然是书册版、光电版并重；以重排为主，不放弃可能条件下的影印。那么，在电脑录入的时候，是否可以不采用目前通行的人工打字，而采用扫描。即第一道工序，先将底本按照原样扫描收入电脑。第二道工序，由电脑进行单字辨认，确定正字。当底校本均用这种方式扫描完毕，即可以利用电脑自动校勘程序校出各本的异同，然后送给专家审定，以选用正文，确定异文。采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一）、可以回避目前海内外在实施光电版佛典计划中所遇到的录入员不认识繁难汉字及校对瓶颈问题。（二）、可以减少错误率。（三）、可以大大减轻校勘的工作量，从而大大加快校勘的速度。（四）、可以产生出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汉字正俗字、古今字、异体字、错别字大汇》，并对此进行各种数理统计。由于大藏经字数多，年代久，对全体汉字的覆盖面无与伦比，因此，这一《大汇》一定会具有极大的学术性与权威性，从而对汉字本身的研究与规范化，对汉字的电脑化，都将是重大贡献。（五）、可与前述影印历代藏经的工作配套进行。
当然，上述设想的前提是电脑有承担这些工作的功能，或可以开发出这些功能，否则，只能是空想。这个问题，要请电脑专家来回答。
第二、校勘标点
当代，古籍整理中有无校勘与标点，其校勘标点的水平如何，是衡量这一古籍整理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佛典校勘，指底校本对勘与中外文（即中文与梵、巴、藏文）对勘。校勘工作可以有各种做法。就底校本对勘而言，我们就可以设计出几个方案。
比如，（一）、象《大正藏》与《中华藏》那样，对底校本只指异，不辩正。如果这样，则如前所述，只要电脑有自动校勘程序，即可承担，不必再由专家厘定。（二）、象我们《藏外佛教文献》的各种整理本那样，以既"精"且"博"为标准，一律辨别正误，并罗列异文。那么，必须动员一批专家参加厘定。
又比如，（一）、虽然校勘，但并不依据底校本原典一字一字去校，而是充分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这种方案是针对人工录入而言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大大加快速度；风险是如果前人校勘有错误，则我们也跟着错。如果采用电脑扫描录入，电脑校勘，则这种方案全无用处。（二）、虽然也参考前人的校勘成果，但自己照旧老老实实地一字一字地将底校本全部审校一遍。这种方案，无论对于人工录入还是扫描录入，全都有效。
就中外文对勘而言，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一）、凡有相应原本者，一律逐字核对。（二）、仅核对重要名相与专用名词。
同样，标点也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比如：（一）、只断句。（二）、加句读。（三）、部分采用新式标点（即采用部分适用于佛典的标点符号，废弃部分不适用于佛典的标点符号）。（四）、全式标点。（五）、上述几种形式并存，即哪种方式适用，就采用那一种。
考虑到汉文大藏经总体规模达4.5亿字，考虑到大藏经存在着的诸种不同版本，我们必须对校勘与标点的工作量之大有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至今为止，只要是重排本，则所有编纂大藏者的主要精力都是花费在校勘与标点上。我们也不会例外。但是，校勘与标点又是我们编藏，也是目前所有从事佛典整理的人不可回避的大事。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考虑到电子文件的开放性、易于修改性与便于升级性，是否可以提出这么两条基本原则：
（一）、放眼长远，必须坚持高标准，进行认真的校勘与标点；
（二）、立足当前，适当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树立高标准，坚持高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的实现分解为若干个阶段，确立每个阶段的现实目标。这种现实目标应该是适合我们每个阶段的实际情况的，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又必须是与下一阶段目标乃至最终的高标准相衔接的。
根据我的经验，上述问题，只要事前考虑周全，安排好，具体实施起来并不太难。如果在全面启动之后，中途再作改进，则会相当困难，甚至虽有好的方案而无从措手足。此外，事先统一思想便于和衷共济，中途变法改革容易引发纠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目录索引
准确的总目、详尽的版本目录及各种实用索引是衡量一部大藏经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使读者便于利用该大藏经的有效方法。
总目是对该大藏经的总体把握。版本目录则需要详细交代底校本的情况。实用索引包括经名（含异名）索引、译著者索引、词语索引。由于采用电脑工作，目录与索引的具体编制过程将会比较顺利。但需要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一）、异译本的比照、著译者的考释。历代大藏经中遗留的此类问题比较多，给佛教研究制造不少混乱。我们应该解决之。
（二）、最佳电脑检索系统的编程或选择、人工采词与电脑采词的最佳配合。
（三）、人工采词需要对佛教有相当研究的人员才能够承担，必须注意这方面人才的组织与培养。
第四、实用辞书
很多人认为佛典很难读，视之为畏途。其实，佛典的思想并没有深奥到令今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佛典的难读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有一套固有的名相、法数，也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不了解某学科的概念体系，就无法读懂某学科的书籍，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如果能够为大藏经编撰配套的实用辞书，将是这部大藏经的创新，也将是使这部大藏经更加学术化、普及化的重要途径。实用辞书与光电版大藏配套，可以使这部大藏经的使用极为方便。
我认为，可以先从现有的佛典音义、《翻译名义集》等古代辞书及有代表性的佛教词典、梵巴藏词典等现代辞书采词，编纂成数据库。进而将该辞书与前述词语索引以及佛典原文做成关联数据库。这样，在阅读某部佛典，需要了解某词的意义时，可以查阅古今诸词典对该词的解释及其他佛典对该词的用例或解释。这对佛典的理解与外文翻译，作用极大。现在我们没有力量来编纂新的大型佛教词典。但上述实用辞书的编纂，必将为今后编撰高质量佛教词典奠定基础。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编纂出符合上述标准的大藏经，那就可以说在佛教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在世界文化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无愧于前人，无愧于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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